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回忆：天津怎样培养了我父亲侯宝林

高瞻远瞩

侯宝林

父亲23岁那年和当时已经40岁的师叔郭启儒，应燕乐戏园邀请搭档来到天津，那一年是1940年。他俩首日登台是在端午节前的6月7日，白天的节目是《空城计》，晚上是《改行》。《空城计》那时不叫《空城计》，叫《跑龙套》，前半段是《挂票》，后半段才是《空城计》；《改行》那时叫《八大改行》，《八大改行》原本不止八个回合。每个演员在表演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个人条件选择其中的三至四段。每说一段，都要先把被模仿的艺人所唱的段子唱上一遍。那天晚上，正好赶上天津电台在燕乐戏园实况转播，因为是“打泡”戏（天津方言，剧团到一个地方演出头三天的剧目叫“打泡”戏），又是实况转播，父亲和郭先生演得格外认真。再加上他们的段子都经过精心修改，与众不同，一出台，观众就“好”声不断，一下子，许多的天津人都知道从北京新来了一场相声。

几天后，有数家报纸发表文章:《侯郭相声惊人》、《侯郭相声可观》、《侯宝林一鸣惊人》等等，称赞二人为“幽默隽材”。文章说:“……侯宝林、郭启儒，业于日昨登台，首日以《八大改行》、《跑龙套》二节打泡，居然一鸣惊人。座上周郎莫不报以彩声，赞为奇才。盖侯口技出色当行，脱类凡俗。”尤其对家父表演风格的独特新颖给以充分肯定。“……今番宝林以口齿清楚，词藻新颖，推陈翻新，不拾前人牙慧，遇事讽谏，倍觉有味，妙语横生，足以解颐……”在历数侯郭的优点之后，一位评论家语重心长地寄语:“宝林正在青年有为之时，万勿沾染嗜好，如xxx之嗜好累人，可为前车之鉴。”一语道出天津观众对他们心中偶像所给予的深情，他们不愿意一次次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喜爱的艺人，在成名之后染上毒瘾或其他不良嗜好，一颗颗“明星”冉冉升起，然后又迅速地陨落。他们对此往往爱恨交织。因此，当侯宝林出现时，意识到了这是一棵好苗子，要先给他一个提示，要先给他打防预针，他们盼望他能快点长成一棵参天的大树。

因此，大部分的文章都是既肯定他们的优点又指出不足:“侯宝林、郭启儒在燕乐登台以来，人缘极佳。使活时口齿清晰，抖出的包袱没有不响的。虽是一段平常玩意，也说得天花乱坠，令人捧腹。最可贵者，侯宝林喉咙甚佳，唱时毫无勉强之处。评戏大鼓等学来惟妙惟肖，诚可谓多才多艺。惟二人面上时带笑容是其小疵，每入活时，虽然一气呵成，有时说得太紧，而将‘相’字失没……”

对于各种表扬和批评，父亲和郭先生都能以审慎谦和的态度欣然接受。父亲自幼是个孤儿，师父们对其管教甚严，尤其是教京戏的颜泽甫师父，打骂乃平常事。现在，刚一到天津，就得到如此众多听众的厚爱，父亲内心对师父们充满感激之情。

1943年10月，著名的剧评家娱园老人戴愚庵在杂志上著文，指出戴少甫、侯宝林演唱的“叫马童你与爷忙把路引……”这段吹腔中有错误，应该去掉其中的“忙”字。显然，从字面上讲，去掉“忙”字，或是将“忙”字改为“快”字似乎更通顺，但是演员有时为了就合唱腔，就会忽略用词的准确性。为了同一句唱词，一名普通的“检场”、一位知名的学者，使用不同的方式，直抒己见表达他们对艺术的执着，热心地扶植一个普通的演员。几十年后，父亲回忆起这些往事深情地说:“我这个演员是天津培养起来的！”

天津是一个民风淳朴的地方，天津人生性外露，为人豪爽，敢爱敢恨。天津又是“杂耍之乡”，行家里手比比皆是。经常有人在报刊发表文章对各行演员及其作品发表评论，意见中肯，每每一针见血，切中要害。父亲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进步很快。

不久，父亲发现有人在报上连续发表措辞严厉的文章，批评相声艺人在台上使用“我是你爸爸你是我儿子、儿子孙子兔崽子……”一类的调笑语；对这种“爸爸妈妈”式的谩骂以及用扇子敲击对方光头的噱头表示极大的愤慨。还有人抨击撂地的相声艺人使用“脏口”，说他们“满嘴喷粪信口胡云”，是“下三滥的玩意儿”等等。父亲心中很难过，他明白，说相声的之所以社会地位低下，遭人鄙视，正缘于此。因此暗下决心，一定不能犯同样的错误。然而，两个月后，立秋的前几天，他还是遇到了他来天津后的第一个“黑色星期五”。这天，他在台上学大姑娘要女婿，突然，台下一位女观众高呼:“损根子，积点德吧！”第二天8月3日，此事见报，众说纷纭。这是父亲在天津第一次受挫。

