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御医”：中南海的医疗保健总管

小飞侠

所有的人都知道江青怕声响，所以和她在一起吃饭的时候，都尽量不发出声音，甚至吃青菜也不敢出声。为了把饭吃得悄无声息，王敏清他们只好顿顿与豆腐相伴。有的护士因为怕嚼出声响，硬把一碗米饭直接吞进腹中，结果导致肠胃患病。　　



摘自《特别经历——十位历史见证人的亲历实录》作者/王凡 东平 中共党史出版社

父亲上书阻止毛泽东和江青结婚
也许是旧史读得多的缘故，说到负责国家政权最高层人物的医疗保健者，便不由得想到已经尘封久远的“御医”一词，同时朦胧觉得在这个位置上的人，总与从医世家有着千丝万缕的渊源。
但在采访“文化大革命”后的第一任中央保健局局长王敏清时，笔者却得知他祖上似乎并无什么行医之人。王敏清的爷爷，是山西南部乡村的一个劳苦农民；他的父亲，是20世纪20年代初即投身革命的共产党人。
然而，20世纪初，处于外强凌辱、内政腐朽的旧中国，在一些热血爱国的青年人中，又流行着这样一句口头禅，叫做“大医医国”。如果投身救国革命，即算是对弊症群集的国家加以医治的话，王敏清的家庭，也可谓从父辈便同“行医”沾上了关系。或许这样联系有些牵强，但这的确对王敏清后来成为党和国家最高层人物的保健医生，乃至人格的塑造和一生的遭际，有着非同一般的影响。
同王敏清交谈愈深，对他所受父辈风节濡染的感受也愈重。笔者以为，倘若对他的人生的叙述和阐释，没有事关他父辈的章节，那将显得残缺和乏力。正像他所说的：“我的人生道路的选择，我这不太寻常的经历，都与我的家庭、我的父亲相关。”
京剧《女起解》中的苏三的一个唱段，使天下华人都知晓了山西省有个洪洞县，同时洪洞县也几乎成了冤狱的代名词。王敏清的父亲王世英，就出生在那里的一个非常贫困的庄户人家。为了摆脱受人压榨和盘剥的命运，长辈和亲戚们勒紧裤带，把王世英送进学堂。
1921年，高小毕业的王世英，考入了太原国民师范。同当时多数热血青年一样，在得现代风气吹拂之先的新式学堂，暗中传递的《新青年》、《向导》、《唯物史观浅说》等进步书刊，把王世英带入了一个崭新的境界。“学而优则仕”“衣锦还乡”，对他失去了诱惑，而涌动在襟怀的，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在中共地下党和进步思想的影响下，王世英积极投入了反对旧军阀统治的学生运动，并因此被学校开除。为逃避军警的搜捕，王世英逃到了河南开封，加入了胡景翼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军。
胡景翼是因将末代皇帝溥仪赶出皇宫而赢得时誉的冯玉祥的部下，他本人也倾向反封建的革命，故而军中容留了不少中国共产党人。经刘天章、高维翰介绍，王世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可好景不长，因胡景翼突然病故，第二军中反共势力嚣张，中国共产党人再难栖身军中，王世英被迫南下。在广州，他考入黄埔军校，成为第四期学员。“文化大革命”期间一度被定为毛泽东接班人的林彪，与他同在一期。
国共分裂后，王世英几度与组织失去了联系，但他又一次次找到了党组织。自1931`年始，王世英受中共中央委派，打入敌人营垒，在上海、南京一带，从事情报工作，并成为杰出的领导者。
1935年1月至8月间，他组织了对被捕的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和红十军团领导人方志敏的营救。当时已经拟订了计划，组织了人员，准备好了从水上劫狱的木划子。可惜还没有来得及付诸实施，方志敏就遭到了杀害。
为了配合中央苏区的反“围剿”作战，扰乱敌人后方和运输线，王世英亲自前往江西德安专区，商请同情共产党的国民党专员莫雄相助，并部署了炸毁南浔铁路线上的德安铁桥和南昌飞机场、油库等一系列行动。一切准备就绪后，行动人员随即到位，可中央红军却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开始战略转移，整个行动失去了意义，遂终止了实施。
那是环境极端凶险的白色恐怖时期，可王世英仍千方百计地与国民党内部分与蒋介石有矛盾或同情共产党的将领发展关系，通过工作，使他们做一些有益于中共的事情。
王世英还使许多因形势骤变而同中共断了联系的知名人士，恢复了与中共组织的关系。例如著名爱国将领吉鸿昌，就是通过王世英的联系，在1934年恢复了党的关系，也是他代表中共中央局，指派吉鸿昌返回天津，筹组反帝同盟。
1935年2月，在上海的中央局遭到国民党特务毁灭性打击之际，王世英代理军委书记主持中央局的军事、情报和联络工作。3月，上海临时中央局成立，王世英任军委副书记。
1938年，王世英奉调进入延安后，听到毛泽东将与改名江青的原上海电影演员蓝苹结婚的传闻，感到非常吃惊。4年前，蓝苹在上海沪西的兆丰公园同共青团中央的交通员接头时被捕，王世英曾布置过对她的营救。
在营救过程中，王世英得知蓝苹在看守所的表现并不好。此后，上海的报端一再披露有关蓝苹的花边新闻，也给他留下了不佳印象。
已经在中国共产党内确立了领袖地位的毛泽东，与蓝苹这样的女人结婚，势必会对党的事业和领袖形象，造成负面影响。这个意念缠绕得王世英寝食难安，于是性格梗直的他，起草了一封反映江青历史情况，劝谏毛泽东不要与江青结婚的长信。
信写好后，王世英又动员了一些曾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知情者，在他写的信上签名按了手印。王世英的名字排在第一个，接着是陈雷、南汉宸、谢祥荫等。然后，王世英亲自把信交给了当时的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
在许多言及毛泽东与江青婚姻的文章和书籍中，都提到了坚决反对毛泽东和江青结合的代表是张闻天。
叶永烈的《江青传》中写道：“最为激烈的反对者是张闻天。他认为，贺子珍是一位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员，有着光荣的斗争历史，又经过长征的艰苦考验，多次负伤，应该受到尊重。”
但他没有写明张闻天持反对态度的另外一些缘由，即江青不甚清白且非议颇多的历史，而当时提供这方面翔实证据的，就是王世英。张闻天所代表的，是包括王世英等一批中共干部的意志。

