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在东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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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1989，中国人“远征”东欧 苏联东欧地区对中国人来说，虽属近邻，却一度远比天涯。 曾经是“同志加兄弟”，转眼就变成了“头号敌人及其仆从”。先是辩 论对骂，后是兵戎相见，无形的一道铁幕，使两方老死不相往来。中国改革 开放以来，出国“热”持续升温，美国、加拿大、西欧、日本、东南亚、澳 洲、南美、塞班岛??唯独不能去被誉为“地绿中心”的东欧苏联这一大片 地广人稀的地区。亚欧大陆悠久的“丝绸之路”，一断就是 20 年！ 人们害怕。 识字的中国人合书闭目，眼前立即浮现出一幅图画：白的是雪，黑的是 面包，还有疯人院、克格勃、坦克和熊。 山不转水转，原则随着时光转。 80 年代后期，双边互称“同志”了。 先是东欧各国党政领导人，最后是戈尔巴乔夫本人，陆续到了北京。酒 杯双碰，相逢一笑。百姓们被告知：过去的让它过去。 　　就在这时，西方各国因 1989 年北京事件对中国人关紧了栅栏，而苏东铁 幕四面洞开，中国人近水楼台，“出国潮”立即转向了苏东地区。短短 3 年， 去苏东地区的中国人远远超过了 14 年中去西方各国的总和！ 人们称此为“苏东波”——苏联东欧之“波”。 （一）出国潮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一曲充满忧郁和希冀的《橄 榄树》，载着东方古国的丝绸、珍珠、风油精，随着趟趟爆满的国际列车， 传入了蓝眼睛的世界??有人为了欣赏“天空飞翔的小鸟”，更多的，则是 为了追求能在这个星球上横冲直撞的美钞?? 　　中国与苏联东欧关系全面正常化后，首先是扩大经济和教育文化交流。 最先看到庐山真容的是政府官员和公派留学生，而因私到这些国家的大流源 头在哪里呢？ 应当说，先尝禁果的人是勇敢者。 　　最早持因私护照到东欧的是一批探亲访友者和路过东欧去西欧的自费留 学人员。首先吸引他们的是匈牙利和波兰，懂俄语的去了苏联。 　　王君是 1987 年自费到奥地利留学的中国某市郊区人。物价昂贵，在奥国 生存不易。王君 1988 年因买不起飞机票而坐火车取道布达佩斯回国。那时的 布达佩斯街头出现一个亚洲人都容易引起围观，人们问王：“你是日本人？ 你是南韩人？”一听是中国人，人们就肃然起敬。何也？中国改革得早，加 上中国敢于反对前苏联霸权主义，而这些国家的前领导人大都亲苏，所以， 东欧人民对中国有良好的印象。他们觉得中国人有骨气。 　　王君在举目无亲的情况下，很快结交了不少友好的匈牙利人。他们提供 条件不错的住房，只收很低的房租，王君把一些没有送完的礼物，如清凉油、 风油精、丝绸衫、珍珠项链等拿到自由市场去卖。回忆当年，王君笑了：“我 从来没做过生意，也不知家里人给我买这些东西时花了多少人民币。嗨，就 瞎卖呗！清凉油、风油精一个卖 1 美元，项链每条卖 15 美元，绸衣服卖 60 　　 美元。一天就卖完了，总收入 860 美元，全部东西只有一个小包。” “我简直觉得在做梦！”王君如今是一个商店老板，他的外国妻子当经 理，而他还在读书。王君继续对笔者说：“卖完了货我从梦中笑醒，我要回 家，买了再来卖，可是持中国护照回去了就出不来了，我的匈牙利朋友一个 上午就把三年居留证，也就是人们说的黄卡送给了我。我回到了北京，立即 把美元换成人民币，到自由市场批了 10 包货。莫斯科的朋友帮我买的火车 票，从北京到匈牙利只相当于两条牛仔裤的价钱。我就一个月一趟来回跑。 除掉一切费用，每个月光靠跑单帮可以挣二万多美元。我主要卖珍珠项链、 电子表、打火机和砂洗衫，这些东西很轻，利可十倍翻。几个月以后，其它 收入也就多了，我就不愿来回折腾货了。” 　　到后来他为什么不做货的买卖了呢？不便问他。据他的朋友讲，他后来 就不贩货，而是“贩人”了。 （二）“人贩子” 　　护照能在发展中国家成为商品，“人贩子”自称促进了国际交流大循环。 靠赚同胞的血汗钱成为百万“大款”，他还要感谢国家的护照制度??世人 都说出国好，个中悲苦天知晓?? 　　读者或许要问：人也是可以“贩”的么？问题不在于合法不合法。资本 来到这个世界，每个毛孔不是滴血也是滴脓的。中国人想要出国的何止一千 万！出国的目的有留学、工作、探亲、访友，只要有国外来的信封，里面装 有一纸担保、邀请什么的，等一个月就批下了护照，最短的只要几天。只要 有关系，在中国好像没有办不成的事。王君先向朋友中间发这些邀请书，每 位收 1000 美元，朋友的朋友收 2500 美元至 3000 美元，而每份邀请书“成本” 在 10 美元以下。到 1989 年 6 月，王君每个月要办近 100 人。按地划分的价 格如下： 一类地区：福建、浙江、广东每位 6000 至 1 万美元。 二类地区：上海、东三省 3000 至 6000 美元一位。 三类地区：北京和内地其它省份每位 2000 至 3000 美元。 注：这是到匈牙利的价格。 读者又要问：这么高价，有多少人要买邀请书呢？ 福建一位“蛇头”（专办出国手续生意的经纪人）说：“在三明地区、 温州地区、青田县，每个乡要出国的人就不止 200。北京要是放开了，至少 有 10 万人要出国，要是国内申请护照容易，我就没饭吃了，所以，我要感谢 现在的出国管理政策。” 　　王君于是就开办了正式的“国际人员流通”业务。他是在几个月暴发成 百万“大款”的中国人。他所办的人都要按他的清单带十几包货到匈牙利， 以两倍的价批给他，而他再以四倍的价批给匈牙利等各国商贩。每个人到匈 后仅把货一批，就赚回了办出国的部分或全部费用。王君还利用当地关系， 为这些人办白卡（半年至 1 年居留）、黄卡（1 年至 3 年居留）和蓝卡（6 年至 15 年居留权，即移民卡）。办这些“卡”又是无本万利的生意。 “办人”是否违法？中国驻某国三位不同级别外交官的回答是：“很难 说这是合法的，但也不能说这是违法的。他们（蛇头）能弄到所在国一切真 实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合法的工作，探亲邀请，而且有公证章，是花了代价 的，至于收人多少费用，完全是愿打愿挨的。凡是这类事告到我们这里，我 们是不受理的，这是所在国法律的事。” 　　不管怎么说，王君现在手持多国护照或永久居留卡。除了在赌场输了十 几万美元（王君如今发誓不再赌了）外，买了几处房产和两个铺面，汽车、 游泳池、社会组织头衔什么的，都有了。银行存款这辈子不出灾祸是用不完 的。由于他拿出钱来赞助过国内家乡小学，县里把这个小学的名字也改了， 还要把他选为当地政协委员。“有了钱，就有了名，没钱，华侨回国要挨白 眼的。”曾是读书人的王君提醒不开窍的访问学者说，“我原来也和你们一 样安贫乐道，只想学好专业，科学救国，多天真！谁救你？现在，我回去也 是个外商，处处受到款待，要是混不好，回去以后，当个典型，宣传‘优越 性’、‘母亲的怀抱多温暖’。那滋味没尝过，却也听说了不少。” （三）“黄祸又回来了！” 　　成吉思汗，一代天骄，令欧洲人谈“黄”色变。几百年过去了，欧洲人 又惊呼：“中国人一夜开来了几个师！”?? 　　早期像王君这样发大财的华人为数约有百十来人。这些人现在大都进入 西欧、北美，买房置地开餐馆，或像王君这样的读书人还想读书。有些暴发 户把这些来得容易的钱全部或大部扔进了赌场。 1991 年 4 月以前进入东欧的中国人无论大财小财，应当说都是赚了钱 的。勤劳、聪明的中国人，在有人的地方就能活。回国后不用吹，腰缠万贯， 哪个不服？个中秘诀，不便多问，“贩人”贩货，促进了国际交流，至少是 大开了数万中国人的眼界。这些人大都取得了国外居留权，可以自由往返。 在这些原来都不富裕的国家，他们的社会地位是凭金钱、汽车和其它财产说 话的。 中国人涌入东欧的动力之源，就是对国外发财的向往和能赚钱立足的客 观条件。促进这股大潮向前的是像王君这样的中外“蛇头”。东欧“国际倒 爷”和东欧在中国的留学生，也都在幕后制造了一份份合法文件。这些文件 使中国各地公安局护照科门口排起了长长的队伍，使北京至莫斯科的国际列 车票成百倍的涨价，使中国人成群结队地出现在东欧各城市的街头。东欧一 家报纸惊呼：“中国人一夜开来了几个师！”少数复活的当地法西斯分子狂 喊：“黄祸又回来了！” 　　据权威人士估计：从 1989 年年底到 1992 年 3 月底，中国因私到东欧列 国的人数约有 6 万人——一个整兵团！比这个数字还要多的人到了前苏联（今 俄、乌等国）。 　　冲在这股出国潮排头浪的有一批学生、学者，他们的目的地不在东欧。 据匈牙利《人民自由报》报道，他们是由于“政治迫害”而以到东欧的名义 去西方寻找“自由”的人士。但笔者在东欧一年多，竟没有遇到一个这类中 国人。再则，能领到出国护照的人，还有政审一关要过吧。倘有政治原因， 谁也不敢斗胆发出境卡。 　　 （四）条条大路通罗马 　　据说天上有一位仇视人类的恶神，为了看到人类相互残杀、血肉飞溅， 就通过种种魔力，使人间产生了金钱。金钱对人类的诱惑力是人所共知的， 而在今天的中国，走出国门的诱惑或许比金钱还要大??国外遍地是黄金的 梦幻，使许多国家的边境线上越来越多地印满了中国人的足迹??。在那一 行行慌乱蹒跚的足迹之间，洒落着点点斑斑、令炎黄祖宗羞耻的心泪和热 血?? 有一部分华人到东欧的目的是转道去南朝鲜、南非这两个与 7 7 中国没有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东北地区的朝鲜族人去南朝鲜探亲做买卖 不能取道北朝鲜，而东欧几个国家和原苏联与南朝鲜有外交关系，可办进入 南朝鲜签证。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 1992 年 8 月 24 日中国和大韩民国建交为 止。 　　由东欧转到西欧的主要是中国南方浙江、福建、广东等地的人士。这中 间有花钱买合法入境手续的，大部分则是有组织地偷渡进入意大利、西班牙、 奥地利等地。也有进入西欧后因吃不了打工之苦又折回东欧做小生意的。曾 在国内当了五年记者的小谢就是其中一个，他回忆偷渡时的情形是： 蛇头把他和其他 6 位偷渡者带到原南斯拉夫与意大利交界的小镇。两天 后的一个晚上，蛇头命令众人把大行李都甩掉，只带一个小提包，坐上一辆 封闭的大卡车，绕过关卡，下车爬过两座山，躲过几队巡逻兵后冲下一个山 坡。这时，天已有点亮了，蛇头指着山下说：“下面就是意大利！你们快冲！ 过去就好了，不远有一个小镇，你们按这个号码打电话，就有人开车来接你 们去罗马，万一没人接，就花几个美元搭车，反正条条大路通罗马。” 这位小谢当初是被蛇头吹昏了头而偷渡到意大利的。他吃不了打工之 苦。痛定之后，也当起了蛇头。当时，他专门在匈牙利组织华人办进入南斯 拉夫的签证。1956 年曾经为纳吉避难的南斯拉夫大使馆，面对匈牙利人引为 骄傲的英雄广场，而在巨大的艺术塑像四周，每日要汇集百十位来自东胜神 洲的偷渡者。他们三五成群，低头不语，在类似小谢那样的蛇头的带领下默 默地排队等候签证。对他们来说，南斯拉夫离他们想象中的西天极乐世界只 有半步之遥了。 由东欧进入西欧的偷渡之路苦状莫名、险象环生。偷渡者夜间行车，司 机不敢开大灯，走的又是僻乡山路，一不小心，车翻人亡。不期遭遇边防军， 捉住了搜身审问，受尽奇耻；胆大的无视严令，拔腿就跑，不出几步，就在 边防军警枪弹之下非死即伤。 　　由西方折回东欧的华人声泪俱下地介绍他们的悲惨经历，也使一些原来 准备偷渡西方的华人改变初衷，就地“淘金”，使东欧华人与日俱增。直至 今日，“东欧热”仍未冷却下来，成千上万来自各行各业的中国人，来到了 这片陌生的广阔天地，开始了新的营生。 　　 第二章 淘金谱 （一）龙有九种，种种各别 　　在中国活得无忧无虑的人只是想出国观光，而那些要背井离乡出国谋生 存的总有一些“伤心事”。??还有的，是为了“躲事”?? 　　这里不包括因公出国的外交人员、国营公司干部和公派留学生。持咖啡 色因私护照到东欧的中国人有以下几类： ●因去西方不能入境而滞留的中国人。中国外交官称之为“滞留者”。 ●以留学名义出来的。 　　●以受聘工作名义出来的。其中包括“公派自费”，即持因公护照以公 费名义，实际上是自费的人员。 ●以探亲访友名义出来的。 　　●以私人名义实为国内公司或机构公费派出的少数人。如国内某大公 司，在办理劳务护照时为本单位干部也办下因私护照。这类人员又称“公费 自派”者。 到东欧这些国家干什么呢？观光旅游是极少的，大多数人是来谋生的。 谋生的生计大体是： 一、开办公司，做批发零售中国产品的生意。真正运转起来的中国公司 只占极少数。在东欧各国注册的中国公司（有限公司或无限公司）有数千家。 其中在匈牙利的就有 1000 多家，在独联体各国有千余家。注册公司的费用不 等。就注册资本来说，无限公司无底限，有限公司在罗马尼亚要 2000 多美元， 匈牙利要 7000 美元左右，捷克和斯洛伐克也是如此。注册费（包括律师费、 咨询费）1000—2000 美元不等。在边远城镇申请注册比在大都市申请速度 快。相比之下，比在国内手续简单多了，所需资本也少多了。有人是为了解 决当地居留身份而注册公司的，注册后并不运转的公司占大多数。中国人公 司名称也有特色，叫“X 龙”的有很多。已知叫“长城”的公司有十来家。 二、做小买卖。自由市场是唯一可以摆摊的合法场所。华沙、布拉格、 贝尔格莱德、布达佩斯等城市有“跳蚤市场”的地方就有中国人，这是大多 数中国人，尤其是操北方话的中国人主要的谋生职业，无论他们是以什么名 义出来的。 三、办人。西方称之为“办理出国手续经纪人”，中国北京人贬称为“人 贩子”，中国南方叫“蛇头”。蛇头自称“做人头生意”。职业干这一行的 多半是浙江、福建和黑龙江同胞。职业办人者实际上是较守信用的。他们有 完整的国内外配合机制。如：办一个某县某乡的某一个人，国内手续如乡村 证明，县市公安局，省公安厅关系，翻译文件，到北京订票或办过境签证全 包；国外完整的合法文件及公证、认证手续的办理，出国后的接机接车、住 宿、转往目的地的接应，也都包揽无遗。全包下来的费用是 6—10 万人民币。 人到目的地，电话通知国内付款，交款人也是守信用的。或者是部分承担责 任制，如：只办国外全部手续是一个价，人到莫斯科是一个价，到布达佩斯、 华沙和布加勒斯特又是一个价，转送到维也纳又是一个价。送到意大利、法 国、西班牙是高价，最高达 12 万元人民币。有送到美国的，价更高，据说在 3 万美元左右，最高达 4 万多美元。 　　四、办餐馆旅馆。中餐馆在东欧是近几年由无到有的。最初只有在莫斯 科的官办合资的“北京饭店”，布达佩斯的“四川饭店”等。到 1992 年 3 月，东欧各大都市都有了规模不一的各式中餐馆、中国快餐厅，连边境小镇 都有了中餐馆。捷匈边境、匈奥边境、匈罗边境都有了中国餐馆。从 1992 年元月开始，布达佩斯这个只有 200 多万人口的城市，平均每个月就有一家 中餐馆开张。与餐馆类似的中低档旅馆，服务对象主要是中国过往行客和一 时找不到房的初到者。如莫斯科的“乌拉尔”、“爱华”、“花都”旅馆， 布达佩斯的“欧亚”俱乐部，罗马尼亚的“中国之家”等等。这些中国人集 中的地方也是中国人的信息中心。 　　五、代理商。有国内背景的中国人为国内国营公司或行政单位开拓市场， 收揽信息，代办贸易或投资业务。这类人员本身素质要求较高，必须深通外 语且有较强的业务能力。这类人员数量不太多。 　　六、留学。以学语言为主。东欧各国都在使用自己的民族语言。苏联解 体后，独联体各国也逐渐扩大其民族语言的使用范围，连几百年不用的“死 语”也复活了。中国人到东欧正式读学位是相当困难的，只能先在语言学校 学几年，再进大学预科。 　　七、打工。在东欧国家企业打工几乎是不可能的，主要是在中餐馆、华 人公司或旅馆打工。 八、跨职业者。边留学边做小买卖；贩货贩车票兼“贩人”，“合法” 事与“不法”事同时干。在国外，为了生存，靠各种方式谋生，是正常的， 也是常见的。 九、卖艺。中国的艺术家也常出现在东欧街头，作画卖画、剪侧影像、 拉二胡、吹笛子、表演武术、练气功、玩杂技、演魔术，个人团体都有。1991 年一次自发的国庆联欢会，部分艺术家（包括电影导演、歌唱家、相声艺术 家）随便就能推出一台高质量的演出。难怪有人说：没一两手的人是不敢出 国的。专门在街头卖艺的人不多，但影响很大。精彩的中国民乐演奏和中国 国画很受东欧人欢迎。 十、开办诊所。中医针灸、按摩在东欧有一定市场。东欧不像西方那样 难领行医执照。最早到东欧办诊所的是东北地区的单位或个人。不少中国外 交官也请当地中医看病。 十一、无业者。这些人在国外怎么活命？读者不用为他们发愁，他们中 有人带出去的钱足够活几年、活一辈子甚至几辈子。他们先等等看，买下房 产，买下移民身份，有的甚至能更名改姓买下不止一个国家的护照，或问他 们钱从何来，别人谁都不知道，但谁又都明白。被采访的一个地地道道的中 国同胞，外语一窍不通，只知他一个很普通的洋名字。他自己无意中说出： “老子这辈子不愁没钱用，谁敢与我过不去，别说在国内，在国外老子也有 办法收拾他。”有一部分是短期无业者，走走看看，混不下去，再回国。他 们也有一句口头语：“我的优势在国内。” 　　十二、贩毒者和为娼者。这已是公开的秘密了。据驻某国使馆的官员讲， 当地警方已向他们多次照会，并提供了从华人手中搜出的毒品证据。关于卖 淫者，公开的占少数，主要在各大都市的夜市或旅馆中出现。暗娼只有从嫖 客的口中或警方的口中才能略知一二。另外就是“业余”的，边做事，边卖 淫。至于生活无着落、安全没有保障、不断与人“膀肩”（同居），给“大 款”干“全活”的女子，不在此列。 　　 （二）华人百态图 　　仿佛在一夜之间“几个师”的中国人就从海、陆、空同时登上东欧的国 土，并且非常迅速地在东欧挖掘了网一样的“商城”沟壕。尽管许多“城堡” 都是几个哥们和姐们“凑份子”从蓝眼睛人那里租借而来的，参加“商战” 的武器也多是一些中国大铁炒勺和针灸的银针??然而，这“几个师”的战 斗力却是不可轻视的。元帅的心只能有一颗，元帅手下的士兵却是同吃一种 米，长着不同心?? 　　