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在东欧

指路人 · 发表于 2007-10-15 13:29:34

第一章 1989，中国人“远征”东欧苏联东欧地区对中国人来说，虽属近邻，却一度远比天涯。曾经是“同志加兄弟”，转眼就变成了“头号敌人及其仆从”。先是辩论对骂，后是兵戎相见，无形的一道铁幕，使两方老死不相往来。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出国“热”持续升温，美国、加拿大、西欧、日本、东南亚、澳洲、南美、塞班岛??唯独不能去被誉为“地绿中心”的东欧苏联这一大片地广人稀的地区。亚欧大陆悠久的“丝绸之路”，一断就是 20 年！人们害怕。识字的中国人合书闭目，眼前立即浮现出一幅图画：白的是雪，黑的是面包，还有疯人院、克格勃、坦克和熊。山不转水转，原则随着时光转。80 年代后期，双边互称“同志”了。先是东欧各国党政领导人，最后是戈尔巴乔夫本人，陆续到了北京。酒杯双碰，相逢一笑。百姓们被告知：过去的让它过去。　　就在这时，西方各国因 1989 年北京事件对中国人关紧了栅栏，而苏东铁幕四面洞开，中国人近水楼台，“出国潮”立即转向了苏东地区。短短 3 年，去苏东地区的中国人远远超过了 14 年中去西方各国的总和！人们称此为“苏东波”——苏联东欧之“波”。（一）出国潮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一曲充满忧郁和希冀的《橄榄树》，载着东方古国的丝绸、珍珠、风油精，随着趟趟爆满的国际列车，传入了蓝眼睛的世界??有人为了欣赏“天空飞翔的小鸟”，更多的，则是为了追求能在这个星球上横冲直撞的美钞?? 中国与苏联东欧关系全面正常化后，首先是扩大经济和教育文化交流。最先看到庐山真容的是政府官员和公派留学生，而因私到这些国家的大流源头在哪里呢？应当说，先尝禁果的人是勇敢者。　　最早持因私护照到东欧的是一批探亲访友者和路过东欧去西欧的自费留学人员。首先吸引他们的是匈牙利和波兰，懂俄语的去了苏联。　　王君是 1987 年自费到奥地利留学的中国某市郊区人。物价昂贵，在奥国生存不易。王君 1988 年因买不起飞机票而坐火车取道布达佩斯回国。那时的布达佩斯街头出现一个亚洲人都容易引起围观，人们问王：“你是日本人？你是南韩人？”一听是中国人，人们就肃然起敬。何也？中国改革得早，加上中国敢于反对前苏联霸权主义，而这些国家的前领导人大都亲苏，所以，东欧人民对中国有良好的印象。他们觉得中国人有骨气。　　王君在举目无亲的情况下，很快结交了不少友好的匈牙利人。他们提供条件不错的住房，只收很低的房租，王君把一些没有送完的礼物，如清凉油、风油精、丝绸衫、珍珠项链等拿到自由市场去卖。回忆当年，王君笑了：“我从来没做过生意，也不知家里人给我买这些东西时花了多少人民币。嗨，就瞎卖呗！清凉油、风油精一个卖 1 美元，项链每条卖 15 美元，绸衣服卖 60美元。一天就卖完了，总收入 860 美元，全部东西只有一个小包。” “我简直觉得在做梦！”王君如今是一个商店老板，他的外国妻子当经理，而他还在读书。王君继续对笔者说：“卖完了货我从梦中笑醒，我要回家，买了再来卖，可是持中国护照回去了就出不来了，我的匈牙利朋友一个上午就把三年居留证，也就是人们说的黄卡送给了我。我回到了北京，立即把美元换成人民币，到自由市场批了 10 包货。莫斯科的朋友帮我买的火车票，从北京到匈牙利只相当于两条牛仔裤的价钱。我就一个月一趟来回跑。除掉一切费用，每个月光靠跑单帮可以挣二万多美元。我主要卖珍珠项链、电子表、打火机和砂洗衫，这些东西很轻，利可十倍翻。几个月以后，其它收入也就多了，我就不愿来回折腾货了。”到后来他为什么不做货的买卖了呢？不便问他。据他的朋友讲，他后来就不贩货，“贩人”了。（二）“人贩子” 护照能在发展中国家成为商品，“人贩子”自称促进了国际交流大循环。靠赚同胞的血汗钱成为百万“大款”，他还要感谢国家的护照制度??世人都说出国好，个中悲苦天知晓??读者或许要问：人也是可以“贩”的么？问题不在于合法不合法。资本来到这个世界，每个毛孔不是滴血也是滴脓的。中国人想要出国的何止一千万！出国的目的有留学、工作、探亲、访友，只要有国外来的信封，里面装有一纸担保、邀请什么的，等一个月就批下了护照，最短的只要几天。只要有关系，在中国好像没有办不成的事。王君先向朋友中间发这些邀请书，每位收 1000 美元，朋友的朋友收 2500 美元至 3000 美元，而每份邀请书“成本”在 10 美元以下。到 1989 年 6 月，王君每个月要办近 100 人。按地划分的价格如下：一类地区：福建、浙江、广东每位 6000 至 1 万美元。二类地区：上海、东三省 3000 至 6000 美元一位。三类地区：北京和内地其它省份每位 2000 至 3000 美元。注：这是到匈牙利的价格。读者又要问：这么高价，有多少人要买邀请书呢？福建一位“蛇头”（专办出国手续生意的经纪人）说：“在三明地区、温州地区、青田县，每个乡要出国的人就不止 200。北京要是放开了，至少有 10 万人要出国，要是国内申请护照容易，我就没饭吃了，所以，我要感谢现在的出国管理政策。” 　　王君于是就开办了正式的“国际人员流通”业务。他是在几个月暴发成百万“大款”的中国人。他所办的人都要按他的清单带十几包货到匈牙利，以两倍的价批给他，而他再以四倍的价批给匈牙利等各国商贩。每个人到匈后仅把货一批，就赚回了办出国的部分或全部费用。王君还利用当地关系，为这些人办白卡（半年至 1 年居留）、黄卡（1 年至 3 年居留）和蓝卡（6 年至 15 年居留权，即移民卡）。办这些“卡”又是无本万利的生意。 “办人”是否违法？中国驻某国三位不同级别外交官的回答是：“很难说这是合法的，但也不能说这是违法的。他们（蛇头）能弄到所在国一切真实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合法的工作，探亲邀请，而且有公证章，是花了代价的，至于收人多少费用，完全是愿打愿挨的。凡是这类事告到我们这里，我们是不受理的，这是所在国法律的事。” 　　不管怎么说，王君现在手持多国护照或永久居留卡。除了在赌场输了十几万美元（王君如今发誓不再赌了）外，买了几处房产和两个铺面，汽车、游泳池、社会组织头衔什么的，都有了。银行存款这辈子不出灾祸是用不完的。由于他拿出钱来赞助过国内家乡小学，县里把这个小学的名字也改了，还要把他选为当地政协委员。“有了钱，就有了名，没钱，华侨回国要挨白眼的。”曾是读书人的王君提醒不开窍的访问学者说，“我原来也和你们一样安贫乐道，只想学好专业，科学救国，多天真！谁救你？现在，我回去也是个外商，处处受到款待，要是混不好，回去以后，当个典型，宣传‘优越性’、‘母亲的怀抱多温暖’。那滋味没尝过，却也听说了不少。” （三）“黄祸又回来了！” 成吉思汗，一代天骄，令欧洲人谈“黄”色变。几百年过去了，欧洲人又惊呼：“中国人一夜开来了几个师！”?? 早期像王君这样发大财的华人为数约有百十来人。这些人现在大都进入西欧、北美，买房置地开餐馆，或像王君这样的读书人还想读书。有些暴发户把这些来得容易的钱全部或大部扔进了赌场。 1991 年 4 月以前进入东欧的中国人无论大财小财，应当说都是赚了钱的。勤劳、聪明的中国人，在有人的地方就能活。回国后不用吹，腰缠万贯，哪个不服？个中秘诀，不便多问，“贩人”贩货，促进了国际交流，至少是大开了数万中国人的眼界。这些人大都取得了国外居留权，可以自由往返。在这些原来都不富裕的国家，他们的社会地位是凭金钱、汽车和其它财产说话的。中国人涌入东欧的动力之源，就是对国外发财的向往和能赚钱立足的客观条件。促进这股大潮向前的是像王君这样的中外“蛇头”。东欧“国际倒爷”和东欧在中国的留学生，也都在幕后制造了一份份合法文件。这些文件使中国各地公安局护照科门口排起了长长的队伍，使北京至莫斯科的国际列车票成百倍的涨价，使中国人成群结队地出现在东欧各城市的街头。东欧一家报纸惊呼：“中国人一夜开来了几个师！”少数复活的当地法西斯分子狂喊：“黄祸又回来了！” 　　据权威人士估计：从 1989 年年底到 1992 年 3 月底，中国因私到东欧列国的人数约有 6 万人——一个整兵团！比这个数字还要多的人到了前苏联（今俄、乌等国）。　　冲在这股出国潮排头浪的有一批学生、学者，他们的目的地不在东欧。据匈牙利《人民自由报》报道，他们是由于“政治迫害”而以到东欧的名义去西方寻找“自由”的人士。但笔者在东欧一年多，竟没有遇到一个这类中国人。再则，能领到出国护照的人，还有政审一关要过吧。倘有政治原因，谁也不敢斗胆发出境卡。　　（四）条条大路通罗马据说天上有一位仇视人类的恶神，为了看到人类相互残杀、血肉飞溅，就通过种种魔力，使人间产生了金钱。金钱对人类的诱惑力是人所共知的，而在今天的中国，走出国门的诱惑或许比金钱还要大??国外遍地是黄金的梦幻，使许多国家的边境线上越来越多地印满了中国人的足迹??。在那一行行慌乱蹒跚的足迹之间，洒落着点点斑斑、令炎黄祖宗羞耻的心泪和热血?? 有一部分华人到东欧的目的是转道去南朝鲜、南非这两个与 77 中国没有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东北地区的朝鲜族人去南朝鲜探亲做买卖不能取道北朝鲜，而东欧几个国家和原苏联与南朝鲜有外交关系，可办进入南朝鲜签证。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 1992 年 8 月 24 日中国和大韩民国建交为止。由东欧转到西欧的主要是中国南方浙江、福建、广东等地的人士。这中间有花钱买合法入境手续的，大部分则是有组织地偷渡进入意大利、西班牙、奥地利等地。也有进入西欧后因吃不了打工之苦又折回东欧做小生意的。曾在国内当了五年记者的小谢就是其中一个，他回忆偷渡时的情形是：蛇头把他和其他 6 位偷渡者带到原南斯拉夫与意大利交界的小镇。两天后的一个晚上，蛇头命令众人把大行李都甩掉，只带一个小提包，坐上一辆封闭的大卡车，绕过关卡，下车爬过两座山，躲过几队巡逻兵后冲下一个山坡。这时，天已有点亮了，蛇头指着山下说：“下面就是意大利！你们快冲！过去就好了，不远有一个小镇，你们按这个号码打电话，就有人开车来接你们去罗马，万一没人接，就花几个美元搭车，反正条条大路通罗马。”这位小谢当初是被蛇头吹昏了头而偷渡到意大利的。他吃不了打工之苦。痛定之后，也当起了蛇头。当时，他专门在匈牙利组织华人办进入南斯拉夫的签证。1956 年曾经为纳吉避难的南斯拉夫大使馆，面对匈牙利人引为骄傲的英雄广场，而在巨大的艺术塑像四周，每日要汇集百十位来自东胜神洲的偷渡者。他们三五成群，低头不语，在类似小谢那样的蛇头的带领下默默地排队等候签证。对他们来说，南斯拉夫离他们想象中的西天极乐世界只有半步之遥了。由东欧进入西欧的偷渡之路苦状莫名、险象环生。偷渡者夜间行车，司机不敢开大灯，走的又是僻乡山路，一不小心，车翻人亡。不期遭遇边防军，捉住了搜身审问，受尽奇耻；胆大的无视严令，拔腿就跑，不出几步，就在边防军警枪弹之下非死即伤。　　由西方折回东欧的华人声泪俱下地介绍他们的悲惨经历，也使一些原来准备偷渡西方的华人改变初衷，就地“淘金”，使东欧华人与日俱增。直至今日，“东欧热”仍未冷却下来，成千上万来自各行各业的中国人，来到了这片陌生的广阔天地，开始了新的营生。　　第二章淘金谱（一）龙有九种，种种各别在中国活得无忧无虑的人只是想出国观光，而那些要背井离乡出国谋生存的总有一些“伤心事”。??还有的，是为了“躲事”?? 这里不包括因公出国的外交人员、国营公司干部和公派留学生。持咖啡色因私护照到东欧的中国人有以下几类： ●因去西方不能入境而滞留的中国人。中国外交官称之为“滞留者”。 ●以留学名义出来的。　　●以受聘工作名义出来的。其中包括“公派自费”，即持因公护照以公费名义，实际上是自费的人员。 ●以探亲访友名义出来的。　　●以私人名义实为国内公司或机构公费派出的少数人。如国内某大公司，在办理劳务护照时为本单位干部也办下因私护照。这类人员又称“公费自派”者。到东欧这些国家干什么呢？观光旅游是极少的，大多数人是来谋生的。谋生的生计大体是：一、开办公司，做批发零售中国产品的生意。真正运转起来的中国公司只占极少数。在东欧各国注册的中国公司（有限公司或无限公司）有数千家。其中在匈牙利的就有 1000 多家，在独联体各国有千余家。注册公司的费用不等。就注册资本来说，无限公司无底限，有限公司在罗马尼亚要 2000 多美元，匈牙利要 7000 美元左右，捷克和斯洛伐克也是如此。注册费（包括律师费、咨询费）1000—2000 美元不等。在边远城镇申请注册比在大都市申请速度快。相比之下，比在国内手续简单多了，所需资本也少多了。有人是为了解决当地居留身份而注册公司的，注册后并不运转的公司占大多数。中国人公司名称也有特色，叫“X 龙”的有很多。已知叫“长城”的公司有十来家。二、做小买卖。自由市场是唯一可以摆摊的合法场所。华沙、布拉格、贝尔格莱德、布达佩斯等城市有“跳蚤市场”的地方就有中国人，这是大多数中国人，尤其是操北方话的中国人主要的谋生职业，无论他们是以什么名义出来的。三、办人。西方称之为“办理出国手续经纪人”，中国北京人贬称为“人贩子”，中国南方叫“蛇头”。蛇头自称“做人头生意”。职业干这一行的多半是浙江、福建和黑龙江同胞。职业办人者实际上是较守信用的。他们有完整的国内外配合机制。如：办一个某县某乡的某一个人，国内手续如乡村证明，县市公安局，省公安厅关系，翻译文件，到北京订票或办过境签证全包；国外完整的合法文件及公证、认证手续的办理，出国后的接机接车、住宿、转往目的地的接应，也都包揽无遗。全包下来的费用是 6—10 万人民币。人到目的地，电话通知国内付款，交款人也是守信用的。或者是部分承担责任制，如：只办国外全部手续是一个价，人到莫斯科是一个价，到布达佩斯、华沙和布加勒斯特又是一个价，转送到维也纳又是一个价。送到意大利、法国、西班牙是高价，最高达 12 万元人民币。有送到美国的，价更高，据说在3 万美元左右，最高达 4 万多美元。四、办餐馆旅馆。中餐馆在东欧是近几年由无到有的。最初只有在莫斯科的官办合资的“北京饭店”，布达佩斯的“四川饭店”等。到 1992 年 3 月，东欧各大都市都有了规模不一的各式中餐馆、中国快餐厅，连边境小镇都有了中餐馆。捷匈边境、匈奥边境、匈罗边境都有了中国餐馆。从 1992 年元月开始，布达佩斯这个只有 200 多万人口的城市，平均每个月就有一家中餐馆开张。与餐馆类似的中低档旅馆，服务对象主要是中国过往行客和一时找不到房的初到者。如莫斯科的“乌拉尔”、“爱华”、“花都”旅馆，布达佩斯的“欧亚”俱乐部，罗马尼亚的“中国之家”等等。这些中国人集中的地方也是中国人的信息中心。　　五、代理商。有国内背景的中国人为国内国营公司或行政单位开拓市场，收揽信息，代办贸易或投资业务。这类人员本身素质要求较高，必须深通外语且有较强的业务能力。这类人员数量不太多。　　六、留学。以学语言为主。东欧各国都在使用自己的民族语言。苏联解体后，独联体各国也逐渐扩大其民族语言的使用范围，连几百年不用的“死语”也复活了。中国人到东欧正式读学位是相当困难的，只能先在语言学校学几年，再进大学预科。　　七、打工。在东欧国家企业打工几乎是不可能的，主要是在中餐馆、华人公司或旅馆打工。八、跨职业者。边留学边做小买卖；贩货贩车票兼“贩人”，“合法” 事与“不法”事同时干。在国外，为了生存，靠各种方式谋生，是正常的，也是常见的。九、卖艺。中国的艺术家也常出现在东欧街头，作画卖画、剪侧影像、拉二胡、吹笛子、表演武术、练气功、玩杂技、演魔术，个人团体都有。1991 年一次自发的国庆联欢会，部分艺术家（包括电影导演、歌唱家、相声艺术家）随便就能推出一台高质量的演出。难怪有人说：没一两手的人是不敢出国的。专门在街头卖艺的人不多，但影响很大。精彩的中国民乐演奏和中国国画很受东欧人欢迎。十、开办诊所。中医针灸、按摩在东欧有一定市场。东欧不像西方那样难领行医执照。最早到东欧办诊所的是东北地区的单位或个人。不少中国外交官也请当地中医看病。十一、无业者。这些人在国外怎么活命？读者不用为他们发愁，他们中有人带出去的钱足够活几年、活一辈子甚至几辈子。他们先等等看，买下房产，买下移民身份，有的甚至能更名改姓买下不止一个国家的护照，或问他们钱从何来，别人谁都不知道，但谁又都明白。被采访的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同胞，外语一窍不通，只知他一个很普通的洋名字。他自己无意中说出： “老子这辈子不愁没钱用，谁敢与我过不去，别说在国内，在国外老子也有办法收拾他。”有一部分是短期无业者，走走看看，混不下去，再回国。他们也有一句口头语：“我的优势在国内。” 　　十二、贩毒者和为娼者。