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在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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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科学院政治研究所所长耶日·霍尔泽(JerzyHolzer)教授最近出版了《共产主义在欧洲-运动和政权体制史》一书,以新的眼光重新审视了共产主义作为一种运动、一种国家制度在中东欧各国的兴起、实践和遭受挫折的过程及其原因。 作者说,这里的共产主义运动经历了3个阶段: 一、20世纪初蓬勃发展阶段。各国有识之士为了反对现代生活的不公正现象和非人的剥削制度而追求按照社会公正、平等原则建立起新的制度。这一运动早在19世纪末期就已兴起各国纷纷出现了共产主义组织,甚至政党。1917年十月革命的胜利,给这里的无产阶级以极大的鼓舞,特别是苏联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做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给这些国家实行共产主义制度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条件。共产主义是在反对不合理的集权统治和罪恶的旧世界中发展成长起来的。因此,人们梦想能够摆脱其羁绊并按照公正和理智的原则建立起新世界,新生活。人们所追求的这种制度,将与纳粹主义所宣扬的罪恶统治和屠杀无辜,完全是两个世界。 二、50年代遭受挫折的阶段。苏共20大揭露了国际共运内部对那种反人道、反理性的意识形态所犯下的罪行,使得这里的共产主义运动日趋低潮。尽管如此,发展的动力尚未枯竭,一方面人们对共产主义同反人类的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所做斗争的贡献,记忆尚未泯灭,另一方面对制度的不满开始表露。1956年匈牙利、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和1970年波兰事件表明,共产党政权除了采用粗暴的武力镇压和恐怖手段外,没有其他更有效的办法来解决制度上存在的问题。事实上,这时发生的事件与摆脱苏联模式的体制紧密相连。这个时期,共产主义作为一种政权形式,官僚化趋势越来越突出,终于丧失了它的活力。 三、60年代起的衰败阶段。从60年代起,共产主义运动在这些国家里经历了从停滞到衰败的过程。特别是70年代起这些国家同西方市场经济交往越来越密切,两种不同制度的碰撞,使这些国家居民追求的物质享受的欲望被激发起来了,而制度的束缚越来越成为人们追求更高层次生活水平的绊脚石,干部的腐败越来越严重,又缺乏有效的制约和惩治手段,在居民中制度的威望丧失殆尽,终于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走到了它的尽头。 本书作者霍尔泽在50年代青年时期就对共产主义理论表现出浓厚兴趣,但他说他对共产主义理论和实践的观察,逐渐认识到两者之间的差距。共产主义理论原则,摒弃社会民主党改良的、和平的、渐进的方式来实行民主体制,可是共产主义者选择了武力夺取政权的办法,并在“无产阶级专政”口号下实行独裁统治。作者认为,这两者之间,显然存在着“逻辑上的矛盾”。关于中东欧地区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原因,作者提出了新的见解。作者说,这里建立共产主义制度的决定性作用不是苏联,而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他说,东欧地区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源可以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欧洲出现的地缘政治格局和特殊形势。当时,这些国家出现了“依赖性资本主义”,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这里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思想土壤。霍尔泽的这个论断曾经在二战后为不少思想集团所赞赏,后来也被为数不少的新马克思主义者所推崇。 实际上,这一观点重新被人们所认识,说明对中东欧国家社会主义兴衰原因有了更深入的探讨。因为这种观点比仅仅坚持认为“俄国布尔什维克违背马克思的教导在政治条件和经济条件尚未成熟”更具有说服力,但也并不否定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杰出贡献和斯大林的重要作用。当我们说战后斯大林把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强加给这些国家的同时,我们也看到这一制度在二战后的40年代末期一度受到这些国家人民发自内心的欢迎。因此,据作者的观察和分析,关于共产主义在这些国家得到推行的根源是“多元化”的,甚至包含了不少偶然因素的“综合”作用。在这种状况下,如果把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影响不恰当地加以夸大,显然是不能接受的。 与此同时,作者也没有一笔抹杀战后30年时间中斯大林对国际共运史、对在这些国家实行苏联模式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斯大林只是继承了他前人的路线前人的理论。包括后来也成为斯大林主义牺牲品的那些共产主义领导人,例如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卡缅涅夫、布哈林等,也为贯彻这一制度发挥过重要作用,有时甚至超过了斯大林。把这些国家共产主义衰败的根源,只从“领袖”的思维内涵中去找,无助于对问题根源的探讨。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凡是苏联红军到达的地方,都建立这种“红色”政权。只有南斯拉夫是例外,因为那里的共产党基本上依靠了本国的游击队力量获得解放的,而阿尔巴尼亚则是借助了南斯拉夫的帮助也获得了解放并建立了人民政权。但与此同时,也要看到,这里纷纷建立“红色政权”,因当时遭到战争削弱的西方大国没有进行强有力的抵制(这从雅尔塔会议和波茨坦会议都可看出来)也是原因之一。 至于共产主义在波兰的挫折,作者对此赋予特殊的意义。1956年事件后,波兰采取了许多同其他国家不同的做法,用当时党中央第一书记哥穆尔卡在同赫鲁晓夫的谈判中向他保证说波兰“既会继续实行共产主义制度,也会尊重苏联及其他国家在波兰的利益”。事实上,1956年起到1968年,在东欧国家中,波兰是“最自由化的”国家,在不少问题上,“脱离”了当时苏联规定的“轨道”。 霍尔泽在本书中也叙述了1970年波兰危机和1980年团结工会兴起和实行军管的原因作者指出,波兰党政领导在1988年和1989年同反对派进行的对话,是一个特别需要探讨和总结的有趣问题。当时波兰的罢工远没有1980年和1981年规模宏大。即使如此,当局却开始了谈判。实际上这种谈判的结果就是交出政权。假如波兰当局在1981年同反对派达成妥协,有可能遭致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联军事入侵,那么到了1989年的戈尔巴乔夫时期,波兰对立的双方达成妥协,这种入侵的可能性再也不存在了。 于是,波兰当局的手脚放开了,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了。这就是波兰和东欧各国的制度剧变为什么会在1989年发生的重要原因。实际上,从波兰来说,雅鲁泽尔斯基在1981年实行的军管本来就是被迫的,不得已的,是内外压力的综合结果。所以制度的剧变(或曰共产党和平交权)对雅鲁泽尔斯基来说也是一种解脱。作者对雅鲁泽尔斯基和拉科夫斯基以赞扬的态度肯定了他们在克服党中央强硬派人物抵制方面的功绩,对“圆桌会议”的顺利召开和取得的成果表示“赞赏”。类似波兰的情况在其他国家也照样存在,只是形式有所不同罢了。在这个过程中,戈尔巴乔夫的出现及其作用不是偶然的。 本书对国际共运在东欧地区的兴衰作出了冷静的思考,同其他类似作品相比的一个根本区别在于,那些作品多少带有感情用事的色彩,例如强调了斯大林主义的作用,而本书则撇开了这种思维方式,用冷静的、客观的目光重新审视了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衰历史,因此具有更高的学术价值。 苏联模式的共产主义制度在中东欧各国的失败,作者认为“是无可挽回的”,即使将来新型的共产党获得政权,也不可能重复这样的模式。作者说:“70多年共产主义在欧洲不成功的实践,使人们把仇恨的目光盯在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上。它给人们留下来的遗产,依然是追求建立一个公正的、理智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