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欧洲的边界到“边界的”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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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章关于全球化背景下的欧洲边界制度变迁的论述返照自身，至少可以有如下思考：第一，文章对比了目前美国和欧洲的边界制度，并认为这两者可以套进同一模式。那么是否也存在这一模式的亚洲版本呢？在日本和四小龙工作的中国劳工到底有多少？他们的现实处境如何？这些劳动力对于所在国的经济到底起到一个什么作用？目前除了著名的香港“菲佣”和关于日本的外来性工作者的零星报道外，还没有看到学术上的研究成果。 第二，作者在文中并没有提到跨国有组织的劳务输出，这是否是中国特色？它与移民劳动力的关系如何，相互间构成挑战还是补充？中国的跨国有组织的劳务输出对于日韩等国经济的作用是什么？中国的跨国有组织的劳务输出对于塑造边界制度的东亚模式起到什么作用？其未来发展如何？ 第三，“新欧洲移民制度的出现并不代表完全关闭与控制领土边界。该制度创造了一种新生事物——一种非常灵活的、可以高度任意地被使用的跨国劳动力。这一新生事物中最易受损害的部分被系统地剥夺了人权、资源和实现社会再生产的手段。”　我看不出这和老田同志关于农民工处境的论述有什么本质区别。套用作者的句式，这应当是一个发生在中国的，从城市的边界到“边界的”城市的历史进程。文章中说“非法移民必须被强制永久隐藏从而防止他们组织起来进行集体政治对抗”、“真正的反抗只能是移民自己在政治上组织起来并和当地草根团体和工会联合起来为争取不仅仅包括合法地位在内的联合行动中实现”，这对于中国的农民工问题有何启示呢？ 姑且摆出问题以待掌握资源与智力的贤者。 ——————-——题记 　　2006年，沿着欧洲的边界又制造了一个新的记录：来自西班牙的官方报道称6000名难民在离开西非试图抵达加纳利群岛时死于一次海难（按加纳利群岛位于西非之外洋，为西班牙之海外省，登上该群岛等于到达欧洲）。注1 　　 　　在伦敦、都柏林、和阿姆斯特丹的港口，数以百计的人被闷死在集装箱、卡车和货船中，或被冻死在东欧。下余的则被关押在遍布于欧洲的心脏和北非的不可胜数的拘留营中，绝望地准备结束他们自己的生命（注2）。与此同时，欧洲则报道说收到数年来最低比率的官方避难申请。这一状况显然并不指向一个更加和平的世界。相反，它表明在欧洲获得合法难民身份的标准和程序是如此的苛刻以至于大多数难民对获得此一身份不再抱什么指望。例如，2006年德国只审查了20,000 名政治避难申请，这是1977年以来的最低数字。如果我们把范围扩大到整个欧盟这一数字则上升至200,000（注3）。然而，边界制度的真实存在及其对于合法进入与居留种类的压缩正在日益加紧。 　　 　　多年以来，就有批评说欧洲的边界制度对于保护一个所谓的“堡垒欧洲”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当我们在全球背景下考察欧洲（和北美）时，“堡垒”这一词汇及其所产生的想象总带着点不那么恰当的意味。当自由贸易政策和新自由主义的“结构调整”计划已经给几乎所有的南方国家造成灾难的时候，当新帝国战争在全世界范围内已经造成颠覆性影响的时候，巨大的力量不对称可以让欧洲和北美在他们的经济政策和海外政策所造成的灾难下继续把他们自己保护起来。一道高墙已经在北方国家的财富核心区周围建造起来，用以排斥那些数以百万计的被迫离开他们国家寻找谋生出路的人（注4）。 　　 　　但是堡垒这一隐喻足以描绘最近以来欧洲边界和移民政策的变化么？