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台虽大，中国何处容身？

指路人

核心提示：卡尔此书最大的贡献就在于，它提醒我们，要探寻十九到二十世纪之交中国的民族主义，更要注意那些在当时世界竞争中同样受屈辱的，甚至遭淘汰的国家，是如何在晚清中国的言论里出现的，是如何刺激中国诞生出一种新的民族主义的。

《世界大舞台：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中国的民族主义》[美]卡尔·瑞贝卡著高瑾等译三联书店2008年10月第一版278页,25.00元 　　卡尔此书最大的贡献就在于，它提醒我们，要探寻十九到二十世纪之交中国的民族主义，更要注意那些在当时世界竞争中同样受屈辱的，甚至遭淘汰的国家，是如何在晚清中国的言论里出现的，是如何刺激中国诞生出一种新的民族主义的。 　　“民族主义”对于很多研习中国近现代史的人来说，是一个不太愿意去碰的词。一方面，它无处不在，无孔不入，往往不经意间都能发现到它的踪迹；另一方面，它牵涉众多，歧见纷纭，谈论它需要特别的小心翼翼。倘若真的无法绕开，很多人宁愿选择用“爱国主义”来替代。然而，“国”与“族”毕竟不同，近代以来“民族-国家”兴起，两者似乎合二为一，其中许多复杂的关节，就被大叙事掩盖在后，愈发需要细致的梳理。卡尔这本书，便着眼在此。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正是中国现代民族主义诞生的关键时刻。世界大舞台已经向中国打开，以何种姿态跃身其上，找到何种位置，正是当时中国面临的难题。 　　明清以降，中国人开始全面地认识现在这个世界。从《职方外纪》到魏源的《海国图志》，“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对突然出现在他们视野里如此多的东西方国家，尽管很长时间里仍不免以“蛮夷”视之，但眼光里也有些许的好奇。同光年间，英法两国早以船坚炮利轰开中国国门，俄、日、德、美等列强也蜂拥而至，但世界之大，仍有许多小国，它们身处什么境况，这是晚清的士人们同样关心的。卡尔此书最大的贡献就在于，它提醒我们，要探寻十九到二十世纪之交中国的民族主义，把眼光老是放在中国和欧美强国，和近邻日本的关系上，是不够的。更要注意到，那些在当时的世界竞争中同样受屈辱的，甚至遭淘汰的国家，是如何在晚清中国的言论里出现的，是如何刺激中国诞生出一种新的民族主义的。 　　《世界大舞台》的书名，并不是出自草头班子“舞台小世界，世界大舞台”的自夸之辞，而是缘于世纪初年的一出名戏。清末名伶汪笑侬，1904年8月5日在上海春仙茶园，开演自编时装京剧《瓜种兰因》，轰动剧场，观众的喧闹声甚至惊动了警察。这部在今天被视为京剧改良的名作，中国第一部外国题材的京剧，在当时的观众心中激起的，却是感同身受的切肤之痛。“瓜”者，瓜分也，而“兰”即指的是东欧国家波兰。这出京剧是汪笑侬改编自同年早先出版的书《波兰衰亡记》，讲的正是原本的欧洲大国波兰在十八、十九世纪之际被俄、普等邻国瓜分以后的辛酸之事。如此映照，焉能不让人动容。同年，汪笑侬又和陈去病创办了戏曲杂志《二十世纪大舞台》，或许正是这个刊物给卡尔此书名以启发。世界这个大剧院，在汪笑侬眼里，舞台还是太小了一些。在庚子年的这场巨变之后，朝野上下都感到彻底受制洋人之手，演别人家的事，自己却免不了悲从中来。 　　“波兰”在晚清，绝不仅仅只在戏台上出现，它早已成了一个符号。梁启超早在戊戌之前就在《时务报》上刊有《波兰灭亡记》一文，系统讲述波兰几次被瓜分的历史，以作外国的史鉴。庚子之后，此类亡国史述一时风行，世界历史上“亡国”的例证，远到古巴比伦、古希腊，近到波兰、埃及、印度，都在士人笔下浮现出来，其中尤以波兰为代表。