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商和闽商比较研究:基于资产总量,国际化程度和历史渊源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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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以2009年“全球华商富豪500强”为例,对当代浙商和闽商的资产总量和国际化程度进行了比较研究,并将两者细分,分别从国内浙商和国内闽商不同的发展路径;海外浙商和海外闽商各自的历史渊源、住在国所在环境政策及商业文化等方面因素,深入分析两者在地域性资产总量差异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并就海外闽商发展的成功经验,探寻其对海外浙商发展的启示。

关键词:浙商;闽商;资产;发展路径;历史渊源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154(2010)11-0026-06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民营经济迅速崛起,成为中国民营经济最为发达的省份之一。伴随着民营经济的成长,是备受关注的“浙江模式”、“温州模式”,以及与之相伴的浙商的崛起。浙商,有“无浙不成商”盛誉,是目前中国国内人数最多、分布最广、实力最强、影响最大的民商群体。然而,如以国际化视野看浙商,其资本总量和国际化程度与另一著名商帮——闽商相比,则有相当的差距。本文以闽商作为参照,拟对浙商和闽商两大商帮的资产总量和国际化程度进行比较,并探寻二者在地域性资产总量差异背后的深层次原因。
一、浙商和闽商资产总量的比较

对浙商和闽商资产总量的考察和比较,以“全球华商富豪500强”较具代表性。由世界杰出华商协会组织评选的“全球华商富豪500强”,排名主要以华商富豪的个人财富为主要评价指标,包括国内商人和海外华商(指大陆以外的华人商人,包括已入外国国籍的华裔商人、侨居外国的华侨商人以及港澳台商人)。在时间跨度上,选择2009年“全球华商富豪500强”的排名进行分析。

(一)浙商和闽商的资产总量相差悬殊

根据2009年“全球华商富豪500强”数据分析,上榜的浙商有74人,资产总额为2973.15亿元人民币,闽商为70人,资产总额为6177.36亿元人民币。在全球范围内,浙商的资产总量与闽商的差距较大,仅为闽商资产总额的48%,还未达到闽商资产总额的1/2。本文分别以排名前5位和后5位的浙商和闽商的资产总量对比为例。具体见表1和表2。

表1选取的数据是根据2009年“全球华商富豪500强”,分别排在前5位的浙商和闽商的资产额。前5位浙商的资产总量为726.45亿元人民币,闽商则达到1769.93亿元人民币,同样都是各自的前5位,但闽商资产总量是浙商资产总量的2.44倍。表2选取的数据是分别排在最后5位的浙商和闽商的资产额,后5位浙商的资产总量为85.50亿元人民币,闽商为91.51亿元人民币。排名后5位的闽商与浙商的资产总量对比虽然没有像前5位那样出现较大的差距,但实际的资产总量差距,依然是闽商占据略微的优势。

从分布区域来进一步细化,双方的资本实力对比又呈现出不同的结果。上榜的国内浙商有69人,资产总量共2503.61亿元人民币,国内闽商有29人,资产总量共1176.67亿元人民币。上榜的国内浙商人数和资产总量均为国内闽商的2倍多。由此可知,之所以会出现浙商和闽商资产总量相差悬殊的情况,关键在于海外领域,双方的资产数量对比与国内的情形形成鲜明的反差,即海外闽商的资产总量远远超出海外浙商的资产总量。本文的海外浙商和海外闽商分别指祖籍地为浙江和福建的海外华商。根据2009年“全球华商富豪500强”的数据,海外浙商仅5人,资产总量为469.54亿元人民币,这个数据显示所有上榜的海外浙商的资产总量,还不及排在海外闽商榜首的郭鹤年个人的资产量478.42亿元人民币。海外闽商共41人,资产总量高达4995.69亿元人民币。虽然海外浙商在全球的数量分布众多,但绝大多数人经营的都是中小企业,因而上榜的海外浙商数量稀少,不及海外闽商人数的1/8,其资产总量还不到海外闽商资产总量的1/10,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浙商和闽商的资本行业分布高度集中