我们真的在讨论一道不可穿越的高墙么？我们将如何看待数以百万计的打算穿越欧洲边界的人呢？虽然有着各式的安全屏障，移动检查站，摄像监视器，和迅猛增加的边界巡逻正千方百计地驱赶着他们，但据估计仍有大约5–6.5百万的非法移民正在欧洲居留并工作着（注5）。欧洲经济的各个部门——诸如农业、建筑业、家政服务业和性产业——如果没有接纳廉价而非法的外国移民将可能垮掉。 　　 　　在这篇短文中，我们将要讨论欧洲堡垒这一隐喻的几个分析意义上的缺陷。最为要紧的，这一隐喻将边界设想为一个线形的领土划分，好似一条两个或多个政治实体间的或者刚性或者柔性的边界线。这也许可以恰如其分地形容迟至1990年代的欧洲边界结构（尤其是冷战期间所谓的铁幕），然而欧洲的边界制度晚近以来却已经经历了戏剧性的转变。在这一领域已经涌现出了许多新的制度、参与者、法则和技术。作为一个结果，欧洲已经成为一个整体。欧洲已经将其新的移民和边界制度在全球范围内强加给其他国家和地区，因此我们可以称之为一个新的“边界帝国主义”。如果这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就需要重新思考我们用以分析边界和国家的理论工具。基于新的边界制度的实际运转，我们必须规范新的概念和范畴以指导我们的探索并对这些变化对于真实发生的政治斗争的意义给出结论性的意见。 　　 　　作为边界制度的“边界的”欧洲 　　 　　欧洲边界制度的核心是1985年由比利时，德国、卢森堡和荷兰首先签署的申根协定。这一协定允许签署国间取消系统的边界巡逻。同时，也通过为边界巡逻、签证手续、跨边境的警力协作和在所有的签署国间共享信息提供规范、技术支持、监察和强制标准而产生了一个共有的外部边界（注6）。 　　 　　如今，申根协定的签署国已经增加到30个，包括所有的欧盟国家和三个非欧盟国家（冰岛、挪威和瑞士）。另外，申根协定已经成为所谓《欧盟现行法》（ acquis communitaire）的一部分，这意味着未来的欧盟候选国将不得不遭遇申根标准并采纳欧洲的移民、签证和边界政策。这对于新成员国的利益并非必要。例如，作为欧盟“热门候选国”的土耳其和他的东部邻居就有着重要的跨边界关系，这包括区域贸易、旅游和小规模经济活动。然而在她成为正式欧盟成员国之前，土耳其不得不收紧她和亚美尼亚、格鲁吉亚、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间的边界，并且必须向欧盟成员国通报边界限制信息和边界控制的实际运做（注7）。 　　 　　但是欧洲的边界标准并不是仅仅强加于申根国家和未来的欧盟候选国。作为一个超国家的欧洲计划和双边协定，欧盟成员国——特别是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惯于向欧盟以外的国家“输出”欧洲边界标准。这些标准被写进欧洲的财政，技术，和管理的对外援助中，且在欧盟国家提供的“人道主义”一揽子的培训和援助计划中享有明确的法律地位。一个最好的例子是“对摩尔多瓦和乌克兰的欧洲边界援助委员会”(EUBAM)。它启动于2005年，旨在加强这两国和欧盟间的长达1,222公里的边界。 　　 　　在最初的6个月里，欧洲通过所谓的“增长反映机制”安排了4百万欧元。由69名欧洲专家和40名当地人员组成的委员会谈论的焦点集中在使当地边境控制的“现代化”。接下来的8个月里，注入了6百万欧元。这时被派遣“出席”EUBAM 的欧洲人员则超过了100名（注8）。不言而喻，通常总是财政方面的原因驱使类似摩尔多瓦和乌克兰这样的国家放弃其边界主权。 　　 　　然而进口“现代”边境标准并非仅仅意味着将国际机场和港口的检查点上一个档次，或者加强在领土边界的传统巡逻。这些新的政策将深入本国领土的数十公里范围也包罗进了“边境通道”这一概念之内并用大量的国家机构监视之。