毛泽东打牌时寥寥数语救了他

1942年的“整风运动”开始后，王世英又因为上书反对“抢救运动”，再度成为延安的知名人物。他在《关于请求中央纠正抢救失足者运动过左问题的报告》中，指出以逼供信方式抢救失足者，导致了大批好人受到诬陷迫害的不良后果。
在这份报告中，王世英还以自己的党性，为已经定性为特务的童陆生、余宗彦、魏巍、周峻烈等人，据实进行申诉。
他将报告交给了毛泽东、刘少奇和运动的负责人康生。康生看了报告后，立即写信给王世英，要他把自己的党票收好，不要乱保这个保那个。他还将周峻烈已经承认自己是特务的材料，附在了信后。
王世英翻开康生送来的材料，发现专案组仅仅因为周峻烈是四川安岳县人，与国民党中统特务头子康泽是同乡，就怀疑他是康泽派到延安的特务。周峻烈经不住审讯逼迫，只得承认是特务。他还招认说他在1935年，出卖了国民党肖之楚军44师中已经发展为共产党员的一位旅长和一位团长。
看罢这份材料，王世英更坚信这是个冤案。因为王世英清楚，1935年出卖44师内的中国共产党员的叛徒叫吕渭鳌。此事发生后，就是王世英亲派张庆炎和周峻烈，火速赶往44师抢救在该师的中共党员的。令人惋惜的是他们迟到了一步，几位中共党员已经被捕了。
为此，王世英专门又给康生写了一封信，讲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并指出周峻烈在此前根本就不知道44师中共党组织的事，他怎么能出卖？周峻烈认罪，纯粹是逼供所致，“照你们那样的办法，什么人也受不了”。
康生对王世英坚持己见非常恼火，他在中央学习委员会上，指着王世英的鼻子大骂他是“大自由主义者，想逞英雄”，“成天保这个，保那个”，“你王世英有几个脑袋？”不久，延安根据地内便传出了王世英和孔原是大特务的流言。
王世英知道这是康生搞的鬼，做好了挨整的准备，但隔了一段时日，并不见有动静。一天，毛泽东突然派人来请他去打麻将。王世英怀着满腹狐疑，走进毛泽东住的窑洞，发现任弼时、康生也在座。
毛泽东一见王世英的面，就打招呼说：“我们的大老实人来了。”娱乐间，毛泽东问王世英：“听有人说你是特务？”王世英坦然答道：“主席，说什么都可以，过10年后再看。”
毛泽东说：“你这个态度很好，真金不怕火炼！”后来，还是毛泽东亲自纠正了抢救运动过火的状况，并对受迫害的干部甄别平反。
“这就是我那刚正不阿、襟怀坦荡的父亲。我们这些孩子，都受到他的强烈的熏染。”王敏清以此暂时结束了关于他父亲的故事。

