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允许彼此不一样

指路人

午后阳光洒在布加勒斯特国际机场出口的大厅里。角落里卖报的中年男人不时打量着眼前这些从伦敦和布鲁塞尔飞来的外国人。 一袭白衣的西班牙姑娘安娜，在传送带旁等待自己的橘红色行李箱。相邻的传送带旁边，从布鲁塞尔来的几个中国人，正一边寻找自己的行李，一边交谈。 促成他们这趟行程的，是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山大学作为中方组织者，欧洲梅耶人类进步基金会、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等作为欧方组织者共同主办的“中欧论坛2007”。 论坛“期待每一个参会的人，代表个人，从个人的生活和工作经验出发，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思考问题”。无论是论坛创始人、欧洲梅耶人类进步基金会主席皮埃尔·卡蓝默，还是论坛总监于硕，都希望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能够回归到普普通通、真实的个人”。 安娜正是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真实的个人”，被邀请参加论坛，并讲述她真实的思考和感受。像这样彼此不一样的“个人”，此次从中国和欧洲来了近千名。10月4日至5日，他们在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丹麦、奥地利、比利时、罗马尼亚等8个国家的23个城市，分9个专题召开46个分论坛，6日至7日则集合在布鲁塞尔召开总论坛。 正在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念硕士的安娜，被分在青年组分论坛，开会地点在罗马尼亚的布加勒斯特大学。 我们想的不一样 安娜面带微笑看着眼前几个等行李的中国人，料定他们也是来参加论坛的。几分钟之后，他们果然在机场出口相遇，并被安排上了同一辆白色面包车。 此前安娜对中国的了解，大多来自一位在北京读MBA的朋友。交流从车上开始。她很快便和南京大学大二学生陈顿斐找到了共同话题——足球。但得知陈顿斐最喜欢的俱乐部是皇家马德里时，这个巴塞罗那姑娘多少有些不痛快，眉头一皱。 “我们巴塞罗那人，和首都马德里代表的西班牙政府向来不和。”安娜的这番解释，让陈顿斐颇感意外。在这个19岁中国男孩的印象中，很难想象出地方人民与国家政府不和的情境。 而安娜在跟车里每个人相互认识时，更多的是说“我来自巴塞罗那”。 坐在安娜前排的英国姑娘约瑟菲，一直挺安静，偶尔会和身边的人说上两句。她是英法混血儿，有一双大大的蓝眼睛。她在一个非政府组织工作，同时在巴黎政治学院读公共传播学硕士。 在来布加勒斯特的飞机上，约瑟菲恰好和陈顿斐邻座。后来在布鲁塞尔，当知道陈顿斐将去美国学习金融专业后，她费尽唇舌劝他不要学金融。在她眼里，“钱是最容易获得的东西，学金融将让人只去关注钱和数字”。 接下来陈顿斐发现，参加论坛的来自10个国家的15名欧洲青年，很多人是学政治学或传播学的。 “为什么选这个专业？”他问他们。 “我想学一门让我知道很多东西、有意思的学科。”大多数人如此回答。他们不明白，为何中国的大学生过早地要去学一门具体技术。 “我们想法不一样，欧洲青年人对待钱的态度跟我们不同。”接连和两个国家的女孩子在认识上出现分歧，让陈顿斐意识到彼此不同。这也激发了他与对方交流的兴趣与愿望。 历史跟我们想的不一样 作为与会的几名中国人中最活跃而英语表达又最流利的人，陈顿斐不时会兴致勃勃地抛出一些听来的问题，以打破刚刚开始交流尤其是碰到分歧时，大家面面相觑的僵局。 他从翻译那里了解到，不少欧洲人现在对宗教的热情不高，有些人一生只去三次教堂，出生、结婚和死亡各一次。他急忙向身边的人求证，“是这样吗？” “不，不。”