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理论”与构建社会中间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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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达伦多夫(RalfDahrendorf)的“冲突理论” 　　 　　社会学有一种重要的理论流派，被称为功能论，该理论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之后经由一批社会学大师（如帕森斯、默顿等）的推动，功能论在60年代达到顶峰。直到21世纪的今天，功能理论流派仍然占据社会学理论的重要位置，功能论依然是许多社会学家看待和分析社会现象的重要理论依据。 　　那么究竟什么是功能论呢？简而言之就是每一个社会系统（如法律、经济和教育）、每一种社会机制（比如国家的公共政策和社会政策）、每一个国家机构（如政府部门、议会、法院、警察和监狱等）都在为社会履行一定的功能和社会职能，这些社会功能加总在一起就促进了社会的稳定发展。社会的总体稳定和整合是由于各个社会系统履行了自己应当履行的特殊功能而产生的，这就是功能论的本质。在功能理论派的学者看来，一个社会的发展模式有以下一些基本特点：（1）每个社会都拥有一个持续稳定的社会结构；（2）每个社会都有一个充分整合社会各个群体的架构；（3）每个社会元素都以自己的特定功能为社会作出贡献；（4）每个社会的运作都是建立在社会成员共识的基础上的。 　　 　　德国社会学家拉尔夫·达伦多夫(RalfDahrendorf)对社会学的功能理论提出了批评和质疑，并针对功能理论的社会基本发展模式提出了完全不同的看法，他认为社会发展模式的基本特点是：（1）每个社会任何时候都处在社会变迁之中；（2）每个社会任何时刻都存在着社会冲突；（3）每个社会元素都对社会的变化作出贡献；（4）每个社会的运作都是建立在一部分群体对另一部分群体的权力强迫的基础之上的。达伦多夫几乎完全是针对功能论的四个社会基本特点而提出了相反的观点，他认为，一个社会的常态并不是我们所熟知的稳定、和谐和整合，一个社会的常态恰恰是社会冲突。自从有了人类社会以来，社会冲突就始终存在。只要有人类社会的地方，冲突就无时无刻地不存在于社会各个层面。人类任何一种社会形态，都因为各种社会冲突而处在每时每刻的变化和变迁之中。固定的、凝固的、静态的、超稳定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形态从来都不存在，而变化的、运动的、动态的、非稳定的社会才是我们通常所观察到的社会形态。社会冲突在达伦多夫而言并不完全是一个完全负面的词语，甚至恰恰相反，社会冲突对于他来说，甚至具有某种程度的正面含义。人类社会进步的历史正是在社会冲突酝酿的社会变迁中不断向前发展，没有社会的各种冲突，就没有社会的运动和社会的向前发展，因此，社会冲突可以说是人类社会发展所必然要经历的。 　　 　　社会学家的理论都是从大量的经验事实里总结出来的，是通过实证研究得到验证的。我们不能单纯把理论看成是一种高度抽象的哲学架构和与社会经验事实相脱离的书本上的东西，因为社会学毕竟不是哲学和神学，其学科宗旨在于发现和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尽管人文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没有一个统一的理论和统一的论证模式，而是存在着不同的社会理论和社会解释模式，而且社会科学家常常相互批评甚至争吵，但是剥离掉一些纷繁复杂的学术争论，我们完全可以从人为构建的庞大学术迷宫中找到我们所需要的东西或是找到对当前中国社会发展至关重要的理论指导。 　　 　　具体说来功能理论可能是任何一个社会的执政者和政治家都很喜欢的理论，因为功能论强调的是社会整合、稳定、团结、和谐，因而探讨社会稳定发展的学者来说一定会青睐这种理论模式。尤其是在当前中国的社会政治环境中，功能论似乎更加符合了大家求稳怕乱的社会普遍心理。笔者也在中国崛起策十二到十四策用了三策的篇幅来探索中国在改革和转轨的道路上如何保持社会稳定，因为这关系到中国现代化的成败和中华民族复兴的根本，因此始终是笔者念兹在兹的中心话题，但是在这篇文章里，笔者必须指出当前非常紧迫的一个话题：那就是达伦多夫的冲突理论将是我们认识社会发展规律和社会发展本质的一个重要理论，冲突理论将对未来20到30年时间中国稳定渐进的发展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援；而且冲突理论和功能理论并不是完全彼此矛盾的理论，恰恰相反，两个理论都将为我们认识今天的中国社会和解决中国今天的社会问题提供重要的认识论基础。鉴于功能论在各国社会学界都非常受到重视，而且容易被大众理解，笔者在本策论中不涉及功能论，而是具体运用社会冲突的理论来探索中国社会问题解决的根本之道，也同时探索如何为中国社会的长治久安打下制度性的基础。 　　 　　2正确认识社会冲突，解决社会冲突才是一个社会稳定的根本保障 　　 　　达伦多夫具有非常敏锐的观察力去发现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他以现实主义的态度认识到人类社会充满着矛盾和冲突，无论在人类发展的任何阶段，无论在任何人类社会中，无论是在发展程度很高的人类文明中，还是在原始的社会形态里，无论是在欧洲中世纪的分封庄园经济中，还是在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或是在1990年前苏联和东欧的共产主义社会里，人类社会大量的、形形色色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都从来没有消失过，也将永远不会消失。 　　 　　