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波兰电影主席

指路人

哈里·沙法兰先生接受访问 主持人：下一位嘉宾是来自加拿大Doc Talk电影节的哈里·沙法兰先生。 　　主持人：哈里·沙法兰先生你好，欢迎接受我们的访问！第一个问题是请介绍一下DOC TALK节的情况？ 　　哈里·沙法兰：我的DOC TALK是这样情况，在加拿大有一个非常成功的纪录片节，在多伦多举行，我们这个DOC TALK等于是一个在加拿大西部的一个分支，让西部的行内的认识能够更方便的进行对外交流。我们两年一次，现在是第二次。 　　主持人：加拿大DOC TALK电影节有许多创新的手段，例如，加拿大的“面对面”的纪录片交易市场的形式，如今已经成为国际上普遍采用的方法。那么，你们现在的电影节还有什么新的思路，它与其他纪录片有什么区别？ 　　哈里·沙法兰：我们纪录片活动像阿姆斯特丹和多伦多主要不同的地方，是我们鼓励处在发展阶段的项目来这里进行交易或者是面对面的方案预选市场。阿姆斯特丹通常是下一个阶段，他们到了资金的筹集阶段，我们是方案的发展阶段，等于是比他们先一段这个阶段进行交流、推销。 　　主持人：第三个问题是你能谈谈加拿大两个电影节市场经营模式吗？有什么好的经验可以介绍给大家？ 　　哈里·沙法兰：我觉得最成功的纪录片节这种市场，应该是找到一些相应的合适的电视台，跟一些相应合适的制片人，把他们拉在一起，这样就能增进做项目发展的机会，我觉得这是一种比较好的形式。像BBC像法国一些电视台就是我们请过来介绍给制片人的主要一些模式。 　　主持人：谈谈您对广州纪录片的感受？ 　　哈里·沙法兰：我觉得广州纪录片大会是目前世界上最有吸引力的市场。因为它是在中国，因为他是在亚洲，在其他如欧洲都有这样的大会，就是亚洲没有一个这样的市场。而且，你们这个纪录片节把制片的艺术，能够和市场结合得很好，非常有吸引力。 　　主持人：在纪录片节有什么收获吗？ 　　 哈里·沙法兰：食物很美味。（笑）纪录片节的一个其中很有价值的地方，就是能够认识一些这个行业的新人。希望有机会往外去介绍，中国的制片人也可以把国外的内容带回去介绍，我觉得这个纪录片节提供了一个很有价值的平台。 巴巴拉·奥利兹女士接受访问 主持人：现在接受访问的是来自波兰克拉克夫纪录片节的巴巴拉·奥利兹女士。你好，欢迎您！ 　　主持人：第一个问题是简单介绍波兰克拉克夫纪录片节的一些情况？ 　　巴巴拉·奥利兹：克拉克夫纪录片节是欧洲最长的历史纪录片节之一，1961年就以后开始，开始两年只是国内的一些评奖，后来就发展到国际的评奖。里面我们主要是纪录片为主，但是也有一些短片跟一些动画。我们主要是纪录片的展播和评奖。有国际和国内的评奖，国际评奖有50部片入选，国内也是50部。今年我们有400部片展播，因为我们有一个特别展播，因为我们觉得特别展播跟评奖各有各的所长，评奖是给专业人士去评奖，但是有很多限制，他们有60分钟长度的限制，而且有一个限制是在过去一年里新拍的节目才能入选。但是在我们特殊的节目里面，我们可以比较有自由的，比如说可以做一个学生片展播，也可以做儿童片展播。还有就是现在有和中国、日本、广州纪录片大会合作的一个展播项目。两年前，我们有一个“中国日”是跟广州纪录片大会合作的，在两年前开始，我们在这个活动的时候，还有一些专门举办的酒会反映是很好的，在波兰有很多人看中国这个纪录片。 　　主持人：第二个问题是波兰跟广州两个纪录片的异同点？ 　　巴巴拉·奥利兹：其实纪录片节是历史比较长，这个有好处，也有不好的地方。除了这个不同以外，我们相同的地方，我觉得就是这个市场，我们明年也准备引进市场这个活动，也是请国际买家到我们活动来推广波兰的片，波兰有很多很优秀的片国外是没有机会去看到。所以这个是我们共同点的地方。 　　主持人：你们是怎么选一些来中国展播的片子的？ 　　巴巴拉·奥利兹：这次很想推荐你们去看我们这次选来的片，上一年我们选历史题材，今年我们讲青年人的电影作品，在波兰选5—7部在这里展播是很困难的事，今年有些年轻人很有名的获奖的作品，比如说有一部作品就是讲述一个人跟一个酗酒习惯的一个人，他很想帮助他，最后还是没有帮上，因为他酗酒而死。另外一个是学生的作品，这个作品讲两个人在英国想找工作，但是找不到，有很多问题产生。这里面也是很有趣，总的来说，你会觉得放映的影片很具波兰特色。 　　主持人：有一个共同问题，你能不能谈波兰纪录片运作模式，有什么好的经验介绍大家？ 　　 巴巴拉·奥利兹：最后我想说，很欢迎更多的片送到克拉克夫来，上一年很高兴广州送一些片，我希望以后会继续有更多的片拿来展播。 彼得·文托基尼先生接受访问 主持人：下一位嘉宾是来自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内容方面的负责人彼得·文托基尼先生。 　　主持人：彼得先生你好。请简要介绍一下纪录片节的情况？ 　　