1903年《江苏》杂志刊有一文，其中说：“支那而不自立也，则波兰我……支那人而自立也，则美利坚我，德意志我。”这种乱用国名的奇怪语法，正是显示了“波兰”被符号化的极端。关心“波兰”，归根结底，还在于关心“我”。 　　如今研究“民族-国家”的人，大都绕不开法国学者勒南（Ernest Renan）在十九世纪的一篇文章《什么是民族？》，勒南在其中敏锐地提道，民族实际上根植于其成员共有的情感记忆——光荣的和悲剧的，其中尤其是悲剧性的共同记忆，特别能够促进民族的团结。而从中国的例子来看，这种观察或许还能扩展，他民族的悲剧记忆，恰好也在本民族之中产生了一种共享，产生了空间上的共通感，同样能够促进本民族的意识萌发。 　　去年上半年遇到一位印度学者，他和我谈起，近代以来，中国和印度的民族主义形态，有着很大的不同。这是为何？我给他的回答是，或许缘于近代中国没有印度这么彻底、这么深刻的殖民地体验。我们近代史喜欢说的“半殖民地”，其实还只是“半”而已。但是，尽管中国没有这么彻底的殖民地体验，并不代表中国不能从中学到些什么。晚清讲外史中“亡国”的人们，大多把眼光集中于寻找其国家内部的原因，梁启超在倡导变法的名文《论不变法之害》中说：“波兰为欧西名国，政事不修，内讧日起，俄普奥相约，择其肉而食矣。”而在《波兰灭亡记》中则讲得更加直接，他说，俄国虽强，但和俄国相近的国家，还有瑞典、丹麦等等，为什么它们都好好的，唯独波兰处境如此之惨。所以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其国之“腐败”，最后他大声叫道：“然则波兰者，其亦自亡，而非俄之亡之也。”当然，波兰在十九世纪的亡国，究竟是不是由于内部太“腐败”而“自亡”，是很可讨论的问题，但这并不是梁启超当时所要关心的。 　　回到卡尔的论题上说，若仅是亡“国”则已，国家只是某时段的政治形态，而中国人从殖民地体验中还看到，“亡国”可能意味着更多，意味着语言、文化等等民族赖以认同的特征的消失，甚至是种族的消亡。梁启超1900年在夏威夷待了六个月，这六个月的见闻，以及他与夏威夷华人打的交道，使他真正萌发了身为中国人的“世界性”的意识。而且，对夏威夷土著的观察，更让他对殖民地种族的语言、文化的迅速丧失，有了深刻的体认。后来梁到了日本，开始分辨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和国家，开始用动人心魄的笔触呼唤强国强种，或许就离不开这六个月为他打开的新视野。 　　当然，世界诸小国在晚清士人眼里，也不仅都是负面的“亡国”教训，正面的抗争事例，也同样受到关注。卡尔观察到，十九世纪末菲律宾人反对西班牙殖民统治和美国人的运动，以及1899到1903年南部非洲布尔人和英国人的战争，都是清末言论里频繁出现的话题。有趣的是，同样的事件在不同人眼里，产生了不同的映象。在保皇党人看来，这些事例是反对帝国主义，为国家争夺生存空间的最好范例；而在革命党眼里，反殖民的革命却意味着反对满清，“殖民主义”在中国，首先是满族人统治的工具。当然，更有直接促进意义的是，进入二十世纪，菲律宾、越南、朝鲜、印度等各地此起彼伏的民族主义运动，激起了清末知识分子“亚洲”的共同想象。“亚洲”、“亚细亚”的话语，已不再是地理概念，而更在于一种知耻后勇、反抗殖民的民族精神。所幸，历史并没有辜负他们，革命党人“反殖民”的艰难历程，在1911年却有些意外地取得了名义上的巨大成果。中华民国作为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终于在这场世界竞争中占到了一席之地。 　　 　　这样再来看书的标题，“Staging the World”，可能从字面上能译成“展示世界”。今天人们喜欢说在“全球化”、“现代性”的语境里认识中国，问题倒过来则是，中国从开始是怎么认识全球，怎么认识这个全球的“现代性”的。