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同一世界——如何面对外国人

指路人

在同一世界——如何面对外国人 奥运在即，世博亦近，有着热情好客传统的中国人，如何使外国朋友感到宾至如归，留下亲切美好的记忆？拥有古老文明传统并在全球化时代获得新动力的中华民族，以何种心态与外部世界相处？这是对我们民族智慧和国民素质的一次严肃考验。 赵启正同志长期从事外事、外宣工作，亲历亲为了许多事情，与各领域、各层次的外国人有广泛交往，对于交往中的文化差异及由此产生的障碍有着切身的体会和深入的思考。他撰写的新书《在同一世界——面对外国人的101个话题》，通过介绍中外交往中存在的文化差异，告诉人们:交往应是双向、平等的，以相互尊重为基础的。就整个人类而言，文化是多元的，五彩缤纷的，各民族和国家不仅要学会尊重他人，尊重文明与文化的差异性、多样性，更要善于向别人学习，通过交往与沟通，达到和谐共处。 人有“人缘” 国有“国缘” 一个人在他的工作单位或街坊邻里“人缘”好，是指他谦虚待人，有责任心，讲信用，助人为乐，与周围的人关系良好，大家都喜欢他。能以曾子的“吾日三省吾身”中的前两条——“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要求自己的人，必定是有好人缘的人。 一个国家平等地对待其它国家，对世界有责任感，国内民族团结，社会进步，就会以良好的形象立于世界，从而受到各国的尊敬，于是可以说这个国家的“国缘”好。在当今这个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人缘”、“国缘”都极为重要。如果一家国际贸易公司不讲信用，收了货不及时付款，这家公司的信用等级就会降低，那么它在国际贸易中付出的成本就会升高。同理，一个国家的“国缘”好，它在国际活动中，就有较大的影响力和吸引力，凡事都容易成功。 中国不仅要建设“和谐社会”，还要为“和谐世界”做贡献。当今有人一味宣扬中国强大了便会对别国造成威胁。可是，因为这种论调不符合实际情况，所以并未得到世界上大多数人的认可。 2007年3月，美国《新闻周刊》说中国的国际声望日益增强，全球普通民众对中国的印象好于美国，这大大出乎某些外国人士的预料。中国的好“国缘”不是自我标榜，不是苦心孤诣凭空“树立”的，是靠中国政府和全体中国人表里一致、久经考验赢得的。 我们中国人常说，人心是一杆秤，是一把尺。“权，然后知轻重；衡，然后知长短。”面对纷纭复杂的世界，人们对大是大非问题是先行权衡，后作判断的。 公民的外交责任 在国际交往中，一个人的言行不仅表现着他个人，还会在自觉不自觉中反映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因素。1981年，我在北京饭店会见发明彩色电视的美国RCA（美国无线电公司）的代表团，他们的一位工程师随口对我说：“这个饭店住着各种肤色的人，这就像我的国家一样，各种肤色的人在一起就是美国的力量所在。”显然，他的话语中包含了他认为的“美国精神”。他把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对于多元文化的包容和吸纳了全世界优秀人才的得意之情，这样自然而然地表达了出来。 在日本札幌市的一艘旅游船上，一位刚由专科学校毕业的导游小姑娘说：“前方海上的那几个小影子，就是著名的‘北方四岛’，它们的所属权是有争议的，日本与俄罗斯有着不同的观点。但我认为它属于开辟它的人——还请大家多多关照。”然后，她向游客们深深地鞠了一躬。在场的外国人尽管不能就此争议贸然表态，却都被她得体的表述和礼仪所感染。一个如此尖锐的国际问题，经过一位“导游小姐”如此描述，竟然起到了出乎意料的“公共外交”作用。 一个国家的公民，对于自己祖国和民族由衷热爱的情感流露，是赢得别人尊重的基础。