彼得·文托基尼：先讲我本人，我本人其实是一个加拿大的制片人，多年来在全世界各地做我自己的项目推广，节目推广，所以后来我发现我很愿意腾出一些时间做义工，做一些教育的纪录片，作一些公共的事务，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会变成帮印度、非洲不同国家的纪录片节作一些组织的工作。后来我把自己称为是纪录片的“国际大使”，我现在是帮阿姆斯特丹的讨论会的一些组织工作。我先讲讲阿姆斯特丹组织的活动，我认为不单只是欧洲，世界上也有一个纪录片的圣地。每年有2千个专业人士参加这个活动，参加展播市民就有13万人看这个片。所以也有这些市场的活动。现在你们就像3岁的小孩，而阿姆斯特丹这个活动从规模和影响力来说可以说是祖母级的。但是我觉得你们这个小孩是很健康成长的小孩。 　　彼得·文托基尼：18年前，我记得，我记得看到阿姆斯特丹的两位创始人在纽约的街头发宣传，想叫人去参加他们的活动。到现在已经发展到很大的规模。我觉得纪录片节这个规模，重要的不完全是钱，投资甚至展播的事情。屏幕上展播的和屏幕以外的事情都是同样重要。我觉得纪录片是自由的讨论、自由的争论，对内容的反映争论，和研究怎么把内容用电影的手法反映出来的讨论，是特别的有意义。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活动上，见到很多很有名的买家。其实在阿姆斯特丹我们也见过他们，有些人就在阿姆斯特丹直接飞到你们这的。 　　主持人：第二个问题是对中国纪录片的感受？ 　　彼得·文托基尼：有点遗憾，我长期生活在西方，不是很多中国的片在那里，上一年我看了7部中国片，我在阿姆斯特丹不是很随便的看，我认真看的片在过去两个月已经看了150部，对一部叫《飞城》的中国片特别喜欢，它讲的是一个村庄的故事，反映的是很真实的生活，这种反映方法，不是很多人能够做到的。我觉得中国纪录片一个特点，是一个很强的观察性，实录性。这是纪录片上面的学派，一种记录方法。我曾经写过一篇专门的文章，关于这个方法。这种实录没有带很强的政治、很强的个人观点在里面，让观众自己去理解，自己去解释演绎。我觉得有一个标准，不管是哪一个国家的纪录片，我觉得优秀的应该象一幅画一样，最好的作品是让观众有空间有自己的理解去欣赏这部片。我的任务在这里的话，我想找一找看看有什么新的发现，对中国纪录片新的启发。我明年可以把中国片独立制片人的片推到阿姆斯特丹去，专门成立一个中国纪录片的专题，专门演示独立制片反映出去。中国现在由于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发展，产生很多转变。我觉得最好的方法去反映这些转变，教育用纪录片方法去记录它，我第一次来到广州，以前去过香港，我觉得我的将来会在这里产生灵感。从历史来讲，中国和加拿大很有渊源，像白求恩。在这里跟中国有交流的空间，也许我们可以考虑在阿姆斯特丹在中国搞一些训练，或者是讲座。也可以把中国的一些内容带到阿姆斯特丹去进行交流。 　　主持人：有关阿姆斯特丹的纪录片的运作模式？对2005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大会的感想？ 　　彼得·文托基尼：作为纪录片里面，所需要的各项的内容，我都已经具有。比如说制造纪录片的经济来源，我们有活动帮助获取。还有共同纪录片的制作，也有特别的活动去支持这方面。还有一个重要的地方，有300部片在公众电影院里放，大众对纪录片的反映也能够测试得到。还有一些共同的交流、很能产生一些新的观点，我们也提供了这个平台。比如说还有教育、儿童的纪录片，我们每年支持200个纪录片的学生到阿姆斯特丹与专业人士见面。所以我的感觉不单只是一个专业活动，其实是一个大的聚会、庆祝活动。 　　彼得·文托基尼：对于我来说，成功的电影节应该是要做很多事情。而且大部分都成功，这样就最好。像我们今天在这里大家也看多，有买家、有纪录片的制作者，这样提供这个广阔的平台就很好。 　　彼得·文托基尼：也许我们有个特点，就是其他人不一定有。我们有一些基金会，有钱去支持制片，每年我们都有评委团选出两部片，这些片中部分的片是由阿姆斯特丹投资的。这些制片要在发展中国家，不是美国、加拿大，不是这样子。今年开始，有个很有趣的，我们资金的支持还有一个方向。有些人通常做了一个片以后，就忘记了这个片的内容。我们这个节一直很努力关心社会、关心人文、关心民生，我们想到一个想法，就是除了这个片以后，拍完这个片里面的内容，比如说有些学校，没有钱读书，比如说一个村子的房子差不多要塌了，我们除了拍下这个过程外，还会捐钱帮助他们。所以我们不仅仅是拍片子，我们这个是和社会紧密的结合在一起的。 本文章引用通告地址(TrackBack Ping URL)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