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艺术史上新的一页 波兰印象

指路人

　9月3日当地时间18时55分，深圳市政府文化代表团结束了72小时的华沙之行。在巨大的引擎轰鸣声中，飞机轻轻跃起，离开了沉醉于金色夕阳下的华沙。忽然间，我有了一种很强烈的愿望：应该写一篇《波兰印象》。尽管我深知，72个小时对于千年的波兰与五百年的华沙实在是太短暂了，但内心深处实在是有一种有感而发的冲动。

                无意之间见证历史
　9月2日下午将近六点的时候，波方和中方人员都显得有些紧张。中国驻波兰大使孙荣民还在从波兹南赶回华沙的路上。尽管距离仅有三百余公里，但孙大使已经在路上耗去了将近五个小时。还好，大使虽一脸疲倦，终究从波兹南中国九省市贸易洽谈会上及时赶回了华沙。“墨非墨——中国水墨艺术展准时开幕”。当华沙王宫博物馆馆长轻轻地说出下面这句话的时候，我在一瞬间体会到何为见证历史——“深圳美术馆带来的‘墨非墨’当代中国水墨艺术展，是王宫博物馆历史上与中国艺术家的第一次合作”。馆长没有忘记幽默地补上一句：当然，在波兰末代国王时代，王宫博物馆曾经与中国艺术有过交流，那个时候中国瓷器在王宫被视为珍宝，算起来，已经有二百余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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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艺术家代表中国，在波兰的最高艺术殿堂召开新闻发布会，深圳艺术家的作品与世界著名的艺术家的作品并列于王宫博物馆内，真的是掀开了深圳艺术史的新篇章。当天中午，文体旅游局徐民奇副局长一脸的感慨、兴奋与激动。他提到，王宫博物馆在世界上也堪称一流的硬软件水平。顺便说一下，他是79级的天津音乐学院音乐理论专业的毕业生，留校任教十余年后来到深圳，从事宣传与文化管理工作。他如此激动，也真的是应当激动。过往的深圳对外艺术交流史，以民间交流居多，往往与著名的艺术殿堂为邻而不得入。前一天，与中国驻波兰大使馆文化参赞孙海嘉会面，曾经听到他对深圳重视文化事业与国际交流大加赞扬。作为资深文化参赞，他参与安排过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出访，对“墨非墨”的展出，他以同样的热情展示出职业外交官无微不至的精细风格;更令人感动的是他从内心溢出的推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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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置身于金碧辉煌的王宫博物馆会议厅，看到波方三位部级官员、两位驻华大使(刚卸任和候任的)和议会文化委员会副主席，以及其他政府官员和外交官等等三百余位嘉宾鱼贯而入时，我想每一个在场的深圳人，都应当是深深地被感动了。当代中国艺术家运用水墨艺术的形式，在时间上沟通古今，在空间上纵横东西，以个性化的方式，从多维度来表达对现代中国社会经济文化与人文变迁的感觉。深圳艺术家的创意无疑大获成功，出席开幕式的官员政要及观众，对“墨非墨”充满了好奇与探求的渴望。
　　远远望去，现代中国当代水墨艺术展海报挂在王宫博物馆的正门口，这是一幅以德国巴伐利亚的山为背景的海报，水墨“山水”二字就浮在水与冰之上。
　　华沙——华沙
　　刚一到华沙，广州籍的地接小郭就告诉我们应当如何理解华沙的英文含意：两个音节分开就是WAR-SAW，意即守望战争。华沙确是饱经战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几乎被彻底摧毁，做此解释显然很合适。不过细究起来，此处的SAW并不能解释为“看”或“望”，以“战争之锯”作为华沙英文释意可能更好一些。华沙作为首都，见证了波兰亡国之痛，见证了波兰几次被列强瓜分和再瓜分，列强以“战争之锯”一再锯断了波兰的躯体，但从没锯断波兰人的关于祖国独立的精神。有如肖邦、居里夫人等世界级音乐家、科学家、文学家，他们虽然长期旅居国外，但始终以波兰为自己的祖国，祖国的独立与繁荣是他们毕生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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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沙曾经是一个感伤的名字，更是一个让世人尊敬的名字。古华沙城已经毁于战火，但新建的华沙城是联合国物质文化遗产。金色的秋日阳光里和碧蓝天空下，我们一路走向位于步行街的王宫博物馆时，不时可以看到置于街道上的油画，其中的景象都是古华沙的街景一角，心思细致的游人可以随时停下来，仔细观察重建的华沙与油画上的华沙每一个细小的差别。华沙重建中更为令人感动的故事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华沙大学建筑系的师生预知华沙不保，他们详细测绘了华沙古城，保留珍贵的数据;战后重建华沙过程中，又是他们大声疾呼，依据详细测绘的图形，按照原有的风貌重建华沙。
