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夜访波兰外交部

小飞侠

我在我国驻波兰大使馆工作期间，去波兰外交部办事、拜会、会谈，出出进进是常有的事。究竟去过多少次，从来也未统计过。但半夜三更敲响波兰外交部的大门，夜访波兰外交部却只有两次，我记得十分清楚。为什么白天不去夜里去？如果没有又重要又紧急的事，双方谁也不会做这种既劳神又麻烦的事。

　　情况突变

　　针对波兰外交部门的两种相反的说法，要求紧急约见

　　为什么波兰副外长对我说投弃权票，波兰副代表对金大使说投反对票

　　深夜，距表决的时间大约只剩下12个小时，只能按非常规办事

　　作者小传

　　刘彦顺,1933年生于黑龙江省。1953年牡丹江中学毕业，入学北京大学哲学系。1954年赴波兰留学,就读于波兰外交学院。

　　1958年进入外交部，先后在我国驻波兰革但斯克总领事馆、驻波兰大使馆、外交部苏欧司和欧亚司工作，历任三秘、二秘、一秘、参赞、驻波兰共和国大使。退休后，参与编纂《中国外交辞典》和《世界外交大辞典》，任常务编委（欧亚部分主编）。中波友好协会理事，中国外交史学会理事。著有《山河湖海话波兰》、《波兰十月风暴》、《白鹰美人鱼之国波兰》等。

　　3月7日上午，我按国内指示，再次约见希曼斯基副外长。我计算了一下时间，距人权会表决只剩下了两天，可做工作的实在时间不多了。我要使馆礼宾秘书向波方提出“紧急会见”的要求。但副部长的秘书回电话说，“副外长的日程已经排满，如果大使一定要会见的话，只能安排在下午下班时间了”。此时此刻是分秒必争的时候，下班时间也是工作时间，使馆礼宾秘书当即回答，可以。于是我焦急地等了几个小时，下午4时，急忙前往波兰外交部。

　　我的目的，一是向波方通报中方了解的人权会各方的有关情况，二是摸清波方的态度，希望希曼斯基副外长以明确的语言表明波方立场。希曼斯基很有礼貌，说他刚从议会返回外交部，过一会儿还要再去议会，所以推迟了会见的时间。我向他通报了有关情况以及中方的立场和希望，他表示感谢，然后讲了波兰的态度。看得出此时的希曼斯基已经是胸有成竹了。他说，“波兰已经成为欧盟的联系国，条件不允许波兰走得太远，因此对中国的"不采取行动的动议"只能在表决时投弃权票。”他强调，“这同去年（投反对票）相比已经是根本性的变化了”。他做了明确的表态，我表示谢意，说下班后还打扰了他。他笑着说，“我们都为自己的国家服务，我只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是服役不是友谊"。他用波兰官场上的这句套话，也就是公事公办啦，结束了这次会见。

　　回到使馆后，我立即将希曼斯基的表态，报告国内和我驻日内瓦代表团。我想，这个信息对正在日内瓦昼夜奋战的同事们会有一定的帮助，心中的一块石头好像落地了。

　　但情况总是千变万化的，凡事不能掉以轻心。3月8日，我驻日内瓦代表团觉察到波兰态度有变，波兰副代表对金永健大使说，波兰对中国的“不采取行动的动议”将投反对票。金永健大使建议在华沙再做工作。从字里行间我感到了金永健大使急切不安的心情，我也产生了一种危机感。为什么波兰副外长对我说投弃权票，波兰副代表对金大使说投反对票呢？是华沙的指示尚未下达到日内瓦，还是波兰驻日内瓦代表团试图改变华沙的决策，还是华沙又有了什么变化？

　　我立即召集使馆有关同志研究对策，已经是夜里10点多钟了，有的同志主张留待第二天上班时再办。理由之一是这么晚了，很难约见波兰外交部什么人；理由之二是只看到金大使的建议，尚未接到国内的指示，没有对外谈话的口径，说什么，怎么说，莫如再等一等。听起来这两个理由都站得住脚，没什么错，也有助于我深思和慎行，对外交涉应严格地遵守外交部的请示汇报制度。