这已是公开的秘密了。据驻某国使馆的官员讲，当地警方已向他们多次照会，并提供了从华人手中搜出的毒品证据。关于卖淫者，公开的占少数，主要在各大都市的夜市或旅馆中出现。暗娼只有从嫖客的口中或警方的口中才能略知一二。另外就是“业余”的，边做事，边卖淫。至于生活无着落、安全没有保障、不断与人“膀肩”（同居），给“大款”干“全活”的女子，不在此列。　　（二）华人百态图仿佛在一夜之间“几个师”的中国人就从海、陆、空同时登上东欧的国土，并且非常迅速地在东欧挖掘了网一样的“商城”沟壕。尽管许多“城堡” 都是几个哥们和姐们“凑份子”从蓝眼睛人那里租借而来的，参加“商战” 的武器也多是一些中国大铁炒勺和针灸的银针??然而，这“几个师”的战斗力却是不可轻视的。元帅的心只能有一颗，元帅手下的士兵却是同吃一种米，长着不同心?? 苏联东欧本来与中国是联成一片的社会主义“兄弟国家”，但 20 多年不相往来，近两代人无法了解沟通。苏联东欧政治变质后，经济大滑坡，人民生活水平一落千丈。为什么人们知道这些国家并不富裕也要去“闯一闯”？为什么占 99％以上的人根本不懂这些国家的语言、文化、历史，也敢去这个陌生的世界？应当说，几万个人出去有几万种原因。笔者总不可能写出万般情由，只能将所采访之几斑以充全豹。为信守诺言，故将被访者真名隐去，按字母顺序把其真事列来。艾君。36 岁，北京市个体户。　　“我在中国什么都有了。”艾君不无自豪地谈起他在北京的房子、财产和铺面。他出国时连自己的报关表都是别人代填的。1990 年中国治理整顿期间，他的个体商店商品积压严重，不知是哪位官家没有侍候到，有人告他一个“偷税”罪。“我的确不知在红桥哪些事是合法，哪些事是违法。人情做到家了，百事通得过，哪一个环节忘了打点，罪名就来了。”他没有多谈自己，只是抱怨“贪官”无厌，“反正，这几年挣的钱两辈子也花不完。罚完了，老子不干了，花 2500 美元到国外看看，也不枉为人一世。”艾君出国较晚，错过了贩运黄金期（1988 年至 1991 年春）。出国一趟，没赚到钱。回国重操旧业，幸逢允许胆子更大一点，日子仍然红火。想起他在华沙、布拉格、布达佩斯所吃的苦头，艾君说：“我再不出国了。” 毕君。28 岁。她是内地某省某研究所的工程师，77 级大学毕业生，82级研究生。“我出国完全是为了解决两地分居问题。”她莫不伤心地谈她的过去。毕君的丈夫在上海工作，两人是下乡插队时患难之交。“进上海比出国难多了！”她这样说。毕的丈夫在上海某图书馆工作，公婆都是“永久牌” 病号（毕君笑语）。丈夫不能离开上海调到外地，媳妇又不能尽半女之心。调到上海是登天之想。于是，她通过“关系的关系”，买到了一张“单子”，来到了华沙条约签署地。她曾天真地想凭自己的计算机专业在国外可以发挥专长，再接丈夫公婆出来。这样，她就借了一万人民币自己先行一步。到了波兰，头都晕了。这里的失业率远远超过了中国，找事做谈何容易！她终于改了行。“我总要赚回一万人民币才能回国呀！”她先摆摊，不会算账，看不住货，被偷的货值比利润还多，她只好与一个台湾老板“膀了肩”。老板倒是没有亏待她，没让她只当“朋友”，而是发挥她的专长、让她做计算机生意（后文“港台商人在东欧”有补）。这个老板也姓毕，在酒宴中众人称她“毕太太”，她是坦然答应的。毕君没有忘记她的家和她的同类。笔者采访她时，她还含泪谈起她不久前一次感想：“上个月我和毕先生到布达佩斯，看到自由市场上的中国小贩有不少是国内教师、医生、工程师，我意识到已有一批知识分子就像我一样，如水土一般流失到国外。出来了，谁愿没混出点名堂就回去？就当泼出的水，谁会可惜。” 　　蔡君。33 岁。他可没有毕君的“觉悟”。蔡也有大学文凭，但一听就知道是买的。“在中国哥们儿没有办不成的事。”蔡君如是说。蔡君在东欧三国有房产。他自称在国内做过房地产，是内行。蔡君文化水平不高，但对知识分子还比较重视，见人戴眼镜或谈吐文雅一点，就说：“你给我干吧，在国外你有文化，有能力，我有钱，绝对不亏待你。”笔者曾好奇地问一句： “你的钱怎么出得来，国家不是严格控制外汇出境吗？”“你真是个书生。”蔡君说：“你知道我是怎么骂海关的头吗？敢查我的包的人还没生出来呢！再个，有钱还怕买不到一切？”笔者听不下去了，问他：“没有中国你还能牛气吗？你大概是最有资格说好字的人呀！”蔡君不这么看。他答：“要是没在中国，老子现在可能是个博士，说不定也是一个包玉刚呢。当年我上学时，娘老子靠边站了，现在老子上学又太老了，老子的老子知道自己有愧，才不得不做点补偿。说不定将来谁靠谁呢！” 蔡君是很聪明的，也是勤劳的。他有雄厚的资本，特别注重网络人才，目前麾下有健全的人马班子：英、德、俄语三个翻译，还有专门对付东欧黑手党的保镖，有会计、秘书，有专门的律师和所在国代理商，他的努力已从国内延伸到国外。自己又不到外面嫖赌。房地产在东欧是大有作为的。蔡君是真正赚了外国人钱的东欧华人中的一位。　　戴君今年 50 岁整，衣整貌端，颇有东南亚实业家的气度，原是江南登了报的“农民企业家”。他是东欧新一代华人中年龄较大的。戴君出国，完全是为了一封信，他称之为的“诬告信”。80 年代初，戴君平反了（笔者至此死也想不起他所讲的平反原因，反正是平反了）。他由 S 市到 W 县承包了一个纺织厂，几年之中享誉海内外。戴君是拿得出国内外报道文章和图片证明这一点的。“后来，我也有了钱、房子、汽车。老婆比我小 20 岁，受不了我天天在外谈业务，给伊 20 万，留下儿子放回大城市了。就在去年春节，上面派人来调查我的经济问题。其实，写匿名信的字我一看就知道是啥人写的。我也不申辩，一个报告写上去，阿拉不干了，就让伊来当厂长好啰。斗来斗去没意思，急流勇退，见好就收。今天政策说你是致富模范，明日领导说你‘有问题’，上半日大干快上，后半日冒进无功。罢了，交给朋友两万美金，买了本汤加护照，到南洋兜了一圈，看不到太大的发展，就到匈牙利来了。我想在这里办个厂。” 　　戴君也是有代表性的东欧华人。类似的笔者也采访了几位，他们经历过运动，处世待人比较慎重，出示他国发的护照时可看到名字都是改了的。在中国，他们是有人所称的“中产阶级”，有事业心，有各种正常的欲望，有共同的担心。他们大都想凭过去的干劲，重振雄风。　　易君，22 岁，是年轻漂亮的原机关女干部，大学毕业。出国原因也是最简单的。小易过去的男朋友是外交随员，在非洲某国，一去两年。小易的娘家住房狭小，哥嫂侄子一大群，娘家是住不成的，单位集体宿舍另一位女同事的丈夫也是天天来会妻。“实在没辙了，我就出国了，我没花一分钱，是朋友帮我出来的。”如今，她与这位朋友同居了。因为国内普通机关干部如　　无一技之长者，出国谋生最难。要不是这位朋友，她靠什么过活，靠谁来保护？她的这个朋友是个实实在在的忠厚人，他一人天天出来摆摊，卖的钱回来全部交给小易。后来匈牙利驱赶华人，他们转去了捷克。　　范先生和范太太都是福建某县的乡村中学教师。福建人出国很难，要出国的人也最多。他们到东欧是过路客，真正目的是到意大利、西班牙或其它西欧国家去打工。在国内他们听人说在西方打工也能赚大钱，意大利、西班牙是有可能解决居留身份的西方国家，而且在西方中餐馆很多。范氏夫妇依仗身强力壮，幻想有一天也能以爱国华侨的身份重修他们原来的校舍，或许那个学校也能改名为范氏中学。他们有 2 万人民币存款，又借了 10 万，跟着成千上万偷渡大军于 1990 年进入意大利。“实在受不了啦！”范太太满眼是泪水，哭诉在意大利老亲戚的餐馆里受到的苦难。她在意大利怀了孩子，可是老板（她的叔公）还让她干重活，不干的话就意味着没饭吃没地方住，实在不行了，他们来到了匈牙利。孩子没满月，夫妇两个就到自由市场摆摊。中国南方人真是能吃苦，他们在市场极萧条的情况下每月能净挣 800 美元。可是，匈牙利 1992 年新年开始，不给中国因私护照延期。他们的孩子虽然出生在布达佩斯，警察就是要赶他们走。“怎么走啊，家里欠了 10 万，这笔钱是可以偷可以抢的么？”后来当地教会出面解决了他们夫妻 3 个月延期问题。3 个月以后怎么办呢？出路就是回国，10 万巨资对有些人不算什么，可是农村中学教书匠两辈子也是还不清的。纪君，46 岁，是东北某地的中医。过去公派到东欧访问过，在医院表演传统和现代相结合的针灸绝技，颇为轰动。在单位有人说她恃才傲物，甚至说她针都扎出了作风问题，她一气之下，抛夫别国，带着孩子到东欧某国办了一个小中医诊所。笔者像病人一样排队，等了两个小时才采访到她。她有了永久居留权，诊所也是合法的，生意非常好。她的理想是开办一个大医院。大概她知道笔者目的，说话时极为小心：“我要把中华医学在国外发扬光大，把毕生精力投入到治病救人的事业中。”无论怎么说，纪君是在东欧能独立成功的不多的中国女性之一。郝君，21 岁，在东欧的形象非常突出。笔者认识他是在一家中餐馆吃饭的时候。他在邻桌，服务员（也是中国人）来结账，郝君不抬头，说：“把你们老板喊来，大爷在国外都快把中国话忘了，你的老板还不知护照是什么色的呢！吃他的，是看得起他。”服务员刚从国内来，不敢惹他，就请当地雇员来说话。外国人不知道中国人脾气，过来彬彬有礼地递上帐单。郝君可真威风：“你他妈的讨钱来了！”一个内摆腿，用鞋底掴了外国服务员一个耳光。“中国功夫”用在这上面，厅内的所有中国人又是气又是叹，都来说他的不是。郝君倒是量大，把一张百元的美钞一甩：“没见到钱不是，拿去花吧，下次大爷来，不要说结帐二字。钱，没说的，缺钱用来拿就是！”第二次见到郝君是在一个朋友家。他的朋友正失恋伤心，他在对朋友说： “你也是一个人？你怕她干嘛？这小妞活不长了，大爷一句话，要她的左腿不会伤他的右腿。在国外打死一只鸽子要犯法，打死一个中国人绝对没事。” 这次笔者只知道他今年 21 岁。第三次是从一位使馆官员那里得知郝君下落的。原来，他因贩白面被警察抓获，他还在拘留所打电话请求中国使馆出面保护。使馆官员在证据面前能说什么呢？只好任所在国法律来处理了。郝君如今是不愁居留权问题了。永久居留！东欧政权形式是演变了，而专政形式仍然如故，那些因工资低、物价高、没气出的狱吏狱卒，将用最合适的方式来看管这个仗着功夫横行的中国青年！　　李君（29 岁）很具有代表性。不少人都和他一样大呼“上当”。朋友给他写信，说每个月至少能赚 2000 美金，因此他就交给朋友 2500 美金办出国了。李君出来得较晚，形势变了，钱不好挣了。他如今在一家中国人办的旅馆当服务员，每月工资除去吃住费用，所剩无几。麦君是由西欧到东欧去的华人青年学生。他大学没毕业就到了西方，起初与同伴们在一起，后来为了个人生存，就到一个亲威办的餐馆里打工。“哪里是打工？分明是作奴隶！”麦君说他干了十个月没拿到一分工钱，老板亲戚说：“不是我慈善，就决不会让你在我这里吃住。”早上他要为老板一家做好早点，服侍一家人吃喝，从中午 11 点到晚上 8 点在餐馆炸肉丸子，滚烫的油常溅得满手起泡，贴上膏药还得接着干，8 点回家后还要照看老板的小孩子。麦君如今不想继续读书了，也不信仰什么“主义”了，他也加入了摆摊行列。　　倪君今年 18 岁，别看人小，已经是“老资格”东欧华人了。他是探亲出来的，叔叔是 50 年代定居东欧的老华侨。由于小倪出来得早，如今腰包也有十来万美金了，汽车、公寓也都买下来了。一次他在给国内机关工作的父亲写信说：“你还吃那个苦干什么，给你 3 万人民币，花着玩去，3 万人民币够你几十年的工资。”问起他当初为什么要出来，他的理由最简单：“不出来没劲。”有了钱，未必能买到地位。倪君一朝醒来，对知识发生了兴趣，来东欧的中国访问学者大都一肚油墨，两袖清风，倪君花钱请了其中二位来当自己的家庭教师，一位教外语，一位教中文——倪君成了一个花钱到国外学中文的特殊“留学生”。欧阳君也是以留学名义出来的。18 岁还差一个月的 1983 年某日，欧阳君因犯“流氓罪”被判处 5 年徒刑。他回忆说：“那一年我在上技校正放假在家，一个街坊跟我妈吵架，我一看就火了，就出来和那丫挺的打一顿。他媳妇过来帮忙，我抬手就给了她一耳光。其他街坊都过来给劝开没事儿了。没想到那女的哥哥是联防的。过几天就告到派出所了。也没让人说什么就把我抓起来了，正赶上严打，连指定的律师也‘请求’法庭‘严惩’。判了我5 年。不服，跑了一次，没跑了，管教的打累了让犯人头儿打，还加了 1 年。犯人农场什么能人儿都有，我交了几个朋友，学了几招。心说一出来就找仇人算帐。回家以后家里人都死劝我别再找事儿。我那仇人的哥哥又当上了综合治理的头儿。这几年家里挣了点钱儿，就给我买了个留学的单子，死活要我出国留学。虽说不歧视，也是办一路手续洒一路钱。总算出来了，可是没语言在这儿上小学也没人收。我想还是先挣点钱吧，挣了钱买个国外身份，再回国读书。我就想学法律。”欧阳君从 1989 年底到 1990 年底，靠“倒货”挣了十几万美元，有国外永久居留证，还买了房子和汽车。如今，他已到北京自费上大学。不过，他没有学法律专业，而是学外语专业。　　第三章留学生（一）副博士和方便面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激励着中国古人“头悬梁，椎刺股”??啃着方便面攻读“洋博士”学位，“革命”的味道尽管浓了一些，难道谁敢说这不是为了今后更好地生活?? 刘淑是中苏关系实现正常化以后第一批交换的留学生中的一位。在国内，等候公派出国留学的人员排队排几年已不足为奇。“有关系的人宁愿等下一拨去美国或西方其它国家，也不愿意到东欧。”刘淑说，“最后领导做我的工作，让我提前一年出国，不过是到苏联。我是学化工的，到哪儿都一样，说走就走了。” 　　刘淑的父母都曾留学苏联，她还是在苏联出生的。但近些年来国内对留学苏联是不屑一顾的。小刘走时只有弟弟一人送行。　　留学苏联，第一步要过俄语关。小刘虽然从小跟父母学了一点儿口语，但听说能力远达不到听课的水平，读、译、写还是可以过关的。在离莫斯科400 公里的一个城市，小刘正式入学报了到。全班只有她一个外国人。第一次上数学课时，教授（一位老太太）用俄语问她：“你多大年纪了？”她没听清，想说：“我没听明白你的话”，可说出口却成了：“我不知道。”老师接着问：“你的家庭姓什么？”她又误解对方问她家里有几口人，就回答： “4。”引起哄堂大笑。高傲的教授接着说：“你一不知自己的年龄，二记不住自己的姓，想到我们国家做什么？”小刘满腹的羞辱，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她上课时自己看教材，一堂课下来，她竟读完了半本书。下了课她就去房东家，房东教她口语，纠正她的发音。有些好心的同学帮助她练习听力，经过半年的努力，她看电视、听广播都没有问题了。期末考试结束了，数学成绩迟迟没有公布。终于有一天，几位老师来到班上，在公布分数之前，在黑板上出了两道难题。老师点名叫刘淑上台公开演算。小刘心说：“有何难哉！”走上台去，不到 15 分钟就当众解完了题。答案是正确的。这时老师才公布考试结果，全班只有刘淑一人是满分。原来，小刘的答卷引起了老师们的一番争论，他们不大相信这个连日常语言都不懂的东方姑娘会有天才般的数学头脑。岂止是数字！小刘的门门功课都排在班上前五名，她受到了嘉奖，赢得了尊重。这并非她先天比别人聪明，而是她比别人多了几倍的努力。小刘只用三个学期就学完了硕士学位的全部课程。到接受采访时，她正在写副博士论文。她的桌上除了书、计算机，就是放假时从国内带去的方便面了。像小刘这样的陈景润式学者并不多见。留学生的生活是很丰富的。（二）儒生经商有道中国古代的儒生见到“孔方兄”，都要作掩鼻躲臭状??今天的“秀才”，对于“银锻细软”却犹如“绿林好汉”一样，敢于横刀立马大喝一声：“要从此路过，留下买路钱。” 　　　　1990 年以前，中国与苏联东欧各国只是交换公费留学生、互派访问学者。每年能有几百名留学生，访问学者难于统计，期限是半年至一年。互访学者和短期考察、学术交流的人员占多数。从 1990 年起，自费留学生不断上升，远远超过了公费生。　　申请出国“留学”的人数中，真正的自费生还是少数。因为东欧及苏联诸国的正规大学只有很少的专业预科班招收自费生。中国青年根本听不懂当地语言的授课，只能进一些语言学校，更多的人是以“自费留学”的名义出国做生意的，否则，就生存不下去。自费生申请报助学金、奖学金的至今未有所闻，这里不是西方国家。自费生大部分都是以商养学的。即使是公费生，在东欧物价飞涨的条件下，他们也参与了商业活动，以助学业。　　刘军在莫斯科某大学已经学习了 3 年，他要等博士论文通过后才结束留学。他爱人和孩子都到了莫斯科，租了一个 3 居室的房子，自己一家住一间，余两间转租给路过或长驻莫斯科的中国人，收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绰绰有余。由于吃喝不愁，他们在苏联又生了一个孩子。刘军读书 3 年，学业养家两不误，到 1991 年暑假还带回国内 1 万多美金。倒车票，倒货，介绍住房，做翻译，是留学生的四大收入来源。　　1992 年 1 月 1 日以前，由莫斯科到北京的火车票价不到 5 个美元，只相当于北京到武汉的硬卧票价。