康生向医院提出了好几个不见

1950年，王敏清进入山西医学院学习。毕业那一年，他是被医学院挑选出赴卫生部报到的四名优秀生之一。
1954年8月，他由卫生部分配到了负责党和国家领导人医疗保健的中央保健局，又由中央保健局分配到负责党和国家领导人医疗的北京医院。
王敏清对笔者说：“一到医院，院长计苏华和我谈了话，然后安排我到三楼西，当住院大夫。”计苏华是医术高超的老资格，后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逼疯，死得很惨。
“和我分在一起工作的有沈瑾，负责带我们的有主治大夫赵夷年，内科主任吴洁。吴洁是当时给中央领导人进行内科治疗的最高级专家，他曾任北京医院前身德国医院的院长。那天中午吃饭时，我分明地感到人们都用异样的眼光看我，并窃窃私语。我起初对此不解，后来才知道，三楼是北京医院最高级的病房。到这里的医生，都要经过一定时间的医术和其他方面的考察；而我刚毕业就分配到这儿，因此，引起人们的各种猜测。”
王敏清初到北京医院时，康生恰好也住在医院内的七号楼养病。笔者曾听一些知情者说过，建国后一段时期，康生被毛泽东冷落，中共许多领导大多熟知其整人善变的习性，同他疏远，所以他一直称病韬晦、深居简出，好像患了很重的精神疾病。
笔者问王敏清：“你分配到北京医院是否正逢那段时间？”
“就是那个时候。当时康生的病情好像挺严重，有幻视、幻听的症状，明明窗明几净，可他偏说有壁虎在爬动；还总说书橱里的、写字台上的书在晃动……他还怕有大的动静，怕见人。当时，除了曹轶欧外，只让护士照顾，谁也不能打扰他。”
王敏清说，当时的康生向医院方面提出了好几个不见，不见医生，不会客人……但他得知王敏清到北京医院工作后，便又后加了一句：王大夫可以来。
文化革命前，王敏清的父亲从未对他透露过同康生的龃龉。因此王敏清只知道康生同他父亲共过事，很熟悉，且多次到他家中看望过他父亲。所以王敏清去七号楼看过康生。康生那时对王敏清挺客气，很关心，还为他写过几幅字。可当年王敏清对书法没什么爱好，结果都遗失了。
“我同他见面时，他的谈吐、举止都很正常，字也写得很好。所以要我说，他犯的纯粹是政治病。”王敏清这样分析当时的康生。

经常和毛泽东在游泳池会面

1955年夏，王敏清见到毛泽东的机会多了起来。“毛泽东喜欢游泳，在北京时常常去中南海内的游泳池，我这个机动医生跟随值班的机会也自然更多些。那时的毛泽东身体好，水性也好，因此没发生过什么意外情况。我们只是做些点点眼药，处置一下耳内的积水，有时观察一下血压、心跳之类的工作。”
夏过秋来，秋去冬至，王敏清接到通知，到杭州毛泽东和江青住地做医疗保健值班。他遂前往杭州，住进了西湖之滨的汪庄。当时的汪庄招待所里还没暖气，气温骤降时，靠燃炭火取暖。一天，寒流袭来，加上南方的湿冷令人难以忍受，晚上王敏清和徐涛把燃着木炭的火盆端进屋里，便匆匆就寝。
护士魏琳在王敏清他们屋里的电话旁，等着罗瑞卿通知她去做治疗的电话。午夜过后，电话铃响了，魏琳刚拿起电话听筒，就因煤气中毒摔倒在地板上。
魏琳倒地时，碰翻了火盆，引起地板着火。摔倒声与满屋烟熏，惊醒了王敏清，还没清醒过来的他感觉出了事，迷迷糊糊地去推门，可门被卡住了，只推开一点小缝。然后，他把魏琳抱到另一张床上，就在这时，他也因煤气中毒支持不住昏倒了。
屋外的哨兵听见屋里连响数声，又有烟从门缝里冒出来，感觉情况有异，立即冲进屋里，及时把他们三人救了出来。
清醒之后，王敏清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天亮时，王敏清感到头痛得厉害且浑身无力，但想到早饭后例行的随毛泽东散步，便强忍着疼痛来到西湖边。
毛泽东显然已经知晓夜里发生的事故，见到王敏清走来，便操着浓浓的湖南口音，打趣他说：“两个医生煤气中毒，应该表扬。”在场的秘书和警卫人员听了，都呵呵地笑了起来。
保健医生们没有保健好自己，造成不太好的影响，王敏清内心自责不已。毛泽东以幽默的口吻，提醒他们对此引起重视，使王敏清感到一阵温暖。

