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多斯基：自由越多，腐败越少

指路人

亚当·斯密研究中心是波兰最知名、成立最早的思想库。在波兰共产党仍然执政的上世纪80年代，这家以推动经济自由化为宗旨的民间智库就在华沙悄然成立。
　　“当时我们已经在研究，原来处于社会主义的国家如何进行经济自由化，实行市场经济”，亚当?斯密研究中心副主席安德列祖?萨多斯基（Andrzej Sadowski，下称“萨多斯基”）告诉记者，“共产党政府已经注意到我们的研究成果，而且开始实施我们的部分设想。1988年，共产党政府通过了一部自由化程度最高的经济法。”
　　虽然萨多斯基所提及的经济法并没有得到真正实施，但是在一年以后开始的波兰转型中，亚当?斯密研究中心发挥了重要作用。波兰顺利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从极权主义向自由民主制的转变，美国政治学家福山称赞波兰“在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剧变，简直就是一个奇迹，是我一生中从未经历过的奇迹”。目前，波兰已经成为国际公认的市场经济国家，也是金融危机以来唯一保持经济增长的欧盟国家。
　　转轨之初的满目疮痍早已成为历史，今天的波兰几近脱胎换骨。波兰不仅开启了东欧经济转轨的先河，而且对其他东欧国家的改革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样，波兰转型的经验对中国的改革与发展具有启示意义。
　　2011年底，记者应约赴波兰采访期间参观了亚当·斯密研究中心，并与萨多斯基先生进行了深入交谈。作为对转型国家深有研究的著名经济学家，萨多斯基曾数次来华访问，对中国也颇多关注。
　　“自由市场是最好的。自由越多，腐败越少”，萨多斯基说，“如果公民的富有来源于努力工作，社会可以接受；如果公民的财富是通过个人和政府的好关系得来的，就会形成社会不公，就可能导致社会动乱。”
　　“现在的波兰有两个世界”

　　《投资者报》：在转型之前波兰就已经有了经济自由化度最高的一部经济法，但在上世纪80年代波兰共产党进行过军事管制，在此期间怎么能够推行经济自由化政策呢？
　　萨多斯基：波兰转型并不是从1989年开始的，而是在共产党执政期间就开始了。1981年波兰共产党实行军事管制，停止一切工会活动，禁止罢工，实行宵禁，对200多家大企业实行军管，派军官小组分赴各省实施军管。后来军事管制失败了，波兰经济遇到危机，人们买不到鞋子，更买不到酒，几乎所有商品都要凭票购买。于是，执政党意识到必须进行经济改革。当时共产党面对巨大的经济危机，完全无法控制经济，于是就把经济领域放开了。从1985年开始，波兰允许外国企业进入，本地企业也允许有更大的业务范围。与此同时，波兰也开始了政治自由化。
　　《投资者报》：既然自由化已经开始启动了，为什么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果，乃至于波兰共产党最终还是下台了？
　　萨多斯基：因为时间已经太晚了，1988年12月波兰共产党通过新法律的时候，已经失去了人民的信任，没有人相信它确实在转型。波兰人民认为，若想获得自由与尊严，必须对国家体制进行一番根本性的改变。在人心思变的背景下，波兰共产党不可能以经济成就来维持自己的执政地位。
　　应该承认，共产党的改革措施虽然最后夭折，但这奠定了国内的经济自由化氛围，同时也有了较为有益的尝试，更激发了波兰民族自身的独立性。我个人认为，如果1982年，也就是在实行军事管制的第二年，波兰共产党就通过经济自由化法律，那么它有可能现在还是执政党。

　　《投资者报》：真的有这种可能吗？
　　萨多斯基：有可能。如果说在一段时期内人民没有饭吃，也没有自由，波兰共产党还可以靠强制力推行激进的经济政策，但是超过一定的时间之后，共产党就没办法了，因为它甚至无法保证党员的基本需要，从而无法执行自己的政策。例如，国家安全机构里的许多警察都提前退休了，因为国家财政没有更多的钱养活他们。