由莫斯科至布达佩斯的车票更是便宜。苏联车票在 2—4 个月内有效，而车票早就被少数“留学生”买空了，他们再以十倍以上的价钱卖给中国人（中国列车票的票价 1000 多人民币），一张车票纯赚100 美元左右，100 张车票就是 1 万美元。票贩们宁愿票作废也不降价，爱买不买，你在莫斯科多误一夜要误多少事？过往行客一般也不把百十美元放在眼里。这样，在莫斯科没倒过车票的中国留学生常被揶揄为“缺心眼儿”。当然，贩票者决非全是留学生，留学生的收入也不只是这一个巧宗儿。小孙是来自中国内地某省的农村学生，北京某高校的高材生。他提前一年毕业分配工作，是研究所里的得志青年。为了小孙上 3 年大学，家里卖了两间土屋，爷父四老都有病，弟妹排成行，一家债务就指望小孙早毕业来还。连奖金副补一共才 150 元人民币的工资，让一个爱买书的单身小伙子在北京花销，别说还债，不添新债也就万幸了。 1989 年，小孙被选派赴苏攻读研究生。由北京至乌兰巴托、莫斯科的国际列车是一个国际流动商店。一出二连浩特，不知从哪儿来的国际商贩就挨个车厢地敲门。“皮夹克。有？”“旅游鞋？”这些中国话也是花了一番功夫才学会的。与小孙同包厢的 3 个中国人打开了他们的大小箱包，一下子，车厢成了一个批货站，夹克、鞋、羽绒服、大大泡泡糖、防风打火机、人造珍珠项链??可谓琳琅满目，应有尽有。一个苏联妇女要买内罩，又不会说中国话，一急，竟然把外衣脱了，双手托了托内衣里的乳房。结果没有货。同车厢一位中国女士晾在角落毛巾下面的内罩露出了一角，没有逃过这位苏联女士的眼睛，说什么也要买，结果 200 卢布成交了。200 卢布，那一年值人民币约 50 元以上。小孙除了两包书，就只有几件换洗的衣服，没有任何货可卖。但也就是这一次旅行，他学到了什么叫商业。一个学期下来他省吃俭用，把结余下来的助学金卢布拿到大使馆按官价换成美元，回国后又借了几百美元，一个暑假他返回国内两次，来回倒货，4000 美元纯利！大学 3 年的债也还了，家里还添了两间半砖半土的房子，那些嘲笑他家“读书无用”的邻居也开始鼓励子弟多读书、学好外语。一个学子改变了乡风。小孙也参加了倒票列，压在他抽屉里的一大摞国际列车票，使笔者明白了为什么在莫斯科车站买不到票。不过，笔者从小孙处买的票是格外优惠的。莫斯科市面积比北京大几倍，市内交通以地铁为主，12 条地铁四通八达。不懂俄语的初到者有如进了宏伟的地下迷宫，除了感叹苏联雄厚的国力外，就是自责自己耳目不灵。这里的一切标志没有外语，连车站、机场、广播也只有俄语。到苏联来办事的中国官员和商人如果不懂俄语，只有求助于当地的中国留学生了，这也给书生们提供了一些赚钱机会。如今留学东欧、独联体的中国学生，是相比之下最显阔的留学生。比起那些在西方涮碗端盘子的中国留学生来说，他们在东欧比当地学生要神气得多。　　学生的任务是学习，不说报效祖国，也要求生立身。一些留学生为了钱，拼命“宰”自己的同胞，个别的还与当地黑社会联手坑中国旅客的钱。他们天天在车站接人，介绍到旅店再拿回扣；散布谣言说在别处物价更低，说服新来者把货物甩给他们转手；极个别的甚至拉皮条，把不谙世事的中国女子介绍给嫖客，或以介绍住处、介绍自费留学、介绍办当地居留证的名义骗取同胞钱财。如此种种与读书人身份极不相称的勾当，也是不时发生的。当然，干这些事的自称“留学生”的人实际上未必是留学生。绝大多数留学东欧的中国学生，尤其是公费生，在刻苦学习，且遵纪守法，追求的目标是学有所成。东欧经济虽比不上西方世界，但在科技教育方面却不比西方差多少。在这里攻下副博士一点儿也不比在西方获得博士容易。国内时下对东欧地区有些偏见和误解，但是低估轻视在那里的留学生的学力是错误的。 1957 年，毛泽东在莫斯科对留学生说：“你们好像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1992 年 3 月，《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要讲话，号召留学生们（不管过去政治态度如何）回国效力。国内正值加快改革开放步伐的大好时机，一些因悲观而计划迟归或不归的，大可不必担心，与其在他国混饭，还不如回来大展宏图。青年代表未来，世界归根结底是属于年轻人的。再则，当年去苏联东欧留学不归的老华侨也是一面镜子。第四章老华侨（一）洒满辛酸泪的东欧华侨之路西班牙人哥伦布远渡重洋，历尽千难万险发现了美洲大陆，向全人类展示了雄性的刚强和威武??，黄皮肤的中国人离别黄土地的祖国，却是洒着辛酸耻辱的血泪。从第二次鸦片战争至 1945 年 100 余年中，俄、苏各期政权使中国丧失了大片领土。圈在这样大片领土内没有南逃的中国人就成了俄、苏的臣民。如今，在独联体内部的远东、中亚地区，到处都能看到讲俄语、取俄语名字的华人后裔，但他们与中国已经没有多少联系了。　　第二批华侨是一战以后在苏俄的中国劳工。他们第二代一般都是混血儿。到今天，他们的后代只拿祖先的照片来证明他们有中国血统了。　　第三批华侨是两次大战期间为“追求革命真理”去苏联的中国国共两党青年。1924 年 5 月，苏联帮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了黄埔军校，次年 9 月又在莫斯科成立了“中国孙逸仙劳动大学”，惯称“中山大学”。第一期推荐选拔去苏留学的有普通学生，也有国民党要人的子弟，如蒋经国（蒋介石之子）、冯洪国（冯玉祥之子）、于秀芝（于右任之女）；叶楠（叶楚伧之子）；邵志刚（邵力子之子）等。共产党青年有董亦湘、俞秀松、邓小平、傅钟、张闻天、陈绍禹、乌兰夫、伍修权、孙冶方等等。到 1927 年 7 月国民党取缔中山大学时，有不少国民党青年反戈一击，宣布与国民党断绝关系并留在了苏联，最著名的有蒋经国。中山大学到后来就成了“中国共产主义者劳动大学”，苏联也就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大后方。这些中共党员，有受党内的斗争影响而不得不留在苏联的，有受苏联残酷清洗而下放到工厂劳动的，也有养病一去不回的。如今他们几乎都去世了（有死在疯人院的，有被肃反人员镇压的，有死于苏联卫国战争战场的，有久病而死的）。他们的后代就留在了苏联，入了苏籍，只讲俄语。如王丹芒、王丹丁兄弟（王明之子），他们分别是计算机和东方文学的专家。仍讲华语、与中国有联系的是 1949 年以后去苏联东欧的华人。　　50 年代，中国派出了大批留学生到东欧学习，尤其去苏联的人数众多。这些人大部分学成回国，如今大都是中国各方面的中坚人物。这其中有总书记、总理、副总理、部长、局长，也有教授、专家、工程师。也有很少一部分留学生留在了苏联东欧。　　起初，各使馆留学生处对留学生的婚恋问题有干涉权，后来留学生们反对，所在国提意见，所以就开了禁，跨国婚姻问题由此产生。整个 50 年代因留学生来苏与苏联人通婚、定居苏联的中国人约有 150 人左右，在东欧其它国家约有 100 人左右。这些人大都入了当地的国籍，他们去东欧生活已经几十年了，是当地“通”。　　50 年代初，部分苏联红军驻在东北某些港口，红军官兵中有娶中国女子者。红军撤回国内后，这些中国妻子也就去了苏联，如今她们也都是老太婆了。　　60 年代初，中国新疆有数万人越境入苏，他们如今分散在靠近新疆的独联体各共和国，大部分住在集体农庄。　　（二）田丹娘的故事美洲的老华侨多是被当成“猪仔”买去修铁路的，扁担横放在地下他们都不知读作“一”??而东欧的老华侨却多是顶过硕士、学士帽的学问人。没有人再称他（她）们为“猪仔”，而他们的心路至死都会烙满“猪仔”的烙印?? 田女士，62 岁，俄文名字叫达尼娅，中国人喜欢称丹娘，是退休的俄罗斯某大学的教师。50 年代初留苏学生，等学士、硕士、副博士、到博士论文都通过时，她已经过了而立之年。热爱她的伊凡一直等了她 5 年。57 年初田回国。留学生说话开放惯了，难免刺耳，恰逢反右整风，田女士成了整风“对象”。正在她精神快要崩溃的时候，伊凡作为援华专家来到了中国。一个女右派博士，中国人几个敢娶？小田与伊凡在中苏友好俱乐部举办了婚礼，在外交方面努力下，伊凡偕妻回到了苏联。田女士避开了反右、四清、文革等一系列政治风暴。　　在苏联，田女士在专业上一直不断进取，很快由副教授提升为研究员。中苏两国高层论战，两下成为仇国，田女士写给父母的信被原封不动退了回来，上面写明“收信人拒收”。谁还敢收来自“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信？田女士在苏联也是行动无时不处在 KGB 的严密控制之下。谁都有可能成为“中国间谍”，何况是中国精心选派的这么聪明能干的留学生！田女士如今是独身生活，她的伊凡 20 年前死于一次科学实验事故，她现在只靠 500 卢布养老金过日子。在俄罗斯，500 卢布只能买自由市场上的 3 公斤牛肉。问起田女士为什么不回中国去看看，或定居，她说：“去年回去了一次，几十年的积蓄几乎花光了。唉，难啊，比不得有钱的西方华侨，我们这样到中国，像叫花子一样。亲戚家，久住难为人。人又老了，谁会用咱？”问起将来怎么办？田女士苦笑一下：“那还不容易，等死呗！” （三）当年叛逃者的后代，还记得毛泽东新疆集体叛逃事件，如今上点年纪的中国人还记忆犹新，他们在俄罗斯关心着中国的一切。如今，他们可以返回中国做生意，评说在中国见到的“毛泽东热”?? 维佳原姓刘，是 60 年代初由塔城到苏联中亚地区的中国人。去的那一年，他才 10 岁，他父亲是汉人，母亲是维吾尔族人，现在他们都是中亚某国的公民。维佳读完高中后，在集体农庄当司机，娶的也是一个当地华人。一家老少三代 10 口人生活在一个农庄，有自己的院子、农具、汽车、牛羊和房子，在外面讲俄语，回到家里讲汉语。整个农庄有 80％是从新疆过去的。　　如今，维佳一家都活跃在中苏边境上，成为边贸大军中的一支家族支队。中国北方边贸的历史有 2000 年以上。中俄边贸“互市”的历史也有几百年了。爱好文学的人不会忘记《红楼梦》中勇晴雯抱病补裘的故事，曹公说那件裘皮大衣就是俄罗斯的。古代的“互市”，今天叫“易货”，国家间易货，民间也易货。宝玉时代的俄罗斯裘皮大衣今天仍受中国人的喜爱。维佳作为活跃在边贸的个体商人，最早的商品，就是中亚裘皮衣（当然不是用孔雀毛织的）。裘皮换来的是中国的旅游鞋、牛仔服，卖成卢布后再买苏联呢子大衣、西服、戒指、幻灯机、照相机、手表、电动剃须刀、地毯、望远镜、手风琴、钢琴、帽子，用汽车拉到边境一倒，又带回满车丝绸、皮夹克、打火机、运动服。一月两个来回，10 万卢布利润没问题。维佳原来的月工资是 300 卢布。维佳能讲流利的俄语和汉语，也懂一些中亚、新疆少数民族的语言，他一家是靠边贸致富的原苏联公民之一。他、他的父辈，最不理解中国又一阵“毛泽东热”。维佳说：“要是毛泽东在世，中国可能更富？”与大部分胆小怕事的苏联公民不同，维佳大胆地说戈尔巴乔夫不好，中国的邓小平“哈罗削”（好）。（四）赵氏姐弟世界上最看重姓氏的应是大不列颠国那帮封过爵位的人??地球上以姓氏为凝聚力的当属黄皮肤的华人??为了一眼很少出水的“老井”，两姓家族可以刀来剑往地械斗数百年；在国外对付“洋人”，华人的绝门神功就是 “家族”联合作战。“夫妻店”、“姐弟公司”等等要比“独行大侠”更容易立足江湖。赵玉芳女士是匈牙利资格最老的华侨了。她的前先生是匈牙利前驻华外交官。这位强干的才女现在是赵氏中餐馆集团的首领，也是首先发起匈牙利中华商会的实业家之一，同时也是深通匈牙利政策的专家。她靠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干出了一番个人事业，同时，她还义务为匈中两国官方、民间交流提供咨询服务和有效建议，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民间“外交官”。赵女士之弟赵玉伦先生也是大器晚成的实业家。赵先生在国内就是一个有胆有识、办事果敢的多用人才，工作 30 年，虽官至副处，却总有过剩之精力。探亲来匈不到两年，就一连创办了三家中餐馆。这位文人出身的老板把餐馆装饰成了小型中国艺术博物馆，经营之余，他还积极参与“中华商会” 的筹备组织工作，并无偿帮助一些华人的求职创业，深受华人赞誉。老华侨，尤其是没有忘记中国话的华侨，对当地政治、经济、传统有很深的了解，并且有各自的专业优势。现在中国官方、民间都在开拓东欧及独联体市场，这些老华侨是随时可以起用的人才。　　不要以为他们没有北美、东南亚华侨巨贾那么富有就给他们白眼，关键时刻，他们几句话可能使中国公司避免百万损失。比起某些素质低下的新去东欧、独联体的华人，他们更诚实、也更有修养。由于东欧巨变、苏联解体，西方国家乘机到这一地区挖人才，如科学家、专家、教练，中国有同样的机会，不可不察。当年赫鲁晓夫一声令下撤走了的专家，正是可以花些钱请到中国来的无价之宝。尤其是流失出去的华人专家，再让他们流到西方，实在可惜。目前东欧独联体的改革，把知识分子改得越来越穷，他们正想到国外谋生。　　第五章东欧人摄像机中的华人（一）中国国粹=菜肴+功夫在大批华人涌入东欧前，东欧人提起中国恐怕不会忘记菜肴和功夫。那时，可能只有外交官才有幸品尝过中国菜肴，他们蓝眼睛同胞只能有聆听垂涎的份儿。而东欧的男孩和女孩；却人人都会在大街小巷之中比画几下“成龙式”的中国功夫。随着黄色面孔越来越被东欧人读熟，中国菜肴闯入东欧的“寻常百姓家”。东欧人对中国功夫的领教也就越来越深刻。它既包括“嘿嘿”地拳打脚踢，同时也包括用金属片代替硬币打国际专拨电话?? 首先是所在国对突如其来的这么多中国人表示惊奇，最初的报道是客观的反映情况，不加评说。匈牙利通讯社记者在采访了几个中国人出国、谋生、办居留的情由后，在《人民自由报》上写了一篇报道，末尾一句话是：“也许布达佩斯还会出现中国区？” 　　中国人的到来，使所在国的旅游、服务业收入大增。无论在华沙还是在布达佩斯，抑或布拉格、布加勒斯特，邮局、翻译局、公证处、电话局、律师事务所的重要顾客是中国人。中国人带来了中国货，中国产品已深入到城乡的家家户户，这对市场萧条、物质匮乏的东欧各国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中国人也带来了投资，弥补了东欧产业结构的某些不足。西方记者是无意中发现东欧街头、市场上有那么多中国人的，最初他们的报道是有政治色彩的；因为“新东欧”已加入了“自由世界”的行列，中国人又大都是“六·四”以后出来的。有文章说：“大量中国公民为逃避政治迫害而逃到东欧。”这种联想起初使读者深信不疑。但到后来，当人们看到不少中国人完全能自由地出入中国倒货时，另一种偏见又产生了。某国一家英文报纸说这是中国政府有意鼓励他们倾销中国积压的滞销货。渐渐地，摆摊的中国人照片登载在报刊上，图片说明是中国人不顾禁令在“非市场区” 走私经商。中国人不懂当地语言，法令在眼前也认不得，谁又能把散居的中国人组织起来传达“上级指示”呢？时间长了，对华人的报道也就越来越多了。好人好事见的不多，冲突、矛盾、丑事都描写得很细致。　　外国人移民，需要当地房东作担保。这样，担保书就成了一张有价证券。一个中国小伙子花了 1500 美元从当地一个老头那里买到了担保书，而他本人并不住在老头那里。这件事被登上了报，移民局就下决心调查每份担保书的真实性。　　接着，就有专门记者对中国人跟踪采访。假公证、假结婚的接二连三地披露了出来，中国人的信誉大大降低了。　　一家声称以“人道主义”为宗旨的报纸登载了一位孤寡老人的控诉信，内容是：“我是一个无子女无老伙伴的老太婆，除了有限的救济金，没有别的收入。我把外间一个大房租给几个中国人住，还没到一个月，他们就搬家了。他们走后几天，电话局就给我送来了 7 万福林（约合 9000 美元）的电话费单子。我不知道他们的中文名字，也不知他们搬到了哪里或是回了国，这笔钱我卖掉房子也还不清，何况房子又是公产，我该怎么办？” 　　　　据说，这样的缺德事还不少。在匈牙利给国内打电话，比在国内通话还方便，不少中国人给国内打电话，一次就要打几十分钟，就像打市内电话一样。给帐时傻眼了，有人就想起了一个个偷打电话的绝招。　　打黑电话是聪明的中国人的一大发明。匈牙利街头有公用电话，有一些市内投币电话有时会出错，与国际线通。一人发现，百人日夜排队，每位一讲就是几十分钟，半小时下来的说“不过瘾”。有些正常的国际投币电话机有时接通后，投入金属片也可变成免费电话。有懂行的人干脆在夜静时用技术方法拆开公用电话机，使之变成黑电话。有人说这是对当地政策的一种“报复”。　　打黑电话的人有得意者把这一秘密传授给匈牙利朋友。匈牙利人的“海外关系”多得很（仅 1956 年跑到西方的就有几十万），他们也跟着打黑电话。知道的人多了，终于把真相登上了报纸。（二）国内报刊替东欧淘金热“火上浇油” 国人喜欢死命拥挤地抢购“出口转内销”的商品。任何一件不好出手的压仓货，只要挂上“出口转内销”的招牌，就会异常的走俏。