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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波兰传统文化的特征 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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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1-30 13:07:0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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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波兰传统文化的特征 波兰地处中欧,是一个山川秀丽、气候宜人、物产丰富、人才荟萃的国家。维斯瓦河、奥得河和布格河浇灌着31.2万平方公里肥沃的土地,养育着3800万勤劳、勇敢、智慧的波兰人民。在这片文化沃土上,孕育了千年波兰文明史,哺育出像哥白尼(1473—1543)、密茨凯维奇(1798—1855)、萧邦(1810—1849)、玛丽· 斯克沃多夫斯卡——居里(1867—1934)那样伟大的科学家、诗人、作曲家,和钢琴家。在20世纪,有四位杰出的波兰作家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他们是克维奇(1905)、莱蒙特(1924)、米沃什(1980)、希姆博尔斯卡(1996)。波兰人民对欧洲文明和人类文明做出的贡献是巨大的。本文的任务是向我国关心波兰和 对波兰历史文化感兴趣的读者介绍和阐释波兰传统文化的特征,错误和不妥之处希望得到同行专家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 从贵族文化到民族文化 公元966年,波兰大公梅什科一世(963—992)统一全国,建立封建早期的波兰国家。同年,他从地缘政治考虑,按拉丁仪式从捷克接受基督教。波兰成为欧洲基督教文明大家庭的一员。在梅什科一世和他的儿子勇敢的鲍莱斯瓦夫一世(992—1025)1 两位最早的彼雅斯特王朝君主在位时期,波兰人的民族意识开始产生。10—11世纪,波兰国家的四周疆界已经形成,西起奥得河,东到布格河,北濒波罗的海,南迄喀尔巴阡山,拥有大波兰、小波兰、玛佐夫舍、西里西亚、波莫瑞五个地区。五个地区的方言逐渐融合为共同的民族语言——波兰语。这是波兰文化最深刻的基础。民族意识最先在骑士(贵族)中萌发,因为他们帮助君主共同创建和保卫了国家,也是他们最先抛弃多神教,接受基督教。 1138年,鲍莱斯瓦夫三世(1102—1138)逝世,波兰发生封建分裂。在封建分裂时期,外患频仍,勃兰登堡从西部入侵西波莫瑞,条顿骑士团在征服普鲁士人后侵占东波莫瑞,西里西亚被卢森堡王朝统治下的捷克王国吞并。鞑靼人不断从南部发动袭击。封建割据持续了两个世纪。波兰骑士在瓦迪斯瓦夫一世(1306——1333)和伟大的卡齐米日三世(1333—1305元)两位国王的领导下,奋勇作战,重新统一了波兰王国。统一后的波兰王国是一个封建等级君主制国家。贵族(骑±)、僧侣、市民和农民是社会的主要等级。贵族(骑士)因享有政治和经济特权凌驾于其他等级之上。 1370年,卡齐米日三世逝世,因无子嗣,彼雅斯特王统中断。王位由已故国王的外甥、匈牙利国王路易继承。路易无男系继承人,要求波兰贵族承认他女儿的王位继承权。路易于1374年在科希策授予贵族减税特权,在波兰开始了有深远影响的政治文化过程。1382年,路易逝世,其女雅德薇嘉继承王位。1385年,波兰王国和立陶宛大公国在克列沃签订协定,两国成为君合国。1386年,立陶宛大公雅盖洛来到波兰首都克拉科夫,同雅德薇嘉结婚,接受天主教洗礼,加冕为波兰国王,称瓦迪斯瓦夫二世·雅盖洛(1386—1434),开始了雅盖洛对波兰的统治(1386—1572)。