杨尚昆的茶杯里有“秘密”

从进中南海，到1957年回北京医院参加“反右”运动，王敏清在中南海保健处除了机动之外，还主要负责杨尚昆的医疗保健。
“作为中央办公厅主任，他的工作头绪比较多，也比较忙碌，晚上经常工作到12点多钟才能休息；而且时常因为工作过于劳累而打乱饮食规律，如外出活动、无法按时吃饭，引起低血糖症状。我有几次见到他心慌、无力，脸色煞白，快要晕倒了。”
针对杨尚昆的这种病症，王敏清经常提醒他工作生活要有节奏，要注意劳逸结合，避免过度劳累。同时还对他提出饮食方面的注意事项。最初，他还建议杨尚昆的秘书或警卫，随身带上一些糖块，在必要的时候给杨尚昆吃，补充一些糖分。
可后来，王敏清经仔细观察发现，杨尚昆并不怎么吃糖。原来不能按时吃饭往往是因为谈话或开会，有时和毛泽东等领导人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剥糖吃很不合适。于是王敏清又想了另一种办法，再逢开会或会谈，自己就带一包葡萄糖，必要时就冲一杯葡萄糖水，让秘书或警卫端给杨尚昆。开会和谈话中间，秘书或警卫递杯茶水是很自然的，喝时也不必再有顾虑。如此一来，杨尚昆低血糖症状的发生率就少多了。
回忆自己从事高层领导人医疗保健工作的生涯，王敏清说：“我跟随时间最长的，就是杨尚昆。第一次进中南海，主要保健对象中就有他；第三次进中南海，虽说主要对象改为邓小平，但仍兼顾他；1964年，杨尚昆下放陕西一年，我也跟着他去了一年；‘文化大革命’以后我五进中南海，还经常参与和过问他的医疗保健工作。”
王敏清说，和杨尚昆长久接触，感受最深的是好相处，杨尚昆接人待物，平易随和，没有一点架子。在医疗保健方面，他从不主动提什么要求，总是力求从简，尽量不麻烦医务人员。
那时，中央党政领导人，每年都要做一次全面体检；还根据每个人的不同情况，半年进行一次重点项目的检查。杨尚昆的例行检查，包括胸部透视、心电图、胆固醇、肝功能、钡餐胃肠造影、糖耐量试验、血糖等等。每次检查前，王敏清都要与杨尚昆讲述检查的项目、作用，并根据他的工作活动情况，具体安排检查的地点和时间。
每到这时，杨尚昆总是说自己的身体不错，不必检查了；或说某项某项检查做过了，这次就免了吧。经王敏清再次阐述一遍检查的必要性，他才遵从医嘱。
同杨尚昆的不太关注自己相反，陈伯达在医疗保健的事上显得有些斤斤计较。陈伯达那时的身体状况也不错，例行检查一直没有发现有什么病症。但他却经常要保健医生去看望他，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
有一年例行检查期间，王敏清将他负责的陈伯达等领导人的检查时间都做了安排。可不久，杨尚昆的秘书通知王敏清，说杨尚昆下一个星期要出国访问。一般来说，访问前需要体检。由于医院床位紧张，王敏清遂安排杨尚昆提前住院检查，而将原先安排陈伯达住院检查的时间推迟了几天，因当时陈伯达也没有什么紧急情况。
不料，此事被陈伯达知道后，大发雷霆，质问王敏清为什么把他的检查挪到后头，而让杨尚昆加在他前面，言下露出是对他有轻慢之意。王敏清向他解释后，他依旧耿耿于怀。
后来，杨尚昆听闻了此事。他对王敏清说：“我身体挺好的，你何必让他生气呢？”王敏清说：“我这是从需要出发，问心无愧。”在对待体检一事上，两人态度反差竟如此之大，使王敏清感触颇深。
还有一次，陈伯达的孩子患麻疹，因为麻疹的治疗重点是护理和防止并发症，于是，王敏清决定调一个护士每天去料理一下。
而陈伯达非要将平日跟随王敏清、同时还负责其他领导同志保健的护士小宋留住他家，天天守护他的儿子。在陈伯达的一再坚持下，王敏清只好让小宋照顾他的孩子。

