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文第一次遇到英文

POLAND123

大家都知道余光中是诗人，散文家，其实他还是正宗英文科班出身的翻译家，兼具深厚的国学和西学功底，迄今已出版翻译集十三种；并且在长期的翻译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的独到的译学思想。高山仰止。

　　两种语言初遇的现象——译音

　　世界上两种语言第一次见面会发生什么情况，很难追溯。而中文第一次遇见英文，是怎么样遇见的？也很难追踪。到现在，英文遇见中文恐怕有两百年的历史了。这两大语言之间现在是什么一种情况，我想跟大家来谈一谈。

　　两种语言初次相会，怎样翻译是一大问题。比如说，我们中文叫做“龙”的这个东西，英文现在好像现成有一个对应的字眼叫做“dragon”，香港的港龙航空公司叫做Dragon Air。可是当初中文遇见英文，有很多观念、很多名词是中文没有的，怎么样将这个观念翻译过来给中国人了解，是一大问题。那怎么办呢？最初就是把声音翻译过来，这种现象一直到现在都还没有完全摆脱。“五四”运动的时候，中国的学者要把西方的观念介绍到中国来，促进现代化。于是呢，就有两个名词，一个叫做 “德先生”，一个叫做“赛先生”。“德”就是民主，现在我们很现成的一个名词叫“民主”。当时怎么办呢？梁启超写他浅近的文言《新民体》，怎么样来介绍 “民主”这个字眼呢？没办法，他只好把声音译过来，就叫做“德摩克拉西”，就是“democracy”。然后，科学叫做“science”，就叫做“赛先生”。“德先生”与“赛先生”，这就是最早的用声音来翻译。

　　一直到现在，我们还有残余的声音的对应。比如说，抵制，抵制外国货，也有人叫做“杯葛”，不过“杯葛”就是外文直接译音了，“boycott”。 “副本”，一定还有人说“拷贝”，拷贝一下，那就是“copy”，对不对？像这种名词很多，譬如说“胶卷”又叫做“菲林”，“煤气”又叫做“瓦斯”等等。

　　近年来，又有一些中文音译成英文，因为这个观念很难用一个文对应。比如说“功夫片”就是“Kung Fu”。最近很流行于美国的一个字眼就是 “风水”——“Feng Shui”。

　　两岸三地交流之后，一个地方流行的、西化的译音就流传到其它两个地方去。台湾贡献了一个词——“作秀”，这个“秀”就是英文 “show”，“作秀”就是表演，就是“to show”或者“to put up a show”。出租车，本来是“Taxi”，香港人用广东话说“Di Si”——“的士”，那北京人就倒过来说“打的”，对不对？“打的”就是叫出租车。所以“作秀”也好，“的士”也好，“打的”也好，两岸三地把英文扭来扭去，把英文中文化，就是透过音译。

　　有的时候我翻译外来的名词，把它的声音翻过来之后，意义也多少翻一点过来。比如说听摇滚乐的青少年很挤啊，我把它翻成 “听爱挤”，听摇滚乐爱挤在一起。这个“听爱挤”就是 “teenager”，就是13岁到19岁的少年，这是声音跟意义一起翻过来。

　　所以译音是两种语言初遇的现象，一直到现在都不可能完全摆脱。

　　各种语言相互影响

　　中文受外语的影响，当然不是从英文开始。比如说在元朝，那个蒙古文。《西厢记》里面有一点蒙古文，《红楼梦》或者是清宫的连续剧里面什么“贝勒”、“格格”、“皇阿玛”等等就是满文。相比之下，梵文的影响更大，伟大的翻译家玄奘就翻译了很多的佛经，当时叫做“译梵为唐”，把梵文译为唐文也就是汉文。我们今日所熟悉的菩萨，就是从印度来的，当然也是翻译它的声音。因为“Bodhisattva”，第一个和第三个音节分别是“Bo”、“Sa”也就是“菩萨”；那么“涅槃”就是“nirvana”，即“圆寂”；“和尚”叫做“比丘”，“尼姑”叫做“比丘尼”。有一个笑话，说是韩愈看到和尚、尼姑就心里很不高兴，人家问他“你不高兴什么？”，韩愈就说“为什么‘比丘’啊，要跟我们的孔丘比吗”？好像是要颠覆儒家，而且，一比还不足，还要再比“丘尼”，跟仲尼再比一次。

　　英文现在还有一个常用词，是受了日耳曼文的影响，这个词每个人都知道，就是“公牛”——“ox”，牛津叫做什么？Oxford，“ford”是“津”，河水浅且可渡之处叫做“ford”。“牛”的数不是加“es”，而是加“en”，这就是日耳曼文的多数。这些都说明英文受了很多外来的影响。