1387年,雅盖洛回到立陶宛,宣布立陶宛接受天主教。波兰和立陶宛的联合,主要是为了共同抗击条顿骑士团的侵略。通过联合,立陶宛贵族得到波兰贵族的所有特权。波兰的等级君主制没有形成强大的王权,没有像西欧各国和俄国那样演变为君主专制,而是朝着独特的贵族民主制发展。 贵族称号来自祖先在战场上立下的战功。贵族称号世代相传,每个贵族家庭都有纹章。非贵族出身的人只有通过战功由全国议会授予贵族称号才能获得贵族特权。贵族有高度的荣誉感,他们继承中世纪的骑士精神:勇敢、侠义、诚信、好客、慷慨。他们把保卫祖国看作是自己的神圣职责。勇敢作战、捐躯疆场是贵族的美德和斯拉夫人的光荣传统。胆怯怕死是贵族的奇耻大辱,临阵脱逃要受到取消贵族称号的惩罚。波兰贵族占全国人口的1/10,是贵族人数最多的欧洲国家。从16世纪末到18世纪末,贵族文化的特征业已形成。市民和农民争相学习贵族的行为准则和风俗习惯,贵族的骑士精神成为波兰民族文化特征的重要内涵。 波兰贵族的姓氏都以斯基(—ski)或茨基(—cki)为后缀。如四位国王的姓:维希尼奥维茨基(1669—1673,Wisniowiecki)、索别斯基(1674—1696,Sobieski)、列什琴斯基(1704—1711、1733—1736,Leszczynski)、波尼亚托夫斯丛(1764—1795,Poniatowski)。刚获得贵族称号的人,从没有斯基(—ski)或茨基(—cki)后缀,如恰伊卡(Czajka)变为恰伊科夫斯基(Czajkowski)。19世纪中叶,波兰从封建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后,特别是20世纪以来,许多农民、工人也都纷纷在自己的原姓氏之后加斯基或茨基。如姓科瓦尔 (Kowal)的变为科瓦尔斯基(Kowalski);姓别尔纳特(Biernat)的变为别尔纳茨基(Biernacki)。 贵族之间互相叫潘(pan),女贵族之间叫潘尼(pani)。其他等级的人互相叫蒂(ty)或韦(wy),中文意思是你或您。封建等级制度消灭以后,波兰社会的男士彼此都称潘(pan),女士之间称潘尼(pani),中文意思是先生和女士。波兰化的犹太人、立陶宛人、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也以斯基(—ski)和茨基(—cki)为自己姓氏的后缀。这说明贵族文化已经成为全民文化。 二、民主自由——波兰传统文化的第一特征 民主和自由历来是人们渴求的,但是像波兰人那样对民主和自由的执著却是举世罕有的。民主自由是波兰传统文化的第—特征。 16世纪初,波兰建立了独特的两院制议会制度,这是近代欧洲最早的议会制度。根据1505年宪法,未经议会两院同意,国王不能颁布新法律、不能征税、不能征召民团、不能宣战和媾和。这部宪法揭开了波兰贵族民主制的序幕。1569年,为了争夺波罗的海统治权和遏制莫斯科的扩张,波兰王国和立陶宛大公国在卢布林举行议会,决定两国实行合并,成立波兰共和国。波兰语中的共和国“rzeczpospolita”是共同所有之物的意思,即共和国由贵族共同占有,非国王一人所有。这与“王权神授”和“朕即国家”的观念迥然不同。波兰共和国是波兰王国和立陶宛大公国两部分组成的联邦制国家。这是“自由者同自由者、平等者同平等者的自愿联盟”。1596年,波兰首都从克拉科夫迁到华沙,波兰政治文化中心东移。 1572年,雅盖洛王朝的最后一个国王齐格蒙特二世(1548—1572)逝世,因无子嗣,雅盖洛王统中断,波兰开始实行自由选王制。自由选王制成为贵族民主制的支柱。占全国人口10%的贵族都有权参加国王的选举。每个贵族享有充分的政治自由,包括人身、财产不可侵犯的权利。1573年,波兰议会通过了宗教信仰自由的法律。1588年的法律禁止国王和政府官员搜查贵族家庭,只有因杀人、纵火、盗窃等罪行,经过法院判决,才能逮捕贵族。贵族把这种特权称为“黄金自由”。在16—18世纪,10%的公民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在欧洲是独一无二的。