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忘却的纪念--奥斯维辛引发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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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斯维辛”是个沉重的名字。说它沉重，是因为众所周知，奥斯维辛是个“死亡工厂”。但即便它拥有令人难以承受的千钧之重，对于我们来说，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5周年后的今天，谁都无法回避。我以为，在“魅力波兰”这个偌大的主题框架下，那些美好芬芳、绚烂愉悦的事物是一个方面，而曾经的苦难、当下的反思以及未来的警醒，毫不逊色、当仁不让地也成为波兰国家形象中举足轻重的片段之一。

　　奥斯维辛是波兰南部一个只有4万居民的小镇。七年前，我第一次听闻它的名字，听闻七十年前那场惊世骇俗的血雨腥风。

　　1940年4月27日，纳粹德国党卫军首领希姆莱下令在奥斯维辛建造集中营。自此，奥斯维辛逐步演变成二战期间最大的纳粹集中营、欧洲犹太民族最大的杀戮中心。在漫长的五年间，奥斯维辛成为纳粹主义受害国人民挥之不去的梦魇。

　　在一个寒风瑟瑟的冬日，我踏上奥斯维辛的土地，去追寻那段不堪回首的记忆。天低云暗，小镇被笼罩在灰色的肃穆与沉寂之中。我身边的人们，默默地走动，不由自主地停下脚步，用表情和手势交流。在这里，时空是凝固的，一切都悄然无息，人们似乎要用沉默来祭奠受难者的嘶吼。

                                        

　                                                                       　（布热津卡营的岗楼）

　　站在布热津卡的岗楼上，我看到一条条铁轨通往当年的毒气室和焚尸炉。时光转回1944年，一列列拥挤不堪的火车驶进奥斯维辛，车里的乘客几近崩溃边缘。党卫军的军医们，表情木然地，对被押抵的人群进行筛选，有劳动能力的被送往工场，其余的则被送进毒气室。在铁轨的两端，一边是毫无悬念的死亡，一边是生不如死的高强度劳动。奥斯维辛不存在选择，人们面对的，除了地狱，还是地狱。

                         

　　                 （面临党卫军的筛选）                                                                  （走向毒气室）

　　事实上，布热津卡营只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一部分。除此以外，奥斯维辛主营、莫诺维茨营以及40多个分营遍布波兰南部整个西里西亚地区。随着时间的推移，德国法西斯分子对其不断扩建，到二战结束时，整个集中营占地面积已经达到40平方公里。

                                       

　                                                                （奥斯维辛各集中营分布图）

　　在奥斯维辛主营的大门前，人们纷纷驻足留影。大门上写着“劳动引导自由”，这不啻于绝妙而又滑稽的讽刺。奥斯维辛的字典中绝没有自由二字，有的只是欺骗和残酷。大部分被押送至集中营的犹太人在抵达时仍然深信是向东欧“迁徙”，他们以为德国人为他们购置了土地、农场和商店，在工厂里为他们准备了工作。很多善良的人们，把贴身贵重的物品，连同对生活美好的企盼，一并带进了暗无天日的“坟场”，从此一去无复返。

                                       

　　                                                                   （奥斯维辛主营大门）

　　1945年1月27日，苏联军队解放了奥斯维辛集中营。110万永远逝去的幽灵仿佛一条鞭子，时时抽打着7650名幸存者和所有的后人。走在集中营里，看着四周电网密布、处处壁垒森严，哨所、绞刑架、毒气室、焚尸炉、死亡墙……这一切的一切，寒气逼人，夹杂着阴森森的空气，让人毛骨悚然。

　　然而，透过这些，你或许也能够发现，总有一种力量会让你深深感动。

　　总有一种力量让你深深感动，这种力量叫做直面人生。我们很难想象，对于20世纪人性之恶的这场大灾难，那些受害者们该怎样面对。但是，在集中营里，人们用自己的笔和心，来记载悲剧、书写信念。集中营里遗存下来的诗作、画作，甚至偷偷发行的报纸，让后人感受到了它们所承载的快乐与哀愁、希望与绝望。从中，我们嗅到了自由的气息。面对残酷，人类依然可以保持尊严，可以选择心灵的自由。

