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驻：永远的迁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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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特征 像候鸟一样不断寻找适合生存的国家　　 1小时内，王家驻坐在温州的自家客厅接了17个电话。一个来自朝鲜，三个来自乌克兰，四个来自匈牙利，四个来自芬兰，五个来自俄罗斯。放下电话后他往往快活地嘟囔几句，也并非都是好消息，偶尔他会紧紧握住手机，不自觉地拐着一条伤腿站起，似乎要把对方从另一端拎过来，但语调仍然平静。 　　尽管在遥远的芬兰科沃拉市摔折了腿，这个风景如画的北欧城市并没有因此给他留下不愉快的记忆，因为他受伤的位置将变为北欧第一个中国商品批发中心。54岁的王家驻，已经是匈牙利最成功的华商之一，他对“知天命”的理解是再搏一次，他带着积累的财富和商誉试图在芬兰建一座占地200亩的“北欧中国城”。 　　 匈牙利之旅 　　 在1988年到1991年间，由于匈牙利方面允许中国人免签证入境，在匈的中国人数激增，布达佩斯成为中国商品的东欧集散地，也是华人进入欧洲的“桥头堡”。1994年，王家驻辞去温州科委公职，加入了赴匈牙利淘金的行列。 　　布达佩斯让他吃了一惊，因为“钱太好赚了”，没想到同类产品的价格与国内差距有这么大。他每天在市场上转，研究南斯拉夫人喜欢什么货，俄罗斯人喜欢什么货。当时在匈牙利商界使用的有十几种语言，哪一种语言更实用说不好，王家驻就指手画脚地和人沟通。 　　观察了三个月，他回到温州，将5个品种的鞋每个样品试发了一个柜，货到布达佩斯一落地马上就卖空了。“客户没有还价的，你报一个，他交了钱就提走，号码都不看。不仅是鞋，只要看到中国货，就不是选择而是抢购。” 王在匈牙利雇佣的都是本地人，他发现使用中国人尽管便宜，合作时间却不长，“来到这里都有个当老板的梦想，等把你的供货渠道、销货渠道都掌握了，招呼不打一声就蒸发了。” 　　沉浸在创业冲动中，人地生疏、条件艰苦对王家驻来说都不值一提，他遇到的最大烦恼却是“胃”，王在国内每餐不吃米就等于没吃饭，不要说面包，就算是馒头、面条之类的面食他也敬而远之，但在布达佩斯一日三餐只能以面包为食，总是处于半饥饿状态。 　　王家驻略显沉默，但做事能切中关节，对朋友慷慨重义，而且助人之后绝不向第三方提及，在华商圈子里很快赢得尊重，被称为“王哥”。每每朋友聚会，三五人的小桌就吃成了十几人的大桌。 　　最初匈亚利人对华人也颇为友善，双方甚至很少口角。遍地开花的中国廉价小商品为物资贫乏的匈牙利适时输血，也使其成为整个东欧的贸易中心。该国著名学者帕尔。尼日（Pal Nyiri）曾用四个“最”形容华人在匈牙利的情况：规模最大、成长最迅速、最活跃、最为举足轻重。 　　曾经有一段时间，王家驻和其他华商一样，认为愉快的生意方式可以长期延续。然而，后来发生的一切使他们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错觉。 　　华人如潮水般涌入，竞争越来越激烈，从1995年下半年开始，王家驻出现了“压货”现象，10个集装箱中有一两箱货会被压着。更重要的是，“中国人开始‘污染’自己的形象，”王皱着眉说。国人在公共场所不讲卫生、聚众赌博等恶习就像野草一样蔓延，匈牙利人的不满与日俱增。 　　引爆这些矛盾的是“电话费事件”。匈牙利国际长途话费极贵，打到中国一分钟就要4美元，王家驻最初每周给太太打一次电话，太太抓住话筒不放，一次电话费就相当于一张从中国飞匈牙利的机票。王是自己承担电话费，但一些刚到匈牙利的中国人租住在当地人家里，有些人欠了几个月房租和巨额电话费后就失踪了，对那些付出信任、靠出租房屋生活的退休老人来说，巨额电话费可能成为一笔终身难以偿还的巨债。愤慨的匈牙利媒体对华人的“恶习”做了集中的、持续的报道，此后，王家驻明显感觉到“当地人对我们的态度越来越差”。 　　 像候鸟一样迁徙 　　1999年后，周边国家开始出现类似的市场，匈牙利的优势渐弱，王家驻的生意随之开始走下坡路。从2002年开始，他准备寻找新的落脚点，先后考察了美国、南斯拉夫、乌克兰、俄罗斯、罗马尼亚和朝鲜。 　　在俄罗斯和罗马尼亚，王家驻感觉生意“不是我这种商人可以做的”。俄罗斯警察可以随意查看外国人的证件，见到中国人几乎百分之百地要搜身。