苏联东欧本来与中国是联成一片的社会主义“兄弟国家”，但 20 多年不 相往来，近两代人无法了解沟通。苏联东欧政治变质后，经济大滑坡，人民 生活水平一落千丈。为什么人们知道这些国家并不富裕也要去“闯一闯”？ 为什么占 99％以上的人根本不懂这些国家的语言、文化、历史，也敢去这个 陌生的世界？应当说，几万个人出去有几万种原因。笔者总不可能写出万般 情由，只能将所采访之几斑以充全豹。为信守诺言，故将被访者真名隐去， 按字母顺序把其真事列来。 艾君。36 岁，北京市个体户。 　　“我在中国什么都有了。”艾君不无自豪地谈起他在北京的房子、财产 和铺面。他出国时连自己的报关表都是别人代填的。1990 年中国治理整顿期 间，他的个体商店商品积压严重，不知是哪位官家没有侍候到，有人告他一 个“偷税”罪。“我的确不知在红桥哪些事是合法，哪些事是违法。人情做 到家了，百事通得过，哪一个环节忘了打点，罪名就来了。”他没有多谈自 己，只是抱怨“贪官”无厌，“反正，这几年挣的钱两辈子也花不完。罚完 了，老子不干了，花 2500 美元到国外看看，也不枉为人一世。”艾君出国较 晚，错过了贩运黄金期（1988 年至 1991 年春）。出国一趟，没赚到钱。回 国重操旧业，幸逢允许胆子更大一点，日子仍然红火。想起他在华沙、布拉 格、布达佩斯所吃的苦头，艾君说：“我再不出国了。” 毕君。28 岁。她是内地某省某研究所的工程师，77 级大学毕业生，82 级研究生。“我出国完全是为了解决两地分居问题。”她莫不伤心地谈她的 过去。毕君的丈夫在上海工作，两人是下乡插队时患难之交。“进上海比出 国难多了！”她这样说。毕的丈夫在上海某图书馆工作，公婆都是“永久牌” 病号（毕君笑语）。丈夫不能离开上海调到外地，媳妇又不能尽半女之心。 调到上海是登天之想。于是，她通过“关系的关系”，买到了一张“单子”， 来到了华沙条约签署地。她曾天真地想凭自己的计算机专业在国外可以发挥 专长，再接丈夫公婆出来。这样，她就借了一万人民币自己先行一步。到了 波兰，头都晕了。这里的失业率远远超过了中国，找事做谈何容易！她终于 改了行。“我总要赚回一万人民币才能回国呀！”她先摆摊，不会算账，看 不住货，被偷的货值比利润还多，她只好与一个台湾老板“膀了肩”。老板 倒是没有亏待她，没让她只当“朋友”，而是发挥她的专长、让她做计算机 生意（后文“港台商人在东欧”有补）。这个老板也姓毕，在酒宴中众人称 她“毕太太”，她是坦然答应的。 　　毕君没有忘记她的家和她的同类。笔者采访她时，她还含泪谈起她不久 前一次感想：“上个月我和毕先生到布达佩斯，看到自由市场上的中国小贩 　　 有不少是国内教师、医生、工程师，我意识到已有一批知识分子就像我一样， 如水土一般流失到国外。出来了，谁愿没混出点名堂就回去？就当泼出的水， 谁会可惜。” 　　蔡君。33 岁。他可没有毕君的“觉悟”。蔡也有大学文凭，但一听就知 道是买的。“在中国哥们儿没有办不成的事。”蔡君如是说。蔡君在东欧三 国有房产。他自称在国内做过房地产，是内行。蔡君文化水平不高，但对知 识分子还比较重视，见人戴眼镜或谈吐文雅一点，就说：“你给我干吧，在 国外你有文化，有能力，我有钱，绝对不亏待你。”笔者曾好奇地问一句： “你的钱怎么出得来，国家不是严格控制外汇出境吗？” 　　“你真是个书生。”蔡君说：“你知道我是怎么骂海关的头吗？敢查我 的包的人还没生出来呢！再个，有钱还怕买不到一切？” 　　笔者听不下去了，问他：“没有中国你还能牛气吗？你大概是最有资格 说好字的人呀！” 　　蔡君不这么看。他答：“要是没在中国，老子现在可能是个博士，说不 定也是一个包玉刚呢。当年我上学时，娘老子靠边站了，现在老子上学又太 老了，老子的老子知道自己有愧，才不得不做点补偿。说不定将来谁靠谁呢！” 蔡君是很聪明的，也是勤劳的。他有雄厚的资本，特别注重网络人才， 目前麾下有健全的人马班子：英、德、俄语三个翻译，还有专门对付东欧黑 手党的保镖，有会计、秘书，有专门的律师和所在国代理商，他的努力已从 国内延伸到国外。自己又不到外面嫖赌。房地产在东欧是大有作为的。蔡君 是真正赚了外国人钱的东欧华人中的一位。 　　戴君今年 50 岁整，衣整貌端，颇有东南亚实业家的气度，原是江南登了 报的“农民企业家”。他是东欧新一代华人中年龄较大的。戴君出国，完全 是为了一封信，他称之为的“诬告信”。 80 年代初，戴君平反了（笔者至此死也想不起他所讲的平反原因，反正 是平反了）。他由 S 市到 W 县承包了一个纺织厂，几年之中享誉海内外。戴 君是拿得出国内外报道文章和图片证明这一点的。 “后来，我也有了钱、房子、汽车。老婆比我小 20 岁，受不了我天天在 外谈业务，给伊 20 万，留下儿子放回大城市了。就在去年春节，上面派人来 调查我的经济问题。其实，写匿名信的字我一看就知道是啥人写的。我也不 申辩，一个报告写上去，阿拉不干了，就让伊来当厂长好啰。斗来斗去没意 思，急流勇退，见好就收。今天政策说你是致富模范，明日领导说你‘有问 题’，上半日大干快上，后半日冒进无功。罢了，交给朋友两万美金，买了 本汤加护照，到南洋兜了一圈，看不到太大的发展，就到匈牙利来了。我想 在这里办个厂。” 　　戴君也是有代表性的东欧华人。类似的笔者也采访了几位，他们经历过 运动，处世待人比较慎重，出示他国发的护照时可看到名字都是改了的。在 中国，他们是有人所称的“中产阶级”，有事业心，有各种正常的欲望，有 共同的担心。他们大都想凭过去的干劲，重振雄风。 　　易君，22 岁，是年轻漂亮的原机关女干部，大学毕业。出国原因也是最 简单的。小易过去的男朋友是外交随员，在非洲某国，一去两年。小易的娘 家住房狭小，哥嫂侄子一大群，娘家是住不成的，单位集体宿舍另一位女同 事的丈夫也是天天来会妻。“实在没辙了，我就出国了，我没花一分钱，是 朋友帮我出来的。”如今，她与这位朋友同居了。因为国内普通机关干部如 　　 无一技之长者，出国谋生最难。要不是这位朋友，她靠什么过活，靠谁来保 护？她的这个朋友是个实实在在的忠厚人，他一人天天出来摆摊，卖的钱回 来全部交给小易。后来匈牙利驱赶华人，他们转去了捷克。 　　范先生和范太太都是福建某县的乡村中学教师。福建人出国很难，要出 国的人也最多。他们到东欧是过路客，真正目的是到意大利、西班牙或其它 西欧国家去打工。在国内他们听人说在西方打工也能赚大钱，意大利、西班 牙是有可能解决居留身份的西方国家，而且在西方中餐馆很多。范氏夫妇依 仗身强力壮，幻想有一天也能以爱国华侨的身份重修他们原来的校舍，或许 那个学校也能改名为范氏中学。他们有 2 万人民币存款，又借了 10 万，跟着 成千上万偷渡大军于 1990 年进入意大利。“实在受不了啦！”范太太满眼是 泪水，哭诉在意大利老亲戚的餐馆里受到的苦难。她在意大利怀了孩子，可 是老板（她的叔公）还让她干重活，不干的话就意味着没饭吃没地方住，实 在不行了，他们来到了匈牙利。孩子没满月，夫妇两个就到自由市场摆摊。 中国南方人真是能吃苦，他们在市场极萧条的情况下每月能净挣 800 美元。 可是，匈牙利 1992 年新年开始，不给中国因私护照延期。他们的孩子虽然出 生在布达佩斯，警察就是要赶他们走。“怎么走啊，家里欠了 10 万，这笔钱 是可以偷可以抢的么？”后来当地教会出面解决了他们夫妻 3 个月延期问 题。3 个月以后怎么办呢？出路就是回国，10 万巨资对有些人不算什么，可 是农村中学教书匠两辈子也是还不清的。 纪君，46 岁，是东北某地的中医。过去公派到东欧访问过，在医院表演 传统和现代相结合的针灸绝技，颇为轰动。在单位有人说她恃才傲物，甚至 说她针都扎出了作风问题，她一气之下，抛夫别国，带着孩子到东欧某国办 了一个小中医诊所。笔者像病人一样排队，等了两个小时才采访到她。她有 了永久居留权，诊所也是合法的，生意非常好。她的理想是开办一个大医院。 大概她知道笔者目的，说话时极为小心：“我要把中华医学在国外发扬光大， 把毕生精力投入到治病救人的事业中。”无论怎么说，纪君是在东欧能独立 成功的不多的中国女性之一。 郝君，21 岁，在东欧的形象非常突出。笔者认识他是在一家中餐馆吃饭 的时候。他在邻桌，服务员（也是中国人）来结账，郝君不抬头，说：“把 你们老板喊来，大爷在国外都快把中国话忘了，你的老板还不知护照是什么 色的呢！吃他的，是看得起他。”服务员刚从国内来，不敢惹他，就请当地 雇员来说话。外国人不知道中国人脾气，过来彬彬有礼地递上帐单。郝君可 真威风：“你他妈的讨钱来了！”一个内摆腿，用鞋底掴了外国服务员一个 耳光。“中国功夫”用在这上面，厅内的所有中国人又是气又是叹，都来说 他的不是。郝君倒是量大，把一张百元的美钞一甩：“没见到钱不是，拿去 花吧，下次大爷来，不要说结帐二字。钱，没说的，缺钱用来拿就是！” 　　第二次见到郝君是在一个朋友家。他的朋友正失恋伤心，他在对朋友说： “你也是一个人？你怕她干嘛？这小妞活不长了，大爷一句话，要她的左腿 不会伤他的右腿。在国外打死一只鸽子要犯法，打死一个中国人绝对没事。” 这次笔者只知道他今年 21 岁。 　　第三次是从一位使馆官员那里得知郝君下落的。原来，他因贩白面被警 察抓获，他还在拘留所打电话请求中国使馆出面保护。使馆官员在证据面前 能说什么呢？只好任所在国法律来处理了。郝君如今是不愁居留权问题了。 永久居留！