我也曾在个别国家见到有的人牢骚满腹，对外国人说一些偏激的话，或对自己的国家表现出一种冷漠，外国人并未因此而佩服他或尊敬他。每个人都会通过自己的言行表现出他的国家观念和民族感情，这没有例外。 微笑——无需翻译的语言 多年前，有一次我骑着自行车回家，由于想着工作上的事情走了神，闯了红灯。一位老交警面带微笑走过来说：“同志，骑车想事可不行啊，多危险！”还有一次，我又发生了同样的情况，一位交警冲着我大声喊道：“找死啊，你！”按理说，他们都是善意的劝告，但表达方式的不同，就会给人以不同的感受。由此我悟出一个道理：一个人，要学会笑着说“不”。同是一件事情，不同的说法，往往会产生完全不同的效果。 有一首英文歌曲唱道：“微笑意味着对每一个人的友谊（Smilemeans friendshiptoeveryone）。”俄国人最近在莫斯科开展了一场“百万人微笑”活动，他们的口号是“微笑是无价之宝，是催生幸福的永动机。”这两句话真好！ 微笑还会传染。在一个公共场合，某人的一句笑话会让在场的人们一瞬间都笑起来，即使你没听清他究竟说了什么，你也会不由自主地跟着笑，然后再打听那是一句什么话。在与外国人打交道时，如果语言不通，就得需要翻译帮助；但微笑是不用翻译的，有时彼此微笑着点一下头，就传达了相关的善意。 上世纪90年代初，基辛格博士参加在上海锦江饭店举行的一个国际会议，中午休息时，他自己就近到南京路转了一圈。回来对我说：“街上的人脸上都洋溢着佛一样的微笑。这是一个善良、纯朴、和平的民族。” 微笑是传播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人的精神面貌的最好方式。 耐心也是一种尊重 由于大型喷气客机的普遍使用和互联网、卫星电视等现代通讯方式的普及，国际文化交流也越来越频繁了。文化交往可以促进国际政治、经济和社会各个领域的交流。 中国在新旧世纪交替之际提出要发展先进文化。对内而言，我们要继承传统的优秀文化，摒弃不适应时代的落后文化；对外，我们则尊重其它国家的优秀文化，从外来的文化中吸收有用的营养。 中国文化在国外一直受到广泛尊重和热烈的欢迎。给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2000年在美国举行“中国文化周”时，中国中央民族乐团在纽约林肯中心音乐厅举行演出。由于入场安全检查的原因，观众入席较慢，推迟了半个小时才开演。而在场观众一直静静等候，没有人流露不耐烦的情绪。演出结束时，观众的热情达到顶点，一再加演。最后全场起立，热烈鼓掌，达数分钟之久。 可是，在国内外的一些演出场合，我们有时会发现，有的观众不守时，姗姗来迟，有的观众发现自己不喜欢某个节目，起身就走。其实，如能克制自己的浮躁情绪，坚持一下，就可能通过感知和体会，变不喜欢为喜欢。退一步说，就是从礼貌上说，坚持到底也是理所应当的！ 苹果比维生素C好吃 有一次，我陪同一位外国总统去参观一个在几年内迅速脱贫致富的乡。乡长单纯以大量数字介绍当地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令人应接不暇；客人们听了之后，似仍不甚了然。接着访问了两户农民家庭，两位家庭主妇讲的朴素的生活故事，倒让这位总统兴致盎然，在笑声中一问再问，最后满意而去。 和外国人说中国的事情，大的方面如中国的社会进步、经济发展、文化传统、城乡面貌和环境保护等情况，小的方面如中国人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等等，外国人都会听得津津有味，就好像接受了主人随手从自己的果园中摘下的苹果。 可是往往有的人，总喜欢把原生态的苹果加工成果酱、果脯、或果干再送给朋友，甚至为了简洁高效，只把苹果中的维生素C提炼出来送给客人。这样就把中国丰富多彩的现实中的生动故事，变成了单调的数字和政治结论；把中国优秀的文化形态变成“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几句话了。 