周恩来与波兰等国组织的援华医疗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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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后，周恩来与国际友人在重庆。人民日报图书馆提供 1939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阶段，一支由德国、奥地利、波兰等国20多名医务人员组成的国际援华医疗队，分批乘轮船由欧洲出发，经香港，然后进入中国贵州省贵阳市图云关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驻地，与中国人民开始了长达6年的并肩战斗。在此期间，周恩来一直关心着这些国际友人。 国际援华医疗队的大多数成员是在西班牙战争中参加反法西斯国际纵队的共产党人。他们来到中国，是要以他们的战友白求恩为榜样，跟随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奔赴抗日前线。可是，抵达中国时，国民党当局已经加紧了对共产党和进步力量的限制，封锁了通往解放区的交通线。德国医生白乐夫在回忆当年情况时曾对我说，当他们感到困惑的时候，周恩来在重庆会见了他们。周恩来分析了当时复杂的形势，说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劝说他们留在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工作。周恩来说，不论在解放区还是国统区，现阶段的斗争任务都是抗日，目标是一样的。他们听从了周恩来的意见，作为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的重要骨干，分别率领医疗队，辗转于华中、华南和西南的抗日战场，救死扶伤，与抗日军民一道抗击日本法西斯。 国际援华医疗队的许多成员都与周恩来领导的重庆八路军办事处联系密切。援华医疗队员有机会去重庆，总希望去会见八路军办事处的朋友。他们把自己从海外募集到的一些医疗器材和药品送到八路军办事处，说是他们向党组织交纳的“党费”。波兰医生傅拉都，是出生在华沙的犹太人，曾在巴黎学医，他从西班牙战场来到中国后，因通晓波、法、德、俄、英等多种语言，成了国际援华医疗队的主要负责人。他与重庆八路军办事处联系甚多，还为办事处不少人看过病。有一次董必武患病，经他治疗后迅速康复，董老高兴地称他为“华佗—傅拉都”，傅拉都对此称呼十分高兴。 1942年，国民党特务机关决定逮捕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从事统战和外事工作的王炳南等人，此时王炳南身处离八路军办事处较远的嘉陵江南岸。周恩来深思熟虑后，决定请傅拉都出面帮助。于是，身穿国际红十字会制服的傅拉都，借助自己的特殊身份，将王炳南送到了八路军办事处，周恩来随即委任王炳南为他的“上校秘书”，使国民党特务无法下手。 抗战胜利后，国际援华医疗队完成了使命，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回到了自己的祖国，只有德国医生白乐夫和罗马尼亚医生柯列然等继续留在中国从事了两年多医务和救济工作。 周恩来对帮助过中国人民的援华医疗队员一直怀有感激之情。1954年，他访问波兰时，向波方提出想会见当年援华医疗队负责人傅拉都，此时的傅拉都因政治原因正受到审查，并失去自由。周恩来的请求，使傅拉都立即恢复了自由。 60多年来，援华医疗队员们无论身处何方，都始终怀念中国，怀念曾经并肩战斗过的中国战友。奥地利医生富华德和严斐德回国后分别著书，记述他们在华的难忘经历，歌颂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严斐德在书中忆及周恩来，说他在重庆和延安见到的周恩来“那样年轻，那样英俊，带着世界上最亲切，最富有魅力的微笑。”傅拉都于1957年至1964年出任波兰驻华使馆公使衔参赞，为中波友好做了许多工作，1959年他参加新中国成立10周年国庆观礼，见到了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激动万分，流下了热泪。上世纪80年代，曾参加过援华医疗队的保加利亚医生甘扬道、德国医生白乐夫、顾泰尔和孟威廉博士等先后访华，他们对中国改革开放后出现的勃勃生机兴奋不已,都发出了由衷赞叹。 1999年5月初，我在中国驻德国使馆工作时，曾驱车前往德国北部波罗的海海滨小城迪尔哈根，看望已是耄耋之年的白乐夫医生。那天老人特别对我谈起1985年他重访中国的事，提到他去了重庆，并踏访了当年见到周恩来的八路军办事处旧址,话语中饱含着他对周恩来的景仰和缅怀之情。 为了向献身人类正义事业的国际红十字会战士表达敬意，1985年9月,贵阳市人民在图云关原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旧址，竖立起“国际援华医疗队纪念碑”，以纪念国际红十字会战士在中国反法西斯战场救死扶伤的光辉业绩，讴歌他们与中国人民生死与共、情同手足的深厚情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