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姿百态的波兰后现代主义教堂建筑

小飞侠

近两千年以来，欧洲建筑受到了天主教会的极大影响。在现代主义运动之前，几乎没有建筑形式不是源自教堂建筑。因此很难想象没有哥特教堂的中世纪英国，或是没有巴西利卡教堂的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会是什么样子。但是在工业革命之后的经济和人口快速增长情况下，基础设施和住宅成为了文化的新象征，尤其是当这些建筑获得了现代主义的简洁表达方式之后。原本受到教堂制约的建筑行业开始慢慢转变为社会经济主导形式。当然，仍然有很多教堂建造，但是这种曾经定义了建筑的类型已经成为了少数派。至少当下看来是这种状况。

但是令人惊奇的是，在二战之后苏联的领导下，波兰却建造了比其他欧洲国家更多的教堂建筑。这些建筑主要建造于1980年代，当时的教堂既不受到官方支持也没有被明令禁止，而是作为了冷战环境中对政治诉求的一种表达。这些教堂的建造主要是为了挑战当时受工人阶级主导的苏联现代主义形式。在他们的研究《第七日的建筑》（Architecture of the VII Day）中，研究者 Kuba Snopek、Iza Cichońska 和 Karolina Popera 收集了大量关于波兰教堂以及其相关环境的资料。这些教堂不仅仅编织并塑造了东欧的环境，同时也是社区和当地投资的共同努力的象征。因此它们成为了参与性设计在21世纪建筑圈流行起来很久之前的先例。

Snopek 和 Cichońska 从2014年就开始了他们的项目，当时他们还是莫斯科史翠卡学院（Streak Institute）的学生，而导师是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as）。项目开始于2014年威尼斯双年展的波兰馆设计。当时国家馆的主题被库哈斯定为“吸收现代性（Absorbing Modernity）” ，参与的国家需要将建筑的哲学和形式与帮助其形成的全球化环境相结合。

Snopek 说，“我们希望了解波兰发生的方方面面，虽然它们看起来非常普通：我们的楼房不像莫斯科的那么大，摩天楼也没有纽约的那么高。”本来当他和朋友来到波兰的时候都要放弃了，但是500米后他看到了第一座波兰教堂。经过结构研究后，有两件事很快浮出水面：“这里有很多教堂，有全欧洲最多的现代教堂，”Snopek 说，“但是波兰人甚至都不正眼看它们，它们已经和景观融为一体了。”虽然他和 Cichońska 最终没能赢得双年展的参展资格，但是它们决定继续关于教堂的研究，因为这非常必要，于是便同 Karolina Popera 一起继续了这一项目。

研究的题目《第七日的建筑》意味着冷战时期波兰教堂建筑的特征。这些教堂的手工艺性质与苏联现代主义工业化相对立，而现代工业的标志就是每周六天的劳动。在进行该项目的研究时，研究者分析了大量1950年代赫鲁晓夫时期工业化的苏联教堂建筑，它们代表了铁幕政治后的工作形态和生活，尽管冷战时期后一周五天工作比一周六天更加盛行，但一开始很长的工作时间便界定了星期天的活动十分重要，而教堂便是这一天活动的视觉体现。“《第七日的建筑》，”Snopek 说，“无关于苏联的工业和住房，而是关乎纯净、功能化的工业建筑所缺失的那一部分。”

波兰是如何成为欧洲建立教堂最多的国家的

尽管建立新的宗教建筑的计划在二战之后就以展开，Snopek 发现1950年代的大多数作品都属于战后重建的项目，和之后数十年间的发展没有关系。绝大多数新教堂都是在50年代斯大林统治之后欧洲共产主义更加自由时期的开始的。直到第二次梵蒂冈大会（Vatican II）一次开展于1962到1965年的关于天主教教堂的座谈会时，教堂和现代世界间的关系才得以改革，建设工程也随即立刻展开。这次座谈会对于教堂建筑及宗教祷告仪式的变迁具有着深远的影响，大众社会得以利用自己国家的建筑语言进行建造活动，而不仅仅是正统的拉丁方式，牧师在教堂中也必须要面对教区的居民们。Snopek 认为这次会议改变了正统教堂建筑的统治，创造了强调社区的建筑，布局也更加“圆形化和剧场化”。