波兰无疑是欧洲最民主的国家。 波兰贵族对享有“黄金自山”感到骄傲。这与他们在军事上的贡献分不开。在1410年的格伦瓦尔德战役和随后的十三年战争(1454—1466)中,他们奋勇当先,奔赴战场,打败条顿骑士团,收复东波莫瑞,使波兰重新有了波罗的海出海口,为粮食出口和经济繁荣创造了条件。 随着贵族民主制的发展,贵族养成了无政府主义和桀骜不驯的性格,国王的权威日趋动摇。当齐格蒙特一世(1506—1548)和王后、来自意大利的博娜和瓦迪斯瓦夫四世(1632—1648)和王后、来自法国的路易·玛丽,为了加强王权而采取若干措施时,被认为是对贵族自由的侵犯,遭到贵族议会的一致反对而停止改革。1606年,克拉科夫酋长、大贵族泽布齐多夫斯基在保卫“黄金自由”的口号下公然发动反对国王齐格蒙特三世(1587—1632)的叛乱。1666年,大贵族卢博米尔斯基又发动了反对国王杨二世·卡齐米日(1648—1668)的叛乱。这两次叛乱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后果。贵族民主制的消极作用暴露无遗。 1652年,当全国议会在华沙召开的时候,立陶宛大贵族雅·拉齐维尔的代理人瓦·西青斯基反对多数议员通过的关于延长议会会期的决议。他的反对遭到许多议员的谴责,但被认为是合法的。这样,开创了波兰历史上只要一个议员反对,议案就无法成立的先例,这就是自由否决权。自由否决权的行使,把贵族民主制推到极点,使议会政治处于瘫痪状态。 1569年以后,波兰不再只包括原波兰人居住的地区,而成为拥有包括立陶宛、白俄罗斯、乌克兰在内,北濒波罗的海、南到黑海,面积近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000万的多民族多宗教的欧洲大国。在新的形势下,在波兰民族文化中出现了新的因素,即萨尔马特主义。萨尔马特人是来自亚洲的一个古代游牧民族,酷爱自由,骁勇善战,居住在伏尔加河、奥卡河和顿河一带,后来迁到斯拉夫人居住的中东欧广大地区。马·克罗梅尔(1512—1589)等波兰历史学家认为萨尔马特人是斯拉夫人的祖先,波兰人是斯拉夫人中最优秀的一支,波兰贵族继承了萨尔马特人的优秀品德。萨尔马特主义宣传波兰人是上帝的选民,上帝赋予 波兰人历史使命,要他们守卫在基督教前哨,防止伊斯兰主义的入侵,保卫欧洲基督教文明。萨尔马特主义具有民族自大和封闭排外的倾向,为波兰贵族向东扩张制造历史根据。 16世纪的波兰文献,频繁使用前哨(przedmurze)和堡垒(forpoczta)二词。1573年,波兰第一次实行自由选王。法国瓦洛亚家族的亨利当选为波兰国王。为了纪念这一事件,法国人在巴黎搭起牌楼,上写拉丁文题词: “ POLONIAE TOTIUS EUROPAE ADVERSUS BARBARORUM NATIONUM FIRMISSIMO PROPUGNACULO" 中文意为“波兰是全欧洲反对蛮族的最强大堡垒”。 欧洲基督教文明前哨的职能是同波兰弥赛亚主义联系在一起的。16—17世纪的波兰作家认为,波兰不只是反对伊斯兰主义的堡垒,而且是向东方传播基督文明,照亮东方黑暗的火把。他们甚至把莫斯科国家同亚洲国家并列。将其排除在基督教国家之外。这样引起了波兰弥赛亚主义同俄罗斯弥赛亚主义的冲突。19世纪俄国著名历史学家谢尔盖·索洛维约夫等人对波兰弥赛亚主义进行了抨击。他们责备波兰人背弃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没有成为西斯拉夫人的前哨,未能阻止西斯拉夫人的日耳曼化,却在向东方扩张。只有俄罗斯才真正起了基督教前哨的作用。她承受了东方游牧民族和鞑靼侵略的重负,致使自己的文明处于落后状态。20世纪俄国思想家别尔嘉耶夫以客观的态度评论说:“在每个民族的灵魂中,都存在着自己的优点和弱点,自己的长处和短处。需要相互喜爱各民族的长处,原谅它们的短处。……公正要求承认,波兰的弥赛亚主义要比俄罗斯的弥赛亚主义更纯粹,更富于牺牲意味。” 1648年是强大的波兰和极弱的波兰的分界线。这年5月,乌克兰哥萨克在鲍格丹·赫麦尔尼茨基领导下发动反对波兰的战争。