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东欧“混”了7年

指路人

带着“梦”走出国门 公元20世纪90年代初某年的秋天，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东面候机卫星厅的一个休息室里，于一心穿着一身崭新的灰色西装，上衣没有系扣，带蓝暗格的白衬衣一尘不染、透着干净，枣红色羊绒毛背心的上方露出棕色的领带结，笔直的裤线可以当尺子。他像许多第一次走出国门的中国人一样，尽管平时衣着随便，可是今天却来不得半点的马虎。因为他从未自上而下、由里到外一次都穿新衣服，所以感觉浑身不自在。板整的布料使他的一举一动走了样、变了形，显得不那么自然、协调。于一心左手提着一个黑色硬塑料号码箱，右手拎了一个装满食品的塑料袋。 于一心身边站了一位中年男子，他叫李振，四十五岁左右，油头粉面，也穿了一身西服。八、九成新的服装套在他的身上，给人感觉合体舒展。看来他平时比较讲究衣着、注意仪表，所以经过今天的精心修饰后，举止仍然得体、洒脱，透出成熟男子的帅劲。尽管在此之前李振没有见过真正的飞机，但在外人眼里，他倒像是这儿的常客。两人来到最里面的一排空座位前，随便找了两个坐下。 于一心望着窗外的一架“空中客车”对同伴说：“这次总算见到 ‘活’飞机了，我俩现在就等于走出国境了！那边电话打了？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李振刚想点烟，见墙上有禁止吸烟的标志，又把烟放回兜里：“放心，我能拿这事打岔吗！先想想到那边以后怎么办吧！”“怎么办？凉拌！反正咱俩全加上只有 156 美元。” “你放心，吴玉不是外人。上高考复习班时，我教过她，单纯得不行。考大学填志愿，还是我帮她选的学校呢。”“你不是说她是河北某个小乡村里飞出的山凤凰吗，怎么你又教上她了？” “她家的一个八杆子打不着的亲戚在北京，见她聪明可爱，就出学费插到我们这个班来了。”“她现在什么样你知道吗？你‘翻’的这些都是10年前的‘皇历’了，变坏了，又学好了，十年‘走’上几个来回是常有的事。” “这你就不如我了。常言道：三岁看老。虽说这么多年没见面，可她的音容笑貌仍历历在目，好像昨天还跑来问我难题呢。你还记得两月前咱们在华北大酒楼吃饭，坐在你旁边的那个‘学究’，叫什么？对对，张让，他就是吴玉的老公。你看他人怎么样？” 于一心摇了摇头：“老公，多难听呀，100 年前老公是什么？是太监。转来转去，又成丈夫的昵称了。张让给我的印象不错，他早就去布加勒斯特了吧？”“也没有，他是乘两周前的那个航班走的！” 开始登机了，大家自动排好队，等候上机。他们两人随着人流进了机舱，于一心和李振都是第一次乘飞机，在空姐的帮助下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坐下。李振东张西望，看什么都新鲜，显得异常兴奋。“下海多年，至今没能混出个人样儿来。今天总算坐上飞机了，好兆头呀！也许这就是一个新的开端。”“我都怀疑那里的情况，能否像吴玉吹嘘的那样‘遍地是黄金’！” “车到山前必有路，船行江心自然直，要相信群众，相信党。”“在那儿，党可不管咱们呀！” “这是我与吴玉事先讲好的条件：我帮她把丈夫办过去，她负责让咱们在罗马尼亚站住脚。” 于一心系上安全带：“话虽这么说，心里还是没底。我俩这条腿是迈出去了，那只脚能落到哪，目前真说不准，别踩空了！咱俩可没有回国的机票钱！”“又来了，总那么悲观。不管怎么说，我们还算是个成功者。想想看，中国 12 亿人，能出国做生意的，肯定是少数。凤毛麟角，你懂得这个词的含意吗？” “成功者？你的条件定得是否低了点。中国现在出国的多了，每年光去美国的就有多少？况且咱们这也叫出国？我看充其量是去欧洲的乡下度假，客囊羞涩，还得靠干点‘农活’把盘缠挣出来！”“错，大谬也。别看那些去美国所谓的精英们，他们算什么？混好了、到头了，不过是一个为资本家卖命的打工仔。我有一个朋友，出国前脾气暴躁，清高的眼球从未向下转动看过人，总是低垂着他那‘趾高气扬’的眼帘与别人谈话。回国后判若云泥，甚至同他大侄子聊天都诚惶诚恐、低三下四；和我去菜市场买萝卜，见谁都点头哈腰。他坦言，给资本家打了五年的工，让老板‘拿’成这样了。别看咱们兜里就 156 美元，可我们的‘身分’是老板，老板两个字，你懂吗？简单地说：不用仰人鼻息、忍辱负重；今天喝稀的，明天就可能开上私人飞机！” “你没事吧？”“信不信由你，等会再说吧！飞机该起飞了。” 几分钟后，伴随着“嚓啦”声响，飞机的下部振动了一下，这是起落架被收起时发出的动静，此时，人们知道飞机已经冲上了蓝天。座位上方系安全带的警示灯灭了，乘客纷纷松开安全带，有的甚至离开自己的座位。机舱里的闭路电视里显示着飞机飞行的一些参数。空姐开始送饭。于一心接过一份，递给了李振：“得，得，吃饭吧！办出国手续时，真盼着早点弄妥，这回真上飞机了吧……”“又觉得心里发虚，底气不足，是吧？”“能足吗，156 美元。” 李振把右手的食指放在嘴上：“小声点，让人一听就知道你是商场上的‘新兵’。我问你，知道什么是生意人吗？”“您继续讲课，我洗耳恭听。” “虽说兜里仅装 100 元，可是让外人感觉你有 10 万元似的。敢去北京最好的大饭店请客，吃饱喝足了还主动要买单，推让了半天，很不情愿地让对方结了账，最终买卖还谈成了。这才算是具有商人素质、真正意义上的生意人……”“你是给我传授经验呢，还是给我做思想政治工作？” “培养新人，抛砖引玉。”“得，我看你能给我引块什么样的玉，无玉（吴玉）。”“不管你承认与否，我们是少数中少数。” 于一心用餐完毕，把一次性的“盘盘”“碗碗”放回托盘里：“别自我感觉良好了，有你这种想法的人，和那些宁可到美国干下三烂的活，也不愿意在国内体面地‘为人民服务’，本质上没有什么不一样。”“哎，哎，你不能乱联系呀，我和他们不一样。” 唾沫也值钱 飞机平稳地降落在了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的国际机场。它刚一停稳，两辆载有飞机舷梯的汽车开了过来，未等飞机的舱门打开，舷梯已经各就各位了。“密封门”终于被打开了，乘客陆续走了出来，于一心和同伴随着人群涌出。李振环视四周，用手碰了一下于一心：“咳，咳，你看这也叫国际机场！我怎么看这候机楼和我原来所在中学的教学楼似的！” “机场的大与小，现在对于咱们来说并不重要，还是多花点时间考虑下一步棋怎么走吧！” 他们俩随着人流，登上一辆又宽又长的大通套“奔驰”客车。车上没有几个座位，两人找了个靠车窗的空地站在了那里。上了有八成满，车就开了，三拐两转到了候机楼的入口。 一进门是个长方形的厅，大约有半个篮球场那么大小。别看候机楼外观不怎么起眼，它里面还真上点档次。室内的设施及装修都很现代，大到花岗岩的地面，小到楼梯的扶手，给人一种经过精心设计、认真施工的感觉。 不大一会的工夫，大厅就被这个航班的旅客充满，大家等候过边防。除了于一心、李振两人外，在这一百多名乘客中，还有三十来个中国人，他们相互打听着怎样入境。于一心去填写入境登记表，李振照看着手提行李，耳朵听着两个中国人的谈话。这是一男一女，男士手里一件行李都没有，一看就是经常出入这里的常客，他穿戴非常随便，不修边幅，和双休日到大市场买菜没什么两样。女士似乎是第一次出国，手里大包小包好几个，神态紧张，眼睛不够用。两人像是在飞机上才认识的，女士说：“您等我一会儿，和我一起过关，我还不知道在哪取行李呢！”“你放心，没事，我第一次来也是这样，还不如你呢。一会过边防时，你在护照里夹上五美元，就不会有麻烦。” 于一心填完表，走了过来：“我刚才在那边听说：第一次入境，还得打钱，要不然，不让进。”“这边也有人这么讲。凭什么打钱？我们手续都齐全，不能给。一会你就跟在我后面，有我呢，今天让你也开开眼，看我怎样走进他们的国家！” “在这里吹牛，也得用人家‘罗国’话呀！”“你就瞧好吧！” 大约有五、六个入口，边防工作人员只要见是大鼻子、黄头发、蓝眼睛的，连问都不问，盖上入境章就放行了。一见走过来的是塌鼻梁、黑头发、黑眼睛，再一看是中国护照，边防工作人员马上就“认真”起来。他们还总能找出问题，发现手续中有某个地方不合格，有时干脆把中国人的护照往旁边一扔，不理你了，叫下一个。也有中国人进去的特痛快，不用问，准是有什么“东西”令他们满意了。五至十美元是当时“进关小费”的“罗国尼亚国家级标准”，最损的也得扔进一包“万宝路”，要不然你就等着吧！大约有三、四个“不识实务”的中国人被拦，他们站在那里，相互探讨究竟是什么地方出了差错。 轮到李振、于一心。接待他俩的是一个四十来岁的男子，胖墩墩的，笑起来透着坏。他接过两人的护照，翻了翻，没有发现想要见到的东西，先用罗语嘀咕了几句，见对方没有反应，又改用英语。其实，于一心能听懂大概内容，可是事先李振说好不让他插嘴，所以就装着什么都听不明白，傻站在李振身边。李振两眼直勾勾地看着“胖子边防”说话，咧着嘴冲他笑。对方搞不明白这两个中国人是怎么回事！李振见“胖子”说累了，他开了口，用的是一口地道的老北京话：“打一照面儿，我就觉得你小子损狠奸坏，没憋着好屁、要冒坏水儿。这不，大清早起你就给爷儿们添腻歪，让我堵心。不是我不想给你打喜儿，关键是兜里一个大子儿没有。再说也不能惯你们这臭毛病，让你们套着烂。怎么喳儿，不想让进，给我使耙子，成心弄出事故由，吃饱喝足了就想炸刺儿？老喽……” 对方被李振弄得莫名其妙，耸了耸肩，盖上章让李振过去。可是李振不走，还来劲了，又说上了：“嘿，嘿，我俩是一块儿的，这是我哥儿们，把他自己个儿撇下算怎么回事儿，撂单儿呀，那他还不撇了酥儿了！你还别撇哧拉嘴的八百六十个不乐意，作出一副贼鬼溜滑的奏行，像儿大了。更别和急眼猴儿似的，急哧白脸想跟我蹿辕子。我说话靠盘儿、把牢，不是跟你胡诌白咧，更不是在胡闹八光、没事儿找事儿。我也不多嘚啵了，砢碜你也白搭，我还急着颠儿丫子呢。你也别没时没晌、腻腻歪歪的，来个胡萝卜就酒 — 嘎嘣利落脆。帮人帮到底儿，把我哥儿们的护照也盖上，盖呀，不丢份儿，装什么傻，充什么愣呀！唧唧缩缩的。瞧你那一脑门子的官司，邪行了，还得让我亲自动手？别死要面子、走褶儿了，硬撑个什么劲儿呀，没事儿，盖吧！得儿，这就对了，回头见！” “胖子”以前可能还真没有遇见过李振这号人，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感觉。他翻看了一下护照，没发现什么问题盖上章，就放他们两个人过去了。出了关卡，来到取行李的厅，两人都笑了。于一心边笑边说：“你真行！”“这叫牛刀小试，服了吧？” 两人找到自己的行李。于一心将它往行李车上一放，推车往出走。机场的海关共有四个检查行李的台子，由海关工作人员在那里检查乘客随身物品，四拨人正在那里“紧张地工作”着，都是在翻中国人的箱子、提包。李振从于一心手里接过推车，看都不看他们一眼，就往出走。一个工作人员还冲他俩喊了几声。李振装没听见，继续往出走，见那人追了过来，没等他开口，就侧过身来，哇啦哇啦地说开了。这次连于一心都不懂他在“哇哇”什么。这名海关工作人员面对李振的“胡言乱语”脸上露出莫名其妙的神情，不知所措。在“大讲特讲”之后，李振作出已经把“问题”表述清楚的样子，无需再费口舌，也不管对方同不同意，不理他了，推起车走了。这人没有再阻拦，转身回去了。出了海关，于一心又笑了：“真没想到，老哥土耳其山沟里的方言说得也这么流利！”“哥们儿怎么样！一分钱没花，老子进来了！” 出口大厅里等候接机的人不少，其中多数是中国人。李振四下张望，看了半天也没有发现他熟悉的面孔。大约过了二十分钟，李振焦急地看了看表，又望了望四周，见同胞们都陆续出了机场，自言自语：“怎么回事呀？说好了来接，连点时间观念都没有！”“先别急，你不打个电话给那位单纯的女学生？”一句话像是提醒了李振：“对，是应该打个电话。” 两个人推着行李车在大厅里找电话。这里的电话都是磁卡电话，没有电话卡不能使用。一个 20 来岁的当地人似乎看出了两个中国人的心思，主动上来搭话。双方无法用语言沟通，只能用手比划。看到当地青年掏出一张磁卡，李振伸手去接。对方拿电话卡的手“走到半路”又停住了，他不给，用右手的拇指与食指反复摩擦，意思是这卡得需要钱买。于一心掏出 156 美元，见“当地人”要抽 20 元面值的美元，示意不行。最后对方拿走 5 美元，“买卖”成交。 李振一边拨号一边看着手中的小记事本，耳朵贴在于一心手中的话筒上：“电话那边没有人接！”“没准她接咱俩来了，再等会，不急。” 两人回到原来的座位上，整个大厅里仅剩下他们两个中国人。飞机早上不到 6 点就抵达布加勒斯特了，此时两人在机场已经滞留 5 个多小时了。由开始等待、盼望吴玉的出现，到最后变成了漫无目的地呆坐。还是李振耐不住性子了：“总这么傻老婆等汉子，也不是个事呀！要不然咱再打一个？” 两人又来到电话机前。李振显得有点兴奋：“通了，通了，喂，喂，找一下吴玉，吴 — 玉……”说到这里，转过脸面对于一心：“听不懂对方说什么……”“我用英文试试！哈喽，哈 ——，电话断了！” 李振用手敲了几下话筒：“嗯？怎么会？可不是，磁卡上没钱了，你看显示器上是零了。”“得，我这一个半‘哈喽’，五美元没了！” 此时李振一股无名火心中点燃：“这不是电话里老师长、老师短地求我给你老公办护照的时候了，人心叵测呀。不能呀？吴玉不是这种人呀！把这事给忙忘了？不会呀，这事还能忘？哎！我是没咒念了，老太太的脸，褶子了。”于一心看见不远处有一个中国人，他站了起来：“你等等，那有一个中国人，我去一下。”说完快步迎了过去。李振坐在那里没动，静静地观望着，见于一心陪笑与那个中国人说着什么，对方爱答不理的。不一会于一心回来了：“问他什么，人家都说不知道！” 来机场的中国人渐渐多了起来，每进来一个中国人，于一心都要厚着脸皮过去搭讪，也不管人家愿不愿意。大约这样问了有十几个中国人，最后总算遇到一个好心的“同胞”愿意帮忙。这是一位不到 50 岁、胖胖的男子。从外表看，此人挺和善。于一心和他攀谈了几分钟，之后，一起向李振这边走了过来。于一心忙给双方做介绍：“这位是李老板；他是北京海丰进出口公司的王经理。” 李振仔细看了一眼来人，声音中饱含着客气：“您好，在这里相见，是一种缘分。”来人似乎也是一个爽快人，赶紧去握对方伸过来的右手：“你好。王伟达，就叫我老王吧（听起来很像“老王八”），你们去哪？” 于一心赶忙接过话：“去哪？没地方去。飞机早上就到了，我们在这里的一个朋友说好了来接我俩，都等一上午了，眼都望穿了，现在真是没辙了。您认识吴玉吗？”“听说过，没有来往……” “不会是个局吧？”“说不好，反正在罗马尼亚，隔三差五的就得出现几回类似的情况。我有一个朋友就曾在此处饿了三天三夜……”李振不相信吴玉会欺骗自己，认为准是什么地方出了差错。“不会吧！要不，您帮我们按这个电话号码再拨一次？” 三人来到电话机前。王伟达掏出一张磁卡，塞入插口。他用生硬的“日本味”罗语与对方讲了几句，之后，冲于一心说：“对方的意思，没有这人！”李振露出吃惊的神色：“没这人？见鬼了！” 王伟达犹豫了一下：“这样吧，你俩是第一次来罗马尼亚，也不像太坏的人。要不，先到我家去！总在机场傻等，也不是个事，回去再想法子吧！”于一心和李振连连道谢。两人由王伟达前面带路，拿着行李，出了候机楼。一阵风迎面吹来，使人略感寒意。王伟达看着他俩的穿戴，问了一句：“北京比这里要暖和吧？”于一心用手按了一下被风吹起的上衣：“可不是，在北京穿这身衣服还热呢！” 王伟达在一辆八成新的黑色“奔弛”车前停下，掏出车钥匙先打开车的后备箱，把他俩的行李放了进去，然后开车门，示意他俩上车。 “要不是今天来送人，恐怕你俩得在机场过夜了。这里的中国人如果不认识，一般都很少与陌生人搭话，助人为乐的事肯定没有！” 李振赶紧迎合：“我们今天是遇到好人了！”“好人谈不上，只能说不是坏人。” 汽车上了大路，车速明显加快。于一心望着窗外问了一句：“这里怎样？我俩可是两眼一摸黑！”“不怎么样。不过，话得两头说，从挣钱的方面来讲，这里比起国内容易多了！” 一听王伟达说这话，李振来了情绪：“瞧，瞧，我说什么来着，我的于老弟，就怕饿死在这里！”于一心两眼注视着窗外，自言自语：“嗯，车开到这里，有点城市的样子了。这条路挺宽，就是上面怎么有好多的坑呀？还有，街道两侧这么多的楼房，怎么盖了一半就废弃了？” 王伟达开车左躲右闪。于一心和李振被惯性弄得摇过来晃过去。要是赶上个新手开车，就这条路，非掉坑里不可。坐车的要是遇上个晕车的，也非吐不可。“这条路叫共和国大道，两侧楼房都是齐奥塞斯库活的时候贷款盖的。他被枪毙了，这些楼房跟着也都没‘气’了。现在国家的‘首’和‘脑’们，屁股还没坐稳呢，谁还有心思顾及路上的坑、道边的‘水泥碉堡’呀！” 汽车在一“群”灰色的楼房中间穿行，这是一片居民住宅区。楼房都是混凝土结构，十几层高矮，外观没有什么特色，方方正正，排列整齐，非常普通。每栋楼之间没什么区别，像是一个娘所生的多胞胎，看上去都一个模样。如果不是楼上标有数字，很难分出“谁”是“谁”。 “高粱地”里的中国人 王伟达住的是一套四室一厅的单元楼房，每个房间都宽绰、敞亮、未经装修过。屋里摆放了不多的老式家具，大部分“面积”被闲置。王伟达把客人引进屋，请两人坐下。“你俩先洗个澡吧，然后咱再弄点吃的。”“老李，要不然，我先冲？洗完帮王经理做饭。”“这里有两个卫生间，都能洗！”…… 王伟达问李振：“你与吴玉是什么关系呀？”李振看了一眼桌上的那大碗面，咽了口唾沫：“她是我以前的学生，能帮我联系上吗？”“按说不难。罗马尼亚的中国人都集中在几个大市场里，他们卖货、批货每天进进出出，低头不见抬头见。明天我正好要去市场收些货款，说不定就能碰上。你们来这里，怎么打算？” “咳，别提了。吴玉说这里的钱好挣极了，随便干点什么就能发个小财；只要帮助她把丈夫弄出国，我们来罗马尼亚后的一切她都包了，下面的事不用操心、不用管了。好吗，我甭管了，她也不管了！” 王伟达指了一下茶几上的面条：“别耽误吃，一会凉了！要想在这里站住脚，首先得建个公司，办一个这里的合法居住权，就是所谓‘续上身份’，然后再往这里发货，最好是低档服装、鞋什么的。货发好了，价值一元人民币的商品在这里能卖到一美元。我看你俩也累了，吃完饭，先休息，睡一觉，有什么话明天再说，来日方……” 王伟达的“长”字还没说出口，一阵敲门声传了进来。他起身去开门，先小心翼翼地从门镜里往外看，然后再把门打开。进来一个 25、6 岁的小伙子，穿了一身银灰色棉套服，戴一副度数很深很深的近视眼镜。主人忙做介绍：“这是小……”于一心看了来人一眼，马上站了起来，迎过去同他握手：“赵铁，是你呀。王经理您甭介绍了，我俩认识，世界真是太小了，这要是演电影，写电视剧，准说是瞎编的。你怎么也来罗马尼亚了？” “咳，就别提这事了，我是被骗来的，多亏了王经理，要不然我现在指不定在哪儿呢！”说到这里转过脸冲着王伟达：“您知他是谁吗？我姐的大学同学，天下还有这等巧事？”“赵男，现在可好？” 赵铁可能是这里的常客了，不用主人让，自己就坐在了沙发上：“有二年多了吧，没一点消息，被那个男的哄到这里之后，就没下文了！”于一心接过话碴：“不该叫‘那男的’，应称姐夫才对。嘿，判断失误吧！大学里，我眼巴巴地整整追了她四年，连手都没摸上。你姐也是，死心眼儿！嫁给我不就完了吗！” 赵铁继续“诉说”：“出国前也没想那么多，给我办手续的人说得可好听了：‘只要拿出一万元人民币，我就能让你的两只脚踏上罗马尼亚那片沃土，保证你的后半生有着落！’本想过来找她，多挣点钱。到这里一看不是那么回事，国内好好的工作也丢了。出来有半年了吧，人没找到，钱也没挣着，落得个人不人鬼不鬼的。” 于一心笑了：“找着知音了！” “小赵，你今天怎么有时间来我这儿啦？”“我打工的那家饭店老板嫌我手慢，不用我了！”“得，我这里成难民营了！” 第二天上午，王伟达、于一心、李振、赵铁一行四人，来到布加勒斯特最大的服装批发市场：“高粱地”。这个市场坐落在该城市的东南角，21路有轨电车的终点站就设在这里，站名叫：“COLANTINA”，这个发音很像中国的“高粱地”，所以这里的中国人都称这个市场为：“高粱地”。几年之后，“高粱地”这个词的知名度，在罗马尼亚不逊于“可口可乐”。一提起“高粱地”，当地人马上自觉不自觉地与“中国货、便宜”这两个词联系起来。来罗马尼亚的中国人，倘若是以玩为“中心思想”，大多数“同志”肯定要去赌场、夜总会，但是如果你为挣钱而来，“高粱地”就不能不去。到后来约定成俗，它被演变为一条不成文的惯例。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今天他们一行四人来这里，目的有两个：一是瞧瞧市场，王伟达捎带手收点货款。二是看看能否见到吴玉。这时的“高粱地”规模还不是很大，整个市场顶多有四百来个商店，里面闲置了大量空地，其中小部分用来堆放建筑材料，还有“一亩三分地”当停车场。这时的中国人谁也不会想到，几年后“高粱地”商店的密度之大，甚至可以用“针扎不进、水泼不进”来形容。王伟达把“大奔”直接停在了一排商店的门前，四个人下了车，走进市场。 这里的商店，其实就是一家挨着一家的临时活动房。它们当中的大部分是由一毫米厚的铁皮焊接而成，其余则是用预制水泥板搭建的，每间大约有10平方米左右。市场以批发为主，商品被摆在店门前，每种商品都是成箱成箱地放在那里，排放整齐。纸箱上部被敞开，从箱里抽出一件商品作为样品。来这里买东西的，一般都是罗马尼亚各地的小商、小贩，有时与店主讨价还价语言讲不明白时，就用手中的小计算器协助沟通。他们四人来到一家中国人开的商店。店的主人是蒋全、皮华洁夫妇俩，他俩来自中国的南方。见到王伟达后，蒋全连忙打招呼：“您来了！” 王伟达冲他点了点头：“我那货卖得怎样了？”“挺好的，我正要给您打电话呢，先给你结一半款吧？”王伟达表示同意，随着蒋全一起进了他的商店。于一心他们三人没有进去，在外面看着女主人卖货。皮华洁示意客人坐下：“请坐吧，坐在那纸箱子上就行，不怕压！里面都是鞋，坐吧！”李振问：“这里生意怎么样？”“最近还不错，平均吧，一天能卖 2000 美元左右。” 于一心对她的话很感兴趣：“卖这么多的流水，里面能有多大的利呀？”“嗯，不除去开销，大约 10 % 吧。” “那你们一年也不少挣呀！”“我们出国是花钱买出来的，就这样也得等到明年下半年，才能给自己挣钱，现在还不知是给谁干呢。我们和你们比不了，你们发大货、赢大利，我们是在赚小钱、挣吃喝。” “各有各的难处，其实我俩还不如你呢。现在你快看到‘曙光’了。你的罗语说得挺好！”“不行，只能说数字和几个常用的单词。我们一般很少与罗马尼亚人打交道，主要还是与中国人来往。” “遇到事了，非得和罗马尼亚人交涉不可了，那怎么办？”“有几个罗马尼亚人的中国话说得很好，可以雇他们当翻译。一般没什么大事我们不找，他们要价太高。我朋友怀孕去医院做 B 超才花十美元，可是翻译费却付了五十美元。”于一心没想到“罗语”这么值钱。 王伟达从店里探出头来：“于一心你过来一下。” 商店里面和我们想象中的模样差距就更大了，确切地说，这里就是个堆货点。大大小小的纸箱把本来不大的空间，塞得满满当当。蒋全从一个装拖鞋的大编织袋里抻出一个包，解开上面封口的麻绳，露出成沓的当地货币。王伟达见于一心推门进来，用手指着这些钱：“把门插上，帮着数吧，一百张一沓。” 王伟达把数好的钱装进手提箱。“我呀，回去也不点了。让炒汇的阿拉皮（他冲于一心笑了一下），就是阿拉伯人，叫他们受‘累’吧！”“王老板，你那几箱货什么时候到呀？集装箱提出来后，别忘了我呀！”“瞎子磨刀，快啦！放心，落不了你！” 两人走出商店，招呼李振和赵铁。不大的工夫，四个人消失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之中。 “黑老大”很有男人味 布加勒斯特市中心有个广场叫“罗曼纳”，虽说它叫广场，其实就是一个五岔路口。“广场”四周的商店、银行、饭店和娱乐场所鳞次栉比，层层叠叠。在一家美国银行的旁边，有幢两层小楼，其建筑风格有点类似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那种味道，现如今已被它的新主人作了某些改动，外观明显地带有中国特色了。这就是布加勒斯特非常有名的“中国城”中餐馆。 饭店的一层是餐厅，其装修颇具中国韵味。餐厅里从脚下踩的红地毯、屋顶吊着的宫灯到餐桌上的桌布、牙签盒全部都是地道的中国造。厅里摆放了 25 张桌子，能同时容纳 100人用餐。桌椅都是仿中国明代宫廷家具的式样，用料乃上等紫檀木，漆饰为擦蜡，暗红色的表面光滑润泽，显得高贵典雅。据说开这个饭店仅装修和厅内的陈设就耗费了二十多万美元，其材料和成品大部分都是从奥地利运来的台湾货。 饭店的老板正是赵铁的姐夫阎理。他身材瘦高，肢体匀称，肩膀宽且厚实，身上没有一点赘肉，相貌冷峻，神态清逸，留了一个板寸，给人印象洒脱、精明、狡猾。他当过侦察兵，做过工人，还在农村种过地。他这个“工农兵”到底是怎么个排列次序，没人能说得清楚。在罗马尼亚待上些日子的中国人，多数都知道他。 饭厅门前硬木雕花屏风后，摆放了一对景德镇青花、云母质瓷瓶，釉面白里泛青，有一人多高。这天傍晚，阎理端坐在瓷瓶边的餐桌旁喝茶，他正要往茶碗里续水时，见一个样子很凶、身材粗壮的当地人走了进来，便起身与这人点了点头，然后示意他坐下。由于语言不通，双方没有说话。阎理冲吧台打了个手势，过来一个男跑堂。他是罗马尼亚人，相貌英俊，20 岁左右，名叫机机。阎理见他走了过来，就用他那只有机机才能听懂的生硬罗语说：“那包亿，周！（罗语意思：让姓周的来。）” 机机走了。不大会的工夫，一个文静、瘦弱、漂亮，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小，给人感觉像是个还没毕业的高中学生，身穿红色中式丝织旗袍的年轻中国女孩走了过来，她轻声细气地问了一句：“老板，您找我？” 阎理没抬眼皮，脸冲着客人：“周坤，你跟他说，事成之后给他 2000 美元。这是地址，尽量别伤人，送客！”说完，把手中的一个纸条递给了周坤，就不再理他俩了，继续喝他的闲茶。周坤示意来人可以回去了，边往外走边翻译老板刚才讲过的话。