王的朋友提醒他在俄罗斯不要从特定区域走出去，那些交过“保护费”的特定区域警察不会进入，但就在马路对面，穿着大皮靴，手持冲锋枪的警察正虎视眈眈。此外，出去游玩则必须带足零钱以便给小费。而罗马尼亚黑帮猖獗，“坐在家里也没有安全感，绑架时时可能发生”，和他一起去的几个朋友中有人决定留在罗马尼亚，却最终死于非命。 　　就像是一只迁徙的鸟，离开了俄罗斯和罗马尼亚，王家驻又来到了芬兰的科沃拉市。芬兰不仅像十年前的匈牙利一样欢迎中国人，而且与中国签有一系列投资保护、避免双重征税、开发信贷等协定，已成为中国在北欧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此外，最关键的是，科沃拉市地处亚欧大陆桥铁路终端，可以辐射莫斯科、圣彼得堡以及北欧四国和部分独联体国家，市场四通八达，十分广阔。“对中国商人来说，这是一块处女地，如此大的市场居然没有一个中国商城。”王兴奋地回忆道。 　　然而，之前的迁徙令王家驻损失惨重。其时王家驻最大的客户都在乌克兰，他们往往半夜花1000美元从乌克兰包车到布达佩斯，早晨装好货再返回，可以狠赚一笔。有时来了才发现货不够，牛高马大的汉子急得趴在王家驻面前哭，为了满足这些客户，王家驻铤而走险，一个品种往往发25个柜的货，把仓库堆得满满的，客户高兴了，但王自己的风险却越来越大。 　　2003年，匈牙利恢复了与独联体国家的签证制度，新制度使通关手续长达一个月，贸易成本大大提高，很多人放弃了在匈牙利进货。全无防备的王家驻此时却储备了七八十个货柜的鞋，这些鞋照着乌克兰人的特点订制，根本不适合其他地区。王家驻因此“损失惨重”，他黯然地说，“一点办法也没有。” 　　要么打道回府，要么转战他方，此时王家驻在芬兰的科沃拉市看到了一个绝好的机会。当地一个奶牛厂要改造为商贸中心，几经波折，2006年初王拿下了这块地，并和当地市长爱默 。阿提成为好友，他也因此为中国城争取到了100个家庭的芬兰移民名额。 　　恰在2006年11月，俄罗斯宣布将从2007年4月起全面禁止外国人从事商品零售业务，这项政策被认为主要针对在俄的十万名华商。有八位相熟的华商立刻联系到王家驻，希望春节后搬迁到北欧中国城，“十万华商要自己找出路，这恰恰为我们创造了商机。”在王家驻眼中北欧中国城的优势一目了然，“在俄罗斯露天市场，一个设在集装箱里的摊位每月至少要1200美元的‘打点费’，但北欧中国城只需要每月120欧元租金，货可以很方便地重新发回俄罗斯，同时能够安全通关。” 　　尽管今年2月8日，莫斯科市政府再次允许外国商贩返回市场，但在多数华商眼中这更像是权宜之计，王家驻准备在3月初与爱默。阿提市长共同在圣彼得堡召开新闻发布会，“告诉在俄罗斯的华商，就在附近还有一个欢迎他们的中国城。” 　　 如何停下？ 　　但芬兰会是王家驻的终点吗？进入芬兰伊始，王家驻就明显感觉到在他们的友好之外的种种警惕。王刚买下200亩土地，芬兰几家主要媒体就在头版发表评论——“中国经济侵略芬兰”，另一派媒体则认为“中国将提升芬兰在北欧经济中的地位”。两派辩论了一个多月， 吵得昏天黑地，这使得王在芬兰一锹土还没挖就已经声名大震。但争论为中国城创造了知名度，“现在到科沃拉机场随便上一辆出租车，说去北欧中国城，每一个司机都知道位置。” 　　王遇到的第二个难题是芬兰的劳工组织和建筑协会。王对北欧中国城的第一期装修预算是350万欧元，但没想到按照当地要求，中国工人只能做土木工程，电工、消防、煤气、暖气、自来水，都要用当地的工程队伍，否则不予验收。芬兰的人工贵得吓人，以电工为例，每个工人每小时45欧元，且不包括22%的税，此外8小时工作制中，其中一小时允许工人抽烟、喝咖啡。同样工种的中国工人每月不过600欧元，芬兰工人一天却高达400欧元。如此一来，预算整整超支一倍，且无法按时完工。 　　妻子和儿子也伴随着王家驻四处漂泊。儿子王海粟高大俊朗，是被老王“骗”出温州的。王海粟读高中时不愿意去匈牙利，老王说先让他在国内过一年大学的“瘾”吧，儿子上大一时，被老王安排来匈牙利旅游，一下子就爱上了海外生活，很快办理休学来到匈牙利读书，之后又去美国读MBA.王海粟本来计划毕业后留在美国做“金领”，老王再次邀请儿子来芬兰“旅游”，他对着沙盘跟儿子讲了半小时的中国城构想，儿子最终说，“爸爸，你把我的美国梦又击破了。” 　　“这么多年，我从没动过放弃的念头，即使中国城荒芜，我还要继续迁移，远没有到停下来养老的时候。”王看着窗外说，“温州人有句话，做生意‘不怕亏，就怕停’，停止了才是真正的血本无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