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欧“言论自由”的界限在哪？

小飞侠

“我不同意你的说法，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这句话据称是法国启蒙思想家、被称为“法国良心” 的伏尔泰的名言。这句名言一直被美欧媒体和政客不遗余力地向全世界推广，作为捍卫“言论自由”标志性的符号。但随着一系列与“言论自由”沾边的重大事件在西方发酵， “言论自由”这一无可动摇的价值观开始陷入“自由争论”的漩涡。从英国的小报丑闻到法国的新书《勒庞万岁》，似乎都在提醒西方，应该重新审视伏尔泰的名言。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经过追查，伏尔泰并未说过这句话，这件事本身好像在西方“言论自由” 的说法上戳了一个窟窿。一个在欧美生活多年的中国学者称，在美国有18种“言论自由”不受保护，“欧洲人权公约”对言论自由限制的内容比言论自由的内容长一倍，在世界任何地方，绝对的言论自由是不存在的。

    伏尔泰“名言”被证伪

    被称为“媒体撒旦”的默多克19日在听证会上自称“度过了人生中最谦卑的一天”。对于“窃听丑闻”，许多英国民众呼吁应该令这个新闻帝国“土崩瓦解”，但也有人开始担心这是否会损害“言论自由”。日前，英国副首相克莱格在演讲中捍卫小报的“言论自由” 成了舆论的另一个焦点。《每日电讯报》称，如果你听听克莱格的演讲，你会清楚他究竟站在哪个阵营中。对于 “言论自由”的尺度，克莱格说得很清楚：即便媒体把他称为“纳粹”也没有关系。文章称， “不确切地引用伏尔泰那句名言，克莱格是在捍卫它们发表言论的权利”。克莱格的演讲立即引起众多指责。在《每日电讯报》网站相关新闻后，一名叫史密斯的网民留言说： “我不相信克莱格真会为报道自由说话。这种自诩民主派的人真的给了我们完全民主的社会吗？真正的民主和民主斗士不存在”。另一个叫丹尼尔的网民写道： “有趣的是，伏尔泰从来没说过这句名言。至于克莱格，他身上一点伏尔泰的影子都没有，倒更像一个拉选票的政客。

伏尔泰的这句“名言”近来在其 “发源地”法国也受到质疑。前不久， “记者无疆界”组织前主席罗贝尔·梅纳尔专门为法国极右国民阵线主席玛丽娜。勒庞撰写了一本《勒庞万岁》，此书立即在法国引起轩然大波。法国政论家阿帕蒂称，这本书用“勒庞万岁”为题目就是想表示极右思想在法国政治中应该有其存在的位置和理由，即“任何人都有权说出任何观点，哪怕这观点是垃圾，或违法的语言”。极右组织支持者则以伏尔泰的这句“名言”来为其辩护。这让许多法国学者感到震惊，一些学者开始追查起这句话的来源。结果发现，这句话根本不是伏尔泰所言，而是英国作家霍尔在1906年所著《伏尔泰之友》中所写，此时伏尔泰已去世上百年。

    实际上，近年来伏尔泰的这句话，甚至“言论自由”本身在西方已经成了许多极端言论的挡箭牌。梅纳尔在出版《勒庞万岁》后短短几个月内，足迹遍布各大电视台的热门谈话节目。梅纳尔宣称，言论自由是第一位的，如果法律妨碍了言论自由，那么法律也应该被踢开。而法国著名电台主持人巴斯卡和法国有线4台的阿帕蒂等著名政论节目主持人则称，在任何国家，言论自由都只能被限制在法律层面上。阿帕蒂称，国民阵线前骨干勒加鲁甚至曾妄图证明 “纳粹不可能用煤气室毒死几百万犹太人”，阿帕蒂呼吁用限制极端言论的“盖索法”对类似说法进行严惩。

  西方“言论自由滑向腐蚀边缘”

    近年来，由于受到经济危机的冲击，一些欧美国家排外、仇外等极端言论越来越有市场。将复杂的经济危机简化成“都是外来移民的错”成为有效争取选票手段。英国《泰晤士报》日前称，荷兰极右翼自由党党魁威尔德因发表攻击伊斯兰教言论而遭起诉，却被当地法院无罪释放。这名荷兰议员事后得意地表示这是“荷兰捍卫言论自由的胜利”。《泰晤士报》称，“言论自由当然没有罪，但一个人说什么另当别论。威尔德这样的人，我们必须要小心。”

