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但斯克造船厂与森泽辛造船厂改革结果不同原因
很显然,格但斯克的改革是失败的,而森泽辛的改革是成功的。
从改革战略的角度来看,格但斯克在走向私有化道路的过程中,没有真正明白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
在企业外部环境分析时,对于市场信号辨识能力很差,先后错过了私人投资者芭芭拉·约翰逊的合作机会、精简冗余机构的时机、争取银行贷款等一系列重要机遇,没有生产出市场需要的产品。而森泽辛造船厂却做得相当出色。
从企业内部环境分析,两家造船厂在最初时资源和能力都比较接近。但改革之后,格但斯克在核心能力上却没有进展,而森泽辛却集中力量发展集装箱船,明显提高了利润率,也同时能因此获得更多的生产资源。
2.格但斯克造船厂与森泽辛造船厂改革时的领导行为
格但斯克和森泽辛的领导者:Hans Szyc与彼尔茨维斯基有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是厂里的老职工,具有崇高威望。作为一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工作数十年的老员工,如何改变原有的“计划”思路,改变为“市场”思路,是十分困难的。谁能够抛弃固有的观念,谁就能够带领企业走出困境。
无论从观念、能力还是行为方式来看,Szyc先生与彼尔茨维斯基先生都有着明显的不同。
Szyc先生认为,改革必须“戒急用忍”,慢慢实施。而彼尔茨维斯基先生却是一上台就制订了一些列大规模的改革计划。关于改革是应该用渐进式还是激进式,这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但这里至少可以看出两位管理者的理念之不同。
Szyc先生向往“大机构”和高福利,而彼尔茨维斯基先生却实行的是财务削减和低福利政策。在这一点上,我是赞成后者看法的。臃肿的机构和高昂的福利开支都是低效率的温床,而低效率几乎就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代名词。如果改革没有把这种陋习改变,那么这个改革就是非常肤浅的。关于企业对员工福利的看法,我将在后面叙述。
3.波兰国有企业改组对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启示
我们注意到,波兰国有企业改革所遇到的问题和我国国有企业所面临的问题有着极大的相似。这里我想谈两点看法。
第一,不能把企业当成家
一个拥有高福利的企业当然是人人所向往的,但毫无疑问,高福利给企业的压力是沉重的。如果一家企业是以技术创新为本的,如Google这样的企业,是可以实行高福利政策的。因为在这样的企业中,员工的智慧是最宝贵的财富,这种财富不是靠多加一个小时班能得到的,为最宝贵的资源提供高福利是可理解的。但我们也要注意到,经济危机下的Google也在谋求适当减少福利开支以缓解财务压力。
波兰的造船企业就和Google不同了,这是一家典型的制造业企业。原来其乐融融的大家庭其实是以消耗企业发展前途为代价的。很简单的道理,有朝一日,企业被耗尽破产后,员工的大家庭也就不复存在了。给予员工的福利最多应该给到“合理”,而不是令员工“满意”。
所以,当管理者致力于把企业做成员工热爱的“家”时,可一定要想想三大汽车巨头的例子啊!
第二,绕不过去的政府
波兰经过和平演变,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这一点和中国有着根本的不同。我们要注意到,波兰企业在进行私有化改革的过程中,尽管政府都参股,但是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在企业盈利后把股票出售给私人。在这样的背景下,格但斯克造船厂的失败也是可以理解的了:Szyc先生自始至终希望政府能够给予企业补贴,希望政府能够帮助企业获得融资。这就是典型的计划经济思路,而这种思路在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里是很难行得通的。
但在中国就不同了。原《世界经济导报》编辑陆一老师在该报的一本文集《球籍:一个世纪的选择》中这样总结:“尽管我们认识到体制的毛病,需要改,但是怎么改却是由有毛病的体制来决策的。”就是说,尽管我们知道计划经济不对,政府介入市场不对,但是要改,还是需要政府介入市场来改。所以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中,政府始终在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企业——无论国企还是民企甚至外企,只要在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做生意,都绕不开和政府打交道这一环节。
关于这一点,我不能说太多,只想说明一点:两国国情不同,虽有借鉴意义,但不能照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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