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难之殇：波兰人自己的记忆

高瞻远瞩

传承的记忆

这次的哀悼，所有的鲜花和烛灯、总统府前的那条长队以及4月17日和18日的两场重大仪式，不过是把波兰人日常对逝者的纪念，成倍数地放大了。纪念早就扎根在波兰人的文化传统里，就像安德鲁·纳格尔斯基告诉本刊记者的那样，“纪念是波兰人保存民族身份的一种方式——我们提醒彼此，相互讲述着延续记忆的故事。谁，在哪场斗争中死去；谁，是这个或那个时期的英雄；谁，代表了波兰的某个时期，尊重并记住逝者，已经成为波兰的传统”。

“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每个人都应该记住自己的历史，这也是波兰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彼得教授拿出一本地图，向本刊记者描述，“波兰的地理位置非常特殊，你看，我们位于德国和俄罗斯之间，没有足够安全的山脉和河流可以做屏障。历史上，我们的邻国总是不断侵占波兰的领土。‘二战’期间，德国人甚至轻蔑地把波兰叫做‘世界的阴沟’，这是波兰历史上无法抹掉的记忆。”波兰人的记忆传承，来自母语、家庭和各种纪念。他们如此固执地守着自己的民族文化，英语在这里并不通用，华沙大学提供的历史系教授，能用英语沟通的两个都在外出差，剩下的，只能用波兰语来讲述。除了古城游览区中心的餐厅和博物馆有少量的英文标志外，其他绝大多数场所都只有波兰语，让人连路牌都看不懂。“我们并不拘泥于任何特定的形式。”前内务部长亨利告诉本刊记者，“我见过整车中国青年人去参观长城，我也认为这是很好的记住历史的方式，这些记忆和纪念方式，并不需要特别沉重，但我们要记住的并不只是日期，而是到底发生过什么。”

安德鲁就是在这样的教育中长大，他的父母都是波兰人，但他在苏格兰爱丁堡出生，在美国长大。全家的迁徙是因为“二战”的灾难，他告诉本刊记者：“我的父亲1939年加入了波兰军队，对德军作战，在波兰投降后，波兰军官得到消息，会被送到战俘军营。他和其他几个军官成功地逃出波兰，他们向南经过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最后到达法国，祖父、祖母和我的母亲已经逃到了那里。他们被编入法国正在形成的波兰军队，当法国被占领后，英国将他们撤到英国境内，他成为在英国的波兰军队的一名军官，直到战争结束。我的祖父则是波兰伦敦流亡政府的一员，战争结束时，我的祖父和父亲决定不再回波兰，留在英国。”

“在我不到1岁的时候，我们举家迁往美国，但是在家里，我的父母和我、我的姐妹都说波兰语。”安德鲁的波兰记忆，最早来自家庭故事。“我听过很多关于波兰的历史和战争，包括卡廷的历史。人们在家里讲述这些故事，也有很多地下读物。在华沙，人们有一种‘流动的大学’，是从1885到1905年俄罗斯占领波兰的时候就开始存在的‘地下大学’。这些课开设在华沙人的家中，人们坐在一起，讲述他们所知道的历史，包括在当时官方课堂上学不到的卡廷故事。1980年，团结工会在波兰变得活跃，他们常常会提到卡廷大屠杀，他们会说，为什么我们要歪曲我们的历史，我们应该把历史真相说出来，包括那些悲痛的记忆。这些故事给我留下很深的记忆。那时候，我的父亲和祖父常常会谈起波兰独立的未来，但在那个时候，这还只是遥远的可能。”

“父亲和祖父也是以故事的形式，把波兰的记忆传给我。”安德鲁告诉本刊记者，“我的祖父是个忠诚、充满爱国主义热情的人。‘二战’刚开始的时候，积极响应政府号召，把珠宝、值钱的东西都放到了国家银行，这样波兰政府就能够有更充足的资源作战。但这一切很快就没了影踪，很可能是被占领波兰的德国人拿走了。这样的故事，很多很多。在我纽约的家中，记忆仍然以照片的方式保存下来。家里挂着一张我祖父的照片，是他在1903年拍的，他穿着苏联军装，因为那时候，波兰正处在苏联的占领之下，他必须为苏军服务。”这种尊重历史的态度，也是波兰人的特色，他们从来不想着去修饰和裁剪，华沙历史博物馆的一面墙上，还挂着希特勒当年到华沙视察的大幅照片。

安德鲁回忆：“我的父亲是一个初级军官，他领导一支坦克部队，他们使用的坦克，是‘一战’中法国使用的坦克，他们几乎没有可能打赢德国那时最先进的Panzer坦克。父亲真正明白波兰无法保卫自己，无法在‘二战’中获胜，是1939年9月17日。德军在1939年9月1日从西线进攻了波兰，17日，苏联从东线进攻波兰。他的坦克部队在布雷斯特，那正是德军和苏联军队马上将交会的地方。那天，他告诉他的士兵，尽他们所能去逃生，因为当时的情形是那么清醒，令人绝望。他和几个波兰年轻军人逃了出来，进入一片森林的时候，一个年轻人说，前面有德国军人正在巡逻，把枪扔掉，否则他们会向你开枪。他们把随身带的武器扔掉。巡逻的德国军人叫他们站住，开始搜身，他们在父亲的衬衣口袋里发现了一小盒香烟。德国人拿走了他的香烟，我年轻的父亲竟然喊道：‘把香烟还给我！’父亲回忆起来时说，他感到很万幸，德国军人那天居然没有向他开枪。”

“我的父亲是在苏联军队占领波兰东部以后离开的波兰。波兰刚刚投降的时候，父亲还没有离开，他当时正考虑，下一步应该怎么办。他告诉他的姑父，他打算逃走，这位姑父建议他说，不要往东走。因为当德军从西边入侵的时候，波兰西边的很多人都往东边逃，而与此同时，东边的人正向西边逃，没有人知道，东部和西部哪里会更好——苏联和德国一样危险。我的父亲听了姑父的建议，他没有往东走，而是南下，然后向西。实际上，波兰和苏联早在1920年就曾有过战争，我的姑父和一些波兰人一样，对苏联有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我的祖父在流亡政府的工作之一，就是反对苏联把一个政府强加给波兰。”

接受着波兰母语教育和历史传承的安德鲁，17岁时作为大学生第一次回到波兰，在克拉科夫上了一学期学。他在波兰结婚，妻子是波兰人。从那以后，他不断因为家庭原因和以记者身份回到波兰。1990到1995年，安德鲁成为美国《新闻周刊》在波兰的主编，随后在那里创立了《新闻周刊》的波兰语刊物。他家的祖宅已经成了土耳其使馆，波兰政府考虑过给他父亲一些补偿，但父亲拒绝了。他的妻子常常去波兰的古玩市场搜集一些古董家具，不全是波兰的旧家具，也有奥地利的老家具。“我们都运回纽约，现在的家中挂着波兰刺绣和波兰画家的画，这会让我想起华沙，想起波兰。”
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