阎理坐在那里没动，面无表情地看着两人的背影。不一会儿，周坤回来了，刚想走开，被阎理叫住。“哎，这事你知道就行了。”周坤没有说话，进里面去了。 阎理放在桌子上的手机响了，这是一部 90 年代初期“板砖头”式的移动电话，它在当时算是一种奢侈的“通讯工具”。他拿起手机：“喂！你呀，最近怎么不来了？”……“没钱？我又不收你饭钱……” 电话的另一端就是李振教过的学生吴玉。她身穿一身浅红色毛巾面料的睡衣，正坐在梳妆台前化装。左手拿着电话，右手握着眉笔对着镜子，往右眼双眼皮的中间“抹黑”。化装后的她，看上去要比实际芳龄年轻不少。吴玉的声音很甜，如果仔细听她的讲话，就会发现在她那标准的普通话背后，不时地还夹杂着河北北部山区土话中某个韵母的长拖音：“真的，老阎，我有点事想找你！”……“不，不，他现在不在家，带孩子出去散步了。其实，也没什么大事，对你来说很简单。”……“去，去你的，来点正经的，晚上柏林‘CASINO’（赌场）见怎样？”……“得，挂啦！”她挂上了电话。 吴玉住在布加勒斯特东面的富人区里，这是一套很别致的二层小楼。她家住在二楼，共有四个大房间，最小的那间卧室也有三十多平米。一进门的客厅，大得足可以开三、四十人的家庭舞会。屋里的家具古香古色，室内陈设雅致堂皇。听到开门声，吴玉从卧室出来，对着刚刚进门、领女儿溜弯归来的张让说：“你弄点吃的吧，我有点饿了。”张让没说话，给女儿换了双拖鞋，直接进了厨房。他们的女儿张佳，今年四岁，样子非常可爱，长相“吸取”了父母的优点。她也跑进厨房和爸爸一块“瞎”忙活起来。吴玉又回到卧室，继续她的“造美工程”。 张让从厨房出来：“好了，来吧，吃吧！” 张让衣着随便，文质彬彬，样子有点疲惫、无精打采，坐在吴玉的对面，抱着女儿，看着她俩用餐，自己没有吃。“我说这都几天了？也不打听一下，李老师他俩怎么样了？”“什么李老师？噢，他们呀！瞧把你急的，一通地催。皇帝不急，太监急。两个大活人，还能饿死吗？” “你和人家事先都讲好了，他们人生地不熟的……”“哎，哎，累不累呀？我自己的事还忙不过来呢！” “你的事？我看那个阎理不是什么好人，早晚得出事！”“他是什么样的人我不比你清楚！我只是拉点他的货卖，至于说他做什么，这与我有什么关系？我一会还得马上出去！” “你别急着走，说点正事。佳佳怎么办？我整天看孩子也不是个事呀！让你整天在外面跑，挺过意不去的！”“又充大个儿！那你说怎么办？请咱妈，人家来吗？” “他们不是给我哥看孩子吗！”“我说话还别不爱听，也就是你哥他们是在美国，要是在国内，她才不会管看那个傻孙子呢！” “那不一定！”“不一定？瞧那年春节，一听说我要来这里，你妈那副‘官模’（吴玉家乡土话：样子），翘着个二郎腿（学老太太的腔调）。‘罗马尼亚？去那里做什么？’听说话的语气，好像我要去支援边疆似的。来来，今天咱们说道说道，这中国人去哪个国家，还能因为所去的国家不同而分出三六九等吗！美国再好，与你们张家有什么关系？瞧你妈，一谈起美国就眉飞色舞，真是看不惯。革命一辈子了，对得起那几十年的党龄吗？说人家嘴大着呢……” “又来了，得得得，我就在家看着佳佳吧。一听你唠叨，脑仁就往出窜，你千万别没完没了！”吴玉看了一下表：“不行，真的得走了，佳佳和妈妈说再见！”说罢起身更衣。 我在国外卖鞋的日子 在王伟达家的客厅里，他和于一心、李振、赵铁一起正在整理散了箱的货物。整个房间被皮鞋、旅游鞋占满，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橡胶味。李振拿起一只女鞋，指给大家看：“干得这叫什么活呀，‘呲着牙，咧着嘴’，就出厂了！”王伟达看了一眼那鞋。“咳，6 块人民币，还想要什么质量！能不能穿？” 于一心感慨地说：“6 元人民币的鞋，运到这里，批 6 美元，真是暴利呀！这市场长不了，很快就会出现问题。”王伟达见一个纸箱里没几双鞋了，就把它扣过来，将里面的鞋倒在水泥地上。“和你接触没几天，发现你的想法总与众不同。说句现代点的词，叫超前意识！” 李振把地上的鞋捡到另一个纸箱子里：“别小看他，不到三十岁的人，下海前大小也是个 1500 多人国营工厂管生产的付厂长呢！”“行了，别再提那些没用的了。如果没有王经理，恐怕咱们得流浪街头了！” “你们这叫虎落平川、涸辙之鲋，别急，有展示才华的机会。”王伟达边说边起身，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快递信封，送到于一心手里：“你抽时间帮我往海关打个电话，那儿的办公人员都懂英语，问一下，这两个柜货到没到？”见于一心想去挂电话，忙说：“别急别急，我就是想让你看看提单，记着有这么件事就行。你懂洋文，帮我看看，是不是那种‘土偶德’提单？（英文： to order ，王伟达不会读，念成“土偶德”。）” 于一心从大信封中取出几张纸：“对，这两个集装箱的提取凭证都是‘指示提单’。千万不能丢失，谁拿着它，都能把货提出来。” 赵铁正在整理女式旅游鞋，他打开一个纸箱，拿出几双，看了看，又比了比，发现有点不大对劲：“王经理，这箱鞋都是一顺边，全是左脚！”“没事，放一边，准还有一箱‘右脚’在那‘候着呢’。” 李振发现了“新大陆”：“这呢，这呢，那箱在这儿呢。”王伟达有点得意：“我说什么来着，机器上的模具都是‘成双成对’，它不能够！” 李振从箱子里拿出一只鞋，走了过去，接过赵铁递来的另一只，比试了一下：“得，这回热闹了，也是‘金’左脚。机器上倒是‘一夫一妻’，可是人为的疏忽却使它们成了牛郎织女、天各一方。王经理，那两箱‘老公’不会被卖到匈牙利吧？它们‘一日之雅、两地分居’不要紧，却直接影响到了您公司的利益！” 听到有敲门声，赵铁放下手中的活去开门。插销刚打开，门就被猛地推开。闯进四个彪形大汉，赵铁被撞了个趔趄，眼镜掉在了地上。赵铁是高度近视，离了眼镜，犹如“雾里看花”，面前一片“混沌”。他使劲眯起双眼，仍看不清到底是谁进来了：“嗨，嗨，慢点……” 于一心听着声音不对，预感不妙，迅速把桌上的一沓美元藏在地毯下。最先冲进屋里的那人，一拳把赵铁打翻在地。赵铁的头正好撞在了矮柜的抽屉上，话没说完，就昏了过去。剩下的中国人本能地想反抗，见来人手中都持有“真”家伙，其中一个穿灰绿色外套、左眼上方长了一颗黑痣的人手里握了一支左轮手枪。王伟达等人没有行动。他们不由分说，把屋里的另外三个中国人全部绑了起来。给王伟达来了个大头冲下，将他的脑袋插在沙发的两个坐垫之间，把双腿吊在暖气的回水管上。他们边捆边说些四个中国人听不懂的语言，其实，此时的赵铁即便有人说中国话，他也不明白了。 王伟达小声提醒剩下的两人：“千万别反抗！”话音未落，其中一个最壮的汉子，抬腿就是一脚，把王伟达当场踢昏。四人在屋里开始翻箱倒箧，胡乱“搜查”起来。脸上长满黄胡子的家伙，见于一心、李振似乎在对眼色，便走了过去，用手中的橡胶棒分别朝他俩的头部重重地砸了下去。两人顿时没了声响…… 赌场里的“巾国英雄” 布加勒斯特最繁华的地段，就要数“大学生广场”了。虽说它叫“大学生广场”，但这里并不是大学集中的区位。这里有一家不大不小的饭店，柏林“CASINO”就设在饭店里。罗马尼亚许多连二十六个英文字母还念不全的中国人却都知道“CASINO”就是赌场的意思。 赌场里灯光很暗，抽烟的人很多，空气令人窒息，70% 以上的赌客都是中国人。吴玉一手拿着赌博用的代钱币，另一手夹了支烟，“玩”得正在兴头上，不时地从她的坤包里取钱，那是一张张绿色的百元美钞。阎理站在她身旁，静静地看，没有参加赌。整个赌场，仅吴玉一个女性和“轮盘”“较劲”，出手又很“大”，所以围着这台“轮盘”赌桌的人特多，其中看热闹的也大有人在。 阎理又看了一会，见吴玉赌兴正浓，没有要“收兵”的意思，俯下身：“我到那边坐会儿！”“你一点也不来？” 阎理摇了摇头，走开了。他并没有过去坐，而是在大厅里踱来踱去，观察赌场这些人的一举一动。一名保安走到他身边，示意接个电话。赌场的客人不允许带手机，进门时需将它放在服务台上，如果有电话，保安会来叫。阎理接过电话，走到一个大理石的立柱后。“我在外边呢，说吧！”……“不是说好 2000 吗？”……“两张呀！你先答应他，等我回去后再说。” 阎理刚想转身走，见吴玉走了过来：“不玩啦？”“我以为你走了呢，哎，身上有多少美元？” “不少呢，但不借！”“明天就还你，今天我感觉特好！” “不借，你今天找我来，不是为了借钱的吧？我得走了，还有事。”说罢就往出走。吴玉先是一愣，然后跟了出来：“咳，我有了！” “有了，有什么？”“你别装糊涂！”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吴玉听他这么说，样子有点要急：“你别提起裤子不认账！到时候我就给你生出来！” “随你便！”“可别逼我，给我惹急了，有你好受的！” “在这里我还不知该去怕谁呢。别跟我叫板，回去好好想想，孩子到底是谁的？”吴玉听阎理这么说，一时还真无言以对。呆呆地站在那里，看着阎理扬长而去…… 学生给老师“上课” 在王伟达的家里，说不清过了多长时间，赵铁第一个醒了过来。他先寻找自己的眼镜，摸了一会，碰到了它，刚拿到手里就被玻璃碴扎了一下。他看了看右手，食指渗出殷红的鲜血，凑近眼镜，得知一个镜片完好，另一片成“放射线”裂纹，戴上去，又摘了下来。因为两只眼睛不能同时调准“焦距”，令他“眼花缭乱”。赵铁“模仿”盲人进了屋，推醒于一心、李振，并给他俩松绑。随后三人把“颠倒”的王伟达再“颠倒”过来，抬到床上。看样子，他伤得最重，叫了半天，也没醒。李振摸着后脑勺上的大包说：“咱们报案吧？” 于一心也完全清醒过来：“我看还是先救人吧！小赵，你知道附近哪有医院吗？”“知道，我没有眼镜……” 李振见摸“大包”的手，沾有血迹，便找了块干净手帕捂住伤口：“要不然，找个会开车的人。小赵，你带路！”“不行，我真的看不见！”于一心建议：“我们先抬王经理下楼再说，总这么等着也不是个事呀！” 三人一起往楼下“搬”人，刚到楼门口，遇到一个当地中年男子。赵铁赶忙过去用他那半吊子的罗语请求帮助，不时还夹杂几个“哑剧”动作。这人费了很大的“力气”总算明白了是怎么回事，接过于一心递来的车钥匙，坐进驾驶室。三个人七手八脚地把王伟达“抱”进车。“大奔”开动。…… 在一家医院里，王伟达静静地躺在病床上，双眼紧闭。李振坐在床旁边的一个方凳子上，用手拽了一下身旁的赵铁：“要不然你先回去，找点钱来！”“没有眼镜，看大活人，都分不出男女，还找东西？饶了我吧！” 于一心坐在床沿。“老李，王经理的那沓美元，当时我藏在了电视柜旁的地毯下面。回去看一下，抢走没有，如果还在，你和小赵到换汇点，炒一点列伊。老王这里有我照顾，放心走吧。”“那我们回去找找看。”说完招呼赵铁，两人出了病房。 病房里只剩下于一心和床上的王伟达。一个医生推门走了进来。“你们是一起的？”于一心不知所云，就用英语说：“您会讲英语吗？” “懂一点，他怎么成这样了？”“我们在家里让人抢了，他是被打的。要紧吗？” “没什么大事，他有点低血糖，再加上受到惊吓，昏了过去，输点液就没事了。你们还是回家养吧，住院的费用是很高的！”“他什么时候能醒过来呀？”“别急，很快！” 医生说完出去了…… 吴玉开了一辆红色“宝马”跑车，停在这家医院的门口，刚想往医院里进，正好与从医院内往出走的李振和赵铁打了个照面。李振看了一眼这个穿戴入时的女子，觉得眼熟，迟疑了一下，迎了过去，伸出右手：“你是吴玉吧？”吴玉也很快地认出来人，像久逢知己那样，非常热情地将手“送”过去：“您是李老师吧！可让我找得好苦呀！布加勒斯特都快找遍了，真快把我急死了。你们现在住哪呢？” “咳，一言难尽。你给我的那个电话，根本没法用！”“是吗？怎么会呢？这样吧，我再给你一个电话号码，有时间咱们可得好好聊聊。我现在还有点急事，不能奉陪，实在抱歉。” 吴玉说完，递给李振一张名片，好像又想起什么更急的事，转身返回“宝马”，进驾驶室，开车走了。望着跑车带走的“红光”，李振脊髓感到有点凉。 李振、赵铁回到王伟达的家。屋里一片狼籍，两人找遍了屋里的每个角落，未发现一分钱。…… 几天以后，王伟达住的地方，恢复了原来的模样。而他就像得了一场大病，身体明显虚弱，此时正躺在床上看书。赵铁帮于一心在厨房里做饭，他换了一付眼镜，罗马尼亚式的镜框，很土气。听到有敲门声，于一心扯住想去开门的赵铁：“我去吧！现在一听见敲门声，心里就紧张。”于一心走过去，从门镜向外“了望”了片刻，确认没有问题了，才把门打开。李振提着许多刚买的菜回来了。“怎么去了这么长时间？正想派‘部队’接你去呢！” “刚才往回走时，后面跟着个罗马尼亚人，我看他贼眉鼠眼、不怀好意，就不敢直接回家。提着这两大包东西，在外边一通转悠，差点没把我累死！”“咱们这哪叫做生意呀！整个是一个‘敌后武工队’。你洗手，咱们吃饭吧！” 王伟达对想搀扶自己下床的赵铁摆摆手：“不用，不用，自己来，现在没事了，我这把老骨头差点扔在异国他乡！”李振打趣：“‘为人民的利益而死，就是死得其所’呀！弄不好，还能给您追认个烈士什么的！” 王伟达有气无力：“别气我啊！他们没把我‘吊’死，你再给我气死！”“幸亏是一帮洋强盗！” 王伟达看了一眼李振，用手轻轻揉搓了一下被踹成“茄色”的那半个“青面”：“你这话怎么讲？”“他们不懂得杀人灭口，也没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洗礼’。要是中国人，咱几个都得玩儿完！”李振条件反射地摸了摸后脑勺上那个马铃薯般大小的包。于一心把饭菜端到客厅里的方形木桌上、摆好，四个人各守一“方”，吃了起来。 王伟达近几天食不甘味，今天胃口同样很差，吃了不到半碗米饭，就放下了筷子。“饭后，于一心执笔，帮着写个证明材料：我遭人抢劫，共损失了两万多美元和 3000 多美元的列伊。事发过程描述得越具体越好，要不然我回国没法交待。你俩作为见证人，也签个字。哎！那两张‘土偶德’提单上的货还不知怎样呢，再被卷走，我只有死得过了！” 于一心安慰他：“您别太着急，我已经给海关打过电话了，挂失了，他们说冒领不了。这不，咱还报了案，警察那边也保证尽快给港口下通知：让那两个集装箱不准离港。这几天您本来就虚，又不怎么吃饭，再急坏了身体，就得不偿失了……”王伟达没等于一心把话说完，叹了口气：“二万三千美元呀！在国内能买一套单元楼房！” “您就别那么想了，话说回来了，二万多美元还真是不好藏。小赵身上的那点打工钱不是也都被翻走了吗，一个子儿没剩下。看我们于同志，把那仅有的 151 美元，缝在了被称之为‘人体最后一道防线’的裤衩上。商人对待钱就要像对待自己的‘命根子’一样，倍加呵护。不是吗，‘革命力量’保存下来了吧！”赵铁插了一句：“还真亏了这点钱，要不然拿什么看病？这几天吃什么？” 于一心把碗里的最后一口饭，扒啦到嘴里：“我觉得这事有点邪乎，他们怎么就知道咱刚刚换了美元，又收到了提货单？会不会有中国人参与此事？王经理，您在罗马尼亚有没有什么仇人呀？”“在这里我很少与外界打交道，朋友都数得过来，就这么‘两个半人’。我命该如此呀！多亏了你们，要不然就麻烦了！” 于一心见大家吃完了，开始收拾碗筷：“警察那里还得送点东西，咱们给的那几双旅游鞋，可能人家嫌不好，他们是爱搭不理地收下的。” 李振从厨房拿来一块抹布，擦饭桌：“收没收吧？收了，就没问题，就会给咱们办事！”王伟达不大乐观：“没那么简单！这儿的警察，你们刚来，还不太了解。礼该收收，事该不办，还是不办。两边送的礼他们都收，哪边礼重，为哪边说话。不行，明天我去趟‘高粱地’，收点货款，弄点钱。还得抓紧办，再让别人把这两箱货拐跑了，事就大了！” 电话铃响了，王伟达伸手抓起电话：“喂！”……“对，在这。”他把话筒递给李振。“你的电话！”“怪了啊，还能有我的电话？” 李振说完，放下抹布，走了过去。“喂，是我。”过了几秒钟，他小声对于一心说：“是吴玉来的……什么，来我这？” 王伟达一听这话，忙打手势，意思是不让对方来这里。李振看了王伟达一眼：“还是我们去你那里吧，你住在哪呀？”……“我也不知道怎么走，你等一下。”王伟达欠身又接过话筒：“你好，你那方便吧？我这挺乱的，你家在哪？”……“不知道，这样吧，半小时后咱们到市中心的国际大饭店那里见。等一下，半小时开不到，50分钟吧。我们在饭店门前那个停车场里等你。”……“我们开的是一辆黑色‘大奔’，不见不散！”王伟达挂上电话，嘱咐李振：“千万别往家里带，你知道对方是个什么人呀？走吧！小赵你看家，什么人敲门都别开，千万记住！” “奔驰”汽车在公路上奔驰，道路由窄变宽，路两旁从冷清到繁华。汽车开到一个十字路口，刚停稳，走过来一个衣着褴褛的男孩，看样子十来岁，一手拿了个装满清水的大可乐瓶子，另只手握着小刮板，不管司机愿不愿意，非常麻利地擦起“大奔”的前风挡玻璃。红灯变绿灯，后面的车鸣喇叭催。小男孩走到车窗前，伸出小脏手。王伟达降下车窗，给了他一枚硬币。男孩连忙道谢，走开了。 当“大奔”开到市中心广场的那家大饭店门前时，吴玉的红“宝马”已经停在了那里，她见李振从车的后门下来，冲他笑了一下，就算打招呼了，示意跟在她车的后面。李振点头：“你在前面开慢点！” 吴玉上了车。红色“宝马”“冲锋”，黑色“大奔”“断后”。开了二十来分钟，“大奔”车里的人都笑了。怎么开来的，怎么开回去。吴玉的住处与王伟达的家仅隔一条马路，北面是富人区的小别墅“村”，南面则是一般老百姓居住的楼群。李振笑道：“嘿，王经理，转了半个地球，敢情就是为了到隔壁串个门！”“罗马尼亚的中国人都用此招，这叫傻人的笨办法。比如咱住的地方叫‘班德里漆同哥林嘎士’，要说地名，中国人哪里记得住呀！所以说甭管去哪，说一个大家都知道的地方，先到那里聚，然后再往下进行。许多中国人在罗马尼亚都生活了数年，至今仍沿用这种办法和朋友约会。到了吴玉家可别说咱们就住在马路对面！” 张让听见有人上楼，就出门迎接。张佳也跟了出来。吴玉向来人介绍：“这是我老公张让。”她见李振摸了一下张佳的头，忙说：“佳佳，叫爷爷好！”“爷爷好！”听到“爷爷”两字，李振的手像触了电，缩了回来：“哎！你好！叫伯伯就行了！”下面的话是讲给吴玉听的：“咱们没那么多规矩。还不到 45，叫爷爷早了点。再说，这两位伯伯、叔叔就没法叫了，辈份乱了。”他这么一说，大伙都笑了。接着又和张让握手：“认识，认识，在国内见过一面。你瘦了。瘦了好，如今这年月，吃胖了容易，走瘦了难！” 待几个人在客厅里坐好，张让忙着给客人倒咖啡、拿水果。冷场了足足有两分多钟。大家显得有点拘谨，一时又找不到合适的话题，都感觉有些尴尬。坐了一会，还是李振先开口：“咱们这是几年没见了？你变化可真是不小呀！”“您指那方面？”“转眼间，一个女孩子的女儿都这么大了！你也越变越漂亮呀！” 吴玉闻此言笑了：“你们下一步怎么打算？”还是李振先流露出不满：“不管怎么样，咱们曾师生一场，不是陌生人。电话里你不是说好了吗！到这后……，你看，蛮不是那么回事。” 吴玉听李振这么说，并不生气：“电话里要是把这里的情况一五一十地讲了，多花电话费不说，你们还能来吗？你们不来，张让还有戏吗？” 李振得知吴玉的真正目的，面带愠色：“你这么做，损了点！就是直说，帮帮忙，我能不给你爱人办吗？”“其实人与人之间有时就是相互利用的关系。我求您办事了，等于欠您的情，将来总得还吧？可这样，咱们谁都不欠谁的了，两清！” “怎么讲？”“您想呀，办一个护照，这里的行情是一千美元。我给你们二位发邀请函，每人 600……” 李振的嘴唇有点抖动：“你这么一说的意思是，到头来我们还欠你 200美元是不是？”张让在一旁有点听不下去了：“你怎这么说呀！” 吴玉不管那些：“你别充好人，等我把话讲完。”张让不说话了。这时屋里只剩下吴玉一个人的声音：“你们是可能不想来这里，中国这么大，想来的人多了，个别人削尖了脑袋往这里扎……”“你与我心中的吴玉不一样了！”“为了生存，都会变的。我敢说，用不了多久，您也会不一样！” 坐在旁边一直没说话的于一心，见谈话的气氛有点紧张，赶紧往别的话题上转：“其实，细想起来，你说得有道理，等我们在罗马尼亚赚了钱，到那时，没准还得感谢你呢。看问题得一分为二，不能钻牛角尖。你像个生意人，将来肯定能赚大钱。我不是奉承，这是发自内心的真话！” “谢谢你的夸奖，十年能培养出一个博士，却出不来一个好生意人。您夸我是个生意人，其潜台词不会是奸商吧！”“那里！” “是，我也不在乎。中国有那么多大学生，走出高等学府后不想怎么赚钱，先想着怎么出国。国家花巨资培养出有限的大学生，到美国后有几个回‘家’的？不都在给‘洋人’打工吗！他们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吃到人家给的残杯冷炙就高兴得忘乎所以……” 张让不同意她的观点。“你说话太绝对。这叫放长线……”“是呀，等到大鱼钓上来，‘树’也老了，‘叶’也黄了；没关系，那时再美其名曰：落叶归根。嫩绿的丝瓜可以做成佳肴，一旦老了就只能搓澡了。国家需要干活的，不缺泡澡的。”李振看了看表：“得，别放言高论了，整点‘干’的吧！”吴玉也觉得话题扯远了：“这样吧，你们先回去。现在不是还行吗，以后有什么地方需要用我，别客气。咱们不是还有这么一层关系吗？我还是能帮忙的。” 回去的路上，“大奔”里面的三人都兴奋不起来。王伟达庆幸：“幸亏没和那个娘儿们说咱们是邻居！她真没给我留下什么好印象，疯疯癫癫的。早知道李先生和她有这么一腿，打死我也不敢把你们往家带呀！这不是闲的吗！”李振嘻皮笑脸：“一般的关系，一般关系。” 于一心学李振以前说话的口吻：“‘她呀，纯洁得要命，天真得能死！’老李呀，我们真是领教了，她确实给人一种嫩嫩的、绿绿的感觉：一碰能出‘蒸馏水’，看长了能把她羞得升华了。大家真为您有这么一个学生而感到自豪，我代表同志们向你致敬！”这番话把车上的人都逗乐了。 于一心收住笑：“不过，话得两说着，她也不一定有咱们想象的那么差。她说的一些话，细分析起来，存在一定道理。”王伟达看快到家了，马上警觉起来：“回家再说吧！看看后面有没有尾巴！”李振调侃：“有也不怕了，现如今咱们可是穷得摇铃铛了！” 千万不能与权力较劲儿 位于罗马尼亚的东南方、黑海的西岸有一个城市叫康斯坦察，这里是他们国家唯一的出海口，中国人习惯称它为“康港”。在“康港”海关小白楼前，一辆白色的“桑塔纳”停在了那里。阎理、周坤和安华坐在里面，他们今天是来提王伟达那两箱货的。 阎理和安华坐在车里。周坤拿着王伟达的那两张提单，在海关小楼里，跑上跑下。大约有半个小时的样子，她回来了，进了车：“老板，‘海关打字室’的安娜说，这单子打不了。不仅提单挂失了，而且警察局那边还下了通知，不让动这两个集装箱。”“你把这 200 美元给安娜，跟她说没事。我和安华这就去找海关局长。那小子叫什么来着？对，瓦西里。我们一会就回来，有事打我手机。”又问安华：“带的美金，够吗？”“您要多少？”“ 2000 吧！”安华点了点头。阎理开车走了。 周坤一个人来到二楼“海关”打单室，进门先与安娜说了几句。递提单时，把美元也夹在了里面。看来安娜已不是初次收钱了，她熟练、迅速地把钱放进自己的书包里。周坤一见事情办妥，走出房间。楼道里有两个中国人也在提货，像是遇到了什么难题，急得在那里转来转去。高个的中国人见到周坤后，凑过来搭话：“你是‘中国城’饭店的吧？”“对！” 矮一点的中国人也过来插了一句：“我们到‘中国城’吃饭，见过你好几次！”周坤静静地站在那里，没言语。 “你的罗语不错！麻烦你替我们填个表，再帮着问问，提货还缺什么手续，行吗？刚才那女的和我们说了半天，也不知道她在说什么！还不敢问个没完没了，怕人家烦。”“矮个”说话的同时，用手指了一下安娜的办公室。“好吧，我先帮你们把这个表填上，等一会儿再进去替你们问问。”这两个中国人面带笑容，一个劲地感谢。周坤没用多少时间，把表格填好，递给了“高个”。安娜从办公室里出来，冲周坤坐的地方喊道：“周！微诺，噶答。”（罗语的意思：周，过来，打好啦。） 大约个把小时后，阎理开车回来，停在了刚才的那个位置。他对安华说：“你上去叫一下周坤，拿着所有单子，去海关验货场。走之前别忘了提醒安娜，给那边去个电话，争取上午就把货柜提出来。夜长梦多，去吧。” 海关验货场是由一排库房和一个大停车场组成。库房门前是一个连在一起的平台，四米左右的进深。集装箱卡车可以紧贴着平台停靠，平台的高度正好与集装箱里的底部平行，这是便于装卸货物。出关的集装箱先被拉到这里，停在平台前进行验货。如果海关工作人员发现有问题，需要扣下，就把货直接卸在旁边的库里，等待结果。一般来说，只要货被放进旁边的大库里，基本上就算给这些货“判了死刑”，很难再有它们的“出头之日”。 平台上的工作人员正在指挥装卸工查一个集装箱。海关小头目是一个中年男子，给人一种精明、干练的感觉。胖墩墩的身体短粗而又瓷实，安装两个把手能当夯使。他的长相还算过得去，只是那两撇不伦不类的小胡子，与欠对称的五官“重叠”起来，就使整个面孔显得不那么协调了。他支使工人钻到集装箱的最里面，掏几箱货出来。这些装卸工像是临时拼凑在一起的“杂牌军”，他们一拥而上，七手八脚地往外“拽”纸箱。“小胡子”“目测”扔出的纸箱，估计“摔出量”接近五十，他示意暂停，走过去，打开其中的一个，瞧了一眼里面的货物，站在一旁，翻看着手中的单据。这是小孩棉袄，每件衣服都被分别装在一个塑料袋里，分大、中、小三个号。进纸箱前每种尺寸各选两件，捆在一起，使其成为一个“中包装”。几个装卸工凑了过去，找自己喜欢的颜色、尺码，然后用力往外抽，每人至少拿走两至三件。一个黑胖子不挑“食”，抓起一个“中包装”抱在自己的怀里。转眼间，这箱货被他们翻得乱七八糟，抻得七零八落。 库房窗户上焊有手指粗细的铁条，“横平竖直”成方格状。上面七上八下地挂了许多包，形形色色、五花八门、大大小小，里面都鼓鼓囊囊。不用说，如果“探囊取物”，所取出的肯定都是这些装卸工的“战利品”。他们往包里塞“童装”时，海关工作人员做了做样子，喊了几句，像是要制止他们似的，显然，没有效果。这时走过来两个中国人，他俩是集装箱的主人：蒋伟和皮华庭。两个货主见状大声冲他们喊，其内容当然是不让他们再“拿”了，这里用“拿”，有点用字不当，准确地说应该是抢。听到喊声，一个海关工作人员轻声地对这些临时工说了句什么，马上就没有人再动纸箱里的货了。“杂牌军”中的一名“士兵”还把已经装进自己包里的衣服又拿了出来，放回到那个打开的纸箱子里。