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纽约街头感受中国影响力：又惊又喜！！

小飞侠

人们对纽约可能有各种美好的回忆，百老汇的戏院、林肯中心的芭蕾、自由女神像、大都会博物馆等等。在我的记忆中，纽约是一堆出租车票。这次去纽约6天，总共留下18张。每一张都保存得很好，丝毫不敢大意。我没有收藏出租车票的怪癖，我要靠这些车票回单位报销。到纽约出差，我只能打的，不能租车，曼哈顿开车太麻烦，停车也太贵。


我需要带一个装三角架的长条形黑包和一个带滚轮的摄像机专用包，肩上还挎着第三个，里面塞着照相机、电池和话筒。这些负担让人身心俱疲，尤其在纽约。体力支出自不待说，心理折磨更大，人情冷与暖的交替只在一两句对话以后。第一次上路采访我就能感觉到自己受欢迎的程度。从曼哈顿中城的Marriott酒店出来，门童立刻迎上前，一脸笑容，“肯尼迪机场？”纽约的出租车司机最愿意去肯尼迪国际机场，从曼哈顿到那里的价格是45美元。我拖着大包小包，自然会给人去机场的好印象。门童将长途的客人介绍给出租车司机以后可以得到一点回扣。

“不，卡内基音乐厅。”卡内基音乐厅是我这次纽约之行的主要拍摄场所，他们组织了一个规模很大的中国文化节。如果不堵车，从Marriott酒店过去的车费只需要6美元左右。瞬时之间，门童的笑脸已经消失。我真不愿意让大家失望，只能恨自己不是去机场。他让我等着，绕过停在酒店门口的出租车不用，直接冲到马路上去拦路过的车。我心里充满感激，虽说无法满足他的愿望，可人家仍然热心服务。我给了他1美元小费。在纽约，表达感谢最好直接用钞票。

浪费的不止这1美元。同样的情节又重复过一次，第二次我才知道真相。“这帮混帐东西！”让我上车的出租车司机很愤怒。“你怎么会骂他们？他们对我挺好的，主动帮我拦车。”我很疑惑。
“你还感谢他们？应该告他们。停在酒店门口的车不允许挑客人，那是违法的。他们只想跑肯尼迪机场，不想跑短途。门童跟他们是一伙。”     

坐在出租车的后排，一眼就能看到车内张贴着的“纽约市计程车与出租车管理委员会”的举报电话311。我对拼死找说法毫无兴趣，没精力去告谁。另外，我也不希望在采访那些著名音乐家以前被负面情绪包围。竭尽全力摆脱掉痛失2美元的懊恼以后，我开始集中精力寻找生活中的积极因素。积极因素就在眼前，那些愿意为我服务的司机比不愿意为我服务的司机有趣得多，不是吗？他说带很重口音的英语。
“你从哪个国家来？”我问。
“乌克兰。”

我总共坐过18次出租车，只有2次没来得及问司机的原籍。其余16位司机中，有5位来自孟加拉国，2位来自巴基斯坦，2位来自加纳，其余来自墨西哥、古巴、摩洛哥、塞内加尔、保加利亚和土耳其。纽约的出租车由名副其实的多国部队组成。我在出租车上停留时间最长的一次为44分钟---主要因为遇到下班高峰时的堵车，最短只有4分钟。最短的那一次也是从酒店去卡内基音乐厅，路上车很少。我知道没时间跟司机聊很多，所以上车后就单刀直入，“你从哪个国家来？”
他用问题来回答我，“你呢？”
“中国。”