必须加以区分的是，达伦多夫的社会冲突理论和我们熟知的卡尔·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是不同的。对于马克思来说，人类社会的各种冲突归根结底就是阶级冲突，人类社会的各种斗争归根结底来说就是阶级斗争；而达伦多夫则认为人类社会的利益是多元的、丰富的，人类社会的各种冲突更是纷繁复杂，如果要把所有的社会冲突归结为阶级斗争，其实是简化了极其复杂的人类社会，而且无助于我们正确认识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比如说，一个社会可以同时存在着城乡冲突、宗教冲突、劳资冲突和社会分配冲突，不同的社会群体之间也存在着冲突，同一个社会群体之间也可能存在大量的冲突，比如两名大学教师去申请一个教授的名额，两名车间工人去竞争车间先进工人称号，都可以被视为是社会冲突。由于人类社会资源的有限性和稀缺性，必然会存在着与本身利益相关的冲突，如果把所有的冲突都看成是阶级斗争，那么不仅简化了人类社会的复杂性，而且极容易无限上纲，带来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恶果。 　　 　　达伦多夫认为，一个社会的各种冲突具有不同的强度和烈度，从两个职员竞争升级、到一个工厂的工人罢工、再到群体性的骚乱事件、一直到革命，冲突经历了完全不同的形式，而革命则是一个社会里最激烈、最具爆发力和最具毁灭性的冲突形式。达伦多夫区分了低烈度、低强度和中烈度、中强度以及高烈度、高强度的社会冲突形式，这种模式很值得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去深思。我们观察到世界上不同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形态，可以提出以下四个问题：（1）西方社会在历史上同人类其它任何社会和文明一样，都曾经历农民起义、社会毁灭性冲突和革命（比如法国在18到19世纪发生过四次革命），为什么今天的西方社会尽管依然存在大量社会冲突，但是却不再有发生革命的可能性？（2）为什么日本在1990年代陷入了旷日持久的经济危机和经济衰退，却没有发生社会崩盘和社会解体的现象？德国在2000年后也进入经济危机和社会分配危机时期，社会矛盾不断尖锐化和显性化，但是为什么德国却没有发生任何革命事件的可能性？为什么阿根廷在1999年的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中却发生了整个社会失控的现象，国家一度面临解体崩溃的可怕局面？（3）为什么西方国家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安然度过了一次次经济、政治和社会危机（比如1968的学生运动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严峻挑战），而苏联和东欧阵营却最终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中解体？（4）是什么样的制度构建让西方社会基本免除了动乱和革命？ 　　 　　以上的问题也是笔者在西方求学期间苦苦思索的问题，笔者本人所在的城市是德国一个中等城市，在中国没有什么名气。但是就是在这样一个城市里，笔者曾经在市中心多次目睹游行和工人的罢工，我想生活在国外大城市的中国留学生有更多的机会目睹千奇百怪的不同社会群体示威游行的事件。然而，让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在各种各样的游行中游行群众生动活泼但又是井然有序的组织形式、游行群众和警方良好的互动、警察面带微笑的文明执法和游行人员对警察和社会秩序的尊重，这些都让很多游行示威和罢工运动能够在理性和法律的范围内进行。当然，社会上总是会发生暴力示威事件，但是大多数游行和群众运动的温和、理性和有秩序超出了我们对群体性事件普遍的想象，警察没有把自己摆在游行群众的对立面上，双方采取的是合作和尊重的态度，这的确大大降低了社会成本，减少了暴力冲突事件发生的概率。我一直在思考，西方社会的一些成功运作模式在哪些方面可以为今天中国的发展提供重要的借鉴？在对西方社会群体性事件的观察上和社会对待冲突事件的解决机制上，给我的启发是最大的。联系到达伦多夫的社会冲突理论，以下几点笔者认为对于今天中国社会的稳定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1）承认冲突的存在是促进社会稳定的基础。有人的地方就会有矛盾，有社会的地方就有冲突。社会冲突每时每刻都存在于人类社会，冲突本身并没有什么可怕的，怕的是视而不见或是干脆不承认冲突的存在。认识到冲突不可避免地、每时每刻地存在于我们的社会，是我们能够采取理性行为和理性政策的前提条件。 　　 　　（2）极权主义社会（比如说前苏联和今天的朝鲜）的一个基本错误就是否定冲突的存在，或者是采取压制性的作法消灭一切冲突，或是采用行政手段禁止一切不同观点的争论和不同利益的博弈，营造表面上的大一统和全国意见的一致性，实际上被压制的冲突并没有消失，而是隐形地运行在社会里。达伦多夫认为，被强行压制的社会冲突在极权主义社会里就像一股暗流一样不断地运行着和积累着，当社会无法承载这样的超负荷运行的时候，社会长期积累的危机和冲突就会来一次“火山爆发”，这就意味着，被简单压制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在短时间内会以爆破性的速度扩展开来，而这种爆发带有极强的危害性和毁灭性，常常会将整个国家带入解体和崩溃，对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 　　 　　（3）达伦多夫认为，一个社会存在着千千万万种社会冲突，但是无论这些冲突如何复杂和多样化，它们都可以粗分为两类，一种是分散性冲突，也就是不同的社会冲突分散在不同的社会群体内和社会领域内，这样的社会冲突，无论是其强度、烈度，还是其社会损害性都比较小；另外一种则是重叠性冲突，这是指多种社会冲突发生在同一个社会群体上，或是让同一个社会群体受到压迫感，这样的社会冲突就会非常剧烈，其社会危害性往往就很大。