国内的传播媒介不知何时也传染上了如此“怪病”，当东欧淘金热在大陆升温时，传播媒介“怪病”的发作更加令人难以琢磨?? 最初关于东欧华人的国内报道主要集中在“国际倒爷”如何致富，中国商品如何在苏联东欧获得暴利，有多少人成了暴发户等等。这些报道对“苏东波”具有推波助澜之功效。 1989 年至 1991 年，是中国改革以来的经济治理整顿阶段，国内产品滞销，有工厂发不出全部工资，尤其是个体户叫苦不迭。有的误解政府要走回头路，重新“割资本主义尾巴”，所以，这些报道的副作用就是让成千上万的人递交了护照申请表。报道这些内容的多为晚报和周末版，文摘报又转来转去。这些报纸读者面广，神州大地上随即卷起了东欧淘金热。这就是“新闻导向”效应。尽管这些报道并不是正面报道，并且称国际商贩为“倒爷”，但有心人从中得到了商品行情，“一条价值几元人民币的珍珠项链到匈牙利能卖十几个美元”，敏感的国内个体户跃跃欲试。新闻报道是有时效的，过了时限，形势就变了。以项链为例，当时新闻报道说能翻十几倍商利，也的确是如此；可是中国人 1 人带 1000 条，1000 人要带 100 万条。这可以让匈牙利全国每个适龄女士都带两条中国项链。就在国内关于项链的短篇报道发表后一个月，匈牙利自由市场的中国项链只能保本卖了。我国关于东欧问题的专业研究单位有不少，但其研究成果对公民到这些地区的具体指导意见不大。因为大量文章都是根据形势从政治高度揭露西方反共势力在这些地区搞的和平演变活动，披露由于演变后东欧人民所遭受的巨大的经济困难，而由东欧回来的中国人说法不太一样，这样，好奇者越发想去看个究竟。这叫新闻的“逆反应”。　　最先全面客观反映华人在东欧状况的是港、台报刊。他们在华人中作了细致深入的考察和采访，对华人公司、餐馆、小商贩作了详尽报道。在东欧的中国大陆人中间，港台报刊有很大的市场。不知什么原因，中国驻东欧的记者发回来的关于华人的报道，大都登在只有极少数人才能读到的内参资料上。直到 1992 年 1 月 3 日，新华社驻布达佩斯记者，发回国内的关于匈牙利政府对在匈华人采取重大行动的较长报道，见报时也只有第一句话。而在这几天前（12 月 28 日），有一篇关于东欧华人情况的文章也是发表在很多人不易见到的《参考消息》上。不过这篇报道关于中国人出国都是国内的违法者的说法，引起了东欧华人的不满。还有一处关于一个中国人的半边头被砍下来，放在中国驻匈大使馆附近的消息，被证明“并无此事”，使馆人员对此也感到恼火。　　关于东欧一些国家限制、驱赶、囚禁华人的行动，以及华人连连被惨杀的事件，在国内从未公开报道。大批华人继续涌入东欧。　　随着时间的推移，东欧列国对华人的报道和关于对外国人居留政策的报道越来越多，而绝大多数中国人不认识当地文字，说了等于没说。　　国内一些杂志和文摘报上，也有不少关于东欧尤其是匈牙利华人的报道。读完后不难发现，这些猎奇性文章采访的大多是回国华人，而出自实地考察的不多；正面写留学生和创业者的不多，挖苦讽刺“倒爷”的不少；用权威数据的不多，道听途说的不少。其内容主要有三：一是“倒爷”如何“倒”，二是华人在红灯区如何作声色之事，三是华人如何赌。　　不可否认的是，中国人干这些事的大有人在，不倒货，怎么活？关于赌，也是事实。那么关于“红灯区”呢？ “红灯区”就是色情场所，是娼妓、性品商店、性影视较集中的地方。色情场所在国外是私生活的一部分，是采访“禁区”。中国人出国，一般要等半年，甚至一年两年以上才能取得外国人身份（否则不能往返自由），才能赚得一点钱回国光耀一番。长期独居国外的青壮年男女并非无性人，性压抑使一些人心理变态。但大部分人是出于好奇，看看“红灯区”外观究竟是怎么个面目，真要问津“红灯区”（中国人称此举为“打鸡”）的人恐怕还是少数，听说有某君不得不回中国治性病。然此类事是难采访的。据回国人员卫生检疫单位工作人员讲，从东欧回国的人，只有极个别的人患有性病，而申请出国的体检人员中，患性病的数字要多一点。当然，有性病的人是不能出国的。（三）东欧第一份华语报纸海外早就流传着这样一句至理名言：“自杀的最好方式，就是办报刊杂志。”东欧的第一家华人报纸，却义无反顾地面世了。这家报纸的老板—— 一位文气十足的中国人民大学的青年学者，常常感叹：华人在东欧实在不容易！又推推眼镜说：“华人要联合。” 1991 年 8 月 15 日，第一张汉语报纸《旅欧导报》（匈牙利版）正式刊印，并在华人中试发行。这张没有当地合法登记出版号的报纸是为华人办的一件大好事。报纸每份 50 福林，销路不错。内容最有价值的是匈国政策介绍以及商务、地理信息，这对不懂匈语的华人来说，无疑是及时之雨。在匈华人绝大多数连英语都不懂，匈语就更不用提了，办事、问路，几乎是睁眼瞎。听到的只是传来传去的水分越来越多的消息，控制信息的便大牟其利。《导报》问世以来，深受读者欢迎。问题是，《导报》尚未在当地取得合法发行权，而且是在国内排版，出版周期太长。这份不定期的小报显然没有得到大财团的资助。初期创业阶段，华人都很艰难。创办这家华语报纸的是原中国人民大学青年学者、旅匈华人事务所老C 先生。C 先生，经济学硕士，精通英语、匈语，是极少数能联系匈社会上层的大陆华人之一。他的事务所是目前能准确提供匈牙利社会政策咨询的华人信息中心之一，对华人的总体情况了解得比较全面。问 C 先生华人在匈混得怎么样，这位文气十足的老板说：“不易。” 第六章创业的足迹——“百万阿昌”罗曼史他是一个顶天立地的中国农民好汉，战争却折断了他那雄性之舟上的桅杆。他被城里人打个半死，他被邻居讥为“当代太监”。命运如此多舛，人生偏多传奇。他只身闯入了东欧。他领略了商场与战场的区别，他经营成功了自己的事业，也经营成功了自己的爱情。大把的西方硬通货，使他有资格享受西方一流的高技术医疗文明。他终于又扬起他那雄性之舟的征帆??他仍旧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儿。在东欧“淘金”的数万华人中，有人成功也有人失败，有人成功后又失败了，也有人失败后又成功了。这本是商场中正常的现象。不过，下文故事的主人公阿昌却近似传奇人物。他有奇特的出国背景、辛酸的创业过程、始料不及的成就和失算。 10 余年前，阿昌也“出过国”，没用护照，十几天就回来了。阿昌姓覃，广西人，34 岁，当过侦察兵。那年打仗出了国，全班一半人死于一枚重炮之下。阿昌死里逃生，可是万恶的弹片却残酷的改变了他的命运。那一年，阿昌妻，年方 20 岁的农家女，在仗打完半年后，才盼到阿昌复员回乡。回家头几天，阿昌走亲串友，早出晚归，回家就叫累，纳头便睡。妻子沉浸在夫妻团圆的幸福里，也不多打扰他。到了第 5 天，阿昌不得不忍痛忍耻对妻子说了真情——他已失去性能力。他诚恳地提出分手，要妻早日改嫁以免误了青春。善良纯朴的妻子如遭电击雷劈，未语泪落。月光下，夫妻对窗静坐了整整一夜，及日出，妻终于开了口：“昌哥，没有它，我还是你的人，我守你一辈子，我不要那个，没关系。”说完紧紧地抱住阿昌，眼泪禁不住又涌了出来。阿昌觉得现在多劝也没用，不如缓几天。一天早上，妻子醒来，丈夫不见了，在他睡的地方放着一封信，上面写道：“阿瑶妹，我们当初结婚时没有正式到乡政府登记，所以，也不用办离婚手续，这是乡妇联主任说的。你正年轻，千万不要为了我这个废人误了你一生。我的抚恤金全部留给了你，就当我送给妹妹办嫁妆的钱吧。我永远感激你替我照顾我母亲多年，她老人家在地下也感激你。我此去永远不会回来了，我要到外地找工作。不用担心我。出医院时我想过死，但为了你，我没有这样做，你不要辜负了我的心。责任田交给叔公管，还有房子??”她读不下去了，她知道阿昌是再也不会回来的。半年后，娘家接她回去，她自办了一个养兔场，成了致富模范，招了一名伙计做上门女婿。此是后话。阿昌呢？这条硬汉子本来可以回乡干一番事业，但为了阿瑶，他闯到了长江边的一个大城市。原想投靠这个城市的两个战友，后又不想寄人篱下，靠卖力气在建筑工地干了一年临时工。人真有不走运的时候。一天，下工的阿昌想洗洗满身的泥浆，可是几百个民工共用的两个水龙头还坏了一个。阿昌走进工棚附近一幢居民楼，两个厕所没有标牌，阿昌见一个烫长发花衣的背影进了一间，他就自信地走进另一间，刚推开门，里面就一声女人尖叫：“干什么？抓流氓！”一层楼的居民，还有刚才进入另一个厕所的人——正面看是个男的，也冲了出来，不由分辨，一通乱打。阿昌哪敢还手？先是躲开棍棒扫把，后见一个后生拿起铁锹要砸，就闪身夺了过来。市民们一看阿昌手中得了兵器，都愣住了，腿快的赶紧去打电话，派出所马上就来了三个警察。不由分说，把阿昌铐上就带走了。市民们说这下可除了一害。审讯室。问：“姓什么、叫什么？职业？抬起头来！” 答：“姓覃，叫阿昌，民工。” “阿昌？副班长？你看我是谁？”“陈军，老战友，老战友，我是无辜的呀！厕所没有牌子，进那一间的又像一个女的，我就进了这一间，怎么我??你还不知道我，想耍流氓？怎么耍哟！”阿昌苦笑着，所长陈军紧紧地抱住了老战友。接着是开手铐、上烟、敬茶、保释、洗澡，阿昌成了陈军家最受欢迎的客人——当年一次作战演习，阿昌为救毛手毛脚的城市兵陈军，自己险些丢了命。阿昌这时才了解到陈军的父亲原是位大首长，现在离休了，陈军的哥哥陈民是应华集团公司总裁。当夜，阿昌在客房休息，那边一大家子在商量如何帮助阿昌。凭着一身的武艺和对陈家有恩，阿昌到陈民的应华公司当了保卫人员，住在陈民家，每日几乎寸步不离总裁。陈民有了这样一个得力的保镖，在混乱的商场更加大胆放心。有一笔款子拖了很久不回来，阿昌一人出马，见面问好握住手就捏紧不放下来，硬是让对方的左手打开保险箱，取出钱，在收条上签了字才松手。阿昌深得陈民的信任，生意上的事有时同阿昌商量商量。不知道陈民多情，还是他妻子好妒，这两个事业型的人竟没有雇一个家庭保姆。过去也曾有过两个保姆，先一位是乡下来的，被陈妻赶走了；后一个是附近大学的女生，每天课外来家干两个小时家务。陈妻没过多久又赶走了。阿昌来后，上班随陈总出门，下班一道回来，做饭洗碗的事由阿昌包了。闲来无事，陈民的孩子和阿昌一起玩一起看书，玩熟了，晚上就要阿昌拍她睡。陈民每月给阿昌开 500 元工资。时间一晃几年过去了。　　这年春夏之交，北京政治风波波及到长江，陈民是有心还是无意卷进去的，阿昌也说不准。陈民出事走了，听说是出国再也不回来了。　　阿昌照常到总经理室上班。新总裁起用了一批新保卫人员，阿昌虽未被解职，可是没什么事可干，下班仍回到陈民家干家务，安慰陈妻，照顾陈女。时间一长，邻居们背后就说长道短，知情人为他辟谣，说出了阿昌的隐私。这一来，街坊四邻单位又给阿昌起了个外号：“当代太监”。一天晚上，陈女问：“阿昌叔叔，什么叫太监？” 　　阿昌又来找战友陈军。陈军关系多，办法也多，说：“我有一个朋友去年到波兰探亲，现在不回来了，说那边生意好做，最近给我写信要我在国内给他办公证。我看你也出去看看，国外医疗条件好，说不定还能治好你的病呢！”阿昌说：“我又不会别的外语，当年学的越南语又没用，出去能做什么？”“这么多人出国都能活，论能力你未必比他们差，机会难得，你就去吧，我也赞助你一部分本钱。”陈军鼓励他。　　　　1989 年 12 月，阿昌办下了护照，带着这些年积攒下的 2 万多人民币，先到了北京。陈军的朋友告诉他，北京南边有个地方叫白沟，这里的东西非常便宜，诸如打火机、项链、皮夹克等等，这些东西到东欧可翻出十多倍价来。阿昌在去东欧的前一天去了白沟，把采购的货物打了 15 个包，雇了一辆车直接运到了北京火车站国际列车候车室。没有雇任何人，阿昌几个来回就把货扛上了火车。这是阿昌跨国跑单帮的开始。　　第一趟，除掉成本和办国外身份的费用，阿昌净赚 1 万美元——6 万人民币。第二趟，阿昌没有到波兰，而是到了匈牙利，这次带出去的货更对路子，净赚 4 万美元，阿昌花 1000 美元申请办了一个覃氏公司，还雇了一个帮手，花 3000 美元买了一辆旧奔驰车，又花了 1000 多美元办了个永久居留证。阿昌是最早在东欧站稳脚跟的中国人之一。　　有人说阿昌很神。与阿昌同行，无论到什么地方都不会迷路，他有先天的强记本领和观察能力，商店名字、商品名称，他读不懂，但一写一个准。布达佩斯有一个著名的大自由市场，中国人称为“红七市场”（因在红7 路公共汽车站终点站，故名）。这里是国际商贩云集的地方，苏联人卖的是玩具、工具和食品，中国人卖的是日用百货，波兰人卖旧衣服，罗马尼亚人卖台布，这里还有不少越南人，他们专卖烟酒和手表，利润最大。没有人知道越南人的进货渠道，中国人很是羡慕，但又没办法接近越南人。这么多民族的生意人只有中国人最苦，中国人的货都是从中国长途背到匈牙利的。阿昌又一次遇到了越南人。当初他突击学过越南话，不想今日在东欧用得上。几次接触后，阿昌与越南商贩交上了朋友。通过越南人，阿昌了解到两条水货渠道。匈牙利——奥地利边境有手表批发点，匈苏边境有烟酒批发通道。阿昌带着一个帮手各开一辆车先到奥匈边境，当天就把整车手表运回来，两个晚上就批发完了，一下赚了数万美元。根本不用到自由市场风吹雨打日头晒，也不用在火车上颠簸十天半月回中国倒货。做这样的生意，当时没有什么风险，也不用纳税。到 1990 年年底，阿昌的资产就达到 80 万美元。1991 年初春，阿昌开车送陈民的妻子去奥地利。在维也纳，他听说西方一些医院可以移植人体器官。在陈民夫妻的鼓励下，阿昌来到了德国。一家私营医院的大夫对阿昌说，移植男性生殖器官的成功率只有 40％，而改女性的成功率要大得多。他要阿昌想好是移植男器官，还是女器官。阿昌坚定地要求恢复男性，万一失败再改女性。手术费花了 4 万多马克，一位因车祸刚刚去世的小伙子的血型与阿昌相同，小伙子的器官移到了覃阿昌身上，一个月后，伤口完全愈合，阿昌出院了。医生问他有无不适感，阿昌红着脸说：“解小手还正常。”医生劝他留在德国，以便观察，可是阿昌仍关心他的生意。他又杀回商场。　　回到匈牙利后，这里的形势有了很大变化，水货生意不好做了。一次到边境批货，上了对方大当，货没拿到手，8 万美元的货款追不回来了。阿昌的助手又卷了几万美元逃得不知去向。“这是我出国以来接连两次摔跟头。” 阿昌回忆说，“我感到自己的事业不应当总是跑跑单帮，倒买倒卖。但干别的，我还没有基础，首先是语言不行，所以我雇了一个能干的翻译。” 　　阿昌的翻译章晶是学音乐的学生，来自北京。一次自费到西欧某国参加小提琴比赛，回国路过匈牙利时见有很多中国公司招聘德语翻译兼公关小姐，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给覃老板拨了个电话。阿昌与章晶见了面，彼此印象都不错，双方达成了协议：覃氏公司每月付给章晶工资 500 美元，外加食宿补贴，合同期为 3 年。公司在布达山上租了一幢小楼，一层二间作办公室，二层为宿舍，地下室和院子作仓库。依照章晶的建议，公司添置了一套办公设备，传真机、复印机、电脑、多种文字处理机。一周之内，公司加入了两个行业商会；匈牙利国家商会和布达佩斯国际贸易俱乐部。章晶奉命起草了两百份建立业务联系的公函，阿昌签了字，按公司名录分别寄出。不到 1 月，公司就收到了十几份询价单。国内应华公司正式让覃氏公司作为欧洲业务代理公司，并空邮了一大批中国货样品。覃氏公司门口搭起了样品棚。　　一时间，章晶成了公司主角，她要接待上门谈判者，又要处理文件信函，还要给覃老板翻译德语报纸上公布的政策法规信息。覃阿昌呢，在家给章晶做饭，出门为她开车，不知情者还真分不出他俩谁是老板，谁是雇员。　　匈牙利从奥匈帝国时代起，就受德语影响，两次世界大战，匈牙利都是德国一方，至今大多数匈牙利人能讲德语，在校学生第一外语便是德语。章晶的母亲是德语老师，她没料到从小教章晶的德语到今日真派上了大用场。在匈牙利，操德语的商人占了外商的一半。每到旅游季节，大批德商来匈牙利，边休养游玩边谈生意。覃氏公司唯一的翻译又只讲德语，所以，“工作重点”就是做转口德国的贸易。几次接触后，阿昌感觉到德国人比较守信用，态度严肃，办事认真。仅他们俩是不够的。公司聘请了一名当地律师兼职常年法律顾问，还聘了一名当地退休的会计师专门同税务局等部门打交道，两人也都会讲德语，月工资都是 150 美元，这在当地是相当高的收入了。何况，律师每周只到公司上一天班，会计师每周到公司来半天（做完对付税务局的帐目便走）。公司内部账目由阿昌本人做，这些都是当年在应华公司时跟陈民学的。如今，他还教章晶如何谈生意，如何做好两本账，闲暇时，章晶还教阿昌讲德语。阿昌见了德国商人，偶尔也卖弄几句“古腾塔克”（你好）什么的。时间久了，章晶吃惊地发现，阿昌有时能补充她翻译和个别遗漏词汇。阿昌每晚死记商业词汇，读不准他也不在乎，可那敏感的耳朵听得是很清的。1991 年 6 月 20 日，德商送来传真订单，需要 20 万件男女各式丝绸衬衫，除规格、质量不低于样品等要求外，限一个月内交货，合同 5 日内在佩斯国际贸易中心签订。交货地点定在匈牙利，价格方式：FOB。这 5 天犹如打仗。　　应华发回传真。国内应华一个子公司现有价值 2 亿人民币的丝绸织品积压，在国内以不到成本价 1/3 的价格都批不出去。要抓住机会，打开外销渠道，CIF 价，开信用证或打预付金由覃公司全权定舵，佣金可超过 C5，必要时可以空运。