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和波兰十月事件：中国力阻苏联出兵波兰

指路人

感人的现象
　　
　　1992年5月13日，我向波兰总统递交了国书，随后立即投入紧张的上任拜会，迅速地同总统府、政府和议会建立起必要的工作联系，结识了好几位新朋友。回顾这些日子，我在日记中写了一句话：“一个月来，我发现和印证了一个感人的现象，它使我欣喜，给我希望和力量。”

    这个感人的现象就是，在波兰的社会制度已发生根本变化的情况下，在我接触的许多政界要人中，尽管他们属于不同的党派，尽管他们对世界事务和波兰内政有着这样或那样的不同看法，但在谈及中波友好合作关系时，却有一个共同点，这就是都主动地提起1956年波兰十月事件和当时中国对波兰的支持，对这段历史仍然念念不忘，赞不绝口。从朋友们的这些谈话中，我又一次真切感到，当年毛主席和周总理采取的对波方针政策，具有强大和深远的影响力，是中波两国人民友好合作史中的光辉篇章，时至今日，依然是联结中波两国人民友谊的强大纽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1956年10月在中波关系史上是闪光的十月，从未因时间流逝而褪色。
　　
　　正确的判断
　　
　　1956年，我在华沙外交学院学习，可以说是波兰十月事件的目击者。我对这段历史的了解，也是经历了一个从少到多、从浅到深的过程。

    自从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反斯大林秘密报告流传到波兰之后，社会上流言四起，人们思想混乱，政局动荡不安。我所在的学校也失去了往昔的平静，人人都预感到一场风暴即将来临。1948年被罢职的前波兰工人党总书记哥穆尔卡成为这场风暴的中心人物。我国大使馆关心留学生的安全和思想状况，常常向我们讲解形势和了解情况，要求我们正确对待波兰发生的问题，多听少说，不乱加评论。

    我从波兰同学那里听到了许多关于苏联如何干涉、欺负和盘剥波兰的事例，听到了许多关于哥穆尔卡敢于顶撞斯大林并被打成“右倾民族主义分子”的故事。他们言词激烈，普遍支持哥穆尔卡重返政治舞台，民族情绪高涨，强烈要求改变波苏之间的不正常关系，维护国家的独立和主权。对他们说的话，我不敢全信，也不能不信。但事关波党领导的改朝换代和波苏关系，孰对孰错，令人感到困惑。有一天，大概是10月23日或24日，我刚走进教室，一位波兰同学尤莱克欣喜若狂地奔过来握着我的手，大声说“毛泽东支持我们”，“中国共产党和我们在一起”，“谢谢中国!”看尤莱克那个样子，我感到好像他在代表波兰似的。后来，我知道了，是毛泽东说的“不”字传到了波兰，打动了波兰人的心。
 
　　我清楚地记得波兰统一工人党八中全会后王炳南大使在使馆的一次讲话。他分析波兰十月事件的过程，指出事件的性质不是反苏而是反对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强调中国支持波兰的坚定态度。同时，他自我批评说，使馆最初对事件的认识和判断不准确，是毛主席指出和纠正了使馆的错误。他说，波党八中全会前后，使馆研究波兰形势，有过不同的看法和判断，新华社记者与多数人的意见不一致。使馆向外交部和中央写报告时，坚持对中央负责的原则，把少数人的看法也如实上报，结果真理在少数人一边。王炳南大使坦诚地把这件事讲给大家听，给我留下了深深的印象。时至今日，他那虚怀若谷的神态仍然历历在目。他的坦率，不仅不损害这位杰出外交家的形象，反而增加了晚辈对他的敬重。他是以其实际经验和教训告诉大家，在瞬息万变的复杂的历史转折关头，驻外使馆既要认真、积极、负责地向中央报告情况，又要善于去粗取精和去伪存真地透过现象抓住事件的本质，做出客观的准确的判断，力戒人云亦云的错误。

    原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分析了波兰十月事件的性质。据列席这次会议的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在《十年论战》一书中的回忆，毛主席说：“苏联动用军队来对待波兰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很不妥当。儿子不听话，老子打棍子，旧社会习以为常。但苏波关系不是老子与儿子的关系，是两个国家、两个共产党之间的关系。按道理，两党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不能像旧社会老子对儿子那样。看来苏联就是把波兰当作儿子。苏波关系搞得这样紧张，是苏联大国沙文主义造成的”。赫鲁晓夫“要动用军队，是严重的大国沙文主义”。毛主席还指出，我驻波“大使馆的看法不大对头，他们比较强调波兰反苏情绪高涨，很可能是从苏联驻波兰大使那里听来的。我驻波使馆另外一些同志觉得波兰的情况是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结果。这两种意见，看来后一种意见是对的”。