一个最显著的例子就是位于克拉科夫（Kraków）最东边的 Nowa Huta 区域。这块城市区域在1940年曾经作为工业部分进行开发，让工人阶级进入城市。Nowa Huta 被设计成为了理想的斯大林式城市布局，Snopek 将其描述为“就像是从苏联中提取了乌拉尔地区并放置在了波兰的土地上”。而在50年代的自由运动之后，示威者们上街抗议，希望能在这座典型的现代化无神论城市中增加一座教堂。于是1957年出现了一座由 Zbigniew Solawa 设计的教堂。但是因为之后立刻经历了60年代的大衰退（以及那次关于教堂的座谈会），设计最终经历了 Wojciech Pietrzyk 的颠覆式改变后于1977年得以实现。最终当地的大主教，后来成为罗马教皇保罗二世的 Karol Wojtyla 认为这座教堂是非常神圣的，并且将这座教堂积极地用作了反共产主义的宣传工具。

在1980年代，波兰建造了超过1000座教堂。Snopek 认为这主要是因为两个因素：“第一个原因是以为一位毫无宗教信仰的共产主义人士成为了天主教堂的领袖，第二个原因是因为随即而来的波兰团结工会（Solidarity）的抗议活动，使该政权丧失了其合法性。当工人们开始反对‘工人政权’的时候，这一政权就开始不再运转了。”

非常讽刺的是，教区的居民们把建造教堂当做是一种反对政府的方式，但是政府却允许他们建造教堂，因为这样人们就不会再去抗议。换言之，建造教堂符合两者的利益。因此，毫不意外地，教堂建造的速度与建造过程中的抗议活动水平呈反比。

波兰教堂和“哥特后现代主义”的出现

波兰有着救援的天主教传统，因此即使在共产主义的统治下也非常需要宗教空间。并且根据 Snopek 的观点，“对于今天和80年代之前，教堂都是属于祷告者们的精神空间，但是在当时的波兰，教堂是一个文化场所，可以提供社区感和物理上的保护。”尽管自身没有宗教信仰，Snopek 仍然能回想起90年代在教堂里观看展览和独立电影的场景。“它成为了一个文化场所。”

但是教堂的设计却更加关心精神上的联系，或者说它们设计的时候就考虑到其中的空间在暂时成为社区中心后仍会有一天回归最初的用途。在共产主义的统治下，全波兰只有一家关于建筑的媒体，大多数建筑方面的知识都来源于零散的书籍之中。而在当时的建筑杂志 Architektura 中，整个1980年代就报道了两座宗教建筑，而 Snopek 相信这两座建筑的灵感来源于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拉美现代主义建筑以及剧院建筑。而这些建筑经常在杂志上进行报道。

设计教堂的建筑师们非常钟情于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Snopek 认为他们受到了矶崎新（Arata Isozaki）和日本80年代建筑的影响，特别体现在一座位于弗罗茨瓦夫（Wrocław），由 Wojciech Jarząbek、Jan Matkowski 和 Waclaw Hryniewicz 设计的建筑之中。尽管当地的建筑师十分喜爱先锋的建筑形式和材料，但是波兰政府在放任式尊重宗教建筑的同时还是依据苏联的要求限制了建设材料和机器的进口。因此，一些教堂的建设是在私下中进行的，材料的供给和建设的速度也与各地教区每周的捐款息息相关。虽然在苏联的统治之下，牧师们也可以联系当地的手工艺者。这些手工艺者们在工业化之后待业已久，因此愿意利用中世纪的砌砖技巧帮助教堂的建设。Snopek 将这种融合式的设计及建设过程称之为“哥特后现代主义（Gothic Postmodernism）”。

