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欧和东欧文学： 一个需要重新打量的概念

指路人

　“蓝色东欧”系花城出版社历时三年，重磅打造的大型东欧文学丛书。《世界文学》副主编、东欧文学研究专家高兴担任该丛书的主编，译者团队由余中先、李玉民等国内一流翻译家组成，计划在波兰、匈牙利、捷克、保加利亚、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等七国上千部文学作品中，去芜存菁，选译近百部精品之作分辑陆续推出。“蓝色东欧”丛书规模之大、覆盖面之广、发掘度之深，都是国内出版界前所未有的，因而已被纳入“‘十二·五’国家重点出版规划”。

　　此次“蓝色东欧”第一辑新书首发，共推出作品六部：伊斯梅尔·卡达莱的奇幻之作《错宴》、《石头城纪事》和《谁带回了杜伦迪娜》，得到米沃什盛赞的波兰作家塔杜施·博罗夫斯基的杰作《石头世界》以及罗马尼亚作家加布里埃尔·基富的《权力之图的绘制者》和高兴译的《罗马尼亚当代抒情诗选》。本文节选自丛书主编高兴在丛书第一辑首发式上的讲话。

　　东欧和东欧文学：

　　一个需要重新打量的概念

　　说到东欧文学，一般人都会觉得，东欧文学就是指东欧国家的文学。这好像不构成什么问题。但严格来说，“东欧”是个政治概念，也是个历史概念。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它特指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等七个国家。因此，在当时，“东欧文学”也就是指上述七个国家的文学。这七个国家都曾经是社会主义阵营的成员，都曾经是以苏联为首的华沙条约组织的成员。大家都知道，华沙条约组织由苏联牵头，成立于一九五五年，目的就是对抗以美国为首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这就形成了冷战时期的两大阵营：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

　　一九八九年底，东欧发生剧变。需要指出的是，东欧剧变是我们的说法，而所有当事国都称当时的事件为革命。东欧剧变后，情形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苏联解体，华沙条约组织解散，捷克和斯洛伐克分离，南斯拉夫各共和国相继独立，所有这些都在不断改变着“东欧”这一概念。而实际情况是，波兰、捷克、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国家甚至都不再愿意被称为东欧国家，它们更愿意被称为中欧或中南欧国家。

　　同样，不少上述国家的作家也竭力抵制和否定这一概念。昆德拉就是个典型。人们往往习惯于把捷克当作东欧国家，昆德拉却屡次三番强调，他的祖国属于中欧而非东欧。小说家昆德拉强调这一点，至少有两个意图：一、尽可能地躲避政治的阴影。二、表明他的文学渊源。第二点于他尤为重要。这样，他便把自己纳入了欧洲小说传统；这样，他便使自己同中欧文学四杰：布罗赫、卡夫卡、贡布罗维奇和穆齐尔处于同一片星空之下。我遇到的许多东欧作家对东欧这一概念都表现出了非同寻常的警觉。在他们看来，东欧是个高度政治化、笼统化的概念，对文学定位和评判，不太有利。这是一种微妙的姿态。在这种姿态中，民族自尊心也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然而，在中国，“东欧”和“东欧文学”这一概念早已深入人心，有广泛的群众和读者基础，有一定的号召力和亲合力。因此，继续使用“东欧”和“东欧文学”这一概念，我觉得无可厚非，有利于研究、译介和推广这些特定国家的文学作品。事实上，欧美一些大学、研究中心也还在继续使用这一概念。我曾经访问过的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就有一个实力雄厚的俄罗斯东欧研究中心。只不过，今日，当我们提到这一概念，涉及的就不仅仅是七个国家了，而应该包含更多的国家：立陶宛、摩尔多瓦等独联体国家，还有波黑、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塞尔维亚、黑山等从南斯拉夫联盟独立出来的国家。我们之所以还能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来谈论，是因为它们有着太多的共同点：都是欧洲弱小国家，历史上都曾不断遭受侵略、瓜分、吞并和异族统治，都曾把民族复兴当做最高目标，都是到了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才相继获得独立，或得到统一，二次大战后都走过一段相同或相似的社会主义道路，一九八九年后又相继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之后，又几乎都把加入北约、进入欧盟当做国家政策的重中之重。这二十年来，发展得都不太顺当，作家和文学都陷入不同程度的困境。用饱经风雨、饱经磨难来形容这些国家，十分恰当。

　　影响和交融：

　　东欧文学的两个关键词

　　换一个角度，侵略，瓜分，异族统治，动荡，迁徙，这一切同时也意味着方方面面的影响和交融。最近，我曾到萨拉热窝参加诗歌节。在萨拉热窝老城漫步时，我就看到了这样一幅景象：一条老街上有天主教教堂，有东正教教堂，有清真寺，有奥匈帝国的建筑，有奥斯曼帝国时期的大巴扎，饮水亭和钟楼。有时一幢建筑竟包含着东西方各种风格。这就是历史的遗产。这就是影响和交融的结果。我无限感慨。在文化和文学上，影响和交融，体现得尤为明显。甚至可以说，影响和交融，是东欧文学的两个关键词。