达伦多夫举了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例子，比如说一个国家存在着三大基本冲突，一是阶级冲突，二是城乡冲突，三是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徒的冲突。假如说这个国家的天主教徒大多生活在乡村，基督教徒大多生活在城市，同时城市里的基督教徒占据了社会上层的所有权力位置，在经济上也是相对富裕的中产阶级和有产阶级，而乡村里的天主教徒处于社会权力分配的下层，经济上也处于社会最低阶层，在这样的社会冲突中，天主教徒处于全面的劣势地位，在每一种社会冲突中都处于不利局面并受到制度性歧视，而基督徒在每种社会冲突中都是处于获利局面和赢者通吃的状况，如果这样的社会结构得不到制度校正，天主徒对基督徒的对抗将是极为剧烈的，其强度和烈度都远远超过一般的社会冲突。同样，当一个国家的某一个社会群体，比如说农民，无论是在政治上或是经济上都是处于无权的地位和社会最底层，如果国家通过社会福利政策和公共教育政策缩小农民和其它社会群体的差距，让农民的生活不至于落到贫困线以下，让农民的贫困生活得到一定的补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就是处于被相对剥夺的状态，社会冲突虽然存在，但其危害性和破坏性被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不致影响社会的根本稳定。但是如果农民既遭受社会制度性的歧视，国家的社会政策和公共政策又拒绝有任何介入和任何补偿，农民的基本生活都无法得到保障，其生活水平甚至降到绝对贫困线和生存线以下，那么这样的状况就形成了社会学家所说的绝对剥夺，也就是一个社会群体处于全面被剥削的状况，但是被剥夺的群体没有任何力量、甚至没有任何希望去改变本阶层的命运，这种绝对剥夺所造成的社会冲突的烈度和强度都远远超过一般的社会冲突，正如自然界的地震、火山和海啸一样，其突发性、爆破性和强烈性会给人类社会带来灾难，而“社会地震”、“社会火山”和“社会海啸”的爆发更是危险无比，一个国家，一个政府，只有常存忧患意识，多加强社会公共投入和社会福利投入以降低社会不平等，才能防患于未然，减低社会冲突的强度、烈度和毁坏性，才能保持一个国家的安宁。 　　 　　（4）达伦多夫对社会冲突理论的最大贡献在于他深刻认识到冲突是无处不在和无时不在的，一个冲突解决了，但是另外一个冲突很快又出现了；一个时期的冲突基本解决了，但新时期又出现了大量新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社会冲突本身并没有任何可怕之处，关键在于一个社会有没有疏通社会冲突、调节社会冲突的机制和渠道。前面提到了极权社会对待冲突的方式采取的是围堵和压制的方式，其结果是越堵制度漏洞越多、越大，最后难免山洪爆发，制度大堤彻底崩溃。达伦多夫认为民主制度之所以优越于极权主义制度在于民主社会的多元化机制为社会危机、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提供了疏通的渠道，民主社会也为社会各个群体和阶层提供了多样化的意见表达渠道和利益表达机制，而这些疏通的渠道可以让社会上的问题、不平等和冲突因素通过社会利益博弈机制得到解决的可能，而社会弱势群体受到的不平等待遇也可以因为多元化的表达机制得到公开，因此也可以引起社会和公共舆论的重视而得到改善，从而不会使社会群体遭受到绝对剥夺的感觉。 　　 　　笔者用图表一来表示一个现代民主社会的疏通机制。由于进入现代化或是向现代化转轨的国家采用的都是市场经济制度，在市场经济制度和市场机制之下，社会日趋多元化，社会的利益诉求和利益走向也日益多元化，每个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都会有自己的利益追求，每个国家不同的区域都会形成不同的利益诉求，每一种职业和社会行业都会形成自己的利益价值观。在这种复杂的、千变万化的利益追求和利益链条中，势力强大、拥有资本的利益群体往往会成为竞争中的赢家，在法律制度不健全和市场规则尚不透明的市场经济国家，权力可能介入市场和资本相结合形成权力资本交换、权力资本共生和权力资本腐败等现象，从而形成拥有资本和权力的群体赢者通吃的现象，甚至形成经济领域里的垄断现象，进而彻底破坏了市场竞争中应有的机会平等原则，同时破坏社会应有的基本公平和正义原则，导致大量的弱势群体（如工人、农民和部分职员）的利益受损，甚至形成危险的绝对剥夺的局面。其实今天中国社会大家特别关心的弱势群体的利益和社会公平问题在西方国家早期的发展中都出现过，这些问题都不是新问题，而是老问题，西方社会在其几百年的工业化进程中既享受了市场经济和现代工业文明带来的空前经济繁荣和生产力的提高，也深受市场经济和现代工业文明带来的祸害之苦比如环境污染、劳工条件的极端恶劣、工人阶级遭受到残酷剥削和消费严重不足引发的经济危机等。面对社会不平等日益加剧、社会鸿沟越来越大、资本权力相互勾结损害普通民众利益和社会冲突愈演愈烈的社会现实，西方国家逐渐摸索和演练出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社会机制来防止社会冲突和社会危机的“火山式”爆发，这就是建立社会中间层（见图表一）。