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廷森林》一个民族的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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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廷森林》无疑是波兰最伟大的影片，一个民族的觉醒与自省往往率先反映在电影上面。正如我们有《还珠格格》一样。史诗的伟大，在于它依靠的不是悬念。因为你一开头就知道他们的结局。“当妻子跨越大半个波兰，在波兰军官团被押送之前，找到她的丈夫—波兰最年轻的骑兵上尉。她劝他逃走，丈夫拒绝了。妻子绝望地说，你曾以上帝的名义说出誓言，与我联合，成为一体，直到死亡将我们分开。上尉说：可我对波兰也有誓言，我无法背弃军人的使命。” 就这样，25700名波兰人被苏联红军屠杀于离俄罗斯摩棱斯克19公里的卡廷森林，其中包括15000名波兰现役军官和近11000名平民。二战后，波兰被苏联控制，苏联重新制作了纪录片，声称1941年纳粹占领卡廷后，屠杀了波兰战俘。近距离从后脑射击，“这是典型的德国党卫队手法，而每一具埋在卡廷的尸体，都在控诉着帝国主义的罪恶。”从此，波兰人被迫活在一个巨大和高压的谎言里。 善恶的区别永远最简单，谎言的自我辩护都极其复杂。卡廷，成为良心的试金石。这桩悬案随着苏联解体和东欧国家的变革，早已大白于天下。那片广袤的森林里被虐杀的人中有三名波兰将军、24名波兰上校、79名波兰陆军上校、258名波兰少校、654名波兰上尉、17名波兰海军上尉、3420个波兰预备役军官、300个科学家、几百个律师、工程师、教师、100多个作家和记者、200个飞行员、20个大学教授，一个东欧国家的精华损失殆尽，也许这就是苏联红军招牌式的手段，他们不会是任何国家的朋友，甚至也不是他们同胞的朋友，“法西斯”这样的恐怖字眼在他们面前都会羞愧的无地自容，电影中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片段，遇害的波兰将军被送进集中营前叮嘱他的妻子一定要逃离苏占区到德占区去，这使在人再看到那挂着镰刀和锤子的红旗后总是不寒而栗。 《卡廷森林》的后半部分，生动地刻画出一个犬儒时代是如何形成的。当纳粹准备把苏联人的暴行用于政治宣传的时候，卡廷惨案的受害者之一、那位波兰将军的遗孀勇敢地拒绝与德国人合作，她被纳粹从家人的身边带走了，但纳粹所做的，仅仅是让他观看卡廷的记录片。纳粹能够处理这位将军夫人的手段不仅有限，而且具有内生的矛盾：如果消灭一个肉体，将创造出一个反法西斯英雄。这是纳粹枪炮主义的死穴，即他给予那些拥有荣誉感的人以生命换取尊严的机会。而这个世界上，慷慨赴死有时实在不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儿。 但当人以生命换取的不是尊严，而是屈辱的话，还有多少人愿意成为绝士？历史证明，这个时候英雄会很少，犬儒会很多。起初，英雄或许是存在的。比如电影里那位可敬的女孩安妮斯卡，将哥哥死于卡廷森林的真相公然勇敢地刻在墓碑上。当波兰人民政权的代表要求她屈服时，这位参加过华沙起义的女孩说道：“德国人用了五年时间没有做到，难道你们能够五分钟就做到吗？”事实证明，甚至不用5分钟，这位女孩立即被投入了黑狱，而且，对这位视新生政权如老纳粹的先知而言，悲剧还不只于此：她不可能象面对德国人那样，成为一个昂首就义的英雄，她一定会被戴上“人民公敌”的屈辱标志；她更不可能以自己的死唤起身后千百个人站起来，因为她默默无闻地被辗碎，她的失踪或许在头几个星期里成为人们低声猜测的话题，而几个月以后，她就会从人们的记忆中彻底地消失。你以为牺牲自由与生命换来的是荣誉吗？不，你只是迅速被人遗忘的人民的敌人，一个面在黑牢里逐渐精神失常的编号。 相比之下，那位天真的高中生“野牛”的死算是比较接近英雄的，虽然他必然也会成为“人民公敌”，但起码他掏出了手枪，起码象个战士。但是，他同样以为面对的是德国纳粹一样的武装军人，事实却远没那么简单，他面对的是一个崭新的“波兰人民的政府，比如，他面对着女孩安妮斯卡的姐姐。这是一位有正义感的大学老师，是新政府机器上的一个零件。面对野牛倔强地拒绝修改“父亲被苏联人杀死在卡廷森林”履历表，她勇敢地宣布要将这位有正义感的学生收归门下，但她必须帮着官方窜改历史：私下将野牛的履历表修改得吻合官方的要求。她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她的行为无疑是在与邪恶进行抗争，但这样一个勇敢之举的前提竟然是必须首先与她所抗争的对象合作。如果你拒绝这一点点合谋，你甚至连进一步反抗的机会都不会有，就如暴尸街头的野牛，就如消失在幽深的黑狱中的安妮斯卡。 这便是新政权的全部奥秘。你要反对，首先要顺从；你要抗争，首先要合谋。每一个有正义感的人，都象这位大学老师一样，在自己的尺度内理性地计算着，如何以最小的妥协，换取最大的抗争。然而，统治者比所有的反对者加起来都要聪明得多，他们将每一个小小的妥协粘合成精巧的国家机器，再利用这部机器把所有的抗争切割成碎片，然后再把这些碎片一个一个地投进幽深的黑牢里或击毙在大街上。 对于这一点，老将军的遗孀看得最透彻，她对幸免于卡廷的前波军少校，如今已是人民军队上校的杰尔茨说：“你们或许想的不同，但做的没什么两样。” 这句话要了杰尔茨上校的命。作为体制中的精英，他和那位大学老师一样，深知野牛和安妮斯卡女孩式的面对面的抗争毫无胜算的机会，他或许本来想做一个体制内的良心保有者，但老将军遗孀的话揭示了事情的全部真相。他不想成为犬儒，以生命来抗争不可能有胜算，甚至算不上舍生取“义”，所以他绝望地对着自己的脑门开了一枪。 纳粹德国和日本帝国的枪炮可以在肉体上消灭反抗者，但无法消灭正义，只要有正义的召唤，从来都不缺乏舍生取义的死士。因此，比枪炮更高明的暴力，是泯灭正义、消灭荣誉，野牛和安妮斯卡不是英雄，是人民的公敌，他们失踪了；杰尔茨也不是英雄，是个酗酒的军官，他自杀了；安妮斯卡的姐姐，那位可敬的大学老师，成为正义者的唯一可能选择的存在方式，但他们不得不首先成为共谋者。 我们不能责怪安妮斯卡的姐姐们，他们在艰难的情况下已经做了一个公民力所能及的一切，何况，什么样的英雄会愿意以生命换取屈辱呢？犬儒时代由此产生。 曾经有人说：中国男人腰间的倚天剑早已换做了围裙。而今天，所能看到的满眼竟是经过阉割的灵魂。大家都一样，最多是所留那截长短的区别。 这是我们的时代。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07b0b90100bn4w.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