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兰的改革历程以及对中国的启示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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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改革与中国改革有三点不同。第一是波兰改革以1989年为清晰的分界点，最有革命性的变化是开始了政治制度改革。社会主义市场化改革与政治制度转轨是两类不同性质的改革，社会主义市场化改革是保持基本制度不变而进行的经济改革，政治制度转轨则是从社会主义制度向一个新制度转变。换句话说，波兰与中国的不同首先在于，波兰许多经济改革从60、70年代就开始了，1989年后是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改革并举。 我始终坚信，如果改革措施能得到合理设计，民主化改革与市场化改革是可以相互协调的。民主政治在长期是支持市场经济制度运行的，因为民主政治可以有效纠正和制止错误的经济政策。如果经济政策效果不好，制定该政策的政治家就很可能在下次选举中落选或通过其他机制被更换掉。但波兰这15年改革历程也表明，在短期民主政治可能会给经济改革包括经济政策的制定造成许多困难。 第二点不同在于1989年后西方国家对波兰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转变。波兰在70、80年代就开始了市场化改革，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引入了一些市场机制。尽管不允许资本自由流动，不允许自由贸易、不允许外国货币自由兑换，但允许接受一些外国直接投资。我们通过外国政府的担保从外国银行获得的以及其他途径获得的外国直接投资，改进了管理，引进了先进技术。我们还希望这样可以提高工业生产，通过促进出口来偿还外债。但事实并不如愿。八十年代末波兰外债余额接近400亿美元。在外债强大压力下，向市场经济进一步改革呼声越来越强，在关于债务重组的谈判中，西方国家提出的前提条件是要求我们首先朝市场化和自由化方向深化改革。西方国家对制度转轨支持与推动对我们改革推进是有积极意义的。 第三点不同在于1989年后波兰开始了制度转轨，这可能是最重要的不同。改革的影响是深远的，我们还需要时间来对这些影响作判断，现在回答还为时过早。转轨(transition)意味着知道“从哪里来”和“要往哪里去”，正如从成都到北京，我们到达目的地，转轨就结束了。而改革（transformation），是知道“从哪里来”但不确定将往哪里去，再加上外部环境也在不断变化，因此我们不知道25年后中国的市场经济会是怎样的，中国改革的最终结果还是一个问题。相比而言，我们更有把握知道25年后波兰的市场经济会是怎样，我们希望加入欧盟,而加入欧盟之前与之后都要求国内的各项制度与欧盟相衔接，我们的制度转轨总体来说是朝着与欧盟国家相似的市场经济制度的方向迈进。波兰80年代改革因为缺少一个目标，缺少各方的协调，也因为政治集团的反对，并没有改进人们的生活而取得成功，后来政治家们与广大民众都认识到了需要进行根本性的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的转轨。 科勒德克教授认为转轨应该包括三个同时进行的过程：自由化与稳定政策、微观机制重构、制度建设。他指出在转轨之前，波兰等东欧转轨国家没有什么人认识到在市场经济中，市场在多大程度多大范围也是需要受管制的。波兰的改革，特别是在早期，深深地受到了“华盛顿共识”等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普遍认为市场化首要的是企业的自由化与私有化，自由化和私有化越快越好、越多越好，并且要紧缩银根，保持财政收支平衡，对税率及汇率加以合理管理调节，这样市场经济就可以获得成功。事实上在自由化和私有化过程中，波兰出现了大量的企业破产。