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雷登的中国情节

FUNG

闻一多先生在1946年7月15日悼念李公朴被国民党杀害的大会上，所作的《最后一次讲演》，讲演当天下午，闻一多以身殉志。这份讲演稿中，原有一段关于司徒雷登的文字，在特殊的历史年代中被删除后载入中学教科书。
闻一多在人们耳熟能详的“我们的光明，就是反动派的末日”下面写道:“现在司徒雷登出任美驻华大使。闻一多先生在1946年7月15日悼念李公朴被国民党杀害的大会上，所作的《最后一次讲演》，讲演当天下午，闻一多以身殉志。这份讲演稿中，原有一段关于司徒雷登的文字，在特殊的历史年代中被删除后载入中学教科书。
闻一多在人们耳熟能详的“我们的光明，就是反动派的末日”下面写道:“现在司徒雷登出任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是教育家，他生长在中国，受的美国教育。他住在中国的时间比住在美国的时间长，他就如一个中国的留学生一样，从前在北平时，也常见面。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学者，是真正知道中国人民的要求的，这不是说司徒雷登有三头六臂，能替中国人民解决一切，而是说美国人民的舆论抬头，美国才有这转变。”这个在中国生活了半个多世纪的美国传教士，被新中国领袖毛泽东“钦点”之后，成了美帝国主义侵华政策失败的象征。他在中国办了27年教育，为抗日坐牢近4年，使他的国际声望如日中天。他常说:“我是一个中国人更甚于是一个美国人”

燕京大学首任校长司徒雷登逝世46年之后，他的骨灰于2008年11月17日，安葬于杭州市北的半山镇安贤园，昔日燕京大学的学生已是耄耋之年，在中国南方煦暖的冬日迎接老校长回到出生地杭州，美国现任驻华大使雷德也出席了骨灰安放仪式。

司徒雷登更像一位杭州人，杭州话比美语更流利，他1876年在杭州耶稣堂弄出生地的那幢两层小楼三年前已对游人开放。

回家的日子

现在，杭州又多了一处凭吊司徒雷登的处所，杭城北部半山镇半山生态公墓安贤园，一座新立的墓碑上简单地概括了他的一生:司徒雷登，1876～1962，燕京大学首任校长。

司徒雷登与中国的早期高等教育有不解之缘，在筹备之江(即钱塘江)大学后，他又于1919年被聘为燕京大学首任校长，并用27年时间，成就了自己一生最华彩的篇章，在北京西北角燕园实现了他的教育梦想。1946年杭州市授予他荣誉市民称号，那把象征着他可以随时进入杭城的金钥匙，现在耶稣堂弄司徒雷登故居展出。

出生于满族正红旗世家的傅泾波追随司徒雷登44年，司徒雷登生前视自己这位秘书为“儿子、同伴、秘书和联络官 ”。1949年，73岁的孤单老人司徒雷登回美国后，没有房屋没有资产，“仅有不到买一盒冰激凌的存款”，他与傅家共同生活了13年，并在傅家终老。傅泾波的儿子傅履仁在骨灰安放仪式上说:“司徒雷登先生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中国的教育事业，回到中国是他最后的心愿。”

雷德大使认为，中国是司徒雷登先生热爱的国家，今天他完成了人生旅途。他相信教育是加深两国关系的重要途径之一，如果他能看到今天的变化，他一定会非常高兴。

从钱塘江畔出发，这位美国人见证并参与了20世纪上半叶发生在神秘东方的一系列摧枯拉朽的变革。在旅居加拿大的燕京大学校友、历史学家林孟熹看来:“整个20世纪大概没有一个美国人像他那样，曾长期而全面地卷入到中国的政治、文化、教育各个领域，并且产生过难以估量的影响。”

归程一波三折

傅泾波遵照司徒雷登的遗愿，1973年、1984年两次访问北京时，都向有关方面提出司徒骨灰回葬燕园的请求。1985年傅泾波邀请身在加拿大的校友林孟熹到自己华盛顿的家里，并请林代拟一封给邓小平的函件，此函提到司徒雷登遗嘱中重要的两条，恳请同意将他的骨灰回葬燕园，并将当年周恩来相赠的明代花瓶送回中国(该条遗嘱于1988年5月执行，傅泾波之女傅海澜将花瓶送交南京梅园新村周恩来纪念馆收藏)。很快，1986年3月19日，傅泾波写给林孟熹的信中就提到:“已晤叙兄，函件与草拟之邓函统统由叙兄转递。”“叙兄”，就是当时的中国驻美大使韩叙，燕大校友。

林孟熹在他修订过的《司徒雷登与中国政局》中，记录了司徒雷登骨灰回葬中的几个关键时刻，1986年8月6日，傅泾波函告林孟熹“今晨卢、方二位参赞来访，言及司徒校长骨灰与夫人合葬于现时北大校园问题，并急于知晓我何时能赴北京完成此事。”事情看上去很顺利，当年9月9日，林孟熹又在傅泾波处看到一封以北大校务委员会主任王学珍名义签发的公函，同意司徒雷登之骨灰以原燕京大学校长名义安葬于临湖轩。

喜悦之余，大家认为墓碑要认真设计一番，另外马上转入冬季，86岁高龄的傅泾波实在不宜远行。然而，司徒雷登回葬燕园的这次机会，就这样丢失了。两个月后，从北大传来消息，赞成与反对骨灰回葬的人数各半。回葬缓办的正式通知是 1987年4月到达傅泾波手中的。

为此，1987年5月，60岁的林孟熹受87岁的傅泾波之托，到北京拜访了北京大学党委书记王学珍，一同来北大的，还有香港燕大校友会副会长郑介初。王学珍告诉林孟熹，“同意司徒回葬一事是经由党中央书记处圈阅同意的，是不会改变的，但如今北大校园内有不少反对声音，故需有一定时间进行思想说服。”王学珍很有信心，并转告傅泾波放心。随后，王学珍还陪同林孟熹和郑介初在临湖轩初步选定墓地的具体位置。1999年，北京大学方面还表示原则同意司徒雷登骨灰回葬燕园。但是1999年5月7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悍然轰炸了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司徒雷登的遗愿执行就此停摆。

今天中美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在相互理解和尊重的基础上，离别中国60年后，司徒雷登终于回归不愿离去的这个国度，他的父母兄弟都安息在杭州西湖，他本人安卧在杭州半山镇，算是回到了家人身边，但是这里没有他的妻子路爱龄。1926年路爱龄在燕京大学去世，她是燕京大学安葬的第一位逝者，燕园也是司徒雷登遗嘱中的安息地。1952年北京大学与燕京大学合并，路爱龄墓地在文革中被夷为平地，原墓址早已挪作它用。唯一能执行的，就是遗嘱中另一句“安葬于其他任何地方”。

燕园之父

司徒雷登把一个名不见经传、各自为政的“Peking University”建成了一所“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务”(F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的著名大学

那位瘦高的西方男人，经常骑着毛驴在北京城里城外转悠，有时他的坐骑会变成一辆奇怪的两*车。1919年，中国骑自行车的人还很少，只有紫禁城里10多岁的皇上和他的兄弟，以及城外的少许几个洋人。

这是个42岁的美国人，刚被教会从南京派到北京来，他想给自己新接手的这所学校，找个更有发展空间的校址。在南京金陵神学院任希腊文教授之前，这位牧师服务于杭州，那是他热爱的地方，熟悉程度胜于美国家乡。

美国长老会派这位名叫John Leighton Stuart的牧师到北京来，是希望通过这位“南京教会事业委员会主席”和“美联社驻南京特约记者”的努力，使一所几家合办的教会大学“Peking University”，发挥出其在华应有的作用。

地处北京盔甲厂的汇文大学和灯市口的协和大学(包括通州协和大学)，几拔人马，都在强调自己，无法合作。美国 “学生志愿参加海外传教运动”领袖罗伯特·史庇尔认定了，只有司徒雷登这样深切了解中国、中英文俱佳、思想开朗、在华人青年中具有影响的人，才是那所“Peking University”校长的不二人选。

同时代的两个“北京大学”

