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波兰朋友傅鐸

指路人

在北大,我结交过一个波 兰朋友，他有一个好听的中国名字，叫傅铎。我第一次见到傅铎时，他来华还不久，正在北大读中文进修班，准备一年后再到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深造。傅铎热爱自己的祖国波兰，也深爱我们中国，学习勤奋刻苦，待人热情友好，给我留下很深印象。我曾在北大校刊上写过一篇介绍我们认识的文章，那篇文章的首段记载了我们第一次颇有戏剧性的见面：那天，我从湖心岛书亭出来，看到一个外国留学生正站在湖畔一块假山石上读汉语拼音，声音很大，显得很吃力，他还不时用拼音读出几个词语，但很不准确。我于是就过去帮他读了一遍，他很激动地用俄语向我道谢：“思巴屑卜。”还直截了当提出愿意和我交朋友。我当时正想找一位苏联老大哥留学生做朋友，所以就惊喜地用俄语说：“太好了，你是苏联人？”他耸耸肩说：“不，我是波兰人。”他也许以为我听不清俄语的“波兰”这个词，就特地补充说：“肖邦的故乡，居里夫人的故乡！”我被他的充满自豪的话感染了，于是就竖起大拇指高兴地说：“波兰，了不起，世界大音乐家，大科学家的故乡！”他看到我这样赞赏他们的祖国，显得特别高兴。就这样，我们成了好朋友。

打那次见面以后，我有空常常到傅铎宿舍去，帮他学习汉语，有时还用简单的俄语介绍一些校内外的见闻。就像中国人学习外语一样，傅铎学习汉语也很艰苦，有时还会闹出一些笑话。记得有一次，我给他分辨“口”字旁的几个常用词的用法，为了讲得清楚，我先讲了一个不久前听到的真实笑话。说的是一个留学生在外出归来的路上，发现一条大黄狗跟着他，他以为狗要咬人，吓得脸色灰白，急匆匆逃回学校。同学们问他发生了什么，他心有余悸，吃力地比划着说：“一条狗，我一条腿，狗要在我腿上吃饭。”我把这则笑话向傅铎转述一遍，有意回避了一个“咬”字，然后问他这个留学生的表述错在哪里。他不假思索地回答：“大大错了，腿上哪有饭吃，应该说：狗要在我腿上吃肉。”就像听侯宝林的相声，我禁不住捧腹大笑起来。大笑过后，我就很顺利地把“咬”、“吃”两个词的词义和不同用法讲了一遍，他很快就理解了。

傅铎所在中文班对留学生的学习抓得很紧，傅铎自己也很努力，因此汉语会话进步很快，特别让人惊喜的是在聊天中还不时会冒出几个新词，显得很有一些文采。他告诉我，他家在波兰北方，是港口城市，家有父母，还有一个六岁的弟弟。我也介绍了自己的情况，父母在上海，虽无兄弟姐妹，但有个舅舅家的女儿当自己小妹妹了，她今年也是六岁。我还当场给他看了随身带着的照片，他耸耸肩，高兴地说：“太可爱了，有机会到上海。一定到你家看她，百闻不如一见嘛。”听到这个不甚贴切的成语，我感到很新鲜，就说：“欢迎你以后到我家 ‘一见’。”我特别强调了“一见”两个字。傅铎若有所思地说：“世上的事你说巧不巧，你家住港口城市，有黄浦江流入大海，我也住港口城市，也有大河流入大海，那是有名的波罗的海；你有六岁小妹妹，我有六岁小弟弟。”说着，他转动着那对蓝莹莹的眸子，似乎在寻找什么恰当的词语，然后笑着说：“这是不是叫无巧不成书啊？”我被他这样的活学活用成语又一次引笑了，便惊奇地问他：“这些成语，你怎么学的啊？”他神秘地耸耸肩说：“阿哈，这是个秘密！”说着，他从抽屉里取出一叠卡片，放在桌上说：“秘密就在这里！”我取来一看，原来上面写的都是成语。他看出我的惊讶神情，就马上解释说：“来中国前，就听说中国汉语很优美，成语很丰富，又很神奇，一句可顶十句百句，所以这次我来，就下决心要学好中国成语，请你以后多帮助我，你就是我的好好先生了。”我不管他的这个成语用的是否恰当，当即也用一个成语回答：“好，一言为定！”

