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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驻外分社—一名新华社驻外记者的往事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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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4-8 12:14:2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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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不知不觉,卸任分社工作、回国上班已有好几年时间。在赛事结束的前一天下午6点左右,许海峰主动打来了电话,原来,钱震华为中国赢得了第一枚现代五项世界性赛事的金牌,我立即赶往中国队下榻的宾馆。
 
  □ 文/徐玲德

  不知不觉,卸任分社工作、回国上班已有好几年时间。打开尘封的记忆,我仍禁不住思绪万千,感慨不已。驻外三年,其中近两年时间里分社只有我一个人,我深刻感受到了身为新华社记者的自豪,也体会到了这份工作的艰辛,也为自己较圆满地完成首次驻外任务感到无比欣慰。

  没听懂波兰空姐的话

  很是惭愧,青春年少、意气风发之时学就的波兰语,到了步入中年时方真正派上用场。这是我第一次驻外,对于自己能否适应国外的工作与生活,我心里甚是忐忑,家人也明显感觉到我当时情绪的急躁与波动。

  2005年2月25日,带着焦虑和迷茫,我踏上了征程。经过10个小时的跋涉,国航班机降落在德国空港法兰克福。5个小时后,波航小客机又载着我穿破夜空,飞往钢琴诗人肖邦的故国。机内坐满了乘客,一些人翻看着波兰报纸。空姐嗓音圆润,只是语速太快,两三分钟的波兰语解说,我愣是没听懂几个词。 我顿感郁闷:刀还没有磨锋利,如何去砍柴?

  抵达驻地已是深夜,分社首席记者简要介绍了一下分社情况,给我放了几天假,让我倒倒时差,调整调整。第二天早上,我揣着相机走上街头。华沙这座二战中的英雄城市覆盖着厚厚的白雪。灰暗的教堂,古铜色的雕像,波兰人抗击纳粹的遗迹,眼前的景物显得深沉而幽远。

  环境的骤变,家人的远离,未来的难料,这一切让我感觉度日如年。幸好工作总是很忙,要学的新东西总是很多。忙碌中,时间慢慢地流逝。

  我每天都看波兰电视台的新闻节目,有时写稿时也把电视开着,“一心多用”,同时尽可能地与波兰人打交道,不出半年,我就基本过了口语这道关,这为我较好地开展工作提供了必要条件。

  分社首席比我年长,经验丰富,为人稳重,给予我很多帮助。我也虚心求教,全力支持、配合他的工作,两人相处融洽。内部关系理顺了,心情自然舒畅,工作干劲也足。可惜的是,我们只合作了一年多一点时间,首席便任期届满回国。华沙分社设有三个记者岗位编制,国内学波兰语的其他同事因特殊原因无法前来接替,在此后近两年时间,我独自一人承担起整个分社的工作。

  “一定要注意保密工作”

  到分社第二天,首席和我一起拜访了中国驻波兰大使。大使是位波兰通,他讲的一句话让我印象格外深刻:“一定要注意保密工作,波兰安全部门是很厉害的!” 早在国内,有领导就叮嘱过,驻外尤其要注意安全,包括人员安全、财产安全和车辆安全。华沙分社在使馆院内,我们也能接触到一些秘密文件,在这里, 信息安全自然也摆在突出位置。

  有一次,我们与其他媒体一位同仁结伴到波兰北部港口城市格但斯克采访。在餐车,这位同仁突然神神秘秘地对我“咬耳朵”:“你身后进来一个人,也许他就是跟踪我们的特工!”

  在外当记者,受到对象国“特别关照”是很自然的事,他们首先会调查你的身份,同时还会密切关注你发的稿件,设法确定你是否属于“友好记者”。我住在使馆,每每开车出去,波方警卫就会记下车牌号,据说也有跟踪。对此,使馆有人支了“高招”:“如果不想让对方知道行踪也很好办,出后门,走一段路再打车!” 使馆后门我倒是经常走,不过主要是抄近路去采购或到附近公园散心。

  驻外期间,偶尔也会遇到一些“可疑之人”。与外国人打交道时,我们在脑子里要 “多一根弦”,该说的就说,不该说的绝对不说,要善于辨别,要有信息保密意识,这样既维护了国家利益,也保证了自身的安全。

  身份合法化成了问题

  在外工作难免会遇到一些问题和困难,心里难免有感到委屈的时候,关键是要以良好的心态来面对一切。排除困难是对意志和品质的锻炼,解决问题使一个人不断地成长。身份合法化问题便是我遭遇的一道突如其来的难题。

  波兰加入欧盟后对境外人士的居留加大了检查力度。2006年4月,我国某报驻波兰记者在出境时遇到麻烦,波兰海关人员称该记者未办理居留证不合法。这件事惊动了我驻波兰使馆领事。

  领事及时提醒了我,首席当时正打点行装准备离任回国,于是由我联系波兰外交部领事司询问。经过一番交涉,波方最后传来文件定了调:“按照中波两国领事条约,持公务护照非外交系统中方人员无需附加手续便可在境内逗留三个月,超过这一期限必须办理临时居留证。波兰外交部发放的记者证仅仅是采访身份证明,不能作为居住凭证。”