陪江青不得不一日七餐

1957年春，“反右”斗争日益高涨，中南海保健处医生全部被调回北京医院参加运动。但王敏清等人仍在医院的保健办公室，从事领导同志的保健工作。
到了1959年冬季，中央一些老同志陆续前往温暖如春的南方休养。北京医院保健办公室副主任力伯畏通知王敏清，要他护送廖承志的母亲何香凝去广州。
到了广州，王敏清同广东省卫生厅负责保健的人员交接完工作，正准备返京，当时一方面在广州休养，一方面又坐镇广州，主持保健工作的卫生部副部长傅连?溃?要王敏清去见他。
一见面，傅连?谰投运?说：“徐涛大夫要调离江青同志处，而江青同志的身边仍需要保健医生，组织上经过反复考虑，认为你去比较合适，江青同志也同意，希望你能承担起这项工作。江青同志现在广州，你就不要返回北京了。”
“我听后内心十分矛盾。那个时候，在我们看来，在江青身边工作，几乎等于直接为毛泽东工作。而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是要经过反复筛选和一定时期考验的，是很高的荣誉和极大的信任。在那个时代得到这样的荣誉和信任，内心没有几分激动那是谎话。但我毕竟在中南海保健组工作过两年，和徐涛也很熟，知道江青不好伺侯。徐涛曾几度被江青斥责、赶走，只是因无人替代又几度返回。我想徐涛比我年长，资格比我老，经验比我丰富，连他都难以胜任的话，我更不能轻松了。”
当即，王敏清婉转地谈了对担任江青保健医生有些为难的想法，傅连?浪担骸澳阋仓?道，找一个适合这工作的人多不容易。你在保健处工作过，业务上胜任，人又都熟悉，还是把工作接下来吧。”王敏清仍然犹豫不决。
从傅连?来Τ隼矗?王敏清就找到也在广州休养的父亲王世英征求意见。没想到在中央苏区就当过毛泽东保健医生的傅连?溃?同自己父亲是老相识，他早已同王世英谈过了此事。
王世英的心情，比儿子更复杂。他从内心讲是不赞成儿子做江青的保健医生的，可又不便在毫不知情的儿子面前，翻江青的老账，使党的主席的夫人形象受损。他只是让王敏清慎重掂量，如果接过工作，就全力以赴地做好。
王敏清隐约感到父亲讲这些话的时候，好像有什么难言之隐，但他实在想不到父亲当年曾上书党中央劝阻毛泽东和江青结婚。最后，王敏清接受了组织的决定。他预想到工作可能较艰难，可能会受些委屈，但一切看在毛主席的份上，为让毛主席减轻些生活方面的负担和搅扰，自己就尽量克制吧！他抱着遇事忍三分的态度，接受了此项任务。
确定为保健医生后和江青的第一次见面，是在广东省委东山招待所小岛二号楼。初次见面，江青对王敏清很客气，她坐在沙发上，让他坐在了她旁边的沙发上，并吩咐服务员给他沏茶。后来，王敏清了解到，在江青身边工作的人员，能享受在江青住所中同她平坐在沙发上待遇的人极少。
“我刚接手工作时，江青身边的服务人员有七八个：殷曼丽、程美英、李强华三位护士，负责医疗护理方面的工作；李连成担任警卫，还要负责江青的生活，以及同广东省有关部门的联络；广东省委警卫处干部张荣，也整日跟着我们；还有两位服务员韩芷芬和张淑兰。”
王敏清被安排在二号楼的楼上，和李连成住在一起。楼下是江青白天通常活动的地方。这里的人一再提醒他江青怕声响。他们在室内、在地毯上走也要脱了鞋；同江青说话，声音要轻得只能对话的两个人听见；江青活动范围内的门缝，都垫了纱布或海绵。
一天，江青心血来潮，突然提议以后要和身边的工作人员同桌进餐，说这是为了和群众打成一片。
所有的人都知道江青怕声响，所以和她在一起吃饭的时候，都尽量不发出声音，甚至吃青菜也不敢出声。为了把饭吃得悄无声息，王敏清他们只好顿顿与豆腐相伴。有的护士因为怕嚼出声响，硬把一碗米饭直接吞进腹中，结果导致肠胃患病。
不久，江青也发现，同桌人的菜总是豆腐，还问王敏清：你们怎么总吃豆腐？王敏清被问得啼笑皆非，只得说，我们喜欢吃豆腐。
和江青同桌不仅没有甘，只有苦，而且她一放筷子，大家也得“住口”。长此以往是要影响身体和工作的，于是王敏清他们在陪江青吃完饭送她走后，还得再回到餐厅补吃一顿“自由饭”。这样一来，加上晚间的夜宵，王敏清他们每天要吃七顿饭。外界人还以为他们多享福，而他们的感觉却是受洋罪。
“江青吃饭的确很斯文，她自己吃饭时确实不发出什么声响。”王敏清说：“我们当时也觉得奇怪，她对许多细小的声音反映敏感，特别挑剔，可是当她听音乐、跳舞、看戏、看电影的时候，那么大动静，她倒不怕了。”
“江青喜欢听什么音乐，都看些什么电影呢？”笔者问。“她听的多是西洋音乐、轻音乐、交响乐；她那时看的影片也多是外国的，是从香港过来的。”

