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旅者眼中的欧洲那些事儿

指路人

文/李秀平 　　 到了欧洲，才知它和我们想的不一样。在那里，“物质”很简约，自然很庞大，规则很细微。车坐得踏实，是规则使然；在规则的护佑下，树木恣意地生长；那些古老的房子，因为规则而“年轻”…… 　　杜克和黑匣子 　　大巴到达阿姆斯特丹机场后，杜克先生轻轻踩下5天来最后一脚刹车。这时，全车31名中国人以热烈而长久的掌声向这位德国人表示谢意和敬意。掌声响过，杜克跳下车走到大巴一侧，打开行李仓，探进去半个身子，一一把31只硕大的旅行箱最后一次递给我们。 　　杜克先生是一位大巴司机。这位普通的德国人，靠什么赢得了我们的掌声呢？ 　　原来，一到欧洲之行的第一站——阿姆斯特丹机场，杜克先生把我们一行31名旅者的行李一一接过，猫着腰整整齐齐码放在他驾驶的大巴的行李仓起，双方就变得形影不离。自那时起，他的敬业和一丝不苟，就开始轻轻叩动了大家的心弦。 　　由于要在极为有限的时间里赶行程，我们此次欧洲之行的两大块时间，一块是在偏僻的宾馆睡觉，另一块便是坐上杜克先生的大巴驰骋在欧洲的高速公路上。 　　欧洲的高速公路，比我国大多数高速公路要差。那些“不年轻”的路，大都只有两个车道——在像荷兰那种地下水源极为充沛的地方，因地基下陷，路面起伏不平——而路上的车，也比我们的大多数高速公路要多。 　　在这样的路况下，坐在杜克先生的车上，我们的心一直踏实地放在肚子里。而在国内，几乎所有上了高速路的车都令人提心吊胆——车速之快，五花八门的超车术时刻让你惊魂。就在前不久，我和几个同事一道外出，分乘两辆车。旅途中，我多次收到同事这样的短信：“我们的车，飞起来了”、“吓死人了”……他们不知道，我们的司机也把车开得飞快，而且困得已经抬不起上眼皮了。 　　那阵掌声，也有一部分是为了这份安全感吧？ 　　自从上了杜克先生的车，我们一车人都发现，和杜克一样，在欧洲开大型车辆的司机几乎都是中年人。 　　一位在德国生活了18年的同胞告诉我们，由于欧洲把人的生命看得至高无上，对大型车辆——包括9个座位以上的大巴和大型运输车司机的培训和管理都很严格。在培训司机时，仅交通法规就要学几个月。一个司机在开了一定时间小车后，才有资格去开大型运输车，在开了3年以上大型运输车之后，才可以开载人的巴士。 　　有数据说，一年内在全球死于车祸的人，不亚于一场战争。但在欧洲的数日内，忙着从这个国家赶往那个国家的沿途，我们连一起车祸，哪怕小小的剐蹭都没有看见。 　　没见到碰撞，除了驾驶员训练有素，还关乎法律的严厉。换句话说，“马路杀手”的减少，和对训练有素的司机的严格管理有关。 　　在那里，运营性车辆都装着一个黑匣子。黑匣子的一项重要功能，是记录车辆一天之内的行驶时间。法律规定，司机一天的极限驾驶时间为12小时，超出这一限度，司机就要挨处罚。司机也别想填上别人的名字在驾车时间上弄虚作假，那样做的成本实在太高了——他不仅会被罚2000欧元，还会被禁驾2个月。欧洲的平均月薪也就2000欧元，想想看一旦被罚，成本有多高吧。 　　传说，车开到半路，12小时到了，有的司机把车停下，“下班了”。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在杜克先生身上，一天，由于我们下榻在法国一个偏僻小镇，那些蛇行之路曲折迂回。我们的车在小镇一带绕了几个圈子，就是无法到达旅馆。