海关“小胡子”把蒋伟和皮华庭叫到一边，用眼看着这两个中国人，面带微笑却不说话。皮华庭拉了一下蒋伟的衣服：“要不然，再给他打100美元？”“不用，咱们的货没问题！” 海关“小胡子”似乎立即明白了两个中国人的意思，马上显得不大高兴。他把手中单据一卷，到集装箱前，向那些“工人”交代了几句，拂袖而去，两只脚“夯”在水泥地面上，“咚咚”作响。他走进库房旁边的一个小屋子里，关上门不出来了。一个装卸工走了过来，找到蒋伟和皮华庭，连比划带说，显然双方都不懂对方的意思。 周坤进了那间小屋子，把提单递给了正在那里喝咖啡的“小胡子”。他接过提单，瞥了中国女孩子一眼。这目光使得周坤浑身上下不自在。她用手指了指提单的右下方，用罗语说：“这是局长的签字！”“小胡子”一看到这个签字，马上放下手中的咖啡杯，抓起电话进行联系…… 周坤被蒋伟请了过去，她听“临时工”“哇里哇啦” 地讲了一会，摆了摆手，告诉他们：不用再罗嗦了，我已经明白了。她转过身，对蒋伟和皮华庭说：“这些人讲，他们‘头儿’说了，要重新清数，得把整箱货全部搬出来点。由于工作量大、箱子重，想要 200美元的工钱。听他们的意思，你们是不是没给那个海关‘头儿’打钱？”“打了！他可能嫌少。”“再添点！等他们把你的货都搬出来，他指不定又要找什么毛病呢。加上这帮人连偷再拿，更不合算！” 蒋伟听周坤这么一说，也觉得自己不是没问题，而是“问题”有点严重。他想起了那个“小胡子”贪得无厌的目光，没办法，还得硬着头皮去求他。进小屋，关好门，他“搜集”了一些笑容，“放”在脸上，走近“领导”，往他手里塞那张原本就不应该省的 100美元钞票。“小胡子”说什么也不肯收下，一定要清数。这时周坤又进来了，帮着说情。那也不行，“领导”坚决拒收。又被追加了100美元，还是不行。“小胡子”的眼神郑重其事，态度严肃认真，如果不知底细，你还以为他是一个非常廉洁的海关工作人员。 阎理的两个货柜被拉了过来，“小胡子”走到周坤身边：“行了，你们的集装箱不用查了。你到港口大门外带车吧！” 库房前的平台上，中国人的货堆了一大片。被摔开的纸箱、散落的“童棉服”俯拾即是。蒋伟站在那里运气，皮华庭则是一脸的无奈。几乎所有箱子都被“勒令”打开了，“小胡子”在那里“验明正身”。倒腾了大约一个多小时，具体的数字出来了。“小胡子”用笔在一张纸上写给蒋伟看，意思是：数量对，“内容”有误，80箱货与海关单上不符。“说完”打开一个纸箱，抻出一件衣服：“这是大人穿的，不是童装。”凭心而论，衣服的尺寸是大了一些，不过，用讲道理人的眼光看，还应算是童装，因为它的款式明显是为儿童而设计的。“小胡子”把手里的单据还给蒋伟：“货不能提走，重新打单，补税！” 虽说两人的罗语不好，“小胡子”的意思和其“内涵”他俩却心知肚明。皮华庭坐在一个纸箱子上：“不听我的！最初给那王八蛋100美元，不就行了吗！这下好，一星期也别想提出来！”蒋伟一脸的沮丧：“都什么时候了，就别埋怨了。我不是想少花点钱吗！” 两人的闷气尚未“闷”完，这时又开进来两辆大卡车。“装卸工” 正准备把平台上的货物再返回到集装箱里，被“小胡子”阻止。他打了个手势，意思是别管这些童装，先去检查新进来的那两个“集装箱”。 蒋伟看了一眼平台，叹了口气：“人真是不可与‘权力’较量、抗衡，只能顺从、屈服于它。特别是当小人得势时，它能‘修理’你于死地。” …… “高粱地”市场的西边，是一大片“平房”居民区。夜里大约11 时左右，在一家老百姓的大院子里，安华用钥匙打开库房的铁门，走了进去，拉亮电灯。里面是一个大房间，足有 300 多平米。未经刨平的松木地板上，整整齐齐地堆放了许多货。阎理、周坤也跟了进来。他指了一下墙角的那块空地：“周坤，一会儿装卸工来了，告诉他们动作快点，货放在这里。”又转向安华：“明、后天放货时，新到的这两柜货先别往外批，压几天再说。”“好，不过，天快冷了，过了季节，就不好卖了！”“等两星期问题还不大，真要卖不出去明年再说。” 吴玉开着那辆“宝马”，张让坐在车上，张佳在父亲的怀里睡着了。两个运 40尺集装箱的大卡车跟在“红车”的后面，三转两拐来到大院子的门口。张让把孩子平放在后座上，给她盖上一件棉服，先下去了。吴玉紧跟着也下了车，见到阎理后，拉着丈夫的胳膊说：“这是张让。怎么个卸法？”阎理与张让握手寒暄了两句之后，叫住正往库房里走的吴玉：“别管了,我都安排好了。” 两辆“集装箱”卡车并排地停在那里，车的尾部正好对着库房铁门。两个装卸工打开一个集装箱的两扇门，其他几个装卸工爬了上去，他们正要开始卸车，见远处车灯闪烁，都停住了手。一辆警车开了过来，当不当正不正地停在了房东的院门口，从里面下来四个警察。 阎理“递”给安华一个眼色：“到库房找点礼物，多拿一些，分成四份。”说完，他与周坤迎了上去，和走在最前面的那个高个警察握了握手，之后把他们让进房东家里。其中一个警察通过周坤管阎理要租房合同、关单、发票、公司文件、灰卡（外国人在罗马尼亚的临时身份证），阎理把手中早已准备好的所有单据、证件都递了过去。一个警察装模作样地翻阅着。这时安华回来了，她把那高个警察请了出去，走到房外与他小声说了几句。“高个”心领神会，上了警车，摇下左侧的挡风玻璃。过了片刻，安华走到警车旁，把四大包东西从车窗塞了进去。 房东家里，周坤和那三个警察没聊几句话，高个警察就回来了，他给看单据的同伴打了个手势。这人把全部单据、证件还给了阎理。警察们都走出房间，漫不经意地四下看了看。“高个”像在叮嘱周坤：“注意，防火！一定要注意明火，特别是这个季节，很容易发生火灾！”几个中国人站院门口，目送着警车消失在夜色中。阎理见安华站在那里发愣，提醒她：“安华，让他们抓紧时间，卸货！” 在场的中国人负责照看、监工，装卸工迅速卸车，扛的扛、码的码。一名工人正往自己的衣服里塞一双鞋时，被安华逮了个正着。她上前一把将鞋夺了过来，狠狠地瞪了他一眼。用罗语厉声说道：“你小子谁的东西都敢偷呀！说出货主的名字吓死你！”见到这一“幕”，吴玉对张让说：“看见了吧，你以为我们这里容易吗！每次卸柜子都这样，防警察还得防丢东西。刚才来的警察是七区的，他们还好对付些。如有人犯坏，把总局的招来，麻烦可就大了。不是几包东西就能打发了的，先查你公司……” 两个集装箱基本快卸完了。吴玉走到阎理身边：“我看这货行，明天，往我的商店送点这货？”“还得过几天！” “此货又来路不正吧？”“别打听！打听到心里是块病。趁现在还有条件，踏踏实实做生意，挣干净钱。我库里的货你随便拉，卖了再结款，保证是最低价。多赚点钱，我看比什么都重要。将来还不知会怎样呢！最好别让外人误会咱们是一个圈子的，到时候再为挨不上的事，给你惹麻烦，就不划算了！还有那孩子的事，你可想好了，到底是谁的？” “怎么就那么肯定，孩子不是你的？”“连这点‘是非’都辩明不出真伪，我还能有今天？你丈夫也来了，用不着再打‘野食’吃了！跟你就是玩，大家都高兴。一开始我就和你说了，别有什么想法。身边的女人多了，我动过真的吗？” 安华走了过来：“老板，卸完了！”阎理见周坤也过来了，就对她俩说：“赶紧给装卸工钱，让他们走人。周坤，你把那两个司机打发走。一会儿那个多事的隔壁老太太，又该打电话找警察了！” 张让回到吴玉身边，听阎理这么说，不解地问妻子：“咱们这里卸货和那老太太有什么关系呀？”“上次卸货，她嫌太吵，就报警了……” 老情敌海外“第一次握手” 几个星期后，在王伟达家的门厅里，于一心刚给“康港”海关打完电话，王伟达就迫不急待地问：“那边怎么说？”“海关的工作人员讲，提单补不了！还得需要一个国内发货单位的证明。你别急，警察局那边已经向我多次保证，货肯定不会被提走……” 于一心的话还没说完，李振、赵铁开门进来。李振把手里的几只鞋往桌上一放：“王经理，别再联系了！你们的货都上市了！”赵铁补充道：“我俩在‘高粱地’，无意中看到了印有王经理公司名字的包装纸箱，就‘顺藤摸瓜’，发现一个商店正好卖这种鞋，就花钱买了几双。我们大体转了转，估计有五、六家店在卖这种鞋！您看，是不是你公司的货？” 王伟达拿起一双鞋看了看，吃了一惊：“可不是吗！这是谁批给他们的？”“‘中国城’饭店老板，一个叫阎理的人。小赵说和他姐夫同名。” 于一心忙问赵铁：“是不是就是你姐夫呀？圈子真是越缩越小！王经理，这家饭店在哪呀？我去一趟！”“我没去那里吃过饭，但知道它在哪。听说饭店老板是罗马尼亚的老大，咱们还是别去惹他吧！为公家办事，犯不上‘抛头颅、洒热血’。再将我这把老骨头搭进去，没有必要！” “别说得那么严重，今天晚上咱们几个先去摸摸底，然后再想对策。这两箱货要是真丢了，您怎么向国内交代？”“可不是吗！公司的人就愣说是我装腰包了，这浑汤洗得净吗？倒说再派一个人来，都多长时间了？还没音信呢！来也晚了呀！” 于一心问赵铁：“你姐夫这人，你知道多少？”“他呀，侦察兵出身，初次见面给人感觉是一表人才。据说，他城府很深，喜怒不形于色，为人仗义，做事干净利落。虽然他和我姐是中学同学，可是这么多年了，他很少去我家。我真是不怎么了解，感觉他这人不太好对付。我姐上大学时曾想和他吹……” “然后嫁给我！”“我不知道具体原因，反正没吹成。” “王经理您在这里待了这么长的时间，就没有耳闻吗？”“零星听说过阎理的一些情况。据这里人讲，他是通过倒‘人头’发迹起来的，表面浑俗和光，内心阴贼险狠。小赵，别误会，这不是我的话。” “没事，你说吧，一共才见过他两次面，我和他如同陌路人。”“阎理现在很少露面。去年回国，他到外国语学院招人，和人家吹这里如何如何，说自己是一家跨国公司的大老板。最后弄过来两个女学生。……” 李振接过话：“大托拉斯，三下五除二，给人家小姑娘侃晕了。就像我们似的，稀里糊涂地就进了王八洞，给憋（鳖）住了！”王伟达冲李振一瞪眼：“好，你说我这里是什么？” 李振知道说走了嘴：“对不起，跟您一点关系也没有。我又不是外交官出身，说话难免有漏洞，这是形容现在的困境。” “老李，别打岔，让王经理把话讲完！”“自从两个学罗语的女学生一来到这里，出头露面就都是她俩的事了。据说饭店还养了几个打手，关键时候用。他们都有枪，你可小心点！” 于一心有点不信：“越说越悬了！我倒有这个好奇心！”“别冒这个险，你们几个回国时，能把这件事跟我们公司领导讲清楚，别认为是我贪污，就行啦！”…… “中国城”饭店二楼的一个单间里，一张大圆桌摆在了正中间。阎理、于一心、李振、赵铁、王伟达、安华、周坤、吴玉、张让和张佳围桌而坐。阎理做“开场白”：“ 国内见不到面，在这万里他乡，我们反倒坐在一起了。很高兴大家能来，在座的没外人，就不用客套了。安华，叫跑堂给客人们上菜、斟酒。你们喝什么自己要，这就算到家了，别客气！” 没等安华去叫，机机就主动过来了。阎理冲他打了个上菜的手势。机机下楼去了。饭桌上很少有人说话，大家“一团和气”。李振见没人说笑，有点冷场，没话找话：“阎老板，来这几年了？”“不到六年吧！我们来布加勒斯特那会，大街上根本见不到中国人。当地小孩见到我们，还围观呢！” “可不，在他们眼里你们是外宾呀！”“我们整坐了 7天的火车，到这里都两、三天了，一闭眼还满脑子车轮压铁道的声呢！那时黑市上一美元才换 6个列伊，现在好吗，昨天多少？1960，这才几年呀！” 李振奉承道：“随着这里货币的飞速贬值，您的买卖也大踏步地向前发展了！”“哪里，我是赶上好时候了，机会好。屋里也没外人，有什么说什么，我是倒人头起的家。从南方农村带一个人到这里，每人能净赚 2500 美元，最火的那次，一下就带来 123 人！别干坐着，喝酒，夹菜！”阎理说完从身后的酒柜里取出一个怪模怪样的瓶子，打开密封软木塞：“你们几位男士品尝一杯这酒，它是匈牙利的名酒，叫‘公牛血’，壮阳的。” 大家见阎理言谈诚恳，语气亲切，没把大家当外人，屋里的气氛一下子缓和多了。吴玉借此机会正好可以表白：“怎么样，李老师，没骗你吧！”李振没有劳阎理倒酒，接过酒瓶，为自己斟了一杯“公牛血”。他躲开吴玉的话题：“这些人来了以后怎么办？人家混不好，不来找你？”“这一点，我很佩服南方人。只要事先说好，负责把他们接到罗马尼亚，一入国境，我的任务完成，行不行？行，谈好价钱成交。” 吴玉接过话：“咱们北方人的确有找后账的毛病。说好了茄子一块二一斤，买回家一看邻居张大妈同样的茄子八毛，他能回去退这一斤茄子！”李振听她这么说，笑了：“你话里没有其它内容吧！” 阎理见李振给自己倒酒，忙把杯子递了过去：“开始来的那拨人还都挣到钱了。现在见了我还说呢，要不是被骗到这里来，哪有他们今天呀！”李振有同感：“他们南方人做生意就是行。” 吴玉说话带有讽刺的味道：“没错，张让家就是上海人。他有一个亲戚，就住在南京路附近的一个里弄。一个院子住了八户人家，共用一个厕所，它里面装有八盏灯，八个开关，晚上去‘方便’，各家拉各家的那盏……”张让不愠不火：“这叫避免矛盾！”……“咦，于子，阎老板哪去了？”饭桌上的人这才发现不知什么时候，少了于一心、阎理两人。 在隔壁的一间包房里，于一心和阎理坐在里面。于一心用手摆弄着一双带有雕刻花纹的象牙筷子：“你真的就没有一点赵男的消息？”“其实我也一直在寻找她的下落。赵男的出走，与我入这个圈子一点关系都没有。不管你信与不信，实际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开始也没有这么大的势力，也是一步一步地走过来的！” “另外，还有王经理那两箱货的事……”“最好别插手，这儿的浑水也别趟，深着呢，弄不好……” “你意思是……”“没什么，我现在基本上‘洗手’了，再说也不会对你怎样。你今后要想在这里混，肯定用得着我！” “可是我又不能不管，没有王经理，现在还不知在哪呢！”“这两箱货，是从别人手里直接买的单，价格很便宜，我只能说到这里。至于说人家是怎么弄到手的，我就无法得知了。既然你真想过问此事，我给你个面子，让对方拿出 6000 美元，来补偿王经理他们公司。再往下的事，你就别没完没了。他们是国营公司，顶多扣点奖金什么的，6000 美元足够补偿他个人的损失了！”“话都讲到这份上了，就按你说的办！” 本份生意人 布加勒斯特的中国人当中，通过正当渠道挣钱，本本分分地做生意的人还是占多数。他们当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就应该推崇蒋泽勇了。他是温州青田人，50 多岁，个子不高，其貌不扬，穿戴不太讲究，生活简朴。从外表上看，很难想象，他就是罗马尼亚最有钱的几个中国老板之一。1988 年他揣了 10 万美元，来到罗马尼亚，没几年，就发了横财。现在，除了蒋夫人还在国内掌管着那个制鞋公司外，家里的其他人都来到了这里。那个在“康港”提货的蒋伟是他的二儿子，皮华庭则是他大儿媳的弟弟。 蒋泽勇一家人住在一个二居室的单元楼房里，屋里挤得满满的。他住那间大房。较小的房间，住着大儿子蒋全，儿媳皮华洁，孙子蒋路。过道里还摆了两张上下铺，靠门是蒋伟和皮华庭的床，里面那张住着女儿蒋燕和蒋伟的女朋友丁红平。晚上睡觉时，两张床之间再用一块布隔开，这样本来不宽敞的过道又被分成了“男、女生宿舍”。 这是某天的下午，一家人刚从“高粱地”的商店回来。他们到家后，并不急于做饭，而是先算账、数钱。蒋家的子女在“高粱地”大市场里开了四个店，都卖蒋泽勇的货。尽管是一家人，账是各算各的。 在蒋全那间小卧室的地毯上，分四处堆放着罗马尼亚货币。列伊在当时最大的面值是 5000，约合两个半美元。每个商店一天的流水一、二万美元，四个商店的主人又都“独立核算”，就使得这间不足十五平米的房间，除了钱就是钱了。大家盘腿坐在地毯上数钱，每点一百张，用橡皮筋捆起来，然后由另一个人再重新核实一次。罗马尼亚货币币值小，一百张 5000 列伊才合 250美元。七、八万美元的列伊，就算全是面值 5000的，那得多大一堆！ 蒋泽勇坐在那里，没有参与数钱。手里拿了一个笔记本，在上面记着什么，见蒋伟的钱点完了，说道：“老二，你把昨天拉货的情况跟我说一下！”“昨天我拉了 6 箱黑旅游鞋，哥拉走 8 箱，小妹拉走 8 箱，皮华庭拉了 8 箱，价格都是 2 美元。” 蒋泽勇用笔写在本上：“记上了，昨天你们拉的那种黑旅游鞋，我是今天才下调的价格，按 1.9美元一双结款。一会儿先把旧账清了，在此之前拉的货仍按两美元算钱。”蒋燕一听这话，想起自己店里除了昨日拉的 8 箱外，还有两箱这样的鞋没卖：“爸，那鞋我还有两箱没卖呢，也按 2 美元结？” “这样吧，今天先按老的价格结。老大，明天你统计一下，每个店还剩多少这样的鞋没卖，拿出一个准确数字，我再把钱退给你们。”“行，明天我让华洁去办这事。华洁，别忘了把昨天新拉的那几箱除去。”“放心吧！错不了。” 大家的货款清点得差不多了，他们把成捆的钱码放整齐，堆了四小堆。蒋泽勇开始结账，不大工夫，这些小“钱山”都被搬到了他的脚下，变成 “一座大山”。“红平，给那个阿拉伯人挂个电话，让他过来炒汇。对了，蒋伟，那两箱货是怎么了？什么时候能提出来？怎么搞的？”“您别急，明天我们还去‘康港’。” 蒋泽勇有点不耐烦：“搞什么名堂！下次要再这样，我不用你俩了。明着让你们赚点钱，都弄不好，没有用！” 有敲门声，蒋伟起身走出卧室，去开门。一个背着大书包的阿拉伯人走了进来，用罗语问候了几句，没再说什么。他用一个计算器，把蒋泽勇所给的数字除了一下，显示给对方看。蒋泽勇没有和换汇人讨价还价，示意正确。阿拉伯人开始从包里往外拿美元，一万元一沓，共拿出十四沓，之后又数了一些零头，一起递了过去。蒋泽勇不看真假，也不点数，收了起来。他指了一下地上的那堆钱和旁边的一个大包，当然，包里装的也是列伊。阿拉伯人把成沓的列伊往自己大书包里放，背包很快就被装满了，他又换了一个。不大会工夫，地上和包里的“钱山”被搬进了来人带的那两个大背包里。装完后，他拎起包，说了声“再见”，就走了。整个过程不足五分钟。 蒋伟把客人送出屋，关好门。蒋泽勇见房门关上了，走进卫生间，把美元放进一个“小机关”里藏好。蒋全见大家显得有点疲倦，建议：“要不然咱们别做饭了，出去吃！是吃汉堡呀？还是吃比萨？肯得基……”蒋燕坐在沙发上，对哥哥的提议不屑一顾:“都吃够了，歇一会儿还是自己做吧！冰箱里还有点雪里蕻，用它做点肉丝汤面！”蒋路在一旁拍手:“吃肯得基！我还没吃够呢！”皮华洁把儿子抱进怀里:“还是自己做吧，现在一进快餐店，闻到那里面的味，我就想吐。” 厨房里，皮华洁、蒋燕、丁红平三人忙碌着。蒋全坐在沙发上看着蒋伟在那里倒带子，知道老弟是准备放段录像…… 前中医学院的高才生“下”油锅 王伟达和于一心坐在家中客厅的沙发上，对面矮柜上的那台黑白电视机开着，里面播放着美国“好莱坞”老掉牙的电影。于一心把从阎理那里要回的六千美元放在茶几上：“事到如今，只能办成这个结果了。先把钱收起来！”“怎么感谢你才是呀！不然这样吧！现在你们的处境也不怎么好。我拿出二千来，算作给你的奖励。丢八万五和八万三没有本质上的区别，身子都掉进去了，耳朵还挂得住吗？而二千美元，对于你来说，就不同了……”王伟达拿起美元，从中数出二十张。 于一心不接钱：“那可不行，这是个原则问题，说出大天来，也不能收。要了你的钱，我成什么人了？”“要不然你写个字据，算是我们公司借你的钱，等赚钱后再还。这该行了吧？公司派的那人马上就到，趁现在我还有这个权力，过些时候，也许我想帮你都帮不成，爱莫能助！” “你要这么说，我领情了。正好，先用这钱租间房……” “真没有轰你们走的意思。不是说过了吗，我喜欢热闹！再说……”“您误会了我的意思。我和老李在外面租间房，主要是想把公司、身份办了，我们得先站住脚。这里房子是怎么个租法？” “先到住房介绍所，你自己去就行，那里的工作人员懂英语。先提出你的要求：租多大的房，是一居还是二居，要不要电话、电视、冰箱、家具，底层、顶层行不行。”“这些事我都能说得清。” “一般来说，‘一居’每月 80 美元，首次入住，需一次付上半年的房租。个别房东刁钻，要求付一年房租才肯租给你。‘二居’每月约 100 到 150 美元，至少得先交三个月或半年的房租。房东的人品也很重要。我有个朋友，赶上一个酒鬼房东。那家伙三天两头去要酒钱。前几天我听说，这位仁兄的房租都交到下个世纪了，就这样，房东还不算完呢！”“不给不行吗？” “不给?天天来闹，电话不断，什么也别干了！”“换房！非住那吗？” “他公司的注册地址在那里，要换就得全改。这么说吧，所有的公司文件都得变更，这可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换得了的，重要的是你拿不出公司的住房合同，续不了身份。” …… “中国城”饭店餐厅的入口处有 8 扇屏风，它们以锯齿形放置在那里。黄花梨木的屏框上雕有立体花纹，手法为漏刻，图案是二龙戏珠，鬼斧神工般的刀法，几乎要把龙身雕活，表面呈现出柔和富丽的绸缎色泽。屏芯为淡橙色丝绵，它表面绣有黄宾虹的山水画。屏风左侧的一张饭桌，序号为 1，它不被用来接客，是老板“专座”。 大约上午 9 点钟的样子，饭店里没有一位客人，大厅里静悄悄的。阎理看了一眼坐在对面的“内弟”赵铁，说：“在我这里打工可以，不过有话在先，对你和饭店的其他人，都将一视同仁，不分厚薄，谁干不好，都会被‘炒’。每月 250 美元的工资。你看行吗？”“行，从今天开始吧！” “跟我来。”阎理说完，领着赵铁顺着吧台旁的阶梯下了楼，他用钥匙打开一扇上面带有小窗户的木门。这个时间，干活的厨师们还没有起床，里面空无一人。两人穿过厨房走进一个大房间。屋内臭味扑鼻，摆满了上下铺，大约有十几个人睡在那里。房间里又脏又乱，像是多年没有人打扫过。它与干净、整洁的饭厅形成了鲜明的反差。阎理把赵铁带到一个用普通三角铁焊成的上、下铺前，指着堆满杂物的上铺。“你把这个铺收拾一下，就睡在这里。没什么事尽量别走出饭店。这里的大厨姓张，他会给你安排活的。” 说完，阎理就出去了。赵铁面对眼前的这一切，泪水都快下来了。真没想到，堂堂一个中医学院的高才生，竟然落到了这种地步。他站在一个破沙发的扶手上，默默地收拾上铺的破衣服、烂袜子。睡下铺的那人可能是被他弄醒了，翻了个身坐了起来。赵铁看不清这个人的脸，凭直觉，感到他正在盯着自己。“对不起呀！”“没事，你是新来的吧？” 赵铁点了点头，没有说话，继续收拾东西。过了一会儿，他见下铺的这人不躺下，仍坐在那里瞧着自己。“打扰了！你不睡了？”“不睡了，快到时间了，9 点半上班！”他说完，开始穿衣服。“谁是大厨呀？”“他不住这里，10点半才来呢！”“你在饭店是干什么的呀？”“我是‘油锅’。”“‘油锅’？那是干什么工作呀？”“罗马尼亚的中国餐馆，一般都这么称呼。‘中国城’是属于比较大的那种饭店，厨房里有大厨、二厨、配菜、油锅和几个打杂的。不象国内的饭店，这里中午客人很少，来吃饭的人都集中在了晚上。白天一般都是些散客，大厨不炒菜，有了生意，由二厨来应付。大厨主要负责检查厨房这几个人的准备工作……” 睡在旁边铺上的那人，在被窝里踹了几下腿。“大清早的，不睡觉瞎嚷嚷什么？”下铺这人吐了一下舌头，示意出去说。他拿起毛巾、牙刷往外走，进厨房后，打开几个大灯。赵铁跟在他的后面，来到洗菜池前，此时才看清他的模样。这人个子不高，胖呼呼的，面目和善，看上去二十来岁。他见赵铁注视自己，伸出手：“我叫贺东，四川人，这里的劳动人民！” 赵铁和对方握了握手。“我叫赵铁，刚来的，你好。”“刚才说话的那人就是二厨，大伙都叫他‘老二’，就是男人的那个。”“你说了半天，我也没弄清你这个‘油锅’是干什么的？”“‘油锅’呀！最累了！炸馄饨、春卷、包子……这么说吧，只要是沾油炸的，都与我有关！”贺东边刷牙边说话，咬字不是那么清楚。“馄饨也能炸?”“对呀，老外就爱吃炸的食品。在他们眼里炸屎都好吃！别人 10 点开始干活，我得比他们提前半个小时到。刚才还忘了说，每天饭店里这十几个人的早、中、晚三餐也是我的工作。” 贺东洗完脸，把毛巾卷起来塞在漱口杯里。他从小台案下面抽出一张旧报纸，搓成一个细杆，在油锅里蘸上炒菜油，用打火机点燃，拿它去点着那八个灶眼旁的引火装置。他接了一大盆凉水放在火眼上，把火调大，不等水开，往盆里放了大约十斤意大利干面条。之后切肉、洗葱头，做面卤。一边干活，还一边吹着口哨。赵铁与他一起忙碌着：“我看那屋里住了不少人，厨房用得了那么多人吗？”“小点声！你刚来不大了解情况，很快就会弄清楚。厨房一共就六个人，算上你才七个。有几个人虽住在那里，却不在这里干活。” 早点很快就做好了。厨房里陆续进人。他们刷牙，洗脸，吃面。大约有十几个人都集中在了这间房子里，他们各吃各的、各干各的，彼此之间很少说话。这时周坤、安华也走了进来，吃早饭。 赵铁算今天是第二次近距离见到周坤、安华。在罗马尼亚的许多中国人都知道，“中国城”饭店里有两个亮丽的女大学生。不少来这里吃饭的人，其动机并不是想品尝饭店的菜肴，而是想一睹她俩的“风采”。论长相，两人就是被放在国内也能称得上漂亮。她俩的美丽不是同一种类型：安华脸上的“部件”，单看和放在一起都很顺眼。美中不足，脸上总带有些倦意，用北京老百姓的话说，“不那么水灵”。仔细观察还会发现，不知什么地方带有一点“刁钻”。大而亮的双眸不时还“蒸发”一些“妖气”。周坤的五官长得并不出众，如果“拆”下来欣赏，平常得不能再平常了，可是它们“布局合理”、“排放整齐”。另外，脸上写满了清纯的朝气，其“表面”干净、湿润。这就她的容颜产生了质的“飞跃”，与其说周坤美，不如说她的外表非常有人缘更为贴切。其实，她最迷人之处，是那富有感染力的灿烂一笑。这笑容赵铁见过一次，对他来说简直就是震撼，不能不使人心动。 当周坤用筷子夹面条时，赵铁和她近在咫尺，也只有这种距离，赵铁才能“彻底看清”一个人。他心中一愣，天下居然还有这等美女！令他心神不定、想入非非。周坤发现身旁这名男子，正用那双由于“厚厚玻璃”的原因，在外人看来比黄豆大不了多少的眼睛注视着自己，脸感到有点热…… 机机在小窗口外，用生硬的汉语说：“贺，老板，馄饨，包子。”贺东纠正他的发音：“不对，机机，应该是老板吃，馄饨，包子。” 机机又学了一遍：“老板，吃（由于咬不准吃字，听起来更像，“是”字）馄饨（更像混蛋两字）包子……”经贺东“正音”后，机机说中国话通常带有“贺老师”的“西部情歌”调没了，变成了标准的四川“泡菜”味：“老板是混蛋包子。”贺东一听想笑，还是强忍住了：“算了，算了，别叫老板听见就行了！” 厨房的人陆续开始干活了。张建大厨从后面的门进了厨房。此人个子不高，干瘪的肢体似乎不含什么水分。