　　但我想，如果时间充裕的话，我自然会采取这种稳妥的做法，先请示，后行动。可人权会表决的期限正在步步逼近，距表决的时间大约只剩下12个小时了，身处第一线的我，能坐等国内指示而失去做工作的最后一次机会吗？如果拖到第二天上班，等接到国内指示后再约见波兰外交部；如果波兰外交部再推迟安排会见的时间，那么很可能会贻误战机。如果日内瓦已经开始表决或者已经有了表决结果，那再好的口径不也会成为马后炮了嘛！因此我认为，“留待第二天再办”，这是按常规办事，固然稳妥，可以避免大使个人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但在关键时刻，如不争分夺秒，一旦贻误战机，则可能给国家利益造成损害，甚至影响两国关系。我考虑再三，认为在非常时刻，只能按非常规办事。我决定立即紧急约见希曼斯基副外长，要在电话中向波方明确表示，要求在午夜24点之前会面，做到今日事、今日毕。

　　夜访细节

　　得到波方明确的立场放弃

　　希曼斯基注意听取我的陈述，神态严肃，不插话，也不愿多讲，只说了一句，“波兰的立场没有变化。”

　　我要求说明"没有变化"的具体含义，是弃权，还是反对？室内一片寂静，时间也好像凝固

　　夜里同波兰外交部联系工作确实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先是外交部值班人员挡驾，说副部长已经下班，无法联系。这样的答复，本在意料之中。于是使馆礼宾秘书根据预定方案，再次打电话给外交部值班人员，请他继续协助联系，同时又打电话给平时与使馆工作联系密切的主管司官员，请他向希曼斯基副外长紧急反映情况。

　　使馆礼宾秘书是一位刚参加工作不久的年轻同志，他波文口语流利，也能较好地理解领导意图。这是他第一次在夜里同波兰外交部联系工作，他尽职尽责机警地守候在几部电话机前。快到午夜24点时，电话铃响了，波兰外交部值班人员通知说，“希曼斯基副外长同意会见。但只能安排在0点30分，因为他从家里赶到外交部还需要一些时间”。

　　副外长把会见时间向后推迟半小时，是可以理解的，我并不介意。3月9日0点25分，我提前5分钟来到了波兰外交部。一路上所见同三十年前第一次夜访波兰外交部的情景几乎一模一样，街上静悄悄的，没有行人，也没有车辆。外交部的大门紧锁着，我按响了门铃。大门敞开了，主管司的官员立即迎上前来，并陪同我走进二楼副部长的办公室。

　　我向希曼斯基副部长表示歉意和说明来意。我说“深夜约见实在令人不安。但我从日内瓦得到的消息迫使我不能不这样做。”我一边说一边注意观察希曼斯基的反应，他没说什么，只是做了一个手势，请我喝他事先准备好的咖啡。我强调说，“中波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本来很好，假如因为我反应迟钝而受到不应受到的损害，我会感到十分歉疚和遗憾。我是为了维护中波两国良好的关系而前来打扰副部长的。”接下去我向他转述了波兰副代表在日内瓦同金永健大使的谈话情况和我方的态度，提请他注意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是波兰外交部尚未下达指示，还是另有他因？我再次表示希望波兰以两国关系的大局为重，不要对中国的动议投反对票。

　　希曼斯基注意听取我的陈述，神态严肃，不插话，也不愿多讲，只说了一句，“波兰的立场没有变化”。

　　“副部长7日说投弃权票，副代表8日说投反对票，两者截然不同，不知"没有变化"应如何理解？”我要求希曼斯基说明"没有变化"的具体含义究竟是支持、弃权，还是反对？”

　　室内一片寂静。希曼斯基低着头用小勺搅拌杯中的咖啡，似乎在想什么，时间也好像凝固了。过后片刻，他说出了两个字：“弃权”。

　　他強调这就是波方的立场，我感谢他深夜会见。

　　离开希曼斯基的办公室，主管司的官员对我说，“波兰副代表说的话不能算数。”车子在空旷的街道上飞驰。我回味会见时的情景，始终有一个解不开的谜团。波兰副代表是“不算数”地随便说说，还是有意识地刺探我之虚实？是个人行为，还是奉命行事？

