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该对移民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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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两个法国非洲裔少年逃避警察检查居留证而意外触电死亡所引发的巴黎骚乱,把欧洲的“外来移民”问题推到了世人审视的焦点中。不过,在许多相关的报道中,“外来移民”概念已被偷偷地换成非欧洲国家的移民,与之相联系的关键词则是“失业”、“教育”、“伊斯兰教”、“犯罪”和“种族歧视”。事实也是,欧洲的移民人口众多,来源广泛,但作为“问题”凸显的,主要还是北非和西亚的穆斯林移民在欧洲国家的权利与合法性、生存与发展问题及其与所在国人民之间产生的难分难解的紧张关系。 巴黎骚乱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发动骚乱的不是极右的排外种族主义者,而是已经取得合法身份的移民后裔。巴黎骚乱充分暴露了欧洲国家移民政策的困局,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现实总是历史的逻辑结果。 从移民输出到移民输入的欧洲 在国际政治的版图上,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是欧洲移民创建国家的典型。拉美国家也都是由移民建立的。以色列作为犹太人的移民国家,其犹太国民主要来自欧洲和美国,而美国的犹太人又来自欧洲。南非曾经实行了四百年的种族隔离,也是欧洲白人移民的“杰作”。 今天觉得“外国人太多了”的欧洲,却是历史上移民输出最多的地区。从17世纪起到二战结束时止,大约有6000万欧洲人移居其他大陆。促使欧洲人向外移民的原因因时而异,多种多样:一是为躲避战祸。近代以来欧洲战争频仍而使大批欧洲人移居美洲等地。二是为躲避宗教迫害。三是与农业歉收和自然灾害有关,比如19世纪40年代由马铃薯病虫害造成的饥荒就迫使100万爱尔兰人移居他乡。四是美洲新大陆的“发现”给近代许多欧洲人以希望和想像,他们“为了新生活”而移民。五是人口和就业的压力造成向外大量移民,一方面,欧洲资本主义工业化曾一度造成“机器排挤人”的现象;另一方面,几个世纪来欧洲人口迅猛增长,从18世纪中叶的1.4亿增长到19世纪的2.5亿,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达到4亿。人口和就业压力无疑是欧洲大规模移民输出的最主要动力之一。历史上欧洲人向外移民的大多原因,其实也正是二战后其他地区移民移居欧洲的理由。 欧洲变为移民净输入地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事。由于二战造成欧洲社会生产的极大破坏和劳动力的大量死亡,战后重建需要引进大量的外来青壮年移民;随着战后各国经济的恢复和飞速发展,也需要越来越多的劳动力补充。与此同时,战后的经济发展使欧洲国家日益富裕并步入福利社会,吸引着外来移民来寻求更好的生存条件和发展机会。于是一波接一波的移民潮涌向欧洲。直到1973年石油危机后,欧洲经济遭受重创,外来移民才成为“问题”。 移民来源国:三个类别 据欧盟官方估计,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欧盟15国的合法移民有1800万,占其人口的4.8%。近十年来,合法移民的总数还在不断扩大,新增非法移民的数量更难以准确估计,一般认为欧盟现有移民总数2000万～2500万,占总人口的7%～8%。 以欧盟国家为核心的欧洲,其战后的外来移民可从来源上分为三类:一是欧盟国家内部的移民,这部分移民人数最多,尤其是随着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和《申根协定》的生效,人员的跨国流动是欧洲超国家主义的一项重要目标和成就。二是欧盟之外的欧洲国家的移民,如原东欧国家的移民,由波黑战争和科索沃战争导致的大量前南斯拉夫地区的战争难民。三是非欧洲国家的有色移民,这主要是指欧洲前殖民地的移民,如法国的北非移民,英国的印度移民和中东非洲国家移民,以及德国的土耳其移民,等等。很显然,前两类移民不是欧洲国家所谓的“问题”,欧洲的移民问题主要是由第三类移民带来的,其中又以来自环地中海的中东和北非的信奉伊斯兰教的穆斯林移民问题最为突出,成了欧洲移民问题的核心矛盾。这一类移民由于宗教和文化的原因,与居留国难以融合,甚至“格格不入”,并由此带来了宗教冲突和种族主义的联想。 移民政策:三种模式 欧洲各主要国家对待移民的政策又各有不同,一般分为英国、法国和德国为代表的三种模式。 英国的“多元主义”模式。其基本政策是让移民保留自己的文化特色,甚至扶持多元文化并存,对信奉伊斯兰教的移民采取包容态度。这与英国的殖民历史有关。二战前,英国主要是向帝国的边远地区输出移民,即本土公民向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南非等白人自治领移民。二战后,为强调帝国的统一性,英国将本土居民和殖民地/英联邦居民均视作享有同等权利的“英国臣民”。这些臣民权利当中包括自由出入英国的权利。1948年制定的《国籍法》,进一步“把英国和殖民地用一个单一的公民身份连接起来”。没想到,该法带来了英联邦移民问题。1948年6月22日,493名牙买加移民来到英国,开始了有色人种“依法”向英国移民的历史。此后,越来越多的前殖民地国家的公民移居英国。虽然从那时起英国人已经开始担心种族构成可能会被有色人种改变,并且从1962年颁布《英联邦移民法》起,采取了越来越多的限制移民政策,但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的英国很快消解了移民带来的许多问题。