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帖）浙南偷渡产业链调查现状

指路人

●５０万人的青田村有２０万人在国外就业 ●青田有两怪，一是偷渡的蛇头多，二是炒外汇的人多 偷渡之乡 政府没钱，百姓有钱 外滩记者 陈 卿 外滩特约记者 俞连明 张向芳（实习）/发自浙江 １８万华侨的青田 青田，一个典型的浙南山区县。多年以来，给人的印象是“三多三少”：人多，山多，石头多；耕地少，路少，人均资源少。3月30日下午，青田鹤城镇人民政府。镇党委书记陈特康告诉记者，青田48万人口中，有18万在海外，所以素有“青田小香港”之称。从1998年上任以来，陈特康颇为满意的政绩，就是根据实际情况提出了“华侨经济”的操作模式。陈特康一上任，就着手筹备侨区外贸工业园区。他的目标是想利用众多的侨资将鹤城镇打造成温州的“外店内厂”。按他的说法是，目前第一期工程已经有13家企业进驻投资生产，主要是服装、眼镜制造厂。“第二期规划了16家工厂，10多万平方米。”“没有想到的是，青田本地青年并不买账。”陈特康最初的设想，是想通过工业园区的发展带动当地的就业。没想到大多数本地青年人，在当地企业做上一两个月，成了熟手后就不干了，等待机会出国去。陈分析原因时表示，在当地工作，月收入只能达到出国的五分之一。 村里只剩四个年轻人 3月28日傍晚，记者到达位于温州瓯海区丽岙镇的泊岙村。该村总共1000来人，却有487人在国外。3月29日早晨，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个本地年轻人。他叫丁立峰，去年从部队退役，在社区警务室上班，管理外来务工人员的暂住证。 他告诉记者，村里只有四个年轻人，其他的都“出去”了。这几年，整个泊岙村盖房的村民只有2户，都是在当地办企业的。“出国的人赚了钱也不大会回来住，就是有人回来住，也都是到温州城里买房子。”年轻人越走越多，娱乐场所也越来越少。1998年以前，整个丽岙镇有近10家酒店，后来一年倒闭一两家，到现在，镇上稍微好点吃饭的地方只有两处，宾馆只剩一家。没有网吧，没有舞厅，没有练歌房……“其实出去也不是那么好混的。”丁这样解释，他们在外面，像江西、安徽人到温州来打工一样，也是做最苦的活，过最底层的生活，赚的钱听上去比我们多，但那里消费也高啊。他们出去，都是因为自己没什么技术，文化水平也不高，在温州找不到好工作，和外地人一样打工，他们又不愿意。“我呢，当过兵，对出国不是太感冒，何况这儿也有份工作。如果不去当兵我可能也早就出去了。”3月28日，泊岙村繁新路二巷8号，49岁的村长丁仕旺，正在家里看电视直播伊拉克战事。据丁仕旺介绍，村里最早出去的是村民金长正，1967年去的荷兰。“后来，整个泊岙镇平均每年都会有十个人出去。现在剩下的六七百人，差不多都是老幼病残，而外省来租房的反而有1200多人。”丁仕旺指着茶几玻璃台板下女儿丁丽丹的照片，对记者说，女儿是2001年出去的，花了13万元。她现在的收入是每月1000欧元（约9000元人民币），如果在当地企业上班，一个月只有1000元人民币。“女儿初中毕业后自己非常想出去，实际上待在家里也麻烦，没有年轻人，找个对象都难啊。”丁仕旺笑着说，然后他缓缓吐出一口烟。同样，今年21岁的儿子丁新磊，去年花14.2万元去了意大利。 欧元在村里通行 3月30日晚，瓯江边的咖啡馆或者酒吧。从“瓯洲之星”出发，近两公里的店面都是酒吧或者咖啡吧，八九点的时候生意很好。32岁的叶玉勇和很多青田年轻人一样，每个月总会去几次。在这里消费的基本上都是出国后回来探亲的年轻人，还有一些就是等着出国的年轻人。一位当地的文化工作者这样告诉记者：青田县恐怕是全国所有同等城市里面银行和餐馆最多的地方了。果然，记者来到县城主要的街道龙津路口，不足300米的街道，沿街就有不下十家银行。一政府工作人员这样坦诚对记者说：“青田有两怪，一是偷渡的蛇头多，二是炒外汇的人多。”4月1日，青田鹤城中路和龙津路交界处的中国银行门外，站立着众多闲逛的年轻人。见记者拎着包走近，马上就凑过来。“要欧元吗？最近欧元很吃香。”他们的手上就拿着一把把钱。一位熟悉行情的媒体同行这样告诉记者，青田在炒外汇方面恐怕是全国同等级城市里面最厉害的，它的交易额甚至超过了杭州、宁波等地。当日，记者在当地媒体同行安排下住在辰光大酒店，这家酒店是西班牙华侨开的。他拿出50欧元作为押金，服务小姐显然见怪不怪，记下欧元的号码就收下了。后来得知在青田，欧元和美元都是在流通的，就是去小店买盒烟也没有问题。 政府没钱，百姓有钱 青田存在这样一个现象：政府没钱，百姓有钱。 2002年，青田的国内生产总值为24亿，这个数字在浙江远远排不上位，就是在经济相对落后的丽水，这个数字也不是非常突出。但是青田的消费却一直走在丽水的前面。记者了解到，青田城区的房价早就在3000元/平方米以上，而地级市丽水城区的房价比青田低1000元左右。青田台侨办秘书处主任叶玉勇告诉记者，实际上丽水的很多楼盘都是青田人在开发，买主很多是青田人。一方面人多地少造成土地奇缺，另一方面民间侨资回流造成消费需求旺盛。现在，青田人已经开始动脑筋将房子盖在山上。从瓯江南岸望过去，鹤城后山很大一块地已经在开发，这里将是别墅群，当地人告诉记者，这些都是华侨买的。

■ 浙南偷渡产业链调查现状

前蛇头自曝偷渡内幕 浙南偷渡产业链调查内幕 ●承诺三包，但饿死、渴死、病死、被强奸等屡见不鲜 ●我们先收对方的护照，他们不付钱就会成为黑户 ●蛇头也有一个等级分工森严的组织网络 外滩记者 陈 卿 外滩特约记者 俞连明 张向芳（实习）/发自浙江 3月20日，晚上7点，青田某咖啡吧。李斌，穿着一件白色体恤出现在记者面前。他今年26岁，1.75米左右，青田人。1999年，李斌毕业于浙江某高校，混了一年后，他开始在老家涉足蛇头行业。不做蛇头已有一年了，现在回忆起来，他还是觉得蛇头这个行业充满着罪恶。“虽然我没有将蛇客的钱吞没，不顾他们的死活，但觉得蛇头的存在还是影响国家的声誉，腐蚀了干部，也掠夺了乡亲的血汗钱。”在这位前蛇头的叙述中，整个浙南地区偷渡网络逐渐清晰，黑幕徐徐拉开。 “偷渡可快速致富” 企图偷渡出境的人，目的一般是为了打工挣钱，可是他们又不具备合法的出境手续。蛇头瞅准了他们的心理，通过各种途径，散布诸如“偷渡可快速致富”和“到外国可以赚大钱”等谣言，想方设法招揽人们非法参与偷渡。为了节省开支以及躲避边防部门的打击，他们大多利用简陋交通工具，选择恶劣的气候，历经多地、多国。“曾经有一次，为了逃避边防哨卡，19名淘金者在气温是零下30摄氏度的时候翻越雪山。6小时后，他们终于越过雪山。一个姓高的人发现自己的脚白森森的，肿得象大面包。几天之后，脚趾开始溃烂，等遣送回国的时候，他在温州第一人民医院做了脚趾切除手术。