几乎没什么人支持司徒雷登到北京接手这个烂摊子，朋友中只有后来创办了《时代》周刊的享利·卢斯博士支持他北上履新，不过卢斯提醒说:上任前先了解一下财政状况。

燕京大学著名校友冰心的老师包贵思女士1936年写《司徒雷登博士传略》时，提到了当时的财政问题:“那时的燕大是一无可取。我们很局促地住在城内，没有教员也没有设备，学生不到百人，教员中只有两位中国人。许多西方教员，不合于大学教授的条件。”更要命的是“常年经费有一半是落空的”。驱使司徒雷登成行的，是他多年来想在中国办一所好大学的愿望。初到盔甲厂校址(今北京火车站附近)时，这位失望的校长只看到五间课室、三排宿舍、一间厨房、一间浴室、一间图书室、一间教员办公室、网球场和篮球场，德国人建的一座两层厂房被改作课堂和实验室，还有一个很大的名字:“Peking University”(北京大学)。

此时，蔡元培在北京黄城根附近办的另一所“北京大学”已享誉中外，并对两所学校用着同一英文名字提出了质疑。这一年，蔡校长的学生掀起了“五四运动”并在6月初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潮。6月8日，司徒雷登就职“Peking University”，但是这天盔甲厂的学生们全都营救和迎接被捕爱国同学去了。

联姻哈佛

司徒雷登为这所各持一词、中学水准合并起来的大学取名“燕京大学”。学校如果建在崇文门附近，已经没有持续发展的空间，以驴代步的形象就成了司徒雷登到处找地皮时期的一个剪影。北京城内遍寻不到一块能够拓展的地方，倒是在清华大学堂访友时，发现了对面的勺园。勺园坐落在通往颐和园的干线上，离城五公里，由于通向皇家苑囿的缘故，这里还具公路便利。触动这位中国通心灵的另一个原因，就是此地离西山不远，山上那些极尽中国古建精髓的庙堂，正是他心仪的地方。司徒雷登决心与清华大学堂比邻而居，这一决定使得海淀西北角这几块相连成片的皇家废园，成为日后几十年里中国学生、学者最向往的地方。

但他仍然没有钱。此后的几年他和好友卢斯从中美两国民间四处“化缘”。每看到乞丐，他都会觉得自己是属于这一群体的。

燕京大学缺钱，但金钱不是唯一能够成就燕京大学的条件。它还需要一位灵魂人物，一批有影响力的学术导师。于是，司徒雷登很快就请到刘廷芳、洪业等人，在20世纪20年代初，由顾随、容庚、郭绍虞、俞平伯、周作人、郑振铎撑起了国文系，陈垣、邓文如、顾颉刚等创办了历史系。1931年至1934年，冯友兰在燕京大学完成了他上下两卷《中国哲学史》。这里还创办了中国早期的新闻系，1945年9月踏上密苏里军舰，见证日本投降仪式的三名中国记者朱启平、黎秀石、曾恩波都是燕大出身。

司徒雷登的外功练得很精彩，他得知美国铝业大王霍尔为教育捐赠了大笔遗产，并有一部分指定用于研究中国文化。遗嘱规定，这笔基金需由一所美国大学和一所中国大学联合组成一个机构才能执行该计划。最初的幸运儿是蔡元培的“北京大学”，在卢斯的引荐下，司徒雷登与霍尔遗嘱执行人克里夫兰律师谈得“一身冷汗”，不过，这身汗换来了第一年50万美元的经费，条件是一年后必须让克里夫兰认为，燕京大学是“一所值得支持的大学”。第二年，律师兑现的不是承诺中的50万元，而是150万美元。

尽管学校发展令合作方满意，但司徒雷登自己也明白，以燕京大学起步时期的实力，联姻世界一流地位的哈佛大学，实在是一件幸运而令人得意的事情。他曾经说过:“承蒙哈佛当局欣然允诺，将他们那所大学的美好名字同中国一所小小的教会学校连在一起，实在令人感激。”

这样高的起步，使燕京大学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就成为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堂齐名的综合性大学。

超越教会学校的作为

燕京大学是所教会学校，司徒雷登是位牧师，正是他在自己当校长期间提出了“使燕大彻底中国化”的发展方向，摆脱了教会办学狭隘的宗教范畴。他宣布宗教不再是必修课，师生不一定要去做礼拜。他认为“燕大必须是一所经得起任何考验的、真正意义上的大学，传授的真理应该是没有被歪曲过的。至于信仰什么或如何表达信仰，则完全是个人的私事”。这些制度都是1929年燕京大学在中国教育部注册前就提出来的。1929年以后，注册了的燕京大学，校长一定得是中国人，司徒雷登就作为教务长来保证“让老师尽可能自由地去从事他们的工作”。

彻底的中国化并不排斥现代教育的步伐，燕园里男女同校，与世界著名大学交换师生，学校里洋溢的不是宗教气息，而是世界主义的氛围。燕京大学能容纳各种学术流派，左倾教授黄卓在经济系开讲“社会主义”，他的学生就全都抢着去看马克思的《资本论》。

在这种办学方针下，京郊燕园的师生和城里北京大学的师生一样，始终紧随着中国社会的脉动。1934年在美国的司徒雷登接到火速返校的急电:燕大学生反对国民党政府对日不抵抗政策，开始罢课，与反对罢课的外籍教师严重对立。司徒雷登在上海下船时，第一句话就问燕大的学生到南京请愿了吗？得知他的学生罢课跑到了南京，才算放心。他说:“如果此次燕京学生没有参加请愿，那说明这些年来我的教育就完全失败了！”

“九·一八”事变爆发，走在燕大游行队伍前最方带头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正是杭州口音的司徒教务长。抗战期间，这位有风骨的美国知识分子拒绝与日本合作被关了3年零8个月，虽然没把牢底坐穿，但却使他个人的声望如日中天。

日军1937年入境以后，北大、清华等大学都避难昆明，在特殊年代缔造了西南联大这样一个影响深远的学术帝国。燕园以教会出身升起美国国旗留守北京，“治外法权”保护这块华北抗日运动的堡垒，硬是在北平撑了四年。

撑到1942年，燕京大学不得不避至西南办学，总参某部离休干部江康1944年考入在成都复课的燕京大学，他告诉本刊，自己入学时司徒雷登正在北京坐牢，但在成都那几年燕大各届师生都很怀念司徒雷登，抗战胜利后学校搬回燕园，任了大使的司徒雷登每年都会在过年过节时回到燕京大学，但此时的身份，已经不允许他像以前那样可以和学生们随便交谈。在江康的回忆中，司徒雷登这时见了他，只问问学业和生活上的情况，而不谈政治，但也有个别同学主动找老校长深入地问一些政治问题。

虽然在政治上，司徒雷登不认同共产党，然而在抗战年代，抗日以及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却能在燕园自由出版，他本人也同情、保护和转移了不少抗日志士。对于这些，共产党人并没有忘记，毛泽东抗战胜利后在重庆第一次见到司徒雷登时，还向其热情地表示过:“久仰！久仰！你们燕大同学在我们那边工作得很好啊！”

牧师司徒雷登

今天，北京大学未名湖畔的临湖轩还在，它曾是友人送给司徒雷登的私人庭院，司徒校长把他变成了学校办公地，临湖轩的名字是冰心取的。1929年6月15日，这位燕大学生后来的燕大教师，与社会学系教授吴文藻结婚时，就是在临湖轩办的婚礼。婚礼合影上，站在一对新人正后方的就是主持人司徒雷登牧师。临湖轩的婚礼远不止一桩，1935年费孝通与王同惠也是在这里结为伉俪。

冰心对司徒雷登的回忆中，有一节内容使这位美国人看上去更为亲切，他不再是教育家，不再是一位失败的大使，而是回归为上帝使徒和众人的仆人:“这团体上上下下、前前后后，总有上千上万的人，这上千上万人的生、婚、病、死四件大事里，都短不了他。为婴儿施洗的是他，证婚的是他，丧礼主仪的也是他。你添了一个孩子，害一场病，过一次生日，死一个亲人，第一封短简是他寄的，第一盆鲜花是他送的，第一个欢迎微笑，第一句真挚的慰语，都是从他而来的。”

此时的司徒雷登，是一位尽职的神职人员。

尴尬在教材中

离开燕园的司徒雷登，变成一个悲剧符号，在中学课本里时隐时现。

最为家喻户晓的，是毛泽东在革命新形势下的宣言《别了，司徒雷登》，这篇文章中，他“只好挟起皮包走路”。

另一篇是闻一多先生在1946年7月15日悼念李公朴被国民党杀害的大会上，所作的《最后一次讲演》，讲演当天下午，闻一多以身殉志。这份讲演稿中，原有一段关于司徒雷登的文字，在特殊的历史年代中被删除后载入中学教科书。