　　这跟我们中文少用外来语的情况完全不同。比如十月，我们都知道是“october”，它的语根怎么来的？就是“octo”，本来是“八”的意思，“八角章鱼”就是“octopus”，“八角大厦”叫做“octagon”。那么“十二月”叫做“December”，它的语根是“deca”，“deca”这是拉丁文的“十”。所以这个奥运的“十项全能”叫做“decathlon”。为什么“十二月”偏偏用“十”这个观念来说呢？为什么“十月”用“八”这个 “octo”来说呢？原来罗马的历书曾经从三月算起，所以算到它的第八个月就是现在我们的第十个月。“四月”为什么叫“April”？欧洲其它语言差不多也是这样的拼法，叫做“Aprile”。来源是希腊的爱神，在罗马叫做维纳斯“Venus”，可是比她更早的爱神，在希腊叫做“Aphrodite”，四个音节。后来欧洲各国采用了前面两个音节，“aphro”就变成它的缩写，所以四月是爱神的月份。这些月份很有趣，“七月”叫做 “July”，“July”是从凯撒大帝来的——Julius Caesar，是他的名字；奥古斯都叫做“Augustus”，因为他生在八月，所以八月就以他为名。我们的月份也很有趣，一月、三月、五月有31天，二月只有28天，然后四月、六月都是30天，可是到了下半年就倒过来了。也就是说上半年奇数的月份是31天，下半年偶数的月份是31天，就是因为凯撒生于七月，因此七月要长一点，31天。奥古斯都却生于八月，八月也应该大，所以八月也变成31天。

　　因此人类的文化真是互惠的，我们现在用的西历是罗马文化给我们的，文化可以互相影响。倒过来说，英文里面有没有中文呢？有，但不多。我相信以后会越来越多，还不止于什么“功夫”、“风水”等等。进入英文的两个中文字也进入了欧洲所有的语文，只有波兰是例外。一个就是“茶”，全中国各省都叫做“茶”，唯独闽南人叫“dei”(念阳平)，台湾话也是如此，闽南人喝茶叫“lim dei”，“lim”就是“饮”啦，很文雅的，“dei”到了罗马就变成“Tè”(念“dei”的音)，到了西欧、北欧、南欧都是“Tè”，到了英文就变成“tea”，其实也是从“Tè”来的。另一个就是我们输到欧洲去的“丝”。英文就叫做“silk”，就是闽南话的“xi”，我们国语普通话叫做 “si”，所以变成“silk”，稍微有变化进入各国的语言。

　　中文与英文的不同

　　大家都念过唐诗，有一首诗我们都会背。“松下问童子”，下一句，“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我在美国教中国文学的时候，那些美国学生中文不好，只好透过英文的翻译。透过翻译就七折八扣了，甚至于打对折。有一天就念到这首诗，一般的翻译他们就懂了，譬如说“Under a pine tree I asked a boy, and he told me that his master was away picking herb, ‘He must be somewhere on the hill, but the clouds are so heavy, I don’t know where to lead you to him’。”不过这样算唐诗吗？根本是差了十万八千里。所以我就对那些美国大孩子说，其实唐诗绝对不是这样的，每一句五个字，他们说哪五个字呢？我说了，第一句就是：pine, under, ask, a, boy；say, master, pick, herb，(“herb”就是“药”，“药草”，)away。“只在此山中”：only, on, this, mountain, in。“云深不知处”：clouds, heavy, not, know, where。他们一听就迷惑了，奇怪啊，你们中文怎么说得通？什么叫做“pine under ask a boy”？Who is asking the boy？是谁在做这件事情，没有说。说老师采药去了，是谁说的，也没有说清楚。谁在这个山中也没有说。“不知处”，谁不知处，也没有说。你们搞什么？你们怎么知道上一句是张三做的动作，下一句是李四的回应？我说那就是我们比较聪明啊。当然不是因为这个关系，而是因为我们的语文无需像英文交代得那么清楚，上下文一听，就是这个意思，就懂了。

　　我再举个例子，王维的“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前三天不是登高嘛，重九登高。独在异乡为异客，谁在异乡？谁做了异客？就是“我”了。每逢佳节倍思亲，谁在想念亲人啊？也没有交代。遥知兄弟登高处，当然还是王维知道这件事情了。遍插茱萸少一人，谁在插茱萸？谁在佩戴茱萸？当然是兄弟了。这些我们一念就知道。像英文就不见得了，英文就要说：“I am a stranger in a remote land。”这个“I”就来了，“On festivals I doubly miss my folks。”遥知兄弟登高处：“I know from a great distance that my brothers are climbing a mountain。”这些“I”就用之不完，“我”、“你”、“他”就要一直用下去。这些没有诗意的字眼夹缠在中间，唐诗就整个变味了。为什么古典诗那么耐读？那么余味不尽？就是因为它不拘文法，那些不必要虚字都省略了，留下的是具体的东西。这就是很大的差别。