这次战争引发了波俄战争(1654—1667)、波瑞战争(1655—1660)和波土战争(1672—1699)。战火从四面八方烧向波兰共和国大厦,灾难降临波兰大地。波兰的弥赛亚主义经受严峻的考验。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下,波兰贵族离开家园,率领军队,奔赴战场,同入侵之敌浴血奋战。1655年12月,他们在琴斯托霍瓦明山保卫战中打败瑞典军队,保卫了宗教圣地。1673年11月,波兰统领杨·索别斯基率4万军队,在德涅斯特河畔的霍齐姆战役中几乎全歼由候赛因帕夏指挥的3.5万土军。1683年9月,在波兰危难之际,波兰人深明大义,由国王杨三世·索别斯基亲率2.5万波军,驰援维也纳,同奥军会师,指挥波奥联军,粉碎了由宰相穆斯塔法指挥的土军的进攻,保卫了维也纳和欧洲文明,鼓舞了巴尔干的民族解放运动。波兰人发扬中世纪骑士勇敢作战、不怕牺牲的精神,赶走了入侵之敌。但是哥萨克、俄国、瑞典和土耳其已经摧毁了波兰。波兰河山破碎。根据1667年的安德鲁索沃停战协定,第聂伯以东的乌克兰和基辅被俄国兼并。波兰的弥赛亚主义遭受致命打击。 17世纪下末期,波兰人口减少了25%,耕地面积减少了一半,国力消耗殆尽。5 俄国沙皇彼得一世通过波兰国王、萨克森韦丁家族的奥古斯特二世(1697—1733)又把波兰拖入北方战争(1700—1721)。在这次战争中,俄国不只打败了瑞典,而且彻底捣垮了波兰。恩格斯说:“彼得大帝有步骤地毁坏了波兰,他的继承者只要伸手去拿就行了。” 18世纪末,在波兰行将灭亡之际,在中小贵族和新兴资产阶级推动下,在国王斯·波尼亚托斯基的支持下,波兰出现了爱国革新运动。在革新派领袖斯·斯塔希茨(1755-1826)和胡·科翁泰(1750-1812)的领导下,波兰召开了四年会议(1788-1792),通过了1791年5月3日宪法,废除了自由选王制和自由否决权,实行了王位世袭制和多数表决制,建立君主立宪国家,以此挽救垂危的祖国。沙皇俄国害怕波兰独立强大。波兰的革新运动遭到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武装镇压。波兰终于被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三个邻国三次瓜分(1772、1793、1795年)而灭亡。 1794年3月由塔·科希秋什科(1746-1817)领导的民族起义是波兰人民的背水一战。克拉科夫、华沙、维尔诺先后解放。贵族骑兵和农民镰刀军联合作战,在腊茨瓦维策打败俄军。镰刀军领袖沃·巴尔托什被授子贵族称号,改姓格沃瓦茨基。由于力量悬殊,起义被镇压。11月,华沙被苏沃洛夫指挥的俄军攻陷。1794年起义为19世纪波兰人民争自由、求独立的民族解放斗争揭开了新的篇章。 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给波兰人民带来了希望。1797年,杨·亨·东布罗夫斯基将军(1775—1818)在意大利勒佐建立了波兰军团。军团诗人约·维比茨基(1747—1822)用民间流行的玛祖卡曲调谱写了军团战歌——“波兰还没有亡”。军团战士唱着这首战歌,前仆后继,同强敌搏斗。1807年建立的华沙公国是军团战士流血牺牲的结晶,成为波兰复国的基地。1812年,10万华沙公国军队随拿破仑大军出征俄国,去时浩浩荡荡,回时残兵败将,演出了一部惊天地、泣鬼神的人间悲剧。华沙公国随拿破仑的失败而覆灭。波兰再一次遭到瓜分。根据1815年维也纳会议的决定,在华沙公国的大部分土地上建立波兰王国,由俄国 沙皇担任波兰国王。 在123年亡国的漫漫长夜里,波兰人坚信波兰一定会复兴。耶酥基督为了拯救人类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三天后复活。波兰为了捍卫基督教文明被邻国灭亡,也一定会复兴。波兰人民对占领者桀骜不驯、宁死不屈的民族精神在19世纪历次的民族起义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在1830年的十一月起义中,解放了华沙,废黜了尼古拉一世的王位。