闻一多在人们耳熟能详的“我们的光明，就是反动派的末日”下面写道:“现在司徒雷登出任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是教育家，他生长在中国，受的美国教育。他住在中国的时间比住在美国的时间长，他就如一个中国的留学生一样，从前在北平时，也常见面。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学者，是真正知道中国人民的要求的，这不是说司徒雷登有三头六臂，能替中国人民解决一切，而是说美国人民的舆论抬头，美国才有这转变。”

接下去是那句著名的号角“李先生的血，不会白流的”。1946年8月2日发表在《民主周刊》第三卷第十九期的这篇讲演稿比较完整，也能看出正义的学者相互之间的熟悉以及对美国政府与人民的区别认识。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闻一多年谱长编》时，忠实地再现了这一历史。

错误时间尴尬身份

这位知识分子在一个错误的时间，为自己的祖国尽忠，自己也成了惨败的悲剧符号

正是由于司徒雷登卷入中国政治之深，造成了中国人多年来对他嘲讽。他的教育思想、政治观点、对蒋介石的失望，以及离开中国时的真相，在21世纪初逐渐解密的一些出版物中，才有所披露。

司徒雷登在中国的最后三年，1946至1949年作为美国驻华大使的身份，始终尴尬在国共两党的斗争之中，在就任大使前的一次欢迎会上，他将来送行的胡适与自己做了对比，并说:“他幸运地辞去了出使国外的使命(胡辞去了驻美大使的职务)，返回了北平当大学校长，可我却要离开这最可爱的城市和那令人满意的事业，去从事一项前途未卜的使命，而这正是胡博士所避开的。”

毛泽东曾保护司徒雷登

历史以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四万万同胞的胜利，结束了20世纪的上半叶，胜利者毛泽东一篇气势恢弘的《别了，司徒雷登》宣告一个半殖民半封建时代的终结，也使这位在他的祖国几乎无人了解的美国人，在中国具有了美国侵华政策彻底失败的符号意义。

事实上，毛泽东除在檄文中发出了胜利者的宣言以外，在作派上也是一位胜利者:百万雄师成功渡江后，在4月27 日凌晨4点，三十五军官兵擅自闯入了司徒雷登的住宅，致其一改儒雅暴跳如雷。毛泽东得知后，立即给粟裕和刘伯承致电:三十五军到南京擅入司徒雷登住宅一事，必须引注意??三十五军进入南京纪律严明，外国反映极好，但是侵入司徒住宅一事做得很不好。”

此时，陈毅的部队马上就要接收上海，在制定《入城守则》时，陈毅强调:部队入城后一律不准进民宅。这一规定得到了总前委的肯定。毛泽东得知“不入民宅”后，连说四个“很好！”

英军蒙格马利元帅看到三野官兵在上海露宿街头的照片后，说他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共产党能够打败美军装备的国民党数百万大军。

不愿离去，想见中共最高领导

1949年8月2日，司徒雷登不情愿地离开他生活过半个世纪的土地，登机回国。这种不愿离去的思想，全部记录在他的“百日日记”中，时间是1949年5月至8月。

作家傅国涌说，在8月2日回国之前，司徒雷登曾经通过左、中、右几条渠道，希望能接触到毛泽东和周恩来，向中共表示他想留下的愿望。这些天来，日记中出现最多的就是“等待”。

江康也向本刊提到，当时很多人劝司徒雷登“先斩后奏”，不要向美国国务院请示。但是身为大使，他还是走了程序，于是事情越发复杂起来。

前国务委员、外交部长黄华曾是燕京大学学生会主席，1935年肄业奔赴延安。他是毛泽东1945年对司徒雷登所说的“燕大同学在我们那边工作得很好”中的一位，1949年主持接收国民党外交部的，正是司徒雷登的这位高足。

外交题材作家陈敦德在《崛起在1949:开国外交纪实》中，披露了来自两个世界的同班同学1949年5月7日的会面，灰军装的黄华会晤了司徒雷登秘书绅士派的傅泾波。傅为老师进行了开脱，诸如:司徒雷登这一年多来已经感受到自己对国民党的错误认识，美国已停止援蒋；司徒雷登不懂外交，马歇尔又为国民党所包围，致使在对国共两党的调停中失败等。傅泾波还按司徒雷登的意思，表示与国民党签署的《中美商约》可以修改。最后傅告诉黄华，国民党本想让司徒雷登一同撤至广州，但大使不愿走，他要等机会与共产党接触，并想继续担任驻新中国大使。作家傅国涌认为，这种愿望一方面出自他对中国半个世纪的深厚感情，另一方面来自于他的基督教情怀，希望通过非对抗的形式实现世界融合。

黄华将此谈话电告华东局，并得了毛泽东的七条指示:可以以非正式的方式与司徒雷登见面，以侦美国政府意图；谈话应该持适当友善的态度，庄重而和气；对于司徒想继续当大使并修改商约，不要表示拒绝等。但是这次私人会面针锋相对不欢而散，不同的世界观下实在是无法求同存异——那差异太大了。

闻一多先生在1946年7月15日悼念李公朴被国民党杀害的大会上，所作的《最后一次讲演》，讲演当天下午，闻一多以身殉志。这份讲演稿中，原有一段关于司徒雷登的文字，在特殊的历史年代中被删除后载入中学教科书。
闻一多在人们耳熟能详的“我们的光明，就是反动派的末日”下面写道:“现在司徒雷登出任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是教育家，他生长在中国，受的美国教育。他住在中国的时间比住在美国的时间长，他就如一个中国的留学生一样，从前在北平时，也常见面。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学者，是真正知道中国人民的要求的，这不是说司徒雷登有三头六臂，能替中国人民解决一切，而是说美国人民的舆论抬头，美国才有这转变。”这个在中国生活了半个多世纪的美国传教士，被新中国领袖毛泽东“钦点”之后，成了美帝国主义侵华政策失败的象征。他在中国办了27年教育，为抗日坐牢近4年，使他的国际声望如日中天。他常说:“我是一个中国人更甚于是一个美国人”

燕京大学首任校长司徒雷登逝世46年之后，他的骨灰于2008年11月17日，安葬于杭州市北的半山镇安贤园，昔日燕京大学的学生已是耄耋之年，在中国南方煦暖的冬日迎接老校长回到出生地杭州，美国现任驻华大使雷德也出席了骨灰安放仪式。

司徒雷登更像一位杭州人，杭州话比美语更流利，他1876年在杭州耶稣堂弄出生地的那幢两层小楼三年前已对游人开放。

回家的日子

现在，杭州又多了一处凭吊司徒雷登的处所，杭城北部半山镇半山生态公墓安贤园，一座新立的墓碑上简单地概括了他的一生:司徒雷登，1876～1962，燕京大学首任校长。

司徒雷登与中国的早期高等教育有不解之缘，在筹备之江(即钱塘江)大学后，他又于1919年被聘为燕京大学首任校长，并用27年时间，成就了自己一生最华彩的篇章，在北京西北角燕园实现了他的教育梦想。1946年杭州市授予他荣誉市民称号，那把象征着他可以随时进入杭城的金钥匙，现在耶稣堂弄司徒雷登故居展出。

出生于满族正红旗世家的傅泾波追随司徒雷登44年，司徒雷登生前视自己这位秘书为“儿子、同伴、秘书和联络官 ”。1949年，73岁的孤单老人司徒雷登回美国后，没有房屋没有资产，“仅有不到买一盒冰激凌的存款”，他与傅家共同生活了13年，并在傅家终老。傅泾波的儿子傅履仁在骨灰安放仪式上说:“司徒雷登先生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中国的教育事业，回到中国是他最后的心愿。”

雷德大使认为，中国是司徒雷登先生热爱的国家，今天他完成了人生旅途。他相信教育是加深两国关系的重要途径之一，如果他能看到今天的变化，他一定会非常高兴。

从钱塘江畔出发，这位美国人见证并参与了20世纪上半叶发生在神秘东方的一系列摧枯拉朽的变革。在旅居加拿大的燕京大学校友、历史学家林孟熹看来:“整个20世纪大概没有一个美国人像他那样，曾长期而全面地卷入到中国的政治、文化、教育各个领域，并且产生过难以估量的影响。”

