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中的海外劳工再次上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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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经济衰退的寒流中，无数海外劳工失去工作。有些人无奈返乡，有些人则奔赴下一站，开始了新的迁移。

 

　　在中国经济高歌猛进的时候，北京对成千上万的韩国人来说绝对是个难以抗拒的诱惑。随着中韩之间的贸易和投资节节攀升，商人们争先恐后地挤进中国的首都寻找发财的门路，学生们则潮水般涌入当地的大学，渴望学会中文。他们绝大多数聚居在望京一带，望京是位于北京东北部的一个高尚社区，这里住着大约80000名韩国人。

 

　　如今，由于全球经济陷入衰退，韩国人正在“大举撤退”。由于中国自身的经济增长放缓，商业机会本来就日益枯竭，更何况由于韩元币值大幅跳水，要想留在北京成本就非常高昂了。根据位于北京的“韩国人在中国协会”（KoreansinChinaAssociation）统计，从2008年末开始，望京地区的韩国人中有四分之一已经离开。五道口一带本来是韩国留学生们最热衷的消遣娱乐胜地，当地的餐馆和卡拉OK如今门可罗雀，正在忍受寒冬的煎熬。近日一次午餐时间，五道口出名的韩国料理餐馆香猪坊内，只有两对顾客光顾。“许多韩国学生都搬走了，有些甚至辍学回国了，”北京清华大学研究生KimJiYoun这样说道：“对我们来说真的是时世艰难。”

 

　　21世纪是个开放的年代，一个庞大而不安分的人群四散在世界各地，追寻自己更好的生活，住在北京的韩国人只是这支大军的一个小缩影。如今，这支大军又开始流动。身处经济危机，工作丢了，就业机会少了，数百万移居国外的工厂工人、银行业者、保姆和建筑队不得不面对慌乱和失望。有些刚刚失业的人拼命想留在当地，希望前景终能改善，但那些数以万计从发展中国家来到海外谋生、梦想着能在全球化时代的新兴都市里淘金的人们，现在却不得不打道回府———这给当地资源带来紧张，并可能抵消近年来消除贫困方面所取得的进展。

 

　　当经济一路飙升时，大部分人都是赢家。急剧的增长使得很多地方出现了人力资源短缺，外国劳工的到来缓解了这一燃眉之急。在中国澳门，几年前投资赌场的浪潮和两位数的经济增长引起一次人口膨胀：从2003年到2008年9月，澳门的外来劳工增至四倍，超过10.4万人。从2000年到2008年，由于不断扩张的金融机构和建筑业吸引了大量外来者入籍，新加坡的人口增加了20%.

 

　　这股移民潮也使得社会发生了改变。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石油催生的经济繁荣吸引了无数外国人，到去年为止，当地出生者只占总人口的19%.阿联酋的第一大城市迪拜从一个没有多少活力的阿拉伯港口摇身一变，成为忙乱的国际大都市，在这里自由派的西方人和保守、虔诚的穆斯林共同生活在一起。同样的变化发生在世界各地，虽然可能没有迪拜这么剧烈和鲜明。根据联合国和其他机构提供的数据，从1990年代中期到去年，在海外工作的跨国劳工人数从1.65亿增长到了2亿左右。

 

　　如今，一些步入萧条的经济体正目睹着跨国劳工潮水般地退却。从去年10月到今年2月，澳门地区的非本地工人数目下降了将近15000名。投资银行CreditSuisse今年1月所作的一项调查预言，到2010年为止，将有大约20万人离开新加坡，使得当地消费性开支和一路低走的房地产价格进一步下滑。另一家投资银行EFG-Hermes则预测说，随着迪拜的房地产市场和金融业步入不景，当地人口今年可能减少15%.迪拜的旧车收购市场里挤满了宝马和奔驰，都是“逃亡”的专业人士丢弃的。“我们这儿都没地方放了，没人有多余的钱，没人打算出手。”一名汽车销售员说。一个政府经营的拍卖场生意不错，所售车辆或者是二手车，或者根本就是丢弃在迪拜机场的。Satwa一带是有名的菲律宾人的聚居地，这些菲律宾人多在附近的高楼大厦中做服务员或女佣；如今这一带的店面都贴满了自制的广告招贴：“单身人士床位”、“菲籍女士出租公寓”。

 

　　回家，回家

 

　　大部分跨国劳工之所以漂洋过海，到外面谋生，是因为本国的工作机会相对较少。现在经济危机逼得很多人回国，家乡的小村庄里等待着他们的仍是贫穷。迈克尔·德拉克鲁兹面临的就是这种情况。2004年，这名菲律宾电工离开家乡、位于马尼拉郊外的Hagonoy，来到韩国一家汽车配件生产工厂，成为装配流水线上的一名机床工人。在那里他每月可以赚到1900美元，足够他的妻子租一处房子，并把三个孩子中的两个送进私立学校。

