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再一次到了紧急时刻

开了

本报记者 任孟山 北京报道

《华夏时报》：周老师，您好！今年是邓小平南巡20周年。当年，您参与的以“皇甫平”为署名的系列评论文章，对邓小平南方谈话产生了重大影响。作为那段历史的一位重要见证人，您是如何认识南方谈话的历史意义和深远影响的？

周瑞金：在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的前一年，我主持解放日报社工作，于1991年2月-4月期间组织撰写和发表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的“皇甫平”系列评论文章，传达了邓小平同志最新指示精神。这4篇评论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但遭到了国内“左”的政治家和理论家们长达一年的大批判。这成了1992年春邓小平同志南巡的重要历史背景。

据说在1991年就皇甫平系列评论文章展开的交锋中，有一句话在北京流行着：“京都老翁，坐看风起云涌。”这表明邓小平同志当时非常冷静地、不动声色地观察和思考了1991年发生在我国的这场思想交锋。

进入1992年，中央就要开始酝酿十四大的主题、酝酿十四大领导班子的组成。这是我们党和国家最关键的时刻，邓小平同志选择这个时候，不顾88岁高龄，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和政治胆略，亲自视察南方，发表重要谈话，应该说时机选得非常好，不愧是具有远见卓识的伟大政治家。

邓小平同志南下，走一路讲一路，从武汉一直讲到广东、上海，这是一趟重启改革、回暖人心的阳光之旅，是“大音稀声扫阴霾”之旅！应当说，20年前重拾改革势头，是党心民心军心所向。与此同时，我也想强调伟人对历史走向的推手作用。

邓小平南方谈话，为党的十四大召开作了充分的思想理论准备，不仅对当时的改革和建设，对开好党的十四大，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对推动我国全面改革开放，对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完全可以说，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是中国共产党进一步解放思想、推进改革开放的宣言书，是动员全党全国人民冲破“姓社姓资”思想牢笼，大胆借鉴人类文明成果，推进市场化改革的进军令，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奠基之作。所以，邓小平南方谈话，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1935年遵义会议一样，起到了挽救党，也挽救了国家的伟大历史作用。

解放思想 尊重地方

《华夏时报》：那么，具体地说，当前如何凝聚改革共识，再造改革动力？

周瑞金：目前上上下下，都觉得改革推进乏力，对于存在的一些社会问题和改革方向，认识也不尽一致。大家都呼唤形成继续推进改革的政治共识。今天需要什么样的政治共识？党内有同志主张从1981年《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再出发，有学者提出以宪法为政府和民众共同遵守的底线。我在这里不想展开讨论改革的具体指向，我想着重谈谈如何打造改革共识。

改革共识的形成，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社会民主和党内民主并重。社会民主方面，建议重视互联网对社情民意的聚集作用，做好舆情监测，把握民意脉搏；同时，充分发扬党内民主更为关键。

与(上世纪)80年代甚至90年代初相比，今天各级领导干部的知识化、专业化水准更高，对主流民意并不隔膜。改革推进乏力，根源不在认识的局限，而在于深陷盘根错节的利益纠葛之中。

凝聚改革共识，另一个关节点，是尊重地方的首创精神。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农村改革，只有一个较为笼统的政策宣示：“必须首先调动我国几亿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必须在经济上充分关心他们的物质利益，在政治上切实保障他们的民主权力。”但是，安徽，还有四川、内蒙古等地，从广大农民、基层干部到体恤民情的省区政府，就是从中央打开的“小小的门缝”中看到了机会，合力把这道门缝越挤越大，一步步为“包产到户”正名，最终登堂入室。实际上，“三中全会”之所以成为新中国的伟大转折点，并不在于这次全会对改革做出了哪些具体部署，翻开会议公报和中央领导人的讲话，“改革”字样出现的频率并不高。“三中全会”的精髓，就在于邓小平的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据国务院政研室负责人于光远回忆，小平同志特别强调加强民主、解放思想、开动机器(脑筋)，他说：“一个生产队看到一块空地没有种树，有一块小水塘没有搞养殖，睡不着觉。开动脑筋可以增加多少财富？脑筋用在什么地方？四个现代化嘛！”下一步的改革，需要顶层设计，也需要顶层的包容，鼓励地方大胆实践。

《华夏时报》：近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前后，社会上对于改革的议论比较多，有人认为改革已经变质，甚至出现了改革已死的说法，也有人认为当前是否需要再来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您怎么看？

周瑞金：制度变迁需要最大限度降低社会成本，其中包括减少思想观念的阻力。从改革之初全党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到南方谈话所主张的“不争论”，再到广东前几年主张的“新一轮思想解放”，我看无论争论或不争论，其实都是党和人民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减少思想阻滞和社会成本的艰巨努力。

与二十年前、三十几年前不同的是，今天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推进社会改革、行政管理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需要着力破除的，主要不是“左”的纯意识形态的“画地为牢”，而是不彻底的市场化改革滋生的“特殊利益集团”的“步步为营”。有人拿出一些“左”的大帽子吓唬人，阻碍改革，恰恰是为了维护某些部门和一己的垄断权力、垄断资源，与民争利，甚至不惜与民为敌。

因此，能不能说，领导干部今天是否担得起改革重任，关键不在脑袋，而在屁股。脑袋清明开明并不困难，难在屁股是坐在利益集团那边，还是坐在人民这边，坐在中央政府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边。能否通过改革，毅然与不合理的利益格局切割，通过利益关系的重组，让利于民，提供社会公共品；放权于民，保障公民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以重新聚拢民心，维系和提升执政党的公信力和合法性。今天的思想解放和改革攻坚，比当年更加考验党员领导干部的党性和政治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