这种瘦，给人印象就是骨头外面蒙了一层皮，看到他这副尊容，真的很难把他与厨师联系起来。不过，贺东倒有句“名言”：“做厨师这种工作的人，一般不是贼胖就是猴瘦。前者是会吃，后者则是吃伤了。”看来，张建肯定要“归口”到后一种人里去了。单看他的外表、长相，不知什么地方让人感觉他很精，用老北京话说就是奸，新北京话叫“积贼”。张建穿戴非常考究，干净整洁，俨然一副老板的派头。说起话来假装斯文，一副居高临下、盛气凌人的作态。操江南口音，底气明显不足，嗓音高而尖，不男不女。他冲赵铁走了过去：“你是那个新来的？以前在厨房里干过吗？”“就算干过吧！” “别就算。我是问你，干过还是没干过？”“在别的饭店帮过忙！” “那不算。这样吧！你先给小贺打下手，熟悉一下情况，两星期以后接他的活。（然后像是对大家）今天晚上客人多，大家准备得充分一些，别到时‘掉链子’，菜上不去，可别怪我骂人！……”他的话还没说完，阎理进来了。厨房的其他人，并未理睬，低头干自己的事。只有张建赶忙走了过去，刚才的那副“主人风度”，瞬间变成了奴才模样，甚至说话的声音也变了：“老板，已经安排好了。” 阎理发现软冰箱门上爬了一个大蟑螂，但并没有用手去打。他似乎不把张建当回事，也未用“正眼”瞅他，只是再次瞧软冰箱上的那个“昆虫”时捎带脚地扫了他一眼。更没听对方说什么，阎理从嘴里吐了四个字：“你来一下。” 说完转身走了。 张建像是接到了“圣旨”，快速追了出去。厨房里的人该干什么，仍然在干什么，好像没有什么人来过，也没有什么事情发生。贺东从软冰箱里端出一个盆，就是国内洗衣服用的那种生铝盆，里面盛的是炖熟的鸭架子。两人一起撕鸭架上的肉来。贺东把嘴贴近赵铁的耳朵：“刚才进来的那个‘衣服架子’是日本人：张贱骨头。他还有一个‘出嫁’后的日本名字：人头太次郎。大家已经习惯了他那狐假虎威、狗仗人势的‘工作作风’，见怪不怪了！”“是不是与老板有亲戚关系呀？”“没有，如果有，更不知道他有几条大筋了。以后你注意一下，咱们舌胎是红中有白。他是黑中泛黄，这里人都说是‘舔’的！” 这时一个女孩的尖叫声从后面传了进来，听起来很吓人。厨房里的人没有什么反应，似乎未听到这异常的声音，仍各忙各的。赵铁觉得奇怪：“贺东，这是什么‘鸟’叫？”“小点声。厨房的人都知道，老板一叫‘张大’（这里指张建），就是让他到前台照看一下，然后老板去后面干事……”“干事？干什么事？”“我看你真是个雏儿，这么简单的‘局’都看不懂。刚才来吃早点的那两个女孩，当然，不一定都是女孩！咱先这么称呼着。每月一千多美元的工资，‘班嘟了切’？（罗语的意思是：为了什么？）”“瞎叫唤什么呀？”“一种可能，是男的强行放炮！不过，以鄙人之见，不象！”“为什么？”“这动静不象，因为每次尖叫一声就完了。第二种可能，女方就这个习惯，不这样不痛快！”“不是两个吗，怎么分配？”“看你老实巴交的，也一肚子坏水。是不是问得太细了，这个课题，我留给你去研究。她俩是同学，据说上大学时还是最好的朋友。周坤来这里，还是安华推荐的呢。老板到学校挑人，那天并没有见到周坤。安华被选上后，还以为是去什么好地方呢！便把周坤给介绍过去了，她一下子还就被老板看中了，谁知是进‘尿坑’了。现在她俩的关系很僵，除了工作上有事，两人基本不说话。其实这事也不能全怨安华，谁能想到明天会发生什么呢。起初她也是好心，天上掉了个大馅饼，能不与最好的朋友分享吗？要知道尿床，就睡筛子了！可知道了，谁还尿呢！”“也分人，就是不愿意，还能硬来吗？实在不行换个地方，到别处打工。她俩语言又好，做点什么不比这里强？再不行就回国！”“这倒也是，好像周坤就不怎么屈服，老板拿她也没有办法。话分两头说，老板也不是吃素的，手里攥着她俩的护照、证件，再威胁两人几句，女孩家的，也不能不怕。尤其是周坤，老板还没尝到什么‘味道’呢，能善罢甘休？俗话怎么说来的，‘老婆不如妾，妾不如情，情不如摸不着！’”“你真能侃！” 给外贸MM的三点忠告 用别人的钱“打天下” 晚上，吴玉家的卧室里，在大双人床上，她靠着被子，坐在那里看电视，手里拿着遥控器，不断地调换着频道。她看了一眼张让：“我都联系好了，明天送佳佳去幼儿园！”“我不去幼儿园！就跟爸爸在家！” “不行，这家听谁的？整天占着一个大活人，什么也别干！”“说实在的，这里幼儿园条件是差了点，脏兮兮，什么玩具也没有！”“明天我跟着爸爸，爸爸走到哪，我就跟到哪！” “就这点讨人嫌。我让孩子去幼儿园吧，你反着说。我不管啊！她明天不去，你就背着她去商店。条件差？咱们北京家旁边的幼儿园条件好，你送呀！送得过去吗？” 张让用手摸了一下闺女的头：“要不然，咱先试试？佳佳和蓝眼睛、黄头发的小朋友玩，那多有意思呀！”张佳趴在爸爸身上，不高兴。“你要有一个精神准备，我又有了！” 张让有点漫不经心，随口答应了一声，马上觉得不对：“嗯，啊？有了，你没有搞错吧！我才来几天呀，咱们也没怎么过‘组织生活’，这‘小党员’就发展出来了？”“你什么意思？”“别急，这不是开个玩笑吗！”“有这么开玩笑的吗？你还得抓紧学点罗语，先把数字念熟了，过些日子独自一个人到店里照看几天试试。咱们商店的两雇员你可得盯紧点，这儿的人，没有不偷的。你不用管什么，卖货、理货、搬货都不用插手，看住钱箱就行了。若嫌他俩干的不好，辞了再找，人有的是！” “我看这些日子你净换人了，跟走马灯似的，这不是件好事！”“我是老板，想换谁，就换谁！”“这个月你‘炒’人不下十名了吧？有必要吗？那个叫克瑞斯蒂的小伙子，我看就不错！”“不错？有种旅游鞋卖六万列伊一双。那天咱店里来了一个顾客，可能是他的女朋友。他只收了三万列伊，就想放她走。我当时故意没往那边看，假装记账。其实斜眼盯着他俩呢，我是谁呀！立马就把他开了！”“既然都偷，换人有什么用？”“没听你那些在美国的同学说，那里打工的中国人，经常凭白无故地被白人老板炒吗！这里的人甭管怎么不济，也是白人呀。开这些黄头发、蓝眼睛、大鼻子的雇员，我心里有一种快感！况且辞他们，都是被我抓到了把柄！”“这可是两档子事！”“一回事。从古到今，外国人欺负中国人的历史还短吗！美国人现在狂，不就是兜里有几个臭钱烧的吗！有什么呀！中国人的文明史‘写’五千多年了，美国才几个月呀！不戴‘宝宝乐’还尿床呢。不信你问问美国人，肉是做熟了好吃，还是生的顺嘴，这问题是什么时候才搞明白的？他们现在不是还把牛排弄得半生不熟地啃吗！美其名曰：营养成分不被破坏……”“反正一提起美国，你就像是一个苦大仇深的穷孩子，有满肚子话要说。人家美国富有，也没惹着你呀！”“怎么啦，它惹着我了！你瞧在国内去美国大使馆，签证官见了我那副德性，跟打发要饭的似的，爱答不理的。”…… 在一个小两居的单元楼房里，李振、于一心两人正忙着收拾屋子。这是他俩的新家，房间未经装修，里面陈设简单，家具破旧，由于不向阳、采光差，显得不够敞亮。于一心用抹布擦写字台上的灰尘：“你觉得这里怎样？”“还行，地方偏僻点，屋里条件差点，可是它便宜呀！我看房东也不错，像个知识分子。”“是个大学教授！”“你看怎么样，老头面善，像个学者，我看人特准。” 于一心把抹布放入脸盆，投了投，拧干：“又吹上了。”“连同三个月的房租才 300美元。三个月，咱能挣多少钱呀！时来运转啦，猛虎要下山啦！”“往后别总和王经理‘抬棺材’，瞎争什么呀！”“我真是看不惯，拿国家的钱不当回事。要是花自己家的钱，肯定不会那么大方！”“甭管怎样，没有王经理，哪有咱们今天呀！他说话办事还行，人也不错，用不着看不惯人家。你那个‘三好学生’，花钱倒细，她管咱们吗？正因为王经理没花自己的钱，所以才做好事，帮助赵铁和咱们。他还属于国家干部，不是生意人。 王经理丢钱、丢货都这样了，还整天地算计，是什么级别的干部，应享受什么待遇呢！老说他是局处级，应该和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馆的武官一个级别。还说人家武官国家什么都管，每月还拿 600 美元的工资，他才 500 美元。瞧他比的人！他还停留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呢！对这种人，你叫什么真儿呀！”“有时也想忍，可我真是听不下去！”“人不能全合适。吴玉倒是个生意人，说起话来没有毛碴儿。她能在没有利益的情况下，帮咱们忙吗？”“这‘东西’实在是没良心！”“也属正常。她得在这里生存，钱对于她来说太重要了！不象王经理，无论在这里干成什么样，回国后肯定饿不着，工作有着落，局处级的待遇变不了。咱们行吗？” “真是这样，要不是你上赶着，王经理那两箱货肯定就白扔了，一分钱也见不着！”“为什么这里的黑道专弄国营公司。坑私人，人家真跟你没结没完呀，‘丈夫死了，家属不干呀’！”“可不是！你看像吴玉那号的，和阎理睡行，要钱不行。”“别乱讲，你怎么知道他俩睡过？”“你真木，那阎理舔过的盘子，姓吴的接着舔，没那事能吗？”“真能胡说，谁舔盘子了？”“你们都没注意，连张让也算上，那次吃饭，别看吴、阎两人‘无言’，但相互间的眼神，一看就不对。他们两人只相互望了那么一眼，我就敢断定准有那事。我是火眼金睛，李大圣的眼！”“别糟蹋‘大圣’这个词了，大圣就看这个呀？你别整天没正经，想想下步咱们怎么办吧！”“怎么办？发货呀！”“发货？钱呢，用什么发？再说，就算有钱，发什么？”“这我得听你的！”“一来正格的了，就不李大圣的火眼金睛啦？”“我这个‘金睛’，专门针对男女之事。你就琢磨吧，凡是有人群的地方，是是非非不断，妖精不断，我就看这个成。” “借王经理的钱，不是还剩一千多美元吗，咱俩先租一个商店，通过卖货，摸一摸罗马尼亚人的脉。你以后对王经理的态度好点，咱开店，得从他那里拉货。人家说话你就忍着点，不爱听就别听，光图一时嘴痛快不行。谈起做生意，头头是道，一到实际不行了。书读的不多，中国知识分子身上的毛病不少，没有冤枉你吧？”“这就是我们老师的优秀品质，照亮了别人，燃烧了自己。为了解放世界上的三分之二受苦人，宁肯自己饿死，也全然不顾，这是一种爱的奉献。知道戈尔巴乔夫搞改革，其最伟大的功绩是什么吗？就是解决了苏联人民的就业问题。不幸的是，自己光荣下岗了……” 做“本分生意”心虚钱实 圣诞节在欧洲就像中国人的春节一样，没有什么节日能比它更被人们重视了。中国人春节不能不过；同样，欧洲人圣诞节也必需要过。于一心和李振合伙在“高粱地”大市场里租了一个商店，近来生意不错。 这是一个周日的下午，睡过午觉，于一心把书包里的列伊倒在一张铺开了的报纸上，坐在家中地毯上数货款。李振从他的那个房间走了出来，身边还跟着一个非常漂亮的罗马尼亚姑娘，看上去也就是十七、八岁。他用刚学会的、半生不熟的罗语，和她连说带比划。对方懂没懂不好讲，反正于一心是听明白了，意思是：明天务必去商店，我已经离不开你了。临出门时，李振把自己的脸伸向那个女孩：“丹比拉，丹比拉！”让对方吻他的脸一下。“丹比拉”是盖章的意思，直译成汉语就是：用嘴在脸上盖一个章。李振和她又亲热了一个“时辰”，其过程还伴随着声音，之后他挽着姑娘的手出去了。不一会工夫他回来了，走过来帮着点钱。于一心没有抬头：“完事啦？” 李振装糊涂：“完事！完什么事？你说话别这么直截了当好不好？”“离开老婆才几天呀？就憋得刨地啦！”“你是不是有意见呀？”“意见大了！”“我也是为了早点学好罗语，才不得不这样做呀！有那么一说：‘要想学的会，就得主动找年轻、漂亮、细嫩女师傅睡！’说句真话，这几天，我的罗语是不是有了长劲？”“真是这么一回事，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进步真是太大了。不过你学的那些‘床上用语’咱们卖货时用不上呀！” “要是早二十年改革开放，二十浪荡岁来这，那就好喽！那会是什么感觉？”“你不怕累死？”“别老这么假正经好不好？你是不食人间烟火呀，还是阳痿早泄呀？我可提醒你，这事不比别的，它是一年不如一年，一会儿不如一会儿。你还真得抓紧时间，不能再这么‘虚度年华’！”“反正一谈起这方面的事，你就热血沸腾，像是要去实现‘英特纳雄耐尔’似的！行了，赶紧把这些钱再数一遍，点完了咱们好去炒美元。这天色说话就黑！”…… 于一心背了一个破书包和李振走出家门，来到街上，见迎面开来一辆有轨电车，两人小跑着过去，上了车。布加勒斯特的有轨电车都非常陈旧，大部分“车龄”少说也得有四十岁，说它们“老迈年高”不为过。作为城市的主要交通工具，它们都已经进入“暮年”，不过这帮“老家伙们”干起“工作”来还算是兢兢业业、尽职尽责，身子骨也挺硬朗，没什么大毛病，“走”起路来是“咣当”“咣当”、左摇右摆、上悠下晃、前颤后抖。 车上的乘客很少。两人上车后，于一心掏出车票，在车门旁的压孔器上打孔。布加勒斯特的公共汽车上没有售票员。在略微大一点的车站，都有一个临时小屋，售票员坐在那里面卖车票。乘车的人可以上车前买，随买随用；也可以多买一些存着，什么时候坐车时掏出来就使。 李振坐在打孔器旁边的一个空位子上，眼睛看着于一心消票：“我坐这么多次的车，还从来没有遇上过一次查票的！”“那是你打票了，要是不打，你试试！碰上一次就够你受的。他们当地人逃票，罚点钱就算没事了；要是真没钱，说两句好话也就过去了。换了咱们，麻烦就大了。在罗马尼亚人的眼里，中国人都是大款，有的是钱，不宰死你才怪呢！如果你不交钱，他们肯定会‘依法办理’。按照他们国家的法规，‘逃票情节特别严重的’可以被拘留，咱们肯定是那‘最高级’。为这几个‘铜板’，我建议‘李大款’，您还是别冒这个险！”“大款能坐这种破电车，脑子还不得摇散了‘黄’？最终也得变成穷光蛋！” 电车停站，上来几个漂亮的女中学生。李振死盯着她们，瞧瞧这个，望望那个。罗马尼亚的女孩子很大方，并不忌讳陌生男人看她们，其中一个非常漂亮的姑娘还向李振投去甜美的一笑。李振的眼睛直了，“固定”在这张秀美的脸上一动不动。于一心见后，用手推了他一下：“嗨！嗨！说你呢，目光可够执着的呀！眼珠子别掉下来，再让上、下车的乘客踩坏了！”“这叫享受美！”“别做了坏事，再找一百个美丽的理由去证明你特无辜！”“该下车了吧？”“看姑娘吧！‘享受美’吧！说你心没在肝上，你不服气！这里我们都来几次了？还不知道哪下车呢。” 李振的视线仍没有收敛的迹象，当然，嘴巴和眼睛属于两个“系统”，一心可以二用，看美女、“反击”同伴两不耽误：“你才三十岁就到更年期了？不会吧！怎么得理不让人呀！”“准备下车吧！”两人先后下了车。电车门被关上了，李振的目光才从这几个少女身上“撤军”。 布加勒斯特市内有些街道拓得很宽，两边没有什么建筑物。拿眼前这条路来说吧，最中间是两条有轨电车的铁轨，它的两旁是柏油路，每侧并排行驶四辆大卡车不成问题。道边是十几米宽的便道。马路南面还零星有一些楼房，路的北面则是一大块空地。可能当初修这条城市干道时，预留那片空地是要盖些什么，不知什么原因至今仍闲置不用。 如今在这片空地上，零零散散地建起了一个个小临时活动房。它们每间大约有 30 来平方米，里面放那么几个柜台，一、两个货架。上面摆放一些汽车零件、录音磁带、玩具等小商品，不知情的人弄不清这是什么店。其实此处根本不卖货，是阿拉伯人开的“炒汇点”。屋里的一切那只不过是个摆设、幌子罢了。大约有一百多个这样的“炒汇点”，它们组成了布加勒斯特最大的外汇黑市。这里的店主都属于“小户人家”，是吃“外汇”饭的“中产阶级”。真正的大户不出头露面，把美元批给这些“小老板”，通过他们再“炒”给那些需要美元的人，其中大部分则是中国人。据说这个“黑市”影响着罗马尼亚“外汇”的行情，更有甚者说它是罗马尼亚经济的“晴雨表”。 临时活动房子门前都摆放了一把椅子，上面坐着的那人，负责向来这里换汇的顾客报汇率，另一个任务是放哨。如果来换汇的人能接受他的汇点，他会把你领进屋，引见给同伴。里面的人负责交易，他往往先与来人寒暄几句，之后问你“炒”多少钱。交换时，先把所要换的外汇递给来人，让你点数、辩真伪。待你满意了、把钱装好后，他再收列伊。这个“行规”细分析起来很“科学”，它给来这里换钱的人一种安全感。不象大街上那些“切汇”的人，交换钱时，趁你点钱的工夫做一些小动作，达到他们骗钱的目的。从另一个角度上看，这个“外汇黑市”的存在，对中国人来说是件好事。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听说哪个中国人在这里换钱时被人“宰”过。 于一心和李振没有马上换钱，先是询问了几家的汇率，又商量了一下，然后走进一个刷有蓝漆外墙的小房。店里黑乎乎的，光线很暗。本来不大的房子，还被隔出一个小间。这个小间大约有五、六个平方，靠墙边放了一个小桌子，桌子旁还有一个后门。据说，如果警察来了，前面的人吹一声口哨，换钱的人就可以从这个门溜掉。 店小老板叫阿里（作者印象里，一百个生活在罗马尼亚的阿拉伯人里，至少九十五个都叫阿里），黑黑、胖胖的，说话粗声粗气，见到来人，咧嘴一笑。经过一番不太激烈的讨价还价，双方找到了“切点”。阿里把于一心、李振请进小屋，打开一个三瓦“厕所节能灯”，得知来人要换 5500 美元，摸了一下裤兜，告诉客人自己的钱不够，出去一会儿就回来，说完就走了。小屋里只剩下两个中国人。 李振一脸的“警惕”：“上两次来，阿里直接掏出美元就换。今天你不感到他的动作有些异常！不会是叫人，来抢咱俩的吧？”“不会吧！好多中国人都在这里炒汇，还没听说过谁出过事呢！”“明天就听说了！”“别说不吉利的话，他们不会因咱们这点小钱，把买卖砸了吧！把全世界阿拉伯人的名声给败坏了吧！”“甭说那么‘大’好不好！”“真是这样，不信一会儿换完钱，你问问阿里。在他们阿拉伯国家，漫说抢东西，就是偷东西，第一次就得剁手，第二次就砍胳膊……”“第三次呢？”“胳膊都没了，还敢有第三次？再偷这样……”于一心用手在自己的脖子上比划了一下：“切脑袋！”“真的吗？”“你还认真起来了！我估计手剁了，就没有人再敢偷了！不过假如你生长在阿拉伯国家，手是不会被剁的，你不会犯这种错。但有可能被乱石砸死……”“这是犯了什么罪？”“淫乱罪！” 阿里回来了，走进小屋，打开一个大灯，把屋门别上。一个劲地说：“对不起，对不起！”然后把钱递给了中国人。于一心接过美元，先数了一遍，看了看没什么问题，递给了同伴。李振又点了一遍，没辨真伪就装进兜里。于一心把书包里的列伊倒了出来，堆放在小桌子上。阿里用计算器乘出应该收下的列伊数，用铅笔把数字写在一张纸上，显示给李振看。然后清点整沓整沓的列伊，先点整数，再算零头。之后从中任意抽出两整沓钱，数了起来，钱点得飞快，数完后确认无误，他把成沓的列伊装入自己的大书包，做了一个完成的手势，意思是可以走啦。在于一心转身之际，阿里递过一张名片，希望下次换汇还找他。 在国外做“老板”的辛酸 在“中国城”饭店的厨房里，大厨张建在炒菜，贺东在油锅旁炸春卷，赵铁收拾鱼……，厨房的 7 个人都在忙碌着。 机机跑到窗口冲里面的张建喊：“张，大爷，大爷，菜单！”张建回过身来：“你大爷！”机机莫名其妙：“对，你大爷。”张建接过一叠菜单，摆了一下手：“得，走吧，和你说不清！” 见贺东在一旁偷偷坏笑，赵铁问：“你乐什么？”“昨天机机问我，中国话‘厨师’怎么说。我告他是‘大爷’，他练了一天才记住。我想他今天早上还不得叫我几声大爷，没有，嘿，喊上他了！”“你就犯坏吧！我说机机今天怎么见谁都称大爷，早上管周坤还叫了两声呢！” 张建炒完了一个菜，转过身来，拿起这些单子对配菜的二厨喊：“38 两个，53 三个，80 一个，（又对着贺东）120 三个，110 两个，119 四个。”“中国城”饭店的跑堂有几个是罗马尼亚人，他们不懂中文。当客人点菜时，“洋”跑堂就直接写菜谱上各道菜的编号。比如拔丝香蕉是110号，宫爆鸡丁是80号……，所以在这里干长了，一看到号码，马上就知道是什么菜了。 周坤在窗口喊了一声：“张师傅，一桌卡拉 OK！”“知道了。赵铁，你先放下手里的活，帮助弄卡拉OK的凉菜。”张建见赵铁没有马上动作，用铁勺“啪”地一声，敲了一下炒菜锅，“调大”了他那原本就不低的嗓门：“你听见没有？”“鱼肉还没剔出来呢……”“这里听谁的？”“啪”他又敲了一下，这次用的劲头着实不小，可能再加一点力不是勺“死”就是锅“破”。 赵铁没看见贺东递过来的眼色，直到贺东过去拉了他一把，才放下手中的活，备凉菜去了。这时厨房里就听张建一个人的声音了：“贺东你这个鱼炸得太老了！老二（二厨）这个菜肉放得过多了！……”又冲身旁的那个打杂工说：“说你呢，快点，快点，先把这锅给刷了！米饭焖上，砸点蒜泥，汤锅水加满，‘东坡肉’进笼屉，排骨汤里的沫子撇掉，我脚下的这块油用墩布给擦了，这么多的活怎么就看不见呀！”张建的命令还没颁布完，见老板进来了，就更加来劲了。他指挥这个，调动那个，批评那个，教育这个，以显示他在厨房的权威和地位。 阎理好像不大满意：“张建，今天菜上得怎么这么慢？许多客人都等着用餐呢。我给你叫几个帮手吧！你要谁？”“叫老五，老六和那两个女将吧！”阎理没再言语，离开厨房。几分钟后，老五、老六、安华、周坤都进来了。他们身上穿的工作服白中透着干净，与厨房几个人脏兮兮的工装形成了鲜明对比。周坤进来后，见赵铁正在做那桌卡拉 OK 的“拼盘”，就走到灶台前，从汤锅里捞出一块炖好的五花猪肉：“赵师傅！我帮你切那盘‘蒜泥白肉’吧！”“别叫师傅，我也是新手。你这么叫，会有人不高兴。你注意点，别切着手，那可是拿笔杆子的……”“你也不是干这个的呀！”“别提这事了，首要问题是得先活下来。听你的嗓音有些沙哑，我这里还有些原汁饮料你喝不喝？”“我那里也有，你爱喝什么的？”“纯鲜梨汁，除此之外不喝别的，现在每天我一滴水也不沾，就弄两升这玩意儿，不吃蔬菜也不上火。原来在国内，我只要青菜吃少了，嘴上准起白泡，自从喝上这东西，老毛病就没犯。我计算过，每月老板得为我多花 70 美元的饮料钱，这叫挣个好‘肚子’。我和你不能比！” “现在我的工资也降了，每月就 300 美元，爱干不干！”“谁让你不听话，瞧安华！人家多想得开！”“我能和她比吗！我卖的是劳动和知识，她卖的是‘肉’！”“你小声点，她就在那边切肉呢。再让人家听见！你俩原来不是挺好的吗？”“别提以前，此一时彼一时！”“钱有时能扭曲一个人！尤其在特定的环境里，很难自控！”“关键还是看自己，就不同意，谁拿你都没办法，我也是通过斗争得来的。上次老板非让我到他房间里谈话，我就是不去。真要给我逼急了，我就不活了，先放火把这个饭店给烧了，看谁心疼，谁损失大？”“你行，比我还横呢。不过我看老板还是喜欢你，要不然他没准能要你的命！”“我用他喜欢！哎哟！”“我说什么来着，切手了吧？别动，我来帮你……” 揭开外贸小店价格秘密 女人打架在“掐、抓、揪”字上下功夫 在“高粱地”大市场吴玉商店的门前，张让带着张佳卖货。前面说过大市场里的商店，都是把一箱箱货摆放在自己的门前。每家商店的“门脸”要有一丈“胖”，其纸包装箱便要占到三米三宽。几十家店铺连在一起有百米之遥，店前的“货龙”便被拖出百步之远。这里卖货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在商店的柜台上交易，而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因为店铺里根本就没有柜台，除了货还是货。那时店前还没有雨搭、阳棚，卖货人栉风沐雨，被光照日晒，时间一长，他们的皮肤变得干燥粗糙、黑中透红。给人感觉个个像刚从“庄稼地”里“解放”出来的“村里人”。 张让正用生硬的罗语与顾客讨价还价。张佳坐在旁边的纸箱子上读那本已经被翻烂了的小人书，一边看还一边喃喃自语，见爸爸和那人说起来没完没了，就大声嘟囔：“爸爸，你什么时候卖完呀？怎么还不完呀！”}佳佳，别吵！你要不听话，还是去幼儿园吧！”“我不去，就在这！” 张让谈好一笔生意，正要进店搬货，看见吴玉从外面回来，对张佳说：“佳佳，你妈妈回来了。” 吴玉见张让要“干活”，马上制止：“张让，你别管！（对着男雇员）旦，发戚！（罗语的意思是：旦，做。）发戚，列不得（罗语的意思是：快点。）！”然后脸对着张让：“我跟你说过多少次，让他们干，咱付钱了，凭什么你干呀！你只管看好咱们的货款就行了。你是资本家，是老板！”“咳，我干点活，累不着！”“累不着也不行！老板就是老板，雇员就是雇员。你有那精力干点别的好不好？”张佳一听妈妈说这话，高兴了：“妈妈，我让爸爸给我讲故事，他说没时间！” “你先等等，大人说话，小孩别插嘴。一会你到李老师的店里去一趟，王经理也在那儿呢。我刚从那边过来，看见他们店前围了好多人，生意不错。你过去探听探听，看看他们卖的是谁家的货！据说王经理的货大部分都放在李老师店里卖，如果有可能，咱也从他那里拉点。听朋友讲王经理的公司最近又到了两箱货。你过去一趟，别等货来了再套瓷！”“我不去，你以前对人家那样。”“哪样呀？我也没说不管他们呀！再说后来他们不是有地方住了吗，你脸皮怎么这么薄呀！这是生意场，少来点小资产阶级的‘酸白菜’好不好。脸皮值几个钱？谁也别吹牛，饿他几天，嗟来之食照样吃得香。朱元璋成事之前不是也吃过泔水吗，你这辈子还能当皇帝不成？”“宁可不挣这个钱！” “你这人怎么榆木脑袋不开窍呀！你那些去美国的同学，给人家打工，吃主人喂狗的糊糊，不也‘愉快’地往下咽吗！”“那不一样！”“那是不一样，我充其量是屈服于自己的同胞。咱们这是家丑，是‘人民内部矛盾’。你那些同学是把德行散到美国去了，那是‘民族矛盾’。怪不得美国人那么瞧不起我们呢！他们所见到的中国人都是你们这号人！”“你现在说话越来越偏执了。究竟什么原因，使你这么嫉妒那些去美国学习的同学？” “不是嫉妒是仇恨。我毛病再多也不会到美国国会上说不利于中国的话！”“他们是少数中的少数，是极个别人。那几个人不能代表去美国的留学生就都不好！”“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悲哀！”“我说话你不爱听，你看问题总是那么片面。我们应该豁达一些，大度一点……”“得，你去大‘肚’子吧！咱俩从根儿上就谈不到一块。办正事吧，你还是先去李老师店里，假装路过，别说是我让你去的……” 吴玉正说着，发现店里的女雇员正往自己内衣里塞钱，就上前一把抓住她的手。这个雇员十八、九岁，瘦瘦的，长得属于文静的那种类型，蓝蓝的眼睛，长长的睫毛，黄黄的头发，细细的四肢，怎么看都不丑。虽然天气很冷，可是她仅穿了一条加厚的牛仔裤，上身“裹”着没有拉上拉链的羽绒服，贴身“套”了一件红色带黑大方格的绒布衬衣，再往里就是胸罩了。她往内衣里塞钱时，正好被吴玉逮了个正着。