正如最近几年的报道所显示的，国家机关日常性地对于边境当地的国内社会人员施加的压力也为控制这些通道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例如在1990年代中期，位于波兰边境东德一侧的出租车司机就被要求向可疑的乘客索取护照和签证（注9）。这类臭不可闻的国内身份鉴别行动及其国家法律实施是新边界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最有趣、同时也是最彻底的改变是欧洲内部边界的消失。欧洲内部所有通信与地方基础交通孔道，如铁路连接点、火车站、主要的城市地铁站、公共汽车站、国际高铁和城市购物中心，如今被认为是战略性交通站点因而均为加强边界管制服务。 　　 　　在欧洲的任何地方，只要一个异国面相的人一踏上地铁、一进入跨国列车或者仅仅在公共场所一“亮相”（hang out），就会越来越大可能地被普通警察或特别的边境警察叫住并被检查身份证件。为了将所有这些传统公共场所合法地网罗进边境制度，不得不改变国家法律，不得不将政府机关和执法机关进行重组。 　　 　　比如在德国，习惯上负责边境巡逻和移民检查站的是联邦边境守备队(Bundesgrenzschutz)。然而当所有的德国的邻近国家接二连三地签署了申根协定，这一机构开始显得不合时宜了。到了1990年代的中期，联邦边境守备队的行动已经明显地被限制在巡检德国不多的几个国际机场和海港（按1994年联邦边境法被撠销）。德国已经没有和非申根国家接壤的边界需要管理。但是这方面的国家强力机器却几乎没有减少，虽然理论上讲应当被削减，这是因为他们得到了一个新的任务。由于老的边境概念被重新定义，联邦边境守备队的执法领域极大地减小了，于是德国政府通过将铁路沿线、火车站、国内高铁和大型城市购物中心——做为边境的内部延伸——归为战略性枢纽区域而为其开辟了新的执法领域（注10）。 　　 　　另外，联邦边境守备队也开始和诸如地方警察和私人安全机构等新伙伴合作，并且开始在如政治集会和足球赛事等特别事件中为正规警察提供支持。它也主管一个为所谓反控而设立的精英特种部队——GSG-9（按联邦警察第9边境守备队，成员国际身份不合法，不能参与战争），并且它也积极参与德国军方在外国的行动。这包括军事行动以及警力培训和边境控制等国际任务。最后，联邦边境守备队也从移民和欧洲居民中收集和分析身份数据。虽然涉及个人隐私，但个人信息作为跨境数据搜寻时被在欧洲执法机关的共享和协作中被使用正越来越被人们接受。2003年7月当内务部长Otto Schily将联邦边境守备队的名字改为联邦警察部队时，机构上的——实际上是法律上的——“改革”达到了顶峰。如今，有着极易辨认的制服和器械的联邦警察部队有着总计40,000的行动人员并且在全德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着清晰可见的作用。 　　 　　虽然在欧盟内外，有着这些法律和结构上的旨在规范、管制、执行申根边界的改革，新的欧洲边界制度还有两个更为重要的支柱：非政府组织的移民政策的执行和对有关移民的公共话题的积极塑造（注11）。10年以来，日益增加的跨国机构、智囊团和非政府组织(NGOs) 已经进入了移民政策的政治舞台。热衷于研究和出版发行的这些组织正通过给政府和政治家提供咨询和专家意见、开展特殊工作和业务的方式而成为欧洲移民和边界政策的的主要组成部分。 　　 　　这个舞台上的一个主要参与者就是国际移民组织 (IOM)注12。于1951年建立的国际移民组织已经经历了巨大的制度和政治上的转变。如今它拥有120个成员国、300个地区分支机构、5,400名雇员和每年 $733百万的财政预算（2006年）。用它自己的话说就是IOM是“主导移民管理的国际组织”（注13）。