浙商和闽商的资本行业高度集中在房地产、金融业、纺织服装业、生物制药、食品及通信光缆等几个主要领域。在上榜的74位浙商中,有28人从事房地产业务,70位闽商中,有19人从事房地产业务,可见,房地产是浙商和闽商资本都高度集中的领域。另一资本高度集中的行业便是金融业,这主要是闽商尤其是海外闽商投资经营的重要行业,70位闽商中,有17人从事金融业,其中,41位海外闽商中,就有15人从事金融业,占36.6%的比例。在制造业方面,74位浙商中,有51人所从事的行业都涉及制造业领域,其中涉及高新技术产业的有8位。70位闽商中,只有27人从事制造业,其中涉及高新技术产业的仅2位。作为第一产业的农业,浙商基本上没有涉及,闽商有3家从事农业。

因此,从资本的行业分布来看,浙商的资本行业分布主要集中于以制造业为主的第二产业领域,而闽商的资本行业分布则以房地产、金融业等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领域,制造业所占的比例相对来说较小,技术含量较高的高新技术制造业的数量可以用凤毛麟角来形容,行业结构比例失衡。

值得注意的是,浙商和闽商从事的行业分布,也影响到二者的资产总量。以排名前5位的浙商和闽商从事的主要行业分布为例,具体见表3。

由表3可知,在浙商从事的资产行业中,排名前5位的浙商,以制造业为主要投资领域,排名前5位的闽商,则以金融业为主的第三产业为其投资的主要领域。由于闽商从事金融业的比例较高,金融业相对于制造业为主的第二产业,虽然风险大,但利润也更为丰厚。在国内,由于金融行业的“软门槛”高,民营资本进人金融业历史较为短暂,因而国内资本并没有太多地进入金融行业,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以从事第二产业为主、很少涉猎金融业的浙商资产总量的增值。