社会中间层，就是现代社会中介于国家和普通公民之间的那一层自治机构，在西方国家通常被称为公民社会或是市民社会（CivilSociety），其基本思想就是，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多元的利益和复杂的社会冲突，一个国家的中央政府不可能为每个公民、每个社会群体解决他们的一切问题、难题、矛盾和冲突，因为每个社会群体的利益追求都不一样，而且每个社会群体的利益表达也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在这千千万万、不断变迁的利益追求、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中国家只有鼓励每个社会群体自由结社、结成代表本阶层的社会自治组织去保护自己的利益，为了自己的利益去争取和博弈，这样就能在总体上防止弱势群体权力遭受侵害和赢者通吃的现象，进而大大减缓了社会冲突的烈度和强度。这样的社会中间层有一个基本假设，那就是每个普通公民和每个社会群体最关心的是自己的利益和本身利益的最大化，而每个社会群体通过捍卫自己的正当利益和权益就会在整体上促进整个社会的权力和利益平均化和平衡化，从而保持了社会的稳定并防止了社会的两极分化，这样的看法类似于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所论述的的看不见的手驱动市场利益整体最大化的思想，我们也可以类似地描述为看不见的手通过社会中间层机制有效地促进了权力和利益的平衡，进而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增进了国民的整体利益。事实上在资本主义发展早期，由于劳资之间的权力不平衡和不对等，资方与政治权力结成共生体让劳工阶层处于赤贫状态，工人的人均寿命竟然低于40岁，童工现象极为普遍，工人的工资可以任意克扣和降到维持生命线的最低点，工人也可以任意被解雇，劳工阶层更谈不上有任何社会福利，一旦丧失工作能力和遇到工伤事故，工人便只有等死的份。这种野蛮的原始资本主义不仅从道德上让越来越多的人感到资本主义是一种反人性的制度，更让当时工人阶级反抗的烈火遍及西方每个资本主义国家，劳工阶层或是焚毁工厂、烧毁机器，或是发动工潮和工人起义，进而参加有组织的社会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让整个资本主义制度面临覆灭的危险和崩盘的危机。正是这样的发展，才让西方国家政府逐步采取大规模的改良措施，通过建立现代社会福利制度来安抚激进的工潮运动，通过言论自由和舆论监督来揭露资本势力任意破坏环境和侵犯劳工利益的恶行，通过独立的司法制度来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和制裁有产者的不义行为，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建立社会中间层和公民社会，以协助工人阶层、农民和非正式就业人员建立有组织的、独立的、社会法人团体形式的组织如工会、农会、矿工协会、福利协会等来有效地捍卫自己的利益。这样的社会中间层起了一个减压阀的作用，不仅为国家卸掉了大量的社会负担和社会矛盾，有效地降低了社会冲突的危害性和毁灭性，让社会各种不同利益和冲突以文明的谈判、调解和斡旋的方式得到解决，让社会各个群体心情舒畅，没有被制度性压制和剥夺的感觉，没有被歧视和压迫的感觉。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形成一种“四赢”局面，一是工人、农民和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通过集体谈判的方式得到维护，社会冲突的压力依然存在，但是被大大降低，不再会发生社会动乱和革命，因为社会群体有了通畅的利益表达机制和利益沟通渠道后就不再需要制度外的激进运动方式了。二，国家也是重要的赢家，许多企业发生的动乱和骚乱一旦扩散开来就可能酿成全国性的动乱和革命，社会动乱具有很强的“传染扩散”能力，所以这必将威胁到国家整体稳定。而社会中间层的建立大大舒缓了一个国家中央政府的压力，让国家不必再“事必躬亲”，管那么多自己不该管、也管不了的事，同时大大降低了一个国家发生大规模动乱的可能性。三，企业家和社会精英阶层也是获利者，通过文明的集体谈判的方式大大降低了企业内部工人持续进行高强度工潮的可能性，也大大降低了暴力攻击企业领导、厂房和机器设备的可能性，这样资方可以安心集中精力于企业效率的提高、市场的开拓和产品的更新换代和产业升级，而工人工资和福利的保障也有利于工人生产热情的提高并带动企业生产率的提高。四，在国家、企业主和社会群体共赢的情况下，整个国家有利于塑造出一种文明、祥和、理性的气氛，一种不使用暴力、用文明方式协商解决社会争端的公民精神，而这种公民精神正是一个国家发展民主制度最需要的一种精神。公民精神的塑造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有利于国家发展的理性、平、渐进，有利于社会经济长期稳定发展，将最终使每个社会群体大大受益。中国未来能否发展出比许多转轨国家和地区更健康、更理性、更高层次的民主，其关键在于和平理性的公民精神的培育，而这一切都是从建立社会中间层、建立良好的维权和利益博弈机制开始的。当工人阶级的代表穿上西装、打上领带，走进集体谈判的大厅与资方代表进行谈判，而国家政府作为中立的一方来为双方斡旋、调节和协助双方谈判时，三方（国家、劳、资）也许会同时发现，要建立一个更好的、非暴力的文明社会原来是可能的，而且是不难的，只要这样的协商机制得到确立，社会就会逐步脱离蒙昧和暴力向文明社会演进。 　　 　　3苏联和东欧的惨痛教训 　　 　　1990年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给我们留下了惨痛的教训和深刻的记忆，如何能从这样的历史巨变中总结出历史教训对于中国未来的改革之路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在中国崛起策十二中笔者已经谈到苏联解体和俄罗斯改革的教训与当时过于激进的改革、盲目信任西方而忽视了本身国情的复杂性有重要联系。