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不知的波兰记者卡普辛斯基

指路人

波兰记者卡布辛斯基(Ryszard　Kapuscinski) 初二的晚上八点多离开办公室，外面还有零星的鞭炮声，小辫子问出租司机，今天放炮有什么讲究吗，司机漠然。 回到小房子烧水，喝咖啡，雀巢的速溶，如同甜水没有半点味道,喝过后悔不喝也后悔。慢腾腾地去洗澡，过年过的寡味的，没有什么好说的，没什么好振奋的。 年前买的《周末画报》在地毯上放着，恰逢情人节出刊，几个册子里面大都在谈爱情，估计没什么可看的，还是要翻翻，在小辫子看来爱情永远是无需大谈特谈的，因为它只关乎两个人的事儿，关乎心理的事儿。 有些事情要谈的，却讲不到痛快，如同每年都在过年，都在问候，我们的生活并没有变得更好，而我们无疑变得冷漠，白天的时候去看闾丘露薇的博客《给一个中国老人的新年祝福》，http://roseluqiu.blog.phoenixtv. ... es/2007/674917.html 谈到那位老人------高耀洁它让我难受了一下。 夜里翻着《周末画报》，让我认识了另一位离世的老人，此前我对他没有丝毫的了解，卡普辛斯基（1932----2007），文章中对他片段的描写，让我在淡漠中感动。 历来不相信过于伟大的话，但是会有一些稀缺的品质令人唏嘘不已。在逝去的或即将来临的日子里，在不同的角落有这样一些人的坚守，才让我们的时代变得真实,生动。 小辫子整理了一些关于卡普辛斯基的图片和文字，让我们向逝去的人致敬。 波兰著名记者卡普辛斯基说：“20年前我在非洲，我看到了一场场革命和军阀混战，看到了一个战争又一个战争。事实上，历史正在制造当中—真实的历史、当代的历史或者说我们的历史。使我吃惊的是，我没有看见一位作家，我没有遇见一位诗人或者哲学家，甚至一位社会学家。他们在哪里？如此重要的事件，为什么连一个作者都不见？我想，回到欧洲可能会找到他们，他们可能在家里，正在写他们家里的小事情：男孩、女孩、笑、隐私和婚姻—---几千年来我们反复阅读过的故事。你知道，我们某一天读到的获得法兰西奖章的小说是不真实的。这些书没有一本是真实反映我们的世界、我们的现实的，没有一本！如果有的话，也是关于一个讨厌的孩子，关于男孩、女孩、笑和隐私。” 卡普辛斯基1961年受雇于波兰新闻社，成为波兰驻守第三世界的唯一记者。从那时起到1981年，卡普辛斯基亲身经历和报道了27 发生在非洲大陆，拉丁美洲和中东的战争。 他留下二十余部书，其中包括讲述拉美战乱的《足球战争》；描写安哥拉独立战争的《生命中的另一天》以及讲述苏联垮台后他在俄罗斯及其邻国的旅行经历的《政权》。 卡普辛斯基的作品融合了细腻的心理描写和生动的描述，人们爱把他和康拉德比较：他们都是波兰人，都深爱远行。他的模仿者不乏其人，却鲜有人能达到其高度。原因可能是，没有人比他走得更近。 卡普辛斯基 1932 年生于波兰东部的一个小城。他的家乡是俄罗斯人，犹太人，乌克兰人和亚美尼亚人的聚集区。“那是一群没有国家，没有国籍的人”他后来回忆说，这使得他到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都会重新发现家乡。 1939年二战开始，希特勒的军队占领波兰。他记得从家里能看到纳粹屠杀犹太人的场景。和战争相伴的是贫穷和寒冷。他曾经饿着肚子，穿着树皮做的鞋，去没有书的学校里上学。 童年时代的困苦让他愿意走进遭受战争折磨的人们并按他们的方式生活。在非洲，他常常自己揣着水壶,在拥挤的车站等几个小时的公车;他曾经连续抽四十只烟，觉得这样可以驱散肠胃里同样因为饥挨而开始折磨他的蛔虫。 