　　我们步入王宫博物馆，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王宫博物馆战前、1939年9月、1944年波兰起义失败后及1984年重新建成后的照片。1939年王宫博物馆毁于纳粹德国对波兰的闪电战;1944年8月开始的波兰起义持续两个月，希特勒发誓要将华沙从地图上抹掉，王宫博物馆因此仅存遍地瓦砾。1971～1984年波兰人重建了王宫博物馆，重新展出了战争爆发前被运出的珍贵艺术品。这些艺术品可能没有卢浮宫内的艺术品珍贵，但是这些艺术品可能更具有精神力量，更能透射出对独立自由的追求。我说不清楚对于华沙的激动来自于何处，但是王宫博物馆的重建及在废墟上重建老华沙的壮举肯定是令我深深感动的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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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与文化繁荣的城市
　　开幕式结束后，一位波兰长者很友好地问了我一个深圳有没有交响乐团的问题。我很自豪地告诉他，有一个与深圳在中国经济中地位大致相当的深圳交响乐团。真没想到的是，他听后的表情是满脸的惊讶。他说到，你在致辞中提到，深圳是一个经济与文化繁荣的城市，有1000多万人口，那就不应当只有一个交响乐团，也不应只有精英的交响乐团，要有大众的交响乐团。我记起了深圳市文化发展基金专门资助深圳交响乐园普及交响乐的故事，想讲给他，但最终没有讲出来。因为我实在是不知道，他能不能理解，交响乐作为音乐艺术的集大成形式、过去一百多年从变奏曲和协奏曲演变而来的过程，及除贝多芬之外的著名作曲家的曲目，在中国还没有普及，有效的交响乐人口因此并不大。我于是这样回答他：如同快餐文化一样，音乐的快餐化，产生了杰克逊这样的通俗音乐巨星。在中国，同样出现了传统的高雅艺术不敌通俗音乐的情况。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之一，就是要使高雅艺术能够不断地滋养年轻的一代。正如所料，他对这个题目大感兴趣，说波兰也存在着这种现象。
　　深圳的文化当然是繁荣的;深圳公共文化服务的观念在国内一直比较超前。同行的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吴忠告诉我，“墨非墨”从策划到赴美进行民间交流并大获成功，首先是得到了深圳宣传文化基金的支持，能够成行波兰王宫博物馆展出，也是基金大力支持的结果。“墨非墨”在美国费城结束展览后，从国内再启运华沙原拟走海运，但时间已经来不及。由于有了深圳宣传文化基金的支持，得以改为空运，如期在华沙与观众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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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为与中兴：文化城市与企业文化
　　华为与中兴，任何懂中文的人都可以读懂其中包含的信念。两家公司自成立以来可以称得上是，不断遇到困难乃至危机，但都是战而胜之，不断地发展壮大，目前已经成为我国在海外最大的两家制造业投资企业。如果说全球每个航班都会有华为人或中兴人，可能是夸张，但在世界上，有人居住、有通讯业务需要的地方，都留下了华为或是中兴人的足迹，这应当是事实。
　　既然到了华沙，我们理所当然地要去华为与中兴的分支机构访问，其中也不乏节日慰问的含义。因为我们听到过，两个公司的高层就派出人员的饮食、生活、文化活动休假等设计出了N种方案，以解他们的乡愁。一个源于公司最高层的极有创意的点子是，从国内聘请厨师，推行吃饭免费，不吃不退。随之而来的是休假机票免费，不休不退等。
　　在开幕式的现场，华为与中兴公司员工位列其中，频频向我们微笑，这不仅仅使我们感受到温暖，更让我们记得他们对于城市文化发展的期盼。企业文化是中国三十年来普及得最快的概念，但华为与中兴公司对于城市文化的要求真的是向我们提出了挑战。新产品不仅仅来自于技术，更来自于关于人的发展的深刻文化思考。企业所在的城市应该给予他们的，已经不单单是传统的行政效率和税收减免之类的投资环境，更重要的是类似于中国气功所说的气场效应，一个有利于企业思考的文化氛围。在讨论中，我们都感觉到以现有的知识无法对城市文化的气场效应进行概括，但是可以枚举出一系列活生生的例子。每年有大量的外籍员工特别是重要的客户来到深圳总部，或是进行业务培训，或是进行重点项目研讨，或是客户提出产品的创意要求，这些都是创新性的文化活动。