东欧政权形式是演变了，而专政形式仍然如故，那些因工资低、 　　 物价高、没气出的狱吏狱卒，将用最合适的方式来看管这个仗着功夫横行的 中国青年！ 　　李君（29 岁）很具有代表性。不少人都和他一样大呼“上当”。朋友给 他写信，说每个月至少能赚 2000 美金，因此他就交给朋友 2500 美金办出国 了。李君出来得较晚，形势变了，钱不好挣了。他如今在一家中国人办的旅 馆当服务员，每月工资除去吃住费用，所剩无几。 　　麦君是由西欧到东欧去的华人青年学生。他大学没毕业就到了西方，起 初与同伴们在一起，后来为了个人生存，就到一个亲威办的餐馆里打工。“哪 里是打工？分明是作奴隶！”麦君说他干了十个月没拿到一分工钱，老板亲 戚说：“不是我慈善，就决不会让你在我这里吃住。”早上他要为老板一家 做好早点，服侍一家人吃喝，从中午 11 点到晚上 8 点在餐馆炸肉丸子，滚烫 的油常溅得满手起泡，贴上膏药还得接着干，8 点回家后还要照看老板的小 孩子。麦君如今不想继续读书了，也不信仰什么“主义”了，他也加入了摆 摊行列。 　　倪君今年 18 岁，别看人小，已经是“老资格”东欧华人了。他是探亲出 来的，叔叔是 50 年代定居东欧的老华侨。由于小倪出来得早，如今腰包也有 十来万美金了，汽车、公寓也都买下来了。一次他在给国内机关工作的父亲 写信说：“你还吃那个苦干什么，给你 3 万人民币，花着玩去，3 万人民币 够你几十年的工资。”问起他当初为什么要出来，他的理由最简单：“不出 来没劲。” 有了钱，未必能买到地位。倪君一朝醒来，对知识发生了兴趣，来东欧 的中国访问学者大都一肚油墨，两袖清风，倪君花钱请了其中二位来当自己 的家庭教师，一位教外语，一位教中文——倪君成了一个花钱到国外学中文 的特殊“留学生”。 欧阳君也是以留学名义出来的。18 岁还差一个月的 1983 年某日，欧阳 君因犯“流氓罪”被判处 5 年徒刑。他回忆说：“那一年我在上技校正放假 在家，一个街坊跟我妈吵架，我一看就火了，就出来和那丫挺的打一顿。他 媳妇过来帮忙，我抬手就给了她一耳光。其他街坊都过来给劝开没事儿了。 没想到那女的哥哥是联防的。过几天就告到派出所了。也没让人说什么就把 我抓起来了，正赶上严打，连指定的律师也‘请求’法庭‘严惩’。判了我 5 年。不服，跑了一次，没跑了，管教的打累了让犯人头儿打，还加了 1 年。 犯人农场什么能人儿都有，我交了几个朋友，学了几招。心说一出来就找仇 人算帐。回家以后家里人都死劝我别再找事儿。我那仇人的哥哥又当上了综 合治理的头儿。这几年家里挣了点钱儿，就给我买了个留学的单子，死活要 我出国留学。虽说不歧视，也是办一路手续洒一路钱。总算出来了，可是没 语言在这儿上小学也没人收。我想还是先挣点钱吧，挣了钱买个国外身份， 再回国读书。我就想学法律。” 　　欧阳君从 1989 年底到 1990 年底，靠“倒货”挣了十几万美元，有国外 永久居留证，还买了房子和汽车。如今，他已到北京自费上大学。不过，他 没有学法律专业，而是学外语专业。 　　 第三章 留学生 （一）副博士和方便面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激励着中国古人“头悬梁，椎 刺股”??啃着方便面攻读“洋博士”学位，“革命”的味道尽管浓了一些， 难道谁敢说这不是为了今后更好地生活?? 　　刘淑是中苏关系实现正常化以后第一批交换的留学生中的一位。在国 内，等候公派出国留学的人员排队排几年已不足为奇。“有关系的人宁愿等 下一拨去美国或西方其它国家，也不愿意到东欧。”刘淑说，“最后领导做 我的工作，让我提前一年出国，不过是到苏联。我是学化工的，到哪儿都一 样，说走就走了。” 　　刘淑的父母都曾留学苏联，她还是在苏联出生的。但近些年来国内对留 学苏联是不屑一顾的。小刘走时只有弟弟一人送行。 　　留学苏联，第一步要过俄语关。小刘虽然从小跟父母学了一点儿口语， 但听说能力远达不到听课的水平，读、译、写还是可以过关的。在离莫斯科 400 公里的一个城市，小刘正式入学报了到。全班只有她一个外国人。第一 次上数学课时，教授（一位老太太）用俄语问她：“你多大年纪了？”她没 听清，想说：“我没听明白你的话”，可说出口却成了：“我不知道。”老 师接着问：“你的家庭姓什么？”她又误解对方问她家里有几口人，就回答： “4。”引起哄堂大笑。高傲的教授接着说：“你一不知自己的年龄，二记不 住自己的姓，想到我们国家做什么？”小刘满腹的羞辱，眼泪止不住地流了 下来。她上课时自己看教材，一堂课下来，她竟读完了半本书。下了课她就 去房东家，房东教她口语，纠正她的发音。有些好心的同学帮助她练习听力， 经过半年的努力，她看电视、听广播都没有问题了。 期末考试结束了，数学成绩迟迟没有公布。终于有一天，几位老师来到 班上，在公布分数之前，在黑板上出了两道难题。老师点名叫刘淑上台公开 演算。小刘心说：“有何难哉！”走上台去，不到 15 分钟就当众解完了题。 答案是正确的。这时老师才公布考试结果，全班只有刘淑一人是满分。原来， 小刘的答卷引起了老师们的一番争论，他们不大相信这个连日常语言都不懂 的东方姑娘会有天才般的数学头脑。 岂止是数字！小刘的门门功课都排在班上前五名，她受到了嘉奖，赢得 了尊重。这并非她先天比别人聪明，而是她比别人多了几倍的努力。小刘只 用三个学期就学完了硕士学位的全部课程。到接受采访时，她正在写副博士 论文。她的桌上除了书、计算机，就是放假时从国内带去的方便面了。 像小刘这样的陈景润式学者并不多见。留学生的生活是很丰富的。 （二）儒生经商有道 　　中国古代的儒生见到“孔方兄”，都要作掩鼻躲臭状??今天的“秀才”， 对于“银锻细软”却犹如“绿林好汉”一样，敢于横刀立马大喝一声：“要 从此路过，留下买路钱。” 　　 　　1990 年以前，中国与苏联东欧各国只是交换公费留学生、互派访问学 者。每年能有几百名留学生，访问学者难于统计，期限是半年至一年。互访 学者和短期考察、学术交流的人员占多数。从 1990 年起，自费留学生不断上 升，远远超过了公费生。 　　申请出国“留学”的人数中，真正的自费生还是少数。因为东欧及苏联 诸国的正规大学只有很少的专业预科班招收自费生。中国青年根本听不懂当 地语言的授课，只能进一些语言学校，更多的人是以“自费留学”的名义出 国做生意的，否则，就生存不下去。自费生申请报助学金、奖学金的至今未 有所闻，这里不是西方国家。 　　自费生大部分都是以商养学的。即使是公费生，在东欧物价飞涨的条件 下，他们也参与了商业活动，以助学业。 　　刘军在莫斯科某大学已经学习了 3 年，他要等博士论文通过后才结束留 学。他爱人和孩子都到了莫斯科，租了一个 3 居室的房子，自己一家住一间， 余两间转租给路过或长驻莫斯科的中国人，收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绰绰有 余。由于吃喝不愁，他们在苏联又生了一个孩子。刘军读书 3 年，学业养家 两不误，到 1991 年暑假还带回国内 1 万多美金。 倒车票，倒货，介绍住房，做翻译，是留学生的四大收入来源。 　　1992 年 1 月 1 日以前，由莫斯科到北京的火车票价不到 5 个美元，只相 当于北京到武汉的硬卧票价。由莫斯科至布达佩斯的车票更是便宜。苏联车 票在 2—4 个月内有效，而车票早就被少数“留学生”买空了，他们再以十倍 以上的价钱卖给中国人（中国列车票的票价 1000 多人民币），一张车票纯赚 100 美元左右，100 张车票就是 1 万美元。票贩们宁愿票作废也不降价，爱买 不买，你在莫斯科多误一夜要误多少事？过往行客一般也不把百十美元放在 眼里。这样，在莫斯科没倒过车票的中国留学生常被揶揄为“缺心眼儿”。 当然，贩票者决非全是留学生，留学生的收入也不只是这一个巧宗儿。 小孙是来自中国内地某省的农村学生，北京某高校的高材生。他提前一 年毕业分配工作，是研究所里的得志青年。为了小孙上 3 年大学，家里卖了 两间土屋，爷父四老都有病，弟妹排成行，一家债务就指望小孙早毕业来还。 连奖金副补一共才 150 元人民币的工资，让一个爱买书的单身小伙子在北京 花销，别说还债，不添新债也就万幸了。 1989 年，小孙被选派赴苏攻读研究生。 由北京至乌兰巴托、莫斯科的国际列车是一个国际流动商店。一出二连 浩特，不知从哪儿来的国际商贩就挨个车厢地敲门。“皮夹克。有？”“旅 游鞋？”这些中国话也是花了一番功夫才学会的。与小孙同包厢的 3 个中国 人打开了他们的大小箱包，一下子，车厢成了一个批货站，夹克、鞋、羽绒 服、大大泡泡糖、防风打火机、人造珍珠项链??可谓琳琅满目，应有尽有。 一个苏联妇女要买内罩，又不会说中国话，一急，竟然把外衣脱了，双手托 了托内衣里的乳房。结果没有货。同车厢一位中国女士晾在角落毛巾下面的 内罩露出了一角，没有逃过这位苏联女士的眼睛，说什么也要买，结果 200 卢布成交了。200 卢布，那一年值人民币约 50 元以上。 小孙除了两包书，就只有几件换洗的衣服，没有任何货可卖。 但也就是这一次旅行，他学到了什么叫商业。一个学期下来他省吃俭用， 把结余下来的助学金卢布拿到大使馆按官价换成美元，回国后又借了几百美 元，一个暑假他返回国内两次，来回倒货，4000 美元纯利！