此时，早已过了下班时间的杜克先生急得满面通红，但仍设法把我们拉到了住宿的地方——我们的代价是，第二天晚一小时出行，保证杜克先生法定的休息时间。 　　对诸如此类的严格法律，司机们都有颗敬畏之心。 　　在高速公路上，大客车的最高时速被限制在80公里/小时。而且，在拥堵之时，大车司机都照章不去超车。 　　在巴黎，道路之拥堵，超过北京的二环路。但是，由于司机都规矩地等候，没有人加塞，“盛况”之中少了许多焦躁。 　　说到速度，还要说一下军车。在京城，我们经常会看到军车在风驰电掣。而在欧洲，军车不仅没有任何特权，而且权力受限。那些挂着国旗的军车，因为是用纳税人的钱购买的，都是些一般车辆；军车一般在郊区不能进城，有公务要进城的话，要有警车押运。 　　高速路上很少收费，也颇令我们感慨。在美丽的莱茵河上泛舟时，河岸边不时会出现一座古堡。据说，它们是古时候用来设卡收费的。但在今天，那段“留买路钱”的历史，在欧洲大多数国家已然成为历史。除了法国，欧元区其他国家的高速路上都没有收费站，走得那叫一个顺心。 　　华人和中餐馆 　　除了在莱茵河游船上吃的一次猪手饭，其余的午餐和晚餐，我们都是在中餐馆吃的。 　　这些中餐馆的主要生意是接待来自中国内地、香港等地区的中国旅行团队。 　　我们的一顿晚餐，是在离法兰克福市政厅不远的餐馆吃的，餐馆老板是一个北京人。那天下午4点多，我们在这家餐馆门口看到几个等待进门的中国人，向他们问路时得知，他们是餐馆员工。那时，餐馆尚未开张，但两个小时后我们回到这里就餐时，第二拨客人已吃到尾声。我们是餐馆的第三批客人——从时间推算，半个小时一批。我们这一批60多人的团队撤离时，第四批客人已在门外等候。 　　我们在餐馆二楼就餐时，一男一女两名服务员为我们服务。男服务员年约50岁，是一个在北京打工多年的山东人，女服务员40多岁，听口音是南方人，两人忙得像陀螺一样。前面那批客人撤离时，他们一个人飞速地收拾残局，另一个人接力一般飞速地摆放新的餐具。接着，他们分工合作“飞”一般给我们倒水并送饭菜。装开水的大桶就在我身后，在女服务员倒水的间歇，我问她一天工作多长时间，女子抬眼，可怜巴巴地看着我说：“10个小时。”说完，她又补充了4个字：“快累死了。” 　　在其他中餐馆，情况也大体如此。离艾菲尔铁塔不远处，也有一个饭菜一般但生意火爆的中餐馆。像绝大多数中餐馆一样，这家和国内的小吃铺差不多的餐馆，勉强摆了五六张桌子。但是，这个不起眼的中餐馆，少的时候一天接待1000多人，多的时候接待近2000人。想想看吧，“翻牌”的速度该多快。在一个小伙子收拾餐桌时，我问：“你是留学生？”他摇头：“新来的干不来的。”“是节奏太快？”“是的。”回答后面这两个字时，满头大汗的小伙子已像离弦的箭一样“飞” 向操作间。 　　每个中餐馆旁边，必定有至少一家中国人开的免税店。店里除了香水、手表和挎包，几乎没有别的商品了。所谓的免税，是欧元区的一项规定，如果外国人购买这里除食品外的消费品达到一定数量，可以退回一部分含在货款里的税款，但退税手续办理起来很麻烦。精明的中国人看到这一点，在卖东西时稍微便宜一点，以折抵购买者该得的退税，他把那些单子集中起来去海关拿回预付给客人的税款。就是这么一个点子，让一间间小店生意不错。 　　欧洲店铺的营业时间，和上下班时间基本一致。而在休息日，根本就不开门。华人开的店不是这样，店铺的门是天天开着的，为的就是满足随时都会出现而且购物欲望和能力都很强的同胞。 　　在那里做生意的华人，赚的还是同胞的钱。而来自内地的同胞，绝对是一个大市场。