归程一波三折

傅泾波遵照司徒雷登的遗愿，1973年、1984年两次访问北京时，都向有关方面提出司徒骨灰回葬燕园的请求。1985年傅泾波邀请身在加拿大的校友林孟熹到自己华盛顿的家里，并请林代拟一封给邓小平的函件，此函提到司徒雷登遗嘱中重要的两条，恳请同意将他的骨灰回葬燕园，并将当年周恩来相赠的明代花瓶送回中国(该条遗嘱于1988年5月执行，傅泾波之女傅海澜将花瓶送交南京梅园新村周恩来纪念馆收藏)。很快，1986年3月19日，傅泾波写给林孟熹的信中就提到:“已晤叙兄，函件与草拟之邓函统统由叙兄转递。”“叙兄”，就是当时的中国驻美大使韩叙，燕大校友。

林孟熹在他修订过的《司徒雷登与中国政局》中，记录了司徒雷登骨灰回葬中的几个关键时刻，1986年8月6日，傅泾波函告林孟熹“今晨卢、方二位参赞来访，言及司徒校长骨灰与夫人合葬于现时北大校园问题，并急于知晓我何时能赴北京完成此事。”事情看上去很顺利，当年9月9日，林孟熹又在傅泾波处看到一封以北大校务委员会主任王学珍名义签发的公函，同意司徒雷登之骨灰以原燕京大学校长名义安葬于临湖轩。

喜悦之余，大家认为墓碑要认真设计一番，另外马上转入冬季，86岁高龄的傅泾波实在不宜远行。然而，司徒雷登回葬燕园的这次机会，就这样丢失了。两个月后，从北大传来消息，赞成与反对骨灰回葬的人数各半。回葬缓办的正式通知是 1987年4月到达傅泾波手中的。

为此，1987年5月，60岁的林孟熹受87岁的傅泾波之托，到北京拜访了北京大学党委书记王学珍，一同来北大的，还有香港燕大校友会副会长郑介初。王学珍告诉林孟熹，“同意司徒回葬一事是经由党中央书记处圈阅同意的，是不会改变的，但如今北大校园内有不少反对声音，故需有一定时间进行思想说服。”王学珍很有信心，并转告傅泾波放心。随后，王学珍还陪同林孟熹和郑介初在临湖轩初步选定墓地的具体位置。1999年，北京大学方面还表示原则同意司徒雷登骨灰回葬燕园。但是1999年5月7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悍然轰炸了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司徒雷登的遗愿执行就此停摆。

今天中美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在相互理解和尊重的基础上，离别中国60年后，司徒雷登终于回归不愿离去的这个国度，他的父母兄弟都安息在杭州西湖，他本人安卧在杭州半山镇，算是回到了家人身边，但是这里没有他的妻子路爱龄。1926年路爱龄在燕京大学去世，她是燕京大学安葬的第一位逝者，燕园也是司徒雷登遗嘱中的安息地。1952年北京大学与燕京大学合并，路爱龄墓地在文革中被夷为平地，原墓址早已挪作它用。唯一能执行的，就是遗嘱中另一句“安葬于其他任何地方”。

燕园之父

司徒雷登把一个名不见经传、各自为政的“Peking University”建成了一所“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务”(F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的著名大学

那位瘦高的西方男人，经常骑着毛驴在北京城里城外转悠，有时他的坐骑会变成一辆奇怪的两*车。1919年，中国骑自行车的人还很少，只有紫禁城里10多岁的皇上和他的兄弟，以及城外的少许几个洋人。

这是个42岁的美国人，刚被教会从南京派到北京来，他想给自己新接手的这所学校，找个更有发展空间的校址。在南京金陵神学院任希腊文教授之前，这位牧师服务于杭州，那是他热爱的地方，熟悉程度胜于美国家乡。

美国长老会派这位名叫John Leighton Stuart的牧师到北京来，是希望通过这位“南京教会事业委员会主席”和“美联社驻南京特约记者”的努力，使一所几家合办的教会大学“Peking University”，发挥出其在华应有的作用。

地处北京盔甲厂的汇文大学和灯市口的协和大学(包括通州协和大学)，几拔人马，都在强调自己，无法合作。美国 “学生志愿参加海外传教运动”领袖罗伯特·史庇尔认定了，只有司徒雷登这样深切了解中国、中英文俱佳、思想开朗、在华人青年中具有影响的人，才是那所“Peking University”校长的不二人选。

同时代的两个“北京大学”

几乎没什么人支持司徒雷登到北京接手这个烂摊子，朋友中只有后来创办了《时代》周刊的享利·卢斯博士支持他北上履新，不过卢斯提醒说:上任前先了解一下财政状况。

燕京大学著名校友冰心的老师包贵思女士1936年写《司徒雷登博士传略》时，提到了当时的财政问题:“那时的燕大是一无可取。我们很局促地住在城内，没有教员也没有设备，学生不到百人，教员中只有两位中国人。许多西方教员，不合于大学教授的条件。”更要命的是“常年经费有一半是落空的”。驱使司徒雷登成行的，是他多年来想在中国办一所好大学的愿望。初到盔甲厂校址(今北京火车站附近)时，这位失望的校长只看到五间课室、三排宿舍、一间厨房、一间浴室、一间图书室、一间教员办公室、网球场和篮球场，德国人建的一座两层厂房被改作课堂和实验室，还有一个很大的名字:“Peking University”(北京大学)。

此时，蔡元培在北京黄城根附近办的另一所“北京大学”已享誉中外，并对两所学校用着同一英文名字提出了质疑。这一年，蔡校长的学生掀起了“五四运动”并在6月初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潮。6月8日，司徒雷登就职“Peking University”，但是这天盔甲厂的学生们全都营救和迎接被捕爱国同学去了。

联姻哈佛

司徒雷登为这所各持一词、中学水准合并起来的大学取名“燕京大学”。学校如果建在崇文门附近，已经没有持续发展的空间，以驴代步的形象就成了司徒雷登到处找地皮时期的一个剪影。北京城内遍寻不到一块能够拓展的地方，倒是在清华大学堂访友时，发现了对面的勺园。勺园坐落在通往颐和园的干线上，离城五公里，由于通向皇家苑囿的缘故，这里还具公路便利。触动这位中国通心灵的另一个原因，就是此地离西山不远，山上那些极尽中国古建精髓的庙堂，正是他心仪的地方。司徒雷登决心与清华大学堂比邻而居，这一决定使得海淀西北角这几块相连成片的皇家废园，成为日后几十年里中国学生、学者最向往的地方。

但他仍然没有钱。此后的几年他和好友卢斯从中美两国民间四处“化缘”。每看到乞丐，他都会觉得自己是属于这一群体的。

燕京大学缺钱，但金钱不是唯一能够成就燕京大学的条件。它还需要一位灵魂人物，一批有影响力的学术导师。于是，司徒雷登很快就请到刘廷芳、洪业等人，在20世纪20年代初，由顾随、容庚、郭绍虞、俞平伯、周作人、郑振铎撑起了国文系，陈垣、邓文如、顾颉刚等创办了历史系。1931年至1934年，冯友兰在燕京大学完成了他上下两卷《中国哲学史》。这里还创办了中国早期的新闻系，1945年9月踏上密苏里军舰，见证日本投降仪式的三名中国记者朱启平、黎秀石、曾恩波都是燕大出身。

司徒雷登的外功练得很精彩，他得知美国铝业大王霍尔为教育捐赠了大笔遗产，并有一部分指定用于研究中国文化。遗嘱规定，这笔基金需由一所美国大学和一所中国大学联合组成一个机构才能执行该计划。最初的幸运儿是蔡元培的“北京大学”，在卢斯的引荐下，司徒雷登与霍尔遗嘱执行人克里夫兰律师谈得“一身冷汗”，不过，这身汗换来了第一年50万美元的经费，条件是一年后必须让克里夫兰认为，燕京大学是“一所值得支持的大学”。第二年，律师兑现的不是承诺中的50万元，而是150万美元。

尽管学校发展令合作方满意，但司徒雷登自己也明白，以燕京大学起步时期的实力，联姻世界一流地位的哈佛大学，实在是一件幸运而令人得意的事情。他曾经说过:“承蒙哈佛当局欣然允诺，将他们那所大学的美好名字同中国一所小小的教会学校连在一起，实在令人感激。”