　　《投资者报》：包括波兰在内的一些转型国家都实行了“休克疗法”。为什么“休克疗法”在波兰获得较大的成功，而在俄罗斯却遭遇失败呢？
　　萨多斯基：波兰“休克疗法”的主要措施包括：改变所有制结构，实行国营企业私有化；改革国家财务制度；改革银行体制；开辟资金市场；建立劳动力市场，贸易自由化等。改革的目的是建立类似发达国家现行的市场经济体制，阻止恶性通货膨胀、实现经济自由化和私有化。
　　其他国家也采取了大体相同的改革措施，波兰之所以比较成功，有两个原因：第一，实行“休克疗法”的其他国家改革的范围比波兰要小得多。第二，波兰人特别喜欢也善于进行经济活动，而且比较勇敢，而其他国家相对保守。例如，在很多国营企业倒闭之后，波兰人马上寻找新的工作岗位。波兰转型之初，个体户一度达到600万。
　　可以说，现在的波兰有两个世界：一个是200万自由企业组成的“自由经济区”；另一个是国家控制的经济领域。德国的私有化过程用了十年，而波兰在转型20年之后，经济私有化还没有完成。

　　《投资者报》：我们还以为，波兰这样的转型国家，已经完全实行了经济私有化呢。
　　萨多斯基：最初在进行市场私有化时，波兰共产党仍然对一些行业保持完全控制。例如，共产党仍然保持着对中央银行的控制。波兰有些行业直到现在还没有私有化，如煤矿、钢铁等行业现在还有很多国营企业。

　　《投资者报》：是不是由于既得利益集团的抵制，才导致私有化的过程很不顺利？
　　萨多斯基：不，最重要的原因是，国营企业是政治家离开政治舞台后的好去处，他们可以在这些企业拿工资，享受福利。换言之，政治家们为了保护个人私利而反对私有化。

　　“政府自己不会创造财富”

　　《投资者报》：为了个人私利，政治家既可能拒绝私有化，也有可能积极推动私有化。
　　萨多斯基：是的。在波兰，人们经常所称的“私有化”并不是真正的私有化，而是政府把一部分的市场份额卖给一个公司，导致垄断。现在，在欧盟的压力下，波兰政府不得不进行真正的私有化。
　　需要说明的是，政府所进行的私有化对国家的发展没有任何影响。因为波兰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动力来自底层的、民间的经济活动。政府每次进行私有化都会取消一些工作岗位，形成失业。私人企业不一样，它们创造了许多就业机会。目前，波兰国营企业占有的份额越来越低，因为私有经济在不断地增长。波兰GDP的70%来自中小型企业，这些企业全部都是私营的。
　　《投资者报》：自转型以来，波兰GDP增长每年大概是多少？
　　萨多斯基：上世纪90年代增长速度是7%，如果加上灰色经济，可能超过10%。经济转轨无疑要付出一定的社会成本，指望不付任何社会成本轻而易举获得转轨的社会收益，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值得庆幸的是，波兰经济转型衰退期最短，仅仅持续了不到三年，1992年便实现了2.6%的增长，成为中东欧地区最早实现经济恢复增长的国家。1994年，波兰成为第一个国民生产总值超过转型前水平的转型国家。波兰被称为“欧洲正在升起的明星”、“欧洲腾飞之鹰”。
　　进入2000年以后，波兰经济增长下滑。原因是劳动力的成本比上世纪90年代上升了两倍，另外政府开始限制经济自由化活动。因为政治家发现“设租”可以提高腐败收益，于是开始对不同的企业实行许可证制度，限制别人的进入。
　　不过，虽然过去十年两次遭遇严重经济下行，但波兰经济始终保持正增长。在金融危机期间，波兰经济增长仍然达到4%，是欧盟国家里表现最好的。

　　《投资者报》：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波兰经济继续增长的奥秘是什么？
　　萨多斯基：第一，波兰还没有加入欧元区，不使用欧元反而成为一个“防火墙”。第二，波兰的中小型企业比较强、比较多，它们现在已经进入欧盟市场。虽然波兰没有西门子之类的大型企业，但是中小型企业很有竞争力，而且富有企业家的创业精神，从而帮助波兰平静地度过了金融危机。

　　《投资者报》：和波兰应对经济危机的措施不同，中国政府出资四万亿进行投资，以拉动经济增长，美国则由政府出资“拯救”银行。作为一位经济学家，你怎么评价这些“救市”的做法？
　　萨多斯基：世界上所有的政府都非常喜欢花老百姓的钱，因为政府自己不会创造财富，政府的钱都来自纳税人。不客气地说，是从纳税人那里“偷”来的。
　　无论是美洲国家的政府、欧洲国家的政府，还是中国政府，如果它们和现在一样浪费老百姓的钱，那么它们不会增加任何财富。
　　我们已经看到了，历史上任何没有节制地浪费纳税人金钱的政府，最后只有唯一的选择——下台。当然，我并不认为现在美国或中国政府面临下台的危险，但是这种做法肯定将影响老百姓的富有度。