可能是吴玉用力过猛，拽女雇员手时把她的内衣也拉开了，白花花的乳房一下子裸露了出来。女孩子先是一愣，然后像是受到了奇耻大辱，恼羞成怒，脾气发作，扑上前和吴玉扭打。张让见了，过去想把两人劝开，谁被打坏了都不好，既怜香惜玉，又怕老婆吃亏。雇员的个头比吴玉高出许多，俗话说“身大力不亏”。妻子虽说脾气暴烈，毕竟已经有了身孕。他走过去，一见女雇员那半裸的上身，又无从下手。听到张佳的哭声，转身去抱女儿。这时她俩已经撕扯、扭掐在了一起。别看对方人高马大，根本就不是吴玉的对手，不象武侠小说里写得那样，大战多少回合不分胜负。吴玉三下五除二就解决战斗、将其制服，一手抓住她的头发，另一手拧住她的小臂，死死地把她按在了店门前摆放鞋的箱子上。这期间买东西的顾客逐渐围了过来，男女都有，大家都在看热闹。女雇员停止了反抗，用手护住胸部，趴在纸箱子上哭了。吴玉见势也松了手，喘着粗气用地道的罗语向周围的人一五一十地讲述怎么回事。围观的人见那雇员手里还捏着纸币的一个角，它显然是从最大面值的“列伊”上扯下来的，其余的部分被攥在了吴玉的手里。人们知道这个中国人没有撒谎，他们纷纷散去。“被打者”站起来，系好上衣，甩下一句：“你等着！”转身走了。 张让抱着孩子过来：“你没事吧？”“没事！”“就为那几美元，孩子再掉了！”“是她先动手的！”“她走时说让咱们等着！一会再把警察弄来！”“怕什么？越软他们就越欺负咱们！” 吴玉经过剧烈的“运动”，脸上红扑扑的，站在那里，喘着粗气。她见李振快步走了过来，热情地打招呼：“李老师，走这么急，您干什么去呀？”“想找个罗语说得好的人，我店里来警察了！”“我去吧，是七区的？还是总局的？”“我也说不清，你去看看就知道了！”“您别急，他们就是想要点钱，没什么新鲜的！您手里有钱吗？先给我二百美元，看能不能给他们打发了！” 李振掏出美元。她从里面抽出一张 100 美元和五张 20 美元的钞票，把钱塞进自己的裤兜里：“您先在这等会儿，我去一下就回来。他们对女士一般还比较客气。”说完急匆匆地走了。 李振坐在了张让身边，和他攀谈起来。“最近生意怎样？”“还行吧！关键是货不对路。圣诞节前还是小孩的服装相对好卖些。我看也就这么几天了，过了节就没生意了。你们那里怎么样？”“我和于一心两人关键是语言不行，不会张罗，要是有吴玉那两下子就行了！”“她不经常在店里，事特多，总有人找。我也不行！您可以叫雇员热情、勤快点！” “有时我俩不好意思总支使他们。我们的雇员懒着呢，不说不动，知道我俩语言不行，有时明明听懂了还装糊涂。近来不知怎么搞的，老丢货！”“这点你俩得向吴玉学习。有时我觉得她对雇员过分苛刻，使唤他们跟使唤仆人似的，其实从咱们的利益出发，不这么做还真是不行！” “没错。不过这事也得分人，让我俩那样，有时真是拉不下脸，当着顾客的面呲人，怕他们下不来台！”“咱们都不是生意人！对了，有件事我一直想说，总找不到合适的机会。吴玉以前有些做法和说过的话可能伤了您，千万别往心里去……” “这话就见外了。她甭管怎么说也是我的学生！哪有老师和学生计较的？再说，一个人在罗马尼亚确实挺不容易的，你来到这里，她才算真正有了帮手。到这儿时间不长，我深有感触：‘不依靠组织，革命是真难呀’！在国内朋友多，遇到挫折，‘撞上’困难，有地方可找，都能帮着想办法解决。在这儿碰见难事，真是呼天天不应，唤地地不灵呀！”“真是这样！我们吴玉在国内，那真是愤世嫉俗，对有些社会问题怪话多着呢！一出来，我看她整个一个‘党代表’，谁说中国不好，她就跟谁发疯！”“这叫家里的事自己说行，怎么评论都不为过，旁人议论则‘大逆不道’。” 两人正聊得起劲，吴玉回来了，带着得意的神情，见到李振后，马上把剩下的美元还给了他。李振接过钱：“怎么样？”“没事了。到了你们的商店后，那两个警察很有礼貌地告诉我，他们是七区警察局的，进店后发现了严重的经济问题，开口就要一千美元。我说这里就有 20 美元，要不要你们自己定夺，不然就封店好了！我告诉其中的一个警察：‘刚才你出示工作证时，我记住了一个警号“25127”，这个号码容易记，25日的圣诞节在12月份，今天正好是本月的第 7天“25127”，我已记住了这个“吉祥”数字。’两个警察不置可否，赖在那里不走。我不理他，和你们老于聊天，成心装出什么事也没发生。一会儿他俩先绷不住劲儿了，问我再加点行不行。我说 20 美元就不少，你们一天得去多少家、收多少钱呀？又过了一会儿，见我还不理他俩，拿起那 20 美元，夹着尾巴走了。” “你真行！”“我这也是锻炼出来的，更确切地说是被逼出来的，对待他们不能太老实。我看你们商店的位置不错，生意挺好的！”“你一提生意，我还真得赶快回去了。要不然，于子又该和我吹胡子瞪眼了！”李振说完就走了。 吴玉见李振走远了，问张让：“怎样？我看你俩聊得挺热闹呀！”“也没有，闲谈。”“孩子饿了，你给她买点东西吃吧！” “佳佳，告诉爸爸，你想吃什么？”“我想吃鸡蛋炒饭！”“这儿那有蛋炒饭呀！爸爸给你买一个土耳其饼怎样？”“我不想吃！太硬，不好吃！”“那爸爸给你买软的，面包里夹鸡肉的那种？”“上面的红糊糊我不爱吃！”“那叫蕃茄酱。”张让说完领着张佳走了。 今天的生意真是不错，一个上午，剩下的这名男雇员一直忙于卖货，就没闲着。吴玉坐在一个不知从哪里拣来的破木凳子上，找出一张白纸，用一支加粗的黑色水彩笔写了行罗文：“本店招聘一名女雇员”，随手放在了一个纸箱子上。笔帽还未盖好，走过来一个三十来岁的罗马尼亚妇女，看见了那张纸，收住脚步，问男雇员：“你们这里要卖货员？”男雇员没有说话，用眼睛“指”了一下他的老板。吴玉抬头看了一眼来人，嫌她岁数有点大。“不需要，我们已经找好人了。”“应聘者”扫兴地走了。 男雇员见一个拎包的妇女走了过来，上前问对方想买点什么，显得非常主动，不像刚才吴玉不在时，见了顾客一副爱买不买的表情。看来他还真是惧怕女老板六分，“领导”在场与不在场大不一样。 一个中国老太太推了个小车走了过来，是卖午饭的。吴玉马上站了起来：“大妈，今天吃什么呀？”“米饭，猪肉土豆，葱头鸡蛋。”“一样来一个吧！” 张让领着女儿回来了。张佳手里拿着一个有巧克力酱的夹心面包，边走边吃、一蹦一跳挺高兴。吴玉见到他俩后，开始埋怨：“我不是说了吗，别再给她买这个了，牙都吃坏了！”“吃完让她用水漱口不就行了吗！别的她不吃呀！”“你就惯着她吧！刚才那个送饭的老太太来了，我买了两份，吃吧！” 张让看了一眼纸箱上的饭：“佳佳，来，先别啃面包了，吃点饭。” 不足十分钟，来了五、六个想到这里打工的女士，她们问三问四。吴玉有点不耐烦了，把那张才写好的‘启事’用手团成一个纸球塞进一个鞋箱子里。“咱这里还成香菜饽饽了，问起来没完了！”“不找了？”“等等再说，先吃个安稳饭。” 见老板一家子吃饭，暂时又没有生意，男雇员也开始吃从家里带的午餐。他的食物很简单，面包里夹一块奶酪和一个洗干净了的胡萝卜。吴玉看着他吃的东西对张让说：“他这也叫‘用膳’？继续改革吧！再改下去我看只能吃胡萝卜啦！齐奥塞斯库要是健在，看到他的子民‘吃糠咽菜’，非气中风不可。”“你别看这样，他们也不说齐奥塞斯库好，当然也不说现在的伊利艾斯库好。他们就崇拜美国，向往大西洋彼岸。”“美国好，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呀！” 李振又回来了，见到吴玉笑着说：“你还得去一下，又一拨！”“您别急，我这就去……” 王伟达的“婆婆”来了 春天来了，大地复苏。那条贯穿布加勒斯特市的“无名河”也开始解冻了。此河说其无名，实际上是中国人不知道它的名字，因为“无名河”还没有大到往世界地图上标明的程度。市区南端“无名河”的两岸有几块很大的闲置空地，“周末车市”就设在这里。说是车市，其实就是一个自发的周末集市。每到星期六、星期日，这里除了主要卖二手车外，卖什么的都有，小到衣服上的纽扣，大到……，当然就是汽车了，新货、旧货应有尽有。在“市场”里卖货用不着上税、交店租，这就使得东西很便宜。出于这个原因，几乎全市想卖东西的主和那些要买东西的人，周末都来到这里集中。每逢双休日，河岸两旁熙熙攘攘、人声鼎沸。 这天，于一心、李振约王伟达一起来到“周末车市”，两人想要买部二手汽车。三人边逛边问车价。李振还捎带着看看那些旧货摊，不时地蹲下翻一翻地摊上的集邮册，找一些中国邮票。于一心对此不感兴趣，来这里的目的明确，就是要买一辆二手轿车。他边走边看各种待卖的汽车，不时还询询价，问问车的年限和性能什么的，进行比较。他们来到一辆五成新的“奥迪”前，于一心用手摸着它的机盖说：“王经理，上次你们的‘大奔’是谁帮着买的?”“别和我们比，我们买车只要是看顺眼了，拿钱就买！当时好像没走几步路，也没看几辆车，就选上我们现在这辆‘大奔’了。买到家一打听，才知上了个大当，最起码多花了1000美元，好在不是自己花钱！” 于一心让车主把机盖打开。“我俩买的车主要用于拉货，省油、皮实就行，外观好看与否无足轻重，价格当然要物美价廉。”“买回去你俩谁开呀？” 于一心仔细观看车的机器。“我的驾照已经办好了，花了50美元。不过从小到大我还没碰过方向盘呢！”“李振不是会点吗！”“他呀！骑大‘洋马’成，开洋车不行！” 李振买了几张中国邮票站了起来，正好听见于一心在背后说自己，走了过来：“于子，你话里有话啊！是不是吃不着葡萄啦？” 王伟达听出他俩人说话的实际“内容”。“李振，你才来几天呀，就开始养花了！”“别听他的，水分太大！”“水分？王经理说得太客气了！养花？他整一个联合收割机，有多少‘摘’多少，‘通吃’！”“你们看这辆‘奥迪’怎样，才 2700美元，8 年的车！” 三人凑到车前。车主非常热情地介绍机器的优点和性能，也不管对方能否听懂罗语，说起来没完没了，真让人烦。于一心坚持要 2400美元买下，车主不同意，双方僵持了一会儿最终还是没能成交。他们继续往前走，李振恋恋不舍地回头看了那车一眼：“别急，车有的是。咱们是‘上帝’，现在谁有钱谁当爷！” 于一心用纸巾擦去刚才看车时沾在手上的油污：“提起钱，咱可有话在先，这辆车算我俩的‘不动产’，摊入成本！”“你俩才合作几天呀！开始‘独立核算’了？”“不能混在一起。他‘采花’我买单，恐怕不大合适吧？”“我还受累呢！” “你俩这样蛮好，省得为钱的事吵崩了，那样对谁都没好处。这里多少中国人为了银子‘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到头来弄得个屎臭尿臊！有些是多少年的好朋友，为了各自的利益，反目成仇。个别的亲兄弟之间因‘分赃不均’还动刀子呢。我看你俩这么做挺好，有益于长期合作。就算将来分手了，也能继续做朋友。” 李振颇为得意：“这还是我先提出来的呢！这是根据南方人的先进经验，制定出北方人的‘作战方案’。”“不过咱们假设啊，将来你俩分家了，这车怎么办？不能你扛个轱辘，他扛个保险杠走吧？”“我俩分不了！”李振语气坚决。 王伟达不信：“别说分不了，罗马尼亚像你俩这样合作的中国人多了，开始都说‘掰’不开，‘离’不了，最后不都分道扬镳了吗！散伙后两人不成死敌，就谢天谢地了！” 于一心表示赞同：“一点不假，我们最后也得分，但成不了敌人。因为我俩之间有什么不满，都能直说、不憋着。你看，我见他‘爱美人’吧！不管他乐不乐意听，真说呀！老李，你还别美，今天回去我就给嫂子写折子，奏你一本！道远没事，插上几根鸡屁股毛，下星期‘圣旨’怎么也能过来了！”“你可别，只要答应这一条，让我做牛做马都行！” “别紧张，咱俩这不是要买车吗！不帮你把‘警察’请家来，我怕你开‘车’出事！““你还有那份好心肠？说嘴打嘴，有顶不住的那一天。到时候可别犯到我手里，跟你家的小刘，我们也算半个老乡呢！”“你还别指望我在这方面‘失足’！”“我还真不信！一个男人不享受生活，活个什么劲儿呀。这方面强，只能说明我有男子汉气概，身体健康……” 于一心忙打断他的话：“得得，一提起女人你就跟踩了油门似的，刹不住车了。”…… 王伟达家里又来了个新主人。他是公司刚刚派来的一个副总，叫费武，年纪大约 55岁，说话爱拿个官腔、拖个长音，是文革开始那年“火线”入党的“老布尔什维克”。这天，他吃完早点，见王伟达在洗碗，就到厨房踱步。“我这都来几天了，什么时候咱们转一转呀？了解一下情况！”“费总，您别太心急，先休息几天，倒一下时差……”“说起时差还提醒我了。来罗马尼亚前，大体了解了一下这里的情况。”“您真是下功夫了！”“这个罗马尼亚距离乌克兰很近嘛，那里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1986年4月26日发生过一次事故，据说核污染相当严重，现在那里做生意的中国人，都不吃当地的水，怕得病。我看咱们也得‘以预防为主’呀！” 王伟达原以为他要讲点生意方面的事呢，一听他说这话，气就来了。心想：这里的中国人都想着怎么赚钱，老兄却考虑怎么养生。嘴上故意反着说：“这话适获我心，明天我就去买矿泉水。您看咱们洗菜用水……”“洗菜就用罗马尼亚的自来水吧，尽量减少开支嘛！另外，这里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吗？”“没有什么！”“有没有国内看不到的一些风土人情、地方特色呀？”“这里有夜总会，‘CASINO’……” 来罗马尼亚没几天，他已经是第四次提起这事了。尽管每回的“措辞”不同，其“含义”却相同。费武在国内听说这里有跳脱衣舞的，想去看又不好直说，“千方百计”想“挑逗”王伟达说出来，再让他“拉”着自己去那里。费武言不由衷、口是心非：“夜总会？我们哪能去那种‘下作’的地方呀！” 王伟达想“就坡下驴”加上一句，“那就别去了”。“那”字刚说了半个，就被对方打断。 费武猜出王伟达下面要说什么。这么多天了，他挖空心思好不容易才把正题“勾引”出来，如果这次王伟达说不去了，以后再回到这个“主题”上来就困难了；要真是那样的话，几天的“功夫”就要付诸东流了。他赶忙补充了一句：“不过，既然来了嘛，也不妨去看一看！还有什么来着？嘎西诺？那里又是什么地方嘛？” 王伟达故意没有马上回答他，等费武又追问了一遍才解释道：“‘CASINO’就是赌场！”“这里可以去嘛，看一看也好，开开眼界，长长见识。不过咱们事先讲好，仅仅是瞧瞧，不能玩，如果将来公司领导问起这事来，我好有个说辞。换句话，这是为了全面地了解罗马尼亚的民族特色，无伤大雅。你的意思呢？小王！” “我也这么认为！您中午饭想吃点什么？”“我这个人在吃上，最不讲究。咱这里的饭费以前是怎么算的呀？”“每人每月从工资里扣去 50 美元，不够的部分由公司补贴。”“ 50 美元？这些钱要是放在国内能吃得很好！规格太高了吧！我看改成 30 美元就可以啦！” “不过这里的物价可没法和国内相比，吃的东西很贵，尤其是现在这个季节，昨天您去菜市场也看到了！”“是呀，我了解到了一点情况：西红柿合人民币十几块钱一斤，大蒜三元一头，比韭菜粗不了多少的小葱，三棵要价两块。这里普通工人每月的工资才一百美元多一点，老百姓真是不容易呀！”“那您说，我们的饭费……”“定下来 30 美元就不要再变了嘛。好在我这人吃饭怎么都行，不挑。咱们午饭、晚饭这样好了，就按中央的精神办，从简，四菜一汤。” “我们在这里一般中午饭……”王伟达心想：你可真是三个傻丫头的娘，说话不靠谱；“四菜一汤”！你做呀？他本想说中午饭将就点，晚上认真做一顿。话一说出口，变成了：“有时白天到库房发货回不来，我中午就在外面随便买点什么吃，中国人差不多都这样。”“为了工作这样做，对嘛，时间长了不行，把胃搞坏了不合算嘛。你看我身体这么棒，就是我的肠胃好，吃什么都能消化，所以我精力旺盛。另外，我看这里的业余生活很枯燥乏味嘛。这次的几个货柜卖了，我做主买台电视、录像机、洗衣机、照相机。日常生活也要搞得丰富多彩一点嘛！” 王伟达听到这会儿算是听出点“味”儿来了：费武嫌 50 美元饭费高，并非要降低吃饭的“档次”，只是想从工资里少扣点钱。他这样做不但没给公司节省开支，反而加大了成本，等于给两人长了 20 美元的工资，同时伙食也“上纲上线”到“四菜一汤”的水准。真是又要当婊子，又想立牌坊，拿国家的钱不当回事…… 不上这些网怎么作外贸？ 买本假驾照就“真开车” 于一心在自己家附近的公路上练习开车，开的是一辆蓝色的“桑塔纳”行李车。车是于一心、李振那天在“周末车市”花 2300 美元买的。李振坐在于一心身旁：“才开两天，就真的不错了，敢上路了，反正你的胆儿是够肥的！”“不知道这是夸我呢，还是骂我呢？” 李振见于一心要拐弯：“我这是仰慕你！打转向灯，打转向灯！”“我还不知道打‘蹦灯’，也得忙得过来呀！要不然你练会儿？”“我不开，等你玩会了，我再学吧！”“开车看似简单！真往司机的位置上一坐，蛮不是那么一回事。现在关键是弄不清咱这车在马路上的位置！”“好吗，你瞧我这车坐的，司机都不知道他开的车在哪呢！说实在的，我比你还紧张呢！别看你全身冒汗，手脚哆嗦。我的手你摸摸，也冰凉！”“别再制造紧张空气了！”“看着，有轨电车！” 迎面开来一辆有轨电车，由于铁轨与公路相交，于一心开的车差一点就让有轨电车撞上。有轨电车的司机还用手指了一下他们的车，嘴巴动了几下，口形很像“他妈的”。车上的乘客也都向他们这边看，有的还指指点点。 “我说于先生，你生孩子不叫生孩子，叫下（吓）人！你别开了，快停车。趁我现在脑子还清醒，先把遗嘱写好了吧！”“一分钱没有写什么遗嘱？别忘了到目前为止，你账上还欠我300 多美元呢！不写为好，否则你的家人还得替阁下还我这笔钱！”“你以为是为我吗！否！我写的目的是要将你绳之以法。于一心同志为了达到他那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有意陷害改革小兵：李振！”“我看你还挺谦虚的，改革小兵？还是改革‘大车’（音：居）更接近事实吧！”“看着前面的车吧！警察！”“喊什么！看见了。” 公路上一个警察示意他们靠边停车。于一心把车停到路边，说是路边，其实距马路沿儿还有两米多远呢！警察走了过来，冲于一心挥了一下手，意思是应该再往边上靠。于一心没有理他，心里说：我要是有那本事，就不着这个急了；是想靠边点，也得停得过去呀，它听我的吗！他把自己所有的证件都递了过去。警察接在手里，简单地看了一下，示意车可以走了。于一心迟迟不开车。李振看着他手忙脚乱的样子说：“还不快开走！”“你真是看热闹的不怕家里死人！我还不知道赶快开走！我做得了车的主吗？” 马路不宽，上、下行各只有一条车道。后面的车不得不跨越马路中间的白实线，开到逆行道上才能过去。警察见于一心的车还没开走，又当不当、正不正地停在那里，就走了过来问怎么回事。于一心用手比划“说”：汽车发动机出点毛病，不能启动了。警察让于一心下去，他帮着看看是什么原因，上车后用钥匙试了两下，没察觉有什么毛病，就把车靠马路边停好，下了车，微笑地耸了耸肩，意思是一切正常。于一心走了过去，再上车就更紧张了，头上开始冒汗。警察站在车旁没走，看于一心大汗淋漓的样子以为是病了，还问用不用上医院。于一心用英文回答，待一会儿就会好，说完干脆趴在方向盘上不开了。警察摇了摇头走了，一会儿警车也不见了。于一心这才松了一口气：“你小子可他妈的走了！”“刚才您那模样，我怎么越看越像大烟瘾上来了。警察要是还不走，我的‘烟瘾’也得发作！”“咱们的手续毕竟都是假的，又根本不会开车就上了路！警察是没往那儿想，要不然……” 于一心只顾发动车了，没能把话说完。“桑塔纳”又上路了。开出没多远，他见前面“人行横道”边站着一个人，马上停车。由于刹车急了点，坐在旁边的李振又没在意，就听“咚”的一声，他的头重重地撞在了风挡玻璃上。李振捂着头：“嘿，你要把我往死了整呀！离人行横道还有 50 多米呢，着那门子急呀？我看你的罗马尼亚名字不叫‘基波乐夫’，叫‘急着报复’！我没做过对不起你的事呀！” 于一心也乐了，距那人 50 米有些夸张，12、3米肯定是有的。“实在对不起，我错啦！你没事吧？”“没大事，风挡玻璃没碰坏。脑袋破了可以长，风挡撞碎了，不花钱长不上！” 于一心又把车向前挪了挪。路边站着的那个行人并不过马路，笑着示意让他们开过去。李振一见他不过马路，气急败坏地嘟囔了一句：“不过马路，你站在那儿干什么！等死吗？这不是毁我智商吗！”“不停车吧，如果让警察见了，能罚死我。停吧，他又不过了！” 李振把身子向前探了一下，凑到倒车镜前看看自己的头起没起包：“你别看我挨了一下撞，我还是很欣赏他们这里司机的自觉性。行人只要往人行横道边上一站，甭管什么车、开得有多快，准停下来让他们先过！”“罗马尼亚经济虽落后，但这里的人遵守交通法规的意识和西方人差不多，挺自觉！”“可不是，你看咱北京的司机多‘讲理’呀，在人行横道里走路的行人都得躲着他们。前几天我看了一张国内的报纸，上面‘说’有个城市要实行‘撞死白撞’！”“什么？”“那意思是：行人如果不走‘人行横道’过马路，被撞坏了，司机不负责。”“那你说行人过马路，走‘人行横道’，司机要撞死了人，肇事者是不是就得挨枪子呀？同样是违纪，行人怎么就那么倒霉、‘撞死白撞’！天下哪有这种道理？” 李振怕“历史”重演，赶紧系上安全带：“你这话是在理，制定政策、法规时，应当首先考虑保护弱者！如果国内的‘交通法规’也和这里一样，只要有行人站在‘人行横道’边等着过马路，过往车辆如果不停车就被重重惩处；当然，不用像罗马尼亚罚这么多钱，根据‘中国国情’三百元人民币足矣，不出十天你让行人乱穿马路他们都不干了。‘老子’谆谆教诲过世人：混蛋法官判混蛋案子，混账皇帝订混账政策。知道为什么会有“撞死白撞”吗！因为制定这个政策的人自己有车！你信不信？几天前，要是让咱俩定交通法规，屁股准坐在行人这边；换成现在，对不起我们和司机穿一条裤子了。为什么？很简单，老子现在有车了，括弧：一人两个轱辘，括弧完！”“你贫不贫呀！” 李振发现车开得有点不对头：“你瞎转悠什么呢？”“我不是在找咱们住的地方吗！”“你怎么啦？停车，就停这里。你好好看看，这不就是咱们的那栋楼吗！”“可不是吗！我坐在驾驶员的座位上，看哪都一个样！”“你围着咱‘家’转好几圈了，我没理你！再转下去，一会我都不认识了，现在我的头就有点晕！” 感觉肚里的“种子”有差异 在吴玉的“别墅”里，一家人刚吃过晚饭。张佳在小桌上折纸。张让收拾饭桌。吴玉靠着沙发看电视，孕育着新生命的肚子一天天长大、隆起。她目光转向张让：“你说我这次怎么感觉不一样呀！” 张让心不在焉地跟上两个字：“是吗！”“我觉得，这次没什么反应。不象怀张佳，差点没把我给吐死！”“嗯。”“你说，是不是和吃的东西有关系？还是‘种子’太老失去活力了？”“可不是！”“你在应付我呢吧？”“可不是！嗯？”“好啊！我说你在应付我吧！根本不把我当回事，一点也没把我放在眼里！”“哪里，我这不是在听吗！”“在听？我说你在应付我吧，你说可不是！” “我在收拾碗、筷，你说的话也不能一字不漏地都听进去呀！”“得，你别解释，越抹越黑。反正你们男人都是这样，得到之前和条哈巴狗似的。一旦拥有了，就不是你们了！”“我得到什么啦？”“别装糊涂！孩子都这么大了，你不知道得到了什么？”“你扯到哪去了！” 张佳在外面“跑”了一天可能是累了，吃完晚饭就困了，见爸爸、妈妈又在斗嘴，就不再折纸了，爬上床要睡觉。她随便拉开一床被子盖上，躺在了那里。“别吵了，别吵了，烦死了！” 吴玉不依不饶：“张让，你还别不知足！咱这家要不是我，能有今天吗？谁帮过咱们？还不都是靠自己……” 张让见张佳睡着了，过去把她的衣服脱了，并将她往里抱了抱。“得，你别没完没了，再把孩子吵醒了！”“听她妈的声音不会醒！”“什么？他妈的！” ……过了二十分钟，吴玉可能是絮叨累了。“不说了！说了也没用。我想起来了，昨天去李老师那里，见他们店里摆了许多新货。明天你去问问，要是王经理他们到的货，咱们也拉点卖……” 黑老大“买”货不买单 这天早晨，东方刚有些亮光，大地尚未苏醒。勤奋的人们强行终止了一天之中最“眷恋”的那段睡眠，早早地爬出温暖的被窝，开始了他们新一天的生活。 一辆“集装箱”卡车开进“高粱地”大市场，它拉了一集装箱蒋泽勇的拖鞋，没去库房，直接停在了一排商店的门前。蒋泽勇的一些货柜销路甚好，根本用不着入库，从“康港”提出后被直接送进“高粱地”。在“集装箱”门前，蒋伟、皮华庭忙碌着。装卸工按雇主的数量要求把货放到“小货车”上，然后让皮华庭清点一遍纸箱的数目。蒋伟用一个本子记录拉货人的名字和运走的箱数，并让买主签上名字，为过后结账用。“小货车”排起队，一辆接一辆。生意有条不紊、按部就班地进行着。 “集装箱”到达这里时，离营业时间还有两小时左右，市场里冷清、空荡，商店都关闭着。来这里拉货的人，准是事先得到了通知，要不然谁也不会这么早就来“上班”。如果一切正常，等到其他的中国人来商店开门时，一切早都恢复了“平静”。谁能料想在他们开店之前，“买卖”早就开始了，一个货柜已经变成了“银子”。 不到半小时，这个 40 英尺集装箱里的货已批出一少半。蒋伟正在那里记账，抬头看见两辆轿车开进大市场，停在了自己身旁。阎理最先下了车，身后又陆续钻出五个人。阎理走到集装箱前，语气强硬地问：“等会，等会！先别发了，这是谁的货呀？” 现场的中国人对眼前这几位不速之客明显带有几分畏惧，刚才还挺热闹的场面，一下子就安静下来。人们脸上的笑容不见了，有一种不祥的感觉。众人渐渐离去，仅剩下蒋伟、皮华庭两个人。蒋伟对阎理的“大名”略知一二，他走上前，由于紧张，声音略带颤抖：“这是我们的货。” 阎理用一把“军刀”，拉开一个纸箱，从里面拿出一只拖鞋：“式样不错，我也想进点，多少钱一双呀？” 皮华庭忙躲到卡车的另一边，用手机打电话。他神色慌张，声音压得很低，讲的是家乡话：“你快来吧，出事了！”……“啊？等你来了再说吧！电话里不好说，别让他们看见了。我挂了，挂了！” 这边蒋伟说话有些结结巴巴：“我们的货都有主了！” 阎理用左脚踢了一下那个纸箱：“你瞧儿，我一要买，你就有主儿了。我又不是不给钱！来和这司机说一下，把剩下的货拉到我的库里去吧！”“别，别，有的都收了钱！” 阎理又用右脚踹了一下纸箱子：“那还不简单，退了。来，老五、老七先把集装箱的门关上！” 蒋伟连忙上前阻止。皮华庭也过来了。两人用身体挡着，不让他们关门。阎理眼一瞪，脸色阴森，字是一个一个地吐出来的：“你俩给我闪开！别惹我发火啊！再说一次，我又不是不给钱！” 蒋伟带有哀求的语调说道:“别这样，我们都是生意人，拉家带口子的不容易……”“谁容易呀？