原生的苹果美丽、美味，且富有营养，是送给朋友的最好的礼物，多费一道手续的加工品倒不一定更好吃！多数的人愿意吃苹果而不愿单吃维生素C，我们自己不也是这样吗？ “一仆二主” 大翻译家杨绛（世界古典文学名著《堂吉诃德》的中文译者）说过，笔译者是“一仆二主”中的“仆人”，既要服侍原作者，又要伺候读者，二者兼顾，颇不容易。 那么，口译者这个“仆人”就更难当。在特定的场合下，要反应迅速，还得准确，因为口译没有查阅字典和文献的时间，当个好口译者则更属不易。 有一次，我在上海接待美国前总统老布什，我想在交谈时说：浦东的高楼大厦就像是五线谱上的音符，谱写出城市的交响乐。我怕这话不好翻译，事先和我方的翻译说了，她就提前准备了“五线谱”“音符”等音乐术语。我与布什交谈时，由对方翻译主译，遇到这段果然卡壳了，我们的翻译及时地补充上去，谈话的气氛也活跃了起来。布什高兴地说：“如果我再年轻一点，我一定来浦东投资。” 翻译者的成功其实就是说话者的成功。说话者要考虑翻译的工作难度，有意识地相互配合，才能实现理想的表达。其中要注意几点：尽量在讲话之前，把可能用到的专业术语告诉翻译者；说话语速要慢，因为汉语的句子一般比其它许多语言的要短得多，说快了，同声传译时，就不得不省略一些原话；逐句译时，三五句一停较为合适，一口气说得太长或太短都是不合适的。 如果说话人懂些外语，发现某句话没有译准或遗漏了，最好的办法是用中国话再重复一下这句话，给翻译者一个纠正和调整的机会；切忌当着大家的面就说“译错了！”之类的话，这会影响翻译者的情绪，容易接连出错。 “马赛对里昂” 竞争是人类社会得以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从国家到公司，再到个人，无时无刻不在体验着竞争。在中外交往中，评论竞争对手也是经常遇到的话题。 谁是法国第二重要的城市，到底是马赛还是里昂？一直是这两个城市互不相让的争夺目标。那一年，我们访问上海的友好城市马赛。马赛的副市长宴请我们时，大厨师上了一道制作精美的点心：盘子里面的蛋糕一大一小，造型都很别致。这时，大厨师卖弄地调侃了一下：“这道菜，叫做马赛对里昂。”随手指着大的说：“马赛！”虽然这是句俏皮话，可副市长并没有顺着话头说下去，也没有称赞大厨师的这项“创新”——她不想在外国人面前贬低自己的对手。 许多时候，当被问及对手的情况时，高明的经理总喜欢这样来回答：“那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公司，是我们强有力的对手！” 其实，称赞自己的对手，是面对竞争的自信心态。只有正确审视对手，看到对手的优势，迎接挑战，才能不断发展壮大自己。看看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两家，正因为存在强大的对手，才都不敢稍有懈怠，一起成了全球企业发展史上的传奇双雄。 “越发展越要谦虚” 上世纪90年代初，我访问日本一个县（相当于中国的省）。其间，副知事（相当于中国的副省长）特意选择市郊的一个古老的庄园宴请我。据说这个庄园有100多年的历史，房屋中的字画和屏风上的文字都用汉字，其内容、书法皆为上乘。在这样的环境中谈古论今，自然十分亲切。离别时，他忽然对我说：“今后中国要领导亚洲了，日本不行了，那时还要多多拜托。”我回答说：“中国人均GDP（国民生产总值）只是日本的四十分之一，眼下日本经济只是增长速度放慢了，患感冒了，绝不是肺炎，很快就会好起来。”他说：“日元不行了，就要让位给人民币了——这是你们的一位学者说的。”我回答说：“这位学者可能是喝酒时说的吧！” 的确，中国自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经济一直保持了健康的发展，其速度在世界上是领先的。但直到今天，我们GDP总量只占世界的5%，人口却占了21%。虽然我们的经济总量是世界第四，但平均到十三亿人，排名就很靠后了。