大学 3 年的债也 还了，家里还添了两间半砖半土的房子，那些嘲笑他家“读书无用”的邻居 也开始鼓励子弟多读书、学好外语。 一个学子改变了乡风。 小孙也参加了倒票列，压在他抽屉里的一大摞国际列车票，使笔者明白 了为什么在莫斯科车站买不到票。不过，笔者从小孙处买的票是格外优惠的。 莫斯科市面积比北京大几倍，市内交通以地铁为主，12 条地铁四通八 达。不懂俄语的初到者有如进了宏伟的地下迷宫，除了感叹苏联雄厚的国力 外，就是自责自己耳目不灵。这里的一切标志没有外语，连车站、机场、广 播也只有俄语。到苏联来办事的中国官员和商人如果不懂俄语，只有求助于 当地的中国留学生了，这也给书生们提供了一些赚钱机会。 如今留学东欧、独联体的中国学生，是相比之下最显阔的留学生。比起 那些在西方涮碗端盘子的中国留学生来说，他们在东欧比当地学生要神气得 多。 　　学生的任务是学习，不说报效祖国，也要求生立身。一些留学生为了钱， 拼命“宰”自己的同胞，个别的还与当地黑社会联手坑中国旅客的钱。他们 天天在车站接人，介绍到旅店再拿回扣；散布谣言说在别处物价更低，说服 新来者把货物甩给他们转手；极个别的甚至拉皮条，把不谙世事的中国女子 介绍给嫖客，或以介绍住处、介绍自费留学、介绍办当地居留证的名义骗取 同胞钱财。如此种种与读书人身份极不相称的勾当，也是不时发生的。当然， 干这些事的自称“留学生”的人实际上未必是留学生。 绝大多数留学东欧的中国学生，尤其是公费生，在刻苦学习，且遵纪守 法，追求的目标是学有所成。东欧经济虽比不上西方世界，但在科技教育方 面却不比西方差多少。在这里攻下副博士一点儿也不比在西方获得博士容 易。国内时下对东欧地区有些偏见和误解，但是低估轻视在那里的留学生的 学力是错误的。 1957 年，毛泽东在莫斯科对留学生说：“你们好像八九点钟的太阳，希 望寄托在你们身上。”1992 年 3 月，《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中央领导同志的 重要讲话，号召留学生们（不管过去政治态度如何）回国效力。国内正值加 快改革开放步伐的大好时机，一些因悲观而计划迟归或不归的，大可不必担 心，与其在他国混饭，还不如回来大展宏图。青年代表未来，世界归根结底 是属于年轻人的。 再则，当年去苏联东欧留学不归的老华侨也是一面镜子。 第四章 老华侨 （一）洒满辛酸泪的东欧华侨之路 　　西班牙人哥伦布远渡重洋，历尽千难万险发现了美洲大陆，向全人类展 示了雄性的刚强和威武??，黄皮肤的中国人离别黄土地的祖国，却是洒着 辛酸耻辱的血泪。 　　从第二次鸦片战争至 1945 年 100 余年中，俄、苏各期政权使中国丧失了 大片领土。圈在这样大片领土内没有南逃的中国人就成了俄、苏的臣民。如 今，在独联体内部的远东、中亚地区，到处都能看到讲俄语、取俄语名字的 华人后裔，但他们与中国已经没有多少联系了。 　　第二批华侨是一战以后在苏俄的中国劳工。他们第二代一般都是混血 儿。到今天，他们的后代只拿祖先的照片来证明他们有中国血统了。 　　第三批华侨是两次大战期间为“追求革命真理”去苏联的中国国共两党 青年。1924 年 5 月，苏联帮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了黄埔军校，次年 9 月又在莫斯科成立了“中国孙逸仙劳动大学”，惯称“中山大学”。第一期 推荐选拔去苏留学的有普通学生，也有国民党要人的子弟，如蒋经国（蒋介 石之子）、冯洪国（冯玉祥之子）、于秀芝（于右任之女）；叶楠（叶楚伧 之子）；邵志刚（邵力子之子）等。共产党青年有董亦湘、俞秀松、邓小平、 傅钟、张闻天、陈绍禹、乌兰夫、伍修权、孙冶方等等。到 1927 年 7 月国民 党取缔中山大学时，有不少国民党青年反戈一击，宣布与国民党断绝关系并 留在了苏联，最著名的有蒋经国。中山大学到后来就成了“中国共产主义者 劳动大学”，苏联也就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大后方。这些中共党员，有受党内 的斗争影响而不得不留在苏联的，有受苏联残酷清洗而下放到工厂劳动的， 也有养病一去不回的。如今他们几乎都去世了（有死在疯人院的，有被肃反 人员镇压的，有死于苏联卫国战争战场的，有久病而死的）。他们的后代就 留在了苏联，入了苏籍，只讲俄语。如王丹芒、王丹丁兄弟（王明之子）， 他们分别是计算机和东方文学的专家。 仍讲华语、与中国有联系的是 1949 年以后去苏联东欧的华人。 　　50 年代，中国派出了大批留学生到东欧学习，尤其去苏联的人数众多。 这些人大部分学成回国，如今大都是中国各方面的中坚人物。这其中有总书 记、总理、副总理、部长、局长，也有教授、专家、工程师。也有很少一部 分留学生留在了苏联东欧。 　　起初，各使馆留学生处对留学生的婚恋问题有干涉权，后来留学生们反 对，所在国提意见，所以就开了禁，跨国婚姻问题由此产生。整个 50 年代因 留学生来苏与苏联人通婚、定居苏联的中国人约有 150 人左右，在东欧其它 国家约有 100 人左右。这些人大都入了当地的国籍，他们去东欧生活已经几 十年了，是当地“通”。 　　50 年代初，部分苏联红军驻在东北某些港口，红军官兵中有娶中国女子 者。红军撤回国内后，这些中国妻子也就去了苏联，如今她们也都是老太婆 了。 　　60 年代初，中国新疆有数万人越境入苏，他们如今分散在靠近新疆的独 联体各共和国，大部分住在集体农庄。 　　 （二）田丹娘的故事 　　美洲的老华侨多是被当成“猪仔”买去修铁路的，扁担横放在地下他们 都不知读作“一”??而东欧的老华侨却多是顶过硕士、学士帽的学问人。 没有人再称他（她）们为“猪仔”，而他们的心路至死都会烙满“猪仔”的 烙印?? 　　田女士，62 岁，俄文名字叫达尼娅，中国人喜欢称丹娘，是退休的俄罗 斯某大学的教师。50 年代初留苏学生，等学士、硕士、副博士、到博士论文 都通过时，她已经过了而立之年。热爱她的伊凡一直等了她 5 年。57 年初田 回国。留学生说话开放惯了，难免刺耳，恰逢反右整风，田女士成了整风“对 象”。正在她精神快要崩溃的时候，伊凡作为援华专家来到了中国。一个女 右派博士，中国人几个敢娶？小田与伊凡在中苏友好俱乐部举办了婚礼，在 外交方面努力下，伊凡偕妻回到了苏联。田女士避开了反右、四清、文革等 一系列政治风暴。 　　在苏联，田女士在专业上一直不断进取，很快由副教授提升为研究员。 中苏两国高层论战，两下成为仇国，田女士写给父母的信被原封不动退了回 来，上面写明“收信人拒收”。谁还敢收来自“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信？ 田女士在苏联也是行动无时不处在 KGB 的严密控制之下。谁都有可能成为“中 国间谍”，何况是中国精心选派的这么聪明能干的留学生！ 田女士如今是独身生活，她的伊凡 20 年前死于一次科学实验事故，她现 在只靠 500 卢布养老金过日子。在俄罗斯，500 卢布只能买自由市场上的 3 公斤牛肉。问起田女士为什么不回中国去看看，或定居，她说： “去年回去了一次，几十年的积蓄几乎花光了。唉，难啊，比不得有钱 的西方华侨，我们这样到中国，像叫花子一样。亲戚家，久住难为人。人又 老了，谁会用咱？” 问起将来怎么办？田女士苦笑一下： “那还不容易，等死呗！” （三）当年叛逃者的后代，还记得毛泽东 　　新疆集体叛逃事件，如今上点年纪的中国人还记忆犹新，他们在俄罗斯 关心着中国的一切。如今，他们可以返回中国做生意，评说在中国见到的“毛 泽东热”?? 　　维佳原姓刘，是 60 年代初由塔城到苏联中亚地区的中国人。去的那一 年，他才 10 岁，他父亲是汉人，母亲是维吾尔族人，现在他们都是中亚某国 的公民。维佳读完高中后，在集体农庄当司机，娶的也是一个当地华人。一 家老少三代 10 口人生活在一个农庄，有自己的院子、农具、汽车、牛羊和房 子，在外面讲俄语，回到家里讲汉语。整个农庄有 80％是从新疆过去的。 　　如今，维佳一家都活跃在中苏边境上，成为边贸大军中的一支家族支队。 中国北方边贸的历史有 2000 年以上。中俄边贸“互市”的历史也有几百 年了。爱好文学的人不会忘记《红楼梦》中勇晴雯抱病补裘的故事，曹公说 　　 那件裘皮大衣就是俄罗斯的。 古代的“互市”，今天叫“易货”，国家间易货，民间也易货。宝玉时 代的俄罗斯裘皮大衣今天仍受中国人的喜爱。维佳作为活跃在边贸的个体商 人，最早的商品，就是中亚裘皮衣（当然不是用孔雀毛织的）。裘皮换来的 是中国的旅游鞋、牛仔服，卖成卢布后再买苏联呢子大衣、西服、戒指、幻 灯机、照相机、手表、电动剃须刀、地毯、望远镜、手风琴、钢琴、帽子， 用汽车拉到边境一倒，又带回满车丝绸、皮夹克、打火机、运动服。一月两 个来回，10 万卢布利润没问题。维佳原来的月工资是 300 卢布。维佳能讲流 利的俄语和汉语，也懂一些中亚、新疆少数民族的语言，他一家是靠边贸致 富的原苏联公民之一。他、他的父辈，最不理解中国又一阵“毛泽东热”。 维佳说：“要是毛泽东在世，中国可能更富？”与大部分胆小怕事的苏联公 民不同，维佳大胆地说戈尔巴乔夫不好，中国的邓小平“哈罗削”（好）。 （四）赵氏姐弟 　　世界上最看重姓氏的应是大不列颠国那帮封过爵位的人??