由于力量悬殊,华沙在1831年9月8日陷落。奉命坚守西区沃拉的约·索文斯基将军和全体官兵壮烈牺牲。在1846年克拉科夫起义时,革命领导人爱·邓博夫斯基把生命置之度外,力图把民族革命和农民起义结合起来,手拿十字架向被奥地利政府蒙骗的农民宣传民族政府的政策时被奥军杀害。 波兰革命者深知,波兰的复兴是同欧洲的革命紧密不可分的。在1848--1849年的欧洲革命中,他们战斗在所有战场——在意大利、法国、德国、捷克、罗马尼亚和匈牙利,同欧洲各国人民并肩战斗。马克思和恩格斯说:“他们无论是普通士兵还是指挥官,都表现得出类拔萃。”8马克思称波兰人是“欧洲不死的勇士”9。恩格斯说:“‘波兰人’和‘革命者’两个词成了同义语,波兰人就赢得了全欧洲的同情”。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波兰人在1848年欧洲革命中建立的伟绩的崇高评价,也是对波兰民族精神的表彰。 1863年的一月起义是波兰民族解放运动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最久的一次起义。领导起义的是由雅·东布罗夫斯基等革命民主主义者组成的“红党”。民族政府颁布了解放农奴的法令,其印章上写着“自由、平等、独立”。有20万人拿起武器同俄军进行战斗。起义坚持到1864年8月。红党领袖谢拉科夫斯基、康·卡利诺夫斯基等在战斗中阵亡。雅·东布罗夫基起义前夕被捕,后逃离俄国来到欧洲,成为巴黎公社将领,在1871年5月23日牺牲。他们表现出“生当为人杰,死亦为鬼雄”的革命精魂。 19世纪上半期的浪漫主义文化集中反映了波兰人民争自由、求独立的民族魂。亚·密茨凯维奇的伟大史诗《塔杜施先生》和弗·萧邦的著名钢琴曲《C小调钢琴练习曲》,又名《华沙的陷落》则是波兰民族魂的集中表现。 波兰人民经过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终于在1918年11月赢得了独立。 三、开放文化是波兰传统文化的第二特征 波兰地处欧洲中部,波兰文化是欧洲东西两部分之间的文化,即中欧文化。波兰对欧洲其他国家,实行开放政策,开放文化是波兰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根据己故华沙大学历史系教授、世界著名中世纪史专家亚历山大·盖埃什托尔院士(1916—1999)的意见,11 波兰自966年接受拉丁基督教后经历了三次西化浪潮。第一次在10—11世纪,波兰王室、大贵族、骑土等上层人士接受基督教,在波兰建立多级教区。在接受拉丁基督教的同时,波兰接受了在加洛林王朝时期形成的和随后的德意志王国的国家模式(有权威的君主制)。波兰开始融入拉丁文明和日耳曼的欧洲文化。1054年欧洲东西教会分裂后,波兰成为西方拉丁文明的一部分。 第二次在12—13世纪,当时波兰己进入封建分裂时期。在各地王公和贵族的赞助下,从意大利引进的罗马式教堂到处可见。各种西方修会(多明我会,本笃会,方济各会,奥古斯丁会和西斯特会)和修道院的建立,使更多的城乡居民接受基督教。12世纪初,出现了第一部波兰编年史的《加尔编年史》,作者是鲍莱斯瓦夫三世宫廷一名本笃会修士。13世纪初,克拉科夫主教文·卡德乌贝克撰写了四卷本《卡德乌贝克编年史》。民族文化和民族意识进一步提高。 12—13世纪,东方的罗斯文化也相当发达。从基辅经克拉科夫到布拉格和西方,从西方经布拉格、克拉科夫到基辅的过境贸易络绎不绝,给波兰带来了罗斯文化。 13世纪,波兰各地王公和贵族招来大批德意志移民,施行德意志法律,使他们享受广泛的自治权利。德意志移民一方面给波兰带来西方文化,另一方面在引进的北部和西部引起一定程度的日耳曼化。 14-15世纪,波兰经历了第三次西化浪潮,完成了基督教化的过程。波兰的宗教生活和艺术生活无不从哥特文化汲取力量。大批哥特式建筑拔地而起。许多波兰青年赴意大利大学、法国大学、德国大学留学。1364年,国王卡齐米日创建了中欧第二所大学——克拉科夫大学。中欧第一所大学是1348年由捷克国王查理创建的布拉格大学。