这种情形在相声场子里原本并不稀奇，说相声的“嘴损”，似乎是不争的事实。有人甚至认为，说相声的晚景凄凉，就是造了“口孽”、遭了报应。有心人还将不少相声前辈艺人的“下场”公之于众。在报上列举相声大王“万人迷”，“八德”之一的卢伯三（卢德俊），父亲的师父常宝臣、师叔焦少海等十多位相声艺人的不幸辞世，用以佐证因果关系之说，看了叫人不寒而栗。其实，这一切原本应该归咎于那个病态的社会和那个令人堕落的年代。相声前辈们的“身后萧条”完全是件令人同情的事情。但它却让父亲从中悟出了另一个道理:不说“荤口”、“脏口”，仅仅是相声艺德的底限。他应该而且必须有更高的追求。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一位爱国的观众，以“公开信”的方式谆谆告诫:“我们都是中国人，在社会上讨生活，都应该互相亲爱才对，谁也不要轻视谁，哪一行算高？哪一行又算低？难道你们每天拿父母妻子开玩笑算是至高无上吗？你们的损人同样的算是‘自相残杀’。”显然，这已经不仅仅是观众与演员之间的批评与被批评了，这是置身于外来侵略者屠刀之下的有良知的国人的呐喊。虽然，这些并不都是针对父亲个人的，但每一次对他的触动都很大。相声到底应该说什么？说相声的人到底应该怎样说？父亲不禁感到茫然，因为此时的侯宝林还是一个处于社会底层，只懂得用自己的一技之长讨生活养家糊口的年轻艺人。

 

父亲自幼学习京剧，嗓子好，模仿能力强，因此，父亲极力发挥自己的个人优势。除了表现京剧唱功的段子外，人们开始关注他突出“学”的段子，如《卖布头》、《卖估衣》等。说他的《卖布头》:“声音洪亮、咬字清脆，演来异常精彩，真相声中之杰才也！”说他的《卖估衣》:“维肖维妙，最难得者，全身各部分总动员，手拍手，脚跺台板，口似悬河，利落悦耳，较比真‘喝估衣’者有过之无不及。更佐以郭启儒之‘捧哏’得法，无漏可寻，诚谓红花绿叶相得益彰，致博得全场掌声雷动云。”但是，也有人评论说:“侯宝林的《戏迷杂学》（后改名《戏剧杂谈》）（仅）占了一个‘唱’字。”说他“对于昆曲、吹腔、各派平戏——学老生小生皆有独到处。……而美中不足的就是戏路窄，假若能将张寿臣的《切糕架子》、《洋药方》、《挑春》、《训徒》等学会，将来誉满平津不难”。

父亲认为，这是观众对他提出的新要求。诚然，观众喜欢他的唱，却又不能仅仅满足于听唱，他们还要他能“说”。为此，父亲开始悉心研究他的同行们了。先是把马三爷“端着碗片儿汤进剧场”的精彩情节，吸纳进《空城计》；看到媒体上评论戴少甫的“刘备摔孩子”（双手过膝），是“洞若观火，滑稽而有见地”，就将这一创意和正在流行的著名演员赵丹演唱的电影插曲《春天里来好风光》一起编进了他的《甭批三国》；还通过收音机学习了当时最走红的相声艺人常宝的段子。演出余暇就去鸟市、三不管那些六七十人的小场子里“偷学”。几年的工夫下来，技艺在不断增进，表演的场次也从开始的前半场，渐渐提升至倒三、倒二。

1942年，杂耍乃至整个演艺界的“大反串”，给了父亲施展全部才能的机会。他的“生、旦、净、丑”皆能，和“南昆北弋、东柳西梆”不挡，使得那些原本只以为他不过是有条好嗓子的人，开始对他刮目相看了。观众中有人说:“侯宝林初来津时，欣赏其艺，觉得除嗓音外别无他长，以后始对其艺有真正的认识。他的玩意实胜于戴少甫，不让小蘑菇。一条天赋的好喉咙，心思敏捷，口齿利落。每一上台，即以‘方才……’巨声一振，顿时压住台下噪杂之声，然后表演下去，故男女老幼无不欢迎之至。《戏曲大全》、《卖布头》等，是其得意杰作。皮黄大戏伊亦能之，生、旦、净、丑歌来妙肖。燕乐每次反串，伊均饰重要角色，如《打渔杀家》之教师爷、《翠屏山》之潘老丈、《鸿鸾禧》之金松等。最难能者，厥为《四郎探母》，伊竟能饰两个不同工的角色（前太后后宗保）尤属不易。宝林年仅25岁，即有如此成绩，以后对于技艺苟能努力不懈，故不难得相当之地位。”