　　为什么会节外生枝？我觉得其中必有奥妙。但我相信，我采取的行动，深夜的紧急约见，表达了中方的坚定立场和坚决态度，这肯定会有助于波兰的决策者下定最后的决心。

　　投票结果

　　中国的“不采取行动的动议”得到通过

　　我向波兰表示感谢和赞赏。称赞波兰表现出坚持正义的勇气，顶住了外来的巨大压力，自主地做出决定

　　他听后非常高兴，站起来同我紧紧握手。“对，大使说得对，我们是"服役加上友谊"。”

　　3月9日下午，希曼斯基副外长紧急约见我去外交部，我立即前往。希曼斯基显得轻松，同夜里相比，判若两人。见面后他笑着说：“祝贺，中国取得了成功！”

　　他向我通报了人权会对中国的“不采取行动的动议”的表决结果：赞成票20，反对票16，弃权票17。波兰投了弃权票。我对波兰的善意表示感谢。他说，“大使先生你知道，波兰走出了这一步很不容易，现在波中两国该是进一步加强经贸合作的时候了。”

　　一周后，我根据国内指示再次走进波兰外交部同希曼斯基会面。我以中国政府的名义，向波兰表示感谢和赞赏，称赞波兰表现出坚持正义的勇气，顶住了外来的巨大压力，自主地做出决定。波兰的行动是对中国的宝贵支持，有利于中波关系的进一步的发展。同时我还以个人的名义，再次感谢希曼斯基多日来的友善与合作。我把他讲过的那句套话略加改动，对他说：“副部长说过我们都是为自己的国家服务，"服役不是友谊"，但我觉得我们之间的相互交往，具有一个突出的特点，这就是"服役加上友谊"。他听后非常高兴，站起来同我紧紧握手。“对，大使说得对，我们是"服役加上友谊"。”

　　时隔30年，两次夜访波兰外交部，给我留下的记忆是深刻的。当我回忆这段往事的时候，我感到无比的愉悦和美好。在中波长期友好合作的历史长河中，我参与的事只是几朵小小的浪花。而那长江后浪推前浪的壮观景色，一再展现在中波两国人民面前。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波两国关系又上了新的台阶，由合作伙伴关系上升为战略伙伴关系。2011年冬科莫罗夫斯基总统访华和2012年春温家宝总理访波，为中波两国人民的传统友好与合作锦上添花，构筑了通往美好未来的桥梁。在回首往事时，我认为，这是最最令人感到高兴的。

　　外交官历史亲历

　　系列之

　　（本栏目与外交笔会合办）

　　文并图/刘彦顺

　　（中国前驻波兰大使）

　　首次夜访

　　通过波兰解决人质事件

　　同巴西还没有建交，营救面临困难

　　使馆电话响起，波兰伸出友谊之手

　　第一次夜访波兰外交部是1964年4月的一天夜晚，是波兰外交部主管司打电话约见使馆官员。

　　当时发生了巴西政变当局无理逮捕九名中国工作人员这一震惊世界的事件。这九位同志在巴西从事商贸工作，筹备展览会和进行新闻报道工作。由于我国同巴西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他们被扣后，我方难于获得真实可靠的信息，营救工作面临重重困难。正在这紧急关头，波兰政府伸出了友谊之手，为营救这九位同志，做了大量的工作。波兰运用她同巴西的外交关系，帮助我们构筑起一条信息渠道：巴西（波兰驻巴西大使馆）-华沙（波兰外交部和中国驻波兰大使馆）北京（中国外交部）。其中，华沙是信息的中转站。波兰外交部经常向我驻波使馆通报有关九位同志在狱中坚持斗争的情况和巴西军人集团内部对事件的处置意见。