许多政府委托IOM遣送非法移民（所谓的自愿遣返）并管理关押数以千计难民的拘留营。国际大赦和国际无国界行动等组织已经频频对IOM管理下的拘留营的非人道状况及IOM在驱逐难民行动中发挥的积极角色提出批评。但是作为一个非选举出的因而也是超出任何民主监督之外的国际组织，IOM很难在舆论面前就范（注14）。和其他机构与非政府组织一样，IOM在北方国家的外围对于塑造有关移民的政治话题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当位于欧洲边界的国家非申根国家时尤其是如此。比如土耳其和乌克兰，这些非政府组织就象一个柔软接合点一样在新政府移民政策和公共舆论中间起到一种仲裁作用。这一切象是来自欧盟内外的两种声音共同把移民问题解释为一个需要用限制和排斥手段加以强力管制的政治难题（注15）。 　　 　　这将我们带到了新欧洲边界制度的第三个支柱：政治话题。政客、政府机关、非政府组织和主流媒体在移民问题上通过对某些论题禁言的方式塑造着公共话题。另一方面，移民代表着对社会秩序的威胁，并且也带来了社会融合的难题。如今在欧洲，移民问题的老生常谈就是那些文化上拒绝同化并对民主价值观持敌视态度的伊斯兰移民。报纸连篇累牍地报道着“问题邻居”——指那些非欧洲人高度聚居的地方，如柏林的Neuklln区。给人强烈印象的，无力质疑种族主义陈词滥调再度沉渣泛起的新闻界成功地构造了一个美国犹太人区的欧洲版本——一个犯罪猖獗、被国家抛弃、帮会势力轮番登场、原始迷信随处可见的另类社会（注16）。看来情况是很清楚了。不要再有更多的移民！散布恐怖心理的种族主义者用基于国内人口减少的伪科学的统计加强他们的论点（“德国女人没有外国女人能生”），并预言“他们”将很快把德国人淹没（注17）。 　　另一方面，移民———尤其是女性———被描绘成受害者：这一次她们被描绘成生活在一个被忽视和被贬损的地方。这一想象的中心是人口交易的有组织犯罪。据推测，帮会和犯罪网络违反她们的意愿将她们走私到欧洲，将她们关押在妓院，并把她们变成性奴隶。媒体又一次充满了过度简化的、仅为了生存而行动和谋划的单向度思维的感人故事。于是得出一个粗略的结论：我们需要更严格的边境控制，收紧签证政策，并需要更多的警力搜捕。于是带有负罪感的个人和组织便开始给予非法移民以支持和实际的援助。在这一话题中，移民局和执法机构扮演了一个“仁慈地”代表了受害移民利益的角色。这样两中截然相反的论述——移民一会儿作为威胁一会儿作为受害人——对于管理公共话题和维持新的边境制度共同发挥着作用。 　　 　　于是这样一条显而易见的国家边界便日益地侵入国家领土内部并日益地在外国领土上发挥着作用。作为国家划分的旧的边境线便真实有效地被转化成新的覆盖日常社会生活的军事化的边界区域和边界空间：欧洲成了一个整体。这一转变的特征是空间和领土的再次归类，是一种边界控制和执行模式的扩张和多样化，是被歪曲的移民形象所塑造的公共话题（注18）。但是，结果怎样？它最终完美地关上并控制住了大门么？移民流被有效地冻结了么？或者说新控制制度在移民流的全球性、体系性规则下发挥作用了么？ 　　 　　“边界的”欧洲的政治经济学 　　 　　已经老练到家的欧洲边界制度显然并没有将非法移民完全排除在欧盟之外。目前据估计有5–6.5百万“使成为非法的”移民在欧洲生活和工作（注20）。他们的确切人数不为人所知。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他们利用着不同形式的社会创造，工会和相互支持网络。2005年10月，据猜测有几百非洲难民利用临时准备的梯子和毯子翻越了位于摩洛哥的西班牙海外领土梅利利亚的带刺铁丝网并爬过高高的安全围墙。这一企图踏上欧盟土地的浩荡人流作为一个奇观将被长久记忆（注21）。幸运的是，许多其他的移民可以通过不那么拼命的方式获得进入通道。