现在，他的十个脚趾全部没了，用手一按，鞋的前部空荡荡的。”蛇头在进行组织活动时，往往向偷渡者承诺“三包”：包吃住、包安全、包找工作。而实际上他们的“三包”毫无保证。在长时间的偷渡过程中，经常有偷渡人员饿死、渴死、病死，被强奸、轮奸也屡见不鲜。一个文成玉壶地区的年轻人，几次高考落榜后偷渡到意大利，同去的有30多人，偷渡的路线是先到广州，再转广西南宁。在南宁，蛇头发给每人一本假护照。凭假护照，他们到了越南胡志明市，之后通过马来西亚的吉隆坡到达希腊，最后才分批被偷送到意大利。 吃住条件的恶劣就不用说了，每到一地，接送的蛇头都不一样，各地蛇头动不动就打人，被打的人只能忍气吞声。 据说，同行的几个女孩子都被蛇头睡过了。差不多每天晚上蛇头都要到女孩子住的房间点人陪他们睡觉。点谁谁要是不去，谁就要挨打。到了意大利，蛇头却逼他们交14万元，比原来在国内说好的多了2万多元。如果不交，就叫国内的家属交，家属不交，人就被他们扣留，会遭到毒打，直到你如数交钱为止。除了暴利还是暴利“现在生意难做啊！我曾经组织过两批人出去，结果全部亏本。”李斌给记者算了一笔账：1990年以来，当地带一个“蛇客”前往西欧的价格约为13万元人民币，而目前市面上的价格，温州人要出去只要10万元人民币，如果是青田人则大致9万元人民币就能摆平了。到前南斯拉夫国家的费用，也从最高的7万元人民币下跌到现在2万元-3万元人民币。当然下面的线人还要收一部分钱，多少不等，一般收费为1万元人民币上下。 现在的蛇头基本上不是预先收款的，都是成功了由对方在国外的亲戚支付。这就需要在目的地国有专门的人负责收钱，“有时候，我们就先收对方的护照，不付钱就会成为黑户。这也是必要的‘防备’”。“如何把收到的钱拿回国内也是问题。”李斌说，大数量的“蛇款”没法直接带回，必须通过公司汇回。而守法的公司不愿意帮忙做这个，因为那些发达国家对税收查得很严，这么多钱公司是怎么来的，有没有交过税等，查下去会把公司搞垮。“有时候我们也会通过专门的洗钱公司，比如由他们以投资的形式将资金打到国内一个企业，实际上这个企业什么都不做，只设立一个银行账户。当然这不是现在像我说说这么简单，里面还是比较复杂的。” 对蛇头来说，目前除了要打点国内一些出入境机关，还要打点第三国关系。“现在偷渡不像以前搞艘船就行了，现在多是在第三国办好手续，到了那里再偷渡，这个成本无疑增加了。” 由于做蛇头的人多了，大家都抱着“薄利多销”的态度，价格也越来越低。在这种情况下，蛇头就面临着两种选择，一方面要么得到百分之百的回报，要么是所有的投入都打了水漂。李斌称，“第一批只赚了1万多，第二批干脆就被遣送回来了。钱根本没收到，反而贴了几张机票钱。” 喙头在包揽签证 几年以来，偷渡方式正在不断翻新。最新的偷渡方式大致如下：一是通过旅游签证，到离目的国较近的国家旅游，再想办法出去。二是商务签证，由国外的公司出具邀请函，邀请出国访问，再通过外事关系将普通人带出去。也有以“夏令营”的名义，先组织学生到上海乘飞机前往目的国，每名学生预交3.5万人民币，抵达目的国后补交15万人民币。 李斌告诉记者，他就是通过在非洲经商的朋友办签证的。朋友在那里开餐馆，每年交一定税额后，就可以向当地政府申请要求向国外招人。一旦他的申请得到批准，就可以向该国驻中国的使馆申请要人。 “我负责在国内找想要出去的，将签证办好，再送到该国，这一切手续都是合法的。实际上只要是出国的人也是在我朋友的单位工作，一切都没有问题。”但李斌表示，这些出国的人并不是仅仅想到非洲工作，他们的目的地是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等西欧发达国家。所以他在非洲的朋友就会负责将他们送到目的地国，这个过程就需要偷渡了。 李斌称，现在偷渡和以前跋山涉水不一样，现在有很多先进的方式，可以通过伪造护照、伪造合同、骗取真签证等等手段来达到出境的目的，花样层出不穷，甚至出现了网络化、国际化运作的趋势。“不过我知道，有些人办不出签证，他们就做一些小国家的假签证，小国家的签证可能容易混一些。” 真正有“能耐”的蛇头还可以将签证过程简洁化。实际上，要蛇头带出国的温州、丽水人受教育程度都不会很高，他们最怕签证时面试这一环节。有“能耐”的蛇头就可以让签证官把尺度放低，只面试其中几个，甚至所有的都不用面试。如果面试其中几个，蛇头就会将素质最好的几个拉去面试。 目前蛇头最想达到的偷渡效果，在李斌看来，就是通过与各地外经贸、外事办以及会展公司“合作”，通过国外的大公司和国内的大公司配合进行大批量的劳务输出。因为这样做起来，“签证一点都没有问题，而且签起来也非常方便，最重要的是，一次能走很多人。” 三天换宾馆 两月变电话 一位知情人这样描述了蛇头的生活：通常情况下，做蛇头的人在穿着打扮上与平常人不太一样，他们喜欢穿花衬衫，戴卡迪亚TANK系列手表。经常光顾娱乐场所，唱卡拉OK。 蛇头作为一种特殊的“行当”，暴利人人皆知，但在当地反倒能成为一份较为体面的职业。“我的圈子里面赚得最好的一年收入有几十万，当然也有人和我一样亏本，这些年听说更多了。”而记者接触的另一位蛇头也透露，在温州，现在身价做到上亿的蛇头不下五位。 “蛇头也有一个等级分工森严的组织网络。”平常，大蛇头不太露面，为数众多大大小小的中蛇头和小蛇头有着自己明确的分工；马仔，负责搜集若干偷渡情报；小蛇头、中蛇头，偷渡过程的具体操作者，负责安排偷渡者；大蛇头，向中下蛇头提供偷渡途径、工具、高层信息动态，负责总体调控、分配经济利益。 通常情况下，资产做到上亿的蛇头自己并不在青田或者温州。他们专门有一批马仔在当地打探消息，收集关于偷渡的各种情况。在当地，如果谁有了出国的念头，只要跟一个人一说，马上就有马仔前来打探消息。 大蛇头还专门雇佣一批人租住在北京，因为他们知道，只有北京才能提供各种有利于偷渡的消息。这些区域主要集中在北京大使馆建国路、友谊饭店一带。据说在北京、上海的青田和温州籍贯的大蛇头不下于500人。虽然大蛇头们自己甚至有几处豪宅，但是蛇头通常却很少住在自己的家中，大部分都会选择住宾馆，且不会常住同一宾馆，几天一换，很保密。 “我们都用电话联系客人，每两个月都要换手机卡，不然就有危险。因为公安部门会有阶段性的打击偷渡行动。”李斌还透露，他们这行还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如果没带成功，“蛇客”被遣送回国，他们被公安部门处罚的罚金得由蛇头出。当然这也不是绝对被遵守的。 ■ 浙南偷渡产业链调查现状 偷渡屡禁不止的“理由” ●几乎所有的蛇头都会尝试向政府的职能部门行贿 ●移民是没有办法避免的，偷渡是一本万利的事情，只能有限控制 ●如果不是大量的人偷渡出境，就会成为一个很大的就业问题 ●偷渡更像与法律打擦边球 外滩记者 陈 卿 外滩特约记者 俞连明 张向芳（实习）/发自浙江 官员：偷渡利大于弊 在青田，偷渡是人人皆知的事情，但很少有人把它当作真正的犯罪事件来看待。 “我觉得现在的‘偷渡’不叫偷渡。”当地一公安行政人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认为，而他的想法，代表了当地很多人的想法。 “现在一些‘老板’带出去的，在国内走的都是合法手续，然后到第三国中转，实际上已不违反我国的法律，不该由我们国家来管，这个我们没有权力限制，我们管不到也管不了。”在这位公安行政人员眼中，只有伪造假护照、假签证或者爬山越岭偷偷出境的才叫偷渡。 一当地政府公务员心态很具有代表性：我觉得偷渡利大于弊。相当多的人偷渡出去，获得居留后，事业有所成，他们会带回来外汇，在国内投资。目前青田50万人中有近20万在国外就业，如果不是大量的人偷渡出境，就会成为一个很大的就业问题。“对偷渡者个人而言，在青田这个相对贫困地区待上一辈子，或许也就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出去了，至少还有一个打拼的机会。” 为什么当地偷渡多年来一直居高不下，是否有官员涉入其中？ 对于记者这一提问，当地一高层官员这样坦言：确实是有这种情况存在，只是青田（偷渡）太复杂，“这么多年下来，自有它的关系网。而这些年，在青田当地抓住的蛇头都仅仅是小蛇头，甚至仅仅是一些马仔，真正幕后的大蛇头几乎都没有深追下去，也不敢追究！” 在记者接触的几位蛇头和知情人看来，这个行业并不总是充满罪恶，这与当地政府职能部门某些人员的默认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偷渡更像与法律打擦边球。李斌告诉记者，现在几乎所有的蛇头都会尝试向政府的职能部门行贿。 大体操作是：通过对事业单位的行贿，然后借事业单位组织出国考察的机会，一方面，这部分的经费由蛇头支付，另一方面，蛇头往往会穿插几个人在考察团里面，而这几个人随着考察团到达目的国后，自然也就神秘“失踪”。 当然，蛇头从几名偷渡者所得到的经济利益，远远超过蛇头向事业单位付出的资助经费。 只能有限控制 就在记者调查的过程中，有消息从丽水市传出： 2002年年底，浙江丽水市公安局副局长就曾涉嫌偷渡案遭到逮捕，而牵涉此案的工作人员包括青田、遂昌两县的工作人员。据该案知情人透露，估计涉及此案的公安工作人员正在呈扩大趋势。至于该案的具体细节，知情人并没有透露更多的细节。 长期以来，由于浙南地区偷渡成风，致使国外对具有青田籍贯的人事备加防范。“签证官一看到青田籍贯的就头疼。” 在丽水，类似的案件并非是第一起，早在2000年就出现过。 当年，中国公安在边境截获了一批使用假证件出国的偷渡客。经调查，发现大批的假证件都来自浙江丽水市。这批发自浙江的“公安部护照”引起警方的重视。因此，浙江警方组织了一个专案小组，开始对付这个假证集团。 2001年2月，浙江省警方终于摧毁了这个猖獗一时的全国最大制售假出入境证件的犯罪组织。该团伙伪造外交部、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等印章，曾给浙江丽水、温州以及福建等地八成以上偷渡人员提供各种出入境假证件。 “与2000年案件不同的是，这一次是公安部门内部官员非法转移户口，并非是制造假的出入证件，因此问题就显得特别敏感。”当地一公安局工作人员说。 对于浙南地区长期盛行的偷渡现象，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博士、国际移民问题一资深专家指出：偷渡是一个全球问题，非法移民问题很难杜绝，海外移民风潮更难控制。“移民是没有办法避免的，偷渡是一本万利的事情，只能有限控制。” 偷渡根源何在 浙江大学社会学冯刚教授认为，一般而言，非法移民现象猖獗的地方总是比较贫困。 冯教授举了温州青田的例子。当地几乎家家都有亲友在海外，他们经常可以获得通过合法或非法的渠道汇过来的钱，他们平时就是靠这些侨汇、外汇来生活，这样就导致了这些人好逸恶劳的生活习惯，不大愿意在国内赚比较低的工资。想挣更多的钱，尽快致富，成了当地很多人出去的一大动因。 现阶段，打击非法移民主要依赖各国的各自行动。 浙江大学社会学张教授认为，如何减少非法移民一直是欧盟国家关注的焦点，因此在打击外来非法移民的大方向上诸国是一致的。 欧盟曾发出强烈的政治信息，那就是“欧洲需要外来移民，但不需要非法移民”。 欧盟国家在非法移民问题上的分歧也是造成偷渡者有机可趁的原因之一。张教授表示，法国政府一直要求英国政府改变英国的移民法。因为多年来，英国一直是偷渡者心目中的天堂，偷渡者一旦到达英国，在公共场所不会有人来检查任何证件，偷渡者就可以在目前英国法律的漏洞下从容就业、上学，进而要求各种权利。 到目前为止，中国已与40多个国家在此领域开展了合作。张教授透露，中国警方也积极参加了国际刑警组织打击非法移民的“桥计划”，并与有关国家主管部门以及国际组织就防范打击非法移民问题进行了广泛的交流与磋商。 浙南偷渡 产业链调查 根源 浙南三百年 偷渡史 在１９３４年英文版的《中国年鉴》中，我们看到了关于移民的最早文献记载：“早在十七十八世纪，就有少数国人循陆路经西伯利亚前往欧洲，初期前往者以青田籍人为主，贩卖青田石制品。” 早期（清初——民国初年） 陆路：清初，浙南地区偷渡者往往通过上海乘船北上，抵达旅顺或者营口，经陆路至东北边陲满洲出境，沿西伯利亚铁路到莫斯科，再转赴欧洲各国。当时上海租界很多人靠卖假护照（含航票）生活，国人可以花３００—４００大洋买到。 水路：民国时期，浙南地区偷渡者大多数经水路偷渡到欧洲，其方式大体上都为“藏舱”。只需要交２００银圆，经上海十六铺一些客栈里的秘密机构，与远洋货轮的水手长联系，装扮成水手模样混上船，躲藏在机房水手寝室或者蔬菜间、煤仓等处，最后由水手长领上岸。 中期（一战后——上世纪80年代）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大批人偷渡前往欧洲，主要集中在法国。 他们主要通过两条路线进入法国：一条是穿越西伯利亚和欧洲大陆而到法国，３０年代，许多青田人凭借擅长石雕的技能，沿路边走边雕，长达两三年后，抵达法国。 近期（上世纪80年代——至今） 上世纪８０年代以来，浙南地区开始大批蛇客蜂拥欧洲。这时候，偷渡的方式主要有三种： 一般先由在欧洲某国的亲戚朋友出具经济担保书和信函，邀请国内的人到该国旅游，出国后就滞留不归； 另一种方法是通过蛇头的帮助进入欧洲。上世纪８０年代，一位蛇客的价格是８万元人民币，９０年代上升到１０万元人民币，而现在，又上涨到１２万元人民币；第三种情况，少数人利用去别国旅游经商，再转道第三国。一般情况下，偷渡者往往通过下面三种方式溶入当地的社会：打黑工、当雇工和当老板，俗称“三步曲”。目前，浙南地区偷渡最多的国家分别是：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和东欧一些国家。