    可见，毛主席高瞻远瞩、洞若观火，对波兰十月事件的性质做出了正确的判断。

    从这一正确的判断出发，引出了一系列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实际行动。毛主席多次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和政治局会议，分析形势，商讨对策；一再召见苏联和波兰驻华大使，表明我党坚决反对苏联准备动用武力的态度和要求苏联和平解决波苏矛盾的主张；决定派刘少奇和邓小平率代表团赴苏调解波苏关系。

 

坚决的支持
　　
　　为了支持重返政治舞台的哥穆尔卡，批评和帮助苏联纠正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维护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毛泽东坚持真理，伸张正义，功不可没。

    众所周知，1956年6月发生的波兹南事件使波兰陷入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之中。7月，波兰统一工人党举行七中全会，为犯有“右倾民族主义”错误并先后被撤职、开除、监禁的前任总书记哥穆尔卡恢复了名誉。波党内和社会上要求哥穆尔卡复出的呼声高涨。时任波党第一书记的奥哈布难于驾驭局势，有意让贤。10月15日，波党政治局决定提前于19日召开八中全会，改组政治局，准备选举哥穆尔卡为波党第一书记。波兰局势的发展引起苏联的严重关注，苏联反对哥穆尔卡复出，认为是右派翻天，指责波兰出现了反苏反共浪潮，有脱离华沙条约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危险。赫鲁晓夫要求举行苏波两党会谈，试图扭转波兰政局，波党拒绝了赫鲁晓夫的要求。驻扎在波兰境内的苏军开始向华沙集结。一场干涉和反干涉的严重斗争拉开了帷幕。这场斗争人们称之为波兰十月事件。

    10月19日上午10时（华沙时间）波党举行八中全会。赫鲁晓夫率阵容庞大的代表团突然不请自来，飞临华沙上空，要求华沙机场接受飞机着陆，遭到波方的拒绝。赫鲁晓夫坚持绝不返航，飞机在华沙上空盘旋一个多小时，最后发出燃油不足的警报，波方始允许飞机降落。这期间，波党中央全会临时增加议程，增选哥穆尔卡等人为中央委员并授权政治局和哥穆尔卡同苏共会谈，之后决定中断会议。波党政治局委员和哥穆尔卡等人急忙赶到机场迎接不速之客，赫鲁晓夫终于气急败坏地走下飞机的舷梯。

    机场的气氛十分紧张。赫鲁晓夫怒气冲冲，出言不逊。面对前来机场迎接的波兰领导人和苏联驻军将领，他首先同苏军将领握手，然后走向波兰领导人，不但不握手，反而高声斥责。据目击者透露，他对波兰总理西伦凯维奇叫嚷说：“你们知道吗，波兰是苏联红军解放的，绝不允许你们把波兰出卖！”西伦凯维奇回了他一句：“赫鲁晓夫同志，我提醒你，这里是波兰领土，我们是主人，请你客气点！”赫鲁晓夫指着哥穆尔卡明知故问：“他是谁？”当奥哈布告诉说哥穆尔卡是波党第一书记候选人时，赫鲁晓夫就说奥哈布是叛徒。赫鲁晓夫要求参加八中全会，波方拒绝了他的无理要求。