私有化并不意味着成功，问题更在于如何提高管理质量。从长期看，私有经济确实比国有经济更有效率，是必由之路，但转轨决不仅仅只是自由化与私有化，还包括制度建设，必须制定新规则并且在制度上保证政府、市场各方都会遵守这些规则。因此，值得注意的是，市场化改革决不仅仅只是解除管制，它更是一种管制制度的重新建构，需要废弃一些旧制度，也需要创建一些新制度以培育并发挥企业家精神，包括明晰产权制度、开放经济、允许资本自由流动、开放自由贸易等。创建新管制的同时又可能会过度管制，从而可能抑制企业家精神、抑制投资与储蓄的意愿与信心。这里存在着风险，因而也使得制度转轨过程比较艰难. 相对于中国以外的其他转型国家，波兰的转轨还算是比较成功的。波兰在1994－1995年间成为了第一个GDP超过转轨前1989年水平的转型国家，现在的GDP是1989年的135%。波兰转轨初期衰退只持续了3年，从1989年中期到1992年中期，波兰GDP降低了20%，这与东欧其他转型国家以及苏联相比已经很不错了。同时，波兰的出口增长也是很显著的，2001年的出口额已经达到1989年出口额的三倍。 从通货膨胀的经历看，波兰的转轨历程确实艰难。波兰的转轨正是因为原来的市场化改革无法控制通货膨胀、稳定经济而导致在1989年后期陷入了“短缺型通货膨胀综合症”。“短缺型通货膨胀综合症”是指通货膨胀与短缺相伴随的一种现象，价格不断上涨的同时需求却因供给短缺而未能得到满足。1989年上半年波兰的通货膨胀率高达160%，同时供需缺口越来越大，人们购物排队时间越来越长，整个经济失去了活力。波兰市场化改革失败的原因很复杂，其中最关键的是无法忍受的短缺型通货膨胀。这种短缺以及自由化改革与稳定政策的缺乏共同造成了波兰在转轨初期的恶性通货膨胀。 波兰十五年转轨历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1990－1993、1994－1997、1998－2001、2002至今。这个划分方法与政治制度是相关的，根据波兰宪法，大选是每四年举行一次，一般每四年政策就会有些变化。波兰多数政党都赞成市场化与加入欧盟，因此转轨总的方向是市场化，民主化，融入世界经济、加入欧盟。1990－1993这一阶段一般被称为“休克治疗阶段”，我认为实际上是“休克但无治疗阶段”，缺乏稳定性政策相配套的激进改革导致了许多无谓的损失。在第二个阶段（1993－1997），即在我任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期间，开始更多地关注制度建设，包括重新定位政府角色，制定产业政策与贸易政策，改进微观经济管理机制，也包括继续一些80年代就开始的改革措施。相对于其他东欧转轨国家甚至整个欧洲，波兰这一阶段的经济发展速度都是比较快的，GDP累积增长了28%。第三个阶段决策者实行了严厉的紧缩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给经济过度地降温，于是经济增速减缓，到了2001年GDP增长率降到了1％。2002年开始了第四个阶段，我在2002年七月再次出任副总理兼财政部长，2003年GDP的增长率是3.7％，今年的增长目标是5%，并且我相信在今后几年可能会继续保持5%增长率。 转轨过程要尽力避免出现大量失业人口，这也是波兰可供中国借鉴的一个经验教训。从波兰的转轨经验看，自由化、稳定政策以及微观机制的重构往往会带来大量的失业。转轨需要关闭一些企业并将工人转移到新的产业，而且随着企业技术、管理的改进以及工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企业需要的工人可能会越来越少。在波兰，根据经验，如果GDP的增长率低于4%，失业率就会增加。再者，转轨时期政府没有财力来补贴失业工人，失业既是经济问题也是社会问题。在第一阶段，受“华盛顿共积”支配进行的自由化过程中，出现非常严重的经济紧缩，4年间就业量总共减少了15%。在第二阶段，失业率从1993年接近17%下降到1997年的9.6%。第三阶段就业量累积减少了6％。在第四阶段，在政策的作用下，失业率开始逐步下降。 十五年艰难转轨历程是否会为我们未来生活带来福音呢？