以我们这次同行的旅者为例，有的人买了价格超过人民币1000元的锅，不少人买了价格在1万元上下的手表……因为到那里去的都是些收入和地位相对高的人，而且大都喜欢现金消费，据说，那里的小偷专偷中国人，在小偷眼里，“中国人特有钱”。 　　虽然中餐馆里的饭菜不敢恭维，虽然同胞开的酒店里用品的质量和外国人开的店里两重天，免税店绝非购物天堂。但是，那些能在异国他乡站稳脚跟的人，真的令人佩服。 　　也有令人不齿的人和事。最令人唾弃的，是一些靠“法轮功”求生存的人。在法国，那些吃“法轮功”饭的人表现得赤裸裸的。在艾菲尔铁塔旁边，我们遇到四五个中国人，有男有女，有的年轻有的年老，他们专门向过往的同胞发送中文报纸，并像苍蝇一样追逐着我们说一些令人愤慨不已的话。他们的言行遭致不少同胞的怒骂，对一个追逐着我发送报纸的姑娘，我忍无可忍呵斥道：“你年纪轻轻，干点什么不好？非要靠挨骂生活！”但他们似乎不为所动，继续散布着漏洞百出的言论。 　　和许多同胞一样，我以为这是一些为了生计受雇于“法轮功”反华机构的人。后来，听当地一位华人说，这些人是一家老小。因为业务需要，那位同胞一个月会来一趟艾菲尔铁塔，他发现，每来一次，这里吃“法轮功”饭的人就会换一拨。据他了解，这些人以这种手段，换取在法国的居留权。这些可悲的家伙！ 　　树木和房子 　　欧洲没有我们想象中发达。在这里，震撼人心的不是它的现代化，而是植物和房子。 　　400年荷兰，800年德国，前者多草，后者多树。花草和树木，让这两个国家美得像图画一样。 　　乘坐游船，缓缓行驶在莱茵河上。这条被德国人称为母亲河的河流，河面宽阔。河水泛着微微的绿波，静静地流淌。蒙蒙细雨之中，两岸风光看不尽。随意抬眼一看，就是一幅美丽的画卷。河岸的一侧，是一幢幢独体的欧式小楼，这些迷人的房子，被主人粉刷并用花草装点得多姿多彩。河岸另一侧的山坡上，是成行连片的葡萄园，那金灿灿的色泽，看得人心里亮堂堂的。葡萄园的高处或四周，是五颜六色的树林。 　　这些美得如同画卷的植物，用什么词汇描绘都难以尽情。“太好看了！”“太美了！”“太漂亮了！”大家用最简单的语言，抒发着内心的观感。 　　在德国，森林在路旁、公园、山坡等任何地方都长成漫漫一片。树木长得如此恣意茂密，一定是个漫长过程。事实正是如此，早在二战之前，德国就已是一个森林的王国。在茂密森林的掩护之下，希特勒闪电般袭击法国，法国人竟没有听到坦克的声响。 　　德国的森林日益茂盛，法律功不可没。这里有一项规定，伐木者砍伐一棵树，必须在同一地点栽种3棵同一品种的树。而这里的人们，个个都是树木的守护者——伐木者在作业时，目击者会监督着前者栽种下那3棵树木。因为有法律的呵护和国人的责任感，德国的树自然越来越多。 　　在树木之外，最扣动人心的是房子。那些房子，动辄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历史，但依然年轻。这里的许多老房子，是用石料建成的，不少建筑的门楣、窗棱处雕刻得艺术品一般。 　　要说房子，法国留给我们的印象最深。登上这个国家的标志性建筑艾菲尔铁塔，我们赫然发现，那些清一色的乳白色的老建筑，密密麻麻伫立在城市的一侧。而那些现代化的建筑，泾渭分明地建在城市的另一侧…… 　　如果去比较今天的建筑，欧洲的楼房比不上我们一些大城市的房子。如果比较老房子，我们古人留下来的多是木房子和土房子，远远比不上欧洲这些老房子结实。更重要的是，因为人口少等因素，欧洲人把老房子完好地保存下来了，而我们连前门地区的四合院也拆得差不多了。 　　那些老房子有今天，也是法律刻意保护的结果。