很多人得到暂时的签证得以在欧洲大学中学习、探亲访友、作为au pairs或农业工人合法地工作。而一旦到了欧洲，即使过了签证期限，很多人仍决定赖着不走。个人的需要和动机、运气的好坏、进入的个人背景和线路就象全世界的人民一样复杂。没有非法移民的模式化叙述，没有能打开所有房门的万能钥匙。 　　 　　然而在欧洲的所有“使成为非法的”移民在有一点上是一致的：为了生存，他们都依靠不正规的不受政府监管的劳动市场。当欧洲的工人和工会为保卫被拆除的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之残余而斗争的时候，很多移民甚至没有希望享受最低工资和劳动保护。欧洲经济的各个部门依赖于他们易被剥削的劳动力。依赖于极易识别的地方劳动市场，“使成为非法的”劳工们成为这样的劳动力：建筑工人、农产品采摘与加工工人、家庭佣工和看门人、性工作者、小餐馆中的洗碟工和帮厨。在他们所从事的这些工作中，没有任何合法的可执行的劳动合同，因而移民们总是处于高度的不稳定和胁迫之下。在这里，雇佣是一个没有被充分执行的概念。 　　 　　Tobias Pieper指出，欧洲边界制度的特征就是该制度有分层及控制能力(1)被招募或被邀请到欧洲工作的处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外围国家的资深人才；(2) 合法前往欧洲（主要是德国）的在受到严格限制条件下取得短期生活与工作签证的低技术外来劳工；(3) 跨国的，“使成为非法的”劳动力，在生活与工作的谈判中他们没有任何正式的权利与保护；(4)经济意义上严重过剩的难民，他们在欧洲越来越不被承认有任何可靠的合法地位（注２２）。 　　 　　当然，生活与工作的“打破铁饭碗”（按原文precarization，照字面解释主要指收入而言的、先前承诺的永久雇佣条件的日以凌替）运动的当前进程并不局限于“使成为非法的”移民。新自由主义必须被理解为对于作为一个整体的工人阶级的进攻。新自由主义为袭击整个工人阶级的“打破铁饭碗”运动设计了一套“分级模式”（sliding scale）。柿子先挑软的捏，该模式对每一级别施加的压力是不同的。例如在法国，分级施压运动就造成了社会恐慌的大规模爆发。将２００５年发生在法国的事情仅仅解释为由阿拉伯移民和非法移民制造的一连串种族骚乱是一种有意歪曲。种族不公正当然在中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该事件必须被置于新自由主义“结构调整”进程的大背景下考察。在这一背景下，该事件被理解为工人阶级对于经济剥削和日益加深的社会不平等的抗议（注２３）。　　 　　　 　　甚至粗略地对比一下最近的工作状况和不久前的区别就可看出新自由主义在劳动市场的“改革”对工人阶级中最易受攻击群体所造成的损害。在１９５０｀６０和｀７０年代早期，有数以百万计的外国人移民到欧洲，其中的大多数进入工业生产领域。这些工人享受着最低的薪工标准，但他们的生活和工作状况是合法的、受控的和相对安全的。这与今日数以百万计的、对欧盟经济必不可少的却处于完全不稳定环境中的非法移民形成鲜明对照（注２４）。　　 　　 　　由于没有正式工作许可，非法移民不受现行劳动法律法规的保护，于是就必须忍受远超过迄今仍在冒充“正式”的资本主义劳动力剥削标准的剥削。作为欧洲边界内外日益加紧的严厉的边界与移民控制之终极标靶，非法移民必须被强制永久隐藏从而防止他们组织起来进行集体政治对抗。 　　如今，许多移民带着他们去往欧洲寻求更好生活的美好愿望离开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被彻底毁掉的家园。然而却发现周遭环境结构性地在法律上和经济上将他们排除在政治参与之外，并且彻底粉碎他们建立稳定生活和为未来谋划的任何企图。