贴上原文，仅供参考 一、浙南偷渡黑幕之故事．两个世纪的偷渡旅程 二、浙南偷渡黑幕之现场．空心村调查 四、浙南偷渡黑幕之内幕．蛇头自爆偷渡黑幕 三、浙南偷渡黑幕之历史．浙南三百年偷渡全景 五、浙南偷渡黑幕之状态．四个孩子在杭州 六、浙南偷渡黑幕之纵深．青田：偷渡阴影下的挣扎 七、浙南偷渡黑幕之对话．聚焦浙南偷渡 浙南偷渡黑幕之故事 两个世纪的偷渡旅程 外滩记者　陈　卿 时报记者　俞连明 郑光富，男，1930年生，1963年开始偷渡前往巴黎 　　 小街的下午。 　　空气因为灰尘的关系显得暗淡。2003年3月28日，宁静的院子里传出鸟声。 　　这是温州瓯海区丽岙镇西湖村西湖路8号，一幢砖木结构的两层别墅被周围众多高楼包围着，大隐于市。“这可是以前丽岙镇最好的房子啊。”作为向导的丽岙镇侨联主席感叹到。 　　郑光富套上一件灰色的西服从二楼蹒跚着走下楼梯。他来到院子，看了看院子中亲手栽种的花草，73年就这样过去了。 　　 1963年夏天，33岁的郑光富还是丽岙一家由华侨投资的陶瓷厂的一位工人。此前的一些时候，他远在法国的大哥已经给他打了招呼：到法国去。 　 想办理正规的出国手续几乎是不可能的，答案只有一个：偷渡出去。 　 之后的几天，在蛇头的帮助下，郑光富与另外的十几人一起，盘算着他们的法国之旅。 　 没有多少积蓄，蛇头的要价是一万法郎。“狠狠心也就答应下来了。” 　 岁月已经模糊了他对于往事的记忆，面对记者的提问，他只能用最简单的词汇来回答。 　 偷渡过程的惊心动魄，对于这样一位经历过风雨的沧桑老者而言，都已经变得再平淡不过的事情。 　　7月的一天，有点阴沉，温州港。 　　一艘轮船载着郑光富等人开始了他们自己的生活憧憬。 　　一天时间，抵达广州。 　　首先，他们要偷渡到香港，然后到澳门。 　 一切看起来都很顺利。“那时候偷渡的人少，加上广州与香港的距离很近，相对比较容易。” 　 在蛇头的安排下，他们又辗转澳门。“没想到一呆就是四个月。”“主要是在等待合适的偷渡时间。” 　 由于不能直接前往法国巴黎，四月之后，他们首先选择意大利作为下一站。　 　 “那时候在意大利的华人很多，找工作也很容易。”初到意大利的郑光富开始做起了小本生意。手臂上挂着廉价的领带走街串户叫卖。 　　三年之后，他终于等待到了前往法国的机会。 　 资料显示，1968年前，法国的绝大多数移民来自周边国家，如意大利、西班牙、比利时和波兰等。他们中既有为了谋求更好的职业，又有为了躲避战争和政治迫害。1968年以来，越来越多的亚洲人开始偷渡到法国，郑光富就是其中的一员。 　 从温州到广州，从广州到澳门，之后是意大利，最终抵达法国巴黎。整整四年过去了。 　 没有合法身份，不懂法语，幸好能在法国的大哥开的百货店里帮忙打工才避免了打黑工的经历。 　 1975年，他终于另立门户，开始了创业。雇佣了一个小伙计，与太太一起在巴黎开着一个背包店。一直到1998年的时候，他才把店转交给了儿子经营。“一年的生意在600万法郎，利润在100万法郎左右。” 　　几十年前，当他告别故土的时候，他选择逃离。 　 现在，他重新站立在当初曾经告别的家门，他的身边，小街下午的暗淡开始呈现。　 黄洪远（应用化名）,男，15岁，2003年偷渡前往巴黎 　　你是不是荣哥？ 　 15岁的黄洪远坐在床边看VCD，见到记者，他还以为是“老板”（当地对“蛇头”的称呼）派来的，不停地向记者问。 　　3月18日，温州市瓯海区仙岩镇霞林村。 　　瓯海到仙岩的国道上有18路车，终点站就是霞林村。 　　蒙蒙细雨，记者来到静安路。 　 这是一条老街，房子的木板墙黑中泛黄，街上开着几家杂货店，十来张台球桌随意摆置在街边，几位少年玩着桌球，而大人们则叼烟游走。 　 霞林村静安巷70号，两进深的老房子，里面放着一部外国片，黑漆漆地看不清有多少人，没有人对记者的东张西望表示疑义。 　 在一个少年的指点下，穿过陡而狭窄的木梯，推开木板门，黄洪远坐在床边，这是个看上去很文静的孩子，1.75左右的个子，肤色较白，但脸上却有一道疤痕。对于出国他没有说更多的话，只是嘟囔：护照都被卡住了，还怎么出去？ 　 2002年，两年前到法国打工的母亲蔡葱霞开始盘算着将儿子黄洪远带出国。经人介绍联系上了一个“老板”，“老板”给黄家的说法是：100%成功，出去一点问题都没有。 　 2003年2月，“老板”给黄家打来电话，让黄洪远马上前往北京，“手续已经办妥了。” 　 北京机场。“老板”并没有出现在机场，只是叫了一个人接我们去旅馆。” 　 打的来到一家五楼的宾馆，在二楼一间房间的时候，黄洪远发现，出现在房间里的还有比黄早到三天另三个人：分别是30岁的吴建豪，以及双胞胎胡雷雷和胡风风。 　 房间里有一台21寸的彩色电视，没有洗手间。四天的旅馆生活这样度过：除了看电视，就是拉上刚认识的胡雷雷一起到宾馆的空地打篮球。 　 四天后，老板拿着签证和机票来到房间，“明天出发，那边有人来接你们。” 　　而他们，根本不知道他们去的并非巴黎。 　 “那时我还不知道下飞机的地方是喀麦隆，后来警察遣送我回来的时候才知道。下了飞机我们马上被送到一个宾馆，另外几个人也通过转机来到喀麦隆，然后我们就被安排上了去法国的飞机。我并没有担心什么，我觉得肯定什么都安排好了，我也听说很多人就是这样出去的，何况老板保证100%成功的。” 　 来接他们的是一个叫阿东的瑞安人，30岁左右，矮子，穿着白色体恤。在他的带领下，他们在一间8平方米的宾馆住下。“四张床，吃饭都是送过来的。不好吃，好象是牛肉。” 　 “从旅馆往外面看，都是白色的房子。没有树，车子很多，黑人很多。” 　　 2003年3月5日，阿东直接开车送他们到喀麦隆机场。十几个小时后，巴黎到了。 　 “下了飞机，别提多高兴，我想就要见到妈妈了，就要到法国开始新的生活了，就要赚大钱自己养活自己了。” 　 “没想到一下机场，我们就被抓住了。” 　 巴黎警方的理由是：所持护照的签证理由与实际处境目的不符。 　 “关在一起的全是中国人。很多，大约有40几个。房间里有8张床。住在一起的有十几个非洲人和伊拉克人。” 　 由于偷渡人数众多，法国当局叫来了中国驻法国使馆工作人员，随后，等待他们的是遣返回中国上海。 　 一天后，小黄终于见到了两年没有谋面的母亲。“妈妈那天穿着咖啡色的外套，牛仔裤。” 　　母子两互相不能说话，时间是一分钟。 　 遣送回上海的飞机上，四十几个人双手和双脚分别被绑住。十几小时后，抵达上海。 　　黄洪远的法国梦想就这样破碎。 　 现在，他看上去还没有从出国又被遣送回来的大喜大悲中解脱出来。