    当日中午，波苏两党会谈开始，中间休会后继续会谈，直至深夜。会谈第一阶段气氛紧张，互相指责，言词激烈。赫鲁晓夫坚决反对波党政治局改组，绝不允许把罗科索夫斯基（波兰国防部长、波裔苏联元帅）排除出政治局。波党坚决反对赫鲁晓夫干涉内政，拒绝他的无理要求。哥穆尔卡要求赫鲁晓夫下令驻波苏军停止调动，返回驻地。哥穆尔卡声言，绝不会在大炮瞄准华沙的情况下继续同苏方会谈，如果苏军不撤退，他将到电台向人民说话。会谈桌上，针锋相对，会谈场外，波兰群众集会示威。大多数工人、学生和波军官兵都支持哥穆尔卡，反对苏联武装干涉，准备保卫波党中央。赫鲁晓夫迫于形势，态度开始变软，下令苏军停止进入市区。哥穆尔卡也诚恳表示，他主张波苏友好，波兰更需要苏联，波苏友好同盟仍将是波兰外交政策的基础，波兰不会做出损害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的事。继续会谈时气氛缓和下来，赫鲁晓夫不得不接受波党的人事变动，哥穆尔卡则承诺波党八中全会结束后即前往莫斯科举行波苏两党会谈。10月20日清晨，赫鲁晓夫离开华沙，返回莫斯科。波党八中全会复会。10月21日，哥穆尔卡当选为波党中央第一书记。

    此时的北京正在做出一项重大的决定。

    话要从10月19日说起。据《毛泽东传》记载：“10月19日，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向刘少奇递交了苏共中央关于波兰问题致中共中央的通知。”当时尤金说：“波兰党中央内部对一些根本政策问题发生了严重分歧，而这些政策关系到苏联和东欧很多国家的利益。他们还准备改组政治局。苏共认为，波兰存在脱离社会主义阵营、投入西方集团的危险，为了阻止波兰局势的这种发展，他们派了一个代表团去波兰。”据《十年论战》记载，苏共的通知说，波兰的反苏势力嚣张，要求苏联军队撤出波兰。苏联不能允许反苏事件发展，准备调动军队来解决问题。苏共想知道中共对此有什么意见。

    为了答复苏共10月19日关于波兰问题的来信（通知），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进行专门研究，会议决定由毛泽东立即约见尤金，向苏方表明中国坚决反对苏联武装干涉波兰的立场。

    波兰十月事件期间，毛泽东曾两次会见尤金。会见的时间，据《中国共产党对外工作大事记》记载，先后是北京时间“21日和23日”。据《毛泽东传》记载，第一次会见是21日午夜之后：10月21日晚上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结束时，已是0时45分。由于情况紧急，毛泽东立即约见尤金。”吴冷西在《十年论战》中对会见时的情景，有一段绘声绘色的记述：当时毛泽东在卧室，穿睡衣，讲话很严厉，且一再重复。尤金诺诺称是，神情紧张，不断擦汗。毛泽东说，“我们收到苏共中央征求意见的通知，说你们要出兵干涉波兰。我们政治局今天下午开会讨论了此事，我们坚决反对你们这样做。请你马上把我们的意见打电话告诉赫鲁晓夫: 如果苏联出兵，我们将支持波兰反对你们，并公开声明反对你们武装干涉波兰。”毛泽东强调说，“现在时间不多，你们赶紧回去打电话告诉赫鲁晓夫同志。”与《毛泽东传》的记载不同，吴冷西回忆毛泽东会见尤金的时间是北京时间10月20日晚上7点多钟（华沙时间为20日中午）。会见时有关停止苏军调动和赫鲁晓夫离开华沙的消息尚未传到北京。

 

毛泽东会见尤金后，还约见波兰驻华大使基里洛克，向他通报同尤金谈话情况，要他将中共对苏共信件的答复报告波党中央。

    回到莫斯科的赫鲁晓夫，于10月21日签署苏共中央信函（即第二个通知），电报邀请中共中央派两位负责同志赴莫斯科参加会议，恳切商谈。对苏共的邀请，中共中央迅速做出反应。10月22日（北京时间）晚上，毛泽东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商定中国党派团赴苏会谈问题。毛泽东说，现在惹上麻烦了。我们对波兰问题表了态，反对苏联武装干涉，主张协商解决问题，现在他们要协商，要求我们参加。会议决定由刘少奇、邓小平率团赴苏，任务是调解；方针是着重批评苏共的大国沙文主义，同时劝说波党顾全大局；方式是不参加苏波两党会谈，只分别同苏共或波党会谈。23日1时许，毛泽东再次会见尤金，通知他中共中央同意派代表团去莫斯科。在谈话中毛泽东指出：哥穆尔卡“他要改组政治局，就让他改组，承认哥穆尔卡为首的中央，同他打交道，在平等的基础上跟他合作。他不是要独立要平等吗？就让他独立，跟他讲平等。这样，就可以争取到波兰留在社会主义阵营里面，留在华沙条约里面。”
 