当然，苏联极权主义的党政合一式的全能主义统治方式也是苏联在激进改革中轰然解体的重要原因。前面已经谈到达伦多夫的观点，他认为民主国家比极权主义国家更容易解决内部的矛盾和社会冲突，从而使得民主国家基本上摆脱了革命和大规模动乱的危险。 　　 　　图表二展示了苏联式的极权主义统治模式：其实是极权主义国家自己为自己塑造了千千万万的对手，本来社会的大量矛盾在一个现代民主国家中都可以通过社会中间层和社会自治的方式来疏通和调节，从而让社会自己去解决自己的问题，让社会自己去运行、调节和更新，国家当然可以协助社会基层建立自治机构，并为社会团体之间的谈判作调解和斡旋，总的来说，国家的立场是比较超脱、超然和中立的，其扮演的主要是管理、规划和调控社会的角色。但是极权主义模式注定了苏共要大包大揽，要想控制社会所有领域，不允许社会有任何独立自治声音的存在，不允许有任何民间独立的利益谈判和调解机制，不允许有任何独立的工会、农会和民间自治团体，从而使得本来可以由社会自我调节机制自行解决的大量社会争端和社会冲突被国家强行压制，这样每个社会群体和个人在遇到矛盾和冲突时都得不到制度化解决的渠道，从而长期积累起越来越多的对苏共和苏联国家的整体不满。这种被强行压制的社会冲突和社会矛盾就像激烈的地壳运动一样，在地下以可怕的能量聚积着、运行着，平时很难看出蛛丝马迹，可是一到社会危机点燃的时候，整个能量就在一夜间彻底爆发，多少年积累的社会冲突和社会能量在短时间内让大家都失去了理性，让无论是工人、农民、职员、学生甚至是公务员本身都把自身的不满和生活中遭受的不公平待遇统统指向苏共和苏联中央政府。其实在很多情况下，苏共和中央政府一定会觉得不解和冤枉：“为什么老百姓把矛头全指向我们？”我想，前苏共领导一定会这样问。的确，那么多社会群体的矛盾和冲突中，绝大多数可能跟国家没有一点点关系，关键是这样的制度阻塞了言路，阻塞了利益表达，也阻塞了理性利益机制的博弈，从而让社会痛失了解决大量社会冲突的能力，也让苏联式的共产主义失去了自我制度更新的机会，最后让大家在社会政治危机中把不满统统撒在国家的头上，从而导致了国家在短期内失去了基本的道义上的合法性而发生可怕的崩溃局面。社会中间层的缺失让人民在遇到了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时第一反映总是“要去莫斯科，找党中央反映问题。”这让苏共中央政府压力无比沉重，最终不堪重负而被压垮。而在西方民主国家，这种情况基本不会出现。事情总是这样的，当人们没有正常的利益和意见表达渠道时，最后只有被迫采取体制外的激烈手段，就好像大江大河的激流一味地去堵它，而不是采取办法去疏通和引导它，最终的结果一定是山洪爆发。苏联的教训真的值得今天的我们认认真真去总结和反思，以便让中国和平崛起的巨轮避开一些湍流和漩涡，顺利抵达现代化彼岸。 　　 　　4建立社会中间层应是当前中国政治改革的重点方向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入了一个关键性阶段，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经济改革让普通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在短短28年内得到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也较改革开放前取得了飞跃性的提升。市场经济的巨大力量让社会利益日益多元化。28年前那个铁板一块、强调大一统和中央计划经济的中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充满竞争力、利益多元化和复杂化的中国。如果说邓公以非凡的魄力实行了改革开放、打开中国国门，并在1992年的南巡中最终确定中国市场经济道路象征着中国前途和命运两大转折点的话，今天中国又历史性地走到了十字路口。中国的和平崛起之路和民族复兴之路需要今天的中国人作出历史性抉择，中国前进路上的问题和难题正考验着我们现代中国人的智慧。市场经济改革大方向的选择让中国向现代化的方向迈进了至关重要的一大步，但是市场经济本身的问题和复杂的利益机制的博弈需要我们相应地改革政治制度以适应市场经济对中国社会带来的空前变革，政治改革的严重滞后和停滞不前将大大约束市场经济本身的健全从而让市场经济模式陷入危机。 　　 　　在这个重要议题上，德国社会学家达伦多夫的社会冲突理论对于今天的中国社会具有深刻的意义。前面提到，一个良好的社会并不是一个没有冲突的社会，一个良好的的社会应是一个拥有健全体制来疏通、调解和解决冲突的社会。其实，有人的地方就有冲突，有社会的地方就有冲突，冲突存在于任何社会，冲突本身并不可怕，怕就怕对社会冲突视而不见或是干脆不承认有社会冲突，对冲突采取非理性的压制和消灭，这样本来可以通过沟通、协商和调解来疏通的社会冲突越积越多，冲突的强度、烈度和恶性程度越积越大，冲突危险的能量越积越高，从而给国家和民族带来危险的后果。市场经济本身能带来巨大的社会进步，但也会带来大量不同的社会利益和社会冲突，资本和劳工权力的不平等容易导致劳工权利被损害和侵犯，而行政权力介入市场与资本相互形成共生体更容易带来权贵精英资本主义，这种贵族资本主义让普通民众的权利得不到任何保障，普通民众可能从社会经济高速的发展中无法获得起码的福利增加，这样下去，各个社会阶层对现存制度越来越不满，越来越怀疑，最终导致大家对市场经济模式失去根本信任。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大量教训已经启示了我们，放任自由的市场经济模式会带来大量的社会不平等和社会危机，最终导致整个资本主义制度陷入空前的动荡。