 

　　但是，2007年中，随着所在的工厂订单减少，加班时间缩水，德拉克鲁兹的收入也开始走下坡路。到了2008年，他薪水册上的数字只有原来的一半，一周工作时间很少超过三天。最后，在去年12月份，这家韩国公司申请破产，德拉克鲁兹失业了。由于签证即将到期，他只好不情不愿地回到Hagonoy，房子租不起了，他们一家被迫搬到岳父母家里同住。“在这儿我基本上找不到工作，”德拉克鲁兹说：“即便能找到，工资也低得可怜，无法维持全家的生活。”

 

　　不是所有的跨国劳工都选择回乡。很多失业的移民更喜欢新的家园，最后决定留下，虽然必须节衣缩食，在社会边缘讨生活，甚至沦为“黑工”，不见天日，以不合法方式与本地工人争夺越来越稀缺的工作机会。“他们几乎一定会成为非法移民，”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LaborOrganization，简称ILO）曼谷分部地区移民研究专家马诺洛·阿贝拉（ManoloAbella）说，“只要能留下来，挣到一份工资，移民们常常能忍受种种不公正待遇，任凭自己的权利被剥夺。”库拉马·林格汉姆本是印度南部安得拉邦一名牧羊人，去年他抛下妻子女儿，前往迪拜。他在一个建筑工地找到了工作，但是随着经济越来越不景气，老板大幅削减工人工资。最后林格汉姆的收入只能勉强喂饱他自己的肚子，根本无法像原来计划的那样，往家里寄钱。四个月前，他辞去了这份工作，却一直找不到新的活儿。现在他成了无家可归的流浪汉，睡在附近的沙尔迦酋长国一个公园里。然而，在他看来，回印度去结果只会更糟。为了能来迪拜，他借了3600美元的债，现在家里还等着寄钱回去还账。“我的脑袋已经停止运转了，”他说：

“我根本不敢细想这些事，一想就害怕。”

 

　　政府出招

 

　　德拉克鲁兹和林格汉姆等跨国劳工的命运凸显了发展中国家遭遇危机时共同面临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对世界上数千万穷人来说，来自海外劳工的汇款———虽然每一笔数额往往很小，只够供给妻儿父母衣食———是一大主要生活来源。世界银行估计，2008年寄往发展中国家的汇款总额高达3050亿美元，是贫穷国家所得到的发展援助资金的三倍。然而今年，这些海外汇款预计将减少至少5%.

 

　　一些国家的经济发展非常依赖这些汇款的推动，比如尼泊尔和菲律宾，因此政府会尽一切努力，设法让海外劳

工留在国外，继续赚钱。未来几周内马尼拉的官员们准备组团前往卡塔尔和关岛等地，推销菲律宾劳工。4月初，甚至连菲律宾总统阿罗约都飞往迪拜，与潜在的雇主们会面。但是马尼拉一些非政府组织对此十分担心，他们一直致力于改善海外劳工的工作、生活条件，最近刚刚取得一些进展，现在危机当前，这来之不易的成果恐怕会被牺牲掉，只要有人雇用，政府和劳工们就满足了。过去菲律宾禁止派劳工前往约旦和黎巴嫩工作，理由是那里安全没有保障，工作条件恶劣，但本月菲政府宣布阿罗约有意取消这一禁令。“海外劳工的就业标准的确是越来越高，但是在危机面前，只要能把他们推销出去，哪儿都成。”马尼拉嘉禄移民研究中心（ScalabriniMigrationCenter）负责人法比奥·巴吉奥（FabioBaggio）说（菲律宾外交部一名发言人则说，政府在完成有关劳工福利的谈判后，才会取消这一禁令）。

 

　　各国政府也在设法给那些回乡的工人提供工作。中国最近一项调查估计，在今年春节期间，因为无法在各个制造业中心找到新的工作，有大约1200万民工回到家乡，打算留在农村。一些地方政府启动了公共建设工程，让这些新近回乡的人手发挥作用，还有一些地方政府则向他们提供补贴和小额贷款，帮助他们自主创业，或者重新投身农业。

 

　　然而，也有一些海外劳工，他们回国是因为自己想回，而不是迫不得已。亲眼见证衰退带来的变化后，这些人发现，与祖国和家乡相比，西方大城市明亮的灯光似乎并不那么耀眼。29岁的休伯特·斯科兹奈奇在伦敦一个建筑工地上干了18个月，但随着英国的工作机会越来越少，而波兰的经济今年预计会进一步发展，他于3月初决定回到家乡，波兰西北部港市什切青。“波兰的工资正在提高，”斯科兹奈奇说：“我知道在这儿赚得没有英国多，但是两者之间的差距已经不像几年前那么大了。”