　　23日（北京时间）上午，刘少奇和邓小平赴苏。在中苏两党会谈中，中方劝告赫鲁晓夫放弃大国沙文主义，放弃使用压力，承认社会主义国与国和党与党之间的独立自主原则和平等原则，同时还建议苏联公开声明不干涉别国内政。赫鲁晓夫承认，他们去华沙，不是同志式的交换意见，而是决定动不动武。赫鲁晓夫说，苏联“起初对波兰有一些怀疑，因此采取了粗暴的办法，调动了军队。后来，发现这些怀疑是没有根据的，同时也了解到中国方面的意见，所以苏共决定改变方针，不采取压力办法，准备承认波党新的领导。”会谈结果是:一、10月30日，苏联发表《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承认有过错误；二、11月1日，中国发表支持苏联宣言的声明，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国家关系更应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三、11月15～19日，哥穆尔卡率团正式访苏，波苏双方经过会谈，就“在完全平等，尊重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基础上，扩大、加强和发展牢不可破的同盟和兄弟般的友谊”达成共识。

    至此，剑拔弩张和一触即发的波苏关系告一段落。
　　
　　深远的影响
　　
　　毛泽东说“不”的时候，赫鲁晓夫已经回到莫斯科，毛泽东的声音虽未进入19日波苏两党会谈的会场，但这个“不”字，一字千钧，影响深远。对此，感触最深的是哥穆尔卡，最有发言权的也是哥穆尔卡。他曾经“代表波兰党一再感谢中国党的支持”，说“波兰党和波兰人民忘不了中国党的支持”，他特别强调：“如果没有中国党的支持，不知事态会发展到何种程度”。

    哥穆尔卡深知，赫鲁晓夫多疑多变，他在华沙说的话回到莫斯科就有可能不认账。赫鲁晓夫虽然停止调动苏军，同意波党八中全会的人事安排，但波苏之间缺乏信任，矛盾和争端远未解决，紧张远未过去。赫鲁晓夫离开华沙的时候并未放弃使用压制的手段迫使波兰就范的方针。事态究竟会向什么方向发展，难予逆料，怎样才能最终解决，哥穆尔卡也心中无底。周恩来总理曾说，当时的哥穆尔卡心有余悸，犹如“惊弓之鸟”，“什么都怕”，“怕上当”，怕“苏联解决两党关系和干涉兄弟党内部事务的那种方式。具体说就是怕两个东西:大国主义，干涉内部事务。”

    哥穆尔卡的担心绝不是空穴来风。赫鲁晓夫虽然返回莫斯科，但他的大国主义气焰仍盛，并不认为做错了事，对波兰仍然耿耿于怀，甚至怀疑波兰军队领导“换上的人许多是可疑人物”。波兰十月事件过后不久，赫鲁晓夫就在周恩来面前硬说“苏联干预波兰无论是在道义上和法律上都是站得住的”。

    实际情况是，赫鲁晓夫和哥穆尔卡双方各怀戒心。他们一个凶，一个硬；一个要压，一个敢顶。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说的“不”字，给赫鲁晓夫泼了一盆冷水，它使波苏之间避免了一场可能发生的流血冲突，具有影响历史进程的分量。

    显然，在赫鲁晓夫准备动武而未敢动武这一过程中，是波兰党和波兰人民表现出的反对干涉和不惜拿起武器进行抵抗的坚定态度，迫使赫鲁晓夫不得不悬崖勒马。赫鲁晓夫返回莫斯科后，听到了毛泽东说的“不”字，这就促使他向中国党发出恳切商谈的邀请。此后的中苏两党会谈，则进一步促使他改变了对波方针。毛泽东曾说，赫鲁晓夫准备动用武力，但还没有下最后的决心。赫鲁晓夫之所以软了下来，“决定的因素是波兰的抵抗，波兰党坚决拒绝苏共的无理要求”；中国党的表态“也有一定影响”。由此可见，毛泽东警告的作用和意义，在赫鲁晓夫从准备动武而未敢动武，从未敢动武而承认错误的整个过程中迅速凸现出来。也就是说，毛泽东的“不”字和因而引出的中苏会谈，是促使赫鲁晓夫彻底放弃武力干涉波兰，同意和平解决波苏争端，进而承认犯了大国主义错误的最重要的国际因素。

 