前面提到，西方国家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通过建立社会福利国家来缩小收入的不平等和促进大众福利；通过建立社会中间层－即公民社会的自治来缩小精英阶层和普通平民（比如劳资双方）的权力差异来保障老百姓的民权；通过言论自由和媒体开放来监督有产者是否会用自己的权力和资本来作出危害社会整体利益的行为（比如污染环境和侵犯消费者利益）；通过独立的司法作为社会正义的最后底线来防止普通民众权利被侵犯并为市场竞争确定公平的游戏规则。笔者认为，这就是西方社会稳定的秘密。为什么西方社会能够有效地解决社会问题，让其从此免除了大规模动乱和革命的灾难性后果，其根源在于西方社会建立了解决社会冲突所需要的疏通机制、社会沟通机制和社会利益表达机制，这样的机制可以用一个公式表示出来：市场经济+福利国家+公民社会+言论自由+司法独立=健全的社会体制。只有社会冲突的疏通机制和社会利益表达渠道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制度才是好的市场经济，也才称得上健全的社会体制。 　　 　　许多西方观察家和研究中国的学者常常拿出中国社会群体性事件年年大幅度增加的数据来证明中国社会面临着动乱和失序的危险，其实这是一种错误解读。一个开放的社会，一个采取市场经济制度的社会，必然是社会利益增加和多元的社会，必定会有大量的社会冲突，笔者生活的德国每天都有罢工和游行事件，每天都有劳资谈判和调解，几个电视台下午放的节目都是打官司的节目，千奇百怪的社会冲突直接呈现在电视屏幕上，我想，生活在美国大城市的中国留学生可以目睹更多的社会冲突，美国更是被称为“律师社会”，社会冲突的绝对数量一定是惊人的，但是今天谁都不会因为美国、德国和法国存在无数的利益分化和社会冲突而断言这些国家会走向崩溃，反而是平时一团和气、强调消灭了社会矛盾的苏联崩溃解体了，这些事实都验证了达伦多夫的正确预见：现代社会就是利益分化、利益多样化、社会团体五彩纷呈的社会，只有顺应时代潮流建立了社会中间层和社会意见表达机制的社会，才能形成一个能够自我调控、自我更新的社会。中国社会利益越来越多元化、社会冲突不断增加是中国社会走向开放和民主的标志，因为只有极权主义社会才会宣告消灭了所有社会冲突，因此我们应该担心的不是冲突数量的增加，因为这是必然的，我们主要担心的是中国在迈向市场经济改革的进程中有没有建立起疏通社会冲突的渠道和解决社会矛盾的管道。如果说公民社会、言论自由和法治国家是西方社会稳定自身的三大法宝的话，我们就能发现当前中国改革的重要方向。由于历史和现实等原因，中国完全实现媒体监督和建立法治社会还需要一代人的努力（笔者将开辟中国崛起策专文谈建立法治国家），因此建立公民社会的自治和社会中间层将是当前中国政治改革的最佳切入点。一个既没有健全的司法制度，又没有言论自由，又严格限制公民社会的国家比如前苏联是自己把自己推向绝境，是在为社会动乱和崩溃创造“最佳”条件，因为社会丧失了自身解决大量社会问题的可能性。 　　 　　中国当前建立社会中间层－公民社会的自治符合了笔者一再强调的中国政治改革渐进、温和、理性和实用主义的原则。建立社会中间层有六大好处，一是不影响中国宏观的政治稳定，而在微观上为国家解决了大量国家无力、也不能解决的社会问题，促进了社会的自我新陈代谢。二是通过利益表达机制和沟通渠道保护了普通民众和弱势群体的利益，防止了权力和资本对普通老百姓权益的任意侵害，界定了权力的界限，防止了权力的滥用，可以大大促进社会稳定。三是塑造了理性文明的公民精神，通过不同利益群体的理性协商、文明沟通和多方谈判化解了冲突、暴力和仇恨，让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真正成为可能。四是通过大量的社会调解和谈判机制等于是在国家内部进行了广泛的民主训练和民主锻炼，让民众在实践中学习民主，并认识到民主是自身利益诉求的合法表达，民主更是理性妥协、相互包容、相互尊重，这样的民主训练为未来中国理性过渡到民主社会将打下坚实的基础。五是让社会精英阶层，特别是中国企业家也能获利，因为健康良好的社会体制，安定祥和的社会环境将有助于中国的企业家创造更高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有助于中国产品创造更核心的竞争力，当然也有助于中国产品扩张国际市场。六是让执政党本身获利。前面在总结苏联解体的教训时谈到，苏联党政不分，封杀社会一切自治空间让苏共自己陷入自己挖的陷井中不能自拔。因为社会本身可以解决的问题，执政党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非要去干涉和全面禁止，让执政党不明智地面对了太多社会力量的反对，进而完全失去了全体人民的信任和支持。这样的教训，我国执政党不可不察，一个现代化国家的执政党，一定要转变自己的职能，从全能主义的模式解脱出来，宪法范围内赋予的权限当然要好好使用，该管的地方一件不能拉下，而却一定要有效率地管好；不该管的事不要管，不该干涉的东西就不要干涉，因为管得越多，担子就越沉重，出了状况责任就越大。执政党给予社会自治和公民社会的空间，自身就可以从纷繁复杂的社会矛盾中解脱出来，从而有利于加强自身的建设，更有利于巩固执政党的领导地位，为中国的和平崛起之路作出历史性贡献。 　　 　　其实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中间层－公民社会的建立早就取得了很大成就，比如大量的非政府组织特别是环境保护组织、社会救助组织和慈善事业组织的建立已经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在中国每年大量增加的社会冲突中特别是群体性事件中，我们发现了一些重要的公民社会组织的缺失：一是工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能够有效解决劳资冲突、防止资方滥用权力、保护劳工基本权利的就是三方谈判机制（雇主、雇员和国家），雇员的利益表达组织就是独立运作的、自治的工会。