这样高的起步，使燕京大学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就成为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堂齐名的综合性大学。

超越教会学校的作为

燕京大学是所教会学校，司徒雷登是位牧师，正是他在自己当校长期间提出了“使燕大彻底中国化”的发展方向，摆脱了教会办学狭隘的宗教范畴。他宣布宗教不再是必修课，师生不一定要去做礼拜。他认为“燕大必须是一所经得起任何考验的、真正意义上的大学，传授的真理应该是没有被歪曲过的。至于信仰什么或如何表达信仰，则完全是个人的私事”。这些制度都是1929年燕京大学在中国教育部注册前就提出来的。1929年以后，注册了的燕京大学，校长一定得是中国人，司徒雷登就作为教务长来保证“让老师尽可能自由地去从事他们的工作”。

彻底的中国化并不排斥现代教育的步伐，燕园里男女同校，与世界著名大学交换师生，学校里洋溢的不是宗教气息，而是世界主义的氛围。燕京大学能容纳各种学术流派，左倾教授黄卓在经济系开讲“社会主义”，他的学生就全都抢着去看马克思的《资本论》。

在这种办学方针下，京郊燕园的师生和城里北京大学的师生一样，始终紧随着中国社会的脉动。1934年在美国的司徒雷登接到火速返校的急电:燕大学生反对国民党政府对日不抵抗政策，开始罢课，与反对罢课的外籍教师严重对立。司徒雷登在上海下船时，第一句话就问燕大的学生到南京请愿了吗？得知他的学生罢课跑到了南京，才算放心。他说:“如果此次燕京学生没有参加请愿，那说明这些年来我的教育就完全失败了！”

“九·一八”事变爆发，走在燕大游行队伍前最方带头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正是杭州口音的司徒教务长。抗战期间，这位有风骨的美国知识分子拒绝与日本合作被关了3年零8个月，虽然没把牢底坐穿，但却使他个人的声望如日中天。

日军1937年入境以后，北大、清华等大学都避难昆明，在特殊年代缔造了西南联大这样一个影响深远的学术帝国。燕园以教会出身升起美国国旗留守北京，“治外法权”保护这块华北抗日运动的堡垒，硬是在北平撑了四年。

撑到1942年，燕京大学不得不避至西南办学，总参某部离休干部江康1944年考入在成都复课的燕京大学，他告诉本刊，自己入学时司徒雷登正在北京坐牢，但在成都那几年燕大各届师生都很怀念司徒雷登，抗战胜利后学校搬回燕园，任了大使的司徒雷登每年都会在过年过节时回到燕京大学，但此时的身份，已经不允许他像以前那样可以和学生们随便交谈。在江康的回忆中，司徒雷登这时见了他，只问问学业和生活上的情况，而不谈政治，但也有个别同学主动找老校长深入地问一些政治问题。

虽然在政治上，司徒雷登不认同共产党，然而在抗战年代，抗日以及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却能在燕园自由出版，他本人也同情、保护和转移了不少抗日志士。对于这些，共产党人并没有忘记，毛泽东抗战胜利后在重庆第一次见到司徒雷登时，还向其热情地表示过:“久仰！久仰！你们燕大同学在我们那边工作得很好啊！”

牧师司徒雷登

今天，北京大学未名湖畔的临湖轩还在，它曾是友人送给司徒雷登的私人庭院，司徒校长把他变成了学校办公地，临湖轩的名字是冰心取的。1929年6月15日，这位燕大学生后来的燕大教师，与社会学系教授吴文藻结婚时，就是在临湖轩办的婚礼。婚礼合影上，站在一对新人正后方的就是主持人司徒雷登牧师。临湖轩的婚礼远不止一桩，1935年费孝通与王同惠也是在这里结为伉俪。

冰心对司徒雷登的回忆中，有一节内容使这位美国人看上去更为亲切，他不再是教育家，不再是一位失败的大使，而是回归为上帝使徒和众人的仆人:“这团体上上下下、前前后后，总有上千上万的人，这上千上万人的生、婚、病、死四件大事里，都短不了他。为婴儿施洗的是他，证婚的是他，丧礼主仪的也是他。你添了一个孩子，害一场病，过一次生日，死一个亲人，第一封短简是他寄的，第一盆鲜花是他送的，第一个欢迎微笑，第一句真挚的慰语，都是从他而来的。”

此时的司徒雷登，是一位尽职的神职人员。

尴尬在教材中

离开燕园的司徒雷登，变成一个悲剧符号，在中学课本里时隐时现。

最为家喻户晓的，是毛泽东在革命新形势下的宣言《别了，司徒雷登》，这篇文章中，他“只好挟起皮包走路”。

另一篇是闻一多先生在1946年7月15日悼念李公朴被国民党杀害的大会上，所作的《最后一次讲演》，讲演当天下午，闻一多以身殉志。这份讲演稿中，原有一段关于司徒雷登的文字，在特殊的历史年代中被删除后载入中学教科书。

闻一多在人们耳熟能详的“我们的光明，就是反动派的末日”下面写道:“现在司徒雷登出任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是教育家，他生长在中国，受的美国教育。他住在中国的时间比住在美国的时间长，他就如一个中国的留学生一样，从前在北平时，也常见面。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学者，是真正知道中国人民的要求的，这不是说司徒雷登有三头六臂，能替中国人民解决一切，而是说美国人民的舆论抬头，美国才有这转变。”

接下去是那句著名的号角“李先生的血，不会白流的”。1946年8月2日发表在《民主周刊》第三卷第十九期的这篇讲演稿比较完整，也能看出正义的学者相互之间的熟悉以及对美国政府与人民的区别认识。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闻一多年谱长编》时，忠实地再现了这一历史。

错误时间尴尬身份

这位知识分子在一个错误的时间，为自己的祖国尽忠，自己也成了惨败的悲剧符号

正是由于司徒雷登卷入中国政治之深，造成了中国人多年来对他嘲讽。他的教育思想、政治观点、对蒋介石的失望，以及离开中国时的真相，在21世纪初逐渐解密的一些出版物中，才有所披露。

司徒雷登在中国的最后三年，1946至1949年作为美国驻华大使的身份，始终尴尬在国共两党的斗争之中，在就任大使前的一次欢迎会上，他将来送行的胡适与自己做了对比，并说:“他幸运地辞去了出使国外的使命(胡辞去了驻美大使的职务)，返回了北平当大学校长，可我却要离开这最可爱的城市和那令人满意的事业，去从事一项前途未卜的使命，而这正是胡博士所避开的。”

毛泽东曾保护司徒雷登

历史以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四万万同胞的胜利，结束了20世纪的上半叶，胜利者毛泽东一篇气势恢弘的《别了，司徒雷登》宣告一个半殖民半封建时代的终结，也使这位在他的祖国几乎无人了解的美国人，在中国具有了美国侵华政策彻底失败的符号意义。

事实上，毛泽东除在檄文中发出了胜利者的宣言以外，在作派上也是一位胜利者:百万雄师成功渡江后，在4月27 日凌晨4点，三十五军官兵擅自闯入了司徒雷登的住宅，致其一改儒雅暴跳如雷。毛泽东得知后，立即给粟裕和刘伯承致电:三十五军到南京擅入司徒雷登住宅一事，必须引注意??三十五军进入南京纪律严明，外国反映极好，但是侵入司徒住宅一事做得很不好。”

此时，陈毅的部队马上就要接收上海，在制定《入城守则》时，陈毅强调:部队入城后一律不准进民宅。这一规定得到了总前委的肯定。毛泽东得知“不入民宅”后，连说四个“很好！”

英军蒙格马利元帅看到三野官兵在上海露宿街头的照片后，说他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共产党能够打败美军装备的国民党数百万大军。

不愿离去，想见中共最高领导

1949年8月2日，司徒雷登不情愿地离开他生活过半个世纪的土地，登机回国。这种不愿离去的思想，全部记录在他的“百日日记”中，时间是1949年5月至8月。

作家傅国涌说，在8月2日回国之前，司徒雷登曾经通过左、中、右几条渠道，希望能接触到毛泽东和周恩来，向中共表示他想留下的愿望。这些天来，日记中出现最多的就是“等待”。