　　同样的，在文法上，我们很少用介词、连接词。比如说“君臣”，你不必说“king and his men”。我们说“老少”，英文不可以说“the old the young”，不行，要“the old and the young”。你想想看，我们会说一年四季“春夏秋和冬”吗？不会的。我们一口气四个字讲完“春夏秋冬”。我们说“金木水火土”、“柴米油盐酱醋茶”。谁也不会说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以及茶”，这就不是中文了。

　　中文的博大精深

　　我们的中文传了几千年，到现在还在用，成为中华文化的载体。我常说，中华文化是个大圆，圆心无所不在，圆周无迹可寻，而以中文为其半径，半径有多长，这个圆就能画得多大。可是现在的中文面临很多问题，作为一个作家，写诗、写散文，中文该怎么写呢？当然用白话文，不过我还是常读文言，常读古诗。而文言也好，古典诗词也好，对于我下笔写诗为文都很有帮助。在紧要关头，我可以把文体变一下，用文言的简练、对仗、铿锵来应付特殊的情况。所以我的原则是“白以为常，文以应变”。白话是常态，可是我要变化，要浓缩，要加强的时候，会用一点文言的句法。俚语也不是不能用，“俚以见真”，用俚语很真率。“西以求新”，用英文的句法、观念来写，也可以介绍一点新的方式进入中文。一个作家掌握语文的筹码愈多，他手中的王牌就愈多，他的文体就比较有弹性，比较立体。有时候甚至可以把外文融入中国的成语。

　　很多人都认为“五四”以来我们改用白话来受教育，来写作，文言就可以靠边站甚至废掉了。可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文言还是有作用的。我们说话要简洁、铿锵、对仗的时候，文言就来了。它改变身份，变成成语留下来了。几千句的成语，我们每天说话躲不掉，要用很多。写文章，大而至于社论，小而止于小品文，甚至于记日记，都避免不了成语，尤其是四字成语。一个作家写文章充满了成语是病态，因为他的文章变成了古人的意见箱，那就很油滑，整篇没有自己的新语法，也没有自己的新思想。可是反过来说，一个作家写文章完全不用成语也简直不可能。要紧的是在这两者之间维持平衡，需要对仗、铿锵、简洁的时候用一点成语，也要用得恰到好处。

　　我后面举的一些例子都是四字成语。四字成语大概可以分成两组。一组是表示一种价值，一种观念，一种主张，比如“天下为公”，“众志成城”。另外一组是表示一种情况，并不主张什么，比如说“张三李四”，这是一个情况，表示有各色人等，不同的人。比如说“天长地久”、“千方百计”，这不是一种主张，不是一种价值观念，而是一种情况。以情况为主的四字成语往往是对仗的，此外尚有争先恐后、瞻前顾后、鸡飞狗跳、千军万马……随便就可以举出几百句来。为什么开口就 “张三李四”，而不是“张四李三”？就是因为它平仄调好了，“张三”平声，“李四”仄声，念起来铿锵对仗，好听。同样的，谁也不会说“千计百方”，“他千计百方要打击我”，人家会觉得好笑。“千方百计”平平仄仄，这就构成了四字成语的基本美学——对仗、简洁、铿锵。

　　四字成语往往表示一种状态。“千方百计”表示尽所有的能力，“千山万水”表示路途遥远。一个人出门不会爬过一座山就碰到十条河；不过，表示一种意念、一种价值的四字成语就跟这个不一样。你比如说“天下为公”它就不对仗，它的平仄也不是像这样调配的。“不可儿戏”就不是对仗的，诸如此类。最不正经的成语是什么？“乱七八糟”。按照我刚才说的美学，应该叫“乱七糟八”才对仗，不然呢“七乱八糟”也可以。不过它就不对仗，平仄也不对，所以它本身就是“乱七八糟”。这些常用的成语，你不想也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你去想就发现我们祖先的智慧。顺口的、简洁的、铿锵的、对仗的流传了下来，不顺口的自然就淘汰掉了。

　　现在的中文很受西化的影响，显得很罗嗦，也就忘记中文本来该怎么说了。比如报上说“美俄关系怎么样怎么样”，本来可以说“美俄关系颇不稳定”，八个字就完了。结果怎么说呢？“美俄关系充满了高度的不稳定性”，这就是罗嗦的中文。我们常常习焉不察，甚至于著名学者、作家都会用冗长、西化的语法来表达思想。因此我们应该维护中文，尽量写纯正有力的中文。

　　(余光中在南京图书馆的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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