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波士顿打散工记

指路人

中国城的“天下为公”牌楼下，是波士顿南郊一家最大的体育运动器材厂包工头的地盘。每天，天仅蒙蒙亮，黑鸦鸦的人群就聚集在那儿了，真是人头攒动啊！一会儿工夫，开来了四、五辆厢型车，各路小工头们吆喝着人们上了车，车一部接一部地开走了……

　　在1999年的十月份，我的老板决定移居新加坡去，因此我就失业了。当时，我已五十八岁了，一时之间，很难找到一份正式的工作。

　　有一位从事人寿保险业工作的朋友介绍我认识了一个越南大工头，我开始在他手下打工，就这样混迹于散工的行列达一年之久。

　　散工的大工头都是越南人，他们英语流利，关系甚广，和一些大公司企业都有密切的联系。在他们手下有若干小工头，有越南人，也有中国人，他们每人手上登记在册的工人都有二、三十个，甚至更多。在1998年之前美国经济还是很好的时代，像做电子产品的电子厂、装订书或杂志、广告等的纸厂、药厂、体育运动器材厂、照相机厂等等。它们都需要大批的操作工人，这些工人就由那些大工头替他们去招来。

　　根据每日要完成的订单的多少来决定需要的人数，有时需要三、四十人，有时只需要十几、二十个人，像麻省HUDSON市的一个纸厂就有一个专门负责调度散工的车间副主任，这个公司生意很好经常需要六、七十人。大工头就根据他们的需要来联系他手下的小工头们，并令他们去召集。

　　在波士顿有几个点，例如：纽英伦医院的正门口、平价市场门口、中国城的麦当劳门口、中国城“天下为公”的牌楼下和红线地铁JFK／UMASS站的出口等等。好几个地方，每天清晨五点半到六点半，就都会有一大帮人聚集在那儿，人人带着便当和水或水果。等待着他们的小工头开着厢型车来接他们去打工。每辆厢型车一定要塞进去十几个人，挤得满满地再开往郊区的工厂去。

　　尤其是中国城的“天下为公”牌楼下，是波士顿南郊一家最大的体育运动器材厂包工头的地盘。每天，天仅蒙蒙亮，黑鸦鸦的人群就聚集在那儿了，真是人头攒动啊！一会儿工夫，开来了四、五辆厢型车，各路小工头们吆喝着人们上了车，车一部接一部地开走了，那些新来的或那天轮不到去做工的人也只好散去了，一切又都恢复了宁静。不知道的人走过那牌楼下，还以为什么事都未曾发生过呢！

　　这些散工都是现金交易的，每天八小时，所得工资从42美元到48美元不等。若是在药水厂的流水在线装瓶的工或运动器材厂的工那就配得多些，约有50美元左右一天，而且运动器材厂在十点钟工间休息时还有免费咖啡呢！每星期一或二小工头会发放上周的工资。但对于那些只做一两天的工人或西班牙人(当纸厂突然需要大量工人时，为了凑满人数，小工头就召集他们所认识的西班牙人、南美人等)。这些人爱的是每天配钱。所以，在收工回程的车上就发钱给他们。小工头会安抚说：那样下次再叫他们时，他们才会起劲地来嘛！

　　我所投靠的大工头是越、棉、寮协会里很有声望的人物，他的社会关系很广，在他手下有电子厂、纸厂、纸盒厂等六、七家工厂的包工关系。每个摊子都有一个小工头负责，人员也可由他直接互相调动。我做得最多的是电子厂，其次是纸厂，偶尔也去纸盒厂做过。但这些厂都远在开车需要一个小时的郊区。

　　HUDSON市那纸厂的车间副主任非常喜欢我，一则因为我折纸的速度很快，二则我比较听懂英语，明天只需十几个人时，他会关照小工头说：明天要维和陈两个中国人来吧！其它当然就是跟随小工头多年的越南人了。但是这个厂实在是太远了，没有火车也没有长途汽车可以抵达，只能自己开车去。

　　到了2000年的春天，偶然地遇到了一个老同事，我们曾经在同一家HOTEL一起打工好多年，广东人都叫她瑞姐，原来她居然是中国城里有点名气的小工头。从此我就投靠了她，跟她去照相机厂做工。这个厂子座落在波士顿的市区，懂路的人可以自己搭地铁去而不须等越南人的车。

　　这个照相机厂生意很好，每天要完成大量的订单，最多时每天至少要求六、七十个工人。当散工来了鱼贯进入车间大门时，那些CHARGE们就站在门口抓人，叫进她们熟悉的或看上去喜欢的人，然后带进她的小组去一一安排工作，男人们则被分派到各个车间去负责装箱的工作。常常是四五个车间坐满了唐人在忙碌地装配着照相机，各式各样的箱子很快就堆得高高地拖到销售部门被货车载走了。中饭时间分两批去食堂，下班时有四、五个保安守在大门口检查包包。我同瑞姐讲：哇！你的人还真不少嘛！每天都这么热闹啊！瑞姐是好生得意的。

　　几个月以后传说过了夏天这个厂将要搬往郊区了，我很不愿意去郊区。瑞姐就热心地将我介绍给另一个越南小工头，在他手下有一间专门制造调味品的公司，它只需要少量的几个工人，但由于工作的原因而要求有一定的英语程度和数学知识的人，因为调味品大都是由食品植物或它们的果实所研磨成的粉末同香料作物的粉末混合而成，有些还要用到一些化学元素，配方很严格，对于公斤或磅各种计重量单位能熟练地换算才行。我很愿意去，它就在照相机厂的附近。

　　由于我不会开车，好不容易才寻觅到这座落在市区的公司，我努力地学习各种技术，工作三个月后，我就去人事部门要申请表格，并通过了英语和数学测试，这个公司总务科的负责人正好是照相机厂一个保安的朋友，他作为介绍人，在2000年的九月中旬我被雇佣为该公司的正式员工。

　　在2001年的七月，由一个世界性的大食品企业买下了我们这间小公司，由此我就成了一个跨国的大食品企业的员工了。

　　六年以后，这个大企业由全盛到逐渐衰落，终于，到了2006年八月初时，公司不得不决定瘦身，原先我们这间小公司被关闭，一部分人被合并到水城的大公司去，而大多数人则被发放遣散费而打道回府了。那时我已六十四岁了。最后六年的打拼，让我挣满了四十个工作季点，一年后我就光荣退休了。

　　如今，经常会在中国城碰到当初一起打散工的伙伴们和萍姐、瑞姐、莲姐那些个曾一度呼风唤雨的女强人们，谈起往昔今日，大家都摇头叹息道：现在哪还有散工做呀？早就没有了！都没有了！

　　就仿佛那“天下为公”牌楼下，人去楼空一样，曾经那么兴旺喧哗的散工市场，如今已悄然隐没了，就像从来都不曾有过地那样隐没了。

(摘自美国《世界日报》/陈绮思 寄自波士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