江青突然要检查身体

1960年元旦过后，中央保健局根据江青本人的要求，由局长史书翰带着北京医学院精神科主任、教授伍正谊、上海华东医院院长薛邦祺、上海精神病防治院院长粟宗华，聚集到广州，为江青会诊，还临时请来了内科、妇科专家为她检查身体。毛泽东为了表示对江青的关心，到广州时，让负责自己保健的医生和护士长吴旭君也来协助体检。
他们迅速做好了检查的准备，可江青却编织出各种理由，今天有安排，明天不舒服，迟迟不能做检查，让几位重任在身、医务繁忙的权威专家，坐等了一个多月。
春节过后的一天，几位专家说，来了这么久了，成天坐守，也没看看广州，估计今天也检查不成了，便结伴上街去了。可偏偏在这天午饭时，江青突然要王敏清通知专家们，下午可以体检。
王敏清一听就急了，若告诉江青专家上街了，要她变更检查时间，她肯定会大发雷霆，不依不饶；若隐瞒真相，等她午休后不见医生，也没法交代；马上寻找吧，偌大一个广州城，谁知几位专家上哪啦！
吃罢饭送江青休息后，王敏清立即同广东省委有关方面商议联系，派人开车在广州城内寻找几位教授。结果出动了不少人，总算在江青起床前，把几位专家给找回来了，王敏清那悬在半空的心这才落了地。
体检中，有几个查血的项目。抽血一般的护士都能胜任，但给江青抽血却让所有的人却步。王敏清对在场的毛泽东保健医生说：李大夫，你经验丰富，你来吧？李大夫推脱了。王敏清又请毛泽东的护士长来抽，护士长也有些犹豫。王敏清感到只有由他来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了。
江青的血管很细，而且没有暴露在表层，很不好找。给她抽血绝对不能反复进针，或用针头在皮内探寻。王敏清凭借自己干军医的老底子和临床的经验，一针就扎中了血管，快速而顺利地抽完血，在场的人都松了一口气。
转暖还寒的初春，不时有飘零的落叶撒落在院子里。但由于江青怕声响，负责打扫的园工不能用扫帚扫落叶，只能用手一片片地捡拾起来。有一天，王敏清清晨即起，当他推开窗户，远远望见江青住的一号楼台阶上，一位园工正光着脚，在一片片地捡拾落叶，心里很不是滋味。
王敏清到江青身边已经两月有余。最初他以为江青有病，植物神经失调，神经系统紊乱，导致脾气暴躁，心绪烦闷，产生一些乖僻的念头。后来，他渐渐感到这并非仅仅是出于病态，而是她心态扭曲和极端的个人至上的意念在作祟。

