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复仇的日耳曼民兵:波兰大屠杀最凶残刽子手

小飞侠

本文节选自：《德国人的战争：1939-1945年纳粹统治下的全民意志》，作者：[英]尼古拉斯·斯塔加特，译者：宋世峰，读行者文化品牌策划，出版社：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入侵波兰的行动开始一个星期之后，很有声望的柏林日报《德意志汇报》(Deutsche Allgemeine Zeitung)发表一篇关于国际法的长文，确认“德国有权采取严厉但却有效的手段，不过要局限于公认的国际法界限内”。为了保卫一个小村庄，波兰士兵有时开了几枪，这对神经质的德军来说已有充足理由，经常对平民展开猛烈报复。对此格哈特?M已经直白记录下很多例子。高层也发布命令，对德军这种自发行为表示认可。9月10日，费多尔?冯?博克(Fedor von Bock)将军向北方集团军群发布命令：“如果前线后方村庄有枪击，如果不能确认枪击来自哪所房屋，那么就把整个村庄烧成平地。”其他指挥官也开始这样下令。这样的行为，不止是格哈特?M和他和战友干过。德军在波兰的四个星期战斗加四个星期军管过程中，处决了1.6万到2.7万波兰人，531个村镇被烧掉。到1939年10月26日军方向平民管理者移交权力时，他们担心该怎样才能维持军纪，承认他们的手下被非正规军搞得有点“神经病”了。这种担心并非空穴来风。德军把波兰人使用“波佬”（Polacks）的蔑称，老是担心背后会遭到枪击，打心眼里就认为敌人野蛮而胆小。

在帕比亚尼采，欧森菲德发现当地的日尔曼人“对波兰人极为痛恨”。在9月中下旬，他越来越对读到和听说的东西感到震惊。据欧森菲德了解，一切本来都很正常，但从1939年初开始，事情有了变化，出现反德骚动。“我已经和那么多人交谈过，而你听到的一直是老一套。”欧森菲德9月30日在写给大儿子赫尔穆特的信中说。他似乎想衡量对比一下人性，又补充说：“自从我亲眼目睹我们的士兵犯下的暴行后，我相信关于波兰人野蛮行为的说法都是不负责任的煽动。”不管德国人多么强有力，他认为波兰人会笑到最后。

在有争议的波兰西部边境地区，如波森的原普鲁士省，情况更为糟糕。预备役士兵康拉德?雅豪士在肯普诺/肯彭（K?pno/Kempen）在一家日尔曼酒店里坐下来吃饭时，听当地的日尔曼难民诉说他们的故事。这些难民从托伦（Thorn）跋涉到沃维奇（Lowicz），他们的手腕两两被绑在一起，掉队的人被枪杀。在沃维奇，5,000难民被赶进教学广场，那里已经架设起机枪，准备处决他们，千钧一发之际，德军解放了他们。这些难民虽然衣衫褴褛，但却使雅豪士印象深刻。对这位来自马格德堡（Magdeburg）的很思想的体育老师来说，“从来还没有人这样闪亮着眼睛用希特勒举手礼向他致意”。雅豪士不是纳粹党员，不过是保守主义的新教民族主义者，他认为难民们使用举手礼，是想拥抱“一切与大日尔曼有关的东西”。这些难民都把遭受的暴行归罪于“天主教徒和犹太人”，显示出不祥的兆头。

1939年夏天，陆军总司令部（theArmyHighCommand）同意为五个用于入侵波兰的集团军都配备一支由党卫军安全机构帝国保安总局领导的特别行动队（Einsatzgruppe），用于在后方“镇压一切敌对分子”。不久又增加了两支特别行动队。这个特别部队人数不超过2,700人，他们人手严重不足，缺乏任务所需的当地知识：他们迅速拉拢起100,000当地的日尔曼人，这些人都热切渴望志愿服役。甚至在布楚拉战役还没结束的时候，这些地方日尔曼民兵们就在比得哥什（Bromberg）及其周围的波兰走廊闹事。