我认为答案是肯定的，但这在很大程度上仍将决定于政策。除了自由化、私有化与制度建设，政策也是很重要的，中国与波兰的改革经验都验证了这一点。政策不仅受经济理论的指导，更受政治冲突的影响，是利益集团冲突、妥协及合作的结果。波兰转轨最深刻的一条经验教训是，我们往往忽视了促进发展的经济政策，而只寄希望于“看不见的手”即市场来自发调节。问题在于，市场自发调节往往是不足的。 林毅夫教授提问：第一个问题，相对于其他东欧转型国家，波兰的转型初期的衰退比较小，我想问的是，这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波兰在转型初期没有大量私有化大型国有企业？第二问题，相对于中国，波兰的市场机制应该说是更完善的，但中国却在最近25年保持了GDP年均增长9.4％，而且我相信中国在未来一二十年内还将继续保持至少8％的增长速度。您认为波兰是否也能在未来一二十年保持这样的增长速度，即7-8％的增长率。 科勒德克教授回答：波兰现在的私营经济占国民生产总值的份额大约是80％－85％。与其他前社会主义国家不同的是，波兰在1989年转轨前夕，其私营经济已有一定发展。波兰1989年GDP有20％是来自于私营经济，其中15％来自私营农业，另外5％是来自于工业、服务业等小规模私营经济。波兰大规模私有化是发生在1995－1996，这一阶段约10％国有资产被私有化，2200万公民参与分配这些国有资产。波兰私有化的另一种方式是股份上市私有化（Initial Public Offers），即国有企业先进行股份制改造，然后通过资本市场将这些股份出售给个人、机构投资者。 转轨过程我们确实剥夺了许多工人权益，在转轨的第一阶段，我们制定了严厉的基于工资的税收制度以惩罚国有企业提高工人工资，这种税收制度希望通过控制工资水平从而控制通货膨胀。对私有企业则没有这个规定，于是工人开始罢工要求更快的私有化，因为他们只想到企业私有化后工资可能会提高，而没有想到可能也会面临失业。还有一种私有化的途径是通过资产清算来私有化，缺乏竞争力的国有企业通过资产清算以出售、配给、转让、并购等方式私有化。因为大多数的国有企业都是债务缠身、管理混乱，濒临破产，政府急着把它们卖掉，有时仅以极低的象征性价格出售。企业的管理层也支持私有化，往往管理者在低价收购了这些国有企业后，改进管理很快就能获得利润。政府也迫切需要从私有化中融资，因此也要求出售国有资产。但政府不能将国有企业平分给全国人民，企业管理要求有战略投资者，在波兰这样一个开放的小国，资本市场欠发达，往往只有外国投资者才能成为战略投资者，因此大量的国有资产打包卖给外国投资者。现在波兰的银行80％的资产是外资所有，这在带来了很多好处的同时，也使得波兰的银行系统对中小企业扶持无力。在此，我建议，不要允许过多的外国投资者成为私有化中的战略投资者，应该多样化机构投资者。和中国的情形相似的,波兰现在大部分的私营经济不是从国有资产私有化转变来的,很多是从80年代市场化改革中发展起来的中小企业、家族企业。80年代的市场化改革为后来的转轨培育了企业家精神，这也是波兰比其他东欧转型国家及苏联发展得更好的一个原因。 对于第二个问题，我认为年均7-8%增长率对波兰是不大可能的。但在我执政期间（第二阶段）波兰四年的平均增长率达到了6.4%。考虑到波兰拥有高质量的人力资本、现有的政治制度以及转轨本身带来的变化，如果在合理的政策指导下，5-6%的增长率应可以持续几十年。当然现实政策往往并不完全合理。 姚洋教授提问：您在演讲中提到，民主政治在很多时候并不会形成好的政策，假如您可以重新设计波兰的改革，您是否会另作选择，即保持政治制度基本不变，改革经济制度。 科勒德克教授回答：我还是会选择同时进行市场化改革与民主化改革。首先，民主本身就是有价值的。当然民主政治也是有很多问题的，短期来看它可能会出错，譬如民主选举并不保证一定选出最合适的人，言论自由也意味着有说谎的自由，公众舆论有时也可能出错，而议员往往遵循公众舆论行事。在民主政体中，政策的制定往往要经过耗时反复的讨论、辩论，最后形成的政策往往是各方政治力量的妥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