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商人在中国

指路人

图3-9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犹太人遭到纳粹的疯狂屠杀，为了躲避此次劫难，众多犹太人纷纷向外逃亡，图为波兰犹太人的逃亡情形。 　　犹太人来到中国，大致形成四次潮流。学术界普遍认为第一批犹太人最早是在唐代（约公元8世纪前后）沿着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的,这种看法已从考古发现中获得了比较充分的证明。这批犹太人后来便形成了著名的开封犹太社团。第二批抵达中国的犹太人主要是鸦片战争后抵达中国香港、上海的英籍塞法迪犹太人，主要目的是来华经商，在商业领域内取得了极大的成功。第三批抵华的犹太人主要是19、20之交来到中国的俄国（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图3-10哈尔滨皇山犹太公墓，奥尔默特祖父等600余位犹太人安葬于此。 　　他们主要是为躲避发生在东欧和俄国的反犹主义迫害以及国内动荡而来中国谋生的，主要居住于哈尔滨、天津、大连等城市。也有一部分人南下至上海、香港。第四批来华的犹太人主要是为躲避纳粹大屠杀而来沪的难民，他们大多来自中欧的德国和德占区国家。 　　（1）犹太商人在上海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纳粹疯狂迫害屠杀犹太人之时，不少国家都对急需救助的犹太难民关上了大门，但是上海却成了全球唯一向犹太人敞开大门的城市。到1940年前后，据不完全统计，在中国境内的犹太人约有4~5万。 　　开埠之初的上海，对外贸易几乎全被外国人垄断，而犹太商人是其中最为活跃的一支。贸易活动是近代上海犹太人开展最早的经济活动，其中鸦片贸易是其最主要的内容。 　　众所周知，鸦片贸易是一种利市百倍的生意，具有敏锐商业投机眼光的犹太商人自然不会不注意到这一点。早在广州口岸通商时期，鸦片走私就已经成为英美等国商人对华进出口贸易的中心内容。总部设在印度孟买的英籍犹太商人沙逊家族也参与其中，谋取暴利。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尽管《南京条约》并未允许鸦片贸易合法化，但由于租界和外国势力的掩护，通商口岸、特别是上海的鸦片走私公然盛行。沙逊家族作为英国犹太人，不仅活跃于孟买的工商业界，而且在1840年后也积极投身于中国上海的工商业活动。他们在通过鸦片贸易获得丰厚的利润之后，开始转向土地投机，并且一跃成为上海滩的地产大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他们又开始参与到上海的金融、制造业和公共事务中去。张仲礼教授指出，沙逊家族之所以选择上海作为其发展在华的商务基地，一方面是因为上海的收入所得税等低于香港，另一方面是上海业已成为中国的金融和贸易中心，而且他们早已在上海建立了自己的基地。沙逊家族的在华商务活动，一方面存在鸦片贸易等消极因素，另一方面向中国引入了先进的经营和管理理念，还为上海的市政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沙逊家族的建筑如和平饭店、锦江饭店等至今还是上海有名的近代保护建筑。到了20世纪20年代后，鸦片贸易日趋衰退，上海犹商逐渐退出了鸦片贸易，利用鸦片贸易获得的巨额利润改而从事其他经营。 　　图3-11上海和平饭店，由南北两栋大楼组成（南楼又名和平汇中饭店），南楼建于1906年，北楼建于1929年，现均被国家列为近代优秀保护建筑，为五星级旅游涉外饭店。 　　房地产经营是上海犹太商另一个生财之道和投资重点。从1869年开始，上海公共租界实行“租界章程”，正式规定作为市政机构的工部局有权征税。为了方便征收土地捐税，工部局从1865年开始实行土地估计，并从1869年起作为一项正式措施，每隔几年调整一次。据统计，从1869年起至1933年止，地价大致经过了19次调整，即每隔三四年就重估一次，实际上也就是增税一次。而房地产业主可以将这些税赋以地租或房租形式转嫁到租赁者身上，自己坐享房地产的增值受益。因此房地产业逐渐成为利润丰厚且稳定的行业，越来越引起上海犹太商的兴趣。同时，具有敏锐商业投机眼光的犹太商还充分认识到，作为中国乃至远东地区的经济中心，上海土地资源有限但未来需求巨大，房地产业有着十分可观的增值潜力。 　　除了主要进行的鸦片贸易和房地产经营外，随着形势的变化和实力的增强，近代上海犹太人经济活动的触角还深入到金融业、制造业、公用交通和商业娱乐等领域。 　　金融资本是近代商品经济活动中最活跃的组成部分。随着近代上海塞法迪犹太商投资和贸易规模的日益扩大，他们对金融资本重要性的认识也就越来越深刻。进入20世纪20年代以后，上海塞法迪犹太商锐意拓展其金融业务，通过独资创办或合资创办金融机构，控制资金，操纵上海金融市场，以扩大其在上海经济中的影响力。 　　上海开埠后，随着租界人口的不断增加，区域的逐渐扩大，市政建设和外国侨民日常生活的需要，兴办公用事业也就成为必然之举。上海犹太商在这中间起到了积极的作用。