即使将来有一天，我们的人均财富排名靠前了，那时就可以骄傲了吗？“满招损，谦受益”是亘古不变的道理。 我们不要忘记邓小平同志1989年告诫我们的一句话：“我们不要吹牛，越发展越要谦虚。” 直面“说话无着”的外国政要 2007年初，日本自民党政调会会长中川昭一说，没准哪一天，日本就成了中国的一个省份了。不久，他又把中国比喻成窃贼，说中国在东海开采油田是窃取日本资源。我在东京参加纪念中日恢复邦交关系35周年的活动时，顺访了他，直率地表达了对他这些言论的不满。 中日两国在东海海域专属经济区界线的划分上存在争议。而中国在东海开采的油气田是在日本单方面提出的“日中中间线”中国一侧，而且日方所谓“中间线”是违背有关国际法准则的。我说，作为日本政治家，您不妨请教一下石油地质学家之后再说话。他解释说，他说过中国会把日本的石油偷着抽走，但媒体的报道与他的话有出入。 我对他说，世界有两位议员说中国偷了他们的东西，一位是美国议员考克斯，另一位就是日本议员中川昭一先生了。考克斯先生说中国偷了美国的核弹和导弹机密，关于这条谎言的新闻曾被美国评为当年最坏的十大新闻之一。中川先生接下话茬说：“那么，我的话是否会成为2007年的最坏新闻呢？” 中川昭一先生还告诉我们，他是在日本爱知县举行的上一届世博会的政府方面负责人，他愿意向中国介绍他的体会和经验。 从眼镜说到核弹 考克斯是美国众议院议员。1999年，他在所谓《考克斯报告》中大肆渲染反华情绪。我在批驳他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考克斯报告》把从事中美两国间正常科技交流活动的科研人员——如李文和先生，从事两国经贸往来的商务人员，在美华裔人士，留美中国学生等，都与间谍活动联系起来。这是一种典型的民族偏见，是美国一些反华政客敌视中国的心理表现。 当场就有一位外国记者问我：“你说《考克斯报告》反映出种族歧视，能否作深入的说明？”我回答：“《考克斯报告》中说，美国掌握核弹技术，共做了1030次试验，中国只做了45次就掌握了。为什么会这样？必定是‘偷’了美国的技术。在考克斯先生看来，中国人不可能那样聪明，只能靠‘偷’。这不是种族歧视吗？” 针对考克斯使用的虚拟式描述，我套用他的思维方法举例说：这位赵先生（指我自己）有一副很好的眼镜，极其漂亮、精巧，镜片是树脂的，而且是多焦的，镜架是镀金的，这是事实。推论是，他有这么多钱去买这副眼镜吗？没有，那一定是“偷”的。这么精巧的工艺，中国人做得出来吗？做不出来，那也必定是“偷”的。“赵先生眼镜很好”是事实，那么，他大概是既“偷”了钱又“偷”了技术。讲到这里，只听到记者席中发出一阵笑声。 理直气壮与“理直气平” 听说我要去华盛顿全美新闻俱乐部向记者们演讲，一位我认识的哈佛大学教授，给我写了一封信。他说，你选择了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方，那里的记者们会瞄准你，应对不妥很容易失败。 依他的经验，他有三条建议：第一，不能过于意识形态化，不能感情用事；第二，需要幽默，但不要勉强的幽默（勉强的幽默，会适得其反）；第三，不要表现得过于聪明，“太聪明了”，记者们会决心“打倒”你。他的意思是说在答问场合，对方刺激你，你不能生气，否则你就可能失去冷静，影响对问题的思考。 我遇到过这样一件事：在日本的一个国际论坛上，在我演说之后，听众提问时，有位女士站起来，以一口流利的日语说：“你刚才说你们是维护亚洲和平的力量，你们增加国防费用，就是对准台湾，破坏亚洲和平。”她说完就坐下了。我说：“你说了你的观点，可你忘了提问题。但是，我还是要告诉你，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全世界都承认的。有人要把台湾分裂出去，就如同有人要砍掉我的这只胳膊，大脑不会答应，身体也不会答应。没有哪一个国家不发展国防力量，中国也不例外。”接着，我又完整地表述了我们的对台湾问题的政策。事后，我得知她是一个台独分子。 