江康也向本刊提到，当时很多人劝司徒雷登“先斩后奏”，不要向美国国务院请示。但是身为大使，他还是走了程序，于是事情越发复杂起来。

前国务委员、外交部长黄华曾是燕京大学学生会主席，1935年肄业奔赴延安。他是毛泽东1945年对司徒雷登所说的“燕大同学在我们那边工作得很好”中的一位，1949年主持接收国民党外交部的，正是司徒雷登的这位高足。

外交题材作家陈敦德在《崛起在1949:开国外交纪实》中，披露了来自两个世界的同班同学1949年5月7日的会面，灰军装的黄华会晤了司徒雷登秘书绅士派的傅泾波。傅为老师进行了开脱，诸如:司徒雷登这一年多来已经感受到自己对国民党的错误认识，美国已停止援蒋；司徒雷登不懂外交，马歇尔又为国民党所包围，致使在对国共两党的调停中失败等。傅泾波还按司徒雷登的意思，表示与国民党签署的《中美商约》可以修改。最后傅告诉黄华，国民党本想让司徒雷登一同撤至广州，但大使不愿走，他要等机会与共产党接触，并想继续担任驻新中国大使。作家傅国涌认为，这种愿望一方面出自他对中国半个世纪的深厚感情，另一方面来自于他的基督教情怀，希望通过非对抗的形式实现世界融合。

黄华将此谈话电告华东局，并得了毛泽东的七条指示:可以以非正式的方式与司徒雷登见面，以侦美国政府意图；谈话应该持适当友善的态度，庄重而和气；对于司徒想继续当大使并修改商约，不要表示拒绝等。但是这次私人会面针锋相对不欢而散，不同的世界观下实在是无法求同存异——那差异太大了。

司徒雷登还曾通过国民党爱国将领陈铭枢、民盟叶笃义等人，以回北京燕大过生日看老友等各种理由，想与周恩来和毛泽东接触，北京也曾同意安排会面。后来又生枝节，美国国内对尚未成立的新中国持观望态度，各派分歧很大，美国方面还催促司徒雷登在回国前去广州见蒋介石，司徒雷登找理由回避了与蒋的接触。这段时间里，中共确立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

就在这架飞机上，他看到了美国国务院发表的《白皮书》，明白了自己完全是一只政策失误的替罪羊。司徒雷登回美国后的境遇更为不堪，美国政府对他下了“封口令”，反共排外的麦卡锡主义迫害接踵而至。

司徒雷登在一个错误的时间里斡旋在外交界，这使得他的爱无处安放，而更合适他的身份还是教育家还曾通过国民党爱国将领陈铭枢、民盟叶笃义等人，以回北京燕大过生日看老友等各种理由，想与周恩来和毛泽东接触，北京也曾同意安排会面。后来又生枝节，美国国内对尚未成立的新中国持观望态度，各派分歧很大，美国方面还催促司徒雷登在回国前去广州见蒋介石，司徒雷登找理由回避了与蒋的接触。这段时间里，中共确立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

就在这架飞机上，他看到了美国国务院发表的《白皮书》，明白了自己完全是一只政策失误的替罪羊。司徒雷登回美国后的境遇更为不堪，美国政府对他下了“封口令”，反共排外的麦卡锡主义迫害接踵而至。

司徒雷登在一个错误的时间里斡旋在外交界，这使得他的爱无处安放，而更合适他的身份还是教育家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是教育家，他生长在中国，受的美国教育。他住在中国的时间比住在美国的时间长，他就如一个中国的留学生一样，从前在北平时，也常见面。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学者，是真正知道中国人民的要求的，这不是说司徒雷登有三头六臂，能替中国人民解决一切，而是说美国人民的舆论抬头，美国才有这转变。”这个在中国生活了半个多世纪的美国传教士，被新中国领袖毛泽东“钦点”之后，成了美帝国主义侵华政策失败的象征。他在中国办了27年教育，为抗日坐牢近4年，使他的国际声望如日中天。他常说:“我是一个中国人更甚于是一个美国人”

燕京大学首任校长司徒雷登逝世46年之后，他的骨灰于2008年11月17日，安葬于杭州市北的半山镇安贤园，昔日燕京大学的学生已是耄耋之年，在中国南方煦暖的冬日迎接老校长回到出生地杭州，美国现任驻华大使雷德也出席了骨灰安放仪式。

司徒雷登更像一位杭州人，杭州话比美语更流利，他1876年在杭州耶稣堂弄出生地的那幢两层小楼三年前已对游人开放。

回家的日子

现在，杭州又多了一处凭吊司徒雷登的处所，杭城北部半山镇半山生态公墓安贤园，一座新立的墓碑上简单地概括了他的一生:司徒雷登，1876～1962，燕京大学首任校长。

司徒雷登与中国的早期高等教育有不解之缘，在筹备之江(即钱塘江)大学后，他又于1919年被聘为燕京大学首任校长，并用27年时间，成就了自己一生最华彩的篇章，在北京西北角燕园实现了他的教育梦想。1946年杭州市授予他荣誉市民称号，那把象征着他可以随时进入杭城的金钥匙，现在耶稣堂弄司徒雷登故居展出。

出生于满族正红旗世家的傅泾波追随司徒雷登44年，司徒雷登生前视自己这位秘书为“儿子、同伴、秘书和联络官 ”。1949年，73岁的孤单老人司徒雷登回美国后，没有房屋没有资产，“仅有不到买一盒冰激凌的存款”，他与傅家共同生活了13年，并在傅家终老。傅泾波的儿子傅履仁在骨灰安放仪式上说:“司徒雷登先生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中国的教育事业，回到中国是他最后的心愿。”

雷德大使认为，中国是司徒雷登先生热爱的国家，今天他完成了人生旅途。他相信教育是加深两国关系的重要途径之一，如果他能看到今天的变化，他一定会非常高兴。

从钱塘江畔出发，这位美国人见证并参与了20世纪上半叶发生在神秘东方的一系列摧枯拉朽的变革。在旅居加拿大的燕京大学校友、历史学家林孟熹看来:“整个20世纪大概没有一个美国人像他那样，曾长期而全面地卷入到中国的政治、文化、教育各个领域，并且产生过难以估量的影响。”

归程一波三折

傅泾波遵照司徒雷登的遗愿，1973年、1984年两次访问北京时，都向有关方面提出司徒骨灰回葬燕园的请求。1985年傅泾波邀请身在加拿大的校友林孟熹到自己华盛顿的家里，并请林代拟一封给邓小平的函件，此函提到司徒雷登遗嘱中重要的两条，恳请同意将他的骨灰回葬燕园，并将当年周恩来相赠的明代花瓶送回中国(该条遗嘱于1988年5月执行，傅泾波之女傅海澜将花瓶送交南京梅园新村周恩来纪念馆收藏)。很快，1986年3月19日，傅泾波写给林孟熹的信中就提到:“已晤叙兄，函件与草拟之邓函统统由叙兄转递。”“叙兄”，就是当时的中国驻美大使韩叙，燕大校友。

林孟熹在他修订过的《司徒雷登与中国政局》中，记录了司徒雷登骨灰回葬中的几个关键时刻，1986年8月6日，傅泾波函告林孟熹“今晨卢、方二位参赞来访，言及司徒校长骨灰与夫人合葬于现时北大校园问题，并急于知晓我何时能赴北京完成此事。”事情看上去很顺利，当年9月9日，林孟熹又在傅泾波处看到一封以北大校务委员会主任王学珍名义签发的公函，同意司徒雷登之骨灰以原燕京大学校长名义安葬于临湖轩。

喜悦之余，大家认为墓碑要认真设计一番，另外马上转入冬季，86岁高龄的傅泾波实在不宜远行。然而，司徒雷登回葬燕园的这次机会，就这样丢失了。两个月后，从北大传来消息，赞成与反对骨灰回葬的人数各半。回葬缓办的正式通知是 1987年4月到达傅泾波手中的。

为此，1987年5月，60岁的林孟熹受87岁的傅泾波之托，到北京拜访了北京大学党委书记王学珍，一同来北大的，还有香港燕大校友会副会长郑介初。王学珍告诉林孟熹，“同意司徒回葬一事是经由党中央书记处圈阅同意的，是不会改变的，但如今北大校园内有不少反对声音，故需有一定时间进行思想说服。”王学珍很有信心，并转告傅泾波放心。随后，王学珍还陪同林孟熹和郑介初在临湖轩初步选定墓地的具体位置。1999年，北京大学方面还表示原则同意司徒雷登骨灰回葬燕园。但是1999年5月7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悍然轰炸了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司徒雷登的遗愿执行就此停摆。