这样的遗存，无疑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在巴黎看来看去，我们看的除了房子，就是艺术品。比如凡尔赛宫和卢浮宫，房子好看，里面的艺术品更是令人叹为观止。 　　在看房子的过程中，我们禁不住感慨，在并不发达的国内，最豪华的建筑往往是各级政府的办公楼；而在欧洲，最豪华的建筑是教堂。 　　那些普通的民居，也很动人。透过一扇扇玻璃窗，我们看到不少屋子里有盆景；而一面面阳台，也被主人用美丽的花盆等装扮得情趣横生。 　　那些窗户和阳台，仿佛在说，欧洲人很懂生活。 　　他们和我们，的确不同。在游览那些沿岸风光优美的河流时，我们一个个挤在船舷边忙着拍照，他们则悠闲地喝着酒，静静地坐在那里观光览胜。 　　法律那些事 　　对传说中的高福利，我也曾羡慕过。但在了解实况后，羡慕之情荡然无存。 　　上述那位在德国居住了18年的同胞告诉我们，德国的社会救济金高达每月1000欧元。但是，一个人一旦吃上这笔相当于人民币1万元钱的救济金，他的前途也就基本玩完了。在人们眼里，这个人是个“废物”，没有人再看得起他。靠救济金生活的人都很抑郁，郁闷之中便去喝酒，靠酒精麻醉神经。 　　吃救济金的德国人，有相当一部分出自原东德。据了解，东西德合并后，东德的不少企业破产后被西德的企业兼并，原东德人的收入因而降低。由于受教育程度不高等因素，原东德人不能很好适应两德统一后的状况，不少人失业了。在德国平均失业率5%的情况下，原东德一些地区的失业率高达19～21%。 　　在法国，我们也见识了传说中的浪漫。大庭广众下，随处可见年轻帅气的男子拥吻着美女的景象。一位年轻的男士一只手抱着孩子，一只手牵着妻子的情景，更是令一位同行的女士感慨不已——但是，他们有没有婚姻，能在浪漫的旅程中行走多远，我们不得而知。在德国，很多年轻人在同居和结婚当中，选择了前者。据说，这种心态和有关离婚的法律能很好地保护妇女儿童的权益有关——德国法律规定，离婚后，男方要一直负担女方800欧元/月，还要负担孩子的生活费用，两项相加是1500欧元。 　　为了逃避未来可能要背上的“包袱”，很多年轻男子选择了不结婚。但是，法律的空子不那么好钻——同居超过5年，法律规定算“事实婚姻”，离婚时，这种状态和登记结婚适用同样的法律规定。 　　在荷兰，我们对传说中的廉政有了点滴了解。那里的政府公务人员基本是铁饭碗，他们的工资每年增加3%。公务人员最怕的，是近距离接触来找他们办事的人。要知道，有些贿赂一旦被强行“塞”给他们，而且被发现的话，他们不仅会被解雇，而且会留下记录，后半生就被葬送了。所以，一般公务人员根本不敢收受贿赂。与之对应的是，公民不需付任何代价，就能把事情办理好。 　　欧洲有其过人之处，但那里绝不是一块净土。一下飞机，在取行李时，我们就在传送带上看到了一个红色的旅行箱。一条鳄鱼的尾巴从箱子里穿出，箱子在传送带上转了几个圈依旧无人认领……是走私吧？在巴黎，耳畔不时飘荡起警笛声。一次，我们的车被拥堵在塞纳河边时，河流上空有两驾警用直升飞机在盘旋。随着车流的缓缓流动，我从车窗里看到，河岸边停着几辆警车，并拉起了警戒线。再后来，警方从飞机下方的游船上带下一个人来，带上警车，警戒线拆除，警车鸣笛而去……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08年12月上半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