那年暑期，我正在上海度假，突然收到傅铎的信，他说近期要到上海写生，还真打算要上我家“一见”。听到傅铎的这个“一见”，想不到我竟突然变成了“叶公好龙”中的叶公，一下子害怕起来：当时我家住在南市区，三口人挤在一个不到７平米的亭子间里，平时来了客人常常无席可坐，只好站着说话。如此陋室，如何能接待外国友人呢？与父母商量，他们也犯愁，父亲忧虑地说：“要坍台的，坍自家台事小，坍国家台事大！”后经多方商议，决定把接待地点放在虹口舅舅家，他们那里条件较好，而且傅铎去了，还可直接见到小妹妹了。

几天后，傅铎如期来到我舅舅家里。用他后来的话说，参加了一次“中国家庭式的贵宾招待会”。傅铎那天神采飞扬，就像回到自己家里，没有一点陌生拘束之感，又是和大家握手拥抱，又是为小妹妹画像，又是尽情品尝上海味的点心菜肴，说话的花样又不断翻新，常常从嘴里溜出几句硬邦邦的上海话：“谢谢侬”、“邪气开心”、“味道介好”……说得大家都忍俊不禁。

“招待会”结束后，我陪傅铎从弄堂出来，几个淘气的小朋友跟在后面，嘴里低声嚷着：“伏老，伏老。”原来，三个月前，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访问过上海，据说当时上海万人空巷，人人争相一睹这位大国主席的风采。可能印象太深，现在这些小朋友誤把傅铎当作伏罗希洛夫了。傅铎奇怪地问我“伏老”是谁，我说：“说你是伏老，伏罗希洛夫，你很荣幸，当上苏联最高主席了。”傅铎笑了笑，幽默地说：“以后出门，我要在胸前挂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我是波兰人。”我说：“后面再挂一块，这样写：本人是肖邦，居里夫人，密茨凯维支的老乡！”听这一说，傅铎也会心地笑了。

写到这里，可能受感情驱动，我不禁要补记一段插曲，不过它是个不和谐的音符。傅铎来访后不久，父亲就到单位和房管所申请换房，他述说了那次“一见”的尴尬，并说以后可能还有外国友人要来，如见到还住这种陋室，传扬到国外，势必有损社会主义形象。想不到这个半真半幻的要求，竟成了一条罪状。父亲一年后被打成右派，他的三条罪状中的一条上写着：借留学生访问之机，恶毒攻击社会主义。父亲离世已四十余年，至今想起这事，我还耿耿于怀，内心深感负疚。当然，这是后话，与傅铎的来访完全无关。

傅铎到美术学院后的第二年，国内外形势发生了激变。青年学生思想活跃，留学生的思想更开放，更前卫。一天，傅铎有事来北大，还特地到宿舍看我。他送我一本俄文版的波兰诗人密茨凯维支的诗选，他说里面还夹着一张照片，要我认认看，是谁。我打开书页，里面是一张４吋大小的黑白照片。我定睛看照片上的人物时，不禁傻眼了：这是毛主席，可是他满脸怒容，好像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激怒了他。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平时看到毛主席的像，或微笑，或严肃，或慈祥，或诙谐，从未见过这样金刚怒目的照片。傅铎看出我的惊奇和疑惑，就平静地说：“喜怒哀乐，人之常情，领袖也是人嘛。”我当时还无法理解傅铎的话，又觉这样的照片，有损主席的光辉形象，因此不敢向人展示。后来在一次运动中，我就偷偷将照片妥然处理了。随着时间流逝，阅历加深，我渐渐从傅铎当时的那句简短的话里，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感悟和启迪，可惜主席的那张照片早已不在人间了。

来源：新浪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