他们一心要进行“复仇”，为的不只是前几个星期和前几个月的事，还要为一战刚结束时受到的欺侮算帐。在1919年到1921年间，从“继承国”到多民族帝国，敌对民兵势力为了决定种族-民族公投结果，都在边境地区混战：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的“民族自决权”给恐怖和内战提供了广阔空间。例如，日尔曼人占压倒性多数的城镇柯尼兹（Konitz）在一战后被划归波兰，这个地方的民事和宗教机构都以民族和种族界线相分离。在这个原来属于西普鲁士地区城镇，宗教成了民族的替代标志，新教徒被视为日尔曼人，天主教徒则成为波兰人。尽管西普鲁士的犹太人社区早在1919年就宣布，他们坚定不移的拥护“大日尔曼主义”，谴责“波兰人偏狭专横”，但他们的忠诚没能在20年后挽救他们的命运。当日尔曼民兵于1939年进入柯尼兹时，立即把目标对准波兰天主教徒和犹太邻居。9月26日，他们枪杀了40人，次日一名波兰牧师被杀，又过一天，柯尼兹医院里的208名精神病人遭处决。到1940年1月，当地民兵在国防军和盖世太保的帮助下，在柯尼兹及其周边村庄杀害了900名波兰人和犹太人。

一些民兵再也找不到波兰男人时，就追捕波兰妇女和儿童。很多人这样做只是为了报私仇，还有一些人模仿德国军队的“绥靖手段”。在比得哥什，他们让为波兰军队担任过通信员的童子军和那位想给这些孩子做临终仪式的牧师靠墙站成一排，然后执行枪决。很多当地民兵指挥官把用作临时监狱的地下室和院子改成拷问室，囚徒们在里面受到鞭子抽打、后背穿钉和刺刀挖眼等酷刑。

这就像地方纳粹、SA和SS部队1933在德国建立的“私办”集中营—只有一点不一样：在德国，那场暴力风暴是受限制的，大多数囚犯到13934年夏天就被释放了。在波兰被占领土，一旦“日耳曼秩序”被确立，恐怖就进一步深化了。希特勒不让波兰统治阶级再建立一个独立国家，党卫军头目海因里希?希姆莱和他的副手莱因哈德?海德里希（ReinhardHeydrich）抓住机会，发动了“反知识分子行动”，其目标是清洗波兰精英阶层。他们的主要目标是教师、牧师、学者、军民官员、地主、政治家和记者。这些人往往被逮捕，有的被当场处决，有些被投入集中营，之后在里面受到大规模处决。民兵和特别行动队为了追求意识形态大同思想，还照常吸收犹太人和精神病人参加“行动”，不对他们进行仔细甄别。

最大规模的屠杀都是日耳曼民兵在西普鲁士的城镇中干的，他们经常接受帝国保安总局和盖世太保的领导。在皮亚斯尼卡/诺伊斯塔特（Piasnica/Neustadt）的森林中，6,000人被射杀；在斯泽皮达斯克（普鲁士斯塔加德）（Szpedawsk(Preu?isch-Stargard)），7,000人遭处决；在科波罗沃（Kocborowo），1,692名救济院中的精神病患丧生。6500名格鲁琼兹（Graudenz）的波兰人和犹太人在格拉帕（Gruppa）阅兵场遭杀害。在利兹科沃（Lszkówko），遇害者有3,000人。在姆尼谢克（Mniszek），一万到1.2万来自希维切（Schwetz）地区的波兰人和犹太人采石坑里遭枪决。在福登（Fordon）的飞机跑道和Miedzyn的沙丘里，盖世太保、党卫军和民兵屠杀了3,000名犹太人和波兰人。民兵在鲁辛诺沃（克莱斯里朋）（Rusinowo(KreisRippin)）的林地中射杀了4,200人，11月15日，国防军在卡尔赦弗（Karlshof）附近的森林里处决了8,000人。因为缺乏完整的数字，只能从事实来判断一些屠杀规模。在单次遇害者达千人以上的屠杀中，受害者总数超过65,000人，其中23,000万人被当地民兵杀害。在德国占领的最初几个个月中，遇难总人数肯定非常高。这些屠杀已经为早就浸透了鲜血的希特勒政权又开了一个先例，它们将成为德国未来在东线行动的起始点。