由于英联邦的传统和“道义责任”,英国长期对外来移民采取“多元文化主义”,由此造成了“融而不合”的状况。2005年发生7·7恐怖袭击事件,参与者中有住着别墅、开着跑车的英国籍阿拉伯青年,使这种多元主义模式遭到怀疑。 法国的“共和同化”模式。自1789年大革命以后,“自由、平等、博爱”成为法国政治文化的主流,一方面,法国人自信法国文化的优越性和对异民族、异文化的同化能力;另一方面,认为在统一和不可分割的共和国中,所有人都应是权利和地位平等的公民,国家对公民要一视同仁。在这种政治文化观念之下,法国鼓励外来移民“忘掉原先的历史和文化”、“完全融入法国”,成为法国公民。国籍法也在立法上鼓励和方便外来移民加入法国国籍。二战后,法国政府于1945年11月颁布了第一个正式移民法案。当时法国外来移民主要来自南欧,年富力强的外来劳工往往从事当地人不愿意干的困难、肮脏、危险的工作,因而赢得社会尊重。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兴起之后,一方面移民自身的权利意识增强,另一方面社会舆论普遍认为外来移民能与当地居民和谐地共同生活在一起。法国政府在外来移民的职业培训、语言教育、社会服务、住房福利、子女入学、开放入籍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同化”措施,使“共和同化”模式广受赞誉。然而,20世纪60年代之后,来自前殖民地北非三国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摩洛哥的移民取代南欧移民成为法国最大的移民群体,面对这些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移民群体,“共和同化”模式开始失效。1973年石油危机之后,法国“30年繁荣”结束,社会就业压力不断增大,而外来移民尤其是家庭类移民不断增多,移民与本国人之间的矛盾也随着不断累积。巴黎骚乱事实上宣告了法国“共和同化”模式的破产。 德国的“无移民政策的移民国家”模式。这是一种自相矛盾的模式。德国在历史上有着排斥外来移民的传统,但今天的德国却是拥有最多移民的欧洲国家。德国虽然移民最多,却又长期不愿意承认自己是移民国家,直到新的移民法在2005年1月1日生效。但即使是新移民法,强调的也是外来移民在德国的居留权而不是入籍权,所以大部分移民只是生活在德国的“外国人”。从政治文化上说,德国强调德国是德国裔人的国家,强调民族的血缘关系。德国对移民整合的一个重要考虑就是认同德国的“主流文化”。二战后,德国有过两次大的移民潮,第一次是上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的外籍劳工及其家属的移居,以作为二战中失去的大量劳动力的补充。1955年至1973年,共有1400多万以土耳其人为主的外籍劳工输入德国。1961年德国与土耳其签订了第一份劳工输入合同,发展到今天土耳其移民占德国总移民的30%。由于不予入籍,在70年代中期后移民的返回率也非常高。第二次移民潮是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欧洲地缘政治版图的变动和动荡带来了大量移民。与英、法相比,德国移民政策的实用主义色彩更强,除了掺杂着政治目的的人道主义考虑外,其对移民的选择主要基于经济发展目的和社会性目的的考虑。但作为欧洲经济的最强国,德国近乎“自然”地拥有了欧洲最多的移民,从而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和政治问题。德国人对移民不断发出“船已满了”的呼声,表明德国的移民模式已难以为继了。 难以消解的移民困局 巴黎骚乱事件促使人们对欧洲移民政策的困局进一步的反思。其实,近年来欧洲政坛极右翼反移民势力的频频得势,无不一次又一次地敲响了欧洲移民问题的警钟。但“零移民”是不现实的,把不能融合进移居国的移民全部遣返也不可能,况且欧洲确实还需要大量移民作为劳动力补充,并缓解欧洲社会老龄化的压力。所以,一方面要控制和打击非法移民,另一方面要更加积极地做好移民的融合工作,尽管解决这样的问题很不容易。 欧洲移民与其说是一个欧洲的政治和社会问题,还不如说是一个世界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主导国际移民流向的最基本动力,是国家间的贫富差距,主要表现为穷国向富国的流动,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流动。但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根本在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不平衡性。不改变这种不平衡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又何从谈起避免移民问题呢? 欧洲的移民问题凸显出某种宗教冲突的特征,表现为大量的来自欧洲国家前殖民地的信奉伊斯兰教的穆斯林移民和移居国的宗教、文化的“不兼容”。如果说经济和社会福利层面的问题可以通过国家政策加以解决,那么,宗教和文化的“不兼容”,对于都具有“宗教硬核”的人们来说又如何融合呢? 欧洲移民问题的凸显是在1973年石油危机之后。本来,1973年中东阿拉伯产油国运用“石油武器”来打击美国和欧洲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但其连带的后果之一却是使中东阿拉伯国家在欧洲的移民的生存和发展成为“问题”,这大概是任何人都始料未及的。那么,解决欧洲移民困局的路子,是否也可能在欧洲之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