地球上以姓 氏为凝聚力的当属黄皮肤的华人??为了一眼很少出水的“老井”，两姓家 族可以刀来剑往地械斗数百年；在国外对付“洋人”，华人的绝门神功就是 “家族”联合作战。“夫妻店”、“姐弟公司”等等要比“独行大侠”更容 易立足江湖。 　　赵玉芳女士是匈牙利资格最老的华侨了。她的前先生是匈牙利前驻华外 交官。这位强干的才女现在是赵氏中餐馆集团的首领，也是首先发起匈牙利 中华商会的实业家之一，同时也是深通匈牙利政策的专家。她靠自己的勤劳 和智慧干出了一番个人事业，同时，她还义务为匈中两国官方、民间交流提 供咨询服务和有效建议，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民间“外交官”。 赵女士之弟赵玉伦先生也是大器晚成的实业家。赵先生在国内就是一个 有胆有识、办事果敢的多用人才，工作 30 年，虽官至副处，却总有过剩之精 力。探亲来匈不到两年，就一连创办了三家中餐馆。这位文人出身的老板把 餐馆装饰成了小型中国艺术博物馆，经营之余，他还积极参与“中华商会” 的筹备组织工作，并无偿帮助一些华人的求职创业，深受华人赞誉。 老华侨，尤其是没有忘记中国话的华侨，对当地政治、经济、传统有很 深的了解，并且有各自的专业优势。现在中国官方、民间都在开拓东欧及独 联体市场，这些老华侨是随时可以起用的人才。 　　不要以为他们没有北美、东南亚华侨巨贾那么富有就给他们白眼，关键 时刻，他们几句话可能使中国公司避免百万损失。比起某些素质低下的新去 东欧、独联体的华人，他们更诚实、也更有修养。由于东欧巨变、苏联解体， 西方国家乘机到这一地区挖人才，如科学家、专家、教练，中国有同样的机 会，不可不察。当年赫鲁晓夫一声令下撤走了的专家，正是可以花些钱请到 中国来的无价之宝。尤其是流失出去的华人专家，再让他们流到西方，实在 可惜。目前东欧独联体的改革，把知识分子改得越来越穷，他们正想到国外 谋生。 　　 第五章 东欧人摄像机中的华人 （一）中国国粹=菜肴+功夫 　　在大批华人涌入东欧前，东欧人提起中国恐怕不会忘记菜肴和功夫。那 时，可能只有外交官才有幸品尝过中国菜肴，他们蓝眼睛同胞只能有聆听垂 涎的份儿。而东欧的男孩和女孩；却人人都会在大街小巷之中比画几下“成 龙式”的中国功夫。随着黄色面孔越来越被东欧人读熟，中国菜肴闯入东欧 的“寻常百姓家”。东欧人对中国功夫的领教也就越来越深刻。它既包括“嘿 嘿”地拳打脚踢，同时也包括用金属片代替硬币打国际专拨电话?? 　　首先是所在国对突如其来的这么多中国人表示惊奇，最初的报道是客观 的反映情况，不加评说。匈牙利通讯社记者在采访了几个中国人出国、谋生、 办居留的情由后，在《人民自由报》上写了一篇报道，末尾一句话是：“也 许布达佩斯还会出现中国区？” 　　中国人的到来，使所在国的旅游、服务业收入大增。无论在华沙还是在 布达佩斯，抑或布拉格、布加勒斯特，邮局、翻译局、公证处、电话局、律 师事务所的重要顾客是中国人。中国人带来了中国货，中国产品已深入到城 乡的家家户户，这对市场萧条、物质匮乏的东欧各国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 中国人也带来了投资，弥补了东欧产业结构的某些不足。 西方记者是无意中发现东欧街头、市场上有那么多中国人的，最初他们 的报道是有政治色彩的；因为“新东欧”已加入了“自由世界”的行列，中 国人又大都是“六·四”以后出来的。有文章说：“大量中国公民为逃避政 治迫害而逃到东欧。”这种联想起初使读者深信不疑。但到后来，当人们看 到不少中国人完全能自由地出入中国倒货时，另一种偏见又产生了。某国一 家英文报纸说这是中国政府有意鼓励他们倾销中国积压的滞销货。渐渐地， 摆摊的中国人照片登载在报刊上，图片说明是中国人不顾禁令在“非市场区” 走私经商。 中国人不懂当地语言，法令在眼前也认不得，谁又能把散居的中国人组 织起来传达“上级指示”呢？ 时间长了，对华人的报道也就越来越多了。好人好事见的不多，冲突、 矛盾、丑事都描写得很细致。 　　外国人移民，需要当地房东作担保。这样，担保书就成了一张有价证券。 一个中国小伙子花了 1500 美元从当地一个老头那里买到了担保书，而他本人 并不住在老头那里。这件事被登上了报，移民局就下决心调查每份担保书的 真实性。 　　接着，就有专门记者对中国人跟踪采访。假公证、假结婚的接二连三地 披露了出来，中国人的信誉大大降低了。 　　一家声称以“人道主义”为宗旨的报纸登载了一位孤寡老人的控诉信， 内容是：“我是一个无子女无老伙伴的老太婆，除了有限的救济金，没有别 的收入。我把外间一个大房租给几个中国人住，还没到一个月，他们就搬家 了。他们走后几天，电话局就给我送来了 7 万福林（约合 9000 美元）的电话 费单子。我不知道他们的中文名字，也不知他们搬到了哪里或是回了国，这 笔钱我卖掉房子也还不清，何况房子又是公产，我该怎么办？” 　　 　　据说，这样的缺德事还不少。在匈牙利给国内打电话，比在国内通话还 方便，不少中国人给国内打电话，一次就要打几十分钟，就像打市内电话一 样。给帐时傻眼了，有人就想起了一个个偷打电话的绝招。 　　打黑电话是聪明的中国人的一大发明。匈牙利街头有公用电话，有一些 市内投币电话有时会出错，与国际线通。一人发现，百人日夜排队，每位一 讲就是几十分钟，半小时下来的说“不过瘾”。有些正常的国际投币电话机 有时接通后，投入金属片也可变成免费电话。有懂行的人干脆在夜静时用技 术方法拆开公用电话机，使之变成黑电话。有人说这是对当地政策的一种“报 复”。 　　打黑电话的人有得意者把这一秘密传授给匈牙利朋友。匈牙利人的“海 外关系”多得很（仅 1956 年跑到西方的就有几十万），他们也跟着打黑电话。 知道的人多了，终于把真相登上了报纸。 （二） 国内报刊替东欧淘金热“火上浇油” 　　国人喜欢死命拥挤地抢购“出口转内销”的商品。任何一件不好出手的 压仓货，只要挂上“出口转内销”的招牌，就会异常的走俏。国内的传播媒 介不知何时也传染上了如此“怪病”，当东欧淘金热在大陆升温时，传播媒 介“怪病”的发作更加令人难以琢磨?? 　　最初关于东欧华人的国内报道主要集中在“国际倒爷”如何致富，中国 商品如何在苏联东欧获得暴利，有多少人成了暴发户等等。这些报道对“苏 东波”具有推波助澜之功效。 1989 年至 1991 年，是中国改革以来的经济治 理整顿阶段，国内产品滞销，有工厂发不出全部工资，尤其是个体户叫苦不 迭。有的误解政府要走回头路，重新“割资本主义尾巴”，所以，这些报道 的副作用就是让成千上万的人递交了护照申请表。报道这些内容的多为晚报 和周末版，文摘报又转来转去。这些报纸读者面广，神州大地上随即卷起了 东欧淘金热。这就是“新闻导向”效应。尽管这些报道并不是正面报道，并 且称国际商贩为“倒爷”，但有心人从中得到了商品行情，“一条价值几元 人民币的珍珠项链到匈牙利能卖十几个美元”，敏感的国内个体户跃跃欲试。 新闻报道是有时效的，过了时限，形势就变了。以项链为例，当时新闻 报道说能翻十几倍商利，也的确是如此；可是中国人 1 人带 1000 条，1000 人要带 100 万条。这可以让匈牙利全国每个适龄女士都带两条中国项链。就 在国内关于项链的短篇报道发表后一个月，匈牙利自由市场的中国项链只能 保本卖了。 我国关于东欧问题的专业研究单位有不少，但其研究成果对公民到这些 地区的具体指导意见不大。因为大量文章都是根据形势从政治高度揭露西方 反共势力在这些地区搞的和平演变活动，披露由于演变后东欧人民所遭受的 巨大的经济困难，而由东欧回来的中国人说法不太一样，这样，好奇者越发 想去看个究竟。这叫新闻的“逆反应”。 　　最先全面客观反映华人在东欧状况的是港、台报刊。他们在华人中作了 细致深入的考察和采访，对华人公司、餐馆、小商贩作了详尽报道。在东欧 的中国大陆人中间，港台报刊有很大的市场。 不知什么原因，中国驻东欧的记者发回来的关于华人的报道，大都登在 只有极少数人才能读到的内参资料上。直到 1992 年 1 月 3 日，新华社驻布达 佩斯记者，发回国内的关于匈牙利政府对在匈华人采取重大行动的较长报 道，见报时也只有第一句话。而在这几天前（12 月 28 日），有一篇关于东 欧华人情况的文章也是发表在很多人不易见到的《参考消息》上。不过这篇 报道关于中国人出国都是国内的违法者的说法，引起了东欧华人的不满。还 有一处关于一个中国人的半边头被砍下来，放在中国驻匈大使馆附近的消 息，被证明“并无此事”，使馆人员对此也感到恼火。 　　关于东欧一些国家限制、驱赶、囚禁华人的行动，以及华人连连被惨杀 的事件，在国内从未公开报道。大批华人继续涌入东欧。 　　随着时间的推移，东欧列国对华人的报道和关于对外国人居留政策的报 道越来越多，而绝大多数中国人不认识当地文字，说了等于没说。 　　国内一些杂志和文摘报上，也有不少关于东欧尤其是匈牙利华人的报 道。读完后不难发现，这些猎奇性文章采访的大多是回国华人，而出自实地 考察的不多；正面写留学生和创业者的不多，挖苦讽刺“倒爷”的不少；用 权威数据的不多，道听途说的不少。其内容主要有三：一是“倒爷”如何“倒”， 二是华人在红灯区如何作声色之事，三是华人如何赌。 　　