应华公司总裁甚至在电话中告诉阿昌，万一没把握可以缓期付款。机会来了，是做直接贸易还是只提佣金？阿昌和章晶意见有分歧。章晶觉得提佣金稳一点，不用担心交货时间，也可避免损失。而阿昌说既然国内有存货，完全可以让国内提前空运到位，留下时间差。章晶被他说服了，嘴上却说：“还是老板说了算。”两份合同都签了字。与德商的合同定交货期为 30 天，与应华的合同交货期为 20 天。德商打信用证给覃氏公司，覃氏先付 5％预定金给应华，货款在售后一个月内付清。应华的 CTF 仅略超过国内零售价格给覃氏公司，覃氏公司卖价高出 2 倍。应华公司并不亏，那批积货拖了整个集团的后腿，这笔生意可以带来新的转机。第一批货 12 天后就空运，剩下的一周后全部到位。17 个日日夜夜，阿昌守在公司接国内发货消息；章晶跑海关疏通关系，与德商不断联系。两人都消瘦下来。商场如战场，这又是头一炮，万一失败，一赔精光，信誉扫地，难有再兴之日。货到了，事还没完，验货、交货、交税、结算，到 8 月 20 日才理清全部帐目。这一日是匈牙利国庆日，多瑙河边升起团团烟火，对坐在屋顶上举杯欢庆的覃阿昌和章晶来说，这五彩缤纷的礼花像是专为他们开放似的。“阿昌，当初要是听我的，你就赚不了这么多了。” “要不是你，我哪能有今天！”阿昌说。 “没有我，你还可以找一个更好的搭挡。是不是？”章晶调皮地问。阿昌笑着说：“这是命，该到一起的。” 章晶把脸一扭，说：“得了吧，这里中国人都说我与覃大款‘膀了肩’。那次我还真傻，对他们说我们是各睡一层的。他们说我是欲盖弥彰。谁都不信我是枉担了一场虚名。”阿昌说：“嘴巴长在人身上，由他说去好了。” 没想到这句话惹恼了章晶，她哭了，抽泣道：“原来你想要我虚名担到底！”一句话像电击了阿昌的某道脉络，也不知是哪来的勇气，或许是酒力，或许是本性的恢复，使阿昌一把抱起了章晶。章晶温顺地躺在他怀里，眼也不睁开，脸还是佯绷着，嗔道：“我还以为你这人真有什么毛病呢！你这个没??”话没说完，就被阿昌那张大嘴给堵回去了。自此，两人配合更加默契。其他华人公司纷纷下旗回国，在匈华人为摆摊、居留大发其愁，覃氏公司一花独秀，静悄悄大发其财。应华公司对阿昌很满意，第一笔生意做成功后，又空邮了一批绢花、玩具、服装、童车样品。有应华做后盾，阿昌更加大胆往前走。　　覃氏公司在德商、奥商中有了很高的知名度。一半是公司信誉，一半归功于漂亮多才的章小姐。章小姐每到一地，总是商人目光的焦点。每次外出，她都带回几张几十张名片。布达佩斯西南有一个巴拉顿湖，这是欧洲最大的洪水湖。每年夏季，客商云集，一笔笔生意就在这水泊周围的歌厅酒吧里，有时就在沙滩晒太阳时达成交易。有一些中国小商贩就开车到这个旅游区摆摊。阿昌头一年也来这里“练”过几回，这次来的目的就不同了，他要与几家进出口商洽谈圣诞礼品的一揽子买卖。中国产品为何不易直接进入西欧？这里有一个缘故。西欧国家鉴于中国实行高关税政策，对中国产品也高筑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覃氏公司是匈牙利的公司，而西方国家对匈牙利有诸多优惠的贸易政策。在奥匈边界，对运输车的检查很松，集装箱车队过往频繁。西方商人在匈牙利提货极方便。覃氏公司与西欧商人谈判一律用 FOB 价，在匈交货，余事不负责任。　　西方圣诞节犹中国之春节。商业旺季就在节前一个月。通常 11 月底以前，进出口商必须把货物批发给零售商。覃氏公司收到的订单都要求 11 月 20 日前交货。这批货有一半不是国内积压的产品，要重新组织生产。除圣诞礼品、儿童保健用品外，还有一批内衣、皮革制品和文具。一部分空运，一部分陆运，总价值人民币 3000 余万元，预计税后利润可达 40 万。应华公司表示通力协作，覃氏公司坐等货到。第一批陆运皮革制品按期到达，货损 2/3，货柜沿途被撬开。苏联铁路

指路人 · 发表于 2007-10-15 13:50:44

边上的飞贼还算手下留情，没有偷光。保险官司打了几个月，仍无结果，此是后话。为了不失信于外，阿昌要应华公司按数再空运一批。　　第二批陆运玩具同样遭到厄运。沿途货柜不知翻了多少跟头，损坏严重。空运货柜提前到港，但有 12 个货柜被海关扣留，说是违犯进出口规定，未申请进口配额。阿昌急了，章晶也没法了。关键时刻那位当地会计师发挥了作用，她的一位同学在海关工作，通过这位同学将一位海关负责人请到了盖莱特大饭店。　　匈牙利海关扣留过不少华人公司的货物，货主们叫苦不迭。8 月份，一位姓曹的华人为此自杀身亡，这使覃阿昌和其他一些华商不寒而栗。　　这位海关官员脱了制服穿上绅士装，自己开车来到盖莱特大饭店。章晶在门厅迎候，会计师上前介绍，官员走过来握住了章晶的手，又托起来轻轻一吻，目光一直没有离开章晶的脸。“哦，赛卜，那炯赛卜！”（啊，漂亮，太漂亮了！）章晶被盯得实在不好意思，脸扭到了一边，阿昌却被讪得凉在一边插不上话。章晶请大家入席。官员能讲德语，丰盛酒宴，章晶等殷勤招待，不消多说。　　酒喝足了，饭也饱了。正题留到公司去谈。天窗一开，白话直说，开价不说，2000 美元，章晶转身去取。阿昌用中文说“多加两千”。这官员接到钱，也不点，往上衣内一塞：“哟，哟，匪送的拉大稀拉”（好，好，再见）。第二天，货柜顺利取出。那些在海关一筹莫展的华商又是羡慕又是嫉妒，有人说阿昌在国外也有通天本事，也有人说阿昌让膀肩使美人计等等。　　到 11 月 20 日，总算把合格的货物都交给了德商，损破的、不合格的全批发给当地小商贩。结帐，毛利 15 万美元。流通税和关税还没交（可以延期两个月到半年）圣诞节快到了，布达佩斯的街头洋溢着节日气氛，阿昌和章晶上街购买节日食品和礼品。佩斯一边离多瑙河不远的一条街叫步行街，其商品之丰富，店堂之华丽，堪与北京之王府井媲美。阿昌在一家珠宝首饰店停下来对章晶说：“进去，看上什么只管要。”章晶却扭回头一笑，“你还是留点钱养你的孩子吧！”阿昌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摇着章晶的肩膀：“这是真的？你??你怎么早不告诉我。”章晶说：“这还有假。”周围的匈牙利人惊奇地注视着这一对衣着华丽的中国人旁若无人地拥抱亲吻，对欧洲人来说男女在街上亲昵太平常了，而中国人有如此举止实属少见。远处走来了两个手持警棍、衣着灰制服的警察，步行街很久没有中国人摆摊了，怎么今天有中国人来？他们走到阿昌身边站住了。 “怕死颇特！”（护照）阿昌掏出了护照和移民证，警察仔细看了照片，又还给阿昌，接着要看章晶的护照。章晶出国较晚，没来及得办延期证件，只有覃氏公司的“工作纸”（劳工局所发的半年工作许可）。警察说了一通话，旁边的行人有懂德语的，告诉章晶说：“护照没有延期章，必须立即离境，现在就要到警察局。” 申辨是没有用的，警察对孕妇最大的恩赐是限章晶在一个月内离境，护照上盖了个黑章，意思就是这个。没有进集中营就是万幸了，阿昌章晶没说什么，也没买什么，回去商量要紧。　　我也不想在这里做生意了，你走了，我也做不了什么，现在我们是有钱的，我们去德国，你学音乐，我学德语。我们读几年书再说吧。”阿昌见过世面，这件事像是小菜一碟。章晶还能说什么？简直就是大逃亡。公司固定资产全部低价变卖或送人，银行资本全部提出，外汇帐号只留 10 马克，福林帐号还存一万，交了税，多发给两个当地雇员半年工资，让他们另寻雇主。过了圣诞，章晶在德国的老师发来邀请函，两个人就一径西去了。覃氏公司红火了一阵，又像千百个华人公司一样，悄然消失了。第七章 “匈牙利热”的前前后后（一）匈牙利突然成了华人“俱乐部” 许多中国人可能不知匈牙利属何方乐土，然而在中国大街小巷流行悬挂高音喇叭的年代，中国人对“裴多菲俱乐部”这几个字却不陌生??汉王朝的霍去病以重创匈奴人而名垂青史??80 年代末期的中国人，却排着长队涌入一千多年就是匈奴人居住过的地方“走亲戚”。东欧热的焦点在匈牙利。　　自 1989 年初到 1992 年 3 月 3 年内，先后进入匈牙利的中国人有 45000 余人。除转入他国或回中国的外，现仍滞留在匈牙利的约有 16000 人。其中有 2100 人左右获得匈牙利暂时居留权（黄卡），仅有百余人获得了移民权（蓝卡）。匈牙利吸引华人的原因有很多，主要原因是：　　第一，匈牙利与中国自 1989 年 1 月开始对旅游者互免签证，匈牙利是中国人唯一不用签证就可以去的“外国”。普通中国人取得出国护照难于上蜀道，获得一个签证就像登天一样难了。1992 年元旦以前，由北京到匈牙利的卧铺车票在苏联购买的话，原价只相当于北京到武汉的硬座车票，即使经票贩子翻十番卖出的车票，也只相当于几百元人民币。过去出国多是官员、学者的“殊荣”，而腰缠万贯的个体工商业者，经济上虽高人几等，社会地位还是矮人一截。出国不仅是做生意问题，而且是他们向公有制获益者的一种炫耀。中国治理整顿期间，市场极为萧条，个体户的日子更不好过。到境外做做生意，赚点钱，中国工商税务的手是伸不了那么远的。再说，匈牙利不仅对中国、还对其它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免旅游签证，一旦取得匈牙利的工作身份，去他国也容易；所以，即使不打算在匈久留的中国人，也愿意把匈牙利当作去火星之前的月球中转站。第二，匈牙利过去被西方国家称为东欧集团的“天堂”。这里是裴多菲的故乡，这里的人民珍视自由胜过生命和爱情。匈牙利早在 60 年代就开始了改革开放，其政策和法律灵活、齐备，人民生活水平高于其它东欧国家，市场繁荣活跃，社会相对安定。匈牙利对外国人，尤其是对当年敢于反对苏联霸权并大胆改革的中国人热情友好。外国游客很多，中国人初到匈牙利又有安全感，又能赚些钱。　　第三，匈牙利位于喀尔巴阡盆地，风景秀丽，土沃水美，气候宜人。秀美的多瑙河由北穿南，恬静的巴拉顿湖按季换景，是欧洲的“天府之国”。全境古堡林立，名胜众多，通讯、交通发达，来到匈牙利的华人无不赞叹匈国的自然景色和良好的生存环境。有人还比较了一番：中国虽也美不胜收，但人口太多；苏联虽地广人稀，但环境欠佳；西方生活水平虽高，但中国人去西方挣钱不易，生存太难。综合来看，匈牙利适合普通中国人去谋生。　　还有一个原因，大概是匈牙利文化与中国文化有些共性。与其它欧洲民族不一样的是，匈牙利人的姓在前，名在后，英语普及率与中国大城市差不多。匈牙利人黑发黑眼睛居多，身材中等，与东方人相似。不少中国人看到匈牙利人觉得亲切。匈牙利在 1000 多年前曾是匈奴人居留过的地方，匈牙利人征服这一地区后，至少有一部分匈奴人被同化。当代匈牙利人还有不少取名为阿提拉，这是当年威震欧洲的匈奴人首领的大名。匈牙利人（他们自称马扎尔人）早期也是由东西迁的游牧民族，但究竟是从何地诞生并从何地最初西迁，至今也无考证结果。但匈牙利史地学家研究结果表明，从语言、音乐、服饰、习俗等方面看，匈牙利人与中国甘肃的裕固族有不少相同之处。无论怎么说，地处欧洲中部的匈牙利带有不少东方色彩，有中国人戏谑地称去匈牙利是“走亲戚”。或许，还有更多的原因，使中国的“东欧热”焦点集中在了匈牙利。镜头一：北京东交民巷公安局护照科。早上 8 点半。最长的排队是右边一支，去欧洲的。排队人数有 100 多，旁边还有两倍于此正蹲着轮休的人。笔者扎到一群人堆里旁听他们的交谈。原来，他们都是申请去匈牙利的，那些站着排队的十有八九也是要去匈牙利的。据护照科的工作人员讲，每天申请去匈的少则几十，多则数百，有的通宵达旦地排队。这里还是信息中心和交易所。匈牙利那边发生了什么事，如何获得匈的黄卡、蓝卡，必须办哪些国内的公证，路上带什么货最好等等信息，在这里扎上半天堆，就可全部弄清。这里也有人专门推销匈牙利方面的邀请文件，这些文件是申请护照的基本条件。“1500 美元。”“太贵了，1000 怎样？” “哥们儿有诚意的话，咱们一边谈去。”有人要退车票或买车票，或专门从莫斯科低价买进的车票都可以拿到这儿来交易。私钞美元的中心点，除了免税进口商品商店门口和几大自由市场之外，恐怕就是这里了。　　这里不能遮阳避雨，阳光下人们晒得汗流浃背，雨来时淋个透心儿凉。但幻想一下拿到护照后的兴奋，这点困难一咬牙也就挺过来了。当然，不能与拿国家钱出国的人相比啰，护照签证机票都是送到手上的。应运而生的匈牙利语热也使这个小语种在中国成了畅销商品。公安局对面的电线杆上贴着匈语速成班招生广告，上面标明了报名时间和地点，但没有写明学费，据说学费为一般英语速成班的 3 倍左右。还有人在这里推销匈语会话手册，匈英匈汉字典，价格是标价的十倍以上，生意很红火。匈牙利地图、欧洲地图都可以本价五倍以上的价钱买到。除了招生广告之外，还有一招聘广告。内容是“本公司是华人在匈注册的进出口公司，高薪招聘一女秘书，条件是会说匈语。本公司代办护照并支付全部旅费”等等。另外有趣的广告是：提供出国咨询，代办邀请和订票，联系电话××××××。有意思。镜头二：莫斯科市“基辅”火车站。　　莫斯科火车站有十来个。“基铺站”是西去方向的火车站。由北京来的火车停在“东方火车站”，两站相距不远。但初来者不熟悉莫斯科复杂的地铁图，加上中国人带货和行李太多，一般都不得不搭乘高于正常价格几十倍的火车站“黑车”到“基铺站”。在这两个火车站，到处可以看见中国人，可以听到中国话。与中国北京火车站相比，只是“外国人”比中国人多一点罢了。“嘿，哥们儿，吃了吗？”“住下还是到匈牙利？”“妈的个 B，今儿又被出租车给宰了一笔！”这样的话随处可闻。中国人不懂俄语没关系，问个路什么的，到处看得见中国人。直赴匈牙利的中国人一下车便赶到“基铺站”。在这里，中国的票贩子（多是留学生）垄断了每日两趟去布达佩斯的车票。30 至 60 美元一张，一般人是支付得起的，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票贩子大牟其利。俄国票贩子难销车票，主要是语言不通，中国人怕买的是假票废票，所以宁愿出高价找中国人买。　　芬娜是“基铺”站行李房负责人，她和部下们每天能接待数十位中国赴匈的客商。芬娜热情好客，喜欢中国人。她常对中国人谈起她少年时曾给中国某个首长献过鲜花。没想到这位首长后来竟让中国人自己整死了。在她的办公室和汽车里，到处装饰着中国的工艺品，这些都是中国往来客商送的。他们这样做无非是为了行李的安全。莫斯科，过去是便衣警察横行，如今是小偷骗子霸道。“基铺”站每天去布达佩斯的中国乘客少则几十，多则百余。镜头三：布达佩斯“Deak”地铁火车站布达佩斯有黄、红、蓝三线地铁。其中红线地铁穿过多瑙河底，连接布达和佩斯。三条线路交汇点在市中心 Deak 站。这是该市最繁忙的交通枢纽。交换站诸电梯口有一个大电视屏幕。这里是约见人的最佳位置。匈牙利人也常在这里约见。不熟当地环境的外国人更愿约在这里碰面——这是大家最熟知最易找的地方。　　自从 1990 年夏季以后，Desk 站大电视屏幕附近的座椅上，最引人注目的是几乎不间断的中国坐客了。全世界只有华人说话的嗓门大，几十米以外只要看见了要等的人，就要连喊十来声儿“李大哥，我在这儿哪，我在这儿！” 故中国人不仅令人注目，而且“醒耳”。笔者每每约同胞谈事，也多在此站。来得早，坐上二十分钟半小时，盯住电梯的转口，那上下转线乘地铁的人流中，中国人能占十分之一。中国人多时，给人感觉这就是北京前门地铁站。如果镜头再延伸一点，布达佩斯火车站、苏联驻匈大使馆（现俄罗斯使馆）签证处、各大自由市场都是中国人的集散地。而布达佩斯警察局、市公证处、劳工局、公司注册律师楼、邮电局，就简直是：“华人世界”了。（二）华人“款爷” 1989 至 1991 年 7 月，是在匈华人的“黄金期”，除了白痴和意外原因，华人都是赚了钱的，令国内人羡慕不已，连匈牙利人都刮目相待“基那伊”?? 中国与匈牙利这个中欧内陆国相隔太远了。两国第一次接触大概是成吉思汗的部队残酷地掠夺这个弱小的民族（匈牙利史书称“鞑靼之灾”）。此后，除匈牙利某学者首当其冲掠夺中国敦煌宝物、奥匈参与 1890 年八国联军侵华、中国支持苏军的 1956 年事件外，两国并无太多太大的恩怨。两国人民是友好的。匈牙利是原东欧集团中相对来说比较独立自主的国家。卡达尔政府在1956 年以后，一方面迫于压力不得不紧靠华约，另一方面根据自己的国情进行了不少深得人心的改革。如党政分权、经济工作务实、注重效益、对外比较开放。中国改革初期或多或少，借鉴了匈牙利某些有价值的经验。　　东欧各国变革相比较，最早、最彻底、最和平、最顺利过渡的要数匈牙利了。用中国特色的语言形容就是“不流血的演变”。匈牙利共产党（原称社会主义工人党，后又改过名称）在多党竞选中失败，并不完全是它失尽人心，而是选民们的普遍随大流（国际大气候）的思想，且受东欧其它国家的影响太大。匈牙利人视苏军的驻扎为耻，苏军毕竟是匈牙利共产党政府引进来的，所以该党有“卖国”之嫌。东欧其它国家共产党在下台前都对“民主派”进行了程度不同的武力打击，如波兰对“团结工会”，罗共、保共对反对者、示威者。匈牙利人多数担心这些事件也会发生在他们的国家，所以，他们产生了“换换看”的竞选心态。