(三)资产分布呈现出明显的地域特征
浙商和闽商的资产分布除了大范围集中于浙江和福建之外,在两省之外的分布比例并不高,浙商在浙江以外地区占26%,闽商在福建以外地区占16%。除了自己的家乡之外,他们大多乐于在经济高度发达的上海、北京、广东等地区投资,其投资分布呈现明显的区域集中性特征。见表4:
海外浙商和海外闽商资产的分布区域也高度集中。海外浙商上榜的数量仅有5人,除1家企业位于美国外,其余4家企业均集中于港台地区。由于闽籍华人大多居住在东南亚国家,海外闽商资本也因此高度集中在闽籍华人占较大比例的东南亚各国,主要是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其中上榜的8位菲律宾华商全部为海外闽商,这主要和菲律宾华人中90%都是闽南人有关;在印尼8位华商中,闽商有7位,占87,5%;在新加坡16位华商中,闽商有11位,占68.7%;在马来西亚位8位华商中,闽商有5位,占62.5%。除此以外。海外闽商在港台有10人,都集中在台湾地区,占14.93%。在东南亚各国之外,几乎没有闽商上榜。见表5:
二、浙商和闽商国内外资产总量呈现差异的原因分析
根据2009年“全球华商富豪500强”数据,浙商和闽商之间的资产总量差距非常悬殊。但将二者国内和海外的资产总量分开统计时,呈现的结果却是双方的实力各有千秋。即国内浙商的资产总量是国内闽商的
2倍之多,而海外浙商的资产总量不到海外闽商的1/10。可见,浙商和闽商的资产总量比较在国内和海外是两番截然不同的景象。为什么在国内被誉为“第一大商帮”的浙商在海外的资产实力要远远逊于闽商,有“海外第一大商帮”之称的闽商在国内的资产实力与浙商也相去甚远呢?本文尝试从历史和现实两个方面来剖析浙商和闽商国内外资产总量呈现差异的深层次原因。
(一)国内浙商和国内闽商资产总量差异的原因分析
唐中叶以来。浙江就是全国经济最为发达的省份之一,浙商自然也成为中国最活跃的商人群体。浙江经济在改革开放以前,政府直接支持的工商业基础较为薄弱,因而,其经济发展主要依靠民间资本的自主推动。浙商大多出生于百姓,文化程度低,但凭着对商机的高度敏感和骨子里脚踏实地的务实作风,以经营小型家族企业作为起点,充分利用血缘、乡缘网络,普遍重视建立和运用商会(包括地区商会、行业协会和同乡会等)来获得发展,从而“抱团”成紧密的产业集群,逐渐获得“族群”对本行业及相关产业链的主导权,浙江因而成为当代中国民营经济最为发达和活跃的省份之一。
闽商由于地理因素和历史传统,长期以来形成了海外谋生的传统。早在13世纪,就兴起了闽南海商集团,17世纪郑氏海上帝国时期达到全盛,到19世纪中期主导了中国海外华商网络。可以说,闽商的发展有其先天有利条件和先祖打下的良好基础。国内闽商的起步和浙商基本同步,都始于改革开放之后。但闽商不像浙商的创业资金和原始积累基本上都来自于民间的非正规金融渠道的集资,其创业资本和原始积累大多来自于海外闽商的直接投资或侨汇。如1992年,中国80%的外商直接投资来自东南亚华商资本,这其中海外闽商资本就占相当比例。尽管有先天优势条件,但闽商发展速度却落后于浙江。这其中有客观的原因,如福建省基础设施建设、交通条件落后;也有主观的问题所在:对外资依赖程度高,外商投资企业多为中小型外贸企业,科技含量不高,在市场中缺乏竞争力;在产业升级和社会整体发展战略方面明显弱于江浙等省份。近年来大量海外闽商转往外省投资,也影响了福建省经济的发展。此外,闽商的合作精神不如浙商,缺乏大团队精神。在现代化过程中,这种缺乏团队精神就使现代化社会的分工、整合意识难以被接受。上述种种因素,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闽商企业的规模化、集团化发展。
(二)海外浙商和海外闽商资产总量差异的原因分析
1　海外浙商和海外闽商的历史溯源。早在17世纪中期,以浙商为主的三江帮就在中日贸易中占重要地位,在中国与东南亚贸易中也有一席之地。18世纪以后,随着闽商在海外日益强大,浙商逐渐淡出海外贸易和海外移民。近代以来有史可考的是在19世纪末,永嘉人田合通的父亲前往德国经商,并加入德国国籍,“其母及其妻皆系西女”。此后,温州人陆续赴欧洲谋生。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浙江赴欧谋生的小商小贩达数千人,他们在欧洲安居并开设皮革小工厂或从事餐饮等行业。早期海外浙商人数不多,企业生产和经营规模也相对有限。真正意义上的海外浙商主体是1978年改革开放后前往欧洲各国创业的新移民。他们在经营传统产业的基础上,经营领域也扩展到外贸、房地产开发、化工、超市、电子业、金融业等领域。但由于经商历史普遍较为短暂,整体而言,海外浙商从事的行业,起点较低,资金分散,再加上传统的经营模式。使得企业经营规模普遍较小,资金很难聚集在一起来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企业的现代化转型,不利于企业的长足发展,其经济实力因而也较为有限。
相对于海外浙商,海外闽商在海外经商侨居的历史要悠久许多。在宋元时期,随着闽南海贸的繁荣,很多人因经商、受雇乃至仕禄而留居南洋,有“住蕃虽十年不归”而成为华侨者。明清时期已有大量福建人因贸易而移居海外。鸦片战争以后,虽然闽南商人独步中国海外贸易的局面不复存在,但闽南籍海外华商,仍一直是东南亚举足轻重的商贸力量。早年海外闽商多以从事小型贸易和种植业为主,其后涉足制造业,一般多为家族独资或合伙经营,规模甚小。二战后,东南亚华商资本逐渐向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转化,经济实力日渐强大,20世纪70年代以后,涌现出像郭氏兄弟集团、三林集团这样的大型跨国企业集团,在所在国经济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在中国大陆实行改革开放之后,海外闽商又抓住大陆经济所蕴含的巨大商机,与港商、台商合作共同推进两岸=三地的经济整合,进一步壮大资本实力。例如20世纪90年代印尼华商林文镜便与台湾潘氏集团联手在福清成立冠捷电子(福建)有限公司,1999年冠捷在香港证交所成功上市,2004年冠捷电子收购荷兰飞利浦的显示器业务成为全世界最大的PC显示器生产厂商。

