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941年的一个夏日,波兰小镇耶德瓦布内中的一半人谋杀了另一半人:所有的犹太男人、女人和儿童,共计1600人,仅7人幸存。镇上的犹太人被棍打、溺毙、烧死,这一系列恶行并非出自抽象的“纳粹”,而是拥有真实面孔和姓名的人们,这些犹太人所熟识的人:他们过去的校友、向他们买牛奶的人、与他们在街上闲聊的人——他们的邻人。
这些“普通人”为何会突然心甘情愿地变成“刽子手”,并且将屠刀指向了他们的邻人?人类的兽性会在何种情况下被激发?究竟为何会有民族之间的仇恨?我们又该如何面对自己民族失败和黑暗的历史?
这是一段尘封了60年的惊人往事,也是所有民族自我反省的警钟。
波兰裔美国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杨·T.格罗斯发掘了这段被遗忘的历史,重新思考波兰民族在二战中所扮演的角色,更探索着人性中难以想象的恶。《邻人:波兰小镇耶德瓦布内中犹太群体的灭亡》一书曾在波兰激起了长达两年的关于波兰-犹太关系的集中讨论,波兰议会在图书出版后发起了对耶德瓦布内大屠杀的调查。波兰导演瓦迪斯瓦夫·帕西科夫斯基也受到相关讨论的启发,拍摄了电影《沉默的共谋者》。
根据耶德瓦布内大屠杀创作的电影《沉默的共谋者》
1949年1月8日,在耶德瓦布内,一个距离沃姆扎——后者位于波兰历史悠久的省份马佐夫舍——约19公里的小镇,安全警察扣押了15名男子。我们在一份文件中找到了他们的名字,这份文件有个不祥的标题:“清算报告”。它和许多所谓的“控制—调查”档案存放在一起,由安全警察保管,以便监控他们在每项调查中的进度。在被抓捕的人中,小农和季节工占多数,还有两名鞋匠、一名泥瓦匠、一名木匠、两名锁匠、一名信差和一名前市政厅接待员。他们中一些人是有家室的(其中一个是六个孩子的父亲,还有一个有四个孩子),一些人单身。最年轻的27岁,最年长的64岁。简单来说,这就是一群再普通不过的男人。
那时,耶德瓦布内的居民总共不过2000人左右,警察一时间拘捕了这么多当地居民,一定让镇上的人都震惊不已。四个月后,即5月16日和17日,贝莱斯瓦夫·拉莫托夫斯基及其他21名共同被告在沃姆扎的地方法院受审,直到这时,人们才对整起事件有了一些认识。起诉书的第一句话是这样的:“波兰犹太历史研究院向司法部寄送的材料描述了耶德瓦布内居民的犯罪行为,即参与谋杀犹太人民,该材料中的证词由施姆尔·瓦瑟什塔因陈述,陈述人目击了对犹太人进行的屠杀。”
犹太历史研究院并没有记录能告诉我们瓦瑟什塔因的证词是如何以及何时被递交至检察机关的。同样,根据庭审档案,我们也无法得知全部细节,比如,法院是何时知道耶德瓦布内所发生的事件的?为何这项指控延迟了如此之久?沃姆扎安全部的“控制—调查”档案提供了一些线索,但它们也不是很有说服力。无论如何,1945年4月5日,瓦瑟什塔因就向犹太历史委员会提供了他的证词。他的原话如下: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前,有1600名犹太人居住在耶德瓦布内,但战后只有7人幸存,他们都是被一名住在附近的波兰妇女维日科夫斯卡营救的。
1941年6月23日礼拜一的晚上,德国人进驻镇子。从25日开始,波兰居民中的一群地方暴徒就开始进行反犹屠杀了。其中的两个暴徒,瓦奇克·波洛夫斯基(也有可能是叫波罗夫维克)和他兄弟米特克,在犹太人的住房之间徘徊,其他暴徒则拉着手风琴、吹着笛子,以此来掩盖犹太妇女和孩子们的尖叫声。我亲眼看见这些刽子手杀害了夏基亚·瓦瑟什塔因、73岁的雅各布·凯克和埃利阿斯·克拉维基。
他们用砖块砸死了雅各布·凯克,用小刀剜出了克拉维基的双眼、割掉了他的舌头。克拉维基在极度痛苦中挣扎了12个小时才死去。
在同一天里,我还目睹了另一个可怕的场景。28岁的夏雅·库布日斯卡和26岁的巴西亚·比恩什塔因都抱着刚出生的孩子,她们看到刚刚那一幕之后,立刻奔向池塘,想要带着孩子一起投河自尽,以免落入那群暴徒的手里。她们将自己的孩子放入水中,亲手溺死了他们。接着,比恩什塔因跳入池中,立即沉入池底,库布日斯卡却在水中挣扎了好几个小时。后来在池边聚众围观的流氓们都目睹了她的惨状。他们建议她面朝下没入水中,这样就能淹死得快些。最终,在看见孩子真的已经死去之后,她更用力地将自己投入水中,终于死了。
第二天,当地一位神父介入了,他解释说,他们应该停止这场屠杀,德国人会自己处理他们需要处理的事情。他的话奏效了,屠杀停止了。从这天起,当地人不再向犹太人出售食物,这使得后者的处境变得极其艰难。与此同时,谣言四起,说德国人将会下达命令铲除所有犹太人。
德国人是在1941年7月10日下达这项命令的。