我当时理直气壮在心，“理直气平”在外。会后日方的主办者对我说，这位提问者确实蛮横，你的回答清晰、有理、有力，令人不能不认同。 “青山”“白铁”两依然 2004年，我在与日本主流媒体论说委员（社论执笔）访华代表团座谈时，彼此直率地就中日之间存在的各种问题交换了看法。 日本一位大报的论说委员说，中国政府和国民始终不能接受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日本人有对死者拜祭和尊重的传统，人死即成神，不追究生前做什么。中国是否能从文化角度予以理解。 我回答，两国在文化上确有差异。日本有多神信仰，我国也有敬逝者为神的；但在中国，只有伟人（如诸葛亮）或英雄（如关羽）才会被敬为神，而不能对所有的人一概而论。 我接着说，大家去过杭州吗？西子湖畔有岳飞墓，那里有一副对联：“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禅宗在日本也很流行，“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意思是对改过的人要宽宏。但是，在靖国神社中的东条英机等甲级战犯并未自悟而放下屠刀。中国人对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表示不满和愤怒，这是明白又单纯的感情和道理。 会见结束时，一位日本论说委员，很客气地向我索要我解说时写在纸上的岳飞墓对联。我很希望他们能理解，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文化差异，而是在大是大非面前，是否持有正确的历史观的问题。 热情的指路人 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最不可避免的事情就是问路。 一次，我随团去波兰访问，住在华沙一家宾馆。从地图上看到，宾馆附近有一个肖邦公园。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跑出来，想用一小时对肖邦公园进行快速游览。在宾馆外的一处公共车站上，我向一对正在等车的波兰老年夫妇问路。虽然语言不通，但“肖邦公园”的英语发音大概和波兰语差不多，两位老人欣然带着我走了两个路口，把我送到能看见公园的地方。由此我得到了“波兰人乐于助人”的印象。尽管我并不知道，是否曾有“波兰人最愿意帮助人”的说法（据有的欧洲人说，葡萄牙的里斯本人为陌生人指路最热情）。你看，像是“问路”一类的小事情，也会给一个城市乃至国家带来美誉。 在美国纽约，我也见到过不愿意指路的人，或随便指路、指错路的人。幸好我与美国人打交道很多，所以才没留下“美国人不愿意帮助人”的印象。 中国人多数是乐意为人指路的。可是为外国人指路，有时会有语言的障碍，但只要仔细听，就像那对波兰夫妇一样，路名的发音还是可以听明白的，再加上手势等肢体语言的补充，也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难忘是导游 导游工作是接触外国人最多的职业之一，大多数的外国人往往一进国门，就是在导游的引领下来了解这个国家。他们会以接触到的某些个人言行，来推断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性格和特点。 在莫斯科访问时，我遇到过一位克里姆林宫的导游，她是莫斯科大学俄罗斯史的博士。她能确切地讲出所见场景、文物的历史和相关的小故事，并且还恰如其分地加入自己的点评，给游客带来很深的印象和启示。在莫斯科新处女公墓，她指着用黑白相间的大理石块砌成的赫鲁晓夫墓说，他的一生充满矛盾，盖棺也不能定论，黑色的大理石就包含着他犯过的许多错误。 事实上，一个好的导游能够把景点当做给旅游者的一本书，起到“导读”的作用，而不能局限于做路线向导。我在井冈山遇到一位导游，她熟知那里的革命史，能回答人们的许多问题，不用问也知道她是位用功的人。