他告诉记者，之前，瓯海区公安分局收了他10000元钱，他才顺利地回家。和他一样因为未成年而被遣送回家的还有丽岙镇泊岙村的谢章翔。 　 2003年3月17日，其余5位和他一起企图偷渡的成年人则被刑事拘留。吴建豪是其中的一位。 　 “还是家里好，我不想出国了。”回国后的黄洪远开始在舅舅的一家汽车修理厂学本分的开始了学徒生活。 　　 “儿子是17日回到温州的。”黄父说，“‘老板’的手机就再也打不通了，估计干他们这行也是两三个月就换电话卡的吧。” 　　　最让黄父郁闷的是：花了15000元让儿子莫名其妙地20多天绕了地球一圈，在法国机场和难民营逗留几天后就“打水漂”了。 　 而这段时间以来，对于儿子出国未成之事，黄父始终认为，没有成功只是因为儿子的运气不好。 　 “他妈妈自己也是偷渡出去的，在法国制衣厂上班，还没能弄到居留证，为了让儿子出去能及时学门外语，也就不顾什么找“蛇头”了。何况“蛇头”总是承诺100%成功，村里又有那么多成功的事例。没想到到了法国却碰到这么多事。”　 　 黄洪远家其实还有一幢新房子，不过“那边太冷清，有时候会去住”。 　 黄父没有什么正当职业，而黄家这些年来一直靠出租录像厅和3张台球桌过日子。 　 黄父说，村里人不愿意和安徽、江西来的打工者一样去当地的乡镇企业打工，嫌赚的钱太少，但又不是每个人都能去做生意，所以很多人都会想办法出去。其实大家也都知道出国打工也很苦很累，没有身份和地位，但毕竟赚的钱多。 二、浙南偷渡黑幕之现场．走进偷渡村 温州丽岙：偷渡后的现实生活 丽岙镇，位于浙江省瑞安市北大门，全镇总面积33．3平方公里，下辖21个行政村，人口2．7万。104国道横贯全镇南北。 　 丽岙原属瑞安，2002年8月21日划归瓯海区管理。是温州出国的重点乡镇，偷渡成风。加上原有的仙岩、茶山、南白象三个重点乡镇，目前瓯海也已成为温州市打击偷渡违法犯罪的一个主战场。 　 丽岙的华侨起始于1929年，至今已经有70多年的历史。在丽岙采访，很容易感觉到当地人对出国抱以认可的态度，不管是政府工作人员还是侨联等民间组织的工作者或者“引车卖浆”者都觉得出国非常平常，不管是走什么样的路都不会让人惊讶。 　 一政府工作人员这样描述出国：混的不好就出国呗！谁都有亲戚在外面，只要出去总会有个照应的。现在出国就是偷渡也不像早些年前得爬山越岭，现在都是飞机，大不了转个国家。 　 该镇禾口塘村一村民说，村里至少1/3以上的青年出国了，合法非法的都有，谁搞得清楚呢？他觉得很难说“蛇头”或“蛇客”谁不对，他们基本上都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成功了谁也不会说什么。 侨乡丽岙 　 丽岙镇侨联就在镇政府边上，走进政府大院，很容易看到侨联，一条“热烈祝贺侨联成立30周年”的横幅就挂在这幢3层的小楼上。 　 自改革开放以来，累计华侨侨眷已为家乡建设及赈灾扶贫捐资达2650余元。2001年，丽岙镇侨联副主席郑光富为家乡建设捐资21.3万元。 　 而丽岙镇所有的中小学、道路、桥梁、路亭，都是华侨、侨眷捐资或部分捐资建造。 　 全镇98家企业中，侨资企业占86家。总投资达2.7亿元，2001年总产值4.2亿元，创税2650万元，创利2600万元。 　 这个数字在2002年发生了变化。侨资企业数降为63家，到2002年10月，生产总值增加为5.7亿元（全镇工业生产总值6.7亿元）。 　当地人出国的历史显然要比侨联成立的历史长的多。　　　　　　　　　　　　　　　　　　 　走进侨联办公室，可以发现，公证处就设在大厅内。这是为了方便丽岙人出国办理各项公证设立的。记者去的两次，一是中午，一是早上这里一直都有人在办理公证。 　 侨联办公室的郑月春已经70多岁了，他告诉记者，自己是曹建村人，家里有15人，现在在国外的有13人，儿子、媳妇、孙子他们都在国外，家里就自己和老伴。他们出去的方式也不一样，儿子辈都是偷渡的，孙子辈有的是合法的，有的是老板带出去的。最小的孙子是1999年出去的，当时才18岁。带出去是12-13万的价格，这个行情丽岙人都知道，每天都有人以这样的价格出国。儿子一般每年每人会寄5000元回来，这样3个儿子给的钱就有15000元，日子过的也不错了。 　 “儿子在国外已经买了房子，但我知道房子并不好。他们在国外过的也很辛苦的。每天都是12小时以上的工作量。”　 　 3月30日，记者见到下章村的李丽华。穿着一件料子不错的白色呢大衣，手上带了好几个戒指，有钻石也有玛瑙。 　 她刚从意大利回来探亲，到侨联来办境外人员申报临时户口凭证。 　 1957年出生的她在意大利做皮衣。现在，她已经把母亲郑美媛的户口转到了意大利。她告诉记者，她是1990年出国的，当时有30多个人一起走，先到云南，翻山到泰国，在泰国待了一段时间坐飞机到了法国。当时也是听人家说出去恩能够赚钱就没想太多。到云南走山路的时候也怕，但想到那么多人也就不怎么怕了。“反正整个瑞安都是这样的。”李丽华说，“我还算顺利，1995年就拿到居留证，现在定居在佛罗伦萨。” 　　 　一个村庄四个年轻人 　　　　　　　　　　　 　 泊岙村是个小村，千把人的村庄却有487人在国外。（2002年上半年统计数据）　 　 3月28日傍晚6点，记者离开霞林村，再坐18路往瓯海区方向到丽岙镇的泊岙村。 　 小村座落在公路边，往里走有一条小溪，水比较干净，没有太多污染。 　 村头有3家小饭店，还有1个杂货店，1个农资供应点，这些店的老板都是外地人。几百户人家没有几幢新房子。有着20几个摊位的泊岙菜市场一个人都没有。不远处，是一个旧礼堂，10多人坐在礼堂前的长凳上聊天。再往前走，有个小庙。而在路边，在一间普通教室大的房子，房子里40多个青年在听一个差不多年纪的人传教。村民告诉记者，这些人都是外地来温州打工的。 　 3月19日早晨，费劲周折找到支书家。村支书的儿子丁立峰去年从部队退役，在社区警务室上班，管理外来务工人员的暂住证。他告诉记者，村里就3、4个年轻人了。其他的都出去了。而几年以来，整个泊岙村盖房的村民只有2户，都是在当地办企业的。“出国的人赚了钱也不大会回来住，就是有人回来住也都是到温州城里买房子。” 　 年轻人越走越多，以年轻人为主要消费群的娱乐场所也越来越少。 　 1998年以前，整个丽岙镇有近10家酒店，后来一年倒闭一两家，到现在镇上稍微好点吃饭的地方只有两个，宾馆只剩一家，还离镇政府所在地很远。 　　没有网吧、没有舞厅、没有练歌房．．．．．． 　 “年轻人要出去玩只有去城里。不过即使想去玩，也找不到朋友了。和我差不多年纪的基本上都跑出去了，小时候的玩伴只有过年的时候可能聚上一聚。”丁立峰说。 　 其实出去也不是那么好混的。丁这样解释，他们在外面和江西、安徽人到温州来打工一样，也是做最苦的活，过最底层的生活，赚的钱听上去比我们这多了，但那里消费也高啊。