克拉科夫大学在1400年由国王雅盖洛拨款重建,成为15世纪中欧最著名的大学,培养了尼·哥白尼这样世界顶级天文学家。哥白尼是在克拉科夫大学毕业,赴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和帕多瓦大学深造后发明日心说的。他是西方文化和波兰文化融合的历史见证人。 国王雅盖洛有深厚的罗斯文化情结,他的母亲是罗斯公主,他的第一个妻子也是罗斯公主。他力图使东西文化融合,把哥特艺术引入维尔诺和利沃夫,在卢布林建造哥特式的圣三位一体教堂,而教堂的圣像、壁画、水彩画却是拜占庭式的,可谓东西文化之合壁。雅盖洛和他的继承人卡齐米日·雅盖洛契克和杨一世·奥尔布拉赫特,还通过罗斯画家把拜占庭式的圣像画从沃伦和诺夫哥罗德传到卢布林和克拉科夫等城市。 16世纪,莘莘学子赴欧洲大学留学形成高潮。意大利的帕多瓦大学、博洛尼亚大学和罗马大学是波兰留学生人数最多的大学。宗教改革促使路德宗和加尔文宗青年赴德国和瑞士大学学习。法国的巴黎大学从中世纪起就是波兰青年向往的学府。杰出的诗人和作家杨·科哈诺夫斯基(1530—1584)毕业于克拉科夫大学,曾经周游意大利、法国和德国,他的诗歌充满爱国主义激情,呼吁民族团结和宗教宽容,描写普通人的感情,蕴含着浓重的人文主义精神。克拉科夫大学成为欧洲文化交流的中心,大批外国留学生来这里学习,众多的欧洲学者来这里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据统计,从1500到1560年,克拉科夫大学共有1.2万外国 学生,其中以匈牙刊、斯洛伐克学生居多。1用 波兰语代替拉丁语写作是16世纪波兰文化的一个亮点。作家尼·赖伊的名言为后世传颂:“让其他民族知道,波兰人不是鹅,有自己的语言”。在艺术方面,文艺复兴式建筑代替哥特式建筑。齐格蒙特一世(1506—1548)和王后博娜(意大利人)邀请了大批意大利建筑师,按文艺复兴式建筑艺术完成了对克拉科夫瓦韦尔宫的改建和扩建工程。大贵族杨·扎莫伊斯基用了20年时间建成了一座意大利式城市——扎莫什奇。 17世纪下半期和18世纪上半期的战争环境和萨尔马特主义的排外倾向,削弱了波兰同西方国家的文化联系,而更多地同东方民族接触。既然古代东方的萨尔马特人是斯拉夫人的祖先,波兰贵族对东方文化也就趋之若鹜。他们孜孜不倦地学习东方的穿着、装饰,喜欢丝绸、锦缎,爱佩带东方武器。在波兰语中出现了许多土耳其语和阿拉伯语的词汇。据语言学家尤·什韦德统计,17世纪波兰语吸收了180个土耳其语词汇,140个阿拉伯语词汇和60个鞑靼语词汇。大批波兰人进入乌克兰,使乌克兰语受到波兰语的影响。在乌克兰语中出现了许多波兰语词汇。波兰语也受到乌克兰语影响。 尽管受东方文化影响,西方文化仍是波兰文化的主流。巴罗克文化从意大利传入波兰,同萨尔马特主义结合在一起,形成萨尔马特——巴罗克文化。由国王杨三世·索别斯基聘请的宫廷建筑师奥古斯丁·洛奇设计的华沙·维拉诺夫宫是盛期巴罗克建筑的代表。1677年初建时像一座庄园。1680年,国王按意大利别墅的式样予以扩大,增加了庭院和花园,内部按法国巴罗克风格装饰得富丽堂皇。17世纪末,别墅改为王宫。国王和王后玛丽·达尔甘(法国人)长期在这里居住。 18世纪下半期,随着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贵族走向没落,市民阶级兴起。贵族的萨尔马特——巴罗克文化为启蒙文化所取代。波兰更加向西方开放。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的著作传入波兰。法国文化的魅力吸引了波兰知识分子。法语成为最时髦的外语。启蒙学者崇尚科学和理性,宣传天赋人权,人生来是自由平等的,向封建特权和神权发出了挑战。作家把描写市民和农民作为创作的任务。剧作家沃·鲍古斯瓦夫斯基的喜歌剧《克拉科夫人和山民》第一次让农民和山民成为戏剧舞台的主角。被誉为“诗人之王”的伊·克拉西茨基的诗歌揭露了贵族的残暴凶狠和天主教修士的虚伪愚昧,探求建立平等和谐的理想社会。波兰启蒙运动无回天之力,未能挽救共和国大厦之倾倒。