父亲没有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绩，更没有辜负那些对他寄予厚望的观众、听众。他知道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要想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不断地提高自己的艺能。于是，他又拜师学习单弦，潜心研究不同种类、不同流派的大鼓，下决心挽救一些濒临失传的曲种。他的努力得到当时著名戏评家——戴愚庵（娱园老人）的充分肯定。“相声名家侯宝林专擅杂学，有皮黄杂学、鼓书杂学、昆弋杂学。今又从某曲词家学得时调杂学，内容有新鸳鸯调、东乡调、靠山调等，集时调之大成，不久将露演云”（娱园按:时调已成广陵散，不绝如缕者，只靠山调一种耳，宝林能集大成，藉以流传久远，歌场之功臣也）。1943年，他还于广播电台现场播音时，反串过河南坠子。此外，拆唱八角鼓、莲花落、双簧、三人相声、四人相声、话剧，父亲都一一亲身实践了。1944年4月《游艺画刊》上说:“侯宝林国剧、评剧、鼓书、岔曲……无所不精，所唱莲花落之《锯大缸》尤为清脆可听云。”父亲曾说，他在天津这五年，就是边演边学，边学边改，是一个自学的过程。这五年，他从开场第六，一直成长到“大轴”（最后一个节目）。还被观众冠以“相声革命家”的称号。

父亲非常重视“舆论的监督”，对于善意的批评和建设性的意见，父亲都会认真采纳。但对那些过于陈腐的观念，父亲也会置之不理。譬如:有位自称“眼镜先生”的观众说:“侯宝林上电台有时穿西服，此处似效法张傻子，然张已失败，望该艺员戒之！”另有:“侯宝林自年前忽然留起长发，油光的上台，好像某公司的职员，给观众的印象不如秃头秃脑的有意思。”对于个别观众的这类指责，父亲认为可以“不予理睬”。对于观众一贯的喜欢给艺人起“绰号”这一点，父亲更是不敢苟同。尽管在当时，演员一上台，观众齐呼该艺人的绰号，被当作是一种时尚。我曾留意过，当时知名的艺人几乎无一幸免，都被冠以各式各样的外号、绰号。一些娱乐报刊的记者，对于收集此类信息更是乐此不疲。除了艺人们的绰号，还有艺人们的生日、艺人们的爱好、用艺人艺事编的俏皮话等等，都是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当然，父亲明白，对于“衣食父母”是不可以有怨言的，于是，父亲编了一段“垫话儿”，表达了他的“心情”:“某某先生一天晚上与友人打牌，起一把清一色条子，和一四条满贯。霎时，对门打下一张一条，他老先生以为满贯和了，偏巧上家也和一四条。他把牌推倒，上家也把牌推倒。结果挨了个截和，急得脑筋迸跳。打了一夜牌，白天到燕乐看玩意，到厢里就睡着了。可是心里仍撂不下那把牌，睡着睡着撒呓障，就喊出——好‘幺鸡’！这时候我正上台，诸位先生以为喊我呢，就把‘幺鸡’这个头衔赐与我啦！您说多倒霉！”父亲用他的智慧表达了自己对旧社会这种不尊重艺人的陋习的不满。

1947年，天津有家报纸举办相声首席、副席的活动。结果，父亲荣膺首席。天津观众对父亲的偏爱，使他在短短数年间，赢得了一个相声演员前所未有的巨大荣誉。但即使如此，观众在表达他们爱心的同时，也还是铁面无私地指出他表演中的瑕疵:侯宝林是相声中的佼佼者，而且是最进步者，（但是）《妓女打电话》、《逛城隍庙》俗而讨厌，此类玩意则可不要……侯宝林说《玉宝钏洗澡》中以山西人抓哏，谓山西人语后恒加“咕嘟嘟”，未免似是而非。盖“咕嘟啷”乃打醋声。每以山西人作题材，但恐惹出意外……相声家既可恨又复可爱。我现在难以想象，父亲当年听到天津观众对他说这些“掏心窝子”的话时，是什么样的心情？当我读到这些尘封已久的资料时，感激之情难于言表。我知道，没有这样的观众、听众，是不会有侯宝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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