不可否认的是，中国人干这些事的大有人在，不倒货，怎么活？关于赌， 也是事实。那么关于“红灯区”呢？ “红灯区”就是色情场所，是娼妓、性品商店、性影视较集中的地方。 色情场所在国外是私生活的一部分，是采访“禁区”。中国人出国，一般要 等半年，甚至一年两年以上才能取得外国人身份（否则不能往返自由），才 能赚得一点钱回国光耀一番。长期独居国外的青壮年男女并非无性人，性压 抑使一些人心理变态。但大部分人是出于好奇，看看“红灯区”外观究竟是 怎么个面目，真要问津“红灯区”（中国人称此举为“打鸡”）的人恐怕还 是少数，听说有某君不得不回中国治性病。然此类事是难采访的。据回国人 员卫生检疫单位工作人员讲，从东欧回国的人，只有极个别的人患有性病， 而申请出国的体检人员中，患性病的数字要多一点。当然，有性病的人是不 能出国的。 （三）东欧第一份华语报纸 　　海外早就流传着这样一句至理名言：“自杀的最好方式，就是办报刊杂 志。”东欧的第一家华人报纸，却义无反顾地面世了。这家报纸的老板—— 一位文气十足的中国人民大学的青年学者，常常感叹：华人在东欧实在不容 易！又推推眼镜说：“华人要联合。” 　　1991 年 8 月 15 日，第一张汉语报纸《旅欧导报》（匈牙利版）正式刊 印，并在华人中试发行。这张没有当地合法登记出版号的报纸是为华人办的 一件大好事。报纸每份 50 福林，销路不错。内容最有价值的是匈国政策介绍 以及商务、地理信息，这对不懂匈语的华人来说，无疑是及时之雨。在匈华 人绝大多数连英语都不懂，匈语就更不用提了，办事、问路，几乎是睁眼瞎。 听到的只是传来传去的水分越来越多的消息，控制信息的便大牟其利。《导 报》问世以来，深受读者欢迎。 问题是，《导报》尚未在当地取得合法发行权，而且是在国内排版，出 版周期太长。这份不定期的小报显然没有得到大财团的资助。初期创业阶段， 华人都很艰难。 创办这家华语报纸的是原中国人民大学青年学者、旅匈华人事务所老板 C 先生。C 先生，经济学硕士，精通英语、匈语，是极少数能联系匈社会上层 的大陆华人之一。他的事务所是目前能准确提供匈牙利社会政策咨询的华人 信息中心之一，对华人的总体情况了解得比较全面。问 C 先生华人在匈混得 怎么样，这位文气十足的老板说：“不容易。” 第六章 创业的足迹——“百万阿昌”罗曼史 　　他是一个顶天立地的中国农民好汉，战争却折断了他那雄性之舟上的桅 杆。他被城里人打个半死，他被邻居讥为“当代太监”。命运如此多舛，人 生偏多传奇。他只身闯入了东欧。他领略了商场与战场的区别，他经营成功 了自己的事业，也经营成功了自己的爱情。大把的西方硬通货，使他有资格 享受西方一流的高技术医疗文明。他终于又扬起他那雄性之舟的征帆??他 仍旧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儿。 　　在东欧“淘金”的数万华人中，有人成功也有人失败，有人成功后又失 败了，也有人失败后又成功了。这本是商场中正常的现象。不过，下文故事 的主人公阿昌却近似传奇人物。他有奇特的出国背景、辛酸的创业过程、始 料不及的成就和失算。 10 余年前，阿昌也“出过国”，没用护照，十几天就回来了。 阿昌姓覃，广西人，34 岁，当过侦察兵。那年打仗出了国，全班一半人 死于一枚重炮之下。阿昌死里逃生，可是万恶的弹片却残酷的改变了他的命 运。 那一年，阿昌妻，年方 20 岁的农家女，在仗打完半年后，才盼到阿昌复 员回乡。 回家头几天，阿昌走亲串友，早出晚归，回家就叫累，纳头便睡。妻子 沉浸在夫妻团圆的幸福里，也不多打扰他。到了第 5 天，阿昌不得不忍痛忍 耻对妻子说了真情——他已失去性能力。他诚恳地提出分手，要妻早日改嫁 以免误了青春。善良纯朴的妻子如遭电击雷劈，未语泪落。月光下，夫妻对 窗静坐了整整一夜，及日出，妻终于开了口：“昌哥，没有它，我还是你的 人，我守你一辈子，我不要那个，没关系。”说完紧紧地抱住阿昌，眼泪禁 不住又涌了出来。 阿昌觉得现在多劝也没用，不如缓几天。 　　一天早上，妻子醒来，丈夫不见了，在他睡的地方放着一封信，上面写 道： 　　“阿瑶妹，我们当初结婚时没有正式到乡政府登记，所以，也不用办离 婚手续，这是乡妇联主任说的。你正年轻，千万不要为了我这个废人误了你 一生。我的抚恤金全部留给了你，就当我送给妹妹办嫁妆的钱吧。我永远感 激你替我照顾我母亲多年，她老人家在地下也感激你。我此去永远不会回来 了，我要到外地找工作。不用担心我。出医院时我想过死，但为了你，我没 有这样做，你不要辜负了我的心。责任田交给叔公管，还有房子??” 　　她读不下去了，她知道阿昌是再也不会回来的。半年后，娘家接她回去， 她自办了一个养兔场，成了致富模范，招了一名伙计做上门女婿。此是后话。 阿昌呢？ 这条硬汉子本来可以回乡干一番事业，但为了阿瑶，他闯到了长江边的 一个大城市。原想投靠这个城市的两个战友，后又不想寄人篱下，靠卖力气 在建筑工地干了一年临时工。 人真有不走运的时候。一天，下工的阿昌想洗洗满身的泥浆，可是几百 个民工共用的两个水龙头还坏了一个。阿昌走进工棚附近一幢居民楼，两个 厕所没有标牌，阿昌见一个烫长发花衣的背影进了一间，他就自信地走进另 一间，刚推开门，里面就一声女人尖叫：“干什么？抓流氓！”一层楼的居 民，还有刚才进入另一个厕所的人——正面看是个男的，也冲了出来，不由 分辨，一通乱打。阿昌哪敢还手？先是躲开棍棒扫把，后见一个后生拿起铁 锹要砸，就闪身夺了过来。市民们一看阿昌手中得了兵器，都愣住了，腿快 的赶紧去打电话，派出所马上就来了三个警察。不由分说，把阿昌铐上就带 走了。市民们说这下可除了一害。 审讯室。 问：“姓什么、叫什么？职业？抬起头来！” 答：“姓覃，叫阿昌，民工。” “阿昌？副班长？你看我是谁？” 　　“陈军，老战友，老战友，我是无辜的呀！厕所没有牌子，进那一间的 又像一个女的，我就进了这一间，怎么我??你还不知道我，想耍流氓？怎 么耍哟！”阿昌苦笑着，所长陈军紧紧地抱住了老战友。 　　接着是开手铐、上烟、敬茶、保释、洗澡，阿昌成了陈军家最受欢迎的 客人——当年一次作战演习，阿昌为救毛手毛脚的城市兵陈军，自己险些丢 了命。阿昌这时才了解到陈军的父亲原是位大首长，现在离休了，陈军的哥 哥陈民是应华集团公司总裁。当夜，阿昌在客房休息，那边一大家子在商量 如何帮助阿昌。 凭着一身的武艺和对陈家有恩，阿昌到陈民的应华公司当了保卫人员， 住在陈民家，每日几乎寸步不离总裁。陈民有了这样一个得力的保镖，在混 乱的商场更加大胆放心。有一笔款子拖了很久不回来，阿昌一人出马，见面 问好握住手就捏紧不放下来，硬是让对方的左手打开保险箱，取出钱，在收 条上签了字才松手。阿昌深得陈民的信任，生意上的事有时同阿昌商量商量。 不知道陈民多情，还是他妻子好妒，这两个事业型的人竟没有雇一个家 庭保姆。过去也曾有过两个保姆，先一位是乡下来的，被陈妻赶走了；后一 个是附近大学的女生，每天课外来家干两个小时家务。陈妻没过多久又赶走 了。阿昌来后，上班随陈总出门，下班一道回来，做饭洗碗的事由阿昌包了。 闲来无事，陈民的孩子和阿昌一起玩一起看书，玩熟了，晚上就要阿昌拍她 睡。陈民每月给阿昌开 500 元工资。时间一晃几年过去了。 　　这年春夏之交，北京政治风波波及到长江，陈民是有心还是无意卷进去 的，阿昌也说不准。陈民出事走了，听说是出国再也不回来了。 　　阿昌照常到总经理室上班。新总裁起用了一批新保卫人员，阿昌虽未被 解职，可是没什么事可干，下班仍回到陈民家干家务，安慰陈妻，照顾陈女。 时间一长，邻居们背后就说长道短，知情人为他辟谣，说出了阿昌的隐私。 这一来，街坊四邻单位又给阿昌起了个外号：“当代太监”。一天晚上，陈 女问：“阿昌叔叔，什么叫太监？” 　　阿昌又来找战友陈军。陈军关系多，办法也多，说：“我有一个朋友去 年到波兰探亲，现在不回来了，说那边生意好做，最近给我写信要我在国内 给他办公证。我看你也出去看看，国外医疗条件好，说不定还能治好你的病 呢！”阿昌说：“我又不会别的外语，当年学的越南语又没用，出去能做什 么？”“这么多人出国都能活，论能力你未必比他们差，机会难得，你就去 吧，我也赞助你一部分本钱。”陈军鼓励他。 　　 　　1989 年 12 月，阿昌办下了护照，带着这些年积攒下的 2 万多人民币， 先到了北京。陈军的朋友告诉他，北京南边有个地方叫白沟，这里的东西非 常便宜，诸如打火机、项链、皮夹克等等，这些东西到东欧可翻出十多倍价 来。阿昌在去东欧的前一天去了白沟，把采购的货物打了 15 个包，雇了一辆 车直接运到了北京火车站国际列车候车室。没有雇任何人，阿昌几个来回就 把货扛上了火车。这是阿昌跨国跑单帮的开始。 　　第一趟，除掉成本和办国外身份的费用，阿昌净赚 1 万美元——6 万人 民币。第二趟，阿昌没有到波兰，而是到了匈牙利，这次带出去的货更对路 子，净赚 4 万美元，阿昌花 1000 美元申请办了一个覃氏公司，还雇了一个帮 手，花 3000 美元买了一辆旧奔驰车，又花了 1000 多美元办了个永久居留证。 阿昌是最早在东欧站稳脚跟的中国人之一。 　　有人说阿昌很神。与阿昌同行，无论到什么地方都不会迷路，他有先天 的强记本领和观察能力，商店名字、商品名称，他读不懂，但一写一个准。 