可是在国内也会遇到知识贫乏、语言单调的导游，只会指着这山、那山说是像龙、像凤，你若说不像，他让你再看，直到你说像了为止。 外国游人在记住他们所访问的国家的风景名胜的同时，也会同时记住导游的优美的解说和音容笑貌，这会形成多么美好的回忆呀！做个好导游可真不容易。 “守时是高贵的品德” 自从发明了钟表以来，守时就逐渐成了文明生活的要求，无论公事、私事都得有时间的安排。当代国际活动的日程要周到细致，事先的协商很费时间和精力，而执行得是否规范又是另一番功夫。 1996年4月26日，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和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阿卡耶夫、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莫诺夫在上海共同签署了五国《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 五国首脑各自率领代表团同时到上海，这还是第一次。他们分别住在五个宾馆。参加签署活动时，到达会场的时刻，按预订顺序，彼此间隔限制在1分钟之内，以便中方领导人一一迎接。各位总统还各有自己的安排（如叶利钦就有4项参观和一个研讨会），各项活动必须精确准时，更不能有路线冲突。在会议组织者的精心安排下，五位总统都在24小时内圆满完成预定计划。2006年，在北京举行中非合作论坛时，有48个非洲国家的首脑和高官参加，其时间表的制定和执行，更非以往任何一次多边国际活动可比。中国政府对时间的精确把握，已经得到了世界的一致好评。 守时也与各国人的性情有关。一般认为，最守时的是德国人、日本人。热情洋溢的西班牙人、意大利人则不那么在乎时间的约束。中国人也被公认属守时者之列。 中外关于时间的格言很多，其中有的竟不约而同，如“时间就是金钱”就是许多国家的格言。那么，不守时会浪费别人的“金钱”，别人当然会很不高兴。英国一则谚语把守时列为美德，说“守时是高贵的品德”。中国的文学大师鲁迅先生也说，“时间就是生命，无端的空耗别人的时间，其实无异于谋财害命。” 时间观念反映着一个人的工作态度和生活态度。多次不守时的人就会失去他人的信任。如果在已约定的事情上，实在是遇到意外而无法准时的话，一定要提前向对方说明和道歉，否则就会记住你了——一位不守时的人；如果你忘记了日程，根本没有前往的话，那么，更记住你了——一位可能会失信的人。 “敏于行”也要“敏于言” 1996年在上海举办了一次食品国际化的研讨会，演讲人是法国达能集团总裁吕布特先生。他的讲演很精彩，其中有很多新的理念和做法，而且他的情绪很高昂，特地留下半小时给听众提问。如果有心人抓住时机提问题，他会道出好多“真经”来，但演讲后冷场很久。会上并没有什么人中途退场，故而我判定与会者虽然极感兴趣，但就是不愿当众开口。我作为主持人，又不得不作为提问人来圆场。 还有一次，我陪同澳大利亚总理基廷到浦东参加一个合资啤酒厂的开工仪式。我们一起走下主席台时，不少外国记者一拥而上，争相提问。我看到一位像是中国记者模样的拿着录音机，挤不进来，就伸出手接过录音机，帮他拿到前面来。之后，我问他是哪家媒体的，原来是澳大利亚一家报馆的雇员。 在欧美的大学里，据说还有更不愿举手提问的，就是日本留学生。日本留学生初到美国，见到当地大学生们在课堂讨论中竞相发表大胆的观点，往往大吃一惊。也许除了习惯之外，外语不流利也是原因之一。 中国人在很多场合表现得很矜持，不愿意提问，也许是由于我们的孔夫子说过：“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但在需要开口的场合，如果也“讷于言”，就会失去很多表达和交流的机会。 来源：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