“中国这些年搞得不错，原来不如我的国家，现在好多了。”
“你怎么知道关于中国的事情？”
“因为我受过很好的教育。上大学的时候，我的教授跟我讨论过中国的历史。每天我都读报纸，很关注中国的情况。我是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
“我能看出来。你已经是美国人了？”
  “我加入了美国国籍，但没觉得是美国人。我是纽约人。纽约不是美国，它是一个国中之国。”
纽约跟美国其他地方显著不同，一般来说，很难将纽约的故事看成典型的美国故事。临下车的时候，我发现还没搞清楚他的原籍。他终于松口了，“中欧，从前的社会主义国家，现在不是了。你猜猜看。”我猜成波兰，他来自保加利亚。
并非每次下出租车都有精力猜司机的国籍。有一次夜晚回酒店，我刚下车，司机立即就上路了，我的摄像机和三角架还在行李箱里。饭碗即将被夺走的恐惧驱使着我奋力追赶，在车流中跑出50米左右才让车停下来。气喘吁吁走回酒店门口，微笑和掌声等待着我。在门口抽烟的几位客人一个劲夸奖，“你跑得真快，很勇敢，干得不错！”
我们因为携带设备的需要才被允许坐出租车。拖着行李走在纽约街头的时候，一般人看着会认为电视记者其实跟民工的区别并不大。好在纽约的出租车司机见多识广，我从没有被他们当成福建的偷渡客。“你是个音乐家还是个摄影师？”一位聪明的出租车司机这么问。音乐家听起来当然不错，但我怎么会给他这种错觉呢？因为目的地是卡内基音乐厅？或者因为装三角架的包看着跟提琴包有几分相似？
他从北非的摩洛哥来，而且竟然是卡萨布兰卡。我问那个地方还有没有美国人开的餐馆，还有没有弹“时光流逝”（As Time Goes By）的黑人钢琴师，他说仍然有，但中国人开的店更多。“中餐馆？”我的第一反应自然是这样。“不，电器商店。我们那里大部分的电器商店都是中国人开的，他们特别会做生意。”他回答。“中国商人跟当地人结婚的多不多？”我抓紧时间问最重要的问题。“我知道有一些，但不能说很多。”他说在纽约开出租的日子并不好过，老想着回国发展。在美国的摩洛哥人也想做海归？他的亲戚这些年一直与中国做生意，从广州进货什么的。下车前他要我的名片，说以后回国要跟我联系。我在华盛顿工作也没关系，他说，“只要是中国人就能做生意。”
我遇到的两位加纳司机虽然也从非洲来，但不谈生意，谈足球。西非的加纳以足球出名。第一位司机给了我很多关于加纳的知识：加纳是一个民主国家；加纳不信穆斯林，信基督教，所以没有什么暴力；加纳矿产资源丰富，黄金、白银都不缺；加纳几个月以前刚刚接待过奥巴马的访问。头等重要的大事还不是这些，他强调，“记住，最重要的，2010年的南非世界杯决赛将在巴西和加纳之间进行。”
掌握这些信息以后，再遇到一位加纳司机的时候，气氛自然格外融洽。首先搞清楚原籍，我的第二个问题是，“2010年的世界杯决赛有没有可能在巴西和加纳之间进行？”他立即跟吃过类固醇一样进入兴奋状态，“绝对的。加纳从来不怕巴西，我们将击败他们。”他的谈话只围绕足球一个话题：加纳有很多少年天才，跟巴西一样；加纳已经夺取过世界杯青年组的冠军；加纳的所有主力队员、包括守门员都在欧洲俱乐部踢球。加纳在非洲的土地上怎么可能不夺取冠军？
司机不需要我的任何反馈，只是兴高采烈地介绍着，头也不回。他连我从哪个国家来也没问。换成其他话题，我可能会主动将线索扯到中国。我甚至会生闷气，今天的世界上怎么还有对中国不闻不问的人？不过，中国再热，我也不能丧失理智。眼下由着他说加纳方为上策，不要谈中国，离中国越远越好。正在进行的话题是足球，对吧？
穆罕默德·阿里跟我一见如故，中国与巴基斯坦两国间的睦邻友好关系由此可以管中窥豹。他是我这次旅行中唯一一位记得完整名字的出租车司机，没人会忘记这么个名字。 “我们两个国家是最好的朋友！”问清各自的来历以后，阿里很兴奋。他来自巴基斯坦，也就20岁出头的样子，穆斯林男人的络腮胡还没来得及成型，脸庞显得格外清瘦，完全看不出有剃刀刮过的痕迹，特别年轻有活力。如果没有中国支持，很难想象巴基斯坦如何独自应对印度。“如果车上来个印度客人，你会说大家是朋友吗？”我问他。“没有象跟你这么容易，但客人就是客人，我会很友好。”阿里说他住布鲁克林，常去印度杂货店购物，两国来的侨民相处得不错。印巴之间的裂隙中挖掘不出故事，中巴之间的友谊中也没有太多潜力。阿里喜欢中国菜，对华人姑娘的兴趣小一些，他说没钱娶她们，而且很难找到华裔穆斯林姑娘。