纵观二者的发展历史,海外闽商的历史要悠久许多,在长期的海外贸易经营过程中,累积了巨额的财富和商业操作经验,由此奠定了其在东南亚各国崛起的基础,并成就了一批在东南亚市场乃至国际市场中都较为引人注目的大型华人跨国企业集团。作为以新移民为构成主体的海外浙商,由于其在海外创业和发展的历史大多源于改革开放以后,时间跨度小,绝大多数企业仍然处于资本原始积累时期,企业经营无论在规模上还是效益上都与海外闽商企业存在较大差距。
2　海外浙商和海外闽商住在国的环境政策比较。除了历史发展的客观原因之外,海外浙商和海外闽商住在国的环境政策也是产生双方资产总量差异不可忽视的原因之一。
海外浙商分布的重点区域是欧洲等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欧洲在财政、税收、法律、宏观市场调控等方面都具有较为完备的体制,且执法严格,这就使得在此创业的海外浙商必须严格遵循当地的各项规章制度来进行操作。近年来,海外浙商充分利用“中国制造”、“浙江制造”的优势,在把握住在国国情、民情的基础上,在当地一些人口密集、区位优势明显的地区,设立专营中国商品和浙江商品的专业市场。如旅欧侨商建立的西班牙“拉瓦匹斯市场”、匈牙利“四虎市场”等都是知名度颇高的海外浙商专营的市场。虽然海外浙商的经济在近几十年中获得了很大发展,但基于住在国环境政策因素的制约,其发展速度不可能像二战后的东南亚闽商那样,由于住在国环境政策的改善而实现经济的腾飞。迄今为止,与住在国当地的中小企业相比较,海外浙商企业的规模、效益、管理等都有待进一步的提升,其经济实力仅是住在国经济的有益补充。
海外闽商自宋元至19世纪中叶,一直主导中国海外贸易,其移民社区遍布东南亚各贸易港。早在17世纪前期,海外闽商即建立各类同乡社团,以促进同乡之间的商业合作。20世纪初,东南亚地区已出现了华人银行和华人商会,大多是闽商主导。二战后,东南亚国家纷纷独立,为发展民族经济,开始实施较为宽松的人籍政策,很多闽籍华侨纷纷入籍,闽商资本由原先的华侨资本演变为华人资本,成为当地民族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虽然这期间出现了东南亚国家对华侨实施的限制排挤政策,但20世纪60年代以后,这些国家对华侨、华人的政策有了较大的改变,逐步把加入本国国籍的华人视同本国公民平等对待,这就促使他们在经济地位和政治认同上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海外闽商也主动投入到住在国的经济建设中去。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东盟各国的经济格局通过全面调整,进一步开放,加强了各国之间以及与西方发达国家的联系,海外闽商资本也不断突破所在国的界限,开始成为国际资本的一个组成部分。由此发展并壮大起来的大型企业集团拥有数十家乃至上百家企业或子公司,形成较强的规模经济效应,对住在国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可见,海外华商资产总量的累积与他们住在国的环境政策是息息相关的。海外闽商在住在国的历史悠久。其成长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伴随着东南亚各国经济的起步和腾飞来展开的。海外浙商的发展环境,从一开始就是在一个市场经济相对成熟、各种规章制度较为完善的环境中起步,他们能够利用的有利环境和政策可谓相当有限,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它的发展空间,再加上发展时间短暂,其资产实力远远逊于海外闽商也在情理之中。
3　海外浙商和海外闽商的商业文化比较。海外浙商深受浙东传统文化精神的影响,强调经世致用和务实。但从文化的根源上来说,则存在目光短浅,极端功利等问题。多数是通过老乡带老乡的方式去到海外,做生意和过日子都喜欢集群式、抱团化、排外化,热衷于在自己的同族、同乡中构建商业网络。最初小老板的起步资金几乎不需要很久的积累,有人要开店,亲戚朋友都会解囊相助。这种互助行为对于初在海外创业者有较大的实效性,但长期以往,商业活动的范围仅限于自身群体之内,并不利于他们在海外的发展、保护自身的权益及融入当地社会。