一般他们出去都是因为自己没什么技术，文化水平也不高，在温州找不到好工作，和外地人一样去打工，他们又不愿意。“我呢，当过兵，可能对出国不是太感冒，何况这也有份工作。如果不去当兵我可能也早就出去了。” 　　3月28日，记者再次来到泊岙村。 　 繁新路二巷8号，49岁的村长丁仕旺左耳裹着纱布正在里面看关于伊拉克战事的电视节目， 　　而对于记者的到来，村民们显得异常紧张。 　 丁仕旺告诉记者，村里人充满警惕的原因，一是家里没有青壮年，再是村里前不久发生一个村民因为抽了一根外地人递的烟，就把存款6万元外加借来的4万元都交给人家的事件，所以村里对陌生人充满警惕。 　 据丁仕旺介绍，村里最早出去的是村民金长正，1967年去的荷兰，当时他伯伯在那里。村里共有1200多人，出去的有近500人，年轻人除了丁立峰还有一个村会计丁立勇等4人以外都出国了。 　 “整个丽岙镇平均每天都会有10个人出去。现在本地还有六七百人，差不多都是老幼病残，而外省来租房的有1200多人。”丁仕旺说。 　 几年以前，村长的女儿、儿子也跑到了国外。丁仕旺指着茶几玻璃台板下女儿丁丽丹在艾菲尔铁塔下的照片对记者说，女儿是2001年出去的，花了13万元，今年23岁的她现在的收入是每月1000欧元（约9000元人民币），而在当地企业上班，一个月只有1000元人民币。 　 “女儿初中毕业后自己非常想出去，实际上耽在家里也麻烦，没有年轻人找个对象都难啊。”丁仕旺笑着说，然后他缓缓吐出一口烟。 　　在法国的象征--艾菲尔铁塔下，丁丽旦笑得很灿烂。 　 同样，今年21岁的儿子丁新磊去年去了意大利，花了14.2万元。“都是叫人带出去的，和姐姐一样在外面做裁缝。从广州坐飞机到香港，转道荷兰抵达意大利的，途中花了4天时间。” 　　　之所以偷渡出国在丽岙成为长期盛行的风气，按照村民的说法是：和瑞安塘下等其他镇不一样，这里自己办厂的传统不是很浓厚，“他们（指塘下等镇）有办企业的传统，他们觉得在国内也能赚钱，没必要出去。丽岙就不一样了，这里有出国的传统，不出国只有种田。” 　　　但是，这一切对于张松桥来说，一切都只是噩梦。 　　三年前，他的儿子偷渡意大利转道南斯拉夫失踪。 　 “老板赔了10多万元，事情就这样处理了。”丁仕旺平静地叙述。 　 记者在繁新路二巷1号找到了张松桥，49岁的张松桥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老的多，头发花白，身体佝偻，正在将院子里五六个平方的塑料棚下的苗木搬到外面晒太阳。　 　　对于记者的若干问题，张松桥始终没有发言。 　　他的背后，又隐藏着多少辛酸未提的往事，不得而知。 　　　　　　　　 　　　　　　　　　　　　 2002年上半年丽岙镇出国人数的统计表(包含正规出境和非法出境，而非法出境占当地人员80%以上） 丽岙镇总人口：4万左右 村别　　 人数　 分布国家 下川村　 1071　　　7 王宅村　　595　　　4 丽塘村　　535　　　5 泊岙村　　487　　　4　失踪：一人 下章村　 1486　　　7 曹建村　　683　　　5 姜宅村　　979　　　5 叶宅村　 1284　　　8 杨宅村　 1250　　　8 任宅村　 1069　　　7 茶堂村　 1602　　　10 下呈村　 2507　　　9 河头村　　746　　　4 后中村　　772　　　6 樟河村　　414　　　4 桎上村　　505　　　5 路溪村　　434　　　4 后东村　　227　　　4 上胜村　　270　　　3 上坦村　　719　　　7 林山村　　224　　　5 总计　　　17859　　 19 按偷渡人口占总出境人口的80%计算，总偷渡人口约为14287人 　　 青田龙现：国际村的十字路口 　　3月30日，前往方山乡的公路沿山势缠绕。 　 方山，距青田县城鹤城镇8公里，全乡总面积37平方公里，耕地面积5874．75亩。辖12个行政村，119个村民小组，3175户，户籍人口10708人。由于出国人数众多，故有“青田小香港”之称。 　 去的地方叫龙现村，当地人介绍，龙现村稻田养鱼已经有1200多年的历史。清光绪《青田县志》中就有“田鱼，有红、黑、驳数色，土人在稻田及圩池中养之”的记载。有‘中国田鱼村”的说法。 　 鱼从那里来，为什么要养鱼，对于龙现村来说都似乎已经是一个讲不清楚的谜。 　 村里吴姓居多，延陵吴氏祖先原居浙闽交界瑞安县境内，宋朝末年间屡遭倭寇骚扰，举家逃乱至此。《吴氏宗谱》记载：龙谷距城东四十里，盘于众峰，苍翠幽静，水口有一石潭，圆深如壅，相传宋元之间，曾有龙现身于此，故又名其地为龙现。” 　 一进村庄，就看到各家各户前的水田里养殖着众多田鱼。　　22岁的吴连军刚刚忙完手头的农活，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已经从这里走出，他和他26岁的哥哥吴利军成为村里为数不多的年轻人。 　 母亲陈玉珠前年死于癌症，45岁。父亲吴天佑去年也死于癌症，46岁。“家里还有一位70多岁的奶奶。生病的时候借了两三万元，已经还掉。” 　 没有马上离开龙现村，吴连军的说法是，护照办了两年还没有拿到手，签证没有办完。他打算过段时间就出国，至于出国的十几万钱，他打算先向亲戚朋友们借，先借来，慢慢还。 　 除了种好自己家里的几亩地，吴连军还兼做着泥水活，每个月能拿到1000多元。“一直在村里做，有时候也到外面打点零工。”　　　　 　 整个龙现村原来有1500多人，现在只有780人。走在鲜有人走动的村庄，吴支书感叹道。 　 最早出国的是一位叫吴乾奎的人，关于他起家的历史，多少年来一直在龙现村的祖辈口中流传着。 　 民国12年，他背着石雕出国去卖，坐船从温州出发抵达比利时。由于当时比利时有有大量的传染病，他带去的茶叶，让当地人“病到那里就好到哪里。”赚了第一桶金的吴乾奎之后往美国。民国17年回到故里，带回了大量的钢筋水泥，与许多富商一样，大兴土木。 　　这是龙现村颇具美丽的一个角落。 　 一幢即将倒塌的别墅，一幢具有西班牙风格的别墅。中堂上挂着房主早年的肖像。房梁下挂着牌匾：延陵旧家。 　 “这可是当年整个青田县最好的房子啊。”望着柱子上沾满衰败的蜘蛛网，支书啧啧了几声。“听说现在他的后代全部在西班牙定居了。”　 　　　村后，支书29岁的儿子吴胜平正忙着投资40万元兴建龙谷饭庄。出过国的他坚信在家乡也能干出一翻事业。 　 2002年，龙现村人均收入2800多元，主要靠华侨。说国际村一点都不过分，总共256户村民家中就有160多户开通了国际电话。“出国最多的是在94、95年，最多的一年出去60多人。现在，整个龙现村在外侨居的有388人从事酒楼餐馆生意。”　　 　 几个世纪以前，中国的经济领域闪耀着徽商的身影，现在，似乎要莅临到了这块浙南土地上的人们了。 　　