波兰虽然灭亡了,但启蒙运动对自由平等的追求,却教育了亡国时期几代波兰人,激励他们为民族独立而斗争。 四、宗教宽容——波兰传统文化的第三特征 具有民主和自由传统的波兰,在宗教上实行宽容政策,这是波兰传统文化的第三特征。 1386年,当波兰王国和立陶宛大公国组成君合国后,波兰——立陶宛国家就开始了基督教两大派——罗马天主教和拜占庭东正教共存的局面。从这时起,直到18世纪末,属于西方天主教文明区的波兰人和立陶宛人同属于拜占庭——斯拉夫文明区的西南罗斯人(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的祖先),在一个国家内共存,这在欧洲是不多见的。在立陶宛大公国,信奉东正教的罗斯居民占大多数,他们有着400年拜占庭——斯拉夫文明史。波兰人也同样有400年西方天主教文明史。立陶宛同普鲁士人、拉脱维亚人同属波罗的海语系民族,1387年才接受天主教。雅盖洛王朝实行宗教宽容政策,使波兰人、立陶宛人和罗斯人团结一致, 共同打败条顿骑士团的侵略。 在康斯坦次公会议上(1415—1418),波兰的宗教宽容政策受到条顿骑士团代表的攻击,波兰国王和波兰人被诬蔑为“多神教”、“异端”。波兰代表、克拉科夫大学校长帕·弗沃德科维奇向会议提交的论文《论教皇和皇帝的权力》一文中,为异教徒的生存权利大声疾呼,强烈谴责骑士团用十字军东征的战争手段,迫使多神教徒接受基督教,强调只能用耐心说服办法促使他们自愿接受基督教,捍卫了宗教宽容原则。他还抗议用火刑处死宗教改革家胡斯。这反映了天主教内部宗教宽容和黩武主义两种对立的宗教观。 14—15世纪,从法国到俄国,当欧洲各国的绝大部分居民已经成为基督教徒时,西方教会由于内部分裂和教会上层腐败引发了危机。宗教改革应运而起。宗教改革运动的先驱是英国牛津大学教授约翰·威克里夫(1320—1384)和捷克布拉格大学教授杨·胡斯(1369—1415)。他们反对教皇权威,主张没收教会财产。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从德国扩大到西欧和中欧各国。 1517年10月31日,德国维登堡大学教授马丁·路德(1483—1546)发表《95条论纲》,揭开了宗教改革的序幕。路德强调因信称义,要得到上帝的拯救,不在于善行、组织和教规。在瑞士定居的法国人约翰·加尔文(1509-1564)除强调因信称义外,相信上帝预定论。教皇和任何组织都无法改变。16世纪50年代,新教获得合法地位,逐渐在德国北部、东北部和瑞士、荷兰、英格兰、苏格兰、瑞典等北欧国家取得胜利。 新教中的路德宗为波兰西部和北部各城市的市民所接受,分布在波莫瑞、大波兰和西里西亚等日耳曼化程度较高的城市,如格但斯克、托伦和弗罗茨瓦夫。普鲁士是路德宗的基地,哥尼斯堡大学(建于1544年)是传播路德宗的中心,许多波兰和立陶宛青年来这里学习。加尔文宗为波兰贵族所接受,主要分布在小波兰克拉科夫、平丘夫、散多梅什、卢布林等省和立陶宛。1562年,加尔文宗发生分裂,人数较少,更激进的一派建立阿里安宗,又称波兰兄弟会。波兰新教运动的最大弱点是缺乏农民群众的参与。大多数居民继续信奉天主教。据估计,16世纪末波兰天主教会共有3500个教区,各种新教教区只有1000个。 新教的传入,使波兰的宗教显得异彩纷呈,除天主教和东正教外,又增加了新教各宗和从捷克被驱逐的胡斯运动的继承者——捷克兄弟会。此外,还有犹太人,他们讲犹太语,信犹太教,居住在克拉科夫、波兹南、利沃夫等城市,但组织在犹太公社里,享受自治权利。从13世纪以来,犹太人因受德国当局迫害前来波兰定居。波兰犹太人占欧洲犹太人的1/3,是世界上犹太人最多的国家。 1573年1月,在雅盖洛王统治中断和王位空缺的时候,波兰议会为了维护国内和平,通过了在宗教问题上禁止使用暴力和实行宗教宽容、宗教平等的法律。这个法律实际上是对14世纪下半期以来非天主教徒平等权利的确认。研究16世纪欧洲宗教史的法国历史学家若瑟夫·勒克勒尔(Joseph Lecler)写道:“波兰的宗教形势,对于16世纪下半期的欧洲是无法比较的。这个天主教国家,根据红衣主教霍久什的说法,是异教徒的避难所。