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兰弗罗茨瓦夫 一场风暴的结语

小飞侠

    在旅游已经相当普遍的今天，“游客”（tourist）似乎已经变成一个格调不高的概念，暗含着浅薄、低俗之意。

    在波兰的弗罗茨瓦夫，时间总像一个未愈合的伤口，行走在那些被战火彻底摧毁后又重新修复的街道上，你能感到与真实世界并行的幽灵世界，尽管忧伤，不失希望。

    波兰乡村的忧郁

    波兰，总让我感到一种悲情。它的名字似乎有一种天然的雌性气息：忧郁、纤弱，甚至带点受虐意味。给我这样印象的国家，除了波兰，还有乌克兰。它们都不幸夹在德国和俄罗斯这两个雄性掠食国家之间，注定了坎坷的命运：国境线总在变迁，人民总在迁徙，总是成为战争和杀戮的牺牲品。对它们来说，无论亲近德国还是俄罗斯，都不是什么好的选择。所以1944年，英国旅行作家Odette Keun写道：“对于波兰，最好的出路就是加入大英帝国。”

    他显然高估了帝国的运势——从印度到加勒比，从马来半岛到埃及，帝国的衰退是如此迅速，以至不过30年之后，作家简·莫里斯就只能在《大不列颠的治下和平》三部曲中追忆帝国的荣光了。

    我开着Fiat Panda从苏台德山区冲出来，进入沃野千里的西里西亚平原。窗外的土地委实过于平坦、过于肥沃了，而且就在德国嘴边。它一望无际地伸向远方，与波兰大平原连为一体，直至波罗的海沿岸。在那里，它又将与俄罗斯的“飞地”加里宁格勒相遇。这真是命中注定的悲剧。像所有悲剧一样，难以置信，但又千真万确。

    同样难以置信又千真万确的是，这条通往弗罗茨瓦夫的乡野公路居然堵车了。很多车调头转向，但这似乎并未使现状有所改观。我跟在车龙后面，除了田野和树木，周围几乎看不到什么像样的房子。前面的司机打开车窗，抽起了烟，后面的司机戴着墨镜，打起电话。我反复拨弄着收音机电台，几乎所有台都在喋喋不休地播放波兰语脱口秀，而这无助于缓解焦虑。我把收音机关掉，无所事事地想起科塔萨尔一篇描写堵车的小说。但那是通往巴黎的高速公路，可不是什么波兰边境线附近的小路！

    我总算看到路边有家孤独的小超市，马上像个逃兵一样溜出队伍。超市里的货物都带着一副陈旧的历史感，只有熟食柜台摆满香肠。旁边有张铁桌子，兼做餐桌和酒桌之用。此时只有一个留着浓密八字胡的老头，坐在那里喝啤酒。他的眼睛湿漉漉的，已经喝到对周围熟视无睹的程度。我闻到熟食柜台里的肉香，才想起自己一上午都没吃什么东西。我身上没有波兰兹罗提，只好羞愧地拿出欧元，一边比划一边向店主指着柜台里那条最诱人的香肠。他卖给了我，还找了我几枚兹罗提，这样刚好又够买一小杯啤酒。

    我再次上路，车速终于能保持在稳定状态。经过一座小城，城外有几家大型超市，之后是住宅区，然后是城中心的教堂和残存的18世纪建筑——一座欧洲内陆小城的标配。生活在这里是便利和安静的，又是沉闷和无聊的。每个路人都面无表情地走着，尽管阳光耀眼，却有种阴沉的一致性。他们的灵魂大概也都皱着眉头。难怪欧洲人会喜欢东南亚。那里火热的生活，热带的生命力，如同疯长的藤蔓，一定让他们大为惊叹。

    朋克嬉皮的先锋话剧

    第二天早上，太阳照常工作，但多少有点怠工。天空阴沉沉的，像给城市加了个黑白滤镜。这倒是和我心目中的（旧照片中的）弗罗茨瓦夫更接近。停车场上，我的Fiat Panda鹤立鸡群，因为根本没有别的鸡。它孤零零地停在那里，结满冰霜，好像荒原上一只被冻僵的驼鹿。我把它唤醒，而车厢里积蓄一夜的寒气也彻底唤醒了我。

    这是一年的最后一天，路上几乎畅行无阻。那些战后才建起来的房子，气色看上去不错，因为又过了一年，它们都高兴于自己越来越成为有历史感的事物了。店铺大都没有开门，到处偃旗息鼓。节日，在国内是黄金周，是商机，是报复性消费，在欧洲却是一年中最肃静的时刻。

    我把车停在古城的巷子里，在人还不多的广场上溜达。白天，市政厅看上去气势更加宏大，里面有市民艺术博物馆，陈列着黄金工艺品和弗罗茨瓦夫的民间传说。广场上栖息着鸽子，有一面建筑被刷成了四五种颜色，像积木一样相间矗立着。广场西侧的兵工厂是一座15世纪的建筑，如今改建为军事博物馆，但也因为假日不开门。开门的只有那一串照顾游客的酒吧，它们现在又顺应时势地变为经营欧陆早餐的咖啡厅。