实际上，到目前为止，匈牙利民众面对混乱的经济、腐败的官僚作风、艰难的生活，未必不怀念过去的稳定、廉洁和繁荣。变革后的匈牙利经济形势存在许多严重的问题。外债是问题之一。西方国家早年为了政治目的对东欧许下了很多诺言，如果某国离苏联远一步，西方政府就会不顾纳税人的意见，慷慨地对它进行大规模的援助。而现在，西方政府突然看到了一个梦想多年的事实：东欧各国共产党均让了位，华约、经互会不复存在。这时要西方政府掏腰包，就要找出纳税人一千个理由予以拒绝、拖延。　　匈牙利创汇还债的主要途径是旅游。匈牙利外债总额已达到 200 多亿美元。人均外债水平是东欧各国最高的。 1991 年 8 月 19 日，苏联政变举世震惊。次日是匈牙利国庆日，在一个庆祝会上，两位匈牙利人在辩论苏联的事件，一个说：“真让人担心，我们刚送走最后一名苏联红军，说不准马上还要请回来。”另一个不以为然说：“大可不必担心，苏联要是保守派成功了，匈牙利只会无形中受益。”对方不同意这个观点，这个说：“如果苏联走回头路，西方不会坐视不问，只要匈牙利政府要求，西方就会巩固‘自由世界’ 的‘新疆’；不要说贷款，就是过去的欠款也是一笔勾销的，北约军队就会守在 záhangy（匈苏边境一小城）。”苏联后来发生了更有利于西方的变化，所以，匈牙利等原来附属苏联的东欧国家，也没能从西方得到一个子儿。　　匈牙利风景雅致，古迹密布，有山有水，气候宜人。每年到此游览的旅客大大超过本国人口总数（匈人口不到 1100 万，1990 年到匈旅游人数是匈牙利人口的两倍，1991 年增到 7 倍）。在原东欧集团中，只有匈牙利人的外语水平（尤其是德语、英语）最高。旅游者方便，所以愿来。旅游业为匈牙利带来大量的外汇收入，所以，匈牙利对数十个国家旅游者免签证，包括对中国游客。旅游者当中又有很多商人，他们是潜在的投资者和贸易对象。旅游者也给匈牙利带来很多麻烦。请客容易送客难。每年滞留在匈牙利不走的游客，就算只要占游客总数的 1％，也是 5 位数。这个国家如何承受得了如此沉重的移民负担！该国的失业率也在世界前列。1991 年失业人口高达 21 万。　　匈牙利移民问题由来已久。两次世界大战，匈牙利都倒向德国，结果都成了战败国。四周领土或割或让，所以在与匈接壤的捷克和斯洛伐克、南斯拉夫、罗马尼亚、乌克兰等国家，有数百匈牙利族人。1956 年“匈牙利事件后”，又有数十万人流落异国他乡。现在匈牙利政局相对稳定，生活水平较高，周边国家大量持外国护照却操着匈牙利语的人一回到匈牙利就想定居。还有一批过去由于政治原因出走西方，看到国内变革后又想报效祖国的匈牙利的大批知识分子，也想重返故国。人口问题是匈牙利经济发展的一个障碍。人口问题也是匈牙利申请进入欧共体的一个障碍。人口问题也是匈牙利人变得对华人无情的一个原因。匈牙利人口问题，主要是前面所说的外国匈牙利人回匈定居问题。对华人来说，移民权的竞争者主要是回匈定居的外国匈牙利人。第二个问题是劳工滞留问题。每年过境的土耳其以及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劳工有 200 万之多，仅在德国巴伐利亚工作的土耳其人就有 20 万人要穿越匈牙利。他们都是开车往来，到了匈牙利，不免要玩玩看看；也有不少是被在匈的东欧妓女（也包括匈牙利的）绊住了脚；也有觉得留在匈牙利做小生意满舒服的。总之，伊斯兰的子民有不少停下来不走了。外汇黑市市场几乎被阿拉伯人所垄断，“切汇”的事常令外国人叫苦不迭。中国人被“切”的何止千人。笔者了解到中国人被骗而损失最多的一次竟有 8 千美元。真主和警察部管不了的。　　第三个问题是吉卜赛人问题。读者不要想象有那么一个大篷车，里面都是善良的贫苦吉卜赛人，其中还有一位美丽善良的舞女艾司米拉达或叶塞妮亚。吉卜赛人是欧洲各国的共同问题。在匈牙利，吉卜赛人比华人多几十倍，他们的职业是讨、偷、卖唱、算命和做小生意。他们有居留权，有的还持有匈国护照。有 80％以上的中国人被吉卜赛人偷过（这是在三组人，每组 20 以上的中国人中抽样调查出来的结果）。满身酒气的一家吉卜赛人在布达佩斯著名的 Desk 广场竟把一个中国姑娘先打倒，然后将提包、外衣抱个精光。在匈牙利各自由市场，凡是摆过摊的中国人都或多或少地被吉卜赛人偷过。1991 年夏初，笔者在一个自由市场上看见一群操北京口音的中国青年围着两个吉卜赛人痛打，起初还以为是同胞好斗。细问，原来是一个中国人抓住了小偷，其他中国人连摊都不看了，过来痛打小偷。“打一打解解恨，我的手都打折了，前不久我一个整包就给他们偷了。”一个北京人对笔者有如是说。吉卜赛人在匈牙利的地位却比华人高。他们有自己的社团，他们团结，敢动枪动刀，还敢上街游行，要人权，不怕坐牢，不存在什么面子问题。在匈华人财物的主要抢掠者是赌徒、贪官，其次就是小偷了。第四是难民问题。在匈的南斯拉夫及东欧、印度支那难民总共有 10 万之多，给匈牙利经济构成了沉重的压力。自 1988 年以来，匈牙利经历了 4 次难民浪潮。匈牙利政府每天要拿出数十万美元。中国在匈牙利本来难以构成移民大问题。在匈外国人中，中国人实在是“少数民族”，但中国人很惹眼。亚洲人在欧洲人堆里本来就起眼是原因之一，其二是华人集中在布达佩斯等大都市，每天奔波劳碌，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所占的比例大大超过了人口绝对值的比例。凭心而论，匈牙利人并非先天歧视有色人种。匈牙利人最初对华人的友好也是每个到过匈牙利的华人都有感受的。匈警察局上校处长博尔山尼夫人说的是：警察局的任务不是在各民族之间进行选择（《旅欧导报》记者钟洁译自《人民自由报》）。1991 年 8月 21 日，《人民自由报》公布的被驱逐的 17000 名外国人中，主要是罗马尼亚人、波兰人、保加利亚人、苏联人、土耳其人、阿尔巴尼亚人、巴基斯坦人、加纳人和尼日利亚人。这篇报道公布了自 1991 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半年中抵匈的华人总数为 12674 人，但没有说明有什么华人被驱逐。但仅仅几个月后，华人为什么立即成为主要被驱逐掠夺的对象呢？古人说：谤我不是，自省再三。用现代话说，遭到别人非议，还是先作自我批评吧。中国人多，闻风而动，一哄而上地办来匈“旅游”（匈牙利只认华人为旅游者，也只对旅游者免签证）。既然匈方不承认外籍工人的合法地位，来匈旅游华人也就不能久住不走，匈牙利不是中国的一个海外省，就是在中国，没有临时户口，一个人到其他省市谋生也并非易事。匈牙利也是发展中国家，再宽容也容不下几万几万外籍旅游者长期滞留。再者，中国人的一些不法行为，也实在难以让人当客人挽留。（三）冲突的必然性只要有战争就会有牺牲。“商战”亦是一样。中国人又在异国开辟了另一个“商战”战场?? 中国人到匈牙利和东欧其它国家，机会和艰辛是并存的。出国可不是在国内一般的“出门”，很多人精神、物质准备未足，满怀理想而去，满含辛酸泪而归，多数人失败是正常的。　　语言不通，出国像聋哑人一样比划，这是绝大多数（99％）中国人的共同问题。东欧苏联不流行英语，信息在眼前你只有干瞪眼。　　除了语言障碍外，生活习惯不同也是中国人“久住难为人”的重要原因。欧洲人做饭见不得油烟，中国人在住处又炸又煎，好洁的房东说什么也不把房子租给中国人住。外国人好静，中国人爱嚷。东欧人睡觉比较按时按点，尤其是年长的。中国人做事娱乐没日没夜的。剁起饺子馅来整个楼都在发抖，搓起麻将来吵得周围人不得安宁。难怪东欧人对华人先是好奇，久而生厌。多数中国人并不是到海外投资做老板的，求职业谈何容易？中国自 80年代初就开始了经济改革，人民生活提高，市场繁荣。中国能有这么多人自费出国，本身就说明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东欧苏联与中国不同，他们先是完成了上层建筑的根本质变，经济改革没跟上去。民主是足够了，生活却大大不如从前了；党派多了，工资少了；政治冤案少了，失业多了。中国人普遍受教育程度比人家低多了，又不懂当地语言，上哪儿找工作？人家指望的是你来花钱、投资，你却来夺职，抢饭碗，不赶你赶谁？好了，中国人就摆摊，卖中国的轻工产品。这在市场物质空前缺乏的时空内是可行的，但久了就行不通了。为什么呢？苏东地区工业改革的一个目标就是把重工业、军事工业转为轻工业，只有对薄弱的轻工业进行扶持、保护，市场才会由萧条转向丰富。中国在 20、30 年代抵制洋货，也是为了保护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中国的产品质量差，低价推销这些不合格产品，不仅使国家官商贸易受到很大的冲击，也使中国的产品声誉受到很大影响。匈牙利的日用产品价格相对来说是东欧较高的。一个日本商人说，这个国家的人的福利思想严重，巴不得天上掉下来美元，根本不能适应东亚、东南亚人勤劳的工作强度。这儿的产品成本高，价格自然高，同样产品，中国工资低，运费低，加上逃关税，在市场翻几番价格也比当地产品便宜。中国的产品在争夺当地的市场，所以，禁止带货、禁止摆摊也是迟早的事。这不是人家的错。我国一样反走私，一样狠狠打击海外走私活动。　　即使是在自由市场，中国人还面临着与当地小贩的冲突问题。中国人为了急于甩货，微利倾销，争相降价，使自由市场价格一片混乱。当地小贩极为不满，他们占天时地利优势，一有机会，就报复中国人。（四）由曹君自杀说起人生最可悲的结局恐怕首推自杀了。西方有学者鼓吹自杀是勇敢者的行为。而东方人大多都认为自杀是懦弱的表现。中国有句古语：“好死不如赖活着。”如果不是逼到分上，谁的双手能扼住自己的喉咙？已过不惑之年的曹君来自北京。他个头不高，皮肤黝黑，精明强干，1991年 4 月初举家来到匈牙利，住在佩斯 14 区“五一”路，有当地居留证。曹君在国内生意做得不错，靠着吃苦耐劳精神，精心经营，几年内也赚了几十万人民币（据曹君一友人讲）。1990 年国内市场不佳，曹君花了一大笔钱买到了护照。到匈后，他在自由市场上摆摊，不多久也把早期的费用赚了回来。这位不下赌场不逛红灯区，一心只想做一番事业的实干家踌躇满志，不满一趟一趟的跑单帮，就与在匈注册的某华人公司合作做生意，想把国内的人民币以货物的方式转移出来（至少要翻两番）。在国内方面，他花了不小的代价打通各个发货渠道，向布达佩斯发了两箱货物。因未能弄清匈牙利进口规定，曹君不能提货，货箱被扣在海关。曹不懂匈语，想到多年血汗付诸一旦，悲愁异常。此间，曹君几次被警察盘问得莫名其妙，一次身上的几千美金被说成是“非法所得”，给没收了去，连收条也不给。曹君呼天不应，8 月 3 日，抛下娇妻幼子，竟自缢而去了。曹君自杀说明了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是华人对当地法律知道得太少，二是当地的“法律”让人无所适从。原东欧集团诸国重人治而法制不甚健全，有法不依，无法可依的现象至今仍存在。　　首先是居留问题。匈牙利号称是开放国家，欢迎外国人到匈牙利投资。匈牙利本身也是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成员，按该协定国民待遇原则，应给予外国投资者最起码的居留权，而匈政府在中国人投资建公司时并不作任何解释，等中国人投资后却赶人出境。其次是关税和外汇管理问题。匈牙利法律文件几乎清一色只用匈语，其税法、关税条例、外汇携带规定都只有专门律师才能从书堆里查得出。外国公司开业前并没有任何法律指导，进出口许可证和配额制度极为难懂。松一阵时灵活放权，给外商以很多优惠政策。有人以为可照此扩大贸易，加大投资，转眼之间，有关当局又忽然宣布×年×月颁布的法律仍然有效，优惠不复存在，对货物照样加大税收，使外国商人尤其是华商损失惨重，一蹶不振。还有最典型的是海关人员对入境者并没有任何关于携带外汇规定的宣传和提示，又不让人填写申报单，出关时却见外汇就没收。绝大多数中国人不会，或是不习惯带旅行支票，而是携现汇出入，海关对其他外国人并不严格查汇，查的就是中国人。　　1991 年 7 月 8 日以前，有一段时间允许外国公司有 10 名以内股东可以得到临时居留权。又是一夜之间，宣布不给了，要工作签证，还必须到股东母国的匈牙利大使馆去办。千百个中国股东千里迢迢回到北京，而匈牙利使馆又不给办，说是到匈牙利不用签证。等这些中国人再次出国去匈牙利，又被拦在匈的国境上不准进入，说是没有签证不让进。他们投在匈牙利的资本和资产再也撤不回来了。匈牙利外交部和内务部各奉一套政策，对他国公民不至于此，对中国人，简直是在耍着玩。　　（五）华人公司知多少不知有没有人搞过这样地试验：熙熙攘攘的王府井大街，找 3 个人团团围在一起装作在地下寻找什么东西的样子；这 3 位的身边会围上 30 位眼睛同样盯在地上的同胞。这是绝对不成问题的。问题是这 30 位同胞围上来的速度，是需要 20 秒还是 30 秒?? 一位在布达佩斯某公证处工作的小姐阿妮塔估计说，中国人在匈正式注册的公司有 1400 家左右，其中有限公司占 1/3。　　根据匈牙利投资法，合资企业的外资部分应在 5000 万福林以上，而本国公司（有限）最低注册资本为 100 万福林。中国人开办的公司有独资的，也有与当地人合资兴办的，没有一家公司注册资本达到 5000 万福林（67 万美元），完全是按所在国的公司注册资本。这样，中国人的公司既享受不了外资企业的减免关税等优惠政策，也享受不了当地公司的国民待遇。中国人的公司投资额在 20 万美元（150O 万福林）的有 5 家；10 万至 20 万美元的有 7 家；3 万至 10 万美元的有 88 家。其余的公司资本在 3 万美元以下。中国人总投资额约为 16 亿福林（约合 2133 万美元或 1.28 亿人民币），其中固定资产投资约 1/3。100 多名取得匈牙利永久居留的中国人中，投资股东仅有 30 余人，投资总额 600 万福林（不足 10 万美元）。这就是说，几乎所有的在匈华商都没有获得国民待遇。华商投资多半是餐馆、旅馆、进出口贸易、商业零售、批发等服务业项目，所有投资资本都是私人资本。大小中国餐馆有 30 余家，20 余家集中在首都。华人开办的旅馆档次一般较低，旅客主要是中国人。进出口商品以从中国进口轻纺织品为主，商品多批发给中国小商贩，小商贩再拿这些批货到自由市场上摆摊。由于进出口商品大同小异，所以竞争对手都是中国人。于是中国国货价格越来越低，许多工艺品都是赔本销售的。不可否认的是，华人公司有不少是为办身份证而设立的。1991 年 7 月以前，匈牙利政府给每一个公司 10 名临时居留权。中国小商贩自由组合，凑齐一定的注册费用（其中一半以上是交给代办人），成立个公司，取得黄卡后再去他国试试或回国等待时机。国外身份为什么那么值钱？这大概与我国严格的出入境管理制度有关。中国人出国，如果没有国外身份，再出境等于又一次申请护照，手续复杂，费力费时。1992 年 7 月 1 日进行了一次改革，即公民再出国只要有所去国家的有效签证，不用再到公安局申请出境卡。而在这以前，再次出国是相当困难的，第二次拿出境卡等于重新申办一次护照。　　匈牙利政府大概看出来不少中国人公司实际上是虚设办卡的，故取消了全部投资者的居留权。这样，在 1991 年 6 月以前申请注册的公司股东（无论虚实）都取得了居留权，而此后的数百家公司，一切投资等于白白扔掉。（六）全面驱华不断升级早就有人感叹：一个中国人是一条龙，一群中国人就会变成一堆虫。中国与地球上一百多个国家有外交关系，而华人所持有的那本咖啡色护照，却在许多国家，还不如聋子的耳朵?? 　　1991 年 7 月 7 日，对在匈华人来说，无疑面临着一场新的事变。按匈牙利原来政策可以获得黄卡的中国人被通知说：他们必须回国，到匈牙利驻中国大使馆办工作签证。许多中国人信以为真，立即打道回京，岂知这是一条调虎离山之计，北京的匈牙利使馆不办工作签证。这些人没有身份和签证，根本出不了国。　　所有华人被告之，无论是到匈求学的还是工作的，只要持普通因私护照，都被视为旅游者，只允许在匈牙利逗留一个月，到期必须离境。大部分生意人都傻了眼，有的合同尚未落实，有的货物还在路上。　　9 月下旬，有整列车的外国人（包括华人）被拦在匈牙利境外，对旅游者免签的政策又成了空文。这当然并非全冲着中国人来的，但华人中有很多是重返匈牙利办事的，误一天损失大了。　　在匈华人抗议过、示威过，一切手续合法，就是得不到黄卡。至少两千华人申请了蓝卡（永久居留权），但自 5 月份以后的申请者根本不批。奇怪的是警察局移民处继续接受申请。申请蓝卡要向匈牙利当局交一系列的手续费，中国人还要花钱（几百至几千美元不等）买一个匈牙利担保人。从 1991年 5 月至 12 月，中国人在蓝卡申请中又白白浪费了大量的财力物力。到 12 月底，全部申请者都以各种理由被拒绝。匈牙利外藉员工求职要到各劳工局申办半年一更新的劳工许可证。华人大多数都能申请到，但这个许可证不能作为申请居留或延期的理由。