荷兰小伙子朱斯特边摇头边解释，青年人去教堂的次数的确越来越少，宗教和传统对青年人的影响也越来越小，但情况还不至于那么严重。 “那么你们的历史和传统是怎样传承的，尤其是历史教科书是如何向你们讲述过去的一个多世纪的？欧洲发生了那么多事情。”有中国青年追问。 “都是德国人的错。”一等翻译将问题译完，波兰姑娘亚历珊德拉的法语便脱口而出，在场懂法语的人几乎同时笑了起来。这个波兰《共和国报》的女记者，脸上总是带着孩子般可爱的笑容。讨论开始前和中间休息时，她喜欢坐在会议室外的台阶上，悠闲地抽一支烟。 “我从小就是这么被教育的，书上就这么写的。”她解释道。“这个问题很值得讨论。”朱斯特眉头紧锁，一脸严肃。他在历史教科书上学到的是，二战期间是欧洲人在保护犹太人，但后来看了越来越多的历史资料后发现，并不像书上写的那样。二战期间欧洲许多国家都把自己的犹太人交给了希特勒的军队，真正做到保护犹太人的，是美国人，他们没有交出犹太人。“书上写的历史有时候跟我们发现的历史不一样，这的确是个问题。” “中国在那段时间的情况跟欧洲类似，也发生过战争，你们的教科书又是怎样讲的呢？”青年分论坛的主持人维克托，把头偏向身旁的北京大学学生陈亮。 “我们国家的历史学者正在和韩国、日本的历史学者一起研究讨论，准备共同编写一本历史教科书来表述那段历史。”陈亮回答。 “历史是可以讨论出来的吗？”22岁的维克托说，他也是布加勒斯特大学学生组织的负责人，未来的理想是成为罗马尼亚总统。他似乎担心讨论出来的历史，会因为各种力量的介入而失去它的真实面目。 而在陈亮看来，历史终归只能进行选择性的表述，不可能包容一切东西，所以需要一起讨论，哪些东西需要对下一代讲述。“我们现在把三个国家的人拉到一个桌子上来谈，只是第一步，这也说明我们尊重彼此的不同和各自的历史，终归是好事。”他一边做手势一边向对方艰难地解释。 “如果你愿意，你可以在互联网上找到很多不一样的信息，也可以让你了解一些真实的情况。”关于历史的讨论，最终被亚历珊德拉的一席话终结。在她看来，现在我们了解历史的途径很多，不像以往一样只能通过历史教科书。 在布加勒斯特的最后一个下午，接待方安排参观罗马尼亚议会大厦。负责解说的，是在大厦工作的一位性情温和的小伙子。他介绍这座大厦的历史时言语一直很平静，只是在提到下令建造这座大厦的齐奥塞斯库时，脸上会一次又一次地浮出略显尴尬的表情和些许苦涩的笑容。 “他解说时的表情挺复杂，好像还有点儿怀念的感觉。说不清楚。”陈亮感到有些困惑。 这座1984年至1989年间建造的大厦，是当时欧洲最大的议会大厦。如今，气势恢弘的大厦依旧矗立在城市中心灿烂的阳光下，罗马尼亚的国旗和欧盟旗帜在门口两旁随风轻摆，而下令建造它的人，已被埋进坟墓。 在这座富丽堂皇的大厦里参观时，活泼好动的安娜在人前窜来窜去地询问：“你觉得如何？” “Luxurious（奢侈）。” 这是她得到的大多数答案。从其他国家来到罗马尼亚的欧洲青年在惊叹之余，不时摇头，觉得眼前的这种“张扬的浪费”不可思议。 而在陈顿斐的印象中，关于齐奥塞斯库，被简化为6个字，“曾经的独裁者”。他不知道，正是在他出生的1988年，齐奥塞斯库最后一次访问了中国。 他们想的不一样 约瑟菲曾去过中国云南丽江旅游，古朴别致的美景深深地吸引了她。但让她记忆犹新的感觉是“害怕”。由于从未见过这么多陌生的游客拥挤在自己身边，她常常有种无形中受到威胁的感觉，这种感觉让她不安。“转身一圈，发现四周都是人，我有些害怕，不知道该怎么办？” 约瑟菲的这种害怕，更多可能是对陌生环境所产生的不适感。但有另一种与她的感觉不一样的“害怕”，在一些欧洲人的心头萦绕。这些人多是政客和学者，他们对中国的担忧，则是由于不完全了解或误解，因此也难以化解。 “欧洲确实对中国有点害怕，当然这种害怕并不是担心中国侵略欧洲。”在布鲁塞尔自由大学举行的总论坛大会上，欧洲议会对华关系代表团主席迪克·斯特克的忧虑跟他的神情一样凝重：中国在经济上越来越强大，从心理、精神上，欧洲担心在竞争中越来越失去领地。 相比之下，欧洲一体化运动先驱让·莫内的前办公室主任乔治·贝尔图安担心的，则是“中国内部问题”。在他看来，不管一个国家社会制度如何，如果经济发展很快，就很有可能产生不平等，进而引发社会问题。