    “言论自由是人人想要的。但在那个实施第一修正案的超级大国，言论自由正在滑向腐蚀的边缘。媒体不受约束，评论员信口开河，甚至通过更加煽动性的言语来诱发人们的情绪，这使得人们害怕、愤怒和增强戒备心，其结果并没有提升文明。”在谈到维基泄密事件以及美国国内极端言论泛滥的情形时，澳大利亚《悉尼先驱晨报》这样担忧地写道。该报称， “寻找合适的界限来界定言论自由应该是努力的一部分。”

    有学者称，实际上西方国家对言论自由一直存在各种约束。在言论自由上被认为“最开放”的美国，有人总结过美国宪法和人权宣言不保护的18种言论自由，大到泄露国家机密、危害公共安全、可能引发社会动荡的言论，小到包括扰乱课堂秩序、造谣诽谤、妨害城市公共交通、污言秽语、辱骂他人招惹民，对一系列反极端言论自由的法规采取了模棱两可的实用主义态度，即认为可以纵容时就放宽一下，觉得需要约束时就强调一下。或者对外的极端言论可以纵容，对内则会严惩。

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牧师琼斯去年曾扬言烧毁《古兰经》受到国际上的批评，但美国国内也有声音认为“应该允许琼斯有言论自由”。尽管这种对外的极端言论自由曾受到支持，但一旦这种言论影响到国内的统一等，就会立即遭到一致指责。纽约卡诺达拉莫高中一群学生不久前开玩笑打出了南北战争时南方联盟的旗帜，立即引来一顿口诛笔伐。纽约《每日邮报>9日称，尽管伏尔泰曾说过“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但在当前，这句话值得我们重新思索。文章称，“我们生活在一个自由国度，但我是否能够走进这个国家任何一个电影院，然后随意大喊‘开枪’？”该文称，这种行为可能会被司法体系视为 “实践言论自由权利的罪犯”。

    在日本，一些学者认为，日本的言论自由是跟政治有关。如富士施乐公司会长小林阳太郎曾表示小泉纯一郎应当停止参拜靖国神社，结果他不断收到死亡威胁，报警也不能解决问题，最终被迫收回对小泉的批评。但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每天大放厥词，甚至称支持 “造核弹”，也没有关系。

西方用“政治正确”树主流思想

    除了法律限制外，各国还有许多 “软限制”，即约定俗成的“政治正确” 来限制极端言论的影响，树立各自的主流思想。在加拿大，不能随意攻击“多元文化政策”，不得发表针对同性恋者的不敬言论；在天主教徒占绝大多数的爱尔兰，支持堕胎的言论受到严格约束，但在美国和加拿大，反对堕胎的言论却受到制约，62岁的激进反堕胎老太太吉本斯过去17年被逮捕20次，9年时间在囹圄中度过。

     在西方，针对女性、犹太人和黑人的贬义言辞不得在公共场合出现成了“政治正确”。前哈佛大学校长拉里·萨默斯曾因称“男人比女人更适宜在科学和数学方面发展”而不得不连续3次发表致歉声明，但是最终还是被迫辞职，成为哈佛历史上最 “短命”的校长。法国国际关系与战略研究所所长波尼法斯因发表《我们能否批评以色列》一书遭到攻击，曾担任社会党政府国防部长顾问的波尼法斯被开除，20多家报刊中断与他的专栏合同。

    日本关西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对《环球时报》记者说，极端言论的自由其实并不存在。从日本的历史看，极端言论存在的最大原因是有可利用之处，或者是政府需要，或者是政党需要。如果不需要的话，极端言论会很快被打压和取缔，极端组织也是这样的下场。比如日本之所以现在还有山口组这样的黑社会，就是因为当初右翼保守势力需要黑社会去做一些他们不便做的暴力事情，但现在日本的主题是维护社会稳定，所以山口组领导人近来接连被警方逮捕。

  南开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常健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言论自由在国际人权公约里属于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言论自由对于公民个人的发展、监督政府、促进社会发展来说都是很重要的权利。但言论自由到底应该开放到怎样的程度，西方国家也仍有争议。美国在上世纪30年代以及50年代初，言论自由也被限制得非常厉害。

    中国互联网上近来出现的各种言论也引起争议。常健认为，现在中国网络上的现实是，一旦有入主张言论自由要有限度，就会有人批评是搞专制、压制不同意见。他说，一方面，互联网上的言论提高了中国社会的多元化，但自由发言的同时更要对个人的言论负起责任。常健认为，一些散布暴力思想、民族冲突的言论已经侵犯了他人的自由和权利。这种“言论自由”达到不负责任乱说的程度有可能对社会产生更大的负面影响。因此，从法律和行政管理角度应有适当方式来防止负面作用的扩大。

来源： 环球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