很多处决行动是在森林里或者空军基地中执行的，避开了公众的注视，不过也有不少吸引了众多看客。10月7日星期六夜里，驻扎在希维切的士兵们谈起那天执行的枪决命令，次日他们还要在犹太公墓继续执行这样的行动。下士保罗?克卢格（PaulKluge）星期天一大早就赶到那里，在靠近壕沟的地方选好阵地。和往常一样，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是他们看到的第一批受害者。一位妇女带着三个孩子从运送犹太囚徒的巴士上下来，走向30米外的壕沟。她抱着最小的孩子，努力爬进壕沟，然后把另一个孩子抱进去，这时一个党卫队员拎起剩下的小男孩递给她。然后，这位妇女让孩子们面朝下趴在她身旁。克卢格起身设法靠近四人行刑队，想壕沟底下看，观察这些人如何把枪口端到距离受害者后颈大约20厘米的地方开火。行刑结束后，他受命铲土把尸体埋起来，克卢格毫不犹豫的遵令而行。

有些士兵不忍看到儿童遭枪决而走开，不过当行刑队开始枪毙第二辆巴士运来的波兰男人们时，他们又走回来了。士官保罗?罗辛斯基（Paul Roschinski）注意到，一些围观者靠壕沟太近了，以至于他们的制服都溅上了“血肉、脑浆和尘土”。很多在波兰各地目睹这些事件的士兵拍下一卷卷照片寄回家乡，然后被冲洗出来。一种视觉记录就通过这样的方式，在寄回给这些“刑场游客”之前，在他们的父母、妻子和摄影助理手上传递。在大多数地方，国防军与警察和党卫军合作，有时还提供人手担任行刑队。

在有些目击者看来，这些处决在道德上是不可接受的。第4集团军的首席军医极为愤怒，他整理了关于目击者陈述报告的档案，直接发给了“国防军总司令和德意志国家和人民的元首阿道夫?希特勒”。他的报告注定只会尘土在档案堆里，不过波兰占领军司令约翰内斯?布拉斯兹科维茨将军也提出这样的问题。作为虔诚的路德教徒，布拉斯兹科维茨被他接到的报告惊呆了，他一再向陆军总司令瓦尔特?冯?布劳希奇（Walther von Brauchitsch）陈情，并且向希特勒写信，抗议党卫军、警察和行政当局的暴行，强调这种屠杀对军队的士气有着极坏的影响。希特勒无视他的抗议，宣称“不能用救世军（一种基督教慈善组织）的方法去打仗”。布拉斯兹科维茨继续抗议，在1940年2月发出警告说，越是残暴占领，越会有更多德国军队陷在波兰。经过5个月的纠缠后，希特勒最终撤换了布拉斯兹科维茨，不过没有让他永久退役。

在党卫军的恐怖屠杀中，受害牧师多达1,000人，波兰枢机主教何隆德（Hlond）在伦敦发方谴责德国的占领。梵蒂冈试图通过外交渠道干涉，德国方面回复说教会的宗教协定不适用于德国的新领土；对于梵蒂冈就波兰教士的待遇问题所做的抗议，德国外交部国务秘书恩斯特?冯?魏茨泽克（Ernst von Weizs?cker）直接拒绝接受。尽管德国天主教会做了一些努力，为波兰战俘提供帮助，但没有一个德国主教曾站出来，就屠杀波兰天主教牧师的暴行与何隆德枢机主教一起抗议。

来源: 网易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