从出租车票的记录上看，我在阿里的车里共停留33分钟。下午到中国城采访完以后，我直接赶往曼哈顿上东区的“亚洲协会”，贵州来的侗族大歌晚上在那里有一场演出。5点多正好是下班的高峰期，第六大道上异常拥挤。我们由南向北缓缓前行，小雨将前后左右的出租车冲刷得干干净净，铮亮的车身上反射着霓虹灯五彩的光芒。车窗隔离开街上的纷乱，有那么一小会，我想起了惠特曼，可怎么也想不起他写的那句关于城市与梦的诗。手机越方便，记忆力退化越快。我从口袋里拿出iPhone---数字时代的瑞士军刀，它不能开启葡萄酒，但可以搞清楚惠特曼的梦。用Whitman和dream作关键词，我Google出了“I DREAM'D in a dream I saw a city invincible to the attacks of the / whole of the rest of the earth”。
车窗外路人焦急的面孔很快催促我从梦游回到现实。曼哈顿的出租车司机下午5点前后换班，他们一般不愿意载客，所以车特别难打。雨中的纽约客愿意多花钱让自己少遭罪，这更加剧了打车难的局面。几年前来纽约出差的时候我也赶上过这种时候，司机换班，下雨。那次在车外的是我，完成曼哈顿中城的采访以后，接下来要赶去法拉盛。我带着设备，迅速移动不大可能。纽约客们不讲什么客气，一见到空车开过来，一拨又一拨人立即快步走到离车更近的地点捷足先登。我在小雨中足足等了30多分钟，那次没有想起惠特曼。
在纽约拦出租跟在中国一样，高高地举起手就行。这次有个新发现。车窗外急于成为乘客的路人样子很奇怪，手只举到半高，大拇指和食指伸出来，但相距很近，呈微微张开状。这是什么意思？跟中国的崛起有没有关系？阿里知道。“他们想告诉马上要换班的司机，目的地很近，路程短。司机搭载他们，既可以挣点钱，还不耽误换班。”
阿里的车不大，不象纽约街头最多的车型---福特Crown Victoria。“我这是辆新车，油电混合动力的雪佛兰马里布。”阿里说。福特Crown Victoria多年来一直是纽约出租车队的招牌，它装备着排量高达4.6升的发动机，动力足，个头大，对乘客来说的确宽敞舒适，但穿行在交通拥挤的曼哈顿，不仅耗油量大，废气排放也多。纽约是美国观念最前卫的城市，对节能环保相对比较重视，Crown Victoria已经显得不合时宜，油电混合动力自然成为最佳选择。2007年以前，Crown Victoria占据着纽约出租车的90%，以后这个数据逐年下降。曼哈顿街头已经能经常见到日本丰田的几款混合动力车，美国其他品牌当然也要拼命挤进来。按照纽约市得计划，1万3千多辆出租车将在2012年以前全部更新换代为混合动力，这在美国各大城市中是第一家。
随机拦车的过程中也能琢磨出点统计学，来自南亚国家的司机明显比其他国家多。“孟加拉、巴基斯坦和印度人在纽约的出租车司机中占据40%，其中大概一半是孟加拉人。”载我从酒店去大都会博物馆的孟加拉司机介绍。他也叫穆罕默德，已经开出租12年。“一辆车一般有3个司机，你算算，有多少孟加拉人在纽约开车？”至少有7000人，纽约有7000个出租车司机来自南亚次大陆的同一个国家。         
官方统计数据与穆罕默德的说法基本一致。从实际经验看，我来纽约8次，坐出租少说也有100趟，的确从未遇到说标准英语的美国白人司机，大家都是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移民。纽约司机虽说辛苦，其实挣不了太多钱，2004年的统计数据说平均收入大约为5万美元。这项工作并不需要特殊技能，不用念很多书，所以适合新移民，但其中仍然有不少教育背景良好的异类。我遇到的保加利亚司机就算一个，穆罕默德是另一个。他大学毕业以后才从孟加拉来美国，接着又念了个硕士。 “这个职业好，自己管自己，不用有老板，时间自由。我不喜欢被管着。”他这样解释着自己的职业选择。

