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学习者到分享者 中国从容走向世界6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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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起１９８１年自己在日本进修时第一次坐电车的情景，６５岁的范期锦依然记忆犹新。
“不管男女老少，每个人穿的鞋都不一样。我当时觉得很奇怪，因为在国内，大家上班拿一样的包、一样的饭盒，穿一样的衣服、一样的解放鞋。” 在日本学习了近３年的范期锦娓娓道来。
新中国成立时，还在成都的范期锦年仅５岁，只记得１９４９年成都解放那天早上，一打开家门就看到两名解放军战士。于是他跑到街上，才目睹了解放军进城的历史一幕。
“小时候，哪想过会跑到日本去进修啊！”范期锦笑着说。１９６７年他从天津大学水道及港口水工建筑专业毕业后，曾短暂在军区农场当农民，直至１９７０年被重新分配到位于青岛的交通部第一航务工程局二公司，他才真正专业对口。
而能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二批公派留学生，范期锦也颇费了一番周折。他先通过日语和专业知识两轮考试，再经过多轮集训和严格的政治背景审查，１９８１年终于飞往日本东京大学进修港湾工程。
“留学进修让我知道我们行业的深浅。无论是实验设备、理论发展，还是技术，当时我都觉得外国比我们强。８３年我结束进修回国时，恨不得什么都往回带——手表、电冰箱、洗衣机、彩电……就是没钱，” 范期锦回忆道。
但２０多年后他重返日本时，情况已完全改观。
“和其他国家一样，市面上很多商品都是中国制造。我在商店里转了半天想买点礼物回去，最后选了一个电子相框。回来一看，还是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说到这，范期锦哈哈大笑。
今年２月范期锦受邀去日本讲学。初坐飞机时还眼花缭乱的他如今已是长江口航道管理局总工程师、港工领域“中国经验”的分享者。面对当年的老师和前辈等台下听众，他镇定自如。
这种人生际遇的改变让他感触很深：“当年，我是百分之百向人家学习，他们一个大学本科生知道的比我们这些工作很多年的人都多。但２０多年后再比，我们国家在地位、技术、社会进步等方面的变化真是非常大。”
同样变化的还有范期锦生活和工作的地点——天津、青岛和上海。他目前已成为上海市民。
“我人生的跌宕起伏是跟整个国家密切相关的，”在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两鬓开始花白的范期锦如此总结自己６０多年来走过的路，一如６０年来上海历经的变迁。
６０年前中国共产党接管被西方学者称为“打开现代中国的一把钥匙”的上海时，曾有人预言上海“维持不了３个月”，也有人断定“共产党搞经济要吃‘鸭蛋’”。
这种论调后来被证实是错误的，关于中国未来的悲观预言并没有成为现实。
与此相反，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西方经济体仍苦苦挣扎，而中国已率先露出复苏的曙光——股市、楼市年初以来强劲反弹，大部分经济指标明显改善，正在筹办２０１０年世博会的上海更是到处大兴土木。从已建成的东方明珠、金茂大厦、环球金融中心，到在建的上海中心，这座雄心勃勃的城市不断刷新着“中国第一大商埠”的高度纪录，并且瞄准了更长远的目标——到２０２０年基本建成与中国经济实力及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和具有全球航运资源配置能力的国际航运中心，而后者正是范期锦等多年来一直参与长江口深水航道治理工程的业界人士所期待的。
当年的成都“小鬼”如今已成为港口航道领域的权威专家，新上海人范期锦的人生曲线，融入一代又一代国人“走出去”的足印，一同勾画出新中国６０年来走向世界的曲折轨迹。
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中国一穷二白，百废待兴，管理人才和技术专家奇缺。１９５０年，新中国第一批出国留学生２５人启程赴波兰等东欧五国学习语言、史地等专业。随后，更多留学生被派往苏联等国。新生的共和国怀着忐忑的心情走向世界。
据教育部统计，从上世纪５０年代起至６０年代初，新中国共向苏联派遣了１万多名留学生，向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派遣了１０００多名留学生，１９５６年后才向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西方国家和周边国家零星派出留学生。
上世纪６０年代，中苏交恶，以苏联和东欧国家为师的“一边倒”求学局面被迫中止。“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紧接而来，对“里通外国”罪名的恐慌让中国陷入了闭关锁国的混乱之中，除了少数亚非拉国家，中国几乎完全关闭了走向世界的大门。直到１９７２年中国再启外派留学生计划，向英法两国派出首批留学生３６人，困境中才现转机。
１９７８年６月，邓小平指示重新打开国门，鼓励扩大派遣出国留学人员的规模和留学范围，年已３７岁的范期锦这才有了初次出国进修的体验。
此后，中国留学队伍不断扩大，从精英走向全民，由公费到自费。中国人走向世界的身份也不再仅仅是“学生”，经商贸易、投资考察、休闲旅游等多有涉猎。走向世界各个角落的中国人开始主动分享自己的文化、知识、商品和资金。
２００１年１２月中国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更加紧密。贸易数字最能说明变化，１９５０年新中国进出口总额只有区区１１.３亿美元，仅占全球贸易总额０.９％。如今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和第二大出口国，２００８年进出口额达２.５６万亿美元，占全球贸易额的８.８６％。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朱锋教授认为，６０年来无论是中国的国际地位和作用，还是世界对中国的认识及中国看待世界的视角，新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都“变化很大”。
朱锋说：“６０年前，我们不了解世界，对世界的感觉很陌生，与世界往来的最主要目的是维护主权安全和获得外界承认。６０年后，在处理国际关系时，中国的自信心有了很大提升，在国际事务中也日益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未来更要通过与世界的紧密互动，增加自己的实力，实现与国际社会的合作、互利和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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