    我发现，每个酒吧门口都三五成群地站着一些“异人”，可能是朋克或者嬉皮，要么就是两者以任意比例混合的。他们看上去傻透了，都有莫西干头，脏兮兮的辫子，黑皮靴，铁链子，鼻环或唇环。但他们有本事将这种傻气转换为一种良好的自我感觉，一种无畏，一种近乎精神病的优越感。世界的每个角落似乎都少不了这群人的身影，以至于我常常思考：什么样的雇主会雇用这些人？他们究竟以何为生？

    我很高兴地注意到，在街角的另一撮人里，有昨晚那几个英国孩子。有了“异人”的映衬，他们正常得就像伦敦城市大学二年级的学生。显而易见，他们狂欢了一夜没回酒店。现在，两个男孩在抽烟，一个女孩半裸地瘫在墙边，还有一个女孩——那个自称能搞到叶子的女孩——不知去向。

    我盘算着她去哪儿了，这像是一道哥德巴赫猜想：

    a. 她搞叶子把人搞丢了；

    b. 她没搞到叶子不好意思回来了；

    c. 她搞到了叶子但决定据为己有；

    d. 她被能搞到叶子的人搞走了；

    ……

    我听到一声喧哗，有什么事正在发生。一个朋克用酒瓶爆了一个嬉皮的头。我看到嬉皮倒在地上，旁边是一地碎玻璃。这事突如其来，没人知道为什么，答案也不在风中。我想也许会有一场帮派混战，械斗或者火并——朋克对决嬉皮，年度盛宴。然而，打人的朋克突然一声不响地走了。其他人也相继离去。没人愤怒，没人动手，没人过去看看那个倒地的小伙伴。就像一幕先锋话剧倏然收场，每个演员都酷酷地拒绝阐释，而把解读的权利交给观众。

    寻找小矮人游戏

    我在闲逛中发现了一座小矮人雕像，在圣伊丽莎白教堂附近一处不太起眼的墙边。我后来又在闲逛中发现了更多座小矮人雕像。据说在弗罗茨瓦夫这样的雕像有七十多个，散布在城市的各个角落。

    它们的个头只有一本书那么高，并不引人注目，但不知为什么，我的目光总会被它们吸引。它们有时候在地面上，有时候在窗台上，感觉像是遗落人间的小精灵。这些小精灵定格在某种身体姿态，某种面部表情，但我知道它们可能随时苏醒，拍拍翅膀，飞回天空。

    这些小矮人是为了纪念波兰共产党执政时期的一个反政府组织“橙色道路”。弗罗茨瓦夫的市民认为，它是最温和且具有原创性的反政府组织。它的反抗手段是用艺术的方式让政府看上去滑稽可笑。

    比如，它们向市民散发当时炙手可热却极度短缺的日用品——卫生纸；它们号召民众穿着俄罗斯水兵服，在警察局门前散步；它们发动市民打扮成小矮人，集体出现在广场上。这就是为什么在铁幕最终落下后，弗罗茨瓦夫把这些小矮人请回城市。它们旨在说明，监视无处不在时，反讽也就无处不在。越多的监视与控制，也就给反讽越多的空间。直到有一天，反讽像这些小矮人一样，入侵整座城市，渗透进每个公民的思想。

    那天，我乐此不疲地进行寻找小矮人的游戏，最终一共找到了28座。我不知道别人的纪录是多少，但我猜28这个数字并不出众，而且一定有人把四处逡巡的我当成了图谋不轨的小偷，或者丢了钥匙的倒霉蛋。

    我在奥得河南岸的步行道上走着，旁边是弗罗茨瓦夫大学美丽的校舍，有着嫩黄色的墙壁和灰色的屋顶。此前，我刚在一家韩国餐厅吃了午饭。那条街上还有一家意大利餐馆和一家印度餐馆。想到这居然是我在波兰仅有的午餐选项，我就笑了。

    我走过一座横跨奥得河的铁桥。对岸是沙岛和大教堂岛。岛上教堂众多，都有着雄伟的哥特式的尖顶。河面并不宽阔，在冬日呈现深青色。一位运动员划着皮划艇，分开一道人字形的涟漪。河水摇晃着岸边的老城。有一瞬间，我突然感觉自己正走在塞纳河畔，而哥特式教堂让我想起波兰大诗人兹比格涅夫·赫伯特。作为哥特艺术的热爱者，他在铁幕低垂的年代，费尽周折到法国旅行，遍览了那里几乎所有的哥特式教堂。

    与同为波兰诗人的米沃什不同，赫伯特除了旅行，一直生活在波兰。他曾在一家生产纸袋的合作社里当会计，还做过银行职员和安全服设计师。没人知道这位大诗人精通法文、意大利文，拥有经济、法学和哲学的学位。

    但是在精妙的艺术面前，赫伯特的喜悦常常让他显得骄傲十足。这种骄傲甚至超越了他的出身、国籍和现实处境。遍访哥特教堂后，他回到巴黎的图书馆，当他发现并没有哪个学者写过相关领域的综述文章后，他就自己动手写出《一块来自大教堂的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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