你们靠边，先让他俩把门关上！” 听阎理说话的口气，好像他是货的主人，蒋、皮二人碍了他的事。蒋伟、皮华庭没有再坚持。老五、老七把“集装箱”的两扇门关上。阎理冲老七做了一个轰苍蝇的手势：“让司机开车吧！” 老七跳上卡车，进了驾驶室，用罗语说了两个字：“开车！” 卡车司机是个罗马尼亚人，弄不清这些中国人之间发生了什么事，莫名其妙、傻呼呼地看着这里发生的一切。见一个中国人上来，气势汹汹地叫自己开车，他机械地启动发动机，服从“命令”。卡车在“吐”了一“口”黑烟、使劲地“咳嗽”了几下之后，柴油发动机的轰鸣声响起，它那长而笨重的“身躯”开始慢慢扭转。阎理一行人都各自上了车，一前一后把大车“夹”在了中间。蒋伟、皮华庭呆呆地站在原地没动。卡车在阎理轿车的“引导”下开动，刚出市场的大门，被一辆崭新的黑色“宝马”挡住去路。蒋泽勇从车里下来，车上没有其他人。阎理见到来人也下了车，他当然认识此人，想当年往罗马尼亚“贩人”，所带的第一队“人马”中就有蒋泽勇。两人面对面地走到一起，眼珠子对着眼珠子。蒋泽勇先开了口：“阎老板，真是少见呀！”“是呀，少见！”“这里说话不方便，咱俩进我车里谈谈？” 阎理没吭声，随蒋泽勇一起上了车。进车后，待两人都坐稳，蒋泽勇开门见山地问道：“我是蒋泽勇，你可能不会忘记我吧？”“听说过。”“你打算怎么办？”“不怎么办，拉走！”“我是这里的生意人，正儿八经地做买卖，不想掺和你们的事！” 阎理冷冷地蹦出三个字：“领情了！”“你别把我老蒋逼急了，我是有实力与你斗的！”“是吗，你直说吧，什么意思？”“我做我的生意，你办你的事，咱们井水不犯河水。今天这箱货就算给你了，我还送得起。这次我先给你一个面子，你也得给我个面子，从今往后一听说是我老蒋的货，你最好别‘动手’！”“既然你话都说到这份了，咱们就算交了次手、过了一招，这次你让我赢了。插一句，不是一箱货，是半箱。一言为定，今天，约三万美元的货，算是我欠你的‘人情’，往后有什么难事可以找我！很愿意同你这样的痛快人打交道！”阎理说完这话，下了“宝马”，上了自己的车。 蒋泽勇把车靠在了路边，让卡车通行。待大卡车和阎理的那两辆轿车开走后，他走到蒋伟身边：“先这么着吧，没事了，去准备开店吧！” “婆婆”的思想比较正统 王伟达听到铃声，出来开门，见是于一心、李振，就热情地把两人迎进家里。李振见王伟达要泡茶忙摆手：“王经理，我们坐不住。您别忙活了，都不是外人！” 费武从卫生间走了出来，刚冼完澡，嘴里还不住地自言自语：“很好，今天的热水真是不错！”王伟达忙说：“费总，于一心、李振来了。”“请坐！我穿这身衣服，谈话不礼貌。我去更衣，你俩坐嘛！”说完进了费武自己的房间。 李振见屋里堆了许多矿泉水和整箱整箱的饮料，迷惑不解：“你们要开冷饮店吗？”“不是呀！咳！罗马尼亚不是挨着乌克兰吗！我们领导怕沾上核污染，不敢喝这里的水了！”“够得上吗？” 王伟达压低声音：“别看我们头，不一定懂得‘核’字的真正涵义，但一听说有损身体健康，就赶紧‘以预防为主’，在意极了，生怕折寿，活得仔细着呢。”费武穿得整整齐齐，从睡觉的房间里走了出来，坐到沙发上，看了一眼于一心。“怎么样？生意好吗？” 费武说起话来有一个习惯动作：双臂交插在胸前，左手放在右边的腋下，右手搭在左臂上。他讲起话来长腔拖得邪乎，像是怕讲错话似的，也许是在会上“说话”太多，习惯了。据王伟达讲，十几年前，他每天起码得给下面开一至两个会！虽说大会小会唾沫不少费，可是有用的“成分”不多，正确的废话占了九成。费武曾吹嘘过，在他事业的鼎盛时期，某日一口气给部下开了四个会不说，那天还出席了上级有关部门的三个重要会议，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 于一心冲费武笑了一笑：“还行吧！”“上几次见面忘了讲，你俩帮了我们单位很大的忙！我代表公司的领导感谢你们！”“哪里，是王经理帮了我们。”“我发现这里的空气不错嘛。昨天我起了个早，跑了跑步。哎呀，这里的狗多得不得了，我真怕咬着。你们知道打狂犬疫苗的防疫站在哪吗？” 王伟达想了想：“真不太清楚，还没听说哪个中国人打过呢！”“没事，您别理它们，咬不着您！”李振也解释：“这里的人对狗好着呢，您见的那些都是野狗。有许多好心人天天还喂它们呢，罗马尼亚人对狗比对亲爸还好！真的，您别笑，骂他们是狗，能高兴半宿！” 费武嫌沙发硌屁股，从旁边的沙发上拿了一个海绵垫儿垫上：“各有所好嘛！我看这里的社会风气还不错，早上生人见了面，主动问好；进电梯相互谦让。咱们国家五、六十年代的社会风气也不错！哪像现在的年轻人就知道钱。那时如果发现谁犯错误啦，就赶紧给他念段主席语录，他的思想马上就能转变过来……”李振听不得这种话，一听就烦：“我不同意您的观点，那叫束缚人们的思想。” 费武认为此话偏离了方向：“不对。你看那时我领导着一个 1600 人的大灯泡厂，生产出多少，卖多少。我们出的灯泡据说是亚洲最好的，特别是我们生产的那种15瓦白炽灯，产量在当时排名世界第一……” 李振不以为然：“那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就您厂生产的那种灯泡，也不想想世界上都是哪些国家在用！人家发达国家当时早已把它淘汰出局了，根本就不生产了。现在跟您还不算熟，要不然我真得跟您老好好聊聊！” 费武慢条斯理：“没关系，没有关系，畅所欲言，各抒己见，言者无罪嘛。你看现在的社会风气，什么都讲钱。我们那会儿，组织给我们什么啦？就那么拼命地干。哪像现在的年轻人，给多少钱干多少活！”“其实这也是一种进步。你们那时靠觉悟，现代人靠‘银库’，这没什么不好。再按那种模式走下去，三分之二的受苦人都‘解放’到自己家里来了。今天这代人要说 50 年后赶上美国，不会像你们年轻时说‘超英赶美’让人家‘翻卫生眼球’了吧！为什么美国国会如今三天两头地讨论中国问题？他们看咱们一天天强大了，怕给他们构成威胁。您看我们现在的报纸提反美一个字了吗？而你们那会儿却总有‘打倒美帝国主义’的活动，人家怎么连报道都很少呢？说好听了，人家不关心，实际上‘反动派’以为你们有病。” “也是，那时候我们批人家也好、超人家也罢，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人家到底是个什么样！”“哭了半天不知哭谁呢。” 费武听出李振的话是在“敲打”自己，连忙解释：“这话不完全对，现在的社会风气就是差，人心不古。就算干点活要利钱是市场经济的产物，那你说初中生，年纪轻轻的不学点东西就谈朋友，也是社会进步？大街上十来岁的小丫头、小小子，光天化日之下在那里抱呀、啃呀！这就是你所说的‘人类文明’？我看那叫有伤风化！”“我觉得正常，谁也没有规定接吻必须在黑暗中进行！您的思想老了！跟不上形势了！” 于一心听李振这么说，有了话题:“费总，您见的这些算不了什么，比这精彩的有得是。我们来罗马尼亚才几天呀，看老李那形势跟的。您问问他，已经办了多少件‘实事’啦！抱呀、啃呀算什么？小巫见大巫，小偷遇大盗。就因我俩‘同一屋檐下’，所以到了李哥‘开心之日’，就是我‘难受之时’，跟闹地震似的，外带隐约的哭、笑声。就说前天吧，在下怕李哥因隔壁有我，发挥不出‘水平’，就躲了出去，蹓哒一圈回来，到家一看，好吗，李老兄‘任务’还没过半呢！有二十多年‘党龄’（于一心在这里指李振结婚已经二十多年）的老家伙都这样了，您说那些未曾入‘团’的小兵，‘粘乎粘乎’还算个事吗？” 李振一见“火”要烧到自己头上，连忙打岔:“甭听他说传奇！”“其实我是真的佩服李先生，可以说是五体投地。平时要搬个箱子、运个货什么的，总是喊腿疼、腰酸；到了‘战时’那可谓‘势不可当、勇冠三军’。得分干什么，用哪条腿，腰使什么劲！卫生巾广告词怎么说的来着？‘量多的第二天……’” 费武并不十分明白于一心讲些什么，只知道是在帮自己说话：“提起广告也是，跟那会儿搞运动似的。赶上这阵子‘卖’牙膏，一开电视准是‘本牙膏的十八点优良品质’。需要补钙了，电视里‘全国人民补钙蔚然成风’的‘口号’此起彼伏！” 于一心望着李振：“据说这次刮完卫生巾，就该掀起补肾的新高潮，到时候，您千万得回国，别错过‘战机’……”王伟达插进来打趣道：“‘猛男补肾大理丸’的广告词我都想好了：‘猛男’使您生活绚丽多彩，恢复您失去的‘力量’，带您回到‘五四青年’时代。它赋予您生命的活力，保证您‘运动’的品位，增加您勇攀男人第二次‘高峰’的信心。使得家中的男人更男人，女人更女人……” 李振把话引开:“我说呢，罗马尼亚一下子怎么发来这么多的卫生巾！‘风’还真是刮过来啦！我们商店旁边的小孙，刚同意试试卖这个东西。好吗，第二天，不下十个货主都要往他那里放货……” 费武想起了什么，问李振：“咱们这里的党组织生活怎么过呀？”“听您说话，怎么老觉得像是刚从月球出差回来似的！” 瞧费武找的这人，问谁不好，偏偏问李振，这不是“砧板上的蒜瓣，找拍；木凳上的铁钉，找锤。”又是什么。 费武仍“执迷不悟”：“这事可马虎不得。周围朋友有多少党员呀？三个人就可以成立个支部嘛……”李振有点“牙疼”：“您呀！还不了解这儿的行情，您老先打住吧。建议您还是为党多赚点美元，这比什么都对得起党！”费武欲言又止：“……” 于一心倒想起件“实事”:“王经理咱说点正事，你们这里的货款是怎么打回到国内的?”“你俩开店才几个月呀，赚钱了?”“也没有，我是先打听打听！”“通过正常的渠道，钱回不去，这里的外汇管制挺严。中国人往国内带钱是：鸡不撒尿，各走各道。我们公司一般是开车到土耳其去汇款！”“到了边境，能过得去吗?”于一心追问了一句。“反正你得把钱藏好了，别让海关的人查出来……” 李振觉得此种做法有点悬：“这不是撞大运吗？” 王伟达把双手一摊：“没办法，就是这么个政策！” 第二天上午，王伟达开着于一心、李振的那辆“桑塔纳”上路了。费武坐前排，于一心、李振、赵铁三人后面就座。汽车开出布加勒斯特市区，朝着“纠纠”方向前进。路上大家心情都不错、有说有笑。 王伟达换上一盘磁带：“别说，这车还真好开，发动机一点杂音都没有。你们别忘了，里程表上已经 31 万公里了。德国人的工作态度不服不行。‘大奔’做工精细有的说，那是国际品牌！‘桑塔纳”在人家那里就是家庭用车，属大众型，质量也这么过硬！” 费武轻易不表态，只要开口，就带有“革命”性质：“为什么不用咱们中国人自己的技术呢？我们并不比人家笨嘛，洋人也没长两个大脑！我就爱坐国产车，‘红旗’很不错嘛……” 李振从内心反感费武的观点：“‘红旗’车是中国的品牌，那里面的零件又有几件是国货？当然这怨不了生产厂家，关键是‘全国产化’的汽车满足不了您们这些当官的工作需要。才几年呀！家用电器就基本上实现了国产化：一是技术不那么复杂，另外最主要的是，它的消费群面对的是广大老百姓，他们的要求、条件不那么苛刻。汽车就不同了，它是富豪的‘宠儿’、少数人的‘玩物’，‘阳春白雪’的制造过程肯定要比‘下里巴人’复杂得多。另外，坐轿车的人去制定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方向，能不带点偏见吗？”王伟达觉得李振的话有些偏激：“你气我们领导哈？”李振满不在乎：“我这是说了你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话。我要是在费总手下干活，就整天地翻阅 40 年前的报纸，认真做笔记。没准一不留神就能达到费总的思想境界，和他老人家说到一块了！”“就你这些论调，很成问题。” 于一心打圆场：“费总，您别往心里去，这不是在国外吗！您也说两句真心话让我们听听。没关系，没有人追究您！”李振在一旁起哄：“那怎么行，党性何在？党纪何在呀？”“像我们这些人，跟党这么多年，对现如今的有些做法想不通、不理解，只能说明我们跟不上形势，快被淘汰了！” 李振向前挪了挪身子：“其实您这年纪的人，思想应该能变得过来。您们经历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全过程，按说您们最有发言权。不过您们‘受害’也最深，又不情愿否定年轻时为之奋斗的远大理想！”“可不是吗，为党工作这么多年，我们现在有什么呀！比起那些小毛头大款们等于是一无所有！”“我指的受害是思想，物质上党没有亏待您们这些人。就说您现在吧，每月怎么也得 2 千来块拿着，大房子住着，不花油钱的车坐着。过几年退休了，养老金领着，病了有国内最好的医院免费治着。这条件我白天做梦都梦不出来！”“这是我多少年工作干出来的！” 李振心想：你干什么了？像你这号的人，除了开开会、摆摆谱，要专长没专长，要特长没特长。说起来干外贸二十多年了，到现在了，英语前三个字母的次序仍经常摆错，还张口一个待遇低，闭口一个条件差。幸亏有一个好的“落生”地，要是“降”在了中国偏远农村，非饿死不可。当然这话不能说出来，那样费武的心脏弄不好承受不了。 李振打开一瓶苏打水，喝了一口，被里面的二氧化碳气体呛得直咳嗽：“那些十几岁就进厂当工人，勤勤恳恳干了大半辈子，老了干不动了、快退休了，因给领导提点意见或说不清的原因就下岗了，他们才冤呢！”“他们的问题，是该解决，可是我们从二十几岁就做领导，到头来还不如一个小毛头老板……” “又来了。甭小看个体老板，他们不一定比您的本事小。就说您公司吧！搞进出口，国家对你们有优惠政策时，一年能赚几千万。政策放开，谁都能干了，怎么样，用您的话来说，公司下岗的下岗，回家的回家，楼卖了还账，车卖了还贷。人家小老板的公司却蒸蒸日上、从小到大、由弱变强……” 李振的话一针见血、切中要害，说到了费武的痛处了。费武听起来刺耳，心服口不服，不想让李振再说下去：“那些小个体户是钻了政策的空子！”“有这方面的因素。更主要的是，他们勤奋、能吃苦。我认识一位个体户，是从倒卖服装干起来的。他现在做外贸，比您公司最‘辉煌’的时候还要火。人家如今还是自己开车，和外国人谈买卖不用翻译，公司的许多日常工作能自己干就不雇人。咱行吗？一个人吹笛，八个人捏眼儿，还嚷人手紧呢！” 于一心怕费武下不来台，赶忙插话：“我不是拍领导马屁，你说的现象普遍存在，这不是个人惰性造成的，是历史的过错，别老是盯着人家的不是，把你放在那个位置上也好不到哪去。北京人的弱点就是看问题都准着呢，一轮到自己立即玩儿完。你挣的钱倒是没花在摆谱上，都‘投资’到‘花蕾’工程上了，借此机会你不向大家汇报一下‘基本建设’的进度？” 李振知道于一心要揭他的老底：“得，我有钱了，先搬出去，整个一个奸细、克格勃。我的隐私让你知道得太多了！”“别介，我还没和你住够呢。其实不能用那么高的标准来要求常人，多数人没有干大事业的雄心，只图个安居乐业就心满意足了。”“我的野心就不大，挣钱过得去就行！”“过得去？总过不去！”“不，我真是赚钱有够，抓紧时间还得享受！” 汽车来到了“纠纠”海关。等待过关的各种车辆，排起了长“龙”，王伟达把车靠路边停好。五个人都下了车。 汽车的右侧，草丛里有一块供人们行走的“平地”，它是由相间松木条铺设而成。几个等待过关的司机站在上面聊天，其中两个人还会说点英文。于一心走了过去，和这两人攀谈起来，打听过海关的一些事宜。……于一心告别这两个热心的罗马尼亚人，向边防办公室那个方向走去…… 李振下车后没有走开，靠着汽车的前保险杠，看着远处过关的车辆。王伟达、费武、赵铁三人走到海关东侧不锈钢栏杆前停下，望着远处的一条大河，不知谁说了一句，“这是多瑙河吧？”三人就以这条河为话题闲聊了起来…… 二十分钟过后，于一心返回，坐进驾驶室。 汽车开出距离海关大约一公里左右，从一个公路豁口下了道，顺着小土路“钻”进树林。行驶大约两公里，又连着拐了几个胳膊肘弯，多瑙河便横在眼前了。水面有三、四百米宽，湍急的流水声，在密闭的车厢里清晰可闻。 于一心把车停在多瑙河边的一块空地上。除了“桑塔纳”外，还有两辆“达契亚”也停在了这里。在李振的“带领”下，几个人提着“大包小包”，兴奋地“冲”进树林。于一心锁好车，快步跟了过去。他们在一块还算平整的草地上停下，由于平时很少运动，小跑了这么几步路，大家都站在那里喘粗气。费武天天早上“出操”，在这几个人当中虽说岁数最大，可是他气“捯”得最轻。赵铁从背包里取出一个大床单，用脚把地上的几块小石子踢开，将布单铺在草地上。五个人把手中的“大包小包”放在上面，开始做野餐前的准备工作。 于一心从一个大塑料袋里往外拿食品和餐具：“多瑙河不过如此，我看到它怎么一点也不激动呀！” 老师出身的李振，找到卖弄自己学问的时候了：“同学们注意听，别讲话了。多瑙河按书上所述，此处河面应该宽七至八百米。当然，根据实际考察、目测，没有那么宽。它是欧洲第二条大河。发源于德国西南部，向东流经奥地利、斯洛伐克、匈牙利……” 于一心打断他的背书：“吐字清楚，其意含糊，内容枯燥，催人睡觉，铃声未响，已经散场。” 赵铁被说乐了：“我上学时也背过李哥的这段书，今天见到真河了，反倒想不起来了！” 于一心总结：“这就是我们教育体系的特点，读外语的学士见了洋人说不了话，搞地理的硕士出了家门不认识路。考试结束，‘计算器’全部清零。” 王伟达更关心带钱的事：“哎，于子，打听清楚了吗？”“刚才我去边防站问了，咱们这样的护照没问题，可以去保加利亚。那几个司机说，星期一过关的人最少，排三个小时的队就能过去。要是赶上今天这种情况，天黑了也过不去。” 李振在一块干净的小木板上切“风干肠”（罗马尼亚的特产）：“你们准备什么时间走呀？”王伟达用餐刀在小饭盆里切几个洗过的西红柿，用嘴往费武那边努了努：“头在！别问我！”赵铁取出一次性的纸杯，每人面前放一个。费武用“消毒纸巾”认真地擦手：“再等几天吧！摆上，先吃再说。我那红色包包里有啤酒和果汁。” 大家刚要开始用餐，过来两个荷枪实弹、全副武装的边防军。他俩神态紧张，表情严肃。其中一个高个士兵用枪口上下晃动，意思是让五个人都站起来。费武把已经端起来的、装满啤酒的纸杯很不情愿地赶紧放下，不管人家能否听懂中国话：“嗨，小心点，别走了火嘛！” 李振没正眼看这两个兵，脸冲着费武：“人家听不懂你的‘行政命令’，执行起来有些困难！”于一心问对方懂不懂英语，见两人无动于衷、面无表情，自嘲道：“不懂，这下麻烦了，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 五个人一边收拾东西，一边说笑，真没把那两个兵当回事。高个士兵见这情景面带怒色：“达期订鼓乐！”（罗马尼亚语：别说话！）几个中国人不知是没听见、没听懂呢！还是根本就不听、不理睬他！反正仍然在那里说笑。矮个士兵一拉枪栓，没等大家反应过来，“叭”的一声朝天鸣了一枪。随着那声清脆的枪响，五人的说笑声嘎然而止，瞬间安静下来。赵铁吐了一下舌头，眯着眼看了那个兵一眼，由于是在三米开外，看不清他的面目表情。 见大家收拾好东西，高个士兵示意把它们都拿上。之后他走在最前面，让那“矮个”跟在“队伍”的最后。七个人钻出树林，“高个”用手中的钢枪指了一下“桑塔纳”，叫中国人全上车。 费武回头望了一眼端着步枪在汽车后小跑的那个“矮个”，脸色由红变白，但说话的声音仍不失“官腔”：“不会出事吧？”李振满不在乎：“咱们又没犯法，怕什么？”费武的嘴唇忍不住地哆嗦了几下：“你小点声，后面那个愣小子，枪里可真有子弹呀！”“子弹不分革命工作职位高低，都将一视同仁；不怕厚脂肪挡‘道’，一样往心脏里钻！”于一心压低声音：“都什么时候了，来点正经的吧！”“这叫素质！猝遇危难而不惊！” 费武的方寸渐乱，声音有些颤：“你就少说两句吧！小于说得对。我这里还有五万多美元呢！小王那里也有，咱们分一分？” 李振从内心反感费武那（怂）蛋包的样子：“别那么紧张，他们还能搜咱们身吗？我们两国是‘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兄弟’，同属于一个社会主义大家庭！” 赵铁向于一心这边靠了靠：“我记得一个去‘中国城’吃饭的客人说过，他们这里边防军的枪曾走火、打死过人！”费武一听这话，“官腔”变哭腔了：“我说什么来着！让你们别来这里，就是不听我的劝告！”李振的话带着讥讽：“我就不明白，老领导入党时是怎么宣的誓？也二十多年党龄了，还没叫您坐‘老虎凳’呢！”费武当然不承认自己胆怯：“是没让你赶上，我俩身上有近十万美元公司的货款，能不着急吗？这些都是国家的钱呀！”赵铁出主意：“要不然往车里藏一些？”后面的矮个士兵见车里人不停地说话，就加快了脚步与车并排而行。于一心侧身看了他一眼：“别再讲话了，人家跟上来了！” 汽车被带到一排红砖房前停下，它周围长满了一人多高的野草、灌木。矮个子士兵叫车上的人都下来，让“高个”看守着五个人，自己走进红砖房向领导汇报。 王伟达发现前方大约一百米远的地方，高高地耸立着一个用钢架支起的边防哨卡，上面站着一个士兵用望远镜向这边了望。他两眼注视着那个哨兵：“我怎么觉得不大对劲呀！”费武忧心忡忡：“不会把咱们扣下吧？”李振仍然满不在乎：“您没必要惴惴不安。我看问题不大，咱们没干什么呀！” 高个子士兵用手示意不要讲话。这回挺管用，几个人的嘴马上都“关闭”了。大约过了十几分钟，一个军官模样的人从房间里走了出来，样子很友善，身旁跟了个梳着小分头的士兵。两人走到中国人身旁，“小分头”用英语对费武说：“你们这里谁会讲英文？” 费武不知所措，原本绷紧的神经更加紧张了。于一心向前迈了一小步，用英语回答：“我会一点。为什么要抓人？我们犯了什么错？”听了“小分头”的翻译，军官皱着眉头说道：“难道不清楚，你们已经闯入了我们的军事禁区？”“我们没有看到任何‘禁行标志’，况且吃饭的地方还有几个罗马尼亚人在那里‘烧烤’。”军官对于一心还算客气：“对不起，你们是外国人。请出示你们的证件！”于一心用右手伸进自己的衣兜：“他要看咱们几个人的证件。” 中国人分别把自己的护照递了过去。军官接过五个人的证件，招呼“小分头”一起返回红砖房子。他俩进屋后，“一去不复返”，似乎忘了还有人在等候“结果”。 费武见无人理睬，看了一下手表，又放在耳边听了听，以为停了，忽然记起电子表根本就没有“嘀哒”声。他感到小肚子有点胀，冲着“高个”用手比划要小便，见对方用步枪向地上指了指，明白其意思是让自己在原地撒尿，没办法只好背对着士兵掏“家伙”。过了不到五分钟，费武又提出“解小手”，得到“高个”不准远离此地的手势后，再次就地“方便”。 五个人表情各异地坐在地上。李振和于一心耳语：“人受到惊吓后最常见的生理现象就是尿频。”于一心没说话，递了个眼色给李振。意思是：别说话，大兵看着咱俩呢！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小分头”从房间里终于走了出来。他来到于一心身边：“没什么事，让你们久等了。电话刚刚接通，我们领导跟上级汇报了这里的情况。现在正等着上级的指示，‘命令’一到你们就自由了！” 于一心把这个“通知”翻译给同伴听。几个人听他讲完，又开始活跃起来。李振比较乐观：“我说没事吧！费总近几天正好有点上火，这下行了，不用担心‘敌人’灌‘辣椒水’了！” 费武仍愁眉不展：“别高兴太早，还没有到欣喜的时候。说不定就留下李振，让你独自‘品尝’！”“留下谁也不会是我。没看见那个‘小分头’刚才直眉瞪眼地冲您去了。这也怨不了人家，在外人眼里您是像个官，白白胖胖挺富态、没吃过什么苦，更没接受过‘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看见高个子士兵晃动了几下枪，大家暂时安静下来…… 过了一会，于一心觉得情况不妙：“我怎么看不象要放咱们呀！护照不给！‘卫兵’不撤！”李振看了一眼费武：“你这么说，费老总开始冒汗了！”赵铁总一个姿势坐着，感觉有点累，蹲了起来：“只要他们的枪别走火就行！”李振学赵铁的样子半蹲半坐：“没关系，走火也不怕，咱们目标小，越胖就越容易‘中的’。这几个人，数费老总的块头最大，您一会儿千万要多加小心、往后靠！”李振有意把“中的”（音：种地）读成“种得”。 费武见开来一辆运兵车，说话的声音大幅度地颤抖：“这车与咱们不会有什么联系吧？” “小分头”从红砖房里出来，快步走来，这次和于一心说话的口气显得生硬：“把‘桑塔纳’的车钥匙给我，你们都上这个车，还需要到我们总部办理手续，这里处理不了。上车吧！”于一心略感苗头不对：“你们没有权力这样对待我们！”“小分头”耸了耸肩，口气又缓和下来：“你放心，就是去那里登记，很快你们就能回家！”于一心凭他的第六感觉，知道眼前的这个人在撒谎：“为什么坐你们的车？”“小分头”的语气恢复到了最开始的“状态”：“你放心，仅仅是个规定，没有别的意思！” 于一心还想说什么，见费武那笨重的身体已经爬上了军车。心想：难怪李振一百八十个看不上你，又不是去聚餐，着那门子急呀！他没再和“小分头”叫“真”儿，冲着正看着自己的三个同伴：“先上车吧，没什么可怕的！” 军车上除了中国人外，还有“高个”和“小分头”。他俩手持半自动步枪，目不转睛地望着眼前的五个人。这是一辆很破旧、前苏联制造的运兵车，噪音巨大。如果在车里说话，听起来一定困难。当然，现在车上的人，能说话的不想说，想说话的不知该说些什么。车上有个透气的小窗户，从这里能望见蓝天、白云和快速一闪而过的树梢，但是看不到路。中国人弄不清要把他们送往何处，只能听天由命。汽车颠簸得非常厉害，想必路面很差。随着车身全方位的晃动，“乘客”在里面摇来摆去。费武用两只手紧紧地攥住车上唯一的把手，生怕自己的头撞在车厢铁板上。另几个中国人用手把着固定在车上的坐凳，使得身体不被颠起、震歪。押运的士兵，似乎很习惯坐这类车、走这种路，两人不抓、不扶，腰板挺直，两手紧握钢枪，随着汽车上下左右的跳动来掌握自己的平衡。 行驶了大约 40 分钟，汽车开进一个院落，车门被打开。中国人下了车，他们四下张望。从周围建筑物的外观上分析，这是到了某个军营。几个人被带进一间很大的房子里，仍然由高个子士兵看守。不一会儿工夫，“小分头”与一个军官走了过来。这个“上级”给人一种威严的感觉，军人派头十足，昂首挺胸，不苟言笑，说话的速度不快，嗓音响亮。还是由“小分头”做翻译和中国人“对话”：“你们这里谁是头？” 于一心把对方的意思和同伴重复了一遍，话还没完全讲完，衣角被费武拉了几下。于一心立即明白了费武的意思：别说是他。“我们几个都是朋友，没有上下级关系。您说吧，我能代表他们！” 这是一个坐上四、五百人都绰绰有余的大房间，即便是“满员”，军官不用话筒，其声音也足以使每个角落的人都能听清：“你们来我们这里干什么？”