也就是说，近代以来这整一个有强有弱，有“先进”有“落后”的不均衡的全球大空间，是怎么对中国人“展示”出来，甚至是“演”出来的。当晚清知识分子把这一切都拉平，都放在同一个竞争空间里之后，他们才真正明白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国际竞争这一“现代性”的法则。 　　再就内容而言，应该说，作者的用心很大，她希望探讨一个连字符（“-”）的问题，即把“民族-国家”当中的连字符拆掉，再重新进行组装，来看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民族主义是如何发生，并建构起中国国家的。然而，尽管作者说只想写一部“知识文化史”，但具体的论述，仍还显得有些不太充分。其实，从戊戌到辛亥的这十几年里，伴随着中国民族主义的最大纠葛，还是“排满”的话语。英语中的“nationalism”当然现在能被拿来到处乱砸，但现代汉语里的“民族主义”这四个字，却实实在在地诞生在那个世纪之交，尤其在革命派“排满”的论说文字里见到的最多。庚子年的惨败之后，清廷的威望在朝野已经降到最低点，“排满”的声音甚嚣尘上，章太炎“犬羊殊族”、“非我族类”的呐喊，刹那间煽出无穷的感染力。然而，“排满”却无可避免地处在背靠背的内外夹攻之中：一方面，要建立一个现代国家，就要打破无力的满清朝廷，掀起“民族”的革命；另一方面，则是要尽可能地包容整个中国，甚至东亚、黄种、亚洲，以在激烈的世界竞争的夹缝之中，团结和利用各种力量，建立起现代的国家；这是革命派的两难，也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两难。作者尽管提到了革命派以“反殖民”来排满的言论，但以“民族-国家的建构”、“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中国民族主义”这样大的论题，却在中国融入世界的最直接难题——满汉关系上着墨甚少，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另外，该书在史料的运用上，也有一些欠斟酌的地方，比如收在康有为《戊戌奏稿》里的《进呈<突厥削弱记>序》一文，作者认为康有为在1898年把此文进呈光绪，讲述了土耳其的盛衰对中国的借鉴意义。其实，早有学者证明，此序文本无原件，属于康有为在后来流亡时期另撰，而假托为“戊戌奏稿”的文字。康有为撰写此文时的主张，和戊戌时期已有变化。若能于此类细微之处有所辨明，则本书的论述将更加完善。 　　最后，还是忍不住要对此书的翻译指手画脚一番。偏重理论的海外汉学研究，往往表述繁拗，新名词迭出，其之难译，这是有过其中经验的人都能够体会的。所以，书中有些难以理解，让人一头雾水的表述，倒不好都归咎于译者，而是缘于中英文学术表达的差别。但有些稍加细心就能避免的常识误处，实在让人莫名其妙，比如海峡两岸知名的学术机构，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在“前言”部分都误译成了“现代史研究所”。第224页认不出“扬·艾伦（Young J.Allen）”就是林乐知倒也罢了，竟把《万国公报》打成了“《往过公报》”。更无法弄懂的是，原书作者为Rebecca Karl，译本从封面到内里统统写成卡尔·瑞贝卡，把姓和名倒置。不知是不是卡尔·马克思这个姓名，对我们的同胞来说特别刻骨铭心的缘故。晚清出使大臣郭嵩焘刚到英国的时候，曾经被人揶揄，英国人见了他，不知道该称他郭大使，还是应该称作焘大使。一百多年过去了，西潮早就不知道涨落几番，难道今天的我们面对“洋大人”的姓名，仍然还有这样的困惑吗？

来源：东方早报 作者：章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