江青把他们赶下飞机

1960年3月至6月，毛泽东几度来到杭州。他这几次在杭州，都是在日理万机中匆忙度过的。
在杭州毛泽东召集了华东地区省委书记的会议；主持了有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陆定一、杨尚昆、柯庆施等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并在此接见了来华签订中国、尼泊尔《两国边界问题协定》的尼泊尔王国首相柯伊拉腊、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阿尔巴尼亚人民议会主席团主席列希。
也是在这一期间，江青经上海来到了杭州。因为3月后的广州，天气开始热了，而且阴雨连绵。王敏清刚随江青到杭州不久，中央保健局的郑学文处长也来到杭州。她一到就找王敏清了解工作情况。
原来，江青向中央保健局告了几次状，说她身边的护士不好好服务，经常惹她生气。郑学文这次是专程来杭州，准备开会批评护士的。王敏清如实地向郑学文汇报了工作情况，他解释说，不是护士们不好好工作，而是江青故意刁难人，太难伺侯，护士们很辛苦。
因为两边的说辞不同，郑学文一时难下判断，就悄悄地观察了两天，看护士们如何工作。当她也耳闻目睹了江青的无理要求和对护士们有辱人格的责骂后，就对王敏清说，护士们太辛苦了，我不忍心批评她们。最后她一句批评的话也没说，就返回了北京。
在杭州，江青对护士们的态度似乎更恶劣了，特别是对殷曼丽屡屡斥责。王敏清了解到，殷曼丽已在江青身边工作多年，都二十七八岁了。她同新中国成立后就到毛泽东身边的男护士朱宝贵，恋爱谈了四五年，可平时见面的机会很少，而且几次因江青不放她，耽误了约会，以至朱宝贵怀疑她变心了，还是王敏清和其他医护人员出面证明，才消弥了他们之间的误会。他很同情小殷，工作中尽量安慰她。
有一天，王敏清又见小殷以泪洗面，而且听到了江青对她的斥骂，还高喊了一声：“你给我滚！”这使王敏清灵机一动。他对殷曼丽说：“你明天就回北京吧。”“那你如何向江青交代呢？”殷曼丽心中很高兴，可又为王敏清担忧。“医疗保健上的事我负责，这是我职权范围内的事，你放心走吧。”
王敏清立即与浙江省公安厅长王芳联系订票，第二天殷曼丽登车北上了。从此她脱离“苦海”，与朱宝贵结了婚，还读完了医科大学。多少年后，她每每回忆起那段往事，总是对王敏清感激不尽。
江青得知王敏清竟然无视她的存在，不打招呼就让她身边的护士离开时，非常气愤。她质问王敏清：“为什么不和我商量就让殷曼丽走？”
王敏清说：“小殷最近总惹你生气，这影响你的身体恢复和治疗，所以我觉得她现在在你身边不合适，先把她调开一段时间。什么时候你想让她回来，再调她回来就是了。”
虽然江青心里依旧忿忿，但一时找不到什么反驳的理由，只得暂时咽下这口气。王敏清知道江青对此绝不会善罢甘休，自己今后的麻烦肯定少不了。
夏季又来临了，毛泽东已经前往北戴河，他让他的卫士张仙鹏，到杭州来接江青去北戴河。
飞机从杭州起飞，到济南时停了一夜。一行人在山东省委交际处安排的住所歇息。张仙鹏和王敏清是老相识，很久不见了，便海阔天空地谈笑起来。
第二天登机时，江青面带愠色地对他俩说：“你们真有本事，吵吵一夜，我觉都没睡成！”王敏清和张仙鹏认为她是故意找茬，因为他们的房间离江青住的房间隔得挺远，而且王敏清在江青身边多时，已被训练出小声说话的习惯，两人都没有搭理她。
飞机已经发动，就要起飞了。江青突然说：“你们打搅了我的休息，我不要你们送了。”王敏清考虑作为保健医生，他有责任把江青送到目的地，就说：“我们的任务是把你送到北戴河，到那儿见了主席我再走。”
“不要你们送了，你们给我下去！”江青摆出了一副决不妥协的架势。王敏清、张仙鹏只好走下了飞机。