今天中美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在相互理解和尊重的基础上，离别中国60年后，司徒雷登终于回归不愿离去的这个国度，他的父母兄弟都安息在杭州西湖，他本人安卧在杭州半山镇，算是回到了家人身边，但是这里没有他的妻子路爱龄。1926年路爱龄在燕京大学去世，她是燕京大学安葬的第一位逝者，燕园也是司徒雷登遗嘱中的安息地。1952年北京大学与燕京大学合并，路爱龄墓地在文革中被夷为平地，原墓址早已挪作它用。唯一能执行的，就是遗嘱中另一句“安葬于其他任何地方”。

燕园之父

司徒雷登把一个名不见经传、各自为政的“Peking University”建成了一所“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务”(F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的著名大学

那位瘦高的西方男人，经常骑着毛驴在北京城里城外转悠，有时他的坐骑会变成一辆奇怪的两*车。1919年，中国骑自行车的人还很少，只有紫禁城里10多岁的皇上和他的兄弟，以及城外的少许几个洋人。

这是个42岁的美国人，刚被教会从南京派到北京来，他想给自己新接手的这所学校，找个更有发展空间的校址。在南京金陵神学院任希腊文教授之前，这位牧师服务于杭州，那是他热爱的地方，熟悉程度胜于美国家乡。

美国长老会派这位名叫John Leighton Stuart的牧师到北京来，是希望通过这位“南京教会事业委员会主席”和“美联社驻南京特约记者”的努力，使一所几家合办的教会大学“Peking University”，发挥出其在华应有的作用。

地处北京盔甲厂的汇文大学和灯市口的协和大学(包括通州协和大学)，几拔人马，都在强调自己，无法合作。美国 “学生志愿参加海外传教运动”领袖罗伯特·史庇尔认定了，只有司徒雷登这样深切了解中国、中英文俱佳、思想开朗、在华人青年中具有影响的人，才是那所“Peking University”校长的不二人选。

同时代的两个“北京大学”

几乎没什么人支持司徒雷登到北京接手这个烂摊子，朋友中只有后来创办了《时代》周刊的享利·卢斯博士支持他北上履新，不过卢斯提醒说:上任前先了解一下财政状况。

燕京大学著名校友冰心的老师包贵思女士1936年写《司徒雷登博士传略》时，提到了当时的财政问题:“那时的燕大是一无可取。我们很局促地住在城内，没有教员也没有设备，学生不到百人，教员中只有两位中国人。许多西方教员，不合于大学教授的条件。”更要命的是“常年经费有一半是落空的”。驱使司徒雷登成行的，是他多年来想在中国办一所好大学的愿望。初到盔甲厂校址(今北京火车站附近)时，这位失望的校长只看到五间课室、三排宿舍、一间厨房、一间浴室、一间图书室、一间教员办公室、网球场和篮球场，德国人建的一座两层厂房被改作课堂和实验室，还有一个很大的名字:“Peking University”(北京大学)。

此时，蔡元培在北京黄城根附近办的另一所“北京大学”已享誉中外，并对两所学校用着同一英文名字提出了质疑。这一年，蔡校长的学生掀起了“五四运动”并在6月初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潮。6月8日，司徒雷登就职“Peking University”，但是这天盔甲厂的学生们全都营救和迎接被捕爱国同学去了。

联姻哈佛

司徒雷登为这所各持一词、中学水准合并起来的大学取名“燕京大学”。学校如果建在崇文门附近，已经没有持续发展的空间，以驴代步的形象就成了司徒雷登到处找地皮时期的一个剪影。北京城内遍寻不到一块能够拓展的地方，倒是在清华大学堂访友时，发现了对面的勺园。勺园坐落在通往颐和园的干线上，离城五公里，由于通向皇家苑囿的缘故，这里还具公路便利。触动这位中国通心灵的另一个原因，就是此地离西山不远，山上那些极尽中国古建精髓的庙堂，正是他心仪的地方。司徒雷登决心与清华大学堂比邻而居，这一决定使得海淀西北角这几块相连成片的皇家废园，成为日后几十年里中国学生、学者最向往的地方。

但他仍然没有钱。此后的几年他和好友卢斯从中美两国民间四处“化缘”。每看到乞丐，他都会觉得自己是属于这一群体的。

燕京大学缺钱，但金钱不是唯一能够成就燕京大学的条件。它还需要一位灵魂人物，一批有影响力的学术导师。于是，司徒雷登很快就请到刘廷芳、洪业等人，在20世纪20年代初，由顾随、容庚、郭绍虞、俞平伯、周作人、郑振铎撑起了国文系，陈垣、邓文如、顾颉刚等创办了历史系。1931年至1934年，冯友兰在燕京大学完成了他上下两卷《中国哲学史》。这里还创办了中国早期的新闻系，1945年9月踏上密苏里军舰，见证日本投降仪式的三名中国记者朱启平、黎秀石、曾恩波都是燕大出身。

司徒雷登的外功练得很精彩，他得知美国铝业大王霍尔为教育捐赠了大笔遗产，并有一部分指定用于研究中国文化。遗嘱规定，这笔基金需由一所美国大学和一所中国大学联合组成一个机构才能执行该计划。最初的幸运儿是蔡元培的“北京大学”，在卢斯的引荐下，司徒雷登与霍尔遗嘱执行人克里夫兰律师谈得“一身冷汗”，不过，这身汗换来了第一年50万美元的经费，条件是一年后必须让克里夫兰认为，燕京大学是“一所值得支持的大学”。第二年，律师兑现的不是承诺中的50万元，而是150万美元。

尽管学校发展令合作方满意，但司徒雷登自己也明白，以燕京大学起步时期的实力，联姻世界一流地位的哈佛大学，实在是一件幸运而令人得意的事情。他曾经说过:“承蒙哈佛当局欣然允诺，将他们那所大学的美好名字同中国一所小小的教会学校连在一起，实在令人感激。”

这样高的起步，使燕京大学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就成为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堂齐名的综合性大学。

超越教会学校的作为

燕京大学是所教会学校，司徒雷登是位牧师，正是他在自己当校长期间提出了“使燕大彻底中国化”的发展方向，摆脱了教会办学狭隘的宗教范畴。他宣布宗教不再是必修课，师生不一定要去做礼拜。他认为“燕大必须是一所经得起任何考验的、真正意义上的大学，传授的真理应该是没有被歪曲过的。至于信仰什么或如何表达信仰，则完全是个人的私事”。这些制度都是1929年燕京大学在中国教育部注册前就提出来的。1929年以后，注册了的燕京大学，校长一定得是中国人，司徒雷登就作为教务长来保证“让老师尽可能自由地去从事他们的工作”。

彻底的中国化并不排斥现代教育的步伐，燕园里男女同校，与世界著名大学交换师生，学校里洋溢的不是宗教气息，而是世界主义的氛围。燕京大学能容纳各种学术流派，左倾教授黄卓在经济系开讲“社会主义”，他的学生就全都抢着去看马克思的《资本论》。

在这种办学方针下，京郊燕园的师生和城里北京大学的师生一样，始终紧随着中国社会的脉动。1934年在美国的司徒雷登接到火速返校的急电:燕大学生反对国民党政府对日不抵抗政策，开始罢课，与反对罢课的外籍教师严重对立。司徒雷登在上海下船时，第一句话就问燕大的学生到南京请愿了吗？得知他的学生罢课跑到了南京，才算放心。他说:“如果此次燕京学生没有参加请愿，那说明这些年来我的教育就完全失败了！”

“九·一八”事变爆发，走在燕大游行队伍前最方带头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正是杭州口音的司徒教务长。抗战期间，这位有风骨的美国知识分子拒绝与日本合作被关了3年零8个月，虽然没把牢底坐穿，但却使他个人的声望如日中天。

日军1937年入境以后，北大、清华等大学都避难昆明，在特殊年代缔造了西南联大这样一个影响深远的学术帝国。燕园以教会出身升起美国国旗留守北京，“治外法权”保护这块华北抗日运动的堡垒，硬是在北平撑了四年。