历史上,海外闽商主要沿着海上丝绸之路下南洋谋生,具有以海洋文化为基础的冒险精神和崇商意识,有吃苦耐劳的品质和强烈的老板意识,是典型的客家商业文化。此外,他们善观时变、因势制胜,注重商业信誉。海外闽商的迅速崛起和取得骄人的成绩,除了得益于上述提及的优点之外,还有一个特点也显得尤为重要,那便是他们的环境适应能力很强,并善于利用当地政府的资源。在东南亚的海外闽商中,有的本身就是当地政府成员,有些则是政府的决策顾问,或是政府领导人的私人朋友,有些是国会议员或地方议会议员,因此华商影响政府决策的资源很多,手段与方式也非常多元化。林绍良就是善于利用政府关系的典型代表。在印尼独立战争时期,林绍良同印尼军政界建立的牢固的联盟关系,为他日后在印尼迅速扩展自己的事业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这点也是海外浙商在住在国发展过程中可以借鉴的经验。
三、闽商的海外成功经验对海外浙商的启示
浙商和闽商国内和海外资产总量的比较和差异,凸显出浙商资产实力在国内占据着主导性的优势地位,闽商资产则在海外拥有响亮的话语权。于浙商而言,其在海外的发展,可以借鉴海外闽商的发展路径和经验。
(一)搭建更为系统和完善的海外浙商网
海外闽商在东亚地区的跨国发展,很大程度上依托庞大的华人商会、同业社团、宗亲会和同乡会等各种网络平台,“网络充当了信息桥,把不同界限和等级的人联系起来,个体通过社会关系网络可以获得许多有价值的信息”。通过各种网络平台,海外闽商能实现信息、资本、技术及其他的要素资源得以跨越国家的边界,实现最佳的配置。而浙商的联系平台则相对单一(如同乡商会)或狭隘(通常仅限于地区),缺乏多元和跨地区乃至跨国界的联系网络。海外浙商可以参考其网络平台的构建形式,在海外搭建系统的、全方位的、组合更多元、覆盖面更广的海外浙商网络。
(二)加强政府与海外浙商之间的交流和互动
福建省政府高度重视海外闽商对福建乃至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从1990年以来,不断通过官方和非官方的渠道和海外闽商保持密切的联系,如通过定期举办“世界闽商大会”、各种“世界宗亲大会”、“世界客家大会”、各县市的同乡大会(如世界晋江人大会、世界安溪人大会、世界惠安人大会)等,来联络海外乡亲,共襄支持家乡的盛举。同时,协助海外闽商搭建相互联络的平台,推动海外闽商之间及其和福建本省的经济合作。改革开放以来,福建外资80%以上是海外闽商的资本。同时,海外闽商也在政府的协调下增强凝聚力,通过闽商之间共同投资或相互持股方式,增强各自的企业实力。浙江省政府可以借鉴闽商在引资方面的经验,充分挖掘海外浙商的商业价值,通过各种畅通渠道来加强与他们之间的联系,出台相应的激励措施,积极鼓励他们回家乡开展投资合作业务。同时也可利用他们在海外的商贸网络,来推动国内浙商及其企业走出国门,与海外浙商及其企业展开双向互动和合作,在不断的交流和合作中把企业做强做大。
(三)积极促进产业结构的转型和升级,加强协作,以合力来发展具有自身优势的主导行业
海外闽商雄厚的资产实力,与其产业结构中的多元化经营战略息息相关。在所从事的各种行业中,海外闽商在金融业、服务业等第三产业领域具有较为明显的优势地位,从事这些行业的利润较制造业等第二产业而言,利润更为丰厚。海外浙商由于发展历史较为短暂,同时受全球经济不景气的影响,大多数海外浙商的产业结构依然集中于餐饮业、制衣业、贸易行业等技术含量低、劳动密集型、缺乏竞争力的行业领域。因此,在发展模式上,海外浙商应积极研究住在国的经济发展和运作模式,顺应住在国经济发展模式,促进企业转型升级,提升企业的竞争力,并通过构建的华商网络,加强协作,以合力来发展具有自身优势的主导行业,形成规模经济效应,促进企业的集团化、国际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