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迅速平息的“暴乱”

小飞侠

《燃烧的多瑙河：匈牙利1956年事件真相》把目光聚焦在1956年的匈牙利，即“裴多菲俱乐部”前后的匈牙利，主要是10月23日至11月4日的12天。虽然时间跨度有限，但是一叶知秋。作者侯凤菁曾任新华社布达佩斯分社首席记者、东欧室主任，这让我想起《波兰独立之路》（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6月）的作者、曾经担任中国驻波兰大使馆一等秘书的郭增麟先生。这些著作都是他们自留地里的成果，因此写作风格与他们的工作文体迥然不同，更具个人特色。侯凤菁还是《炎黄春秋》的作者，先后发表《还纳吉以清白》（2008年第2期）和《裴多菲俱乐部真相》（2008年第5期）。

    侯凤菁讲述的这段历史，沉郁顿挫：

    二战时期的匈牙利属于法西斯阵营，战后一度是多党联合执政，随后匈牙利劳动人民党通过“切香肠”的分割战术成为唯一的执政党。斯大林“最好的学生”拉科西确立了一党制之后，开始党内清洗，席卷了三名党的总书记、一名国家主席、若干名副总理、几十名部长、约百位将军，一个900万人的国家有150万人被起诉。一些久经考验经受过盖世太保严刑拷打的高级官员，对自己勾结海外反动势力试图颠覆证政权的罪行供认不讳。他们为什么会这样？有很多种解释。一名内务部长出狱后对朋友说：“霍尔蒂和盖世太保统治时期的监狱是够坏的了，但是与拉科西统治时期的监狱中受的折磨相比，根本就算不了什么。”还有一种解释是“苦肉说”，即告诉这些同志，党知道他们是无辜的，但为了唤起人民的革命警惕性，他们需要忍辱负重，在法庭上扮演特务，于是这些同志信以为真。与此同时，国内建设贯彻斯大林“没有重工业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精神，一方面工人和农民享受不到“按劳分配”的生活用品，另一方面高级官员却感觉已经提前进入“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

    这种“外嫩里焦”的局面难以为继，1953年斯大林死后，苏联老大哥决定拉科西下、纳吉上。纳吉是一位久经考验的同志，曾经担任过高级职务，由于不同意农业迅速地、全部地合作化，一度被发配到首都以外的地方。他上任后，开始了“新阶段”改革，取得成效，以至于没有全退的拉科西认为“人民生活水平太高了”、“应该加以严格紧缩”。1955年，随着苏联内部的人事更迭，纳吉下、拉科西上。59名知识分子联署一份“备忘录”，反对在文艺领域推行强制的行政手段，此举被视为“反党反人民”，签名者受到惩罚，纳吉也被株连。但此时，纳吉正在将注意力放在撰写政治论文上，他表示“实践是检验理论的标准，而不应该使生活服从糟糕的理论”。1956年苏联“二十大”使得东欧也感受到解冻的暗流，裴多菲俱乐部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万众瞩目”并非夸张，一场讨论会从下午六点半持续到次日凌晨四点，听众多达6000人，甚至秘密警察都向上级表示无法继续执行任务，因为他们开始赞同发言者的观点。于是，拉科西下、纳吉上。此次拉科西是全下，直接到苏联定居，直到去世也没有还乡。纳吉开始为冤假错案平反，学生要求实行民主政治、进行经济改革、实现民族独立。

    10月23日，布达佩斯各界群众进行集会，重申学生的要求。根据华沙条约，苏联驻军只有应所在国政府要求才能出兵，但是10月24日，苏军不约而来，坦克驶上布达佩斯的街头。不明真相的苏联士兵被告知匈牙利首都发生了暴乱，但是当他们遭到市民的顽强抵抗，开始怀疑甚至倒戈。市民也极尽所能，进行说服教育工作，双方成功地进行了军民联欢。在场的一个美国记者，目睹了“军民鱼水情”的景象，感慨“这是我一生中看到的人民与外国军队之间的最欢愉的交往”。布达佩斯警察局长努力与市民和解，他事后因为立场不够坚定被判处无期徒刑。但是，当时皆大欢喜。尽管也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插曲，比如国家保安局的同志常常被市民搜出处以私刑，但这仅仅是插曲。10月30日，纳吉表示匈牙利结束一党制、恢复多党制。同时，苏联也表示愿意撤出苏军，与匈牙利就撤军问题进行谈判。

    一切都朝着大团圆的方向走去。然而，接下来的历史如同过山车，进行着极限运动。10月31日，已经撤退的苏军重新回潮，有过之而无不及，匈牙利目瞪口呆。11月2日，苏联大使照会匈牙利政府，第二天将派代表团就撤军问题进行谈判，后者喜出望外。11月3日，谈判顺利得难以置信，历史再次朝着大团圆的方向走去。11月4日凌晨，10万苏军挺进布达佩斯，镇压“反革命暴乱”，纳吉短暂地在南斯拉夫大使馆避难，离开大使馆后被捕，经过“三起三落”，最后放弃“请求赦免”的权利，选择了绞刑架，30多年后，获得平反。

    侯凤菁参考大量中文、匈牙利文著作，讲述了激情燃烧的12天。书中还附有很多插图，其中两幅最让我动容。一副是裴多菲俱乐部举行讨论会时的照片，由于人数太多，很多听众或坐或站在窗台上、街道上，侧耳倾听，他们非常安静，唯恐错过房间里面传来的任何声音，很多听众陷入沉思。我相信，1956年之后，匈牙利一定会出现犬儒主义和公共事务冷漠症；但我同样相信，那并非“国民性”所致，这张照片已经说明布达佩斯市民对公共事务的关注。如果说他们后来表现出漠不关心，那并非他们的自由选择，而是“被选择”的结果。还有一幅照片是白天里空空荡荡的街道，那是布达佩斯工人委员会发起的消极抵抗，为了表达对苏军的异议，同时为了避免苏军找到再次镇压的借口，市民进行了空巷运动，整座城市在11月23日下午2点到3点空无一人，只有苏军和他们的坦克形影相吊。沉默，是对“暴乱”的最好诠释。

    《燃烧的多瑙河：匈牙利1956年事件真相》也有一些细节，值得商榷。比如书中提到纳吉撰写的《国际关系的五项基本原则与我们的外交政策问题》，五项原则就是万隆会议所采纳的民族独立、国家主权、民族平等、领土不受侵犯和不干涉别国内政，一年以后，苏联肯定了这个主张。可是从时间上来说，1955年4月的万隆会议在前，1955年5月苏联与南斯拉夫的共同宣言也承认了五项基本原则，随后才是纳吉的文章。

    阅读这本书时，最常出现的疑问不是细节出入，而是：如果匈牙利不是苏联的卫星国，如果“国内派”而非“莫斯科派”成为党内主流，历史会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历史无法假设，这个问题也没有标准答案，正因为没有答案，让人时时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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