　　“那只蝴蝶，是最后的一只。蝴蝶不住在这里，不住在集中营。”

　　这首《蝴蝶》的作者，是位名叫巴维尔·弗里德曼的年轻人。1942年4月，他被遣送至集中营，那年他刚满21岁。两年后，他被毒死在奥斯维辛的毒气室里。在那充斥着腐臭与毁灭的人间地狱，年轻也无法抵御恐惧。而那只蝴蝶，金黄色的蝴蝶，连同太阳金色的泪水，在巴维尔最黑暗的生命里，透射出一抹最鲜艳的光亮。

　　“我是一个犹太人，永远不会改变。纵然我要死于饥饿，我也不会屈服。”

　　弗兰塔·巴斯的这首《我是一个犹太人》发出了铿锵有力的呐喊。小弗兰塔13岁就被杀死在奥斯维辛。但他在肮脏无助的环境里，用光明定义了无尽的黑暗，用坚定的信念点燃了枯竭疲惫的身体里的烛火，让我们不能不对人类灵魂深处隐秘的庄严深表敬畏。

　　总有一种力量让你深深感动，这种力量叫做承担历史。对于那噩梦般的岁月，人们没有选择避而不语。由于幸存者的记录、目击者的陈述、学者的潜心研究，我们今天能够详细地了解那段历史，认识一个真实的奥斯维辛。我们的记忆被唤醒，良心被叩问。对待惨痛的历史，正如同剥洋葱一般。一层一层地剥，即便会让人鼻酸流泪，但终会见到大白于天下的核心。

　　1948年，联合国批准了《关于防止种族灭绝罪行的决议》。这项决议的最初提倡者是波兰犹太律师拉斐尔·莱姆金。他在二战早期成功逃离了欧洲，1945年以后，他为屠犹事件深深触动，也因此创造了“GENOCIDE(种族灭绝)“这个词。

                          

 

 

　　                     （拉斐尔·莱姆金）                                                        （勃兰特的“惊人一跪”）

　　同样令人感动的是德国的勇于反省与担当。当德国前总理勃兰特在华沙犹太死难者纪念碑前下跪忏悔的时候，当德国政府立法规定反对纳粹主义的时候，当德国社会寻求赎罪与反思的时候，我们看到了这个民族在战争罪责问题上的坦诚和良心。在奥斯维辛集中营解放60周年的纪念活动上，时任德国总理的施罗德说，“即便是有一天，死去的人们的名字可能在人类的记忆中淡漠了——他们的苦难命运将永不会被遗忘。他们安息于历史的心中。”

　　是的，历史的传承与记忆是我们的责任。忘记历史等于背叛过去，或者说，失忆等于第二次屠杀，回忆等于第二次受难。为了避免历史性的悲剧重演，我们不能忘却，也无法忘却。为了从历史中汲取教训，我们宁愿选择受难。

　　奥斯维辛博物馆展出的一幅幅触目惊心的图片还使我想起中国经历的苦难。遭遇血腥屠杀的南京、日本关东军进行人体试验的哈尔滨和长春，都可以被称之为“中国的奥斯维辛”。鲁迅先生曾说，“中国境遇，颇类波兰”。中国在抗日战争期间的历史伤痛，同奥斯维辛一样，召唤我们时刻回顾并且牢记，从而以史为鉴，面向未来。

　　从奥斯维辛博物馆出来的时候，天空开始放晴。死亡墙旁边的空地上，几束并不起眼的野花正在绽放，在阳光下发出淡淡的金黄。集中营大门外的草地上，孩子们正在追逐玩耍。阳光打在孩子们的脸上，温暖留在了我的心里。在血与泪的印痕之后，一切又何尝不是新的开始呢？

 

驻波兰使馆政治处随员 江露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