由于中国党批评了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赫鲁晓夫等人虽然表面上表示接受，但内心里潜藏着不快和不满，他们只是一时的收敛，过后不久又露出尾巴来。他们担心中国对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中心地位提出挑战。这种情况为中苏两党日后的公开论战所证实。中国从维护社会主义国家团结的大局出发，帮助苏联缓和波苏矛盾，消除波苏关系中的紧张和对立，中国是善意的。但在国际共运的舞台上，中国党一旦举起反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旗帜，必然会对中苏关系产生影响，对此，毛泽东是清醒的，他曾预见到中苏关系“总是要扯皮的”。后来的事态发展证明，果然不出毛泽东所料。

 

    友好的会面
　　
　　波兰十月事件中的哥穆尔卡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一次毛泽东同波兰大使谈话，赞扬哥穆尔卡是“民族英雄”。哥穆尔卡内心深处充满对毛泽东的感激之情，渴望能会见毛泽东。十月事件刚刚过去，哥穆尔卡从莫斯科返回华沙十天后，即于11月29日函请毛泽东正式访问波兰。

    本来毛泽东在北京先后会见过来华访问的波党第一书记贝鲁特和奥哈布，接受过他们一次又一次发出的访波邀请，也表示过访波的意愿，但未能成行。这一次又接到哥穆尔卡的邀请，但同过去一样，也未能成行。直到1957年11月，毛泽东和哥穆尔卡才有了直接见面和交谈的机会。这是在莫斯科。他们两人用浓墨重彩写下了一段令人不能忘怀的历史。
 
　　当时毛泽东率中共代表团，哥穆尔卡率波党代表团在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毛泽东尊重哥穆尔卡，支持和帮助哥穆尔卡，利用机会做哥穆尔卡的工作。两位领导人的会谈，中外的文献记载也不尽一致。波兰出版的《哥穆尔卡年谱》，说是两次。中方出版的书刊，说是三次。实际上是波方少算了一次。

    11月6日，在列宁山体育馆举行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大会后，毛泽东和哥穆尔卡见面，他们不只是寒暄，而是就实质性问题交换了意见，这是第一次。《哥穆尔卡年谱》无此项记载。第二次是11月15日晚上，毛泽东专程到波兰代表团驻地，拜访哥穆尔卡。第三次是11月20日，哥穆尔卡在返波前夕，特地率波兰代表团全体成员，到克里姆林宫中国代表团驻地，向毛泽东辞行。值得指出的是，在众多的兄弟党代表团中，向毛泽东做辞行拜会的仅波兰党一家，可见当时的哥穆尔卡对毛泽东的态度非同一般。

    这三次谈话，内容广泛而深刻，气氛热烈而诚挚，体现了兄弟党之间独立自主、相互平等、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毛泽东和哥穆尔卡就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草案交换意见，最大限度地寻求共同点，完全用商量的口气，充分说理。哥穆尔卡高兴地说，没有一点强加于人的感觉。在交谈中，哥穆尔卡对“以苏为首”和“纸老虎”问题表示了不同意见，毛泽东做了耐心的解释。哥穆尔卡还向毛泽东倾诉苦衷，他坦诚地说，过去搞共产国际，波兰吃的苦头太多；现在会上是大家攻波兰一家，他感到压抑，他对苏共的作风很不放心。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讲了中国党的经验，讲了中苏关系和他第一次访苏的曲折经历，还讲了他对斯大林的看法和做法。毛泽东说，同斯大林这样的人要斗，你不斗，他就要把你整下去，但对斯大林也要讲公道话。哥穆尔卡感到了中国党的真诚，赞赏毛泽东同他的谈话，称赞毛泽东没有什么主观主义，说他完全接受毛泽东的一切好意。临别时两位领导人热烈地拥抱在一起。

    毫无疑问，毛泽东同哥穆尔卡之间有许多共同语言，自然也有观点分歧，但分歧是次要的。后来，随着众所周知的中苏两党论战的发生和发展，他们之间的观点分歧逐渐突出，并在他们的友谊光环上投下了一层阴影。

    时至今日，世界形势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毛泽东和哥穆尔卡的交往已成为历史。但这段历史不应失传，也不会失传。这段历史将永远存留在珍惜中波两国人民友谊的中波两国各界人士的心中。在波兰工作期间，我切身地感受到这段历史的辉煌。

 

作者：刘彦顺 《纵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