要在护照上盖一个延期章，必须疏通警察局关系，每延一天，要按官价在匈牙利银行兑换十美元，凭“水单”延期。入境者必须带足一定数目的美元方可入境。到了 11 月 1 日，所有的延期都停办了，包括护照延期和黄卡、白卡的延期。在匈华人一下子成了黑户儿。正在路上准备进入匈牙利的华人都困在边界或改去他国。华人开始大逃亡了。生意没了的，大胆一点的，仍在“黑”着，接受警察局官员肆意的搜查和敲诈。有的华人上街购物，竟被警察敲诈了 3 次，不给钱，就在你的护照上盖一个黑章——勒令×日之内离境，×年之内不得进入匈牙利。花钱消灾，只好忍痛被宰。那些家中堆满了货的小贩只有悄悄地拿着货物到自由市场上低价出手，就像做贼一样。华人公司一下子倒闭了 95％以上。撤出的部分流动资金被边境海关以莫须有的名义扣留，破产的华人成千上万。人权，人权，华人不知什么时候想起了这个词，就通过律师、翻译到佩斯安德拉什街 12 号警察局移民处论理，得到的只是一副副铁板冷酷的面孔，根本不予理睬。　　中国人想起了祖国大使馆，但据使馆领事负责人介绍，他们也作了交涉，但无结果。有的华人传说，中匈官方达成默契，要把在匈华人赶回中国，这一点恐怕证据不足。　　最后的希望就只能请求教会和新闻媒介的同情和呼吁了。1992 年春节前后，上帝派传教士们看望了一些生活无着落的中国人，送给他们一些礼物和纪念品，但没有送来居留权。“中国中心”、“欧亚俱乐部”于 1991 年 10月 2 日联合举办新闻发布会，匈牙利《佩斯早报》、《匈牙利新闻报》、美联社布达佩斯记者站等记者听取了数十位华商代表的呼吁。这些都于事无补。华人地位仍是一日不如一日。华人的困境和遭遇的确引起了匈牙利善良人们的同情。　　1992 年 4 月 24 日《匈牙利新闻报》刊登肯·考什里尔写的一篇文章，题为《中国投资者认为匈牙利仍然是警察国家》，摘要如下：2 月 16 日将近午夜时分，正当一个贸易公司的经理冯耀汉（译音）将价值 1733 美元的袜子、衬衣安放在临时居住的宿舍时，他被警察局逮捕了。被拘留 5 小时后，他成为被驱逐的人。警察局限他和他的爱人（她也是公司经理之一）在两天内离开匈牙利，而且在一年内不准返回匈牙利。　　然而，冯在警察局出示了由法院批准的公司合同，他被任命为这家公司的执行经理。他还出示了有效的允许在匈工作的证明书、存款户头和税务申报单。但驱逐冯的决定说，冯的收入“来历不明”。　　类似冯这种情况不只一起。现在，国会正在开始审查，匈牙利当局是如何对待中国商人的。然而这对许多中国人来说为时已晚。他们原来认为，如果他们获得在匈牙利建立公司的合法权利，那同时也就会获得在匈牙利的居住权。　　匈领事局和商会的官员们说，匈法律不要求有限责任公司的外国负责人有允许工作证。在第二步骤，即取得居住权方面，对英国、美国、日本、南朝鲜和台湾的商人说相对容易些，可说只是一种形式。但对中国人来说情况就比他们糟得多。当局批准他们建立公司、征收公司注册有关的费用和税款，但却不允许他们在匈牙利居住。据匈牙利商会中国事务顾问米克洛什·彼得说，法院批准中国人建立公司而外国人事务管理局却不给公司负责人居留证的这种事例，至少已发生上百起。代表中国公司经理的律师斯特罗基·艾斯泰尔说，批准中国人在匈牙利工作而又不批准他们在匈居留是“绝对荒唐的”。在西欧各国，“都必需给公司所有者、经理人以居留权，因这是公司活动的基本条件之一。”现在搞不清有多少中国人在匈牙利，估计约有 3 万（此数有些夸大——本书作者）。他们来这里建立公司，起码要有必需的 100 万福林（约 1.38 万美元）的基本资金，外加注册和办其它法律手续的费用约 1500 美元。他们大部分人是做纺织品生意，一些较大的公司则办餐厅，或者做家具和餐厅设备生意。来匈的许多中国人原来利用免签证的方便在匈长期居留，他们到居留期快满时离开匈牙利一个短的时期，再回来又可居住一个月。但匈牙利自今年3 月 17 日停止了免签，因而也就没有这种可能了。中国人都怕到外国人事务管理局去，因他们掌握拒绝批准在匈居留的申请权。本文作者在经过一番调查之后感到，外国人事务管理局在拒绝批准居留申请方面在法律上是模糊不清的，因而在处理这个问题时变化多端。举几个事例：彭光（音译）的身份是纺织品商人，他有劳动事务中心盖了大印的允许在匈工作的证明，他是在法院注了册的公司的执行经理。几周前，外国人事务管理局职员帕代尔·尤迪特通知彭：由于在建立公司合同上有两名经理，他位居第二，因此他只能是“第二经理”，这样就不能在匈牙利工作。当彭同她争辩时，她回答说：“没有讨论的余地，在匈牙利以外的地方也可完成执行经理的工作。”外国人事务管理局另一名职员拒绝了一个中国公司执行经理李洪要求在匈居留的申请，理由是“持私人护照者不得担任公司负责人。”但这是根据法律哪一条，他自己也说不上来。商会的米克洛什·彼得说：“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法律。只是由警察局来决定。” 斯特罗基·艾斯泰尔律师说，去年 10 月他亲眼看到两名警察威胁、殴打4 名中国人，并把他们赶出外国人事务管理局。外国人事务管理局在信中拒绝执行经理甘东生要求居留的申请，还说什么“这不妨碍您的公司成功地运转”。甘在合资企业中有 50％的股份。一位中国企业家说：“这种做法给中国人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这里的法院仍然给中国公证注册，但警察局却不给他们居留证。就像他们不是同一个国家的机构似的。” 　　自由民主者联盟的国会代表梅萨罗什·伊什特万是国会人权委员会的成员，他正在对在匈的中国人的法权问题进行调查。他对《布达佩斯周报》说： “他获得的材料都说明，尽管中国人满足了一切法律要求，但警察局总是对他们的申请一拖再拖，或者予以拒绝，警察局提出拒绝的理由都是中国人无法理解的。警察局在制造各种障碍”。　　去年秋天，斯特罗基律师给外国人事务管理局的信说：“你们给公司的其他外国所有主和职员以居留权，但在相同的条件下，你们却把中国人当作二等公民加以拒绝，这是违背宪法基本原则的。”一位中国投资者说：“对中国人来说拒绝在匈居留是一个经济灾难。” 一位中国有限责任公司的经理说，正当他运来价值几千美元的球鞋时，警察局却缩短了他的居留期，要他离境。另一位中国人说，正当他开饭店的设备已在运输途中时，匈当局却要他离境了。尽管对这些离境决定可向法院上诉，但上诉的时间有时可拖 18 个月。　　一位中国商人说：“我回到北京时将尽量说服其他人不要来匈牙利，因为匈牙利对他们和他们的公司都没有保证。” （七）“集中营” 新华社记者记录了如下一段文字“??院墙高筑，大门紧闭，警卫荷枪看守，警犬虎视眈眈，??中国人集中在一个体育大厅里，男女一起??” 回国者控诉：警察敲诈，侮辱中国男女，一个天真的江南少女，回国后自杀了?? 阿珍是浙江温州地区的一农家碧玉，说有 20 岁，长得却像一个初中生，父母交给中间人 10 万元人民币，让“蛇头”逐国把女儿送到意大利。阿珍和 “蛇头”一行到匈牙利后，一个电话打到温州，家里立即让中间人给“蛇头” 在国内的代理送去 6 万人民币，还剩最后两站了，还有 4 万元放在中间人手里，只等阿珍从米兰打来一个电话了。　　与阿珍一批想到意大利的还有两位女士和 7 位男士，年龄都在 30 岁以下，都是涉世未深、不通外语、甚至不懂汉语普通话的青年。“蛇头”对他们的生活和安全问题很负责任。在布达佩斯，这 10 个男女青年住在由“蛇头” 租下的三居室套房里，除买食品外，不许他们随便上街，以防走失或发生什么意外的事。 ——一旦出差错，“蛇头”不但要赔偿经济损失，而且“蛇头”在国内的亲属会受到严厉的报复。这是有先例的。中国南方人会做生意，讨价还价艺术高，但谈成的买卖一般还是比较守信用的。　　“蛇头”告诫阿珍等，在街上不允许同中国人打招呼，因为“大多数中国人都是骗子流氓，尤其是北方人，嘴甜、手狠，不守信用。”阿珍等默默地点头。在布达佩斯等了一个多月，他们竟不知多瑙河是什么模样儿。　　偷渡路线过去一直是走南斯拉夫。自从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进行独立战争后，这条路线就不通了。“蛇头”又开辟了由奥地利进入意大利的新线。一天下午，阿珍等 10 人随“蛇头”来到了匈牙利西部重镇桌尔市。这里原是苏联红军驻扎的大基地，苏军走后，该市显得有点冷清。“蛇头”一行临时住在一家原为苏军家属服务的招待所，立即得到奥地利接应人“已作好准备” 的通知。“蛇头”决定当晚启程，时间是 1992 年 1 月中旬的一天。天正冷，阿珍等人带的衣服很少，阿珍突然小腹犯疼，也只好忍着上了汽车。　　第二天凌晨两点，他们一行到了边界附近一个废掉的旧车站。“蛇头” 已对这条路线很熟悉，“蛇尾”们却只能跟着瞎摸。阿珍肚子疼得走不动了， “蛇头”扔掉了自己的手提公文箱，背着阿珍走了 2000 米，只剩下最后 300 米了，阿珍不好意思，要自己下来跟着跑。　　忽然，远方的公路上出现了一道亮光，是匈牙利的边防巡逻队。“蛇头” 带的队伍加快了步伐，一个、二个、三个??相继冲过了边界线。这边没人看管，“蛇头”松了一口气，等查点人数时，方知阿珍掉了队，回去接应已来不及了。阿珍被巡逻队抓获了。汽车上强烈的车灯刺得她睁不开眼睛，两位身材粗壮的警察走上来“例行公事”。偷越边境者常有偷运毒品和武器的罪犯，因此不由分说，搜身检查，哭叫着的阿珍哪有一点力量抵抗？“认真负责” 的警察搜查完毕，请阿珍上了警车。在车上，左右一边一个警察嘻笑着欣赏他们的俘虏。阿珍长这么大从未遭到男人的搜身检查，做梦也没料到在异国他乡遭受如此侮辱。辗转了几个州，阿珍被押送到布达佩斯附近的一个拘留所，等待遣送出境。　　关于这个拘留所，新华社驻布达佩斯首都记者周东耀曾作过专门采访，周氏有如下记录：这原是内务部的一个招待所，院墙高筑，大门紧闭，警卫荷枪看守，警犬虎视眈眈。据拘留所负责人称，目前共拘留有来自 24 个国家的 350 余人，其中主要是亚洲的中国、越南、巴基斯坦、菲律宾，非洲、中东国家的阿拉伯人及原东欧国家少数人。中国人有几十人。　　中国人被集中在像似一个体育大厅里，男女一起，水泥地上有一块垫子和一块毯子作铺盖，男女只有一个厕所，得先后依次排队。早饭是一杯茶和一块面包，有点黄油或果酱，有时就光是面包；中午一碗汤、二片面包；晚上仍是一杯茶和一片面包。这些饭食显然不足充饥。这些人绝大多数来自浙江、福建、广东等沿海省份，也有的来自北京、上海内地城市。据称这些人中大多数是企图偷渡去意大利等西方国家时在南匈、匈奥或匈捷边境被抓住的，也有个别是护照过期或出外时没有带身份证在集市或街上被拘留的。　　据一位因忘了带身份证而被释的上海姑娘说，她在上海一家纺织厂工作，在像胶厂工作的哥哥去年年初来匈“练摊”，她来探亲。她一次外出没有带护照而被抓，既不会英语，更不会匈语，后来经交涉并出示了证件及其兄在银行的存折后才被释放。据她说，有一次，一个中国人在打饭时间同警察发生争执，一些中国人提出了抗议；匈方硬说是这些人想逃跑，于是用了催泪瓦斯，中国人在室内被熏得直流眼泪，便打破玻璃窗透气，匈方派了防暴警察及警犬，多名华人被警棍打伤，个别人被狗咬伤。这名上海姑娘还说： “我再也不想来这是非之地了，一星期内保证离开。”（警方规定她七天内必须离匈）　　另据悉，在拘留所里的华人主要是去年 10 月 4 日匈方严格限制外国人入境后被抓来的，12 月后增加最多。匈警方称，同中方核实后，这些人日内都已被遣送回国。　　另据《人民自由报》今日报道，这些被拘留的部分人圣诞节前还闹过事，因而派了警察部队去恢复秩序。《人民自由报》指名这些人是中国人。　　经有关方面交涉，目前这些人的居住条件有所改善，男女分开，睡在类似学生宿舍的双层床上。　　一位因忘带护照上街的上海小伙子被抓进去关了几十天。据这位小伙子讲，他的公司正在从中国进来两个集装箱的货物，价值 100 多万人民币。由于他的被捕，而且被押解出境，这批即将到达的货物无人受理，损失惨重。关于拘留所，这位青年人说：“中国人受尽了人间侮辱。中国人单独关押，大概是防止有功夫的中国人进行反抗。”他身上有棍伤和狗咬伤的疤痕。他和阿珍是一批被押解驱逐出境的。华人都称这个拘留所为“集中营”。　　那位可怜的阿珍，就这样在不到 3 个月内，尝够了屈辱的滋味。回到国内家中刚一周，便用一根绳子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八）四处碰运的中国盲流可怜，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偷渡越境；可悲，他们冒充政治犯请求避难；可叹，他们把中国护照撕毁在飞机上；可气，“蛇头”夺走了他们最后一元钱??为什么不回家？外国人也不相信一些中国人编造的谎言。 1992 年 1 月 3 日，匈牙利警察局发言人突然宣布，匈牙利当局今后除极个别情况外，不给外国人发放居留证，已经发放居留证也将不再延长。在匈取得临时居留证的 2000 余华人和没有任何居留证的数千华人开始了灾难性的大逃亡。机器、设备、家具，卖不掉的，扔；餐馆、旅馆，拍卖不成，廉价转让又不成，弃！堆积的货物，管它本钱是多少，甩！警察们盯住一户户华商住所，他们轻易不进私宅搜捕，只是等在门口。华人一出门，他们就查居留证。如果没有，只好随他们上警车，去集中营住几日。然后被押解出境。最早被驱逐的华人还可以免费坐飞机，而现在，只把华人押送出匈牙利边境就什么也不管了。　　美丽的匈牙利，变成了华人遭殃之地。送行的匈牙利朋友和善良的房东，对临别的华人说：“我们实在想不出办法挽留你们，该说情的说了，该担保的保了。”绝望的几个华人选择了多瑙河　　——华人把“多恼”之河作为最后的归宿。尸体冲到了岸上，也有的顺流漂到了下游的罗马尼亚。多瑙河上往来频繁的各国游艇上，游客们从望远镜看清了浮尸的黑头发和黄皮肤：“哦，上帝，中国人怎么了？” 　　不甘心失败的中国人很大一部分撤到了罗马尼亚，这里给外国投资者半年一签的临时合法居留权，但在这儿同样生活艰难。于是又撤到了乌克兰、俄罗斯。不愿走回头路的开始四处撞运。　　1992 年某月某日，中国驻中东某国大使馆，几个操福建方言的不速之客要求祖国官员照顾他们食宿。　　这个刚刚扑灭战火的国家百废待兴，空气中仍然弥漫着硝烟油味，重返家园的本国难民还在靠定量配给维持生计。而远在东欧的“蛇头”们却在盘算新的聚财之道。他们把中东说得比巴比伦乐园还要美丽，劳工每月能挣几千美元。没有取得东欧身份的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南方省份的农民，对这样的理想去处宁可信其真，也不思其无。他们一出国，嘴巴和耳朵失去了大部分功能，也没人能说服得了他们，只有唯“蛇头”是瞻，每位交给蛇头一万美元，签证机票费自理，就又从东欧来到了中东。　　使馆是外交重地，使命特殊。不管吧，自己的同胞，要管吧，经费精力有限。苦口婆心劝他们回国，嘿，他们死活不回去，最后只好听其自便。有几十个中国人到了以色列。　　以色列人对中国人是友好的。以色列是刚刚与中国建交的国家。这个历史上饱受迫害不幸的民族，为了自己的生存，也弄得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犹太人重建的以色列国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只早几个月。那时候，西方国家只承认台湾国民党的“中华民国”，而以色列就偏偏承认新中国。40 多年来，中国支持阿拉伯国家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而以色列从来不反华，更不与台湾建交。这一点足以反映犹太人的远见卓识和坚定执着。也不知是谁吹出的风，说在以色列挣钱容易。正在东欧无所适从的华人便主动找蛇头办以色列签证，一个蛇头在一周之内就净赚了 80 万美元。办以色列签证本来可以到以色列使馆很顺利地申请，以色列使馆又不像东欧穷使馆乱收签证费，但盲流们肩上的脑袋好像只听蛇头的，兼而他们集居一处，不敢上街（语言不通，出去找不到家的大有人在），使馆在哪儿他们连问都不问，在国内辛苦赚的几千美元就这样被“蛇头”们随意抽走。以色列是诞生“上帝”、“圣母”和基督的地方，但离“天堂”还是有一段距离的。数十个中国南方省的农民来到了圣城耶路撒冷，心里一下凉到底。办餐馆，找不到地方，宗教习惯又不许你什么肉都吃；打工没文化是不行的，做生意没有大本钱很难插进任何一个行当；上学可以，拿钱来，交了学费吃住靠什么？走投无路的中国人想投“死海”一死，无奈死海的浮力又太大了。　　前面多次提及，由东欧地区流到西欧的华人，除了吃政治饭的人外，绝大多数人成了中国餐馆的帮工。那些老板们虽是华人同胞，有的还是同族同宗，但役使这些非法雇工来，就像对待牲口一样。要是西欧比东欧更好，就不会有那么多已经进入西欧的中国人又跑回东欧来。美利坚合众国，是移民想象中最高的天堂。