教区居民主要负责选择教堂的设计。其中的很多建筑师十分年轻（二、三十岁），并将后现代主义看作是团结工会运动和波兰人民的目标。所以尽管后现代主义形式在美国和西欧饱受严格现代主义的质疑，在欧洲却成为了更大政治诉求的一部分。拥抱这种建筑形式的过程也代表了波兰社会对于在宗教等活动中新的选择的需要，并且也标志了苏联现代主义已经遭受的失败。

《第七日的建筑》与当代世界参与性城市设计的关联

对于《第七日的建筑》的目标，Snopek 表示第一阶段是在位于位于华沙的国家民族博物馆中进行展览，同时也建造一个波兰语网站上进行展示，其中包括了地图、照片、论文以及建筑师、教区巨门和建造者的历史故事。波兰政府支持该项目的方式是将帮助他们的三人团队以及其他25位编辑出版一本关于这些教堂的指南。项目同时也在 Instagram 和 Tumblr 上进行了展示。在现在的研究中，后现代主义与中世纪的建筑联系了起来，正在被学者和建筑师们重新评价，Snopek 发现大家对这一潮流重新产生了兴趣，希望让这些波兰教堂得到更多的公共展示。“现在是展示我们丰富遗产的时刻，”他说，“展示出曾经70、80、90年代在波兰流行的建筑潮流。”

因为这些教堂之前从没有被研究与收集过，数据分析也出现了一些有趣的结果。例如地图上的视觉效果就可以告诉我们关于这些教堂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为什么会被建造。Snopek 举出了一些例子：“从70年代开始就没有教堂建造在德国的边界附近，因为波兰政府不知道西方世界会不会重新划定这条界限，”“1980年代教堂主要建造在乡下，而90年代大多数教堂建造在城市的近郊，这是因为城市的建设带动了城市周边工业的发展；”以及，“你可以看到波兰地图上的划分，在19世纪，波兰地图上有三个国家，而这三个地区上的城市化是完全不同的。普鲁士区域上有很多城市教堂，而奥地利区域上主要是城郊，教堂也体现了这一点。”

波兰的教堂建设从来没有停止过，但是从90年代开始就急剧衰落。这可能是因为随着波兰成功独立成为一个国家，“教堂作为文化中心”的作用也成功完成了它的使命，这也空间也就没那么必要了。随着社会变得更加自由，建造教堂的建筑师们也更加自由了，Snopek 认为他们开始变得越来越“随心所欲”。除了一些小的教堂项目，绝大多数90年代完成的教堂都是大型国家天主教堂。这些建筑具有宏伟而成熟的宗教和民族形式，但是也开始具有了商业建筑建造手法上的拼贴效果，缺少暗中建造时的那种活力，不再像80年代建造的那些教堂。通过在苏联式的千篇一律中强调个人效果，其中一些教堂鲜明地表达出了如何在建筑中表达社会情感的同事提出政治诉求。

建筑、政治以及社会活动的结合使得《第七日的建筑》和波兰教堂成为了当代类似建筑话语的先例。而2016年威尼斯建筑双年展的策展人，今年的普利兹克奖获得者亚历杭德罗·阿拉维纳（Alejandro Aravena）最近也表示希望建筑师关注“职业的质量，而非把职业当做是一种慈善（professional quality, not professional charity）”。他说：“如果你认为你在各行各业都能成为一把好手，那么就试试看解决现有的问题。问题越复杂，就越需要一种综合的能力。”阿拉维纳特别希望那些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人们尝试去解决这些问题。这种方式经常被称之为“参与式设计”，他表示：“问题的起点每个人都知道，城市中的安全、污染、隔离、拥堵等问题，你每天的生活都在面对它们。因此你应当尝试通过设计来提供可能的解决。”有很多不同的因素导致东欧共产主义的衰亡，但是波兰的教堂通过自身将公众联合在了一起，让建筑成为了社会变革的标志和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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