最激进的教派因在世界各国受驱逐和迫害都躲藏到这里。再洗礼派和反三位一体派教徒欣幸在这个天主教国家找到和平自由的栖身之地。” 在君士坦丁堡陷落前后,东西教会合并的呼声很高。1439年的佛罗伦萨会议就东西教会的合并原则达成了协议。君士坦丁堡陷落后,奥斯曼帝国境内的东正教徒被禁止与西方基督教国家联系。只有莫斯科保持独立东正教国家的地位。莫斯科反对佛罗伦萨会议的决定,提出了“莫斯科——第三罗马”的理论,向西方教会挑战。1595年6月,波兰境内的东正教都主教和8名主教在布列斯特举行会议.,原则上通过东正教会同天主教会合并的决议,遭到大贵族、基辅省长康·奥斯特罗格斯基的反对,在他的压力下,利沃夫和普热米斯尔主教撤回了对合并的支持。12月,2名代表前往罗马以8名主教的名义向教皇呈交了关于东西教会合并和接受教皇领导的信函。教皇发布了结束波兰教会分裂的训谕。1596年10月,在都主教米·拉加兹主持下,正式通过东正教会和天主教会合并,保留东正教会全部礼仪的决议。布列斯特会议引起了基辅都主教区东正教会的分裂,赞成合并的6个主教区教会称为合并派教会或东仪天主教会,反对合并的两个主教区称分裂派教会。这次教会分裂引起了阋墙之争。1623年,主张合并的波洛次克大主教杨·孔策维奇被维贴布斯克市民杀害。东正教徒对天主教和合并派教徒的仇恨,为1648年乌克兰哥萨克起义埋下了火种。 特伦托公会议(1545—1563)发出了对新教反击的信号,开始了反宗教改革的运动。西班牙人伊·罗耀拉创立的耶稣会成为反宗教改革的得力工具。异端裁判所被天主教会用来镇压新教运动。在法国,天主教同新教胡格诺派之间的斗争引起了长期的胡格诺战争(1562—1598)。新教和天主教的斗争酿成了席卷欧洲的三十年战争(1618—1648)。 波兰天主教会接受特伦托会议的决议是在1579年。天主教徒力图保持宗教宽容原则,没有挑起宗教战争,没有设置宗教裁判所,没有发生许多欧洲国家那样的惨烈局面。只是在17世纪下半期特殊的战争环境下,波兰的宗教形势才发生变化。哥萨克以东正教保卫者的身份要求取消宗教合并,疯狂杀害合并派教徒和天主教徒。瑞典人则以新教徒保卫者自居。不少新教徒把宗教同一性置于国家利益之上,为外国入侵者服务。在这种形势下,波兰议会通过一系列反对非天主教徒的法律。1658年法律把不回归天主教的阿里安宗教徒驱逐出境。1673年法律禁止授予非天主教徒贵族称号,不再授予非天主教徒外国人波兰公民权。1718、1736、1764年法律禁止非天主教徒担任两院议员和政府重要职务。波兰宗教宽容和宗教平等原则遭到破坏。 18世纪末,波兰革新运动的领袖在启蒙思想的指导下,力图通过政治改革,逐步消除宗教不平等现象,恢复宗教宽容和宗教平等原则。他们在四年议会(1788—1792)期间通过法律,恢复非天主教徒的议员资格。正是在这时候,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和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却以东正教徒和新教徒的保卫者自居,在“信教自由” 和“民族原则”的幌子下瓜分了波兰。 传统文化绵延不断,历史的车轮已越过了第二共和国(1918-1939)、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4)和人民共和国(1944—1989)三个时期,从1989年起进入到第三共和国(1989— )时期。波兰人民正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克服无政府主义等消极因素,加强团结,在建设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和提高生活水平方面取得了显著进步。 [ 本帖最后由 人到中年 于 2007-1-30 13:33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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