1923年，英商中国公共汽车公司在香港注册成立，核定资本100万两，并规定委任安利洋行为全权经理，专营上海及其周围地区的公共汽车运载业务。沙逊家族也投资了英商中国公共汽车公司和上海英商电车公司等2家公共交通行业，投资金额达300万元，接近其各业投资总额的1/3。俄罗斯犹太人所罗门·米勒（Solomon Miller）开设了米勒汽车公司，从事出租车行业。嘉道里投资英商煤气公司，并长期担任公司董事会董事长。 　　尽管上海在开埠之前已是“人烟稠密，商贾辐辏”的“江海通津，东南都会”，但离现代化毕竟还有着遥远的距离。上海城市的现代化是从鸦片战争后开始起步的。它以对外贸易为先导，租界发展为模式，逐渐辐射扩展而成。上海犹太移民，特别是塞法迪犹太人是最早移民上海，从事商业经济活动的外侨。他们以其天赋的经商才能，在上海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功，在外贸、房地产等领域十分活跃，颇具影响，在租界管理部门中也有一定的发言权。因此，他们参与了上海城市的现代化进程，并对近代上海城市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图3-12上海犹太人居住地 　　从积极因素来讲，首先，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上海城市的发展格局和城市外观。开埠后，在有关上海城市发展的格局问题上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有主张向闸北和吴淞展拓的北进方案，也有上海犹太商哈同等提出的向静安寺方向发展的西扩主张。最后，哈同运用其在工部局内的影响力，迫使工部局采纳了其提出的南京路西扩主张。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近代上海城市中心区的走向，形成了近代上海中心城区东西向扩展的基本格局。此外，犹太商沙逊家族和哈同还大力兴建高层建筑，并采纳各种建筑风格的设计方案。这不仅形塑了上海市中心高楼林立的近代化外观，而且也促进了上海建筑风格的多样化。 　　其次，促进了城市某些区域的商业繁荣。犹太人十分善于从事商业活动，往往每到一地，就会在所住区域开设商店。上海犹太人居住较为集中，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带动并促进了上海某些区域的商业繁荣。如俄罗斯犹太人在法租界沿淮海路一带开设了许多饭店、酒吧、服装店、面包房；中欧犹太难民于1940~1941年在其集中居住的虹口提篮桥地区开设了各类商店，形成了一个商业中心，使得受第二次世界大战影响而趋萧条的提篮桥地区的商业重新热闹起来，被人们誉为“小维也纳”。 　　第三，引入了先进的经营理念和手段。上海犹太商在上海从事经济活动时，采取了各种手段和方式，以达到其赚取最大利润的目的。其中有些是不择手段，唯利是图的。但不能否认的是，他们也带来了一些先进的经营理念和手段。如他们十分重视金融杠杆的作用，沙逊家族就在上海发行了大量的股票和债券融资，哈同等在从事房地产经营时也往往采取房产抵押的手段，以提高资产的利用率。又如他们还十分注意各行业之间的相关性。虽然公用事业的投资利润率相对较低，但沙逊家族仍投资英商中国公共汽车公司，其目的就是为了长期在上海垄断公共汽车的经营权，并通过发展公交运输，使其房地产不断增值。 　　图3-13建于1920年的上海犹太免费食堂和犹太养老院。 　　但是，犹太人的经济活动主要集中在投机性较强的金融、贸易和房地产方面，对工业和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明显不足，这一方面是犹太民族经商传统和自卫特点使然，但同时也反映出犹太人在上海经济活动方面的掠夺性特征。这对近代上海经济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如犹太人的房地产经营虽然对近代上海土地资源的开发带来了现代化的观念和手段，促进了上海城市的繁荣，但频繁交易中形成的悬殊的地价等级也导致近代上海房地产价格的暴涨和城市面貌的畸形发展。又如犹太人在资本市场的大量投机活动造成上海外汇、证券市场的剧烈波动。1938年以后，上海外股市场在沙逊、海亦姆、马登、麦边这样一个以犹太商为主的集团操纵下，利用中国人的崇外心理，将外股作为主要投机筹码，兴风作浪，使很多中国人遭到严重的损失。沙逊家族在这场活动中，操纵股票市场，哄抬价格，是交易所里兴风作浪的主要参与和幕后策划者之一，为犹太商人在上海的商业活动史写下了不光彩的一页。 　　总的来说，上海犹太人善于经商办实业，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在没有反犹主义的宽松氛围中开展活跃的政治活动，具有很高的文化素质。如积极办报出刊，热心文化教育事业；与中国老百姓、中国行政当局和中国民族民主力量均能维系友好关系；与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和犹太组织保持着密切联系。这些特色也就构成了我们现在所谈论的犹太民族离散史上的“上海模式”。 来源： 凤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