  那时我刚回国休完年假不久,再次入境已两个多月,离三个月的期限还剩不到10天,在这么短时间内办下临时居留证是绝对不可能的。如果再晚几天得知此事,我就要成为非法居留者了。个人事小,一旦分社放空,责任就大了。想到这些,我不禁惊出一身冷汗。

  经了解,唯一可行的办法是10天内离境再重新入境,以便获取三个月的办证时间。我查看地图,选择了与波兰直线距离最近的东部邻国白俄罗斯,马上向欧洲总分社和国内请示临时出境,很快得到批复。

  使馆领导很关心,派物业经理老丁与我一起开车前往白俄,让我很是感动。我们两个人早上6点出发,抵达白俄罗斯的布列斯特市之后稍作停留便再次入境波兰。老丁很想顺便前往参观波兰东北部的野牛博物馆,然而,尽管我们一路上马不停蹄,到那儿却已是晚上6点,博物馆闭门谢客了,就这样,我们与闻名世界的欧洲野牛“失之交臂”。

  电话转述赛况,“违例”写稿

  分社工作头绪多,要搞好各方面的报道、抓好新闻产品营销,要完成总社、欧洲总分社布置的具体任务,要开展好对外交往,甚至连灯坏了、水漏了、话费该交了等等,都得一件一件去办。为努力做好工作,在独守分社的近两年时间里,我从来没有哪天能在晚上12点以前上床休息。

  每天紧盯新闻是对时事记者最基本的要求,每当出差去外地,甚至赴布鲁塞尔参加欧洲总分社的工作会议时,我都随身携带电脑,发稿。

  在报道中,我抓住重点,多方挖掘稿源,注重各项报道均衡发展,同时力求准确,有时候,核实稿件中的疑点比写一条稿件的时间还要长。

  使馆有些人很羡慕记者这个行当,他们觉得,诸如选美赛、音乐会、网球赛之类盛事,记者只要报名登记就可免费入场, 不亦乐乎。然而,记者的苦与乐,我们自己深知。大幕落下之后,我们的工作才刚刚开始,搜肠刮肚,冥思苦想,写稿至深夜是家常便饭。

  忙起来分身无术的时候,我只能以“非常规”方式写稿。有一次,许海峰率领中国体育代表团来华沙参加现代五项世界锦标赛。由于每天比赛持续时间很长,我又要忙日常报道,根本无法到现场观看赛事。我与许海峰约定,每天傍晚我给他打电话了解赛况,然后播发有关中国队赛况的消息稿。

  在赛事结束的前一天下午6点左右,许海峰主动打来了电话,原来,钱震华为中国赢得了第一枚现代五项世界性赛事的金牌,我立即赶往中国队下榻的宾馆。在宾馆餐厅,中国队举行了简单的庆祝活动,许海峰还拿出从北京带来的烤鸭犒劳全队,不时有外国运动员来向钱震华表示祝贺。现场热烈气氛深深地感染了我。回到驻地,除发出消息稿以外,我当晚还撰写了侧记《最完美的运动 中国现代五项有了自己的世界冠军》。

  对望“海眼”十分钟

  没有休息日的工作,每天重复地来回穿梭,只有脚步声忠实地陪伴着我。有时烦了,我会捧着从国内带来的《读者》合订本,独自坐在公园里,接受阳光和绿意的沐浴,洗涤自己的心情。有时累了,我会开车五分钟来到维斯瓦河畔,眺望着远方,倾听河水静静地流淌……

  在使馆,闲来大伙儿一起聊聊天,打打球,一定程度上帮助我排遣了寂寞,充实了生活。我还得感谢家人,稳固的“后方”是我强大的精神支柱,也给予我激励和力量。万里之外的电话那一端女儿撒个娇,我能心情舒畅好几天。

  偶尔总社或兄弟分社会来人视察或并肩作战。2007 年7月上旬,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在波兰东南部城市卡托维兹举行。我与欧洲总分社摄影记者小徐驱车前往,与总社体育部的老曲在赛事举办地会合。老曲是受邀来参加报道的,国际排联提供旅费。虽说是重大赛事,3人中我却最清闲。

  老曲是国内报道排球赛事的著名记者,写几条稿件对他来说是小菜一碟。赛事图片则由小徐全包了。我只需给他们做做后勤工作,进行日常的新闻报道,偶尔也写些关于赛事的花边新闻。

  在两位“大腕”力挺下,赛事报道很成功。赛期长达7天,每天两场比赛都在晚上7点以后举行。在比赛间隙,我陪他们参观了奥斯威辛集中营,还去了一趟波兰扎科帕内举世闻名的“海眼”湖。没想到“海眼”极其遥远,到扎科帕内小镇后还得再驱车近一个小时,然后坐一个小时的马车,再步行20多分钟才到达目的地。结果,为了不耽误报道,我们只与这“大海的眼睛”对望了十几分钟就匆匆下山。(作者单位:新华社参考消息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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