只是进入“天堂”的通行证——签证太难获得了。对于“蛇头”来说，这正是一笔无本万利的生意。通常的，也是中国人拿手的办法是贿赂领事官员，这一招儿在美国外交官面前经常失败“蛇头”们就想出了一个新的偷渡办法。笔者在咖啡厅遇到了一个自称能办去美国的华人蛇头。这位先生方头大眼，端庄高雅，气度不凡，出手大方，有秘书、翻译、保镖拱卫左右。笔者问：“什么价？”对方立即说：“3 万美元。”再问详细些，对方就不大戒备地打开公文箱，里面有几十本外国护照，日本的、东南亚的，西欧华人的，都有美国使馆的签证。他顺便找了一个照片与笔者相像的护照，说：“这个你用合适，到了美国你寄给我就是了。”笔者问，到了美国就发现是假的怎么办，对方答道：“没问题，到美国就说你是政治犯，要求避难的。你像个读书的，还怕不给绿卡？”笔者问：“能不能想点更便宜的办法？”对方说： “那么你出一万美元，我保证你登上去美国的飞机，你上了飞机就把护照撕了扔进厕所，到美国落地后就自称是逃出中国的大学生，你就能得到难民身份。”我问他以前办成了多少，对方说不下 100 人。最后我只好说出不起这笔钱。倒是对方大度，说：“想好了，随时给我打电话，生意不成情义在嘛！” 至少，确实有人成功地进入了美国，或到了美国管辖的塞班岛。也有被美国移民局遣送回中国的。有位福建农民，通过越洋电话了解了他哥哥从罗马尼亚混入美国的过程：交蛇头 2.7 万美元，从“蛇头”那里拿到了一本护照和机票，“蛇头”还派人送他上了飞机。到美国前毁了护照，下了飞机，高举双手像投降的军人一样，一言不发，任移民局官员搜身审查，移民局问不出话来，就当无国籍的难民对待。关了一阵，后来与在美国的亲戚联系上了，取保释放了。“关键”在于别说话，说了话要么就装出政治逃亡者，用英语说出个所以然来。如果说得不像，又暴露了是中国人，那么就有被遣送回中国的可能。你说中国人是愚蠢还是聪明？　　无所适从的东欧华人不回国，就必须找到“新大陆”。朝鲜族华人去南朝鲜，中国的穆斯林试着进入阿拉伯世界，有本事的去西方发达国家，靠卖力“淘金”的又不知从哪里听说了一个黑非洲。有人还请教过“专家”，了解到这个大陆上有黄金、钻石、象牙，有个与美国友好的国家利比里亚，在那里好办去美签证。笔者见过临上飞机前准备去非洲的华人，有去南非的，也有去尼日利亚、利比里亚、扎伊尔的，去那里怎么样了？难以跟踪采访，就不得而知了。有人传说，意大利 1992 年对外国人“大赦”，即对没有身份的外国人发放居留证，不怕死的又求上了蛇头，求他们指点偷渡办法。　　又有人说，1992 年西班牙举办奥运会，中餐馆需要大量帮工，可赚大钱。西班牙的华人蛇头带大批西班牙华人护照到东欧，东欧华人有长得相近的，可花一万美金左右买一本，能混入西班牙就交还护照。随中国奥运代表团赴西班牙采访的一位记者，曾在一家中餐馆问老板：“你的华人雇员从哪里招的？”回答是：“布达佩斯”。　　第八章贪官污警，华人诉不完的苦楚（一）公开索贿，抗拒受辱中国人在国内可以振臂高呼：“打倒官倒、惩治腐败！”而置身海外却只有默念那句古训：“人在屋檐下，那能不低头”。东欧剧变后，腐败是严重的社会政治弊端。中国人要办任何事，都要受到层层盘剥。入关不贿，就会被故意找岔儿搜身，或找理由拒绝让你入境。办延期居留，则完全是买卖交易。租房、注册公司、申请贸易权、开办实体企业、货物报关、交税等等，官警大都会用拇指搓搓食指和中指，公开要意思意思。在中国，贿风特点是私下送，避开众人耳目，而在东欧，索贿几乎是完全公开的。随便举几例，可见一斑。　　与满洲里对关的外贝加尔镇，边警、海关官员进中国旅客车厢的第一动作是敬礼，手未放下就指着桌上的东西，明知故问：“哪是什么？”如打火机、香烟、蜂王浆，见什么要什么。有硬气的中国人不给，“对不起，请走一趟”。这时，无论你的行李有多重，都要跟他下车到一个特殊的房子里接受检查。苏俄海关究竟允许旅客带什么、带多少，完全是官员们口头一句话。翻出几件丝绸，他说：“给我妻子一件怎样？”这时你还说不给，那么，你的内三角就要脱下，看看你那不得见人之处有无“毒品”、“珠宝”或卢布。中国人有时在袜内鞋底藏几个卢布，岂能瞒过训练有素的涉外警员？一般情况下，中国人是主动送礼的，送完后自豪地骂一句“穷毛子啥都要。”殊不知你这一送，他一送，就成惯例，违例者就惨了。那些死心眼的中国读书人没几个钱，难免就要品尝一次“脱感”。读者千万不要想象脱衣时只有同性在场。耍小聪明的女士，如果想把一束不怎么值钱的珍珠链子藏在卫生带上偷运过关，那也是太小看他们海关官员了。送礼，先看看对方盯住你的什么物品，如果一个男性官员盯住你晾在车厢内的内衣，你如有多余的，就把这件给他，他不用，可他的妻子或女儿、情人也是用得着的。反正，在他的伟大国家，原子弹多得不得了，而公用厕所的手纸篓里，都是片片《真理报》、《红星报》。　　中国人的贿术是不用教的。比如，用不到票价三分之一的价钱贿赂列车员，就可以不买票坐车由华沙到布达佩斯，你不必担心查票，有人查，指一指乘务员室就行了。查票的心领神会，不多时查完了，就到乘务员室参加“分红”。由布达佩斯到布加勒斯特，正常票价要 70 多个美元，上车后列车员要25 美元，你可以还价到 15 美元。出匈牙利海关时花 10 个美元以内的钱物，一般可以免检，这里主要是查你的美元。匈牙利进关时不查外汇，你没有办法证明你的外汇是由国外带入的，而出关时超过 1000 的，绝对要没收。中国人被没收几千几万美元的岂止 100 人！打官司，花 1000 多美元请律师，也是输。因为，法官问你：“最早从中国出关时的报关单上写的只有 1000 美元（中国人出国时只敢写 1000，多了，中国扣下，但中国海关对同胞不搜身，很多人是能多带一点血汗换来的外汇的），这么多的美元是偷来的不成？”结果你要不回来钱，还要坐牢。所以，还是花几个小钱消灾吧！但是，那些没有多少外汇的人也不要以为不贿赂就没有事。中国人已经喂饱了他们，不喂是过不去的，尤其是女同胞们。这里引用一个作者没有亲眼所见的故事：匈南边界有几个搭伴而行的中国青年接受盘查时，匈牙利官员以搜美元为名，摸一位怀了孕的中国少妇的胸，她的丈夫却被另两个关警按住。同车几位福建青年实在看不过，就拿出匕首、手枪冲过去逼住关警，然后从关警身上搜出手铐和一大把勒索华人的外汇。“没收”了外汇（甚至有人民币），然后把这三个关警铐在车厢内。这几位中国小伙子下车逃了，到了南斯拉夫就把这一幕打电话给在匈牙利的中国人。关于中国女性受辱的事，笔者听到了不少，采访女同胞时，每每能听到：“他们真坏！”还能说什么呢？　　笔者吃过不贿的苦头。由某国到某国进关时，几位官员以莫须有的借口索要 50 美元，同车几位北京青年用手式和不流利的英语为我“说情”。“他是作家，刀拉（美元），宁吃（没有）”。对方回答竟然是：“我也‘宁吃刀拉’”。笔者坚持一个子也不给，最后他也无奈，只好把护照交给列车员还给笔者。满以为正义终于战胜了邪恶，并且鼓励同车中国同胞应当昂首拒绝行贿。几天后，笔者离开这个国家时被关警扣留了。原因是在护照上没有合法入境章！这下笔者竟成了偷渡者！没办法，还是送一条万宝路吧，过关要紧。　　贿，贿，贿，一贿解千愁。或问：只对中国人索贿吗？答案是 yes。笔者一年中旅行了十几万公里，就没有看见海关、警方敢敲诈别国人的。在布达佩斯卡尔文地铁站口，一个中国人和一个越南人（说来他也是中国血统），都在摆摊，这是违法的。警察抓住了，只罚持中国护照的，对越南人根本不理睬。据说，越南人在护照上写明祖国大使馆的电话号码，一有事，就让警察打电话给本国领事。中国人是不敢的，这也许是一个面子问题。 1992 年 1 月以后，按匈牙利的规定，到期不离境的中国人应当被关进拘留所或立即押解出境。但有些警察不这么做。他们见到中国人后，领到一边，先搜身，有东西也要，有钱也要，不给，就在你的护照上盖黑章（限时出境并不得再进入境为内容）。不带护照的，立时关到拘留所。小张是 1991 年12 月到布达佩斯的，按规定 1 月份必须离境，但他黑在该市，到 2 月 22 日，他被警察“罚”了 15 次（每次 600——2000 福林不等），你如果要收条，那就多交 10 倍。小张实在被罚怕了，他被迫到了第三国。（二）进关容易出关难中国人都知道“请神容易送神难”的俗语，当中国人走出了国门方知《成语词典》还应加上一句：“进关容易出关难”。新东欧的经济困难是暂时的，这里有丰富的资源、能源，有良好的科技教育基础，又没有中国那样的人口包袱，实现经济腾飞的条件是有的，但如果不提高效率，不革去腐败弊端，那么只会自拖后腿，见笑他国。　　随着中国官方与“新东欧”地区贸易的扩大，公派到这一区的官员、国营进出口公司的业务人员越来越多。他们出差时间短，不太了解当地风俗，见了当地一些便宜的衣帽、机电用品、不锈钢餐炊具，就买回来送赠亲友。没有钱就节省出差吃住补贴，省下些钱买东西体面回国，但回国时东欧产的物品常常被全部没收。一位东北地区的厅局级干部，离开苏联海关时被带进没有暖气的小屋内脱衣搜查，他抗议、骂“法西斯”，这又有什么用呢？在二连、满洲里和北京海关，中国边防、海关、卫生检疫官员对中外出入境者彬彬有礼，尊重人格，坚持原则，有多少回国的同胞，见到祖国官员，含着热泪，吐不尽一腔苦水，满腹冤仇。在伊尔库茨克的一位华人妇女，准备回内蒙生孩子，从苏联（当时还这么叫）带回一些小孩子用的衣服、童车、玩具等，被苏方海关全部没收。一位吉林的朝鲜族妇女到白俄罗斯探亲回来，8000 多美元被全部没收，连收条都没有，连出国时带的两个金戒指因没有填写在入境关单上也被没收。“打死也不出国了！”这是一个上海女士回到满洲里时，对边防官员小鲁说的第二句话，头一句是，“终于回国了”。　　第九章港、台商人在东欧侧记（一）港台商与大陆商日本经济的成功，给地球人一个最大的感触就是日本国人好似都加入了一个纪律严明的大军团。而中国人最喜欢“画地为牢”，殊不知东欧剧变后政府对付中国人的高招正是“分而制之”?? 香港商人很早就与东欧苏联地区建了商贸联系。过去大陆与东欧地区关系紧张，而台湾由于一惯“反共”，也不与苏联东欧集团往来。香港一些商人成了中间商，大赚转口贸易之利。中英香港回归问题解决以后，香港大富户们因在西欧北美有资本有居留身份，对东欧兴趣较少。东欧一些国家公布了吸引香港人作为投资移民前来建厂办第业的一系列措施，大批中小厂商都纷纷前去考察，但是看到这一地区的腐败、懒惰、低效率、落后，投资环境不如中国大陆，故投资者很少。港商与匈牙利关于共同开发利用多瑙河上某个岛的谈判进行了几年，至今仍无成果。　　香港居民并不是害怕 1997 年谁吃了他们，他们也相信香港的社会制度不会发生变化，那么他们急于买别国护照、居留证又是什么原因呢？乔治·区说：“香港人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很多人拿了外国护照和居留证，也不到外国定居，毕竟热爱自己的家园，只是不知将来会突发什么事件。我们香港人不是传达文件就能说服的，他们各有各的盘算，总想留几条退路。”乔治·区先生因不够资本作为投资移民进入北美，便来到东欧试运气。他个人的想法是拿到永久居留证后回香港，可以放心住在香港。万一有变，走也不迟。台湾商人到东欧备受青睐。东欧政治剧变后，台湾视这一地区为自由世界“新大陆”，是广阔的原料产地和潜在的大市场。台湾当局组织了一个个展销团和考察团，到原东欧苏联显示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五花八门的精致产品。一个个东欧官方团体也被邀请到美丽岛，一展“小龙”风姿，东欧、独联体一些官员们纷纷被“银弹”击中。接下来，台湾一个个完全具有外交使团性质的“联络处”、“商贸事务办事处”在东欧、独联体大都市挂牌树帜。1991 年布达佩斯秋季国际博览会，五星红旗和“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都在迎风摆动。台湾展厅门庭若市，正门便是“国旗”和“国父”像。正门用外语写的是“台湾”二字，而厅内中文牌子写的却是“中华民国”。面对台湾的银弹攻势，中国大陆采取了几个有力的措施：首先是不公开评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东欧的新变化。政府反复申明，无论发生什么变化，都尊重东欧人民选择，维护传统友谊。在东欧很有影响的中国书叫《东欧局势的演变与趋势》，书中对帝国主义的“操纵”、“颠覆”和原苏联在东欧领导人有些评论，引起了不满。这本书（还有一个续集）立即遭到查禁。第二，中国对原苏联东欧的经济困难给予及时的援助，帮助那里渡过寒冬（台湾有人攻击大陆，称此为“金弹攻势”），邀请新领导人访华，承认新独立国家，支持它们进入联合国。同时就台湾问题反复交涉。这一系列措施稳住了新东欧，维护了外交关系，扩大了商贸往来，扼制了台湾的“银弹攻势”。从另一个角度看，得利最多的当是苏东国家。一方面，它们一致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唯一合法地位，以此让大陆在经济上多让步；另一方面，它们企图与台湾建立表面的民间关系，实质上却是与外交关系无异的“准外交关系”，经济上也压台湾方面让步。台湾外汇储备超过美日，位居世界第一，是最有实力的投资商。大陆改革十年经济实力大增，两岸中国人都有钱。最善于纵横捭阖的原苏东国家想玩玩中国人。　　大陆方面也有远谋。西方以 1989 年事件孤立中国，这个坚定的社会主义国家处在资本主义的包围之中，冲破政治围困，不使原苏联东欧参与对华制裁封锁的行列，外交上胜了西方几分。台湾方面在政治上没有安理会的王牌，扬长避短，只有凭经济实力扩大其影响。　　前面所述的就是台商、港商进入东欧、独联体的大背景。与大陆国营公司不同的是，港台商人的企业是个人的，经营好坏直接关系到个人事业的成败，赚了致富，赔了破产。大陆国营公司出国人员是最不用担心利润的商人，赢利多了自己不多拿一分工资，赔个精光也不少拿一分奖金，谈判时间不足上街购物时间的十分之一，谈判时“大大方方”，完全是“大国风范”。而台、港商人表面气派，谈判时斤斤计较，软泡硬磨，达不到利润目标，宁可不谈。　　台湾宝华公司总经理助理陈先生和大陆某省五矿公司贾副处长，在东欧某博览会外有如下一段对话： “贾先生，你们的合同为什么签得那么快，是不是原来的老客户，都是‘同志’好办事？”陈先生问。 “我们是按国家统一的买卖合同文本格式填格子，不用从头起草，所以填空就完了。”贾笑答道，“代表团还有参观游览事项没有完成，每个人手头还有个人购物单，家人亲友邻居的，单位同事的，十几天，逛街购物是重头戏，所以，只有加快谈判，先完成任务。”陈先生不解地问：“如何衡量工作成果？”贾处长说：“一般来就，成交额是主要的，每年每季度的任务完成了就行了。”陈先生无不羡慕地叹道：“我们的老板只认钱，只认利润，老板无论在世界哪个角落，都盯住每笔买卖合同的每一个细节，我们手下人办事可是一直也不敢偷闲。稍有差错，炒我的鱿鱼。”贾处长忙说：你赚得多，老板给你的报酬不就多了？而我们哪怕是赚了1 亿，个人也拿不到 1 元。” 陈先生最后说：“幸亏我们不是做同样的生意，否则，我们是斗不过你们的。” 　　大陆私人投资贸易商的竞争对手不是港台商人，大陆私人资本有限，难与之抗衡。大陆私商的主要对手是大陆国营公司。大陆商品都一样，国营公司出口商品多而全，运输成本相对低，数额大，价格很有竞争性。私人公司的产品只有减少销售渠道，压低价格才能出手，私商产品大都局限在日用百货和纺织品。大陆商人的“双轨制”自相进行竞争，得利者东欧消费者也。台湾相同产品造价高，价格不易被东欧人所接受，所以台湾商人出口东欧地区的多是办公设备、电子产品及玩具，香港货玩具、服装、手表为多。　　相比之下，港台商在东欧投资比大陆商少得多。他们往往是先试探对方是否可靠，逐渐选好合资开发项目。大陆国营公司与苏东客户合营的工厂、餐馆、商店谈妥就上，出差时间受限制，来不及细致考察，上级号召迅速占领市场，扩大外销途径，公司党委说要当成一项政治任务去完成，执行者们谈完了，任务就算出色完成了。同是华人，大陆人和港台人打的是完全不同的套路。在东欧商场上，先后亮相的中国国营公司干部和私营老板、港商、澳商、台商、中国大陆小商贩，在经商上各展其术，使这一片广大的地区人民对“大中华”世界有了新的认识。实际上，来东欧地区经商、投资的，还有来自南北美州、西欧和日本、大洋洲及东南亚的华人华侨。过去，东欧苏联是华侨开发图上最大的空白地区，如今，铁幕一开，给各类华夏商人提供了全新的舞台。來源：蓝田玉PDF小说网 [ 本帖最后由指路人于 2007-10-15 11:54 编辑 ]

9layerfilm · 发表于 2009-11-27 13:23:09

看得思绪万千

zghzgh28 · 发表于 2010-8-14 16:22:37

真的写的好，可以拍部好电影了

睛天 · 发表于 2010-8-29 23:57:45

好文，像重回到90年代一样。

谁主沉浮，各凭本事！