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兰，改革成功的原因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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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欧各国中波兰的经济一枝独秀，近年来经济增长率达到6％以上，不但高于其他东欧国家，而且在整个欧洲也属罕见。华沙地处东欧与中欧中心的地理条件和波兰稳定的社会经济局势，吸引着外国投资者纷至沓来，竞相在华沙设立据点与分公司，仅1996年就吸收了外国直接投资25亿美元，创历史最高水平。由于外商激增，华沙的物业灸手可热，房租暴涨，成为世界上十个最贵的城市之一。波兰的这些经济表现受到了各国的普遍关注，英国的《经济学人》载文认为，波兰将可能成为欧洲的“经济小龙”。波兰经验对大部分还在转轨中煎熬的东欧和原苏联各国无疑有重要的借鉴作用，对中国的制度转型也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我们首先应该明白波兰改革所以取得成功的原因，这原因大致说来有这么几点。首先波兰虽然曾落入苏联的势力范围、但对苏联十分反感波兰人民的历史经验使他们在民族情感上对苏联有很大抵触。波兰人民对苏联的强烈反感，是由历史上波兰经历过的一系列痛苦事件造成的。斯大林不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对波兰从背后插了一刀，利用德国进攻波兰之机也占领了波兰的部分领土，而且当波兰军队撤退到苏联境内时，还在苏联的卡汀地区杀害了26，000名已经解除了武装的波兰军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斯大林又进一步将二战中夺得的波兰领土合法化；虽然他把一部分原来属于德国的领土割给波兰作为补偿，但二战后整个波兰的领土比战前还是缩小了。二战后斯大林把社会主义制度强加给波兰，使得波兰的经济进一步落后于西方国家，所以波兰人对此非常怨恨。其次，波兰的社会主义化不彻底。在原东欧社会主义阵营中波兰最有自己的特点。斯大林就曾讲过，向波兰人灌输共产主义比给公牛套挽具还要困难。在波兰共产党统治时期，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并未真正在波兰人心中扎根，而天主教会却一直在波兰保持着巨大的影响。与其他东欧共产党国家相比，波兰的共产党政府相对来说是最宽容的，对意识形态的控制也比较宽松。当局允许波兰的学者到西方旅行、交流，对社会科学的干预也比较少。在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只有波兰始终保持着规模可观的私有经济。波兰在五十年代曾试行过一段短暂的集体化运动，很快就以失败而告终，此后私有的个体经济一直在农业中占统治地位。波兰人会做小生意在东欧也是有名的，1989年之前，他们就经常在东、西方之间跑单帮、贩卖商品赢利。这些市场经济的历史背景给波兰成功的改革提供了社会经验与管理基础。

 

波兰历史上素有民主传统，人民的民主素养比较高。重建民主制度后，人民很快就适应了，也愿意尊重和遵守民主制度的规范。由于二战后大批波籍移民回归波兰，而德籍侨民离去，使得波兰不再有少数民族，民族同一性很高，所以也不会在转型期间因潜藏的民族矛盾而出现社会不稳定。从总体上来讲，波兰完成政治民主化后，现在政局稳定，社会和谐，这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

 

比较中国与波兰改革，有三点值得引起注意。其一是波兰改革以1989年为清晰的分界点，最有革命性的变化是开始了政治制度改革。社会主义市场化改革与政治制度转轨是两类不同性质的改革，社会主义市场化改革是保持基本制度不变而进行的经济改革，政治制度转轨则是从社会主义制度向一个新制度转变。换句话说，波兰与中国的不同首先在于，波兰许多经济改革从60、70年代就开始了，1989年后是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改革并举。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如果改革措施能得到合理设计，民主化改革与市场化改革是可以相互协调的。民主政治在长期是支持市场经济制度运行的，因为民主政治可以有效纠正和制止错误的经济政策。如果经济政策效果不好，制定该政策的政治家就很可能在下次选举中落选或通过其他机制被更换掉。但波兰这15年改革历程也表明，在短期民主政治可能会给经济改革包括经济政策的制定造成许多困难。其二是1989年后西方国家对波兰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转变。波兰在70、80年代就开始了市场化改革，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引入了一些市场机制。尽管不允许资本自由流动，不允许自由贸易、不允许外国货币自由兑换，但允许接受一些外国直接投资。通过外国政府的担保从外国银行获得的以及其他途径获得的外国直接投资，改进了管理，引进了先进技术。西方国家对制度转轨支持与推动对波兰改革推进是有积极意义的。其三点是1989年后波兰开始了制度转轨，这可能是最重要的不同。转轨意味着知道“从哪里来”和“要往哪里去”，正如从成都到北京，到达目的地，转轨就结束了。而改革，是知道“从哪里来”但不确定将往哪里去，再加上外部环境也在不断变化，因此我们不知道25年后中国的市场经济会是怎样的，中国改革的最终结果还是一个问题。相比而言，更有把握知道25年后波兰的市场经济会是怎样，波兰将加入欧盟,而加入欧盟之前与之后都要求国内的各项制度与欧盟相衔接，他们的制度转轨总体来说是朝着与欧盟国家相似的市场经济制度的方向迈进。波兰80年代改革因为缺少一个目标，缺少各方的协调，也因为政治集团的反对，并没有改进人们的生活而取得成功，后来政治家们与广大民众都认识到了需要进行根本性的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的转轨。

 

从波兰的转轨经验看，自由化、稳定政策以及微观机制的重构往往会带来大量的失业。转轨需要关闭一些企业并将工人转移到新的产业，而且随着企业技术、管理的改进以及工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企业需要的工人可能会越来越少。在波兰，根据经验，如果GDP的增长率低于4%，失业率就会增加。再者，转轨时期政府没有财力来补贴失业工人，失业既是经济问题也是社会问题。在第一阶段，受“华盛顿共积”支配进行的自由化过程中，出现非常严重的经济紧缩，4年间就业量总共减少了15%。在第二阶段，失业率从1993年接近17%下降到1997年的9.6%。第三阶段就业量累积减少了6％。在第四阶段，在政策的作用下，失业率开始逐步下降。

 

从波兰的改革经验中，我们可以看到：社会转型应该包括三个同时进行的过程：自由化与稳定政策、微观机制重构、制度建设。在转轨之前，波兰等东欧转轨国家没有什么人认识到在市场经济中，市场在多大程度多大范围也是需要受管制的。波兰的改革，特别是在早期，深深地受到了“华盛顿共识”等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普遍认为市场化首要的是企业的自由化与私有化，自由化和私有化越快越好、越多越好，并且要紧缩银根，保持财政收支平衡，对税率及汇率加以合理管理调节，这样市场经济就可以获得成功。事实上在自由化和私有化过程中，波兰出现了大量的企业破产。私有化并不意味着成功，问题更在于如何提高管理质量。从长期看，私有经济确实比国有经济更有效率，是必由之路，但转轨决不仅仅只是自由化与私有化，还包括制度建设，必须制定新规则并且在制度上保证政府、市场各方都会遵守这些规则。因此，值得注意的是，市场化改革决不仅仅只是解除管制，它更是一种管制制度的重新建构，需要废弃一些旧制度，也需要创建一些新制度以培育并发挥企业家精神，包括明晰产权制度、开放经济、允许资本自由流动、开放自由贸易等。创建新管制的同时又可能会过度管制，从而可能抑制企业家精神、抑制投资与储蓄的意愿与信心。这里存在着风险，因而也使得制度转轨过程比较艰难。

 

 

转：信力建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