首先在他们的母国，然后在他们的欧洲目的地，移民们已经一而再地将他们的生活降至没有任何安全保障的谷底。于是一种新的颠簸生存降临人间，移民们跨国存在于“第三空间”之中，持续不断地在两个不友好的异国他乡之间绝对漂泊。　　 　　　　 　　在他的２０００年的《不可思议的城市生活》中Mike Davis描述了生活在美国的墨西哥移民的困境。他描述了这些移民是如何跨越边境在墨西哥乡村和美国的种族社区间实现一种日常性的断裂生存。虽然移民们和家庭与爱人相距遥远，他们仍然通过发e-mail、打电话、Skype网络聊天以及大量的经济汇款(the “migra-dollars”)保持着与他们的亲密关系。Mike Davis在书中说道：“一种新的处在迅猛的有时是灾难性的全球结构重组背景下的社会再生产逻辑迫使传统社区在两个不同的定居存在之间平衡财产与人口”（注２５）类似形态的跨国网络和生存策略可以在欧洲被发现，尤其是在东南欧和欧盟外围地区（注２６）。 　　 　　故此，新欧洲移民制度的出现并不代表完全关闭与控制领土边界。该制度创造了一种新生事物——一种非常灵活的、可以高度任意地被使用的跨国劳动力。这一新生事物中最易受损害的部分被系统地剥夺了人权、资源和实现社会再生产的手段。　 　　 　　然而这并不是一场有意的策划。新欧洲边界制度是由被各式各样的政治代表和程序所裁决的大量互相冲突的利益、原则和“虚构”发展而来。既然在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和新移民制度的形成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那么任何完备的政治分析都必须考虑该联系。据称，为了提高国家经济全球竞争力，通常象其他北方国家一样，欧洲的议会制政府已经接受了必须执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建议。如果我们将移民政策视为新自由主义政治运动更大范围内的一个方面，那么我们就可以识别出许多博弈主体： 　　 　　政客、安全专家和智囊团等政治右派，特别是民族主义者和“法律与秩序”社会保守派，他们对非法移民较少容忍或根本不能容忍； 　　社会民主党党员和自由主义者，他们能够接受阻止移民流的国家行动，但是他们在强力警方搜捕和可见的压制性的边境控制前抱迟疑态度； 　　公司和小型商业团体由于直接受益于廉价的移民劳动力因此院外游说集团和官僚主义者便容忍于非法的不受监管的劳动力； 　　国内的工会组织，其成员对外来移民充满矛盾，有时支持反移民政策以“抵制”本国工人工资的下调压力，但（非常罕见）有时却动员保卫移民权利以团结非法劳工共同规范正规劳动市场； 　　人权非政府组织、进步教会和草根激进主义者，他们无条件地支持非法移民，但却基本上在政坛见不到影子。 　　 　　结论 　　 　　“边界的”欧洲在当代制造了一个“失业后备军”，这是一个来自马克思的著名概念。这必须被领会为一个裹胁了很多参与者和许多阶层的，被全球化的、充满冲突的进程所塑造的一个结果。就是说现实环境中的大多数奸商都是容易被识别的。剥削廉价移民劳力的公司和那些提供必要后勤服务——如跨国银行，长途运输，和长途通讯等——给移民社区的商号一道，从一明一暗两方面在这些跨国劳力身上大赚其钱。真正的反抗只能是移民自己在政治上组织起来并和当地草根团体和工会联合起来为争取不仅仅包括合法地位在内的联合行动中实现。面对并回应位于移民和非法活动背后的全球不公正和力量不平衡的提议必须被提上日程。并且每一次为扩展合法地位而采取的成功斗争都应当被看成是一个为巩固延续草根斗争之基础的绝好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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