在尼日利亚内战时，一位谦逊的波兰记者卡布辛斯基(Ryszard　Kapuscinski)开始了一次看起来很不明智的旅程。他离开了相对安全的尼日利亚首都，而去了战争凶猛的地方。“我沿路一直前进，他们说那儿几乎没什么白人可以活下来的，”卡布辛斯基最后在他的《足球战争》一书中写道，“但是我必须得亲身经历这一切事情。” 作为一名记者，他不仅记录真相，也在体验真实。白天他的使命是通过电报，把战争的进展浓缩成六百字，发给另外一个大陆。而每当夜晚，他会记录白天所有的感触，抒写客观的新闻报道中无法承载的感情。他无法满足与单纯的报道，在他看来，单纯的描述是不够的.更重要的因素是思考。卡普辛斯基关于埃塞俄比亚的小书《皇帝》(1978)后来被翻译成英文，使得他开始为波兰以外的读者所熟知。书的副题是《独裁者的衰亡》,追忆了埃塞俄比亚末世王朝的流亡生活。而在《生命中的另一天》里，他以独特的视角和深入的观察讲述了葡萄牙在安哥拉的殖民统治的坍塌。他描写独立战争结束后，葡萄牙殖民者离开安哥拉的景象: 所有的生活用品，汽车，电冰箱，都被打包装进盒子里，然后漂洋过海 回到欧洲。在那个时代里，他常常成为进入关键地带的唯一记者，如果没有他的报道，很多事情很可能到都没有人知道。安哥拉战争时，外国记者只有他自己; 尼日利亚独立战争时，他孤身一人离开了相对安全的首都跑到战斗最激烈的地区.“他们都说没有一个白人能活着回来”他之后在自己的书《足球战争》中写道。“我还是去了，因为我必须亲身经历这一切。” 亲身经历的真实使他的作品超越了国界，在非洲，拉美和在他的祖国波兰都一样受到欢迎。在苏联解体后，他还是坚持重复自己年轻时代的足迹，到非洲和拉美旅行。波兰的政治相比而言却缺少他一直向往的魔力。 在生命中的后半段他花了很多时间在墨西哥演讲，经常和他的朋友加西尔马尔克斯一起。他批评新闻商品化的现象。在他那个时代里，他说，新闻价值和利润无关，新闻只关乎追求真相。 他是一位记者，也是一位文学家，卡普钦斯基用文学把新闻报道变得更透彻，为新闻专业开创了新的路，这不但由于他用敏感的笔触，和其极富文艺气息的行文，强烈攫住了读者的心神，还有他异于西方传媒报道的手法。 例如，他可以在市镇上走上一整天，不与人交谈一句话，他宁愿选择细心去看，去听，去感觉。他说，他要把自己变成一部摄录机，什么都摄录到脑中去，即使谣言，也不放过。因为，谣言也代表了一种集体的投射，只要大多数人相信，那就会如「事实」般发挥影响力。 他也不爱写笔记，我们亦不会看到他与被访者纠缠于难解的问题上，又或奋笔疾书，记下答案，然后逐字逐句引述被访者的说话。不，他从不会这样做，但他却偏偏能够准确地把新闻事件，又或新闻争议，立体呈现在我们眼前。 卡普钦斯基表示：「我最有兴趣的，就是权力的结构如何与大环境互有关联……国家尤如一个舞台，在舞台上上演的剧目是共通的。」 在非洲，他努力探索该地区一个共通现象：赤裸的贪赃枉法。五七年，他第一次采访非洲，当时非洲各地区军阀割据，为后殖民时代的来临摩拳擦掌。由族群厮杀的卢旺达至意识形态抗争的埃塞俄比亚，他都描述得有血有肉。我们对非洲或许仅有一贯冷漠的态度，国际传媒也漠不关心，但对于他的名作《太阳的阴影》（The Shadow of the Sun）中的人和事，却不会不动容。 「渔夫把他们的鱼获一股脑儿地抛到台上，路人在观看，记者们呆若木鸡，保持沉默。鱼是肥壮的、巨大的……但，每个人很早以前就知道，阿敏的打手把他们不服从的一群干掉在湖里，任由鳄鱼和食肉鱼疯狂地吃，而记者依然在旁观，保持沉默。」这是他描述强人阿敏统治下的乌干达。 