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中国人之间的对话呢?

指路人

　从欧洲回来的这几天，我总在想，我们到底从这次的第二届中国？欧洲论坛那里带了什么回中国？我不知道别的参会者是怎么想的，我想我带回的是对“对话”这个词的全新理解。我目睹了欧洲人和中国人之间坦诚地探讨几乎所有领域的问题，大家在许多方面达到了惊人的一致性。但有个小小的情景始终令我印象深刻，那就是，几乎每个小组都能够顺利地和欧洲方面的成员进行有效而充分的交流，但每个小组内部的中国人之间却无法达到这个效果。事实上，太多的争论都是发生在中国人之间，几乎所有的小组都是如此。 　　中国人之间缺乏对话的习惯和传统，这使得我们不知道如何去进行一场平等的对话。大会进行期间，几个年轻人对会议的形式提出了异议，认为会议给了一些官员和知识分子更多的发言权，而包括弱势群体在内的更多的社会代表则被有意地忽视了，这在现场得到了许多坐在主席台下的参会者的支持，认为他们的举动赋予了大会以真实的意义。但也有些中国人对他们的行为不能理解，批评这些年轻人是捣乱分子，阻止了一场大会正常、有秩序地进行。甚至因为有个年轻人引用甘地的话“对于那些我们反感的人，我们不但要忍耐，而且要欣赏”中提到了“忍耐”，就把人家当做邪教分子。其实大家都知道，事情没有那么复杂，那些发言的年轻人其实都是一些单纯而真诚的人，无非是把大会“促进社会与社会之间交流”的主旨当真了，想呈现更多的社会真实、回归有意义的对话而已。这些误解固然可以被看做是无意的笑话。但连这样简单的表达都会遭误解和干扰，可想而知在多年缺乏对话的习惯后，我们对话的能力、愿望和规则都已经贫乏到了何种地步！ 　　我赞成会上一位学者所说的：“对话是文明的体现，不懂得对话就不能称其为文明。”会场上对话的困难其实是因为中国人平时的公共生活缺乏，从而导致政治文明缺乏所致使。什么是公共生活？其重心无非是为公民、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提供一个对话交流的平台而已。正是因为缺乏这样一个平台，所以对话无法发生，事实上，中国的精英和普通民众甚至在使用两种完全不同的话语，他们不但在生活中，也在精神上渐行渐远。 　但问题是，既然对话是文明的体现，那么拒绝对话的最可能的结果是导致野蛮的相互对抗。在很多情况下，对话的困难主要是因为某一方，特别是强势的一方缺乏对话的意愿所致。而强势方之所以不愿对话，不是因为其强大，而恰恰是因为其虚弱，对自己缺乏信心，才会害怕对话，拒绝对话。缅甸政府拒绝与不满的僧侣们对话，只是一味地警告和镇压，最终酿成国内动乱的局面，在国际社会上也陷入被动和孤立，就是明证。 　　其实，那些弱势群体只不过想要表达一些正常的要求而已，让他们表达出来，正常地协商，又有什么呢？对话是件很简单也有更多正面效果的事情。在中国？欧洲论坛上，最终话筒被传递到了主席台下面，所谓的“弱势群体”接连发言，但整个会场的气氛也是在那时达到了和谐的高潮，这不是挺好的吗？可以设想，文明的国家和政府当给予公民平等对话的机会，鼓励公民与公民之间、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对话，形成一种“对内开放”的格局，这才是整个社会走向和谐的起点。 　　由此我又想到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差异如此大的欧洲人和中国人之间都能够进行的心平气和的对话，就不能在中国人自己内部发生呢？也许这不但是因为缺乏对话的传统，而且也是因为缺乏平等的传统吧。如果我们把欧洲人看做是和自己平等的人，就会愿意与之对话；如果我们潜意识里不认为其他的中国人和自己是平等的，自己甚至可以替他们决定他们的命运和思想的话，那么对话就根本无从进行。对话意识贫乏的背后，也许是平等精神的阙如。 　在闭幕式上，当我看到[url=]于硕[/url]谈起论坛的艰辛，当我看到她的眼中有泪光闪动、她的脸上开始散发出一种似曾相识的光辉时，我忽然意识到，这次中国？[url=]欧洲[/url]论坛，其实是一次[url=]理想主义者[/url]的盛宴。所谓理想主义者，经常做些被人们认为是幼稚的事情，只有最终事情做成了，才能证明他们的远见卓识。 　　在“把不可能变为可能”这方面，我敬佩欧洲人：在一战后，他们能够提出国家联盟、[url=]国际法庭[/url]、国际[url=]准则[/url]等等，最终这些在当时被认为是幼稚的国际理念成了我们今天国际社会通行的准则；在二战后，他们实现了法德两国百年世仇的和解，并且把此理念应用于整个欧洲，使得一个多元化的欧洲成为今天最不可能发生战争、社会最和谐的地方。如今他们要把这种适用于欧洲的理念推向全世界了，我希望他们能够成功，或者说，我希望我们能够成功―――因为促进中国人之间的对话，你不能指望欧洲人，而只能指望我们自己。在这个古老的国度中，当高贵者可以俯下身来谦逊地聆听，卑微者可以自由而有尊严地表达自我时，我相信，中国和中国人都将在世界上更有尊严。 来源: 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