“玩！我们刚想在草地上吃点饭，就被你们抓住了！”“罗马尼亚这么大，为什么非到边境来吃这顿饭？”“你们那里没有明显标志不许我们进入呀！”“你们本身就应该知道那里是禁区，不准外国人进入。据我们的哨卡反应，你们见到我们的士兵后，迅速藏到树林里去了；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还拿着望远镜，向河对岸了望！我们的人费了很大力气才在草地上发现你们，将你们逮住！”“那一定是弄错了，我们没有躲的意思，再说不足十公分高的草是藏不住人的；我们也根本没有什么望远镜，只有一个戴眼镜的；另外我们都持有因公护照，去保加利亚免签，既然可以直接过去，就没有必要在这边隔河观望！” 军官听了于一心的话，表情更加严肃：“你以为我在和你开玩笑、讲故事吗？这里不是大市场，说话严肃点，你们被扣留啦！”“军官先生，您没有这个权力！尽管我很尊重您，可是我不得不告诉您，我们是中国公民，您和您部下的所作所为已经超出您们的权限！我要与中国大使馆取得联系，请准许我打个电话。”军官此时显得有点蛮横：“这里我说了算。对不起，我们没有外线电话。” 他说完，示意门口的那两个士兵过来，低头和他俩交代了几句。两个军人冲费武走去，让他举起手来，要搜身。费武挺配合，做出了一个标准的“投降”动作，准备让他们“动手”。于一心见到这情景急了，冲了过去，大声地用中文说，其声音甚至超过了那个军官：“不能这样，你们根本就没有这个权力。费总您不能让他们搜，这是对我们人格的侮辱！” 军官见于一心无所畏惧的样子，示意两士兵等一下，没再说什么，走出大房间。见领导走了，那两个士兵也跟了出去。于一心等他们三人都出去了，回到原来的地方。“咱们不能让他们搜，一会几个人抱在一起，看能把咱们怎样！”赵铁小声对面无血色的费武说：“费总，趁他们看管得不严，要不然再给我一沓美元？” 费武大汗淋漓，顺从地从裤裆里掏出一沓美元，背着手递给了赵铁。于一心透过南墙窗户上的一块碎玻璃看见那名军官领了 20 来名士兵走过来，他安慰大家：“他们来了，不用害怕，咱们站到一块。” 军官径直走到于一心面前：“先跟我们走一趟，做一个简单的检查！” 于一心断然拒绝：“不行，有什么话，在这里说！”军官打了个手势。四个士兵一拥而上，七手八脚地把于一心架走。于一心边“走”边喊：“他们这是各个击破，分而治之！” 看着于一心被四个士兵强行带走，费武那件朋友特意从美国为他买的、叫不出品牌名子的 T 恤衫被惊恐的汗水浸透，他迈着“松软”的脚步，主动找了一个没有带枪的士兵，“催”他一起走了。 剩下的三人站在那里没动。又过来两个军人要架李振。王伟达见李振要反抗，忙劝阻：“别和他们干了，随他们去吧！”王伟达见李振也被“领”出大房子，转向赵铁：“我们的头都‘招’了，咱们就别硬撑着啦！”王伟达和赵铁先后也被带走了。几个中国人“走”后，军官指使几个士兵搜查“桑塔纳”，自己从大房间的后门进了军营里仅有的那栋楼房。 这是座砖结构的四层小楼。二楼靠阴面一间 20 平米大小的办公室里，放了两把木椅子和一张木桌。于一心坐在其中的一把椅子上，显露出倔强的表情。桌上堆放着一些物品，那是从中国人身上搜出的证件、钥匙、零钱等。房间门由两部分组成，里面是一扇普通家庭用的木门，外面是一层铁门，说它是门不够严谨，实际上是一个推拉式的铁栅栏儿。木门开着，铁栅栏关着。一名士兵持枪站在屋外“守卫”，成“稍息”立姿，两眼注视着于一心的一举一动。 于一心一个姿势坐得太久，感觉有点累，想站起来活动活动手脚。刚要立起，被门外的那个士兵看见了，于一心尽管听不懂他“咦哩哇啦”地在说些什么，可是其中的意思却能猜个八九不离十，这种时候还能喊什么，准是不让自己乱动呗！于一心不予理睬，继续伸臂展腿。被激怒了的士兵用枪筒猛叩铁栅栏门，嘴里还不停地“哇啦哇啦”。敲打了有七、八下的样子，只听“啪”的一声枪响，于一心眼前红光一闪。一颗子弹正好打中窗台上的那个花盆，“扑哧”一声像爆炸了颗“土地雷”。那株象征着友谊长存的万年青及栽培它的腐殖土一起被“枪毙”出来。碎瓦片、土渣洒落在于一心的脚面上。弹道再往于一心这边“亲近”20公分，炸开的肯定不会是花盆，应是于一心的脑壳。由于是在楼道里，枪声的回音很大。马上跑过来两个兵，询问怎么回事。于一心怒火中烧，掸去裤脚上的土，冲着守门的士兵大叫。这名士兵用左手轻握枪筒上下滑动了两下，意思是说枪走火了，两眼望着于一心，嘻皮笑脸，摇头晃脑，像是有意气这个不听“命令”的中国人，毫无诚意地、一个劲儿地反复说对不起。之后不再管于一心了，任凭他在屋里随意走动。 那名有着洪亮嗓音的军官和“小分头”进了屋，两人显然是来“审问”于一心的。军官坐在椅子上，示意“小分头”站在自己身旁。就是在这么狭小的房间里，他问话的嗓门也没有调小：“你叫什么？”“护照上有。”“你们来这里干什么？”“都说过了，玩。在回答的你提问之前先告诉我，他为什么向我开枪？”军官明显袒护他的部下：“不叫向你开枪，那叫冲你走火！他已经和你道歉了！”“杀了人道歉就行了？另外，我们从早到现在还没有吃饭呢！你最好给我们弄点吃的东西！” 一个士兵急急忙忙进来向军官汇报，大体意思是，那边从几个中国人的鞋里、裤衩里搜出了大量美元。军官听完，令于一心脱裤子、脱鞋。于一心身上的那两沓美元，也很快被“找”了出来。军官显得非常生气、吃惊，看着桌上被送过来的美元，不再理会于一心了。他和“小分头”把所有一沓一沓的美元拆开，摆了满满一桌子；一张张地清点、记录，还非常认真地把票面是一百元美钞上的序号记录在案。 一个士兵送饭来了，是一小碗土豆泥和一块面包，还有一杯凉水。于一心饿了，不管好吃不好吃、干净不干净，狼吞虎咽，一会就把送来的饭风卷残云般地“打扫”了。吃过饭，于一心看两人点钱，瞧着瞧着两眼不由自主地往一起“粘”。可能是疲倦了，他坐在那里打起瞌睡来，半睡半醒，不知过了多久，猛地被敲桌子的声音弄醒。 军官一脸怒气：“现在你该老实点了吧！说吧！到底来这里干什么？”“不干什么，玩！”“玩？背着‘银行’逛公园？” 真是奇怪，像军官这么个看似木讷寡言的人，居然还能冒出这么一句幽默的俏皮话。“小分头”想乐没敢笑，于一心是根本高兴不起来：“这些都是货款，是公司的钱！”“为什么藏在鞋里、裤衩里？”“自己的钱，愿意放哪！就放哪！这是我们的自由。”“为什么不放在家里？银行里？” “布加勒斯特中国人的家总被盗，不敢放；银行不让存美元；换成列伊贬值太快；所以中国人的钱只能装在身上！”“听起来有点道理。你先在这个清单上签个名字吧，这里一共是9万6千8百47美元和二百八十六万七千九百四十列伊！“我不能签，因为这数不是我清点的！”军官的脸阴沉下来：“放心，一分钱不会错，我们是军人！” 窗外，天色已经完全黑了下来。军官收起“签”过字的那张清单，把桌上的钱和东西都装入一个大军用背包里，拎起挎在肩上，和门口站岗的士兵交代了几句就走了。房间里又只剩下于一心一个人了。 换岗的士兵来了，他们之间交换了“意见”，算是交接班。“开枪”的士兵还把于一心的表现向战友作了介绍，意思是这个中国人不老实、鬼点子多，得看紧点。 士兵打开铁栅栏儿门，和于一心总保持不到半米的间距，进行贴身“警戒”，像是怕他跑了。也可能地处二楼，担心他想不开跳楼自杀？反正是寸步不离其左右。 从军营到分区警察局大约有半小时的路程。汽车在颠簸不平的土道上走了几分钟之后就“踏”上了平坦的公路。大概是早晨四、五点钟的样子，公路上几乎没有行人，过往的车辆也很少。警车开得飞快，进入市区后也没有减速，三转两拐在一栋小白楼前停下。有四名警察站在那里，“敬”候五个人的到来。看到楼房的格局和上面的标志，中国人知道，这里正是那个军官所说的地方：警察局。 于一心发现他们那辆“桑塔纳”早已停在了这里，他用手指了一下车。另外几个中国人也都认出来了，错不了就是它。车里一片狼籍，车门内侧的隔板都被拆了下来，里面的车座东倒西歪，汽车的备胎被扔在了车前。看来它早已被仔细“检查”过了。 他们被带到底层的一个小房间里。那个在车上拿枪“吓唬”人的警察让五人蹲在地上，自己却坐在靠门的一把椅子上，两眼不错眼球地望着屋里的中国人。大约过了 20 多分钟，赵铁最先被叫了出去，他跟随一名警察来到地下室。警察打开一个约有 15 公分厚的大铁门，让赵铁侧身先进去。里面的灯光很暗，赵铁被移交给了靠墙边坐着的那两名警察。他按照其中一个胖警察的吩咐，脱掉自己身上的衣服，仅剩一条裤衩站在那里。对方仍不“满意”：“继续！” 赵铁照办，把最后的那块遮羞“布”扔在了地上，穿上递过来的白色带蓝竖条囚服。胖子警察走了过来，要赵铁的眼镜。赵铁用罗语告诉他：“不行，离了眼镜我看不见道，不能走路。”“你必须这么做，这是规定。眼镜含铁和玻璃，你用它自杀怎么办！” 胖子警察拿起赵铁的眼镜，又让他伸出双手，然后用一个小油墨辊在他的左、右手上涂满少许油墨，令他在一张白纸上按下十个手指的指纹。接着，他拿来两块 20 公分见方的乌玻璃板，让赵铁把手指分开，在上面印上两手的手印，嫌赵铁用力不够，把自己那胖而厚实的手放在中国人的手上帮着加“压”。之后，递过一张表格叫赵铁填写，见他不写，跟自己要眼镜，摇了摇头没有给。赵铁只好眯起眼，把表放在眼前，鼻子都碰到了纸，很费劲地看表格上写的是什么。由于赵铁不认识罗语，不知上面的“黑蝌蚪”所“云”，站在那里没有动笔。胖警察费了不少的口舌，还连比划带画图，“掰开了、揉碎了”地“讲解”。这是赵铁来罗马尼亚后，第一次“正正经经”地听“语文”课，也是他写的第一篇“罗语作文”。功到自然成，表总算是被填完了。 坐在过道另一端的警察叫赵铁过去。赵铁看不见那边有人，不知道喊他的人在哪，站在原地没动。胖子警察没办法只好领着赵铁走了过去。那警察正在开一个牢房的门，它是水泥和钢铁的“混合物”，约 15 公分厚，上面共有三道锁，距地面 1 米 5 处还有一个 30 公分见方的小窗。牢房被打开了，警察把赵铁推了进去。赵铁立刻闻到一股霉烂腐臭的气味，回过身来刚想问那个警察这里是什么地方，就听“咣当”一声门被关上了。他感到一阵头晕、恶心，差点吐了出来。里面光线很暗，墙上有一个比萤火虫屁股亮不了多少的小灯泡，充其量有两、三个瓦特大小。本来他的视力就差，门被关上后，眼前一片模糊什么都看不清。他用手掌使劲地敲打牢门，片刻之后，门上的那个小窗被打开。赵铁看不见外面的人在哪，只感觉一股比较新鲜的空气吹了进来。他对着小窗大声地喊：“我不能呆在这里！” 没听到任何回答，小窗就“喀嚓”闭上了。他继续叩打，手都疼了，也没有得到任何“反馈”。赵铁无奈地摇了摇头，开始用手了解屋里的情况。“盲人摸象”要比坐以待毙强，最起码还能得到一些信息。房间有 6 平米大小，一进门左手靠墙纵向放了两张上下铺，连在一起大约有四米长，占去了牢内的大部分空间。床铺与对面的墙间隔约有 50 公分，形成一条四米长的通道。除此之外，“号”内就再也找不到其它空地了。他感觉通道尽头墙上的顶部与下面有所不同，模模糊糊看不清是怎么回事。几天之后同牢的犯人，费了很多的“唾沫”，才让赵铁明白那是什么：它是一个大约 50 公分见方的小窗，窗户用铁板焊死，铁板上钻了若干个无名指粗细的洞，算是通气孔了；每天从那“星星点点”的窟窿眼儿中多少能透进“点滴”阳光。除此之外这里完全“与世隔绝”，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密闭水泥匣子。就是苍蝇，大脑如果没“发育”到人类的水平，也休想从这里找到出口奔向“自由世界”。赵铁摸索了一会，结果把床上的三个人都弄醒了。还好，他仨见是中国人，分别很友善地与赵铁打招呼。其中一个睡下铺的“牢友”见赵铁视力不好、爬不上去，就主动让出自己的下铺，扶他上了床。 几个犯人暂时不睡了，开始与新“牢友”拉“家常”。赵铁罗语听和说的能力虽然还未达到“英语四级”，但他还能将就说上几句不连贯的“罗话”，也能大体听懂一些他们讲话的内容。让铺的犯人伸手想与赵铁握一握，见对方没有反应，才想起“来者”眼力不佳。他干脆过去抓住赵铁的手摇了几下：“中国人，你怎么也到我们这里来了？”“说不清，我们一共五个中国人在多瑙河边的草地上野餐，到嘴的肉还没嚼上，就被两个当兵的抓住了，最后被带到这里来了！”让铺的犯人似懂非懂：“中国人，你好。不管怎样，欢迎你来这里‘做客’。我叫阿机，那个在上铺的叫阿瑞克斯，这位是扶罗林，他是我们的头。” 赵铁连他的手都看不见，就更谈不上瞧阿机指谁了。他只能通过声音的强弱确定几个“狱友”的大体位置，再根据嗓音的差异和“人名”挂钩。“你们是因为什么进来的？”阿瑞克斯过来拉了一下赵铁的手：“我是偷汽车，他俩是抢劫！” 扶罗林用手轻轻拍打了一下赵铁的肩：“你来罗马尼亚几年了？你的罗语讲得很好！”“好什么呀！来罗马尼亚快一年了，很少和你们国家的人待在一起，学罗语感觉挺难，说不了几句整话。”阿机问：“你在中国进过这种地方吗？”“没有！” 阿瑞克斯的语气里有几分得意：“我是这里的常客，因为表现好，明天就能出去了，可以马上见到我老婆啦！这是我老婆送来的食品，你吃点？”说完，他拿出一个包，告诉赵铁里面有肉肠、白面包、饮料，都被“用”过，只是舍不得一下子吃完，有意留下慢慢“享用”。说实话，“看”到吃的东西，赵铁顿感饥饿难忍，“垂涎欲滴”。不过，他一方面不愿嚼“别人吃过的馒头”，另外也看不清对方给出的是什么，又不能拿到眼前看个“究竟”后再告诉对方自己的“决定”。他只是一个劲地说不饿，不饿。阿机见赵铁不吃，一下抢过喝剩的那半瓶筒装饮料，拧开盖子就往嘴里倒，刚喝了半口，就被阿瑞克斯一把抢了过去。阿机用舌尖添着沾在嘴唇边上的一滴饮料说：“你明天就要出去了，让我喝点吧！”阿瑞克斯把饮料盖好：“要是出不去呢？” 他俩吵闹了一会，外面传来重重的敲门声，意思让里面安静些。整个“房间”立刻没有了一点声音，各自轻轻地回到自己的床上。扶罗林睡在最靠门那张床的下铺，据说这是“水泥匣子”里最好的位置。睡在这里可以呼到从门缝“挤”进的那一点“新鲜”空气，一般“牢头”都睡在这个地方。赵铁上床、躺下，被子、褥子像是多年没有被拆洗过，臭烘烘的。他想凑近瞧瞧铺盖的“长相”，还没等看清楚，一股下水道的臭味就“飘”了过来，幸亏肚子空空，要不然非得呕吐出来，他赶紧把被子放下。心想：有什么好看的，眼不见心不烦。此时赵铁不知道床上还有一个“兵团”的“阶级敌人”在等着他呢！他躺了一会儿，感觉全身奇痒，“跟着感觉走”，在腿上打死了一个“活物”，拿到眼珠子前一看，才知道床上有虱子。他忙坐了起来，靠在墙上，闭上双眼，一会就睡着了。 阳光从牢房那个高窗铁板“玻璃”上的数个小孔中射了进来，“几缕”霞光不足以把房间照亮，加上“萤火虫屁股”的灯也关上了，此时的牢房与夜间没多大区别，仍然是“暗无天日”。只不过这“几线”白光能告诉里面的人，外边的天亮了。 说不清是早上几点，赵铁的牢房门被打开，三个犯人拉着他一起出来，在过道里的厕所“排污”、用凉水洗脸、倒尿桶。赵铁这时才知道自己床前放的那个黑乎乎的东西是一个大尿桶。阿机告诉赵铁要抓紧时间方便，洗洗身上，因为一天只有两次这样的机会，每次仅有五分钟的时间。赵铁用手试了试水，感觉太凉，仅洗了一把脸，然后站在那里“看”他们三人洗凉水澡。不大一会工夫，一个警察来了，立在那里没有说话。三人见到警察，像老鼠见了猫，明显惧怕，立即停止说笑。他们知道时间到了，拉着赵铁迅速回到几人应该去的地方。牢房的门“喀嚓”一声被关上，扶罗林让三人上床，自己开始在这条四米长、半米宽、被阿机称之为“跑道”的空地上往返走动。听着他走来走去的脚步声，赵铁心烦意乱。阿机告诉赵铁，人要是总躺着就会生病，每天这么走动走动，相当于锻炼身体；牢里的人按次序排队，一个走完了，另一个再走，天天如此。 阿瑞克斯正用不锈钢勺改制一把匕首，在墙上“磨刀霍霍”。到目前为止，“凶器”几乎就要做好了。他告诉赵铁，这件“武器”已经磨了三个多月！赵铁将它拿在手里，放到眼前仔细看了又看。别说，它形状规矩、做工精细。“弄它干什么？”“我要用这把‘利刃’戳穿警察的心脏！”说完，他还用手在自己脖子上比划着。阿机“闻讯”凑了过来：“警察都应该这样！”他用手做拧干衣服的动作。 牢门上的小窗开了，递进来四份吃的东西。赵铁得到一份，他饥不择食，端起搪瓷饭碗顾不上看是什么“美味”，就吃开了。不到一分钟的时间，把饭碗来了个“底朝天”。饭后“回首往事”，他知道刚才吃的是一小碗煮得很烂的豌豆、土豆、西红柿的混合物，外加一块黑面包。 三个罗马尼亚人倒是显得很斯文、温文尔雅，他们把三个饭碗放到一起，并不急于吃，坐那先聊。阿瑞克斯取出那包“老婆的关怀”，从里面抽出一些食品，再把剩下的包好、放妥。三人这才不慌不忙地吃了起来，看他们优哉游哉、谈笑风生的样子，哪像是在吃“号饭”，整个是在吃会餐！阿机几次叫赵铁过去，到他们那里，一起再吃点。赵铁示意自己已经吃饱了，坐在那里没动。三人没有强求，继续细嚼慢咽，就这么点东西，吃了足足有 40 分钟。 饭后，阿机开始享受“蹓跶”。踱了两、三个来回，小窗又开了，他把饭盘递了出去，继续走自己的“路”。赵铁靠在墙上，望着上铺发呆，不知不觉地睡了过去。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他被三人的说笑声惊醒。这时又碰巧传来开锁的声音，由于此次不是例行开门，扶罗林示意大家安静。牢门被打开，一个警察冲里面喊：“赵！赵！” 赵铁没有意识到这是在叫自己，仍坐在那里。还是扶罗林反应快，把赵铁拉起，扶他走出牢房。赵铁被带到进来时按手印的地方。有三名警察坐在那里，还有一个穿白大褂的人。领赵铁过来的这个警察问：“现在是犯人的常规身体检查，你进来后有没有不舒服的地方？”“把眼镜还给我吧！不戴眼镜，我头晕！”这名警察不置可否，又问：“还有什么？”“我还想打一个电话！” 这次警察没有答复赵铁，把他又领回“号房”。另一个警察从赵铁的隔壁把于一心带了出来。于一心正好看见赵铁进牢房时的背影，刚想喊，“水泥铁门”就挡住了视线…… 警察医生用英语问于一心：“你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吗？”于一心所答非所问：“我要打一个电话！你们这样抓人是不合法的，我们是中国人！”医生语气平缓：“这不关我的事。我问你身体有没有问题？”于一心用手指了一下自己的头：“我头昏，恶心，不想吃东西！” 医生没有表现出同情之色，仍然不愠不火地问道：“就这些？”“这些还不够？我进来之前，一点毛病也没有！”医生像是在开导一个心情烦躁的病人：“你刚进来还不习惯这里的环境，慢慢就会好的！”“听你这口气，我得在这里待上三年五载了？”一个警察瞪了于一心一眼：“在法院判决之前，你不能离开这里！”“法院？听你的口气，罗马尼亚真像是个法治国家！”众警察没有吭声。医生用听诊器听了一下于一心的胸部：“你的身体条件很不错，住在这里没有问题！可以走了！” 于一心被带回自己的牢房。 赵铁躺在床上刚有些困意，就听见有节奏地敲打墙壁的声音。阿机走到放尿桶的墙根，小心翼翼地把墙上的一块水泥抠了出来。原来这里有一个通到隔壁牢房的小洞。阿机把嘴贴近小孔问：有什么事吗？对方答道，他那边有一个中国人要和这边的同伴说话。阿机马上过来叫赵铁，把他领到这个小洞前，让他和那面的人说话。赵铁问：“你是谁呀？” 一个声音从墙的那边传了过来：“是我，于一心。你怎么样？”“不怎么样，身上的钱都被搜走了！”“我也一样。先别提钱了，保命吧！你得吃饭呀！”“他们怎样？” 墙那边：“不知道，我是最后一个进来的。我估计他们三人也在这里。你进来后，睡着了吗？”“睡了一会，虱子咬得厉害，还特臭！”“这边也是，将就点吧！没有办法。”“咱们什么时候才能出去呀？”“我也不知道，一时半会儿恐怕出不去！”赵铁忽然想起阿瑞克斯今天也许能回家，就把这事告诉了于一心。 于一心听后，声音有点“激动”：“你让他出去后，帮忙找个人救咱们吧！”“找谁呀？”“我给你一个吴玉的电话号码，她的罗语好，能听懂怎么回事，另外她认识的人多，也许能有办法。告周坤也行，只要有中国人知道咱们被关在这里就好办了！”“你说吧！我记着！”…… 赵铁回到床上，叫来阿瑞克斯，搜索枯肠，“寻找”肚里的罗语单词，生怕表达不清让对方误解。赵铁告诉他，出去后务必帮忙打一个电话，因为没有任何其他中国人知道他们被关在了这里。阿瑞克斯表示，如果真的能出去，肯定要帮这个忙。为了不叫警察发现，他用一个不知怎么带进牢里的圆珠笔芯，把电话号码写在自己的脚心上，还不放心，嘴里又反复念叨这几个能救中国人“性命”的阿拉伯数字，“使劲”“写”进脑子里…… “坏女人”良心也有“发现”的时候 在吴玉小别墅的家里，她挺着个肚子在客厅里走来走去。张让在教张佳认中国字：“佳佳，这字念什么？”“嗯，念家。爸爸什么叫家？”“家？像咱们家吧，有爸爸、妈妈，还有佳佳。咱们三人在一起生活，这就叫家！”张佳眨了一下眼睛：“家和张佳的佳一样，意思不一样！”“这叫音同字不同。”“如果咱家没有佳佳还叫家吗？”“你怎么问这个问题？怎么会没有你呢？” 张佳一脸的认真：“因为你总说，再不听话就不要我了！”“那是爸爸吓唬你呢，家里缺少谁也不行！”“缺妈妈行！”吴玉在一旁听张佳这么说，马上插了一句：“胡说！怎么缺我行？小孩子不能这么说话。” 张佳并没有认为自己哪里说错了：“因为你从来不哄我玩！”吴玉听张佳这么说，就解释：“妈妈有事呀！妈妈得挣钱，要不然咱家花什么呀？”张佳坐到张让的腿上：“不用挣钱，妈妈那书包里有的是钱。我就想让妈妈跟我玩。我看见了，那书包里有的是钱！” 吴玉有点不耐烦：“行了！该睡了！”说完就给女儿脱衣服，见张佳进了被窝，吴玉指了一下墙上的开关，对张让说：“先把大灯关了吧。你察觉没有？这几天李老师他们没去开店，家里也没人接电话！”“可不是吗！会不会出什么事呀？”“还有，海丰公司那个王经理，把货放到咱们店里后，就再没来过。打电话要货，家里也没有人接电话！”“还真是的，别出什么事？”“反正在这里做生意，总感觉像是在敌战区工作，睡不了踏实觉。你记不记得那个人，挺瘦的、个子比我高不了多少。叫什么来着？黄和平。那天我刚给他结完账，说好了第二天再拉点他的货，好吗！从此杳如黄鹤。最后你猜怎么着，几天前它们这里的《邮报》登出来了，小两口子让歹徒给杀了。估计人家知道他俩刚结了货柜的款，有钱了！”“案子破了吗？”“这里的警察破过案吗？他们只是混口饭吃，还真把老百姓当成解渴的水吗！” 电话铃响了，吴玉拿起话筒，和对方讲起了罗语。说了大约三、四分钟，才挂上：“你看怎么样！又出事了吧。‘纠纠’的一个犯人出来了，说里面关了五个中国人，他们认识我。五个人？你说这能是谁呀？”“是不是就是李老师他们呀？”“他们没事跑‘纠纠’干什么？”“这回你还不想点办法？”“我也不能店不开，为他们跑这事呀。再说，不一定就是他们。五个人？怎么会蹦出来五个呢？” 张让忽然联想起一件事：“这几天‘中国城’那个叫什么来着的女孩，不是老来电话打听李老师的情况吗！”“周坤。说不定真是他们。要不然周坤找李老师干什么？他们怎么会走到一起了？”“肯定有急事，要不然她不会总给你打电话？”“先把这事告诉她！” 外贸5年突遭巨大变故! 法官的唾沫星里饱含着“硬道理” “纠纠”的地方法院，其实就是几个大房间。法官坐在写字台前，戴着老花镜正在看报纸。 周坤本身就是学罗语专业的，又在罗马尼亚待了这么长时间，所以和他们当地人交谈一点语言方面的障碍没有。她站了一会，没有打搅房间的主人。法官抬起头，摘下老花镜，待看清眼前这位漂亮的中国姑娘后，原本严肃的脸一下子变得和蔼可亲。周坤见他用一种奇怪的目光看着自己，顿时感到有点不自然。“您就是法官先生吧？” 法官像是在全神贯注地欣赏一幅中国画，浮想联翩。他的思路被“画中人”打断，停顿了一下：“你好！”“您就是德理·卡斯耐罗法官吧？”“我就是，找我有事吗？”“我是为那五个中国人而来！”“你是他们的朋友？”“对，按照你们国家的法律，在没有被公诉的情况下，警察局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得超过 48 小时！”“看来你研究过我们国家的法律。不过，我得告诉你，对那些在我们警察调查过程中不给予配合的人，还可以把这个时间适当延长！”“他们犯什么法了？”“按我们国家的法律，个人外币的携带量不能超过三千列伊的外汇额度！” 周坤感到又惊奇又可笑，重复着法官刚才说过的话：“三千列伊？现在才合一个美元多一点！”“法律是严肃的，在新法没有颁布、实施之前，只能沿用旧的！”周坤感到荒唐，争辩道：“他们是中国人，入境时罗马尼亚海关允许每人可以带进一万美元，这个您又怎么解释呢？” “你很聪明，可以考虑在罗马尼亚做律师了。姑娘你不要忘了，在他们五个人身上，我们搜出了近十万美元！用我们这里警察的话说，有生以来从未亲眼见到过这么多的钱。多出的五万美元你又怎么解释呢？我还可以告诉你，从他们身上搜出的美元每人都不少于 12000，其中某人身藏三万多美元。按照我们国家的法律，每增加 3000 列伊，就要被加刑一年，如果你的脑子还不算差的话，可以计算一下，他们至少要在监狱里待上多少年？现在你应该明白问题的严重性了吧！” 周坤听法官这么讲，眼泪都快出来了。她心里明白法官这是在信口开河，凭空捏造。任何国家的法律都不会细到抢一个西红柿拘留半个月、偷二斤萝卜判刑一年的程度，更不能“明码标价”。“接班人”的名子不能写进《党章》，“外汇牌价”也不可以放入《宪法》，这是一个基本常识。明知他在毫无根据地胡勒，又无法“引经据典”反驳。她不知说什么才好，呆呆地站在那里。因为面对的是一位漂亮的中国女孩子，所以法官今天还是很有耐心，讲起话来始终和颜悦色：“你可以为他们请律师，当然其费用很高，但这利于判决的公正。另外，五个中国人不懂罗语，我们与他们交流起来非常困难，你的罗语相当不错，能否为他们做翻译？如果法院替他们请翻译，费用低不了，当然了，羊毛出在羊身上，钱自然是由那几个中国人出，倒不用担心他们付不起这笔钱。只是几个翻译，家都住在布加勒斯特，有时安排起来不太方便。在非正式的场合，不牵扯到‘回避’的谈话，不知姑娘方便与否？”“我就住在您们这个城市，愿意免费做他们的翻译。我给您留个家里的电话，随叫随到。我可以见见他们吗？”“现在还不行。如果你没有其它什么问题，可以走了。很高兴能见到你，下次找我之前，最好事先打个招呼！”