卡普钦斯基在书里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非洲的军阀把民脂民膏榨尽，然后向西方国家提出和平的方案，以获取借贷和资助。他们深明一个道理，把时间花在世界银行上比花在饥饿的人民身上，来得更有价值。卡普钦斯基那与别不同的描述和思考，令他在同行中显得独一无二。 他在一次访问中表示，一篇新闻报道难以呈现整件事情的真相，因此，他努力去写书，而且把他这个旁观者也包括在书内，甚至有一些写来活像伊索寓言。 卡普钦斯基指出一种双重阅读，他说：「在过去，波兰没有娱乐，电视不普遍，波兰人只靠书籍来作消遣，甚至是获取讯息的唯一途径。他们认真阅读，有时同一本书读上好几次。因此，读者量大，而且属于非常专注的一群，他们就是这样了解世界，好像俄罗斯的文学传统。俄罗斯人是伟大的读者，是用心去阅读那些文学作品。这就是文学与读者间一种最亲密关系，他们视文本为自己的一部分。阅读的艺术，就是阅读文本之外的文本。可是，现在已经失传了，消失了！」 独特的波兰孕育了独特的卡普钦斯基。共产时代他突破所任职的波兰官方通讯社教条，为读者带来生动而贴近真实的报道。他长期在第三世界犯险，把珍贵的新闻故事传回当时仍是封闭的波兰，读者争相阅读，成为家传户晓的记者，也成为国际知名的记者，他写了不少畅销书，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好评如潮。 卡普钦斯基的旅行采访令他声名鹊起，也成为他的生活方式。他指出，他的写作包含三种元素：第一是旅行，不是那种游客式的旅行，而是属于一种探索性的，具有目的；第二是阅读有关采访题材的文学作品，无论是诗、散文，还是学术论文；第三是反省，反省来自旅行和阅读。他自称为一位没有国民身份的旅者，在不断的旅行与自省过程中，锻炼出独有的广阔人文视野，对任何一件新闻事件，他都会以最人性的角度去观察，在冷静和客观中见悲悯之心。 他在七一年采访萨尔瓦多游击队领袖托瑞安诺．哥梅兹被处决的经过，在他报道中有这样的一段：「哥梅兹面对观礼台……摄影人员则不住地对他叫喊，希望他能够移往球场的中央……哥梅兹听懂了，他走回球场的中央……可是现在从大礼台望下去，他只是一个小小的影子，这样也好，距离使得死亡只有其表面意义，死亡已不再是死亡，而变成一种特殊的景观。」 卡普钦斯基，他的一支笔写出独特感人的新闻题材，又写出了他一生的传奇，他曾见证二十七场革命事件，四度被判死刑，都大难不死。但刚踏入零七年不久，他还未看到自己作品有一本中文译本，中文读者还未来得及认识他，便告别他多姿多采的人生了！ 这位新闻工作者后来成为一位文学巨星，他于2007年1月23日去世，终年74岁。他毕生的信条是“亲身经历一切”。他花了他毕生时间去世界一些危险的地方探险。“所有时间，我就是停不了。”他说道。在他的这些书中，包括了人们一些痛苦的情绪和他们的惊险，以及他们对危险和死亡的感知。 　　他经历过政变、自由战争、内战、饥饿和干旱———他经常会消失几个礼拜，并且去那些遥远的地区，他好像忘了去那些地方的风险一样。他或许是忧悒的，甚至有些沮丧，并且能从沙漠中的日出或者一个与现代化毫无干系的慢节奏的偏僻乡村产生灵感。 　　他认为，“不仅仅直接报道是必须的，另外一些重要元素是反省。那种纯粹的说明是电视提供的”。他一般在旅行之前已经在“贪得无厌地”阅读。他喜欢迟一些写作，给他的读者们提供一些他自身所经历的回忆，而不是直接描述那些景象。其结果常是令人印象深刻的并且是带有讽喻性质的。 （作者：小辫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