他们出生在父母漂泊的岁月里 几年以后又重新回到国内求学 采访时间：3月28日-4月3日 采访地点：杭州某私立学校，该学校也是海外青田人子女在国内就读较集中的学校。而据知情人透露，其中部分就读的孩子即是青田、温州蛇头的子女。 四个孩子在杭州 四年没见到母亲 　　见到小雅的时候，她正在学校舞蹈队里练体操，圆圆的脸，戴副眼镜，听到有人叫，回头露给你一个可爱的笑脸，一颗牙齿被虫蛀了，黑黑的。 　　《妈妈再爱我一次》是小雅最喜欢听的歌。听着听着，泪水就止不住掉下来。 　　从一年级到四年级，小雅日思夜想的就是能当着妈妈的面叫一声“妈妈”。但这一天似乎那么遥不可及。因为妈妈在遥远的加拿大，归期未定。 　 1993年，小雅的父母一起离开家乡瑞安塘下镇，前往加拿大渥太华，同去的还有舅舅，是外公帮他们办的手续。 　　对于10岁的小雅来说，在加拿大生活很幸福。父母开着一家玩具店，有一位5岁的妹妹和1岁的弟弟。还在幼儿园认识了漂亮的加拿大小姑娘Jamcy。 　 1999年夏天，妈妈对小雅说，“加拿大不好，回自己祖国吧”，于是就送小雅回了中国。那年，一萧６岁，第一次见到爷爷奶奶。 　　回中国的时候，Jamcy送了个布娃娃给她，她不管什么时候，吃饭或者睡觉，都要抱着那个娃娃，抱着抱着，就破了。 　　小雅留在国内读了小学。 　 她很清楚地记得，那次牵着妈妈的手，把妈妈送到机场时，妈妈说，要听老师的话，好好学习，长大以后靠自己，就不用太辛苦了。 　　说着说着，妈妈哭了。 　　那是小雅最后一次见到妈妈。 　　同年，20 岁的朱老师刚从学校毕业，第一次见到小雅时，就被扑上来叫“妈妈”的一萧闹了个大红脸。刚回国的日子里，小雅管所有的女老师都叫“妈妈”。 　　几年过去，小雅已经不再乱叫人“妈妈”了，因为有很多小伙伴陪着她玩。　　 　　小雅是语文课代表，班里的活跃分子。她的作文经常得到老师的表扬。 　 她希望自己数学也能好点。在一篇日记中，小雅写道：“要向陈伟耿学习，把数学成绩搞上去。妈妈才会高兴。” 　 陈伟耿是小雅班里学习最好的学生，父母也在国外，小雅的目标就是像他那样。 　　平时，最快乐的事情就是每天下午自由活动时间和小伙伴们跳猴皮筋。这些小伙伴们曾经为小雅庆祝过７岁生日，那时他们买了零食到操场上一起吃了个痛快，小雅撅了下嘴说，现在想起来，感觉自己的生日过得挺可怜的。 　　双休日小雅很少回瑞安老家，因为离学校太远，差不多需要６个小时的路程。这时，小雅不由自主就变了一个样。她总是趴在教室课桌上写啊写啊的，那是在给妈妈写信。同学说，经常会看到小雅边写信一边抽鼻子。 　　小雅写的很多信都没有发出，因为不知道妈妈的地址，总让外婆寄，外婆也烦了。 　 已经四年时间没见过妈妈了，再见面，不知还能不能认出来。小雅看着自己的脚尖，微微撅着小嘴说，爸爸喜欢拧她的脸，拧得老疼，所以不怎么想爸爸。 　　妈妈每隔几个月就会寄东西回来，偶尔也会打电话给外婆，多数情况下，小雅都在学校，所以很少能听到妈妈的声音。 　　妈妈经常会寄些衣服、鞋子和巧克力，巧克力一天吃一颗，往往要吃一个多月才吃完。衣服和鞋子却往往放着舍不得穿。小雅打开宿舍床底下一个很大的密码箱给记者看，最上边是一件织有一片白色枫叶的红毛衣，里面还有三套红色的、白色的、粉红色的裙子，都很漂亮，从来没有穿过。 　　小雅说，妈妈还寄信和照片回来，照片上妈妈越来越瘦，她心疼地把照片都哭湿了。照片模糊了，就看妈妈寄回来的信和东西，看着看着就又把信和衣服也哭湿了。 　　晚上熄灯后，别的小朋友都睡了，小雅还睁着眼看窗外，有的时候天上有星星和月亮，有的时候一片漆黑，看着看着，妈妈就走进她的梦中。 　 3月30日上午，当记者再次见到小雅的时候，她正由两名同学陪着，到校医处看病。她得了感冒。她一脸幸福和激动地说，妈妈来电话了。 　　“昨天晚上，妈妈头一次往宿舍打来了电话。妈妈说，不久就要回来了，要在老家待三个月。” 　　这晚，小雅展转反侧睡不着，后来兴奋地蹬掉了被子。 等待签证的日子 　　4月2日下午，陈芳刚随记者走出教室门，“哗啦”一下，同学们全跟了出来。一个女孩用有些哽咽的声音问：“是不是签证来了？要走了？”她是陈芳最要好的朋友，眼睛里有泪光在闪烁。原来她把记者当成了送签证的。 　　签证，成了这段时间陈芳和她的同学之间最为敏感的话题。 　 1987年，陈芳出生在青田县山口镇。两年后，弟弟出生。同年，爸爸随姑姑去了罗马尼亚做生意。五年后，妈妈也去了罗马尼亚。 　　亲戚大都在罗马尼亚、西班牙和比利时，陈芳姐弟跟阿姨、姨父住在一起。父母生意做得还好，几乎每周都要往家打电话，暑假、寒假分别可以回来住3个月，他们总带着大堆的巧克力和衣服。所以一家人在一起的时间比较多，陈静的衣服也基本上不用自己买。 　　爸爸妈妈常说，等陈芳姐弟长大以后，也要把他们送出国。 　　初三的时候，陈芳的护照已经办好。 　　高一，陈芳到杭州边读书边等着办理签证。 　 2002年11月，父母给他打国际长途说：到上海办理签证，准备出国。 　　父母的这个安排打破了原本平静的生活。 　　寝室的人开玩笑说：“不许你走，把你护照藏起来。” 　　但最终，她们还是把她送上了开往上海的火车。送她的朋友说，那天，陈芳走了一路，哭了一路。 　　为了早日办好签证，这个学期，陈芳经常请假。学习成绩也迅速下滑，由原来的班级第二名滑到了倒数几名。 　 4月3日中午11：55分，陈芳和好友潘婕像平常一样手拉着手到了食堂。潘婕打饭，陈芳洗碗，这是她们早就形成的“规矩”。 　　饭桌上，她们边吃边笑，聊得很开心。这天的英语课上，老师提了个问题，问了好几个人，都没回答对，是陈静用流利的英语说出了正确的答案。 　　陈芳是英语课代表，本来英语特别好，但是现在不行了。陈芳自己说，上课思想老跑毛。这跟签证脱不了干系。 　　但是朋友们在一起的时候，她们尽量避开说到这件事情。 　　晚饭通常是不吃的，陈芳和舍友的床底下放了一箱饼干和水果，这是她们的晚餐。一个月四百元的零用钱，陈静基本上都用来买了零食。 　“给你看样东西。”陈芳几个人拉记者进了一片小竹林。 　　几个女孩子哈哈笑着，不时用手捂一下嘴。她们在一棵竹子前停住了。 　　那是一棵普通的竹子，惟一跟其它竹子不同的是，它的身上刻着“陈芳，潘婕”及其它两个女同学的名字，字迹已经不大清晰了，环着竹子转一圈，还能看到四个名字上边刻着“友谊天长地久”。 　　潘婕说，那还是在上学期的一个双休日，她们几个家在杭州的刚走出宿舍不久，就收到陈静发来的短信，说一个人留在宿舍，很孤单。几个人转身回来，发现陈静边发短信边流泪。于是那个周末，大家都没走。 　　后来，她们就在竹子上刻了名字。　　 　　采访陈芳的两天时间里，她的朋友一直都陪在她身边。 　　陈芳语速比常人快，她轻轻地说，家人都安排好了，先到西班牙，再到比利时，可能还要继续上学吧，或者在姑姑开的大酒店里打打工。对于未来，她还没有更多的想法。 　　要走时，陈芳的朋友潘婕问“阿姨，是不是采访过了，她可以不用出国了？”