　　自由越多，腐败越少

　　《投资者报》：在你看来，波兰的转型是否已经完成？未来波兰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什么？
　　萨多斯基：波兰已经成功地完成了转型，建立了市场经济和自由民主制。但这并不是说，波兰不再面临其他挑战了。总体的目标是维持当前的经济增长速度，从而使波兰可以继续追赶的进程，最终使波兰与那些富裕的西欧邻国之间的发展差距大大缩小。我们还应当对本国内的社会不平等状况投以很大的关注。

　　《投资者报》：波兰的转型比较平稳，没有发生什么暴力的事件，与一些其他中东欧国家相比，例如罗马尼亚，就有明显不同。原因是什么？
　　萨多斯基：不论在政府方面还是反对派方面，双方的精英都感觉到，如果波兰的体制运行不是那么良好的话，就必须做出改变。双方的精英都达成了这样的共识。在1989年他们召开了所谓的“圆桌会谈”，所以波兰的转型方式其实是旧势力和新势力之间达成一致的结果。我认为，对于波兰而言，这是一个伟大的成就。

　　《投资者报》：你前面提到，如果波兰在1982年就实行经济自由化，那么共产党执政可能会延续到今天。从中国的经验看，这种假设似乎并非没有可能。中国近30年来的经济增长非常快，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也很坚固，甚至有人把它总结为“中国模式”。你对这种“中国模式”有什么看法？
　　萨多斯基：如果共产党允许经济自由化，允许每一个人都可以依靠个人的努力而发财，不需要经过共产党的许可就能够完全自由地进行经济活动，那么共产党政府的执政地位也是可持续的。因为一个集权政府和一个自由化市场是可以结合在一起的。

　　《投资者报》：可以结合吗？
　　萨多斯基：完全可以，但条件是，这种集权政府不干涉经济领域。

　　《投资者报》：但是事实证明，一个集权政府很难不干涉经济活动。相反，它在腐败利益的驱动下往往有干涉经济的冲动。从世界看，腐败蔓延是集权国家的普遍现象。因此有经济学家说，在政治不民主情况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不能维持的，你同意这种看法吗？
　　萨多斯基：如果集权政府不腐败的话，即使政治不民主也没问题。腐败必然限制经济自由，反过来说，没有经济自由马上就会产生腐败。

　　《投资者报》：历史证明，集权体制下腐败往往是不可避免的。
　　萨多斯基：每个国家都有希望。一个不民主但是保证经济自由的政府，也没有问题。可是，如果公民进行任何经济活动都需要得到政府的许可，那就将产生腐败。有一位经济学家说，腐败是改革的开始，改革又是革命的开始。腐败引起改革，改革引起革命。

　　《投资者报》：那么改革和革命的区别是什么？
　　萨多斯基：在改革过程中，政府应该对改革的过程进行有效监督和控制，如果失去控制就会爆发革命，执政者下台。东欧转型就是一场革命。

　　《投资者报》：如果放在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背景下来看，中国是一个特例，它的改革没有引起崩溃。这是不是证明，“中国模式”是可以持续的，不会引起革命？
　　萨多斯基：我曾经访问中国，和一些官员有过接触和交流。我觉得，中国引起变革的可能不是腐败，而是一些富裕地区寻求独立的倾向。
　　波兰的腐败情况现在比较严重，甚至有些非洲国家比我们好，特别是有些非洲国家进行改革之后，成功控制住了腐败。所以我觉得，如果非洲能够做得到，中国也可以做得到。

　　《投资者报》：在你看来，只要放开限制，就会减少腐败。那在波兰的转型中，腐败情况有多么严重，是不是现在要比原来公平得多？
　　萨多斯基：确实，自由市场是最好的“防腐剂”。自由越多，腐败越少。
　　根据国际组织的调查，20世纪90年代腐败程度最低的是香港，波兰排第几十位。后来，波兰完善市场经济，学习其他国家成功防止腐败的手段与方法，现在的腐败比以前少多了。例如，波兰学习美国制定了《信息透明法》，靠这部法律，所有波兰公民随时可以知道政府怎么支付钱，支付什么样的项目，这对于防治腐败特别有效。所以每次新政府都努力想要取消这一条法律，但都失败了。
　　我们的亚当?斯密研究中心从一开始就告诉政府：必须保证经济自由。如果公民的富有来源于努力工作，社会可以接受；如果公民的财富是通过个人和政府的好关系得来的，就会形成社会不公，就可能导致社会动乱。■
投资者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