深圳能够提供给他们一流的饮食场所，满足他们多样的购物需求，有充足的娱乐场所，但就是鲜有组织良好的、对外开放的以及触手可及的精品文化场所，一如每年夏天、每逢周末在华沙瓦津基公园(因为肖邦雕像坐落其中而被称为肖邦公园)肖邦雕像下举行的露天音乐会。华沙市民和外国旅游者都有机会来此免费欣赏来自世界各地的著名钢琴家在这里演奏肖邦的作品。音乐之于任何一种创造性的活动都有着更多的共同性，一个天才艺术家的创造在一定程度就是脱离俗世的关于完善的想像，这种升华的美是任何真正的创新都不可或缺的灵感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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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作为一个年轻的城市，在极短的时间内创造出了其他城市难以企及的物质成果，但是，在走向未来的道路上，她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以积累起能够支持不断创新的文化财富。
　　马丁与安娜：文化使者与交流共生
　　波兰密茨凯维奇学院院长波托罗卿博士开幕式的致辞没有稿子，但显然是深思熟虑。他提出，不同文化间关系的核心是交流共生而不是单向的文化扩张。当我试图理解这句话的真正含义时，猛然发现身边就有两个鲜活的例子：马丁与安娜。几乎是每个波方致辞者结尾都会感谢马丁博士出色的工作，这使得我注意到了开幕式上的波方翻译。他的普通话发音不能说是纯正，但他的中文表达儒雅准确。下来一问方知，他是华沙大学汉学系博士，作为密茨凯维奇学院研究员，他是此次“墨非墨”进入波兰王宫博物馆展出的实际组织者。他默默地奔走于开幕式及参观环节的各个角落，使我没有机会与他聊上哪怕是十分钟。我不太清楚安娜在密茨凯维奇学院内的确切职务，但很清楚的是，在开幕式那天晚上，深圳代表团走到哪里，她都适时地、安静地出现，为我们充当翻译。她的父亲曾是波兰驻华的外交官，使得她在童年时代有机会在北京居住了一年。考大学时，她被华沙大学艺术史专业和中文系同时录取，但她选择了中文系。尽管她目前的工作使用中文的机会并不多，但她坚持认为这是不曾后悔的选择。我猜想她应当自修或是受到了很系统的艺术理论熏陶，有很高的艺术修养，这不仅因为她可以用中文表达出对非常复杂的令我追问再三的水墨艺术的看法，也因为她可以用极其精练的语言描述对一件作品的感受。胡又笨先生参展的作品，取名《大墨象》，一块约3×7m的宣纸为墨汁浸透揉皱干燥后，很自然地放在地上。习惯于具体形象的我，看到它时不得不去请教安娜对这个作品有何评论。她极简练地回答，我很喜欢，这是栩栩如生的墨海，是中国水墨画的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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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波兰朋友回答我如何评价“墨非墨”的艺术水平问题时，经安娜的转述，我得知，他不能确定这是多高水平的艺术成就，但可以确定当代中国水墨艺术家对于社会变化和环境变化非常之敏感。求教于深圳美术馆馆长宋玉明，宋先生说这是关于艺术非常准确的评介之一。没有了敏感就没有了艺术。人们可能对一幅作品会产生完全不同的理解，这实际上并不取决于作品本身，而是取决于观众对于外部世界的理解。观众可能从一个作品中观察到作者本身并未体验到的对于外部事物的感受。
　　波兰文化与民族遗产部副部长莫妮卡·斯莫兰在致辞中对中国水墨艺术给予了高度评介，开幕式后又再到展厅里仔细看了作品。事后，我问负责作品介绍的小覃，副部长是否真的懂中国水墨艺术。她肯定地告诉我，斯莫兰副部长应当是既懂中国的水墨艺术也熟悉当代艺术。根据是，副部长女士有两句画龙点睛的话，一句是，她本来做好准备尝试去理解似乎难于理解的中国艺术作品，但很高兴的是她能够理解几乎所有的作品。另一句是，艺术要解决的问题是，我是谁?我们是谁?我们在哪?“我是谁”是指艺术的差异性，“我们是谁”是指不同文化的共同性，“我们在哪”是指不同文化间的共生的差距。听到这三句话，我对波兰密茨凯维奇学院院长波托罗卿博士关于不同的文化间关系是交流共生的理论又有了新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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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习惯说金秋十月。其实在纬度相当于黑龙江的华沙，九月已经是金秋。在阳光之下，阵阵花香混合着草香从草丛中田野里隐隐飘来，不浓不淡，有一丝丝甜，更有闻得出来的成熟了的暖香，这是似曾相识又久违了的北方大平原的芳香。
来源: 深圳商报网

l.l.xiong

马丁不是中文系的学生；应该是人类或者社会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