尽管在许多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集中的地区(比如在浙江、苏南、大连和山东省部分地区)劳资谈判的形式日益制度化，但是由于在理论上没有得到创新和突破，独立运作的工会依然是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许多工会运作中的问题比如说工会经费来源的问题、工会是否应当接受党委领导的问题、工会是否应当由工人民主选举产生等问题依然没有得到清楚界定，这些都大大约束了工会发挥利益博弈的重要作用。二是民工自治团体，接近两亿的民工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群体，他们为城市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的同时，却遭受着制度性的歧视，他们的权利（工资、基本社会福利待遇和人身自由）经常受到侵犯，在遭遇工伤事故时甚至无法通过制度性渠道得到赔偿，他们子女在城市的入托和入学也遭受到制度性歧视，更加不公平的是，当他们的权益受到侵害时，无法通过正常的制度性渠道得到申述和解决，在这样的群体中，社会冲突因为没有表达渠道酝酿着高强度和高烈度的危险，所以让民工建立保护自己权利和利益的机构应当是刻不容缓的当务之急。三，城市和农村的拆迁问题也是中国去年群体性事件的导火索。媒体中报道的许多恶性拆迁事件让我们认识到：必须成立拆迁区域居民谈判协会的团体，通过国家组织与保护与私人公司和地方利益集团进行公开、公正和透明的谈判，并对拆迁补偿、事后安置等事关拆迁居民切身利益的议题作出双方都能接受的决议，只有通过有组织的利益博弈和谈判才能防止地方利益集团的滥权。四是在农村征地问题中引发的大量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中，我们发现了农村社会利益表达组织机构的缺乏。尽管农村实现了基层民主选举制度，但这只是在选举过程中能发挥民主制度的权力平衡和权力杠杆的作用，而农民在平时遇到与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的社会事件时，甚至在自身利益和权利被侵犯时，还缺乏必要的利益代表团体和组织力量，这是农村社会矛盾尖锐和社会问题层出不穷的重要原因。 　　 　　从长远的目光来看，建设公民社会的确是中国社会渐进稳定的改革中成本最小、代价最少、既能发挥稳定社会的功能、又不至于影响到国家稳定大局的一条改革捷径。我国学者虽然近年来对公民社会的探讨日渐重视，但是在建立社会中间层这一重要议题上，我国政界和学界还没有取得广泛的共识。笔者考虑到，决策者对于公民社会自治的担忧可能来源于在1990年东欧国家巨变中的一些教训（见图表三）。波兰在突发的政治事件引起的政治运动浪潮中，处于社会中间层的团结工会和天主教会扮演了全国性的反对党的角色，并且得到了西方国家道义上和财政上的支援，在这样一种社会剧烈的变革和动荡中，中间层有较强组织能力的团体比如工会和农会通过全国性的合纵连横提出政治性诉求，要求改变全国政治现状，并挑战执政党的地位，最终结果是执政党领导地位的终结。笔者认为，对于这样一种社会演进模式的担忧是有一定道理的，毕竟当前中国既需要稳健的政治改革，更需要安定团结的宏观局面，在这一过程中执政党的稳定和中国国家的稳定、执政党的利益和中国国家利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但是我认为东欧的局面不会在中国出现，因为世易时移，此一时，彼一时，今天的中国和当时苏联东欧的局面是完全不一样的。 　　 　　（1）当时苏联和东欧经历了一种激进革命，整个国家在市场经济制度根本没有确立的基础上，在公民社会从来不存在的情况下仓促发生了社会巨变，而社会没有经历任何过渡期和制度磨合期便一夜之间投向西方阵营，这是苏东之乱的根本原因。而中国自从1978年就事实上开始了向市场经济的渐进过渡，尽管有很多问题，但整个改革进程是相当有序的，今天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熟程度远远超过1990年时候的苏联和东欧，这根本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2）中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的过程中，逐步积累了一定的公民社会和民间自治的经验，而苏东集团国家是从完全没有社会中间层的极权主义社会一步进入现代社会，这必然会因为许多长期积累的问题突然爆发而导致天下大乱。中国社会今天的成熟程度远远高于1990年的苏东集团。 　　 　　（3）尽管中国问题很多，但是毕竟绝大多数人从改革开放中获取了实际利益并大大提高了生活水平，尽管许多民众对社会现状并不满意，但极少有人真正愿意退回到过去那种物质匮乏的时代，这是中国社会可以稳定发展的根源。而苏东一直到1990年都坚持中央指令性计划经济和集权主义的统治模式，其问题之多、社会矛盾积累之深已经是积重难返，一旦爆发社会动荡就极易引发全国性动乱。 　　 　　（4）最重要的是，今天的中国社会呈现出非政治化、经济化、商业化和个体化的特征。由于种种制度性原因和历史原因，中国社会在进入1990年代后就表现出强烈的去政治化的特点，也就是绝大多数人对政治和国家大事极度冷感，甚至是一点不感兴趣。伴随非政治化的浪潮是社会的经济化和个人主义化，大家更关心的是个人奋斗、自我价值的实现、个人就业前途等等，大众对自身的经济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心远远高过国家事务，理想主义、政治意识形态迅速退出历史舞台。许多社会责任感很强的国人常常会忧心忡忡地感慨理想主义的陨落和实用主义、个人主义的崛起让国家失去了前进的精神动力和对人类社会终极目标的追求。