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危机路在何方？波兰前副总理评世界危机

远洋孤舟

　　2012年，全球经济形势仍不容乐观。欧债危机的持续发酵、美国经济形势的继续低迷、新兴经济体面临的高通胀都使得世界经济形势越发扑朔迷离。走出危机路在何方？从本期开始，《中国经济周刊》邀请波兰前副总理、波兰经济改革总设计师格泽高滋·W·科勒德克（Grzegorz W. Kolodko）在本刊开辟“科勒德克观察”专栏，为中国读者提供一系列世界政经观察报告。

　　格泽高滋·W·科勒德克波兰前副总理，曾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联合国经济发展研究机构及欧盟高级顾问，现任波兰华沙科兹明斯基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波兰智库主任。著有《真相，谬误与谎言：多变世界中的政治与经济》。

　　当前全球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美式新自由资本主义，也就是当代的“自由放任”。只有在英美自由资本主义的规则下，一个市场经济的国家才会出现这种危机。世界所经历的冲击是无数政治、社会、经济问题共同作用所产生的结果，技术原因也不容忽视，因为没有互联网或许也就没有了危机。也只有在特定的价值观、机制体系和政策的组合下，这些因素才会以某种方式共同作用，对危机产生的问题和过程继续推波助澜。这些恰恰就是美式新自由主义的典型特点。

　　缺乏机制干预的交易

　　新自由主义对个人主义的能力、目的和作用给予了绝对的高估，对贪婪给予了毫无必要的过度支持这个恶习被拔高为推动经济的品德。它忽视了经济的社会性，没有将人看成是经济活动的中心。新自由主义者只关心价值，认为世上所有都能转化为价值。根据他们的理论，任何东西都可能也应该进行交易，从而产生利润，包括心理预期，自然也有非理性预期。

　　从机制体系来讲，新自由主义将政府及其监管能力列为头号全民公敌。通过巧用媒体塑造舆论（必须承认，这点非常高明），通过利用一些对民意有导向作用的社会科学家（这点很不幸），特别是经济学家，它将小政府（弱政府）理念灌输给大众，降低了政府对自主市场规律的干预。但是，成就经济成功的唯一条件是将市场看不见的手和政府看得见的头脑有机结合，这点对新兴市场（不仅限于新兴市场）尤其重要。机制干预是当代资本主义的必然结果，然而，由于价值取向不同，特别是由于其对特别利益集团的服务目的，这个原则并没有被新自由主义者接受。

　　为大众利益还是牺牲大众服务小众

　　新自由主义政策将手段与目的混为一谈。经济政策的目的是可持续长期发展，可持续不仅仅指经济，也包括社会进步、生态发展。低通胀、正利率、平衡预算、快速私有化、固定或浮动汇率、税（当然要低）这些都是政策的杠杆和工具。经济战略和政策不可能唯指数论，指数仅仅体现了经济现象和过程。为了少数精英集团的财政稳固不惜以社会多数为代价，新自由主义者在政治上运用了诸如自由民主、私有制、创业精神、竞争和经济自由等富有表现力的自由主义理念（当然，这些倒也应该遵循）。但是，运用这些手段是为了大众利益，还是牺牲大众服务小众，是有着根本区别的。

　　更重要的是，当前世界经济动荡预示的不仅仅是金融和经济危机。它起步于严重的金融危机，并快速向实体经济延伸。在许多国家，实体经济正在减缓甚至崩溃。目前，危机又在向社会生活蔓延，并逐渐开始产生政治效应。这一切似乎还没有完结，文化的危机价值观、原则、意识形态已经开始显现。

　　新自由资本主义的体系危机

　　然而，这并不是整个资本主义的危机，毕竟它有自我适应的能力这已被历史多次证明、也将在可预见未来继续被佐证。但是，当前的危机的确是新自由资本主义模式的彻底崩溃。在危机彻底暴露之前，通过操纵舆论、玩弄政治，该模式运行倒还不错，有时还有上佳表现。这点在任何新自由主义倾向主导的国家都显而易见，从里根时代的美国、撒切尔时代的英国，到上世纪90年代推行“华盛顿共识”的拉美，再到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以及后来转型接受“休克”疗法的波兰。

　　当前，经过自我包装、无关痛痒的调整，新自由主义又在试图引领全球政治经济，我们亟须防止其再度祸患世界经济发展轨迹。理性出路只有一条，既然我们已经在后GDP时代，我们就需要后GDP经济。发展经济学的新范式必须走跨学科、非正统之路。（翻译：张璐晶）

　　新自由主义

　　一种经济自由主义的复苏形式。新自由主义强调自由市场的机制，主张减少对于商业行为和财产权的管制。支持通过国际组织和条约（如世界贸易组织和世界银行）对他国施加多边的政治压力；支持私有化，反对由国家主导的直接干预和生产（如凯恩斯主义）；强烈反对最低工资等劳工政策、以及劳工集体谈判的权利；反对社会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环境保护主义、以及公平贸易，认为这会妨碍民主的制度。在国外政策上，新自由主义支持利用经济、外交压力或是军事介入等政治手段来打通外国市场。打通市场意味着自由贸易和国际性的劳动分工。

　　精彩语录

　　面临严峻的挑战，新自由主义派束手无策，因为大势已去。美国要求其他国家遵守新自由主义规则，以适应全球化经济和新兴市场的经济新秩序，但是，它自己却无法适应不断变幻的形势。这种悲惨的结局如同恐龙的命运：不适应，即灭亡。

　　中国吸取了自由主义的精华，实行了自由经济；保留了原有制度中最重要的社会因素。这就避免了自由经济对政权带来的负面影响。西方国家常问中国成功的原因是什么。答案其实十分简单。探索中国成功的原因需要打破新自由主义思想的桎梏。只有把市场活力及其不可预见性同政府政策行为结合起来，才能取得这样的成果。

　　新自由主义和资本的结合几乎毫无限制，并且比政府、国际组织及其他任何潜在的合作伙伴更能施加影响力。然而，就是这样的联合导致了竞次（race to bottom）。打着“小政府”幌子减少税收和削弱国家力量的做法就属于竞次范畴。国家力量削弱了，就经受不起资本力量的考验。税收减少的影响会波及到社会转移支付方面，波及到为穷人、被社会排斥人群构建的安全网。限制管制并不能增进自由市场机构的职能；相反，它只能减少自由市场机构的职能。

　　“竞次”现象终有一天会结束。但并不是每个人都盼望那一天的到来，尤其是那些在“竞次”过程中获益的人。在危机发生前，我们根本不能采取必要的理性措施，因为采取这样措施的成本太高。由于对新自由主义抱着幻想，那些在混乱的全球化过程中受益的人甚至不能从容面对眼前的危机。这样的结果就是使整个全球经济都变得不理智。（摘自《真相，谬误与谎言》，更多内容请登录：www.volatileworld.net）

　　寄语中国读者

来源人民网-《中国经济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