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波兰留学的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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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我从广州广雅中学毕业。激掠天空，引人暇想的喷气飞机牵引着我考入清华大学。此前，老师曾希望我报考外语专业，但我认为学好外语最终还是为了献身科学。新中国成立伊始，百废待兴，好男儿理应投入科技兴邦。

1952年，我被选拔留苏，并进留苏预备部学习俄语。次年被选拔至波兰留学。波兰是一个有着悠久的数学传统，又不乏近代力学成就的国家。很快我被这里的学术气氛所吸引。诺瓦茨斟教授(以后任波兰科学院院长)课间有关“弹性力学是数学应用的广阔天地，只有广泛和深刻地掌握数学才能在这个领域有所作为”的一番话更触动了我从小爱好数理的心灵，同时也使我认识到理性力学的精髓在于掌握先进的数学技巧，专研力学的基础问题。这个认识对我的学习和学术生涯有着莫大的导向作用。从此。我就转向数学和力学理论研究领域。

我的兴趣不广泛，但对感兴趣的事总爱“打破砂锅纹到底”。在波兰学习的最初日子里。我常为力学的繁琐公式所困扰。1958年，我参加波兰科学院的“有限变形讨论班”。在那里，学者们经常用张量语言作报告，简短的公式就能说明复杂的事物。我仿佛久旱逢甘露，开始如饥似渴地学习张量。此后我就努力应用张量。

1960年，我成了乌尔班诺夫斯基的博土研究生。在他向我评价刚出版的《经典场论》这本承上启下的巨著时说：“张量指标固然好，但抽象记法更佳。”同时递给我一张满是意大利文献的书单。意大利学者曾尝试将“向量力学”的抽象记法推广到出现张量的力学，但是不成功。导师的期望是吸取意大利学者的经验教训，以《经典场论》为榜样，在连续介质力学中坚持应用和发展抽象记法。正是坚持不断地探索结果，使我在著作《非线性弹性理论》中最终引进了两点张量场的绝对符号法，并在著作《张量理论和应用》中全面发展了抽象记法。以后又使我能运用抽象记法从有关张量方程导出了伸缩张量率的时间导数的内禀表达式，解决了这个长期遗留的有限变形理论的一个基本问题。又经几年思索后，提出普适可用的“主轴内蕴法”，简称“π—方法”。至此，自己的学术思想演化得灵活了，不固执地拘泥于过程，而着眼于最终结果和最终解决问题。

刚起步的时期却是非常艰苦的。接到导师的书单后，我便开始了意大利语的学习，这是我继法语之后学习的第六外语。经过几个星期之后，我开始阅读意大利文献和显微文献。我的博士研究生阶段前期，有相当长的时间是在意大利文献堆里度过的，长时间地阅读显微文献曾使我的视力一度严重下降，以后才恢复。

我自幼受父亲“尊师重道”传统观念的熏陶。在吸收老师们的知识雨露的同时，我更不忘揣摩他们的治学态度和高尚品德。记得我首次把叠加在有限变形上的小变形理论推广到薄板，以研究大变形后的稳定性时，我把作为练习的文稿写好后，送请导师审阅。几天后，乌尔班诺夫斯基将改过的原稿还给我，说：“写得好，值得发表，但以后书写要注意。”原稿附有一张便条：“写文章不仅内容要先进，用语要通畅，合乎逻辑，符号的选择和公式的安排也要考究。写文章既是科学也是艺术……”这教导给我的印象是深刻的。几年以后，我执教北京大学，在教学生知识的同时，我从来没有忘记帮助他们养成严谨的治学作风和与人为善的处世态度。以师长们对我的态度来培养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学生，是对我的师长最好的报答。

在导师的支持和鼓励下，在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闯劲下，在整个博士研究生期间，我共用英文发表了22篇论文，有些已经涉及到当时理性力学的前沿课题。在难忘的1963年2月21日，我以流畅的波兰语进行了博士论文答辩。此后不久，我便返回阔别10年的祖国。我在波兰度过了内容丰富、充满创造性与友谊而难忘的10年。临行前，后来任波兰高教部长的卡利斯基不舍地说：“您留下吧，我们很喜欢您。”可我没有忘记养育我的故乡。

回国后，我在北京大学主讲弹性力学和非线性弹性理论。为了让学生学会使用当时国际学术界很少使用的张量方法，我自编讲义并亲自辅导。克服了重重困难后学生们终于尝到了甜头，反映良好，这增强了我运用这种方法的决心。但是十年动乱使我的想法成为泡影，只留下一本用张量书写的非线性弹性力学的讲义。

1977年中央发出了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通知，要制定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著名力学家谈镐生教授呼吁我国应该进行力学规划。著名数学和力学老前辈钱伟长教授指出规划要有理性力学部分，并问：“郭仲衡在哪里?”这样，我就参加了力学规划的工作；并促使我在“文化大革命”前的想法得以重新萌发生机，遂将留下的讲义写成《非线性弹性理论》一书。

规划会期间，在联邦德国莱曼教授学术报告的座谈讨论时，我用德语发了言。我与莱曼教授曾进行过学术通信，但从未晤面，他却认出了我。他是以西德洪堡基金会选拔代表团身份第一次访华，是来选拔人的。数学系程民德教授支持、鼓励我，系主任段学复教授热情推荐我。于是，1979年初我到了联邦德国。莱曼教授是一位学术造诣深、社会地位高、心地善良而热情的学者。他对我说：“由于您的论文，西方许多学者都知道您。您可以以联邦德国为出发点，到各国进行学术活动。”在他的支持下，我足迹遍布欧、美、日，去开会、讲学、访问等，遇到许多从未晤面的学者，却一见如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