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国如果解决不好这些问题，将会产生国际影响。 “当代中国的重新崛起，令一些欧洲人产生了畏惧和疑虑，中欧间的一些矛盾和摩擦因此产生。”法国前总理米歇尔·罗卡尔一言以蔽之。 但对布鲁塞尔街头的出租车司机马克来说，这一切害怕和担心都是多余的。这个在布鲁塞尔生活了50年的摩洛哥人后裔在前往机场的途中，开口便问“你是日本人吗？”当听到“我是中国人”的回答后，“哦，据说是个很远很远的国家，其他的就不知道了。”此后，一路沉默。 现实跟他们想的不一样 “我常跟欧洲的朋友讲，你们不妨将中国看作你们家的一个邻居，只是这个邻居家的孩子多了点儿嘛。这样想的话，还有什么可怕的呢？”主持论坛阶段性讨论的中国驻比利时大使章启月的话，引得全场一阵笑声和掌声。 不过在笑声背后，章启月的感觉并不轻松。“欧洲人对中国的了解还非常落后，还停留在过去的假想上，他们根本没想到中国会派一个女人来做大使。” 她上任伊始，曾举办过一次招待会，请了欧盟四五百人，结果发现跟近千人握了手。后来，一对夫妇在和她第二次握手时告诉她，他们一进来时以为她是大使秘书，所以当时是和“大使秘书”握手，后来知道她是大使，就再次排队过来和大使握手。 “现在欧洲一般百姓对中国的了解，甚至还停留在上个世纪80年代。欧洲媒体对中国的报道，消极面还是大于正面。”作为外交官的章启月感受如此。而章启月的大学同学、80年代中期从北京移民到布鲁塞尔定居的翻译杨方东，对此也深有感触。比利时一些媒体在报道台湾或香港发生的事情时，若是好事，一般会指明是在台湾或香港，若是坏事，往往会笼统地说是发生在中国。这开始让他感觉不大舒服，甚至有点儿愤慨，但慢慢也就习惯了，“由他说去了”。 会议休息时有人讲到中国男女比例失衡，不少男青年尤其是农村男青年终身难娶时，亚历珊德拉眨了眨黄色的眼睛说：“波兰的情况恰好相反，女人比男人多，我们可以带一些女孩子过去，这样我们的问题就都解决了。”然后哈哈大笑。 当被告知中国总人口13亿多，男性比女性多1000多万时，她一脸惊愕，摊开双手，撇了撇嘴，“哦，那不行了，我们整个波兰只有4000万人。” 毕竟，对于中国，她所知甚少，“只知道那是一个很远很大的国家”，去那里仅坐飞机就要花很多的钱。她对中国的了解，大多来自他们报纸的报道。她的社长从未到过中国大陆，但曾接受台湾方面的邀请，去过台湾4次。所以，她眼前看到的中国人和听到的中国人所讲的东西，“跟报纸的报道和自己的想象不太一样”。 同样，当听说中国有两亿的农村人口涌进城市时，朱斯特的第一反应是，“他们中间有没有黑手党？”在他看到的移民题材的影片中，有中国人出现的地方，总少不了黑手党。否定的回答和一番耐心的解释，没有让他失望。他建议相互之间推荐一些能够反映各自国家状况的影片，以便更直观和准确地了解对方。 当然，被媒体片面呈现的不仅仅是中国人。亚历珊德拉和她的家人曾经辗转过德国、法国等不少西欧国家，最后还是回到波兰。在她的接触中，不少外国人认为，波兰女孩就是那种从事艳舞表演的性感女郎。“不是那样的。现实跟他们想的不一样。”她一边说“No”一边摇头苦笑。 大会开幕式上，罗卡尔回忆起他担任法国总理时与邓小平会见的情景，并大声呼吁，“民族和人民间的猜忌，限制了双方的和平发展和更紧密合作。因此，社会间的对话和沟通显得异常重要。” 回国后不久，安娜发来电子邮件，“照片里看到你们的感觉跟当面见到你们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因此，我正考虑明年夏天到中国。” 大会闭幕分别时，这个西班牙女孩一如既往地热情，走过来不由分说与每个人拥抱吻别。曾在北京的外交学院学习过一年汉语的法国女孩海伦，则微笑着与我们一一握手道别。 约瑟菲走过来，一边与我们一一吻别一边解释：“我不知道中国人如何道别，但我选择用我自己的方式。” 來源： 中国青年报

沿着秦淮河边走

很有意思,如同这个标题.:vic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