笔者在这个问题上却有另外一种解读：一个成熟和健康的现代社会应该是一个大众对政治议题和国家大事关注很少的社会，一个社会有太多的政治激情和太强的政治弥赛亚思想并不是一件好事，因为一个理性的民主社会中绝大多数人关心的是自身利益的维护和博弈，绝大多数民众应该不会有太强烈的政治激情和狂热，当然，也不能所有的人都不关心政治、都不关心国家，那也是不正常的，一个健康成熟的现代化社会中应该分化出一个特定的群体来关心社会、国家命运和人类理想，那就足够了。只有社会出大问题了，国家陷入危机了，或是在极权主义社会里才会出现全民对政治运动的狂热，当然，一个国家在从极权社会过渡到现代化社会的过程中，人民由于长期被剥夺任何参与公共事务和国家事务的权力，特别容易产生长时间的政治激情，这往往对一个社会的和平渐进的过渡是非常不利的。中国民众今天普遍对政治缺乏热情，却高度关心自身利益，其实正是为中国的政治改革创造了天赐良机，因为在没有完全实现民主化的国家向民主社会转轨的过程中都要面对民众的持续政治狂热和政治激情的棘手难题，如果民众的激情扩展到整个社会而且长时间不降温，这必将会引起政治和社会动荡。我们应当把握中国社会普遍求稳定和民众关注本身利益的基本特征，抓住有利时机，一步步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把中国的政治改革推向前，逐步演练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公民社会和民主制度。 　　 　　（5）由于社会的非政治化趋势，大多数社会冲突都是跟具体的利益冲突有关系。一个中国工人、或是一名进城务工人员关心的是本人的工资待遇、福利水平和生活改善，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关心北京是由谁来执政、或中国该进行怎样的民主改革。但是如果他们自身的权利和利益受到损害和侵犯，却没有任何制度性的解决和申述渠道，就会造成越来越多的工人、农民、进城务工人员对国家政策和制度在总体上的不满和质疑，反而容易促成全国各地各种社会群体联合要求中央政府改革政治体制。同样，剥夺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和利益代表机制，会造成恶性的社会骚乱越来越多，社会冲突越来越激烈，反而容易让国家失控陷入险境，在那样的情况下被迫进行政治改革具有高度危险性，远远不如在社会稳定、国家综合国力雄厚、国家调控能力较强的情况下主动进行温和的、实用的政治体制改革。当中国的各个社会群体通过各自的利益表达机制能够畅通地表达本集团的利益的时候，社会冲突的能量就被细化或是分化到各个生活中的具体领域中去了，社会冲突的强度和烈度将大大降低，人们关注的问题更加被分化到日常生活中跟自己利益相关的事情上去，国家和政府面临的压力将大大降低，中国和平崛起的制度环境就真正得到保障了。 　　 　　（6）1980年代末期的政治事件留给大家深刻的教训，由此带来的结果是，社会各个阶层包括知识分子越来越珍视中国和平稳定的政治环境和理性渐进的体制内政治改革，尤其是苏联解体的悲惨事实给了中国人深刻的启迪，而中国人普遍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国家综合国力的大幅度提升都让激进的政治改革言论逐渐失去了市场，理性、渐进改革正在成为中国知识界的主流声音，这些都是中国不同于1990年时期的苏东国家的较为有利的社会经济条件。 　　 　　（7）中国的文化中有尊重权威和信任国家的传统。许多外国观察家都发现一个现象，中国基层的农民和工人常常对社会现实不满，特别是对地方政府的许多问题（比如腐败和官商勾结）持强烈批评的态度，但是谈到中央政府和国家领导人时，他们普遍具有很强的信任、赞许和认同，他们常常会说，中央的政策是好的和英明的，只是地方领导没有好好执行或是歪曲了中央的政策。一名德国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就说，如果中国真正进行西方国家那样的大选，现在的中国领导人可以得到90％以上的超高选票。中国人对最高领导人的信任是中国文化中一种特殊传统，这非常有利于当前的政治改革。 　　 　　当然任何一项改革都会有风险，但是理性的评估应该是，采取该项改革和不采取该项改革哪个社会成本会更大，哪种选择会让社会付出的代价更小。就像一个投资商进行成本和利润的风险核算一样，不同的是，这里我们进行的是社会政治成本和收益的核算。如果我们能不带偏见地分析该议题的话，那我们就很容易发现建立社会中间层和公民社会将是一场收益远远大于成本和风险的政治改革，只要我们设计得合理，改革注意渐进原则，这项政治改革就可以利国、利民、利党、利社会、利精英阶层，很少有一项改革能让大家同时获利，在笔者看来，公民社会的建立就是这样一种符合所有社会群体利益的改革，它符合了时代的迫切要求和中国当前社会的需要,它有利于解决中国当前大量的社会问题和社会冲突，有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有利于为中国和平崛起创造稳定的大局，却同时促进和巩固执政党在宪法范围内享有的领导地位。这样的政治改革将促进中国政治体制在微观层面向现代政治文明演进，在宏观上却能保持国家的稳定局面（笔者在下一策将重点谈到这个问题）。如果我们迈出建立公民社会的这一小步的话，将是整个中国历史上的一大步，从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小民”和“臣民”发展到现代意义上的有独立精神的“公民”，中国将真正来到现代政治文明的入口处，因此这样的改革功在千秋，也必将永载史册。 [稿源：新华网 ] [编辑：刘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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