撑到1942年，燕京大学不得不避至西南办学，总参某部离休干部江康1944年考入在成都复课的燕京大学，他告诉本刊，自己入学时司徒雷登正在北京坐牢，但在成都那几年燕大各届师生都很怀念司徒雷登，抗战胜利后学校搬回燕园，任了大使的司徒雷登每年都会在过年过节时回到燕京大学，但此时的身份，已经不允许他像以前那样可以和学生们随便交谈。在江康的回忆中，司徒雷登这时见了他，只问问学业和生活上的情况，而不谈政治，但也有个别同学主动找老校长深入地问一些政治问题。

虽然在政治上，司徒雷登不认同共产党，然而在抗战年代，抗日以及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却能在燕园自由出版，他本人也同情、保护和转移了不少抗日志士。对于这些，共产党人并没有忘记，毛泽东抗战胜利后在重庆第一次见到司徒雷登时，还向其热情地表示过:“久仰！久仰！你们燕大同学在我们那边工作得很好啊！”

牧师司徒雷登

今天，北京大学未名湖畔的临湖轩还在，它曾是友人送给司徒雷登的私人庭院，司徒校长把他变成了学校办公地，临湖轩的名字是冰心取的。1929年6月15日，这位燕大学生后来的燕大教师，与社会学系教授吴文藻结婚时，就是在临湖轩办的婚礼。婚礼合影上，站在一对新人正后方的就是主持人司徒雷登牧师。临湖轩的婚礼远不止一桩，1935年费孝通与王同惠也是在这里结为伉俪。

冰心对司徒雷登的回忆中，有一节内容使这位美国人看上去更为亲切，他不再是教育家，不再是一位失败的大使，而是回归为上帝使徒和众人的仆人:“这团体上上下下、前前后后，总有上千上万的人，这上千上万人的生、婚、病、死四件大事里，都短不了他。为婴儿施洗的是他，证婚的是他，丧礼主仪的也是他。你添了一个孩子，害一场病，过一次生日，死一个亲人，第一封短简是他寄的，第一盆鲜花是他送的，第一个欢迎微笑，第一句真挚的慰语，都是从他而来的。”

此时的司徒雷登，是一位尽职的神职人员。

尴尬在教材中

离开燕园的司徒雷登，变成一个悲剧符号，在中学课本里时隐时现。

最为家喻户晓的，是毛泽东在革命新形势下的宣言《别了，司徒雷登》，这篇文章中，他“只好挟起皮包走路”。

另一篇是闻一多先生在1946年7月15日悼念李公朴被国民党杀害的大会上，所作的《最后一次讲演》，讲演当天下午，闻一多以身殉志。这份讲演稿中，原有一段关于司徒雷登的文字，在特殊的历史年代中被删除后载入中学教科书。

闻一多在人们耳熟能详的“我们的光明，就是反动派的末日”下面写道:“现在司徒雷登出任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是教育家，他生长在中国，受的美国教育。他住在中国的时间比住在美国的时间长，他就如一个中国的留学生一样，从前在北平时，也常见面。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学者，是真正知道中国人民的要求的，这不是说司徒雷登有三头六臂，能替中国人民解决一切，而是说美国人民的舆论抬头，美国才有这转变。”

接下去是那句著名的号角“李先生的血，不会白流的”。1946年8月2日发表在《民主周刊》第三卷第十九期的这篇讲演稿比较完整，也能看出正义的学者相互之间的熟悉以及对美国政府与人民的区别认识。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闻一多年谱长编》时，忠实地再现了这一历史。

错误时间尴尬身份

这位知识分子在一个错误的时间，为自己的祖国尽忠，自己也成了惨败的悲剧符号

正是由于司徒雷登卷入中国政治之深，造成了中国人多年来对他嘲讽。他的教育思想、政治观点、对蒋介石的失望，以及离开中国时的真相，在21世纪初逐渐解密的一些出版物中，才有所披露。

司徒雷登在中国的最后三年，1946至1949年作为美国驻华大使的身份，始终尴尬在国共两党的斗争之中，在就任大使前的一次欢迎会上，他将来送行的胡适与自己做了对比，并说:“他幸运地辞去了出使国外的使命(胡辞去了驻美大使的职务)，返回了北平当大学校长，可我却要离开这最可爱的城市和那令人满意的事业，去从事一项前途未卜的使命，而这正是胡博士所避开的。”

毛泽东曾保护司徒雷登

历史以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四万万同胞的胜利，结束了20世纪的上半叶，胜利者毛泽东一篇气势恢弘的《别了，司徒雷登》宣告一个半殖民半封建时代的终结，也使这位在他的祖国几乎无人了解的美国人，在中国具有了美国侵华政策彻底失败的符号意义。

事实上，毛泽东除在檄文中发出了胜利者的宣言以外，在作派上也是一位胜利者:百万雄师成功渡江后，在4月27 日凌晨4点，三十五军官兵擅自闯入了司徒雷登的住宅，致其一改儒雅暴跳如雷。毛泽东得知后，立即给粟裕和刘伯承致电:三十五军到南京擅入司徒雷登住宅一事，必须引注意??三十五军进入南京纪律严明，外国反映极好，但是侵入司徒住宅一事做得很不好。”

此时，陈毅的部队马上就要接收上海，在制定《入城守则》时，陈毅强调:部队入城后一律不准进民宅。这一规定得到了总前委的肯定。毛泽东得知“不入民宅”后，连说四个“很好！”

英军蒙格马利元帅看到三野官兵在上海露宿街头的照片后，说他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共产党能够打败美军装备的国民党数百万大军。

不愿离去，想见中共最高领导

1949年8月2日，司徒雷登不情愿地离开他生活过半个世纪的土地，登机回国。这种不愿离去的思想，全部记录在他的“百日日记”中，时间是1949年5月至8月。

作家傅国涌说，在8月2日回国之前，司徒雷登曾经通过左、中、右几条渠道，希望能接触到毛泽东和周恩来，向中共表示他想留下的愿望。这些天来，日记中出现最多的就是“等待”。

江康也向本刊提到，当时很多人劝司徒雷登“先斩后奏”，不要向美国国务院请示。但是身为大使，他还是走了程序，于是事情越发复杂起来。

前国务委员、外交部长黄华曾是燕京大学学生会主席，1935年肄业奔赴延安。他是毛泽东1945年对司徒雷登所说的“燕大同学在我们那边工作得很好”中的一位，1949年主持接收国民党外交部的，正是司徒雷登的这位高足。

外交题材作家陈敦德在《崛起在1949:开国外交纪实》中，披露了来自两个世界的同班同学1949年5月7日的会面，灰军装的黄华会晤了司徒雷登秘书绅士派的傅泾波。傅为老师进行了开脱，诸如:司徒雷登这一年多来已经感受到自己对国民党的错误认识，美国已停止援蒋；司徒雷登不懂外交，马歇尔又为国民党所包围，致使在对国共两党的调停中失败等。傅泾波还按司徒雷登的意思，表示与国民党签署的《中美商约》可以修改。最后傅告诉黄华，国民党本想让司徒雷登一同撤至广州，但大使不愿走，他要等机会与共产党接触，并想继续担任驻新中国大使。作家傅国涌认为，这种愿望一方面出自他对中国半个世纪的深厚感情，另一方面来自于他的基督教情怀，希望通过非对抗的形式实现世界融合。

黄华将此谈话电告华东局，并得了毛泽东的七条指示:可以以非正式的方式与司徒雷登见面，以侦美国政府意图；谈话应该持适当友善的态度，庄重而和气；对于司徒想继续当大使并修改商约，不要表示拒绝等。但是这次私人会面针锋相对不欢而散，不同的世界观下实在是无法求同存异——那差异太大了。

司徒雷登还曾通过国民党爱国将领陈铭枢、民盟叶笃义等人，以回北京燕大过生日看老友等各种理由，想与周恩来和毛泽东接触，北京也曾同意安排会面。后来又生枝节，美国国内对尚未成立的新中国持观望态度，各派分歧很大，美国方面还催促司徒雷登在回国前去广州见蒋介石，司徒雷登找理由回避了与蒋的接触。这段时间里，中共确立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

就在这架飞机上，他看到了美国国务院发表的《白皮书》，明白了自己完全是一只政策失误的替罪羊。司徒雷登回美国后的境遇更为不堪，美国政府对他下了“封口令”，反共排外的麦卡锡主义迫害接踵而至。

司徒雷登在一个错误的时间里斡旋在外交界，这使得他的爱无处安放，而更合适他的身份还是教育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