　　萨拉热窝如此，布拉格也是如此。总是听人在津津有味地谈论布拉格。谈论总统府，老城广场和查理大桥。谈论它特别的艺术氛围。谈论古老的查理大学。谈论它幽默、欢快的人民。有意思的是，谈论者中有许多其实并没有真正去过布拉格。没有去过，都能感觉到这座城市的魅力。这就是布拉格的神奇了。

　　生在布拉格长在布拉格的捷克著名小说家伊凡·克里玛，在谈到自己的城市时，有一种掩饰不住的骄傲：“这是一个神秘的和令人兴奋的城市，有着数十年甚至几个世纪生活在一起的三种文化优异的和富有刺激性的混合，从而创造了一种激发人们创造的空气，即捷克、德国和犹太文化。”显然，克里玛对布拉格有着绝对切身的感受和本质性的了解。布拉格魅力的根子可以在他的话中找到。

　　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布拉格的话，克里玛觉得就是：悖谬。布拉格充满了悖谬。悖谬是布拉格的精神。

　　或许悖谬恰恰是艺术的福音，是艺术的全部深刻所在。要不然从这里怎会走出如此众多的杰出人物：德沃夏克，雅那切克，斯美塔那，哈谢克，卡夫卡，布洛德，里尔克，塞弗尔特，等等，等等。这一大串的名字就足以让我们对这座中欧古城表示敬意。

　　波兰又是一个例子。在波兰，你能同时感觉到俄罗斯文化、犹太文化、法国文化和德语文化的影响，尤其是俄罗斯文化。尽管波兰民族实际上对俄罗斯有着复杂的甚至是排斥的感觉，但俄罗斯文学对波兰文学的影响却是巨大的。密支凯维奇、显克维奇、莱蒙特、米沃什等作家都曾受过俄罗斯文学的滋养和影响。密支凯维奇还曾被流放到俄国，同普希金等俄罗斯诗人和作家有过接触。米沃什出身于立陶宛，由于他的祖祖辈辈都讲波兰语，他坚持认为自己是波兰诗人。在他出生的时候，立陶宛依然属于俄罗斯帝国。他曾随父亲在俄罗斯各地生活。俄罗斯风光，俄罗斯文化，都在他的童年记忆里留下了深刻印记。

　　而在布加勒斯特，你明显地能感觉到法国文化的影子。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布加勒斯特有“小巴黎”之称。那时，罗马尼亚所谓的上流社会都讲法语。作家们基本上都到巴黎学习和生活过。有些干脆留在了那里。要知道，达达主义创始人查拉是罗马尼亚人，后来才到了巴黎。诗人策兰，剧作家尤内斯库，音乐家埃内斯库，都是如此。

　　……

　　红色经典与蓝色东欧

　　一个多世纪以来，我们尽管译介了不少东欧文学作品，但总体上说还远远不够，也存在着许多明显的问题。译介不够系统，过于零散，选题有时过于强调政治性，意识形态的长期干扰，等等，都使得东欧文学译介留下了诸多遗憾。如今，时代变了，我们终于可以用文学的目光来打量和面对文学翻译了。应该说，东欧文学翻译依然有着丰富的空间和无限的前景。就连经典作家的翻译都还存在着许多空白，需要一一填补。不少作家只是在中国报刊上或选集里露过面，根本还没得到充分的介绍。而恰佩克、塞弗尔特、齐奥朗、埃里亚德、贡布罗维奇、赫贝特、凯尔泰斯、卡达莱等等在世界文坛享有声誉的东欧作家也都值得深入翻译和研究。此外，还有不少优秀的新生代作家和作品值得我们去发现和翻译。系统地、艺术地译介东欧文学已成为一种可能，也是一种必要。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开始策划编辑和出版“蓝色东欧”系列文学作品。

　　顺便说明一下，长期以来，由于历史的缘故，东欧文学往往更多地让人想到那些“红色经典”。最典型的就是伏契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尤其是书的末尾那句：“人们啊，你们要警惕啊。我是爱你们的。”我想告诉大家的是，捷克学者经过深入研究发现，这句话并不出自伏契克的笔下，而是当局为宣传的需要特意创作出的。为了更加客观地翻译和介绍东欧文学，突出东欧文学的艺术性，有必要颠覆一下“红色”这一概念。“蓝色东欧”的寓意也正在此。它旨在让读者看到另一种色彩的东欧文学。“蓝色东欧”系列以小说作品为主，适当考虑优秀的传记、散文和诗歌等作品，翻译对象为二十世纪东欧杰出作家，注重艺术性、代表性，也会适当考虑当代性。尽量从原文译介。但由于东欧文学翻译队伍已青黄不接，也不排除从英语和法语等权威版本转译。文学是能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增添魅力的。它本身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魅力的一部分。惟愿“蓝色东欧”能让我们领略到东欧国家和东欧民族独特的魅力。

　 南方日报　文/高 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