…… 在“纠纠”警察分局的地下室里，就是赵铁被关进来时脱衣服、按手印的地方。周坤手里提了一个大大的塑料兜，里面装了各种食品。她问那个胖子警察：“我能见他们一面吗？” 胖子警察把自己的目光一点不剩地全落在周坤的脸上：“不能，在法院判决之前，不能探视！”“他们没有罪呀！”“有罪没罪法官说了算！” 他继续用那双还算没什么恶意的蓝眼睛，在周坤的脸上“蹓跶”过来、“散步”过去。周坤从内心反感罗马尼亚男人用这种眼光审视自己，已经到了深恶痛绝的程度。她的脸很快被“照”热、“晒”红，真想把他的目光尽快“挪”走。她用手指了一下那包吃的东西：“这些都是食品，我分了五份，请您给他们每人一包！” 胖子警察刚才净注意周坤的脸蛋了，竟然没发现周坤进来时还带了那么一大包的东西。他感到有点惊奇：“这是你带进来的？”周坤所答非问所：“您叫我来有什么事吗？”一句话提醒了胖子警察，想起了正经事：“其中一个中国人的情况很差，请你帮我们同他讲几句话。” 周坤听胖子警察说完，心中一沉，寻思着这个人别是赵铁。转念一想：是也没有关系，正好还能见他一面。胖子警察见周坤没吭声，又问了一遍。这时周坤才想起回答：“可以！”“我们说什么，你翻译什么，千万不要聊些其它的话题！” 周坤心想：小题大做，没杀人没放火，不就是身上带点美元吗，有什么大不了的。她点了点头：“可以。” 胖子警察向里面喊了一声。紧跟着“咳”了一声，过来一名警察。胖子让他把那个“情况很差”的中国人带过来。不大一会的工夫，费武被“领”了过来。才几天呀，费武原来身上的领导风度被一扫而光，头发蓬松，满脸胡子，目光呆滞，神情沮丧，似乎一下子老了许多。“你认识这位小姐吗？”听完周坤的翻译后，费武摇了摇头。“你有什么要求吗？”“你们这里的条件太差！”“你以为这里是饭店吗？”“房间里太臭，床上的虱子太多。我想见一下阳光，出去散散步，洗一个热水澡。” 胖子警察听了这番话后，嘴里“哼”了一声，说话的声音也比先前大了许多：“小姐你告诉他，我们并没有请他来，是他自己要来的。以后别老是敲门，没事找事。就因为你是中国人，要不然对你早就不客气啦！”也许是因为赵铁在这里的原因，周坤的眼圈红了。…… 警察把费武带走了。周坤起身离去，没有和胖子警察道别。在罗马尼亚无论是生人还是朋友，见了面和分手都要打招呼，如果不这样做，在他们看来，是非常不礼貌的行为。周坤上大学学罗语时，就知道他们的这个习惯，来这里后也是这么做的，今天就显得有些失礼了。她听完费武和胖子警察的对话，脑子里乱糟糟的，除了想怎么才能让赵铁他们尽快离开这个鬼地方外，其它什么也记不起来了。真想找个地方大哭一场，以前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委曲、心酸过，也从未因一个男人而如此牵肠挂肚，可能自己是真的爱上赵铁了。 胖子警察见周坤出了门，得意地吹起了口哨，其旋律是德国作曲家 F. 舒伯特的著名歌曲《春天的信念》。随着哨声，引来了两个同事。“胖子”看来是这里的小头目，他“做主”把周坤送来的五包食品，分给这两个警察每人一包，又拿出两包放进自己的抽屉里。他将剩下的那包很随便地分了五份，叫其中的一个警察给中国人送去。…… “纠纠”分区警察局局长的大办公室里，房屋中间放了一张喷有黑色烤漆的“老板桌”，它后面是一把“老板椅”。正对着门的墙上悬挂了一面很大的罗马尼亚国旗，它与墙壁间隔 20 公分。在罗马尼亚比较正规的办公室都有挂国旗的习惯，通常是“贴”在墙上。墨色写字台的两旁分别摆放着一个约有半米高、四腿木制花盆支架，上面都放了一盘枝繁叶茂的植物，罗马尼亚人叫它：“老不死”。进门的右手墙边放了几把木椅子，周坤坐在了最靠门的那张椅子上。警察局长没有坐在“局座”上，他搬了把椅子，坐在了“老不死”的旁边，脸冲着周坤，笑容可掬：“周小姐今天请你来，主要想告诉你，根据上级指示，我们已经撤回公诉。今天那五个中国人就获得自由了！” 周坤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事情发展得太突然了，出乎自己的预料。她为赵铁五人的事，“奔波”了两个多星期，直到昨天还没有一点进展。今天怎么就要放人了？不大可能吧！她又追问了一句：“什么时候？” 局长今天的态度和前几次见周坤时判若两人。那时和周坤讲话给人的感觉像是对待犯人；今天像是对待下属，不是，更像是对待亲友：“就现在，过几分钟他们就能与你一起走了。我想知道，你是通过什么人，使得我们警察总局的领导都过问此事了？” 周坤听他这么说，茅塞顿开。一定是吴玉托的那人起了作用，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尽管十几天来，自己为赵铁他们尽快能够得到自由，做了各种努力，但是实际上没有取得一点成效。要不是因为自己“无力回天”，几天前还不会硬着头皮给吴玉打电话请求帮忙。昨天上午打电话还催过此事，电话里吴玉说最近几天不舒服，还没有联系，等身体好点肯定会想办法，保证记着这件事。放下电话后自己还哭了，认为对方在找借口、托辞，内心不想帮忙。吴玉真是神通广大，一蹴而就。 警察局长见周坤半天没说话，以为她不便讲真情，赶紧加上一句：“没有关系，我随便问问！”“其实无可讳言，事实上他们的确是无辜的，还平白无故地被你们关押了那么多天！”“请你来，就是要向这几个中国人转达我们对他们的歉意！” 五个中国人分别被押了进来。赵铁是第一个进屋的，由于视力的原因，他并不知道眼前这个身穿红色上衣的女孩子，就是他这些日子白天、夜里最想见的那个人。周坤见到赵铁后，眼里不知不觉地充满了酸楚的“液体”。 于一心进办公室时，一眼看见了周坤，冲她笑了一下。由于带着手铐，他两手向上举了一下，就算是打招呼了。五人陆续都到齐了，他们中间数费武的样子最为可怜。对于费武而言，在“纠纠”近三个星期的时间里，是他有生以来最“黑暗”、最痛苦的日子。他一向认为：认认真真地听党的话、老老实实地做党的人、踏踏实实地为党工作，监狱这个词对他这样的人来说很遥远。他做梦也不会想到，来罗马尼亚还会有这段经历。 待五人坐稳后，警察局长刚想要讲些什么，周坤抢先用标准的布加勒斯特口音说：“局长先生，在您讲话之前，能否先把这几个中国人的手铐松开？” 听到周坤的声音，赵铁才知道自己的心上人也在这里，他冲周坤那个方向笑了笑。局长给身旁的警察做了个手势，马上五个中国人的手铐就被陆续打开了。费武忙用左、右手，相互揉搓手腕。他以前听人家说过，中国有一位著名画家，文革期间遭受迫害，由于在监狱里长期带手铐，待这位画家被平反昭雪、重获新生后，手已经不能拿画笔了。当然，费武不会做画，不过当领导总得要签个字、批个条子吧！ 局长从桌上拿起一份打印好的“文件”，像模像样地开始宣读。由周坤翻译：“于一心、李振、赵铁、王伟达、费武五人于 1995 年 3月12日闯入我边境军事禁区，身带巨额外汇，被我边防军抓获，送我局。经查实，没有犯罪动机，现宣布五人恢复自由！” 于一心并没有露出高兴的样子：“我们白白坐了这么多天的牢房，凭你这‘一纸公文’就完事了吗？”王伟达好像更关心他们的钱：“我们的货款呢？”局长没有回答他俩的提问。 给中国人开手铐的警察拎来一个大包，放在写字台上并打开。除了五个人的衣物外，还有一个被里面的“物品”撑得方方正正的塑料袋。周坤小声提醒同伴：“你们别再说什么了，先拿回钱，到家我再告诉你们其中的细节！” 警察局长让手下人把每个人的衣物返还给主人。他解开那个塑料袋，拿出里面的钞票，按从每个人身上搜出的钱数分别返还给本人。他让中国人接到钱后进行核实，并说如果没有什么异议，就在收款单的下方签上自己的名字。于一心、王伟达、赵铁、李振都没点钱，接过美元就签了字。只有费武一个人，跟真事儿似的，一张张地点了起来。在经过认真校对后，他拿出几张美元对周坤说：“多了十张一百元的！” 警察局长听完周坤的翻译，马上加了一句：“那是利息！”周坤笑过之后，忙解释为什么乐。办公室里原本比较严肃的气氛，一下子被“局长”的幽默打破，大家都笑了。于一心走过去帮费武整理美元：“您老还不赶紧签字，去换衣服。没听小周说，咱们得尽快离开这里！” 待费武签完字，警察局长起身和每个中国人一一握手。之后，他一人先离开了办公室…… “婆婆”身上的大将风度 周坤为了方便“救”赵铁等人，就地租了处小单元楼房。在她的这个“纠纠”临时“新家”里，他们五人洗过澡，梳理完毕，心情一下子爽快了许多。吃完周坤做的饭菜，几个人坐在那里谈“心得”。费武似乎“惊吓期”还没有过去，不停地揉搓着他那两只手腕。于一心见他那副模样，心中好笑：“费总，还在想里面的事吧？一切都已经过去了，大家现在不是都挺好吗！小周是救咱们的第一功臣，您还是想想怎么谢人家吧！”费武勉强笑了一下：“噢，对，对！” 大家都想听他打算怎么谢法，可是除了“对”就没下文了，后面的话他又不讲了。周坤用一种局外人的口气说道：“这次是吴玉帮了你们的大忙，是她托人找到罗马尼亚警察总局的一个大头目。‘纠纠’警察局长正好是这个人的老部下，其实他就接了‘上司’的一个电话，事情便迎刃而解了。据那个法官说，依照他们国家的法律，个人外汇携带量超出一万美元后，每多三千列伊的外汇，就要加刑一年！” 李振听周坤这么讲，又拿费武说事：“我说费总怎么不愿意多拿钱呢！在军营的那个大屋子里，哭着喊着非要把那一万给于子……”“净瞎说，谁哭、谁喊了？再说当时我并不知道多带钱要被判刑呀！” 李振接着说：“咱们这几名‘战士’在‘敌人’的白色恐怖、黑色枪口下，各有各的特点。于一心同志不屈不挠、据理力争表现出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优……，哎！于子你还没入党呢吧？得，那我就不往下说了。赵铁小将在大是大非面前视而不见、熟视无睹、眼不见心不烦！” 王伟达看了一眼周坤：“他也得看得见呀！不过这就是你的不是了，当着周坤大救命恩人的面，你敢说赵铁的不是？” 李振忙转话题：“我错了。提起咱们‘敬爱’的费总，不妨得多奉承几句：‘党和人民的儿子’费武领导面对手持‘棒棒糖’的‘敌人’，那才是顶天没沾地、临危特别惧，明知征途有艰险、越有艰险越后退，响噗噗的男子汉大豆腐！” 费武具备做官的某种素质，比较能吃话。当李振拿他开心时，脸从不“改色”：“荒诞无稽，其实我还是挺沉着的！不过说真的，别说是灌辣椒水，就是一天不给饭吃，我就得招！胖人一顿吃不饱，心里还发慌呢。”李振忙问：“我倒想知道您先供出谁？”“我先‘出卖’你，谁让你总跟我过不去！” 李振假装语重心长：“不是跟您过不去，在那里面看着您那副可怜的模样，凡是有一点同情心的革命战友，都会为您的不幸感到无比揪心。从今往后我就更加地仇恨国民党反动派了，怎么能给我们这么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吓成那个样子！” 周坤听李振这么说都想笑。心想：你还没见到更可怜的样子呢，如果再把那天见费武的表现告诉李振，他指不定还能说出什么呢。 王伟达尽管平时内心反感费武，可是他毕竟是自己的领导，在公共场合还是得维护他的脸面。“不过他们这里的法律条文儿，也应随着列伊的贬值做适当调整！” 甭管怎么说，这次是靠李振的学生吴玉帮了大忙，几个人才得以“获救”。李振的话不说完心中不快，他仍往费武那引：“可不是！三千列伊才合一个半美元就要被加刑一年。咱们几个人中间费总身上的钱最少，不到一万二千。细算起来也得被判八百八十多年刑呢！您身体再硬朗，仍难有出头之日呀！” 王伟达知道李振就是过过嘴瘾，并没有什么恶意：“其实也没法儿改，货币一年贬一半，宪法就得十二个月订一次？”李振故意说：“‘国家根本大法’里直接写美元不就行了吗！”于一心笑道：“没听说过！其实那有这事呀！一定是法官吓唬咱们，无非是想多敲诈点钱。要不是吴玉出面，这些货款还真‘危’啦！” 一句话提醒了周坤：“我还忘了一件事。你们得给吴玉 2500 美元。因为她和人家说好了，事成之后，送那个警察总局的头头……”费武脱口而出：“这么多？”李振听费武这么说，气不打一处来：“多？这次没把‘银两’全给扣了就算万幸！这里中国人手里的钱一旦落入警察之手，有几个能回来？再说，您那八百多年的徒刑不是也免了吗！这是出来了，您口又正了！根据您在里面‘大义凛然’的上佳表现，谁都会相信，当时如果得知货款一分不要全部献给‘敌人’就能保全性命，您肯定会毫不犹豫、大大方方、跪地拱手听命、恭敬献出！” 周坤听费总说钱多，也有点不大高兴。于一心察觉到了她对费武的不满：“要不然，咱们按每个人被扣美元的比例来摊这笔钱？” 费武这人虽然说话不招人待见，可是他也有可“爱”的一面，喜欢装大个儿，如果赶上“好天”，愿意拿国家的钱收买人心：“算了，我们单位来出这笔钱吧！公司再不行也比你们个人强。小周你别生气，我这不是想给国家省几个吗！” 王伟达心想：翻手覆手话都让你说了！他也觉得费武刚才有点过分。吴玉别管以前怎样，在这件事上真是出了大力。换了旁人别说是两千五，就是事先说好，拿出五万美元再给办这件事，否则免谈。你又能怎么样，不是也得给吗！再看费武您在里面那两下子，虽说没达到李振“艺术加工”的程度，但人家绝非无中生有，用屁滚尿流来形容还是恰如其分。吴玉要是贪心，要五万，花二千五铲事，余下的四万多装进自己的腰包，也应算‘正当防卫’。王伟达碍于费武的面子，不便表态出这笔钱。最后听费武说单位掏 2500 美元，才放了心。本来吗，所“没收”的十万美元里有九万多是海丰公司的钱，咱不出谁出！这不是在“军营”里往于一心手里塞钱的时候了！他对费武说：“其实吴玉和小周咱们公司也应适当酬谢，要不然还不定会怎么样呢！” 周坤听王伟达这么一说，反倒不好意思了。许多人都是这样，就是一句话的事，只要说到了，心里就平衡了，吃再多的苦、受再大的累也就算过去了。周坤刚才还有点忌恨费武，仅听王伟达说了这么一句感谢之辞，好像就满足了。她忙摆手：“我就不必了，正好借此事下决心跳出‘中国城’。我和赵铁先在这个地方住下，将来我们跑外地卖货时，能到你们那儿拉点便宜货就行了！”“拉我们的货肯定是没问题，这事不用请示费总，我都能做主，今天的事该谢也得谢！” 费武来劲了，接过话：“小周、吴玉都要适当的奖励，事就这么定了。给罗马尼亚人钱我心疼，给你们多少我都高兴！” 李振的嘴还没到闲的时候：“你瞧咱们领导就是有水平，爱憎分明。说给你，你就拿着。说不定哪天咱们费总睡醒了，又反悔了！” 王伟达明白，费武虽然一贯的“工作作风”是说大话使小钱，轻诺寡信，但是偶尔也有“拔毛”的时候。他连忙加上一句：“不会，我们费总的为人我最了解，他是个言而有信的人！” 费武双手回到了他在会上讲话时常放的那个“位置”上：“对嘛，言必信，行必果。” 李振脸冲着周坤说道：“如果费总给你‘奖金’，就痛痛快快地接着，没什么不好意思的，这是你理当得到的。当然也别报太大的希望，不会给你多少，‘仨瓜俩枣’顶天了。小周你今天算是走运，碰上费总高兴说要奖励你，你哪知道我们费总常常是不怎么高兴。那要是让你赶上了，你这一片‘玉心’不就在‘冰壶’了吗？” 于一心觉得李振有时说话太损，过于尖酸刻薄，要是看不上谁，往死里挖苦。他认为没有这个必要，对待朋友应宽大为怀，相互之间取长补短。谁身上都有弱点，不能揪住人家的短处没完没了。像刚才李振说费武的话尽是刺，未免有点过分，不说他两句，心中不快： “话出自你的口，听起来就不是那么一回事，表扬人和骂人用的是同一个‘间架结构’；听你‘歌功颂德’的感觉也和被刨了祖坟似的……” “要是早三十年！你……”“费总您别往下说了，我知道您下面的内容。您想说非把我打成反革命不可，是吧？现在您老应该清楚了，什么原因使中国逐步走向强大？那就是如今的环境能使我们这些敢想敢说的人，放心大胆地去做自己想做的事；不用再被那些既没头脑、又没能力、只知道学报纸上《社论》的领导摆弄了！” 于一心不屑一顾：“算了吧！现在没有人管你了，我看你也没干出个什么名堂！都是嘴上的功夫！”“我个人微不足道，只要大多数的中国人能在这种气氛下工作，那就是我们民族的幸事！设想一下，再过数年，像费总这样搞经济没两下、‘修理’人十来下的领导都告老还乡了，中国的发展速度就会更快喽！” “我得揍你的屁股！你怎么知道我不会搞经济？”“您别急，我真不是和您过不去。像您这样年龄段的‘革命干部’受毒害太深，的确不是您的过，是时代的错！”费武自己不这么看：“你怎么就认准我的思想跟不上呢？” 于一心看问题比较客观，不像李振那么偏激：“其实我们都跟不上。给你们举个例子，我有个表哥是改革开放后的第一届大学毕业生，81年他们同宿舍的几个同学就开始讨论‘下海’。毕业后几个人每年都要聚一次，讨论‘下海问题’。研讨了十几年，到了今天‘讨论会’还没开完呢！那些早年下海经商的人，这些年赚钱、赔钱，赔钱、赚钱，都‘走’了几个来回，而他们如今还蹲在岸上晒‘太阳浴’呢！说点什么都顺嘴，干点什么就艰难。我倒是下‘水’几年了，现在不是仍然家徒四壁吗！咱和那些早年辞职闯荡江湖、现已是‘久经沙场’的人‘打仗’能占得着便宜吗？” 李振接过话：“说起下海，我应该算是最早扔掉‘铁饭碗’、出来单干的那拨人了，也算是老前辈了，遗憾的是至今仍没有发展壮大起来！”于一心“画龙点睛”：“忙别的了！”王伟达帮腔：“没法子，混不下去了，跑到这儿蒙事来了！”李振平时爱拿别人的弱点说事，夸大其辞，添枝加叶。没想到今天朋友“合伙”故意拿话窘他，也让他下不来台。他见苗头不对，马上找补：“你们别跑题！” 难得一次费武不假模假样地说话：“前几年时兴下海，过几年又该‘流行’上岸了，任何事情都不是一成不变。比如老师这个行业，二十多年前，那时管老师叫臭老九，没人爱干；现在好了，想当老师，比登天还难。我那老三非要考师范大……” 李振不能听费武说话，只要他一出声，总能抓住点“把柄”：“什么？等等吧，您这年岁的人，还能有老三？好事真是让您占全了！”王伟达随着大家的笑声，也禁不住乐了：“你快成我们费总的对立面、死敌了！” 外贸人每天必做7件事! 听“领导”讲话牙疼 布加勒斯特国际大饭店二楼的一间大厅（可以用来开会、吃饭，二者兼可）今天被简单地修饰一番：用多个床头柜拼凑的主席台被罩了层红布，“热烈庆祝中国华联会成立大会”的横幅被拉吊在主席台的上方，许多五颜六色的小气球从天花板射灯的圆孔中垂下，一面中国国旗悬挂在主席台后面的墙上。房间里整齐码放了十几排软椅，大约有二百把。正对主席台左侧的墙边，有一个铺有白布的长条桌子，它是由数个餐桌对接而成，上面摆放了各种点心、水果、熟肉等食品。 上午 8 点半开始，中国人陆续进入会场，9 点钟左右大厅里已座无虚席。他们今天聚集在这里，是为了参加 “中国华联会”的成立大会。会场里人声嘈杂，彼此的谈话声、相互之间的招呼声混合在一起。另外，抽烟的人并没有因为门窗关闭而暂时放弃他们的嗜好，仍在那里“喷云吐雾”。不断堆积起来的烟雾，使得屋里的空气变得浑浊，令人呼吸不畅。有十几个人在主席台上就座，阎理坐在了中间的位置上。他们是这次会议的倡导者、未来协会的领导成员。从每人严肃认真的面目表情不难判断，他们很重视此次大会。其中几个人面前还放有笔和纸，以便记下会上的重要内容。台上的这些人相互寒暄、客套，“一团和气”的背后，给人感觉彼此之间并不大熟悉。是什么原因使这些人坐到了一起，一两句话很难说得清楚。有一点可以肯定，上面这几个“头面人物”，来这里开会的动机虽然各不相同，但目的却大体一致，都想从中获得某些“政治资本”。有一点不能不提，台上的这十几个人都有一个共同之处：他们都是罗马尼亚中国人“堆”里的富人。 主持会的人是一个 50 来岁的男子，身上瘦瘦的，不知为什么脸上的肉很多。按常理，人到中年应该先从腹部开始发福，像他这样到了一定的年龄脸先胖起来的还真是不多见。他坐在阎理的身旁，不时地用眼睛的余光扫视着阎理。他低头看了看手表，然后用手敲了一下话筒，试试“麦克”声音的大小，捎带着缓和一下自己的紧张心情：“请安静！开会了……。我田某人，为什么要拿出一点点钱办这件事呢？”没等他把话说完，主席台上一个长得怪模怪样、40 来岁的男子站了起来。他人怪声音也怪：“我插一句，田……，田什么来着？”“田甜！” “对，田甜老板……”“田甜”两个字一出口就被台下的一阵哄笑声淹没，说话人自己也笑了。田甜长得黑、脸胖不说，关键是上下不对称，“头重脚轻”，让人看了很不舒服。名字对于他来说，真是“名不副实”。要是早二十年，让他穿两件棉袄演“沙家浜”里的胡传魁都不用化装。“怪人”忍住笑：“田老板，为了这个协会出资一万美元。目前他是主席台上这些人当中，拿钱最多的一位嘉宾！” 田甜摆摆手，一副半推半就的神态：“一点小事不足挂齿。我简单说几句，开个头。来罗马尼亚五、六年了，现在中国人的生存条件可比我刚来的时候强多了。那时哪有中国人发货？都是走街窜巷卖点从国内背过来的小工艺品！” 他说起话来像是背台词，一字一字地往出“拼”。有心脏病的人听他说话不能认真，否则十有八、九能急得犯病；健康人听了，感觉抻得晃，特累。主席台上另一个中国人抢过话：“那时哪有开车的？才几年呀！就发展成今天这个样子了！” 田甜点上一支“怪人”递过来的“万宝路”。“中国人就是聪明勤劳，要不然不会有今天的大好局面。但我们这里缺少个统一的组织，很容易让人家欺负，大家应该抱成团儿、团结起来！老阎你是这里的老人了，说两句！”阎理一般很少出头露面，今天是经田甜死说活说，没办法才到这里开会的。他用眼睛扫视了一下在座的人：“也没什么可说的，以前干了不少坏事，黑道白道我都做……” 田甜变得有点结巴：“你，你就先别说这些了，今，今天主要谈谈对这事的看法！我，我，……”会场有些骚动，阎理没等田甜把话讲完，继续说道：“成立这个会我没意见。由于近来手头紧，比起台上的诸位我就等于没有出钱！” 田甜其实要的就是阎理这句话。他心里明白：根本用不着阎理“资助”，只要他不搅和这事、能“嘴助”就谢天谢地了；阎理出钱？他们这些人也不敢接呀。坐在“怪人”旁边的一个中国人把手中的烟头往烟缸里按了按。“阎老板，不用你出钱，只要你支持，事就成了一半！”“既然大家这么看得起鄙人，这件事我赞同！” 蒋泽勇自从上次让阎理抢了大半柜子拖鞋之后，今天这是第一次再见到他。蒋泽勇是个挣钱再多也不舍得花一个硬币用于享受的那种人，同时又是个为了使生意能够“顺畅”而敢于一掷千金的男人。他原本不想参加今天的会，一听说阎理要来，马上改变了主意，还认真考虑了来这里应当说点什么、做些什么。他见“火候”到了，站了起来，意味深长地说：“我唠叨几句，中国人真是需要团结，我们的劲应往一起使。那个词怎么说来着，意思就是兄弟之间不能动刀子，自己人和自己人不能过意不去（蒋泽勇想说“同室操戈”这个成语）。成立‘华联会’这事我也是刚听说，既然来了，就捐 2000 美元吧！” 他的话一出口，会场里不知谁还鼓了一下掌。其实蒋泽勇的意图很明显，他要告诉阎理：老蒋不是一条“菜花蛇”，有很强的经济实力；可以打听一下，这里的中国人有谁能和我姓蒋的一样，本意不愿参加这个“屁用”也没有的“华联会”，就敢往里扔 2000 美元！你下次“捏柿子”之前，最好先搞清楚软硬再动手！ 田甜不可能明白蒋泽勇的用意，他为有人能一次捐出这么多的钱而高兴。本来睁不开的眼睛，一笑就更找不着出处了。“欢迎，欢迎，如果还有人想捐，我们同样欢迎！”他说这几句话还算利落。 主席台上就坐的十几个人当中，还有一位女士。因为她是台上这些“领导”人里唯一的女性，所以给人有“骆驼群里的绵羊”之感觉。她脸上的化装“涂层”很厚，“化学材料”的背后多少还能流露一些少女时代的风采。她年轻时一定很漂亮、风流，岁月无情，如今青春不在。到了“半老徐娘”年纪的她仍然非常在乎自己的形象和风度，一举一动显得比实际年龄“嫩俏”。对于一个女人来说，如果相貌看上去比真实岁数要小，那是件求之不得的大好事；可是仅仅局限于动作“年少”，就令人望而生畏了。她坐在了主席台的左边，讲起话来假装斯文，咬文嚼字，堆砌词句不说，还夹杂了几个生僻的成语：“今天济济一堂，借此简明扼要说两句。时光穿梭、白驹过隙转眼来这里五年有余。那时中国人筚路蓝缕、幕天席地挣辛苦钱。我们兜里的资金铢积寸累、集腋成裘，终于苦尽甘来，有了今天的独步一时。切忌故步自封、裹足不前，不可管窥蠡测、目光如豆，更不能循规蹈矩、陈陈相因。要审时度势、推陈出新。我们余勇可贾、鹏程万里，不进则退、殷鉴不远岂能重蹈覆辙呀。中国人要精诚团结，切勿兄弟阋墙，覆巢无完卵！古往今来，那些为渊驱鱼的散兵游勇，难有惊世骇俗之举……” 在《新华字典》都见不到的罗马尼亚，甭管她用词准与不准、发音正与不正，是否在卖弄自己的“文学语言”，能讲出这段佶屈聱牙、冗词赘句的文字也实属不易。 虽然在座的各位很少有人能听懂她在说什么，可是这并不影响听她说话的感觉。众人像吃了未成熟的青杏，牙龈生疼，还都集中在了那几颗槽牙上。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会场安静了许多…… 主席台上的几个人都分别做了发言，内容不外乎中国人要团结呀！成立这个“协会”很好呀……，没什么新鲜内容。讲话人也清楚自己说不出什么新东西来，但还都要说两句。其用意是向大家证明自己的存在；其潜台词也很明确：我是这个组织的领导成员，我出钱了。 说话的人说累了，听话的人听睡了。田甜见苗头不对，有意干咳了两声：“一会儿开完会，咱们这里还准备了饭，请大家赏光！” 这可能是今天会上最“精彩”的一句话，它使会场着实地喧哗了一阵。待屋里安静下来，田甜把话筒放到嘴边：“会后，我们主席团的几个成员留下，坐在一起选出这届协会的领导班子。我看老蒋是不是也别走，和我们一起开会！” 田甜又一次环顾会场，见确实没有什么人想发言了，就宣布散会。“散会”两字像是命令，众人立即“向左看齐”。也像是“冲锋号”，台下就座的二百来人，朝着左边的餐桌蜂拥而去。不大一会的工夫，大餐桌上的食品被哄抢一空…… 来源： 贸易论坛

[发帖际遇]: 指路人在赌场爽了一把, 赢得金钱2.

l.l.xiong

有点长慢慢看

[发帖际遇]: l.l.xiong收取租客本月房租威望470.

zoulu

;(jia 好长啊~ 先顶下先;(nayouzy

wumeng

wumeng

wumeng

指路人

来源： 贸易论坛

[发帖际遇]: 指路人不小心在路边拣到一个信封, 发现里面原来有威望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