负责邓小平的医疗保健工作

王敏清从济南直接回了北京。离开江青身边，他感到难得的放松。但此事最后如何了结，还悬而未决。他在保健组等了几天，没有什么动静。突然，他接到保健局局长史书翰要他前往北戴河的通知。
毕竟是被江青赶下飞机的，而且王敏清对她善于恶人先告状的行为，已经领教，不知保健局领导如何看待此事，他估计也许还要费番口舌，向有关领导做解释。不料，他到北戴河后，史书翰什么也没向他询问，只是每天约他下海游泳，晒太阳，看电影，或打扑克。王敏清几次询问史书翰：“叫我到北戴河来，是不是有什么任务？”
史书翰总是含笑告诉他，“没什么事。”如此这般度过了一个多月。原来，慈祥、心善的史书翰局长是让王敏清来北戴河休息和散心的。老领导对他的情况很清楚、很理解，这使他感到十分的欣慰。
从北戴河又回到北京后，领导安排王敏清到阜外医院，进修心脏和心血管方面的业务。两年后，又是中央保健局办公室副主任力伯畏，找王敏清谈话，告诉他组织决定要他再次进中南海保健组，主要负责邓小平的医疗保健工作。
1962年春，王敏清第三次进入中南海。他先和邓小平的秘书王瑞林、内勤卫士张宝忠见了面。在这之后，他又经邓小平夫人卓琳引见，去探望了邓小平。
邓小平给王敏清的感觉是不多说话，很稳重，但也不是总绷着面孔，他对周围的工作人员以及医务人员都很和蔼、亲切，生活朴实，特别豁达大度，待人处事宽容，这都给王敏清留下极深的印象。
由于工作的关系，王敏清与邓小平及其家人有了较多的接触，脑海里留下了一些难以忘怀的记忆。在他的记忆中，邓小平一家的生活十分简朴。当年深秋的一天，王敏清向卓琳问及邓小平的起居情况。
卓琳在讲述了一些关于邓小平的近况后，告诉王敏清说：邓小平此刻还是盖一床薄薄的棉被，她边说着边拉开了那床已褪了色的旧被子。卓琳拎起了被子，对着窗外亮光看了看，王敏清发现这床棉被不仅很薄，而且还厚薄不均，有的地方都透亮了，可见是床盖了很久的旧棉被。
20世纪60年代的邓小平，身体状况还相当不错，他只不过有时出现轻度的低血糖、中耳炎和轻度听力障碍。
王敏清说：“偶尔患病时，邓小平很尊重和服从医生的诊断和治疗，嘱咐他吃什么药，就吃什么药；说打针，就趴下打。不像有的病人，你让他打针、吃药，要费很多口舌，要对为什么服药、服哪些药，有哪些作用、副作用等等，作一系列解释，要排除他的重重疑虑。可邓小平从不多问，对治疗很配合。”
有一次，邓小平中耳炎犯了，王敏清在给他滴药时，不留神滴到了他的耳朵外边。当时王敏清很过意不去，但邓小平却说没关系。“他从不因这些事而责备医务人员。”王敏清对笔者说。
时间久了，王敏清同邓家的大人、小孩都相处得十分融洽。他渐渐感觉到，在他接触的许多人家里，邓小平一家人相互间特别和睦，家庭气氛很浓。邓小平特别爱孩子，孩子们也跟他特别亲近。他的休假时间，总安排在孩子们的假期里，以便带着孩子们一起去度假。
因为当时我国经济处于三年自然灾害后的恢复期，整个国家的生活水平都还很低，王敏清考虑到邓小平有时低血糖，就建议卓琳多注意邓小平的营养，他建议每天早晨给邓小平吃一个鸡蛋。
过了些日子，王敏清到邓家探视，询问起吃鸡蛋的事。卓琳告诉他，鸡蛋倒是每天早上都煮了一个，但邓小平没有吃，都给小儿子吃了。“他说他看着小儿子吃，比他自己吃还要舒服。”卓琳也无可奈何。
“根据邓小平爱孩子的特点，有些我们不大容易办到?
来源: 网易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