　　那天夜里，宿舍的值班电话铃声响起，是波兰外交部主管司的处长古拉先生紧急约见使馆办公室主任张占武一秘。我作为翻译，陪同张占武同志立即赶往波兰外交部，在深夜中敲响波兰外交部大门。古拉先生亲自在门厅等候并引领我们进入他的办公室。沒有多少寒暄，谈话直奔主题。他转述了波兰驻巴西使馆报告的有关情况，说我九位同志正在进行斗争，反对国民党特务的策反活动。我清楚地记得谈话中的一个细节，当时古拉说有一个姓Wu的华人，如何在狱中狱外进行活动。为了避免差错，古拉说，他知道中文有同音字，“这个Wu字的中文写法是口字下面加一个天字”。古拉强调情况重要，要我们迅速转报北京。最后古拉还有礼貌地说，“之所以深夜约见，是因为事态紧急，请勿介意。”

　　围绕营救我九同志事，我驻波使馆同波兰外交部主管司之间的来来往往十分密切，但深夜通报，仅此一例。波兰外交部这种争分夺秒的工作作风和友好态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经过一年的多方努力，营救工作取得了圆满的结果，1965年春九位同志胜利回到北京。在营救工作中，波兰外交部向我们提供了许多信息，波兰驻巴西大使馆还盛情接待了我赴巴西探视的被扣同志的家属。对波政府提供的种种帮助，陈毅副总理兼外长专门致信波兰外长拉帕茨基表示了感谢。

　　再访缘由

　　争取波兰支持中方动议

　　波兰对中国的要求不能不有所考虑；但波兰要回归欧洲，争取加入欧盟

　　在人权会表决之前，争取获得波兰官方以明确语言表达的立场

　　第二次夜访波兰外交部是三十年后的1994年3月9日0点30分，名副其实的三更半夜。这一次是我作为驻波兰大使主动向波方提出会见副外长的要求。

　　是什么事情促使我采取这一行动呢？话要从日内瓦人权会说起。

　　自1990年第46届人权会开始，西方反华势力妄图利用所谓的人权问题，向我国施加压力，幻想以压促变。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每年都提出反华提案，但在我方坚决反对下，始终未能列入会议议程。波兰作为人权会的成员国，几年来一直站在西方国家一边，对我方针对反华提案提出的“不采取行动的动议"投反对票。进入1994年，时值帕夫拉克总理当政，他赞同上届政府调整对华政策的做法，主张进一步发展同中国的友好合作。但他在涉我人权问题上究竟会采取何种态度，会不会有所变化，不能不引起我的关注。

　　1994年在第50届人权会议上，美国和西方一些国家再次提出反华提案。一场尖锐复杂的斗争又开始了。我根据国内的指示，本着多做工作的精神，从2月底到3月初六进波兰外交部，一进波兰总理府，先后会见副外长姆罗杰维奇、希曼斯基和副国务秘书维乔尔凯维奇等人，向他们阐述中国的立场，争取波兰以中波两国关系大局为重，伸张正义，支持中国。

　　在人权问题上，中波之间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这是毋庸讳言的。但同我交谈的副部长们，说话比较实在，也没有一下子把门关死。他们一方面表示理解中方的立场，一方面也希望中方理解波方的难处。他们形象地把波兰比喻为一块放在铁锤和铁砧之间的被敲打的铁，说一些西方国家大使来找外交部要求支持，中国大使也来找外交部要求支持，两面夹击，怎么办？他们认为，在世界舞台上中国是起着重要作用的大国，中波两国关系也不错，中波两国应加强合作，包括在国际舞台上的合作，波兰对中国的要求不能不有所考虑；但波兰要回归欧洲，争取加入欧盟，又不能采取与西方截然相反的立场。他们表示，要善意地审慎地对待中国的立场。我要求他们说明“善意”的含义，他们不愿做出正式的具体的说明，只表示波兰外交部将深入研究并报告政府领导。

　　门没关死，还有做工作的空间。我反复琢磨“善意”、“包括国际舞台上的合作”以及传闻的“双弃权”（即对西方提案和中方动议均投弃权票）这些从不同渠道得来的信息，估计波方确实在“深入研究”应对方案，有可能采取与往年不同的做法。使馆下一步工作的主攻方向，一是要尽一切努力，争取波兰最大限度的支持；二是要在人权会表决之前，争取获得波兰官方以明确语言表达的立场。

中国驻波兰大使馆大楼

作者1993年在波兰华沙

1994年波兰总理同作者夫妇交谈

波兰外交部大楼

北青网-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