布达佩斯有一个著名的大自由市场，中国人称为“红七市场”（因在红 7 路公共汽车站终点站，故名）。这里是国际商贩云集的地方，苏联人卖的 是玩具、工具和食品，中国人卖的是日用百货，波兰人卖旧衣服，罗马尼亚 人卖台布，这里还有不少越南人，他们专卖烟酒和手表，利润最大。没有人 知道越南人的进货渠道，中国人很是羡慕，但又没办法接近越南人。这么多 民族的生意人只有中国人最苦，中国人的货都是从中国长途背到匈牙利的。 阿昌又一次遇到了越南人。当初他突击学过越南话，不想今日在东欧用 得上。几次接触后，阿昌与越南商贩交上了朋友。通过越南人，阿昌了解到 两条水货渠道。匈牙利——奥地利边境有手表批发点，匈苏边境有烟酒批发 通道。阿昌带着一个帮手各开一辆车先到奥匈边境，当天就把整车手表运回 来，两个晚上就批发完了，一下赚了数万美元。根本不用到自由市场风吹雨 打日头晒，也不用在火车上颠簸十天半月回中国倒货。做这样的生意，当时 没有什么风险，也不用纳税。到 1990 年年底，阿昌的资产就达到 80 万美元。 1991 年初春，阿昌开车送陈民的妻子去奥地利。在维也纳，他听说西方 一些医院可以移植人体器官。在陈民夫妻的鼓励下，阿昌来到了德国。一家 私营医院的大夫对阿昌说，移植男性生殖器官的成功率只有 40％，而改女性 的成功率要大得多。他要阿昌想好是移植男器官，还是女器官。阿昌坚定地 要求恢复男性，万一失败再改女性。 手术费花了 4 万多马克，一位因车祸刚刚去世的小伙子的血型与阿昌相 同，小伙子的器官移到了覃阿昌身上，一个月后，伤口完全愈合，阿昌出院 了。医生问他有无不适感，阿昌红着脸说：“解小手还正常。”医生劝他留 在德国，以便观察，可是阿昌仍关心他的生意。他又杀回商场。 　　回到匈牙利后，这里的形势有了很大变化，水货生意不好做了。一次到 边境批货，上了对方大当，货没拿到手，8 万美元的货款追不回来了。阿昌 的助手又卷了几万美元逃得不知去向。“这是我出国以来接连两次摔跟头。” 阿昌回忆说，“我感到自己的事业不应当总是跑跑单帮，倒买倒卖。但干别 的，我还没有基础，首先是语言不行，所以我雇了一个能干的翻译。” 　　阿昌的翻译章晶是学音乐的学生，来自北京。一次自费到西欧某国参加 小提琴比赛，回国路过匈牙利时见有很多中国公司招聘德语翻译兼公关小 姐，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给覃老板拨了个电话。阿昌与章晶见了面，彼此印 象都不错，双方达成了协议：覃氏公司每月付给章晶工资 500 美元，外加食 　　 宿补贴，合同期为 3 年。公司在布达山上租了一幢小楼，一层二间作办公室， 二层为宿舍，地下室和院子作仓库。依照章晶的建议，公司添置了一套办公 设备，传真机、复印机、电脑、多种文字处理机。一周之内，公司加入了两 个行业商会；匈牙利国家商会和布达佩斯国际贸易俱乐部。章晶奉命起草了 两百份建立业务联系的公函，阿昌签了字，按公司名录分别寄出。不到 1 月， 公司就收到了十几份询价单。国内应华公司正式让覃氏公司作为欧洲业务代 理公司，并空邮了一大批中国货样品。覃氏公司门口搭起了样品棚。 　　一时间，章晶成了公司主角，她要接待上门谈判者，又要处理文件信函， 还要给覃老板翻译德语报纸上公布的政策法规信息。覃阿昌呢，在家给章晶 做饭，出门为她开车，不知情者还真分不出他俩谁是老板，谁是雇员。 　　匈牙利从奥匈帝国时代起，就受德语影响，两次世界大战，匈牙利都是 德国一方，至今大多数匈牙利人能讲德语，在校学生第一外语便是德语。章 晶的母亲是德语老师，她没料到从小教章晶的德语到今日真派上了大用场。 在匈牙利，操德语的商人占了外商的一半。每到旅游季节，大批德商来 匈牙利，边休养游玩边谈生意。覃氏公司唯一的翻译又只讲德语，所以，“工 作重点”就是做转口德国的贸易。几次接触后，阿昌感觉到德国人比较守信 用，态度严肃，办事认真。 仅他们俩是不够的。公司聘请了一名当地律师兼职常年法律顾问，还聘 了一名当地退休的会计师专门同税务局等部门打交道，两人也都会讲德语， 月工资都是 150 美元，这在当地是相当高的收入了。何况，律师每周只到公 司上一天班，会计师每周到公司来半天（做完对付税务局的帐目便走）。公 司内部账目由阿昌本人做，这些都是当年在应华公司时跟陈民学的。如今， 他还教章晶如何谈生意，如何做好两本账，闲暇时，章晶还教阿昌讲德语。 阿昌见了德国商人，偶尔也卖弄几句“古腾塔克”（你好）什么的。时间久 了，章晶吃惊地发现，阿昌有时能补充她翻译和个别遗漏词汇。阿昌每晚死 记商业词汇，读不准他也不在乎，可那敏感的耳朵听得是很清的。 1991 年 6 月 20 日，德商送来传真订单，需要 20 万件男女各式丝绸衬衫， 除规格、质量不低于样品等要求外，限一个月内交货，合同 5 日内在佩斯国 际贸易中心签订。交货地点定在匈牙利，价格方式：FOB。 这 5 天犹如打仗。 　　应华发回传真。国内应华一个子公司现有价值 2 亿人民币的丝绸织品积 压，在国内以不到成本价 1/3 的价格都批不出去。要抓住机会，打开外销渠 道，CIF 价，开信用证或打预付金由覃公司全权定舵，佣金可超过 C5，必要 时可以空运。应华公司总裁甚至在电话中告诉阿昌，万一没把握可以缓期付 款。机会来了，是做直接贸易还是只提佣金？阿昌和章晶意见有分歧。章晶 觉得提佣金稳一点，不用担心交货时间，也可避免损失。而阿昌说既然国内 有存货，完全可以让国内提前空运到位，留下时间差。章晶被他说服了，嘴 上却说：“还是老板说了算。” 两份合同都签了字。 　　与德商的合同定交货期为 30 天，与应华的合同交货期为 20 天。德商打 信用证给覃氏公司，覃氏先付 5％预定金给应华，货款在售后一个月内付清。 应华的 CTF 仅略超过国内零售价格给覃氏公司，覃氏公司卖价高出 2 倍。应 华公司并不亏，那批积货拖了整个集团的后腿，这笔生意可以带来新的转机。 第一批货 12 天后就空运，剩下的一周后全部到位。17 个日日夜夜，阿 　　 昌守在公司接国内发货消息；章晶跑海关疏通关系，与德商不断联系。两人 都消瘦下来。商场如战场，这又是头一炮，万一失败，一赔精光，信誉扫地， 难有再兴之日。 　　货到了，事还没完，验货、交货、交税、结算，到 8 月 20 日才理清全部 帐目。这一日是匈牙利国庆日，多瑙河边升起团团烟火，对坐在屋顶上举杯 欢庆的覃阿昌和章晶来说，这五彩缤纷的礼花像是专为他们开放似的。 “阿昌，当初要是听我的，你就赚不了这么多了。” “要不是你，我哪能有今天！”阿昌说。 “没有我，你还可以找一个更好的搭挡。是不是？”章晶调皮地问。 阿昌笑着说：“这是命，该到一起的。” 章晶把脸一扭，说：“得了吧，这里中国人都说我与覃大款‘膀了肩’。 那次我还真傻，对他们说我们是各睡一层的。他们说我是欲盖弥彰。谁都不 信我是枉担了一场虚名。” 阿昌说：“嘴巴长在人身上，由他说去好了。” 没想到这句话惹恼了章晶，她哭了，抽泣道：“原来你想要我虚名担到 底！”一句话像电击了阿昌的某道脉络，也不知是哪来的勇气，或许是酒力， 或许是本性的恢复，使阿昌一把抱起了章晶。章晶温顺地躺在他怀里，眼也 不睁开，脸还是佯绷着，嗔道：“我还以为你这人真有什么毛病呢！你这个 没??”话没说完，就被阿昌那张大嘴给堵回去了。 自此，两人配合更加默契。其他华人公司纷纷下旗回国，在匈华人为摆 摊、居留大发其愁，覃氏公司一花独秀，静悄悄大发其财。 应华公司对阿昌很满意，第一笔生意做成功后，又空邮了一批绢花、玩 具、服装、童车样品。有应华做后盾，阿昌更加大胆往前走。 　　覃氏公司在德商、奥商中有了很高的知名度。一半是公司信誉，一半归 功于漂亮多才的章小姐。章小姐每到一地，总是商人目光的焦点。每次外出， 她都带回几张几十张名片。 布达佩斯西南有一个巴拉顿湖，这是欧洲最大的洪水湖。每年夏季，客 商云集，一笔笔生意就在这水泊周围的歌厅酒吧里，有时就在沙滩晒太阳时 达成交易。有一些中国小商贩就开车到这个旅游区摆摊。阿昌头一年也来这 里“练”过几回，这次来的目的就不同了，他要与几家进出口商洽谈圣诞礼 品的一揽子买卖。 中国产品为何不易直接进入西欧？这里有一个缘故。西欧国家鉴于中国 实行高关税政策，对中国产品也高筑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覃氏公司是匈牙利 的公司，而西方国家对匈牙利有诸多优惠的贸易政策。在奥匈边界，对运输 车的检查很松，集装箱车队过往频繁。西方商人在匈牙利提货极方便。覃氏 公司与西欧商人谈判一律用 FOB 价，在匈交货，余事不负责任。 　　西方圣诞节犹中国之春节。商业旺季就在节前一个月。通常 11 月底以 前，进出口商必须把货物批发给零售商。覃氏公司收到的订单都要求 11 月 20 日前交货。 这批货有一半不是国内积压的产品，要重新组织生产。除圣诞礼品、儿 童保健用品外，还有一批内衣、皮革制品和文具。一部分空运，一部分陆运， 总价值人民币 3000 余万元，预计税后利润可达 40 万。应华公司表示通力协 作，覃氏公司坐等货到。 第一批陆运皮革制品按期到达，货损 2/3，货柜沿途被撬开。苏联铁路. 更多内容请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