虽说是德国人下的令,但执行任务的是波兰流氓,他们使用了最可怕的招数。在极尽折磨和羞辱之后,他们将所有的犹太人烧死在一间谷仓中。在第一次屠杀和之后的血洗期间,下面这些恶棍最为残暴:施莱茨斯基、卡罗拉克、米特克·波罗夫维克(波洛夫斯基?) 、瓦奇克·波罗夫维克(波洛夫斯基?)、耶玛沃夫斯基、拉姆托夫斯基·博莱克、罗加尔斯基·博莱克、 施拉瓦·斯坦尼斯瓦夫、施拉瓦·弗朗齐歇克、科兹沃夫斯基·甘尼克、恰斯卡、塔尔诺齐克·耶日克、 劳丹斯基·尤雷克、拉茨齐·切斯瓦夫。
被纳粹德军占领的波兰街头一角
1941年7月10日早晨,八名盖世太保来到镇上,与镇政府代表开了一个会。当盖世太保问到,在犹太人的问题上他们有什么计划时,他们异口同声地回答:所有犹太人都必须死。当德国人提出,每个行业可以留一家犹太人的活口时,当地的木匠布罗尼斯沃夫·斯莱辛斯基(他当时在场)答道:我们波兰人的工匠够多了,我们一定要铲除所有犹太人,一个活口都不留。镇长卡罗拉克和在场的其余所有人都对他的话表示赞同。为此,斯莱辛斯基还“贡献”了他在不远处的谷仓。会议结束后,血洗就开始了。
当地的流氓们操着斧子、插着钉子的棍棒以及其他用于折磨和摧毁的武器,将所有犹太人都赶到了街上。他们选了75名最年轻、最健康的犹太人作为他们恶毒本性的第一批受害者,命令这些犹太人搬运一尊巨大的列宁纪念碑——那是苏联人建在镇中心的。石碑重得根本没可能抬起来,但在波兰人的拳打脚踢之下,犹太人不得不搬。在搬运石碑的过程中,他们还被要求唱歌,一直到他们将石碑搬到指定的地方。在那里,他们被命令挖一个大坑,并将石碑扔进去。之后这些犹太人都被杀死,并被丢入同一个坑中。
这些刽子手的另一项暴行是命令每个犹太人都挖一个坑,埋葬之前被杀死的犹太人,接着这些人又被杀死、被埋葬,如此往复。要想一一列举出这些流氓的残暴行径,简直是不可能的。在我们的历史上,我也再难找出能与之相提并论的行为了。
犹太老人的胡子被焚烧,犹太儿童在他们母亲的怀中被残杀,人们被往死里打,还被逼着唱歌跳舞。最后,他们开始了最主要的行动——烧。整个镇子被守卫保卫,以确保没人能逃脱。接着,犹太人被命令排成纵队,四人一行,一位90岁的拉比和一位屠宰师站在最前面,他们被要求举着一面红色的横幅。所有人都被赶入谷仓,还被命令唱歌。一路上,那群流氓像野兽一样殴打他们。谷仓大门附近站着几个暴徒,演奏着各种乐器,就为了让乐声掩盖受害者的惨叫声。一些犹太人极力自卫,但他们早已没了防御能力。他们满身鲜血,遍体鳞伤,被推入了谷仓。接着谷仓被浇上煤油并点燃,那群暴徒则四处搜查犹太人的家,寻找留在家中的病人或儿童。他们将找到的病人押往谷仓,至于小孩子——他们将小孩子的脚捆在一起,背在背上,接着用干草叉叉起这些被捆在一起的孩子,放在灼热的炭上烧烤。
大火过后,他们用斧头劈开尚未完全肢解的尸体寻找金牙,极尽所能地破坏这些“神圣殉道者”的肉身。
1938年,波兰也曾侵入过捷克斯洛伐克,其7TP轻坦开进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城市
对于瓦瑟什塔因证词的读者而言,事实已经显而易见:耶德瓦布内的犹太人因波兰人的暴行而被赶尽杀绝。然而,在当时,想要完全厘清他证词中的意思还是有些困难的。从他呈上证词到开庭审理这个案件,中间间隔了四年,对于这一点其实我也不是特别惊讶。从我本人在犹太历史研究院发现他这份陈述到完全相信和理解其中的真实性,基本上也用了四年。1998年秋天,我受邀为一位专攻波兰比亚韦斯托克地区战时历史的知名历史学家,托马兹·斯得泽姆鲍兹教授的纪念论文集撰文,于是我决定用耶德瓦布内的例子来描述波兰居民对他们犹太邻人的虐待。然而彼时我还没有注意到,在瓦瑟什塔因所描述的一系列杀戮和暴行之后,所有剩下的犹太人最终都被活活烧死于一间谷仓中。(我在阅读证词时一定以为这只是个假设性的比喻,并认为只有一部分犹太人是那样遇害的。)在我交稿的几个月后,我看了纪录片《我的哥哥该隐去哪儿了?》的原片。该片由阿格涅丝卡·阿诺德执导,片中他作为访问者之一,与布罗尼斯沃夫·斯莱辛斯基的女儿进行了交谈。这时候我才意识到,瓦瑟什塔因所陈述的每字每句都应该被严肃对待。
鉴于那本论文集尚未出版,我开始考虑撤回我写的那篇文章。然而,我最终决定不做改动,原样发表,因为耶德瓦布内故事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层面,即波兰人对他们犯下的骇人听闻之罪行的后知后觉。这起事件为何(或者也可以说为何没能)在包括我在内的战时史学家的意识中占据了一席之地?耶德瓦布内之后的三代居民在得知这些杀戮后是如何生活的?当这起事件成为公开的信息,波兰的全体公民会选择用什么方式披露它?
不论如何,一旦我们意识到那些看似无法想象的事情竟然真实发生过,历史学家很快就会发现:整个故事其实有详尽的记载,事件的目击者仍然活着,这起罪行的记忆在耶德瓦布内会代代流传。
《邻人:波兰小镇耶德瓦布内中犹太群体的灭亡》,[美]杨·T.格罗斯 著,张祝馨 译,三辉图书·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