说是自由，其实跟中国的出租车司机一样，穆罕默德每天也要交“份钱”。如果哪天因为生病或者其他原因不能开车了，这笔180美元的开销一分都不能少。压力之下，穆罕默德仍然具备国际眼光，他关注着世界局势。“这些年中国发展很好啊，让人羡慕，孟加拉国没戏，情况很糟糕。”他接着问道，“为什么中国发展的时候，不照顾周围象孟加拉这样的穷国？”具体的例子？“你们在布拉马普特拉河上游修水坝，完全不考虑对下游孟加拉国的影响。”
布拉马普特拉河在中国境内叫雅鲁藏布江。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条河上建水坝的事情，只隐约记得澜沧江上已经建起大坝，下游湄公河流域的泰国、老挝、越南挺担心；怒江最近也跃跃欲试，下游的缅甸、泰国因此很郁闷。雅鲁藏布江号称中国最后一条能够自由流动的大河，难道它也逃不掉被截断的命运？穆罕默德说，“那条河对孟加拉极为重要，一多半人的饮水都靠它。中国在上游把水都截走以后，我们怎么办？”

我无法回答他的问题，只能说不清楚这件事情，以后会关注。其实，关注以后我能做的事情极为有限，顶多也就在博客里呼吁，停止建坝，放弃以如此剧烈、自私的方式干预自然。这趟车费是12.90美元，按照10%计算，小费给1.5美元就可以，我给了2.5美元。穆罕默德很开心，但我想他不会知道这多给的1美元究竟为了什么。因为中国的迅猛发展，孟加拉人民可能面对缺水的局面，我个人希望以此表达歉疚之意。
古巴司机卡洛斯帮助我恢复了对中国崛起的自豪感，他载着我从卡内基音乐厅去中国城的一家表演中心。卡洛斯和妻子1970年代初移民美国，那时候卡斯特罗已经革命成功很多年。“卡斯特罗非常愚蠢，他的弟弟劳尔比他好。他说是要将权力交给劳尔，但实际掌权的还是他自己。”按照卡洛斯的分析，卡斯特罗将古巴经济搞得一团糟，他没本事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古巴从前很富裕，大量出口农产品，特别是糖。今天的古巴需要进口食糖。
也许卡斯特罗干别的不行，但至少有一样他应该很行。在我看来，他特别有男子汉派头，个头高高的，蓄着大胡子。我问，“女人应该很喜欢他吧？听说他很浪漫。”卡洛斯很愤怒，“他要古巴人禁欲，但他自己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卡洛斯对古巴1959年革命前的状况非常留恋，说巴蒂斯塔当政时期，很多古巴人都能上大学，人们住的房子漂亮，收入也高。当我问到巴蒂斯塔政府是不是很腐败的时候，卡洛斯才停止怀旧，“腐败毁了他的政权。”如果古巴的1959年相当于中国的1949年，那么巴蒂斯坦就是蒋介石。
他是个孝子，每年都回古巴看望老母亲，每个月还寄150美元。“这个夏天我刚刚给她家里装上了空调，LG的。对了，除此以外，其他电器全都是中国制造。微波炉，电扇，电视，洗衣机，冰箱。”卡洛斯见证着中国的发展。
“中国商人在你们那里开电器商店的多不多？”我想到了前几天碰到的摩洛哥司机。如果很多，接下来我就会问中国商人与古巴女子间有没有爱情故事发生。
“很少人能开店。古巴不允许私人开商店，这些东西都由国家经营。你知道吧，哈瓦那街头最近有了豪华的旅游车，带空调的，比美国的车好多了，全是中国送的，叫Star。只有哈瓦那才能见到，其他地方都没有。”卡洛斯说。
古巴有没有可能跟中国学习，将经济搞上去，提高老百姓的生活质量？回答是只要卡斯特罗在，就别指望古巴有根本性的变化。车到中国城的时候，卡洛斯意犹未尽，他让等车的下一位客人稍候，最后总结说，“更糟糕的是，很多古巴人仍然愿意跟着卡斯特罗。既然这样，他们多遭点罪也就不奇怪了。”
我在他的车上呆了24分钟，时间从10月29日14点48分到15点12分，车票上显示的价格是16.10美元，里程为3.4英里。车票的抬头上印着“I ♥ New York”。
中国网  文/易速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