 

　　从国家整体来说，海外劳工的回归应该是个好消息。过去，受过高等教育的印度人喜欢到纽约或者伦敦寻找工作机会，但是现在，随着西方经济陷入混乱，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回本土就业。31岁的吉坦德拉·古哈拥有MBA学位，是著名广告巨头奥美集团（Ogilvy&Mather）纽约公司的高级策略企划。他住在曼哈顿，收入丰厚。但是，在美国待了七年之后，古哈和妻子玛达哈维———她是上奇广告（Saatchi&Saatchi）的公关主管———决定搬回印度。3月末回到印度后刚刚几天，古哈就获得印度一家大型烟草公司垂青，想邀请他加盟，但他拒绝了公司的盛情，转而投资了一桩瓶装水生意。“你走出飞机之后注意到的第一件事就是，这儿的情绪高涨多了，”古哈说：“在美国，整个就是妄想狂的感觉。”像古哈这样富有才华的专业人士能给医药、IT等重要行业带来专业技能和经验，而这将进一步推动蒸蒸日上的印度经济。“当这些人才加盟印度公司，确实提升了公司的档次。”位于新德里的印度商会和工业联合会秘书长阿米特·米特拉这样说道。印度“应该欢迎这些拥有世界级专业技能、知识和工作经验的人才。”

 

　　并未结束

 

　　不过，并非所有的国家都持欢迎态度。经济学家担心全球危机会导致保护主义抬头，不利于人才的跨国流动，正如对于贸易和投资的态度一样。随着世界各地失业飙升，政治人物极力想将就业机会留给本国人，对国外引进人才却诸多限制。3月中，马来西亚政府撤销了60000份已经签发给孟加拉国人的工作签证，而且政府官员还威胁说要集中将外国人逐出国境。马来西亚前内政部长SyedHamid最近就宣称：“我们得首先照顾自己人。”

 

　　在世界各地都能听到诸如此类的观点。2月份，华盛顿对那些获得政府救援资金的银行在雇佣外国人时增加了限制条件，而美国奥巴马政府也正在考虑改革可能将无正式文件和许可的就业者合法化的移民政策。政治压力也让英国戈登·布朗政府匆匆设置移民障碍。本月英国就提高了那些从欧盟以外国家来到英国就业的高级专业人士的受教育标准和最低工资标准，政府相信该举措能将前来英国就业的人数由每年26000人削减至14000人。伦敦由政府主办的公共政策研究院移民主管蒂姆·芬奇认为：“从政治角度说，他们在移民方面被彻底打败了。”政府对该问题的观点“完全是属于放任自流、随心所欲、自由市场和全球化那一套，在仍然冒烟的废墟上，一切都分崩离析了。”

 

　　不过，从长期来看，衰退不会给人员的跨国流动画上句号。外国就业者已经成为全球经济事务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拥有特殊技能和那些愿意接受更低报酬的人永远都会有市场———而他们当然也会继续向“钱”看。世界银行经济学家和移民专家迪里普·拉塔认为，要想在全球四处流动寻找工作确实面临着更多的阻碍，比如移民法和签证的限制，这比商品贸易和美元所受的阻力更大，正因如此，身处国外的人确实比全球经济本来能够吸纳的人要少。他预计2009年移居国外的总人口量会增加，尽管增长速度会慢一些。“正所谓有人辞官归故里，有人漏夜赶科场，尽管有人回国，但同时也有很多人出国，数量还挺大。”位于马尼拉的海外就业人员福利管理部门负责人卡梅丽塔·迪姆让这样说道。

 

　　简·斯米托斯基就是这些新产生的“流浪者”之一。如果不是经济衰退，斯米托斯基可能还呆在老家波兰小镇Bydgoszcz当一名机修工，但最近，斯米托斯基却在靠近德国Beelitz镇的一家农场找到了一份收割芦笋的活。农场主约瑟夫·雅可每年需要300名外来的劳动力帮他收割。在经济繁荣的时候，农场很难找到足够的人手。但是，在如今这个季节，像斯米托斯基这样来自波兰的应聘者却如潮水般涌来。斯米托斯基说，他需要这份工作，因为他得往家里寄钱养活老婆和4个孩子。这位机修工已经在琢磨他的下一份工作了。“德国不太远，”斯米托斯基说：“但是如果汇率再上涨的话，到英国工作倒是比较值。”看来，即使是如此剧烈的经济衰退都不能阻挡人们“对更美好生活的渴望”，而这正是推进全球化的最重要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