几个小姑娘的眼中充满渴望。记者无言以对。 　　“第一次误以为我是送签证的，当时心里什么感觉？” 　　陈芳咬了咬嘴唇，吐出两个字：“害怕。” 　　陈芳告诉记者，此刻最大的心愿，是签证不要来。 国内挺好 　 2001年夏天，13岁的培培独自乘机。在空中绕了一天，终于从匈牙利布达佩斯抵达温州。 　 之后他被等在那儿的青田老家人接走。这中间，他转了三次飞机，在三个国家的四个城市短暂逗留。 　 培培在匈牙利读了两年书，学会了匈牙利语，可却把汉语生疏掉了。 　　父母果断做出决定，让他回老家读书。 　 老家在青田县山口镇，家里只有奶奶和小姑，别的亲戚均在匈牙利、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家。 　 几年前，他还在青田读小学一年级，一天，父母对他说要“出差”，把他和哥哥撇给了奶奶。 　 一个多月后，奶奶才说出真相，原来爸爸妈妈去了匈牙利，再也不会回来了。 　　那年，培培8岁。 　 11岁读四年级时，培培和哥哥被接到匈牙利，两年后，林培丰回国继续读小学四年级，哥哥则留在匈牙利读大学。 　 如今的培培已经15岁了，身高1.72米，读小学六年级，是班上年龄最大，个头最高的学生。 　　第一次见到他，是在教室。 　 他正认真做着数学习题。看到有人来，培培礼貌地站起来，给人感觉像座小山，只有那张脸透出孩子气。 　 他憨憨地笑着说，要抓紧时间补补课，准备跳级。那天是3月29日，星期六。 　　培培是班里的副班长，同时还是全年级的副大队长。同学们都很听他的话。在班里，他和班长最要好，只要由他俩出面，没有什么事情摆不平。 　　不过在管理同学的时候，他偶尔也会发发脾气。有一次上自习课，一个调皮的男生在说话，培培警告他后，没起到什么作用，于是上去打了那个男生两下，男同学立刻就变乖了。　 “当时是出于无奈，后来挺后悔的，觉得不应该打同学。不过有时候会忍不住。这种情况很少。”培培不好意思地挠挠头。 　 培培喜欢打篮球，是学校篮球队的队员，每到周二、周四早上五点钟，闹铃一响，他就从床上一跃而起，到操场上去练习篮球。他说自己打球基础不是很好，130多斤的体重，使得跑起来有些吃力。 　 最喜欢喝的是可口可乐，每周20元零花钱，有一半他用来买了这种饮料。另一半则是用来买“德芙”巧克力。爸爸妈妈平均每隔半年回来进一次货，总会带着巧克力，所以他养成了吃巧克力的习惯。不过，更重要的原因，还是因为好吃。“不要大嚼，放在嘴里慢慢化掉，很香很甜的。” 　 平时住校，培培很少回家，只有放假或者“五一”“国庆”时，他才有机会回青田家里。家里有电脑，可以上网，他就趁这个机会发电子邮件给匈牙利的朋友们。最近回家，发现结婚两年的小姑已经怀孕了，林培丰高兴地说，不久他就要做哥哥了。 　 培培希望自己快点长大，也许会去匈牙利吧。眼下，他觉得在国内挺好，他喜欢学校的一切。 　 30日下午4：10分，记者经过学校校园的时候，培培正在操场打篮球。他穿着短袖T恤，满头大汗。投篮、传球，和队员配合得很好。 大手大脚的祥祥 　 祥祥脖子里戴着一根金项链，差不多有手指粗。老师要他取下来，他说不，妈妈送的，护身符啊。 　 祥祥今年15岁，读初中二年级。在老师的印象里，他曾经是个不听话的学生。在同学们眼中，他是个无人敢惹的强者。在朋友心里，他则是个讲义气的好汉。 　 2001年秋，祥祥到杭州读中学。之前的小学时光都是在青田县鹤城镇度过。如今，镇上有外公外婆，有阿姨、舅舅，还有弟弟和表兄弟姐妹们，唯独没有爸爸和妈妈。祥祥的爸爸妈妈于1998年和1999年相继去了匈牙利。 　 到杭州不久，祥祥就把一个同学打哭了。祥祥说自己的处世原则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不过那个被他打的同学并没有“侵犯”留祥，只是跟祥祥的朋友发生了争执，祥祥说怕朋友吃亏，于是挺身而出“仗义”相助。 　 事后祥祥自然受到了老师的批评，当时他满不在乎地冲着老师笑。老师说，有时候他也会龇牙咧嘴拿眼睛瞪着你。“总之，那时候他很令人头疼。” 　爸爸妈妈去匈牙利之后，很长时间都没有回来。刚开始留祥还写信，写了有七、八封，但只收到一封回信。爸爸妈妈忙着做生意，没有功夫。唯一的那封信写得很短，只是简单问了问留祥和弟弟学习怎么样，身体好不好。 　打电话比较方便，一般每隔三四天就能接到爸妈打来的电话。电话里，爸妈说，等到祥祥兄弟两个初中毕业，就接他们出国。 　也就是从那时起，祥祥隐隐约约有了自己的理想，长大后做个商人。“可能是受家庭影响吧，”祥祥想了想说。亲戚们大都开着各种商店，在青田或者匈牙利。寒暑假时，祥祥经常会去帮阿姨看看店，搬搬货，他觉得自己挺适合做生意的。 　 “想做个什么样的商人呢？”“我也说不上来，反正就是很有钱的那种。有钱了好。” 　 2003年元旦，爸妈出国后第一次回来，在家住了一个多月。一家人在一起好开心啊，尤其是妈妈带着他和弟弟买东西的时候。妈妈出手很爽快，光是给祥祥一个人，妈妈就买了四千多块钱的衣服和其它礼物。祥祥脖子里的金项链，手腕上的手表，都是那次买的。 　 祥祥每年交给学校的各种费用是一万八千元，此外，妈妈还要留三、四千元零花钱在阿姨那里，留祥可以随时去领。留祥自己也说不准一天能花多少钱，反正口袋里总装着三四百块钱，买零食、买磁带或者上网。这段时间他买了小刚的《黄昏》和《出卖》，他说只要是好听的磁带，他都愿意买。 　 在校园里边走边聊的时候，祥祥双手一直插在裤兜里，衣袖捋在臂弯处，露出半截胳膊，一脸严肃。 　 他对自己的评价是：很坚强。问他有没有掉过泪，祥祥回头望望，难得地露出一个微笑：“有两次吧。” 　 第一次是在11岁时，妈妈出国那天晚上，祥祥看着窗外，想起有妈妈在的日日夜夜，想着想着就哭了起来。那时候是冬天，祥祥正读小学四年级。 　 第二次是在学校，上学期的时候，也是个冬天。那次一个女同学被他欺负，哭着向班主任告状，“老师没有训斥我，很和气地跟我谈了好久，说同学之间应该和睦相处，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听着听着就掉眼泪了。如果别人很凶地对我，我绝对不会哭的，我是感动地哭了。” 　　从那以后，祥祥听话多了。 　　老师说，祥祥学会了关心集体，关心同学。 　 4月4日下午12：50分，祥祥走进教室，这是一节数学课。天气很冷，风从窗外吹进来，有个女同学忍不住打了个喷嚏。祥祥径直走过去，把教室的窗户关上了。 　 祥祥的数学不是很好，课堂上他忍不住会去看看腕上的手表。快下课的时候，一支笔顺着旁边同学的课桌滚到了地上，听到声音，祥祥弯腰捡起笔，递给同学。 （当事人均为化名）

在风中听雨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